第一篇：美國司法系統

美國司法系統

美國法院系統的突出特點是”雙軌制”，即由聯邦法院和州法院這兩個相互獨立且平行的體系組成。聯邦法院行使美國憲法授與聯邦政府的司法管轄權。在刑事領域中，聯邦法院負責審理那些違犯聯邦法律的刑事案件；在民事領域中，聯邦法院負責審理以合眾國為一方、涉及”聯邦性質的問題”，以及發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間且有管轄權爭議等種類的民事案件。州法院的司法管轄權較為廣泛。按照美國憲法的規定，凡是法律未明確授與聯邦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均屬于州法院。在實踐中，絕大多數刑事案件和大多數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審判的。

聯邦法院是一個統一的系統。它由

1.聯邦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2.13個聯邦上訴法院(Courts of Appeals)和94個聯邦地區法院(District Courts)組成。

3.此外還有索賠法院(the Court of Claims)、關稅法院(the Customs Court)、關稅及專利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等聯邦特別法院(Special Courts)。

各州的法院系統并不完全相同，但一般也都包括三級法院：

1.基層法院多稱為審判法院(Trial Court)或巡回法院(Circuit Court)；

2.中級法院多稱為上訴法院(Appellate Court or Court of Appeals)；

3.高級法院多稱為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但在紐約等州，高級法院稱為上訴法院。許多州也有一些專門法院，如遺囑檢驗法院(Probate Court)、青少年法院(Juvenile Court)、家庭關系法院(Court of Domestic Relations)和小額索賠法院(Small Claims Court)等。此外，每個城市還有自己的法院，主要負責審理交通違法、青少年犯罪、家庭糾紛及其他與城市法令有關的案件。

美國的聯邦法官都是由總統任命的；各州的法官多經選舉產生，但也有些是由地方行政長官(如州長或市長)或地方立法機關(如州議會或市議會)任命的。一般來說，聯邦和州最高法院的法官稱為大法官(Justice)，上訴法院和審判法院的法官則稱為法官(Judge)。此外，有此基層法院的審判人員還稱為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或司法官(Magistrate)。美國的法官雖沒有職稱級別之分，但人們有時也會看到”副”(Associate，或譯”助理”)法官的稱謂。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除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外，其他8人均可稱為副(或助理)大法官(Associate Justice)；而一些州審判法院的巡回法官(Circuit Judge)之下也設有副(或助理)法官(Associate Judge)。在美國，一審案件一般由一名法官獨立審判，上訴案件則由若干名法官組成合議庭(Collegiate Panel or Collegiate Bench)共同審判。

第二篇：美國司法游戲規則

美國司法游戲規則

以下13條規則出自ALAN M.DERSHOWITZ的《 The best defense》最好的辯護

1.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刑事被告是有罪的

2.所有的辯護律師，檢查官和法官了解并且相信規則1 3.違反憲法比合乎憲法更容易給有罪的被告定罪，而在一些案件中，不違反憲法是不可能給有罪的被告定罪的

4.幾乎所有的警察對于他們是否違反憲法都說了謊，而這樣做是為了給有罪的被告定罪

5.所有的法官和辯護律師都知道規則4 6.許多檢查官毫不猶豫地鼓勵警察，當他們被問到是否用違反憲法的手段給有罪的被告定罪一事說謊 7.所有的法官都知道規則6 8.大多數進行審判的法官，都會假裝相信明明在說謊的警察人員

9.所有上訴法院的法官都知道規則8，可是有許多法官仍會假裝相信那些假裝相信說謊警察的原審法官。

10.大部分法官并不相信被告對他們的憲法權力受到侵害的陳述，即使他們說的是真的。

11.大部分法官和檢察官不會故意給他們都不相信有罪（或是較輕的罪行）的被告定罪。

12.規則11不適用與犯罪組織的成員，毒販，職業殺手或潛在的高密者。

13.沒有人追求正義。

附上作者簡介亞倫－德肖維奇

美國當代最偉大的律師，曾為辛普森殺妻案，克林頓緋聞案與彈劾案，泰森案等一系列轟動全球的大案擔任辯護律師。1962自耶魯法學院畢業。28歲時成為哈佛法學院教授，是這所名校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1981年，美國刑事辯護律師協會頒獎給他，獎勵他作為學者對于美國司法體系建設的卓越貢獻。德肖維奇將自己親身經歷的大案撰寫成書，著有《厚顏無恥》，《顛覆命運》《合理的懷疑》等多部暢銷不衰的作品。其中《最好的辯護》堪稱解剖美國司法體系的經典著作。

第三篇：司法系統演講稿

點一盞小桔燈

“爐火的微光，漸漸地暗了下去，外面更黑了。我站起來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極其敏捷地拿過穿著麻線的大針，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對地穿起來，像一個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著，又從窗臺上拿了一段短短的洋蠟頭，放在里面點起來，遞給我，說：“天黑了，路滑，這盞小桔燈照你上山吧！”當我和同事打著手電筒，結束了兩家農戶之間的糾紛調解行走在返回司法所的鄉間小道上，看著手電筒投射在地面上的那一汪如月亮班的光影，我突然想起了冰心著名的作品《小桔燈》里的這一段話。

當年，在革命最艱難的時期，冰心提著小姑娘制作的小桔燈，慢慢的在黑暗潮濕的山路上行走，那小桔燈散發出的微弱光芒，照得并不遙遠，而小姑娘鎮定、勇敢、樂觀的精神鼓舞了年輕的冰心，也鼓舞了一代中國人。而今天，我們這些工作在基層一線的司法工作者，又何嘗不是一盞盞靈巧的小桔燈，用我們耐心的工作給需要幫助的老百姓一份鼓勵和溫暖呢。

回想2007年，我從教育行業走進司法系統，曾經很幼稚的認為司法工作至高無上，而我們司法工作者就像影視劇中的大司法官，嚴肅驕傲，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和畏懼。然而第一次調解糾紛，雙方當事人爭執不下，最后竟然連我們司法所調解糾紛的工作人員也被無辜的挨罵一通，我的心里涌上了很多失望，這完全不是我想象的司法工作，這拉拉扯扯、七嘴八舌的糾紛爭吵，道理說不理，說話說不通的當事人，我真的覺得這樣的工作沒有意-1-

義，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的選擇。

然而，當我從開始無可奈何的和司法所的同事們去調解糾紛，到慢慢的在糾紛調解中感受到基層司法對老百姓的幫助，看到接受司法援助的鄉親們眼中由衷的感謝甚至是激動的淚水，我重新認識到了基層司法工作重要性。

還記得有這樣一個下午：一位70多歲的老大娘，杵著根樹棍，一路詢問著來到司法所辦公室，見到我的第一眼就滿含淚水的說“同志，你們幫幫我吧，我家生了一個不孝子呀！”我們走進老人家里，首先看見的一幕怔住了我，老大娘70多歲的老伴因為挨了兒子的拳腳斜靠在院子里的蓑衣細微的呻吟，他們惟一的兒子卻不管不問。我們找來當事人，進行耐心的調解，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給老人的兒子普及了相關的法律知識，讓他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已經觸犯了法律。在我們耐心的說服和幫助下，老人的兒子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向我們和老人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保證以后要好好的贍養老人。案件處理結束以后，我并沒有太深的印象，因為這樣的案件，我們處理得很多。幾個月以后很熱鬧的一個街天，兩位70多歲的老人家來到了司法所，非要給我們一籃自家收的李子，我們當然不能收，老人紅著眼眶說：“同志，你們一定要收啊，要不是你們教育了我家那個小挨刀兒子，我們老兩口哪有現在的日子過！”我仔細一看，原來是老大娘和老大爺，幾個月不見他們的氣色好多了，衣服也干凈整潔，難怪我們一下子都認不出來了。看著老人家的變化和他們激動的淚水，我愈加認識到我們基層司法工作的重要，一起公正無私的司法判決能讓老百姓感受到公平和正義，一起家庭糾紛的調節能換來一個小家庭的和諧，一起幫助弱者的司法援助能給受助人帶來國家的關懷，一場普及法律知識的講座，能讓無知的人心懸崖勒馬，改變的或許將是一個人的一生。想到這里，我突然感受到了幸福。我們基層司法工作就是用一盞盞小桔燈，點燃著千家萬戶的和諧和幸福，照亮了廣袤的鄉村一片安寧。田間地頭，有我們調解的身影，山林村寨，是我們工作的場地。勞資糾紛，有我們的身影，征地賠償，有我們的身影，移民工作，有我們的身影，新農村建設，有我們的身影，基層一線的每一件小事或者大事，都有我們的身影，這是老百姓對我們的信任，關系著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我慶幸，我是全國名基層司法工作人員的一份子，正是我們這些基層的司法工作者，用手中的小桔燈照耀著廣大農村的和諧幸福，我慶幸全縣今年調處的8368件案件，調解成功7963件，成功率達95%，避免經濟損失169萬的成績有我一分的力量。

最后，請允許我改寫冰心《小桔燈》里的一段話來結束我今天的演講，在千千萬萬各基層司法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們交到人民群眾手中的一定是這樣的一盞小桔燈，這一盞小桔燈一定能讓人民群眾有這樣的感受：我提著這靈巧的小桔燈，慢慢地在黑暗潮濕的山路上走著。這朦朧的桔紅的光，溫暖著我的生活，基層司法工作者的公平、正義、廉潔、忠誠精神鼓舞了我，我覺得眼前有無限光明！

第四篇：美國司法審查制度

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論文（報告）

題目：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爭論

院（系、部）：法 學 院

學 科、專 業：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研究生 ：張熙宇

指 導 教 師：李寶琦 教授

延邊大學

2007年11月

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爭論

摘要：自司法審查制度創設之日起，激烈的爭論從未停止。擁護者與反對者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本文通過對兩種看法支持觀點的闡述，揭示現階段司法審查制度的研究水平和面臨問題。

關鍵詞：司法審查 支持 反對

二戰后，美國法律制度在國際范圍內的影響日益擴大，亞洲和非洲的部分國家移植美國司法審查模式并獲得成功的實踐，使美國式的司法審查制度具有了普適性的意義。而美國憲法在域外強有力的影響也許由于它的司法審查非常成功。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司法審查是指“法院審查另一個或另一級政府部門行為的權力，尤其指法院使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違憲行為歸于無效的權力。”而各方學者也對美國司法審查制度是否應該存在有著激烈的爭論，下面就爭論的各方的觀點一一闡述。

一、支持司法審查制度的觀點

綜合各種表示支持的觀點，其依據主要是以下幾點:

(一)憲法是國家基本大法，享有至高無上的法律地位，效力高于所有其他法律，其他普通法律的制定只是將憲法的規定具體化。因此，違反憲法的法律自然無效，否則，怎能體現憲法的最高地位，又如何維持憲法的最高法律權威?

(二)根據“三權分立”原理，法院作為適用法律的機關獨立于立法權和行政權，當然享有對法律和憲法的解釋權，并以此來制約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將司法審查作為司法機關制衡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的有力武器，有利于維護法院的獨立性，保障法院獨立地位的實現。在現代民主國家，握有主權的人民表達在憲法中的意志自然應當高于由代表所組成的議會表達在法律中的意志，當人民意志和國會意志不相協調甚至存在沖突時，法院自然應當選擇服從和尊重人民的意志，適用體現人民意志的憲法。

(三)法院與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相比，無疑擔當著‘憲法守護神”的重要角色。在立憲民主政體中，人民并非時時處處都能影響和左右政府各個分支，特別是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政治權力和政治行為。任何立法程序都有可能被濫用或歪曲用來制定違反基本立憲民主原則的法規。正當而公正的憲法理念總是通過最合乎理性的政治正義來確定，而不是由實際政治過程的結果來確定。美國最高法院就適合于這種立憲民主理念，即一種保護較高法律—憲法制度設置的理念。通過運用公共理,勝，法院將使法律免受短暫的大多數立法的腐蝕，或者免受那些組織化的和占據優勢地位的狹隘利益集團或群體的腐蝕。因為具有司法審查權的法院可以宣布有關的法律決定、措施等是違憲的，從而使法院的這種決定通常在合乎理性的意義上符合憲法本身及其確立的各項民主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法院通過運用其違憲審查權，不僅維護了憲法、維護了法院自身的獨立性，而且還從根本上維護了憲法所體現的民主原則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反對司法審查制度的觀點

盡管支持司法審查的人列舉了種種理由，但是，司法審查制度仍然招致各方的批評和攻擊，這些批評主要有:

(一)對司法審查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提出的質疑

這主要體現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法官吉布森(Gibson)在埃金訴勞布(Eaki。二Ruab)(1825)一案中提出的異議。吉布森首先承認了馬歇爾判詞中的如下觀點，憲法有可能與國會立法相矛盾，如兩法相抵觸，顯然憲法高于立法。但是，吉布森認為，不應該由司法機關來宣布違憲無效。如果由司法機關來作為違憲審查的機構的話，那么司法機關一定是一個特殊的機關，它可以修改立法，并且糾正立法機關的錯誤，但我們從憲法的哪一條文可以找到這種特殊的地位呢?宜布一部依據憲法規定的形式所制定的法律無效，這不是篡奪立法權嗎?吉布森又說，正如馬歇爾自

己所說，司法機關的任務就在于解釋法律是什么，那么司法審查權力來源何在?吉布森認為，它不僅在憲法上沒有根據，在理論上也不應有此權。如果有突，司法權將凌駕于立法權之上。其次，如果說應由司法機關來闡明和審查什么是法，那么，司法的這種審查權有沒有限度?限度在哪里?“對于這種審查應有某個限度，任何人都不能主張法官有權下令重新舉行大選或者審查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資格。”這個問題，在馬歇爾的判詞中沒有回答，這也是馬歇爾判詞中最致命的漏洞。再次，司法機關有權解釋憲法，那么立法機關至少也有同樣的解釋憲法權，不解釋憲法怎么可能依據憲法的精神去制定具體的法律呢?吉布森的理論顯然言之有據，同時他還指出，如果立法機關有錯誤解釋憲法的可能性的話，司法機關也不能避免這種可能性。如果法律根據憲法規定的形式得到通過，他們就不違憲。制定和解釋法律并不是同時發生的行動，由于司法機關未被要求去贊同法律的制定，它不會在制定的結果違背憲法時也跟著違背憲法，那么就應該把錯誤都歸咎于立法機關，并且把所有責任加在它之上嗎？最后，馬歇爾曾說，法官就任時對憲法宣誓效忠，因此，法官只能適用憲法。針對此論，吉布森說，支持憲法的宣誓并非為法官所特有，而是不加區別地適用于每個政府官員;且它是被設計來檢驗人的政治原則，而不是在履行責任時約束官員。吉布森又說，即使假設宣誓的目的是在法官履行公務責任時確保其對憲法的支持，這也未必授權法官去判決立法的合憲性問題。宣誓更可能被設計來保證每個不同分支的權力不被任何其他分支所篡奪，因此，官方宣誓僅僅和官員的公務行為有關，它并不能授權官員偏離其尋常事務的軌道，去搜查其他分支的事務是否違反了責任，也不像想象中那樣定義了官員的權力。吉布森從四個不同的角度向馬歇爾的司法審查理論提出了全面的挑戰。吉布森的駁斥雖不能說無懈可擊，但可以說是相當有道理的。許多人也認為，馬歇爾的說理的確存在著難以令人信服的一面。

(二)對司法審查的公正性質疑

美國當代批判法學派代表人物喬治敦大學的法學教授馬克·圖什內特(MarkTushnet)對司法審查模式的公正性持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首先，司法解釋不具有決定性。這就是說，法院沒有能力解釋憲法。因為法官解釋憲法，必須通過歷史知識，發掘立憲意圖，以此為依據解決問題。但歷史即使對歷史學家來說也是模糊不清的。此外，法官要研究立憲者的意圖也是不可能的。立憲者的意圖并不僅僅建立在對歷史人物思想的個別信念和目標的確認之上，而且還建立在對一個歷史時期廣泛的社會矛盾與沖突的理解之上。這遠非法官能力所及。因此，法官的裁決缺乏可靠的基礎。其次，司法活動不具有中立性。法官的中立性顯然是受制度約束的，即‘沖立性”的概念本身來自于先前人們對何為中立性的理解。因而中立性并不中立。另外，中立性原則要求法官判決前后一致，但翻開最高法院的判例匯編，遵循先例原則已赫然面目全非，對同一個問題的處理往往可以找到截然不同的處理辦法。可見，司法活動并不是一個客觀、中立的過程，而是一個法官選擇與操縱的過程。

(三)對司法審查作用的質疑

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的初衷是為了協調彼此沖突的利益、促進社會進步，但在某些時候司法審查卻走向了反面。在裁決過程中，法官在聲稱依據憲法和法律的同時，往往摻雜并固守著那些憲法和法律無法提供的道德、哲學和社會觀念，而置發展了的或尚處于變化中的社會現實于不顧。這就可能導致司法專橫和阻礙社會進步的結果。從美國內戰前夕的斯科特訴桑德福德(Scotv.Sandford)等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專橫和阻滯社會進步的影子。此外，法院的審查是否實現了正義值得懷疑，路易斯·亨金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法院的政治問題回避審查原則表示質疑，“我不同意那種認為就憲法規定來講對外事務總是‘特殊，的觀點”，“并非每個涉及對外交往事務的問題均是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抉擇問題，并非每樁同國家安全這一模糊概念相關的行為，均是急迫得可以侵犯重要的個人利益為代價的，而且司法機關在解釋制定法時并非總是存在著尊從行政的必要性。路易斯，亨金表示最高法院往往以政治問題為借口回避對某些問題進行審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審查制度的作用。

總結盡管美國學界對司法審查制度褒貶不一，但實踐證明，美國法院手中的司法審查權確實是制約國會立法、限制行政擴張、保持分權制衡格局穩定的有力依據。這一制度對促進我國的憲法司法化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第五篇：律師與美國司法

律師與美國司法

美國法律制度隸屬于英美法系。在核心的庭審環節中，與大陸法系明顯不同，法庭采取以律師辯論為主的抗辯制方式進行。因而可以說，律師在美國整個司法體系中發揮著極其重大的作用。在美國的里程碑式案例——辛普森殺妻案的司法實踐中，“天價豪華律師團”作為一個最為奪人眼球的元素出現在公眾視野前。因此，經過閱讀相關參考書目后，我想從律師的角度入手，考察美國的抗辯式庭審法律制度。律師，究竟是成為了正義的推手，還是金錢的仆從？

首先，辛普森辯護案的“明星辯護律師團”的標志性特征便是價格及其昂貴。他們在使辛普森獲得無罪判決的結果中可謂功不可沒。那么，在這種律師作為關鍵角色出現的抗辯制中，“昂貴”是否成為了實現法律資源公平的門檻？即法律在實現過程中是否破壞了作為其基礎的公平公正等核心價值。不可否認，律師與一般人一樣，在自我規制過程中存在著自利的傾向。通過市場競爭的過程，法律服務越好，收費越高。即能力越是出眾的律師，他們為經濟實力越雄厚的委托人代理的可能性就越大。可以從辛普森案的辯護過程中看出，首先，辛普森的律師團運用了大量“技術性辯護”，通過種族主義等字眼對陪審團施加諸多影響。而事實上根據調查，在美國的刑事法庭上，像辛普森這樣因獲得了律師熱心辯護而“逍遙法外”的委托人還是少見的。與之相比，更常見的是代理不足而非代理過度。雖然貧窮的被告有權要求法庭指定律師，但由于律師所獲利益不足以支撐成本，大多數律師還是傾向于進行辯訴交易。其次，辛普森團隊依靠出色的法醫專家找出了公訴人偵辦程序中的重大缺陷。這些在重視程序正義的美國法庭上給當庭的陪審員們施加了極大影響，也為其獲釋奠定了基礎。在犯罪嫌疑人個人與檢方的對決中，檢方一般更常處于資源的優勢地位。由于財力的不平等，依靠傳統的抗辯方法揭露對方專家證詞中的錯誤，最大的問題就在于不是所有訴訟方都承受得起有效挑戰的成本。而公訴人和企業被告通常能負擔大大超過他們對手的專家來幫助自己。只有在辛普森這樣極少數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被告律師指出了公訴人證詞的重大缺陷，但是據稱他們在此過程中卻耗費了幾百萬美元。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刑事案件的被告并沒有能力獲得這種幫助。所以，無論是市場力量還是律師管制制度，都不能有效抵消這些結構性激勵因素的缺憾。只要委托人的資源或經濟利益太少而無法支付充分代理所需要的費用就會導致不合理的辯護。極端甚至出現了針對不負責任的律師“在庭上睡覺的三段論分析”。美國司法的探求理論的根本前提是：正確的結果產生于在公正的法庭上進行忠于當事人各方的競爭性陳述。但事實上，很多糾紛都未進入訴訟，進入的超過90%都在庭審前和解，經過庭審的也很少符合理想化了的對抗制程序模式。此模式的前提即為：對抗雙方具有大體相等的動機、資源、能力以及獲得相關信息的機會。事實上由于貧富差距、訴訟成本高昂、人們不能獲得均等的法律援助機會，這些理性化的對抗制程序模式更像是特例。因此所謂“司法的競技理論”的基礎就變得搖搖欲墜。“對于法院的老手來說，許多陪審團就像是12個決定誰的律師更好的人，而決定法律高手分配的通常是金錢而不是公正。”對抗制允許委托人用錢購買正義，只要他們買得起。法律直接面臨著成為有錢人工具的危險。可見在以律師為主角的高度市場化的抗辯制下，金錢對法律正義構成的影響力之甚。

其次，對于辛普森案，在絕大多數民眾都認為他有罪的情況下，辛普森通過天才律師的幫助被無罪釋放了。這給輿論前所未有的沖擊。人們將之視作美國法律正義的崩潰。那么，在辛普森“明顯”犯下殺人罪行的情況下，律師們應不應該為他作無罪辯護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刑事案件中，辯護律師實際是最重要的角色，作用在于確保無罪推定和防止檢察權的濫用。當然他們有時被英雄化，有時被妖魔化。在每一個訴訟階段，審判程序的設計既要降 ①

①《為了司法/正義：法律職業改革》 【美】德博拉·L·羅德

低錯判無辜的風險，又要確保所有人都能夠享有正當程序。所有制定法和憲法上的制度設計都立足于以下前提假設：被告有一個誠摯的律師代表著他的利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的正當性正是依賴于稱職的、具有職業道德的辯護律師們的參與——他們勤勉

②地幫助當事人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因為事實上有罪并不等于法律上有罪，從事了犯罪行為的委托人常常可以運用正當防衛來減輕情節。同時，罪行最殘忍的案件也是公訴人最想勝訴的案件，這些案件也是政府最有可能濫用權力的案件，因而辯護律師進行審查的需要也就最強烈。美國訴訟程序對“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的可能性以及對其個人的生命、自由和尊嚴的影響”采取特殊的保護措施，這些措施即包括無罪推定、免于自證其罪和法律代理權的保障。如果律師因為委托人看似有罪或暴露了某些有罪的信息就取消其辯護，那么程序保障機制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執行。律師提出強烈質疑的這種可能促使執法人員更好地行事職權并尊重個人權利。就好像在辛普森案偵辦過程中，檢方對證據采集的巨大疏漏所帶來的深刻教訓為其今后的規范辦案敲響了警鐘。不可否認，不受制約的檢察權具有危險性，我們保護個體權利的文化承諾是以司法界同樣承諾為這些權利進行辯護為前提的。因而，堅持檢方應該遵守法律程序的律師實際是在維護法治。律師的積極辯護是美國的司法制度落實的中堅力量。但是公眾依然對這些律師們心懷芥蒂。雖然人們承認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但在實踐中又認為罪犯的權利不應該高于無辜受害者的權利。這些律師難道可以將人的最基本道德放在一邊而只顧自己的職業利益嗎？這也是在辛普森案中，人們對這些天價律師們為一個“明明犯下殺人罪行”的富人作無罪辯護的最為詬病之處。在強調競爭性的抗辯制司法程序下，律師在忠于當事人與恪守道德規范的沖突應怎樣調和？對于律師的角色定位，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是：律師應該保持道德上的中立，應該盡職為委托人辯護而不是評價委托人。根據個人權利理論，建立在道德中立基礎上的“忠于當事人的原則”是保護人類自由與尊嚴的最有效途徑。美國這種對忠于當事人的程序的信任是一種更廣泛的世界觀的一部分，而正這種世界觀構成了美國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基礎。優先考慮人身自由的做法根植于一種更加寬泛的文化信仰。如果律師業以自己的道德價值來篩選案件的話，那么個人自由便會處于高度危險之中，結果便可能是“律師獨裁”。大多數律師認為，司法界對于正義并不享有任何特權，對于其正義觀念也不該承擔任何公共責任。合理的代理并不是對委托人行為的認可。保證一個有效的代理不僅有利于避免一些非正義的結果，同時也強化了各種社會價值觀和表達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

但是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如果人們不能大致公平地獲得法律；如果遵守程序正義的結果往往是破壞了實質正義，那么法制體系就喪失了“公正”這一基礎。現在的問題不是律師有什么權利“強加”其道德觀念，而是他們有什么權利免于承擔所有人應該承擔的基本道德責任，不對其行為后果負責。律師們“道德上保持中立的承諾大多成為律師們代理聲名狼藉的富人的正當理由，而沒有成為律師們代理名聲不好的窮人的正當理由。”這或許就是現實的另一個側面。如果法治賴以存在的制度框架遭到侵蝕，那么無論是律師還是委托人的長期利益都無法得到滿足。單純忠于委托人利益的職業角色會破壞法律秩序。耶魯法學教授羅伯特-高登說過：“為了委托人利益，提供許多法律咨詢并助長違法行為的律師，很可能使法律歸于無效。”從長遠看，一味追求委托人個體的自我利益很可能導致委托人整體的自我毀滅。那么抗辯制中律師對委托人的忠誠與對道德的服從之間的矛盾應該怎樣調和呢？律師應該怎樣為其辯護行為承擔道德責任呢？

律師不能僅僅依靠某種理想化的對抗制和立法程序模式來應對道德困境，要根據在特定情形下系爭的全部社會利益來評價其社會義務，不能簡單地退避帶某種固定的角色觀念中。即否認個人為公共后果承擔責任的角色觀念，或者過分考慮委托人和律師自身利益的角色觀念。有道德感的律師需要考慮委托人的長期利益和短期需求。委托人的信任和機密有權獲得 ② 《美國刑事訴訟法精解》第二卷 刑事審判 【美】約書亞·德雷斯勒 p49 重視，但必須與其他同樣重要的價值進行權衡。律師們有責任防止第三方受到不必要的傷害，尊重法律體系所賴以建立的誠實、公正、誠信等核心價值，促進整個法律體系的公正和有效。因此在為當事人出謀劃策時至少應當從道德上提出廣泛的參考意見，以免助紂為虐。

我想，抗辯制下的美國律師制度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但律師不能將其職業范式或利益置于作為一個公民所必須的道德底線之前。無條件地為當事人辯護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如果美國的律師將對抗辯論制更多地看作是對真理的尋求而不是一場競技運動，那么這些道德標準就不會看似不公正了。”另外金錢在抗辯制下所起的作用有些過于強大了。如果對律師有其他的激勵因素，如改善法庭指定律師的工作條件及社會的法援制度，以使法律資源的獲取更為平等。為了使對抗制不會干擾發現事實和尋找解決方案，律師需要更加坦率、協作、文明。結果可能是更少的訴訟費，更少的相互攻擊和不公正。從長遠來看，如果體制的核心目標是公正和真理，而不是因律師運作和產生的偶然性副產品，那么委托人也會像普通大眾一樣從這樣的體制中獲益。

這一次對美國法律制度的學習，我參考了一位美國學者對本國律師制度及抗辯式制度的分析。她主要從批判美國司法制度的角度，試圖尋找使這種法律體制更臻完善的出路，但不可否認美國現代的高度發達與其有效的司法體制是分不開的。中國與美國隸屬不同法系，律師行業的發展也遠不如美國那般壯大，但無論從正面：律師為委托人盡責；還是從反面：律師遵守基本的公民職責，中國的律師行業需要學習的都還有很多。中國在完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的司法實踐從另一個側面可以給中國未來的司法建設帶來諸多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