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的王要成因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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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的王要成因及對策 作者：肖本華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5年第02期

[摘 要]當前我國農村民間金融仍然在農村金融供給中發揮重要作用，文章探討了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的主要成囚，并在此基礎±提出今后對待我國農村民間金融一是要有正確的認識；二是要適度和園地制宜發展農村民間金融。

[關鍵詞]農村；民間金融；成因；對策

[中圖分類]F830．6

[文獻標識碼]A

第二篇：論我國城市道路交通阻塞成因及對策

試論我國城市道路交通阻塞成因及對策

【摘要】 如何緩解城市道路交通擁堵問題，保障城市交通暢通無阻，已經成為中國城市道路交通面臨的共同課題。要成功解決城市道路交通擁擠問題，一是科學規劃城市交通組織管理；二是發展公交優先戰略，科學優化城市交通結構；三是完善城區道路交通網絡，大力發展城市快速交通；四是用政策扶持，加速停車場（庫）建設；五是發揮科技手段，實現道路交通管理由經驗型管理向科學化管理的轉變。

【關鍵詞】 城市道路；交通阻塞；公共交通；科學管理

城市是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信息中心，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基地。城市交通是維系城市這個有機整體正常運轉的基本條件，暢通的城市交通對城市的發展，吸引投資，改善居民生活條件，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實現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具有重要的保證和促進作用，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品位的重要指標。城市交通擁擠是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必然結果。處理城市交通與城市發展的關系，要遵循節源開流、交通總量消減的總原則。

一．我國城市道路交通發展的現狀

城市道路交通擁擠主要表現在：市內機動車行駛速度下降，流量飽和的道路路口增多，交通堵塞發生的次數增多。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持續發展，各市政府在基礎設施和拓建、新建道路中不斷加大投入，城市道路的建設和相關設施建設有了較大的改善，但是隨著城市機動車增長迅速，城市中非機動車主要是自行車占有較大比重，市區人口稠密，道路狹窄、功能老化和交通設施滯后，商業區過于集中，致使人、車、路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形成了我國當前的城市交通特點，從而大大增加了交通規劃、組織管理的復雜性和難度，給我國城市交通帶來了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

我國城市一方面城市道路建設飛速發展，另一方面城市機動車數量也在猛增，二者齊頭并進的直接后果是城市交通時常陷入癱瘓，嚴峻的現實告訴我們：盲目擴建道路不是辦法，借鑒國外大城市規劃和交通道路管理經驗——軌道交通才是緩解城市交通擁堵的金鑰匙。在我國城市軌道交通大力開發條件還不成熟的時候，發展公共交通就成了我國城市當前的需要。我國公交的現狀：公交出行比例下降嚴重；公交車速嚴重下降；公交服務質量相對下降。

二．我國城市道路交通擁擠的原因

隨著城市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城市道路交通不適現象日趨明顯，“行車難”、“走路難”已成為全國大中城市的通病，并不斷向小城市、新型城區和中心鄉鎮擴散蔓延。按現行發展趨勢，五至十年或二十年后，“病城”現象及其產生的負面效應，將是桎梏我國城市綜合發展的重疾頑癥。造成我國城市道路交通擁擠的主要原因有：

1、車總量增長過快，道路增長滯后于交通總量增長，道路交通供需不平衡。2004年我省機動車總量約612.19萬輛比2003年532.37萬輛增長了19.13%，2005年我省機動車總量約686.61萬輛（其中還不包括拖拉機，拖拉機約有22萬輛），跟前一年比增長率為12.16%。與之相比，道路的增長速度就慢多了。

2、城市建設和宏觀管理部分決策不科學，沒有充分考慮道路交通需求。一是臨街建筑、大型商業網點及娛樂場所等大型交通流匯集場所設置不合理，不具備足夠的停車場位置及人流物流通道，無法進行科學有效的交通組織；二是公交發展

水平跟不上城市發展步伐，站場建設嚴重滯后，線路站點布局不合理。

3、城區道路路網結構有待進一步改善，道路整體通行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一是斷頭路仍然存在，嚴重影響了路網整體通行能力的提高；二是現在道路通行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4、公共停車場建設嚴重滯后，且管理不規范，機動車路邊違章停車現象嚴重，經常引發交通擁擠。因為歷史欠帳太多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城市的停車場建設遠遠滯后于機動車的發展速度，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并且管理不規范，部分停車場處于閑置狀態，有的甚至被挪作他用或改變了用途。

三．解決我國城市道路交通擁擠的對策

（一）科學規劃城市交通組織管理，不斷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決策科學化程序，確保管理措施的合理性和實用性。

盡管從理論上講，通過不斷地修建道路總能解決城市交通擁擠問題，但由于道路建設資金及城市空間的限制，道路數量不可能按需增長。隨著交通走廊的新的道路建設降低了出行時耗，但同時也吸引了其他道路以及其他交通方式的交通量轉移。因此，在現代城市交通管理工作中，應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治理當前城市交通問題，充分挖掘現有道路的通行能力，使交通運行按全地區干線和其他重要街道網規劃有次序地得到改善，并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道路系統的利用效率。

（二）堅持發展公交優先戰略，科學優化城市交通結構，最大限度地減緩城區交通總量增長。

“公交優先”的提法起源于法國，現已逐步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解決城市交通擁擠的有效途徑，據有關資料統計，就合理分配社會資源而言，“公交優先”也是不容置疑，與其他社會車輛相比較，同一單位時間里運送同樣的人，如果選擇公交方式，所占用的道路空間大約只是其他車輛的1/5到1/20。近30多年來各國效仿治國，從規劃用地、稅收、財政補貼等方面對公交進行扶持，在公交優先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開辟公共交通專用車道，采取公共交通優先信號控制系統，在交通法規中充分考慮公共交通優先通行、限制小汽車在城區的使用等。在實施暢通工程工作中，公安部、建設部也特別強調了“公交優先”理念，要求全國各大中城市必須大力創建“綠色交通”，堅持公交優先發展戰略，從而促進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解決城市交通擁擠問題。

一是設置公共汽車專用通道，提高市民乘坐公交車的積極性。在城市外圍地區先行建設公共汽車專用路，城市中間密集地區有計劃地規劃、拆遷和預留，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建設和浪費。同時，在已建成的城區主要干道大力開辟公交專用道，設置專門隔障，使其他車輛無法隨意進出，并在一些道路路口實行公交路口信號燈優先放行，在城區所有禁止社會車輛轉彎的路口，均允許公交轉彎等措施。由于公共汽車專用系統在運輸能力上與鐵路相差不大，每小時可運送9000人以上，完全可滿足城市中長期發展需要。二是全面優化調整公交線路布局，不斷提高公交服務質量，大力吸引公交客流。以城區取締“中巴”營運為契機，靈活安排公交線路，在連接市區與郊區的公交線路上設置公交專線，禁止中途停靠，并大力推行“駐車換乘”交通方式，在各大型交通樞紐和車站，設計規劃修建小汽車停車場，小汽車使用者憑公交月票免費存車，以鼓勵小汽車換乘公交車輛。同時，在市區火車站、人口集中的居民區以及商貿中心設立專線車，將公交線路延伸至市區各個角落，直至各大型市民居住社區；在不影響交通的前提下，加大公交線路和站點密度和公交車輛運行頻率，并大力強化公交從業人員文明服務和文明交通素質，提高公交車輛檔次和按時到位準點率，逐步增大公交車輛單車運

力，給乘客創造一個安全、舒適、快捷、方便的乘坐環境。

【參考文獻】

1．王煒，陳學武，陸建．《城市交通系統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系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關宏志，劉小明．停車場規劃設計與管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3．王煒，楊新苗，陳學武．城市公共交通系統規劃方法與管理技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4．翟忠民．道路交通組織優化．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5．潘海嘯，杜雷．城市交通方式和多模式間的轉換．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6．董國良，張亦周．暢通城市論——21世紀城市交通與城市規劃．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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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少數民族地區民間糾紛成因及對策

少數民族地區民間糾紛成因及對策

[摘要]本文以云南省蒙自縣人民調解的民間糾紛為視角,調查了該地區民間糾紛現狀,并通過分析該地區民間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相關對策,以完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調解制度、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關鍵詞]民族地區;民間糾紛;云南省蒙自縣

[中圖分類號]D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0)22-0092-03

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不斷顯現,人民群眾之間發生的民間糾紛有所變化。作為化解民間糾紛的第一道防線――人民調解制度,由于機制滯后于社會發展變革,難以適應社會現實的要求,直接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成效。對此,筆者認為,一方面,應當加強人民調解制度的建設,充分發揮其定紛止爭作用;另一方面,應當探討民間糾紛的成因及預防對策,把糾紛消滅在萌芽狀態。

一、蒙自縣民間糾紛概況

蒙自縣是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位于云南省紅河州東部,是紅河州州府駐地。下轄11個鄉(鎮),86個村民委員會,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79.3%,彝族、苗族、回族、壯族等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57.84%,山區面積占總面積的75.6%,民族分布具有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蒙自縣已建立157個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調委會”),其中,村(居)調委會101個。總體而言,蒙夏縣的人民調解組織已經形成了三級調解網絡,基本上滿足了基層預防和化解民間矛盾糾紛的需要。自2005至今,全縣每年調處民間糾紛2000起左右。2009年,全縣共處理1550件民間糾紛,其中,婚姻家庭糾紛438起,鄰里糾紛429起,房屋宅基地糾紛152起,合同糾紛47起,賠償糾紛120起,土地承包糾紛120起,征地拆遷5起,另外多個職能部門聯合處理臨界糾紛2198起。調解成功率為97%。①蒙自縣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對于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和諧社會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少數民族地區民間糾紛現狀

近五年內,蒙自縣民間糾紛的98%是少數民族地區村民之間的糾紛,其中,婚姻家庭糾紛占30%左右,鄰里糾紛占35%左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轉型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少數民族地區民間糾紛的現狀。

(一)鄰里之間的土地糾紛逐年增多且糾紛性質日趨復雜化

隨著人口不斷增長和土地的大量被征用,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的日益緊缺,為爭奪土地和水資源的糾紛有上升趨勢,這些糾紛往往涉及家庭之間、家族之間、鄰村之間、民族之間的利益;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加快,由城市建設規劃引起征地補償糾紛;村民之間因通行、采光、房檐滴水等問題的產生沖突不斷發生,并且日益復雜化;農村地區,因進城務工而簽訂土地出租合同引發土地糾紛數量逐年增加;部分村民本著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原則,互換土地耕種引起糾紛,起因由簡單的用水等發展到土地收益、土地征用等方面,糾紛越來越復雜。

(二)婚姻家庭糾紛數量明顯上升

婚姻家庭糾紛具體表現為贍養糾紛日益增多(贍養糾紛上升趨勢較明顯,②每年占蒙自縣已調處糾紛的15%左右);家庭內土地使用權糾紛大量出現,外嫁女土地使用權是我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制度問題,由于風俗習慣的影響,此問題成為少數民族地區家庭內部糾紛的主要成因;婚姻關系變化引起的家庭內部糾紛有所增加。

三、少數民族地區民間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

(一)缺乏利益協調機制

利益沖突是引起矛盾糾紛的根本原因,這既有體制轉軌的影響,又有經濟比較落后、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不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因素。③市場經濟體制下,少數民族地區的村民,有些走上脫貧致富道路,有些卻淪為貧困群體,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他們的權利意識不斷強化,為維護既得利益或謀求更大利益,村民之間就不可避免產生矛盾。同時,地方政府官員公共服務意識不強,決策機制滯后,未及時采取相關措施而導致糾紛不斷產生。

(二)缺乏道德教育和約束機制

隨著農村社會的深刻變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理念和城市文明對農民原有的道德理念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和沖擊,多元價值取向給農村社會帶來觀念更新、思想活躍的同時,也常常導致農民思想混亂、是非模糊。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狀況明顯落后于城市,部分地區雖有道德教育但流于形式,并且缺乏一定的約束機制,從而形成了道德“真空地帶”,導致村民失去價值判斷的參照標準。加之利己主義盛行,廣大村民的道德導向由道義導向逐漸向利益導向轉變,農村道德水平整體下降成為一個不可爭議的事實。正因為道德水平下降,夫妻不和、老無所養、鄰里不睦的情況才逐漸增多,婚姻家庭、鄰里糾紛成為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調解委員會處理的主要糾紛。

(三)村民自治組織、村級人民調解員工作積極性不高

我國90%以上的矛盾糾紛發生在農村,村級人民調解員主要由村干部擔任。后稅費時代,村民自治組織職權弱化,活動經費也存在一定的困難,廣大村干部未認真履行辦理本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職能。相反,出現了對村民反映的問題推諉拖辦,對村民的正當要求置之不理;或者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怕得罪宗族、家族,對工作敷衍了事;或者“官本位”思想嚴重,以權謀利,與民爭利,在發放糧食直補款、土地承包、宅基地的使用問題上有私心;或者村委會和村黨支部工作關系不協調,致使村民之間矛盾糾紛不斷產生。同時,身兼人民調解工作的村干部,也因調解工作經費無保障,對調解工作缺乏熱情,放任糾紛苗頭擴大或者激化,造成調解工作未落實的負面影響,不利于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四)村民文化程度偏低,法治觀念淡薄

筆者調查的個案中,有爭奪水資源引起兩村村民的爭議,后演變為群體性事件;有村民因民事爭議而使糾紛性質轉化,如村民甲(彝族)與村民乙(苗族)簽訂土地出租的口頭協議,因租期發生爭議而雙方大打出手致人重傷,糾紛性質由民事案件轉為刑事案件。究其原因,主要還在于該地區人民群眾法治觀念淡薄。少數民族地區地廣人稀、居住分散、教育普遍落后,農村法治建設起步較晚,普法宣傳流于形式,廣大村民法治觀念淡薄。因此,日常生產生活中,有村民為一己之利,不惜越界行為而違反法律法規,或者自身權益受到侵害后不知如何維權,引發大量糾紛成為普遍現象。

(五)少數民族地區風俗習慣導致民間糾紛

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我國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成為約束該民族的行為規范。如彝族由兒子贍養父母、④“掛紅線”、⑤“開除村籍”⑥等習俗,在蒙自縣廣大農村地區起到規范作用。隨著村民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有人逐漸認識到部分風俗習慣與現行法律、法規有沖突,當涉及自身利益時,因是否適用該風俗習慣而產生糾紛。筆者調查過這樣一個個案,蒙自縣某村六兄弟姐妹發生贍養糾紛,父母是70多歲的彝族老人,四個兒子因是否適用習俗發生爭議,相互推諉贍養父母的責任,兩個已出嫁女兒愿意贍養父母(不分任何娘家家產),但迫于傳統習俗的壓力而不敢明確表態。后經村調解小組努力,根據習俗達成四個兒子贍養父母、父母去世后由四人繼承遺產的調解協議。因風俗習慣引發的糾紛,若處理不當會導致矛盾激化。此類糾紛約占蒙自縣每年調處糾紛的10%左右。

四、預防少數民族地區民間糾紛產生的對策(一)高度重視少數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完善利益協調機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過程。預防糾紛的產生,歸根結底必須以經濟的發展為前提,而經濟發展又以人才為基礎。因此,首先,應高度重視少數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從基礎教育抓起,有計劃、有步驟、認真扎實地發展教育事業,不斷提高該地區人民文化水平,繼而提升其綜合素質。其次,中央政府應當加大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扶貧力度,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緊緊抓住機遇,積極發展地方特色經濟,千方百計增加村民收入,不斷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再次,完善地方利益協調機制。地方政府要加快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提升政府服務水平,充分發揮公共政策調節利益關系的功能,不斷均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如完善農村開發建設中的土地征用補償制度、土地承包管理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不斷健全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

(二)加強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道德水平下降是少數民族地區糾紛大量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少數民族地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重視農村道德建設,不斷提升村民道德素質。首先,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指導下,對村民進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解決村民思想上的困惑;將道德教育與經濟發展相結合,讓村民感受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學習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美德,規范村民行為,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其次,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文化水平較低,進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必須加強該地區基礎文化設施建設,使廣播、電視、新聞等傳媒對農村道德教育充分發揮影響力和滲透力;⑦再次,基層黨員干部要重視自身的道德建設,在廣大村民中發揮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引導村民重視道德修養,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三)大力加強法治宣傳教育,不斷增強村民法治觀念

法治社會,人人都應具有法治觀念。少數民族地區村民法治觀念淡薄是引發矛盾糾紛增多和加大解決難度的重要原因。預防該地區糾紛的產生,必須加強法治宣傳教育。首先,明確少數民族地區法治宣傳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學習法律知識,更重要的是樹立法治觀念,不斷增強村民知法、用法、守法能力,提高自我約束能力,自覺遵守村規民約。其次,法治宣傳應注重實效,采取村民喜聞樂見的方式,開展多渠道、多方式的法治宣傳活動,真正讓村民學到知識。如公開調解部分典型糾紛(必須征得當事人同意),給村民上一堂很好的法治宣傳課;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可進行法律咨詢,并鼓勵村民多收看收聽法治節目。最后,法治宣傳的內容應當突出實用性,即與村民的生產、生活密切關系,如婚姻法、繼承法、土地管理法、農業法、合伙企業法、訴訟法等。⑧

(四)健全以人民調解為基礎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增強工作成效

增強以人民調解為基礎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的成效,是少數民族地區發揮人民調解優勢、預防糾紛發生的重要對策。第一,加強人民調解隊伍建設。人民調解員來自基層,遍布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貼近群眾,能及時發現糾紛。地方司法行政部門要對人民調解員定期培訓,不斷提高其業務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質,著力“抓小”、“抓早”、“抓苗頭”,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第二,加強人民調解制度建設,使調解工作規范化、合法化,便于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銜接,增強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成效。第三,完善治安聯防、司法、行政等職能部門共同排查矛盾糾紛協調機制,形成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配合的大調解工作體系。比如,婚姻家庭等一般糾紛,由人民調解組織排查處理,涉及土地承包、村務管理、土地征用等重大、復雜糾紛,由司法所受理后,根據糾紛性質分流到相關職能部門調處,由各職能部門將處理意見反饋到司法所,再告知當事人,使矛盾糾紛處于規范的流程中,有利于基層社會的穩定。第四,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人民調解經費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給予制度性保證,充分調動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積極性,才能及時化解矛盾糾紛,增強人民調解工作的成效,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社會的和諧。

[注釋]

①上述數據來自蒙自縣司法局2009年統計數據。蒙自縣土管部門于1982年頒發給農民自留地、自留山土地使用證,在2007年開始換發自留地、自留山土地使用證時,村民之間發生權屬爭議,針對此類糾紛的特殊性,蒙自縣采取縣司法局牽頭,多個職能部門聯合處理的方式解決糾紛,故此類糾紛單列。2007～2009年,共處理3748起民間糾紛。

②在蒙自縣乃至紅河州內少數民族地區,家庭內部糾紛主要采用家族內部解決、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人調解。近幾年,人們觀念發生轉變,逐漸接受人民調解。此處說的明顯是指人民調解組織處理贍養糾紛的數量上升較快。

③劉中起:《快速轉型時期我國社會矛盾化解新機制探索》,《華東理工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④該習俗的主要內容是:父母年老時由兒子盡贍養義務,女兒不贍養父母,父母去世后,父母的遺產只能由兒子繼承。如果沒有兒子,就由家族內同輩兄弟姐妹的兒子“過繼”,再贍養繼父母。

⑤在蒙自縣的廣大農村,婚前都有送彩禮的習俗,此習俗稱為“掛紅線”。

⑥“開除村籍”,不僅存在于少數民族地區,一度也曾是漢族地區鄉村隊嚴重違反鄉規民約者施以的嚴厲處罰。

⑦郭良婧:《論當前農民道德素質的提升》,《學術論壇》,2010年第8期。

⑧楊彥增等:《農村糾紛解決之困境及對策》,《沈陽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第四篇：我市農村民間矛盾糾紛的現狀成因及對策淺析

我市農村民間矛盾糾紛的現狀成因及對策淺析

市司法局副局長 劉啟奎

發展是第一要務，而穩定是保障發展的重要前提，在經濟建設快速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各種利益關系發生重大調整，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發生重大變化，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也不斷涌現，隨之而來的各類社會矛盾糾紛也日益增多，特別是農村民間矛盾糾紛進一步凸現，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等特點，嚴重影響了基層社會的穩定，阻礙了構建和諧社會進程，正確認識和分析新形勢下民間矛盾糾紛的類型、特點、成因，及時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這類矛盾糾紛，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推進我市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和美好新宜賓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農村民間矛盾糾紛的現狀

通過對近年來我市農村各類矛盾糾紛的統計、梳理、歸納，從中發現有七類民間矛盾糾紛在農村比較突出，以2009年為例，婚姻家庭糾紛約占總數的23％；鄰里糾紛約占總數的14％；合同糾紛約占總數的9％；賠償糾紛約占總數的8％；勞動糾紛約占總數的4.5％；房屋宅基地糾紛約占總數的4.2％；征地拆遷糾紛約占總數的3.5％； 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村民間矛盾糾紛也出現一些新的情況，主要體現在：

（一）民間糾紛日益增多。一是由婚姻關系引發的糾紛逐年增多，給農村老人的贍養和孩子的撫養問題帶來許多不利因素，使得農村一些家庭的倫理道德遭到破壞，甚至引發家庭暴力、虐待婦女兒童老人犯罪等；二是修建公路，移民遷建等，特別是農村涉及到土地征用補償和拆遷引發的糾紛問題更為復雜；三是“三勞” 糾紛，即勞動、勞務、勞資糾紛，以及商品經營、房地產開發、小區

建設、合伙經營、土地承包、計劃生育等等矛盾糾紛明顯增多，各種糾紛不斷涌現。

（二）民間糾紛的主體多元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打破了舊的經濟模式和地區封鎖，建立了競爭機制，經營人員和商品流動量大，矛盾觸及點明顯增多，糾紛主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它不僅發生在公民之間，而且發生在公民與法人、非法人團體和組織及其相互之間，甚至發生在黨員、干部與群眾之間。

（三）民間糾紛的內容復合化。當前糾紛內容，有些是單一性的，但許多具有復合化的特點，往往同民事、經濟、行政、治安和刑事案件交織在一起；有些民間糾紛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還是一種政治不安定因素，具有很大的潛伏性和危險性。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近年來各地因征地拆遷、企業改制等糾紛激化所引發的各種群體性事件頻發，數量增加，規模擴大，誘因復雜，參與者的合理訴求與不合法方式交織在一起，給處置工作帶來相當大的難度。

（四）民間糾紛的調處疑難化。糾紛的多類型、大批量、多元化和復合化的特點，決定了對其調處的疑難化。一是認定糾紛性質難。只有具備一定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法律、政策知識，才能正確認定糾紛的內容和性質。二是調處難。復合化的糾紛，其內容涉及面廣，單靠一個部門難以奏效，必需多個部門的協調處理。

二、農村民間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

農村民間矛盾糾紛的成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概括起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村民法制觀念淡薄。農村基層，一些村民法制觀念淡薄現象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體表現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后，私人承包范圍擴大，為爭水、爭地、爭承包權發生矛盾后，不能自覺運用法律武器，不是靠公力救濟，而是靠

私力救濟，輕則罵、重則打、急則殺，有的僅為小孩吵架、家畜、田地等方面小事，斤斤計較，引起鄰里不和。

（二）基層組織建設薄弱。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部分農村基層組織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不注重政權建設，加上少數基層領導自身素質不高，不能以身作則、廉潔清正，致使基層治保、調解組織軟弱無力，經費沒保障、人員不落實、機構形同虛設，不能發揮作用，大量帶有人民內部矛盾性質的治安糾紛和民間糾紛未能及時公正地解決，使小糾紛釀成大事件。

（三）一些基層干部對解決民間糾紛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有的認為農村工作千頭萬緒，沒有時間顧及民間糾紛問題；有的認為農村經濟工作才是“硬指標”，而解決糾紛問題是“軟指標”。沒有把正確處理糾紛作為新時期促進社會穩定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舉措來認識，只是滿足于開會、發文件，過于形式。該協調的不協調，工作不及時、不主動、不到位、不落實，這種認識上不到位，工作中不主動，造成了工作得不到落實的狀況是化解糾紛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利益調整帶來的問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對外開放的全面展開，社會經濟的急劇轉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利益調整，導致一部分群眾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害，使不同的社會成員產生了差別和矛盾。加上社會分配秩序不夠順暢，市場調控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還不完善等，不能全面、及時地解決在改革過程中群眾遇到的實際困難和生活問題，這就促使群眾情緒激化，矛盾糾紛加劇，有的甚至誘發成群體事件。比如，隨著城市建設加快，城市建設向農村不斷延伸，農業、林業用地不斷被征用，城市郊區和農村的房屋不斷被拆遷，這就必然會引發出安置與賠償等問題。

三、化解農村民間矛盾糾紛對策

化解農村民間矛盾糾紛是一項長期的復雜工作，既要平息糾紛雙方當事人的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又要符合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因此，要綜合運用和解、調解、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

（一）大力加強農村普法教育，提高農民的法律素質。農村人員具有量大、面廣、素質低、流動性強等特點，要采取融教育、管理、服務為一體的綜合措施。一是對在家的人員組織常規教育。以《公民常見涉法問題解答》、農村“五五”普法讀本為教材，以包村干部、掛鉤法律服務人員為師資，開展常規教育。二是對流動人員組織特殊時期教育。利用春節期間外出人員回鄉的時機，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月活動，維護社會的穩定。三是利用電視開展法制教育。利用電視開展法制教育具有獨特的優勢，可以解決農村普法教育難的問題。四是要在全市開展以“學法律、講權利、講義務、講責任”為主題的法制宣傳教育，并把該項活動與“法律六進”相結合，使法律真正走進農村，走進社區，走進基層，使廣大干部群眾真正懂得，不僅要講權利，維護合法權益；也要講義務，承擔法律責任。

（二）進一步建立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大調解相結合的銜接機制。目前，各級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組織、制度已基本建立起來，而且有些已相當完善，并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有了一定的經驗。但是在矛盾調解過程中，大家往往又只停留在各自的工作層面上，從而各自為戰，因缺乏聯系溝通而產生力不從心之感。因此，為了充分發揮三大調解工作的優勢，實現他們的互補性，就有必要在黨委統籌領導下，協調三大調解的主管部門和相關的調解組織，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和優勢，努力實現三大調解的互

相銜接機制，提高對矛盾糾紛的駕馭、調解能力，從而形成一個有機銜接的大調解機制。

（三）完善人民調解工作機制，筑牢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當前，農村矛盾糾紛正處在凸現期，且面廣量大，許多問題情況復雜，化解難度加大，建立完善矛盾糾紛的排查機制、提高矛盾糾紛的化解效能，已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應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人民調解工作，作好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工作，努力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一是大力加強人民調解組織建設。強化市、區縣、鄉鎮（街道）人民調解工作委員會網絡建設，在鞏固目前已有的調解組織的基礎上，積極發展行業性、區域性人民調解組織，重點在新興行業、工業園區、商業區、物業管理小區、流動人口聚集區等建立調解組織，形成縱到底、橫到邊的調解組織網絡。二是進一步完善“四位一體”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制，及時排查、有效化解矛盾糾紛。按照綜治辦、信訪辦、司法所、調解中心“四位一體”的要求，進一步加強司法所、調解中心建設，理順工作關系，完善工作職能，整合工作資源，形成以司法所為龍頭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指導與管理機制，結合基層法庭的“訴前調解”實現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和人民調解的有機銜接。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應始終堅持早排查、早發現、早調處和情況報告制度。各司法所應加強對村級調解工作指導，全面掌控各類重大突發性、群體性矛盾糾紛，確保實現發現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處置得好的目標，切實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三是加強人民調解員的政治、業務教育培訓，不斷提高矛盾糾紛化解能力。按照懂政策、懂法律、懂調解技能的要求，采取集中培訓、以會代訓、舉辦專題講座、參加法院公開庭審等形式開展業務培訓，以全面提高調解工作人員的素質。

總之，從我們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來看，當前，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問題。各級調解組織應進一步創新組織形式、改善隊伍結構，強化工作效能，真正使人民調解成為改革發展的“助推器”成為維護穩定的“減壓閥”，成為人民群眾的“連心橋”，更好地在維護社會穩定、建設美好新宜賓中發揮職能作用。

第五篇：金融詐騙成因及防治對策

金融詐騙成因及防治對策

隨著我國社會豐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金融業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績，但是金融領域的犯罪案什也顯上升趨勢，其中以金融詐騙最為強勁。會融詐騙數額巨大，波及面廣，嚴重擾亂我國金融市場及金融秩序。1993年沈太福非法且帶欺詐性集資10億元及中同農業銀行河北省衡水支行涉及100億美元備用信用證欺詐案對司法部門和金融部門敲響了警鐘一一開展反金融詐騙的斗爭勢在必行。1994年5月25日，朱容基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召開“三防一保”電話會議，在金融系統部署全面開展防范、打擊金融詐騙。1995年金融詐騙被列為國家重點打擊的犯罪。1997年新修改的刑法典與將“金融詐騙罪”做專節規定。這都表明我國反金融詐騙的斗爭已逐步深入。但是，要盡可能地遏制此類犯罪，必須從根本上剖析其成因，以便更有效地對其進行提防和打擊。

一、金融詐騙犯罪的特點

金融詐騙，理論界目前尚無統一定義。簡言之，即是發生在資金融通過程中觸犯刑律、應受刑罰的詐騙行為。它與傳統財產型詐騙相比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主體包括個人和單位，新《刑法》規定集資詐騙、票據詐騙、信用證詐騙，保險詐騙可以是個人犯罪，也可以是單位犯罪。

2．客體是復雜客體，具有雙重性。金融詐騙在侵害財產權利的同時也侵害了金融秩序。

3．標的為有形標的和無形標的，即金融資金和金融信用。金融詐騙犯罪分子多數直接目的是騙取資金，也有少數騙取銀行開具保函、托收憑證等文件、票據，到第三者處招搖撞騙，嚴重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譽。

4．金融詐騙載體為職業關系。一般表現為銀行與政府間行政關系，銀行與銀行間業務關系，銀行與客戶間信用關系。

5．行為呈專業化、智能化、隱蔽性強的特點。

二、當前金融詐騙犯罪滋長的原因

1.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經濟主體多元化，利益格局不平衡。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時期，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分配方式是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多種分配方式。除按勞分配外，還存在著個人勞動所得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方式。在這種并非單一的分配方式條件下，個人收入的不平衡是難以避免的。目前，我國利益主體多元化格局已形成，同時，這種主體間利益過度分化和利益間不平衡狀態的加劇，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如果人們不根據現實條件和自身條件一味追求高需求，當現實條件和自身條件不能滿足行為人通過正當合法途徑來實現這一需求時，便不可避免步人犯罪行列。

2.金融法制跟不上金融市場發展速度，呈相對滯后狀態。，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的交易工具和規模發展迅速，但是，金融法制不完備，預防乏力，打擊不力。如典當行業沒有統一規范；期貨、期權交易混亂，缺乏規范性法規制止其投機性。

3．金融系統自身建設薄弱及金融工具自身固有缺陷。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金融機構管理制度不完善。從業人員素質低，有章不循，甚至與犯罪分了內外勾結，共同作案。同時，金融工具本身所特有的缺陷成為犯罪分子的利用手段。例如，信用證具有與基礎貿易相分離的獨立性。因而，銀行處理信用證業務時，只對單據文字表面一致性進行審查而對外付款。當商業一方與詐騙方簽訂合約，跟單信用證只作為商業交易辦法付款，它無法充當”警察”來阻止詐騙發生。

4．金融詐騙是競爭文化的消極產物。社會主義中國，存在商品經濟的經濟形態，相應地就有商品經濟的意識形態，表現為交換價值觀念、功利觀念、競爭觀念、風險觀念等。存這些觀念支配下，各個商品經濟活動的參加者都希望以最少的投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大利潤。因而，商品市場上所展示的是激烈的競爭。而競爭本身的合理性又使得許多人以犧牲他人利益來實現個人利益。國內目前各種欺詐型金融犯罪，偽造型金融犯罪都集中反映了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本位思想和利己動機。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業的發展，金融詐騙多數來自于外方。例如，中國銀行所經歷的八年盧森堡案即源于外商偽造單據騙取國內單位貨款案。此類現象的出現，同樣是競爭文化的負面效應。美國犯罪學家塞林(T．sellin)認為，犯罪不是純粹個人之間沖突或相互攻擊的結果，而是個人所遵循的不同文化規范之間相互沖突的結果。在西方競爭文化意識中，個人為生存競爭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不應視為自私自利或消極，而應視為積極的、建設性行為。所以，通過詐騙獲取財富上的成功，比沒有獲得成功更道德、更有價值。而在中國傳統的以善為本的文化熏陶下，我國商貿家在對外貿易中易以善意理解貿易伙伴，風險意識不強，輕信對方，致使自己大跌跟斗。

三、金融詐騙防治對策

(一)重點是預防

預防是防止金融詐騙犯罪行為的發生，將其控制在“未然”狀態，以避免由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對社會而言，預防犯罪實踐是一種投入，這種投入應既經濟又有效。，圍繞以上成因，現提出如下預防措施。

1．法律預防，包括立法預防和司法預防。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要防治金融詐騙首推完善刑事立法。完善刑事立法具體工作有：第一、理順刑法與金融法律、法規相協調關系，保證法律的統一性、完整件。刑法典是打擊犯罪的總規。同時，在金融法規中制定完整科學的刑事條款，是完善刑事法律體系，懲罰金融犯罪的需要。所以，筆者認為，理順兩者的關系，是指金融法規中的刑事責任條款規定的刑事違法行為在刑法典中應有可適用的相對應具體條款，以確保準確有效打擊金融犯罪分子。保護金融法規的權威性。我國新《刑法》的出臺，彌補了舊《刑法》與金融法規不協調的缺陷。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第103條規定：”有下列票據欺詐行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偽造、變造票據的；(二)故意使用偽造、變造的票據的……”當時，規定共列舉的七種票據欺詐行為在刑法規范中根本無可適用的相應條款。而新刑法典卻對此做了具體而精確規范，將此七種票據欺詐行為按行為侵害客體不同，分列入”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詐騙罪”中，真正體現了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刑事立法要使”確認立法”加強其超前性。傳統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以保證法律的現實性、穩定性和權威性。我國新刑法典對證券市場現貨交易的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犯罪行為作了規定，而對期貨交易、期權交易活動種形成的詐騙犯罪尚為作預見性的規定。是否當期貨詐騙形成氣候時，又對新刑法典進行一次添補呢?

第三、加強金融刑事法規解釋。新《刑法》對“金融詐騙罪”只作原則性規定，對數額檔次及“其它嚴重情形”沒有作具體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853次會議討論通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是對《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抽象性所做的解釋。今后，對金融詐騙案件的審理可參考適用。但這種司法解釋必定不同于立法解釋。筆者建義在制定相關的金融刑事法規時，應由立法機關作出適當解釋，以便司法機關準而快地打擊犯罪。

第四、完善金融立法。金融活動只有以法律來規范才能健康有序地進行。隨著《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票據法》、《擔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頒布，我國金融業發展逐步進入規范化、法制化。證券期貨市場是我國新興的資本市場，僅有《關于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的行政法規和刑法的零星規定，還不足以制止證券期貨詐騙及各種違規現象。制定《證券法》、《典當條例》、《金融租賃條例》等法律法規勢在必行。其次，加強經濟司法活動。“有法必依”是實現法治的關鍵環節，能使金融業有序健康發展，遏制金融詐騙犯罪，當然離不開司法部門的監督。公、檢、法機關經常辦理各種金融詐騙案件，應及時將金融詐騙的狀況、動態及預防金融詐騙的經驗教訓反饋給金融機關，幫助它們及時調整和改進預防措施。

2．社會預防。金融詐騙犯罪波及面廣，僅依靠立法、司法預防是不夠的，它需要公民、基層組織、社會團體、中介組織參與進行綜合治理，司法部門和金融部門應對金融詐騙嚴重性進行宣傳，普及和提高公民識別和預防金融詐騙的能力，避免在集資詐騙等非法活動中受蒙騙。社會預防除了加強人們的觀念以外，還應通過工商行政機關、公證機關、資信評估機構等發揮其職能，盡可能地截阻金融詐騙的發生。

3.行業防范和技術防范。許多金融詐騙得逞源于金融系統自身建設薄弱和防偽技術落后。因而金融系統應從內外部加強自身建設，盡可能防止金融詐騙得手。

（1)外部監管。即是以中央銀行為首的金融機關應嚴格監管金融活動，建立權威性資信評估機構，參與投資、貨款、貿易等活動的資信評估，對資信極差或有前科的企業，及時進行登記并公布。

(2)內部監管。第一，加強從業人員的素質和崗位培訓。第二，強化內部的法律事務工作；目前，我國大部分二級分行都沒有相應的法律事務工作機構，金融系統內部的法律事務工作仍處“消防隊”位置，這顯然是不利于防范金融詐騙的。

(3)業務上，實行日常稽核和定期專項稽核，保證會計操作規范性、嚴密性和審計獨立性。

(4)健全主要經營業務管理審批制度。金融系統經營放貸業務、投資業務等，如無相應管理規章或制定了管理規章而沒有確實執行，都易造成金融詐騙不法分子趁虛而入。所以．金融系統應健全主要經營業務管理審批制度并確保執行。如放貸業務，應實行三查(調查管理、審查認定、檢查監測)與審貸職能分離，建立信貸風險評論估，即對企業屬AAA、AA等級的，可給予信用貸款，而對AB、BB、BBB等級的，則給予抵押貸款。

運用高科技手段進行金融詐騙是全球性趨勢。因而，應采用最先進的科技手段和最新研究成果應用于預防金融詐騙。第一，提高防偽技術，傳統的磁卡性信用卡易偽造，可研制帶有集成電路信用卡，它儲存了特殊密碼和更多的保密資料，使用科學、方便、更安全；第二，采用先進鑒別技術，對偽造、變造的票據、印章可采用紫外線燈、藍光燈等儀器通過透光或碘熏等方法進行鑒別。

(二)懲罰金融詐騙犯罪

1．我國新刑法典的懲罰方法。1997年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吸納了1995年的《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有關刑事責任之規定，為打擊金融詐騙犯罪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

(1)采用自由刑、生命刑與財產刑并科的處罰方法。新刑法規定集資詐騙、貸款詐騙、票據詐騙、信用證詐騙、信用卡詐騙、偽造有價證券詐騙及保險詐騙七種金融詐騙罪。除票據詐騙、信用證詐騙、集資詐騙最高刑規定為生命刑外，其余的最高刑均為無期徒刑，這是符合經濟犯罪處罰的罪刑相當原則的。即刑罰應符合威懾犯罪分子的要求。金融詐騙作為一種特殊詐騙犯罪，是從財產型詐騙犯罪游離出來的，相應提高其法定刑，是嚴厲打擊和遏制此類犯罪的有力措舉。同時，此類犯罪的各罪按危害程度不同，分別科以自由刑成生命刑，排除了有些專家學者“一律使用生命刑方足以制裁和遏制金融詐騙犯罪”的偏激觀點，又符合刑法“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隨著經濟的發展，財產刑在懲罰經濟犯罪中的地位日益顯得重要，這是一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對付手段。我國以往的刑事立法對財產刑一般采用“可以并處”的方法，這不足以制止經濟犯罪分子的貪利成性。新刑法典對金融詐騙采取財產刑與自由刑或生命刑并處的懲罰方法，即判處自由刑或生命刑同時判處罰金或沒收財產，體現了懲罰經濟犯罪的有效性原則。

(2)對違法犯罪的單位進行處罰。新刑法典確認了單位犯罪，對金融詐騙中可能出現單位犯罪的集資詐騙、票據詐騙、信用證詐騙規定了雙罰制。這是由金融詐騙犯罪主體由單一化向集團化發展的特點決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98條第二款對保險事故中介人(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違規操作以“保險詐騙共犯”論處，這一規定，從積極意義講，督促金融活動中的行為人、中介人在相關的金融活動中應依法盡職盡責，從而保證整個金融業有序健康發展。筆者認為，這一精神在今后立法種應予以擴充，如在處理信用證業務時，銀行沒有對單據真實性負責的義務，即使在開證行付款前，開證申請人以悉知詐騙，也無法通過銀行及時制止詐騙發生。如果我國刑法強制規定中介組織的必要義務，相信金融詐騙得手的機會可減少許多。

2．借鑒國外反金融詐騙的經驗金融業越發達的國家，金融詐騙越厲害。西方發達國家在反金融詐騙斗爭中積累了不少有益經驗，對我國有一定借鑒意義。

(1)資格刑對金融詐騙犯罪的適用。資格刑就是指剝奪犯罪人行使一定權利的資格。我國刑法規定的資格刑是剝奪政治權利，這與金融詐騙無緣。金融詐騙是發生于資金融通過程中的犯罪。無論自然人或法人只有依法具有一定民事權利能力才可能在此經濟領域活動．如果其喪失某種法定民事權利則不能在參與金融活動。因而，對有關利用其從事金融業務之便進行金融詐騙的行為人，應對其服刑完畢后所從事的職業進行限制，即禁止從事與犯罪前職業相同或相似的職業或容易再犯的職業。法國1991年12月30日第91一B82號法律(支票法的修改法)規定，對信用詐騙，法院還可判處在不超過5年的期限內禁止行使刑法典第136—28條規定的公民權、民事權及家庭權。根據我國新刑法典有關規定金融詐騙犯罪分子除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應當剝奪一定的公民權和職務權利外，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則不可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同時新刑法典未將禁止從事有關特定職業包括在剝奪政治權利內容之列，這都不利于刑法發揮其預防和懲罰金融詐騙犯罪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作為行政處罰，我國是有關于取消某種從業資格的規定的。例如，《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規定，發行人在發行證券中有內幕交易行為或證券經營機構、證券交易所以及其他從事證券業的機構有操縱市場行為或與虛假陳述有關的直接責任人員，可取消其發行證券資格或撤消其證券經營業務許可、其從事證券業務許可或資格。但行政處罰效力畢竟不能等同于刑罰效力，如果將禁止事有關特定職業列入刑罰資格刑內容中，相信有恃無恐的金融犯罪，特別是證劵期貨證券犯罪會大大減少。

(2)加大對虛假陳述金融詐騙的打擊力度。目前，理論界將金融詐騙分為虛假陳述金融詐騙和非法占有金融詐騙。前者以非法獲利為目的，而后者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我同刑法典規定的金融詐騙均屬于非法占有金融詐騙。因而，從嚴格意義講，我國對虛假陳述金融詐騙立法尚處空白。但是，新《刑法》“妨害對公司倉業的管理秩序罪”與”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虛報注冊資本取得公司登記，制作虛假文書募集資金或提供虛假信息誘騙投資的欺詐行為之規定，這實質上是虛假陳述金融詐騙，此種犯罪行為嚴重違背了金融活動的誠信原則，嚴重擾亂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場，特別是在投機性的證券市場上，虛假陳述足以破壞整個市場運作，危害性較大。《德國刑法典》第265條中規定“就有利于貸款人且對其申清的決定具有重要意義的經濟狀況提出虛假的或不完全報告”或”資料或報告所表明的經濟狀況未就經濟變化作出報告，而其對申請的決定又非常重要的”屬于信貸詐騙罪。可見，德國貸款詐騙是虛假陳述金融詐騙，而我國貸款詐騙則是非法占有金融詐騙。如果只將非法占有金融詐騙規定為犯罪，而這種犯罪在構成要件上要求發生一定結果，并且主觀上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往往難以證明，就會造成刑事追訴上的困難，甚至徒勞無功。在這種情況下，將虛假陳述金融詐騙規定為犯罪，有利于懲治隱蔽性欺詐行為，以免造成實際經濟損失，維護金融秩序不受非法侵害。因而，對易發生虛假陳述金融欺詐行為領域(特別是證券業)，應立法將此種行為規定為犯罪，加大對其打擊力度，保證金融活動有序順利進行。

3．加強國際協作，引渡罪犯，打擊金融詐騙犯罪分子。引渡罪犯，是國際法上依條約對逃往締約國的罪犯引渡回本國進行審理處罰的原則。鑒于目前金融詐騙犯罪是國際集團化的趨勢，而且各國對金融詐騙犯罪的態度和懲處做法不一致，如果國內犯罪分子為規避處罰而外逃，可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協作及國際法的引渡原則，對金融詐騙犯罪分子進行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