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日醬油行業發展之比較

中、日醬油行業發展之比較

[關鍵詞]中、日醬油 發展比較

中華商務網訊:

中國醬油生產歷史悠久，早在漢朝醬油生產技術就已趨成熟，但到1975年，我國才開始正式制定醬油質量標準，從此，醬油生產步入工業化軌道。日本醬油生產技術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但卻后來居上，1917年，由8個家族公司聯合組建了“龜甲萬”公司，拉開了日本醬油的工業化生產序幕。80年來，中國釀造醬油的技術率先在日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并得到了“發揚廣大”。至今不僅在美國舊金山、沃爾沃斯，法國杜塞爾多夫，新加坡，澳大利亞悉尼，荷蘭以及臺灣地區等地建造工廠，如今又把“勢力范圍”擴展到中國，在江蘇昆山合作建廠，力爭用5年時間達到生產能力1．5萬噸的水平。

去年底，中國調味品協會考察團一行17人赴日、韓兩國，對醬油生產、貿易及行業管理工作進行了考察訪問，充分感到中日兩國醬油發展的差距，獲益匪淺。筆者試從中、日兩國醬油行業發展之比較入手，找出差距，尋求解決之道。

數字中的差距

中國是醬油生產大國，也是醬油消費大國。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醬油生產企業有2000多家，年產量達500萬噸，人均年消費量（包括工業用）3．7公斤。但醬油年出口量只有18～20萬噸，僅占全國總量的4％左右。日本醬油生產企業有1800余家，醬油年產量100多萬噸，僅是中國的1／5，但人均年消費量（包括工業用）

7．8公斤，是中國的2．1倍；年出口醬油13萬噸，占到全國總量的10％以上，大大高于我國。

中國年生產醬油5000噸以上的企業約為300家；年生產醬油3萬噸左右的企業有20家左右。最大的醬油生產企業廣東佛山海天調味食品公司年產銷量為20萬噸，只占到全國總產量的4％。日本年生產醬油5000噸以上的企業為30家，而最大的“龜甲萬”的年產量為30萬噸，加上“亞瑪莎”等4個企業，產量占到全國總產量的50％。由此可見，中國和日本的醬油生產企業數量相差懸殊不大，但日本醬油生產的集中度大大高于我國，人均消費也遠遠高于我國。

日本醬油的消費市場相當成熟，消費水平亞洲之最，世界一流。全國本釀造醬油的消費量占到80％以上，包括“龜甲萬”在內的5個最大醬油生產企業生產的全部是本釀造醬油。500克或640ML的醬油平均每瓶價格10～50元不等，且基本沒有城鄉之分；我國的本釀造醬油充其量也不過10％～20％，其他各種低鹽固態釀造醬 油和配制醬油則占到80％，500克或640ML左右的醬油平均每瓶價格在1～5元不等，很多袋裝500克醬油的價格在1元以下，甚至更低，消費市場很不成熟，城市和農村差距非常之大。

機制之差

日本市場經濟法規和意識非常完善。“龜甲萬”公司從開始合資建廠起，產權關系就非常明晰，一直延續至今。這種明晰的產權關系決定了企業的經營機制和員工的敬業精神，股東千方百計把“醬油事業”做大，員工一心一意為企業效力，以得到應得的報酬，從而使“龜甲萬”公司蒸蒸日上，“龜甲萬”品牌享譽全球。

近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許多醬油生產企業率先進行了改制，一些“品牌”在短短幾年迅速崛起，縮小了與日本醬油行業的差距。但是，我國實行市場經濟時間尚短，醬油行業剛剛從保市場供應轉為市場競爭，多數醬油廠是國有中、小型企業，其中不少產權關系還模糊不清，從廠長到員工，很難有長期打 算，這方面還難以與日本企業相比。可以相信，我國醬油生產企業將在不斷地改革調整中成長壯大，一批產權明晰、質量穩定、深受消費者信賴的醬油品牌企業將會應運而生。

管理之差

雖經國家機構多次調整，但目前中國醬油工業行業管理工作尚未完全理順，職責也不明確，管理力度削弱。中國調味品協會作為調味品行業管理的國家一級協會，在人員、經費都沒有保證的情況下，要對口國家經貿委、外貿部、國家質檢總局、國家衛生部、國家工商局等多個部門。工作雜、亂、難，使許多工作“心有余 而力不足”。

日本的醬油行業管理一直隸屬于農林省，大多數工作委托醬油行業協會管理和協調，并賦予協會相應的權力。日本醬油協會有專職工作人員30余人，協會由日本龜甲萬等5家最大公司和全國醬油工業理事會組成。日本醬油協會及另設的相應組織，行使全國醬油質量等問題的檢查、監督和對醬油生產技術及工藝的專門研究，并承擔CAC醬油國際標準的起草制定工作。日本醬油協會的工作人員，除1人屬農林省退休職工外，全部為專職人員。協會所需工作經費充裕，靠會費和大企業的資助足以滿足。協會的會長是日本“龜甲萬”的董事長兼總裁，他也是協會經費的最大提供者。隨著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調味品協會應該借鑒日本的經驗。

標準執行之差

標準化工作和質量管理一直是行業管理的重要內容。中國從1975年開始制定醬油行業的質量標準和衛生標準，到2000年，由國家質檢總局正式頒布了釀造醬油的國家質量標準，由原國家內貿局頒布配制醬油的行業標準和酸水解植物蛋白液的行業標準。該標準的制定與頒布，使醬油行業標準混亂及不健全的情況得到了改善。目前，我國醬油標準為條文性強制標準，企業可以在按照條文強制和衛生指標的基礎上制定自己的企業標準，到當地質監局備案即可；標準的監督檢查工作分別由當地質監局和衛生防疫站負責。但由于各地監督部門的執法水平參差不齊，漏洞很多，問題也很多。加之個別企業造假，給我國的標準化工作和質量管理工作增加難 度，這已成為一個十分緊迫并應盡快解決的問題。

日本的醬油標準CJAS由農林省頒布，主要委托日本醬油協會管理。日本醬油標準主要分為本釀造和新式釀造醬油（即配制醬油）兩種規格。日本的JAS標準不是強制性標準，企業可自愿采用，但是標有JAS標準產品的標識須經日本醬油協會審查通過才能使用，如果在產品標簽上標有“JAS”標準字樣，則說明該產品是值 得信賴的，也是企業的“光榮”。“JAS”標準，不僅對產品質量指標有嚴格的規定，而且對制造方式、品種、等級及標示方法均有明確要求，一旦不符合要求，日本醬油協會將行使其“終止使用”的權力。這些工作都是在日本醬油檢查協會的嚴格檢查和監督下實施的。這種“不似強制、勝似強制”的標準及管理方法大大凈化

了日本的醬油市場，提高了企業的產品質量和國際競爭能力。

中國調味品協會準備借鑒日本的經驗，在調味品行業率先實行釀造醬油的認證鑒證管理工作，利用類似JAS標準的管理方式先行一步，摸索經驗，逐步推廣。目前，中國調味品協會由國家經貿委批準，已在國家工商局注冊釀造醬油標識，釀造醬油的質量認證和鑒證工作即將開始。可見，日本醬油行業管理的主要任務 放在擴大消費、改進包裝容器、減少廢棄物和導入HACCP管理、制定保護環境對策等方面，而我國目前只有少數企業導入HACCP管理，行業管理工作的重點是宣貫標準，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尤其是查處不合格的酸水解植物蛋白液生產企業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

工藝之差

科技能興業，在醬油行業也不例外，但要落實到行動上，還有許多艱苦的工作要做。前幾年，山東曾搞過生物工程酶解制作醬油項目，但轟動一時后漸漸沒了“下文”，原因就在于沒有很好地研究如何利用到大生產上，并在工業化的實踐中改進和提高。日本“龜甲萬”能長盛不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精心改進生產設備，良好的生產設備及精細的管理造就了一流的產品和企業。參觀“龜甲萬”生產工廠后，大家一致感到：“龜甲萬”也可能有保密技術，但縱觀整個蒸料、制曲和發酵過程，并沒有多少高科技的東西，但他們對各種生產設備的組合、銜接及細節的研發與操作，確實有獨到之處。尤其是對產品感官的要求達到了精美絕倫的地步，不管是在日本的任何商場或韓國、中國的超級市場，日本“龜甲萬”醬油的外觀與品質絕無二致。此次考察，使筆者想起了前段我國調味品行業在貫徹新標準中，某些地區對產品外觀體態要求的“澄清”二字提出非議，美其明曰保持“特色”，豈不知這種“特色”已經嚴重地阻礙了某些地區調味品行業和企業的發展，這種自欺欺人的所謂“原產地保護”只能是保護落后。這次考察再一次提醒我們，信息化和高科技對調味品行業是必要的；但扎扎實實地改進工藝、改進設備，提高工業化和自動化水平在醬油行業更為重要、更為迫切。

第二篇：2013年中國醬油行業產量分析

2013年中國醬油行業產量分析 智研咨詢網訊：

內容提示：整個行業還是體現了一定的集中化趨勢，前五家公司（CR5）、前十家公司（CR10）分別由2004年的22%、27%提升至31%、35%，而且這一集中主要發生在前五大公司，十名以后公司的市場份額持平或略有下滑。

2013年，中國醬油行業產量大約755萬噸，同比增長10%，較上一年新增產量68.5萬噸，對應全中國人均消費醬油5.8千克。過去5-10年是醬油行業持續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行業產量由2008年的359萬噸成長為2013年的755萬噸，行業收入由2008年的220億元左右成長為2013年的360億元，同期成長倍數都在兩倍左右。過去5年，行業收入增長CAGR達到25%。由于基數增加，近兩年增速有所下滑，國家統計局、Kantar、尼爾森等數據均顯示行業增速目前在15%上下，其中，均價的增長達到6%，相比于其他調味品品類，以及其他快消品，屬于較快的增長。

雖然中國醬油行業經歷了較快的增長，但是在產量上，卻相當集中。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產量數據，2013年，醬油行業84%產量集中在廣東、湖南、四川、河南、山東、江蘇六省，較1999年47%的比例顯著上升。人均指標上，如果各省人均產量以及全國人均消費量的差額計，廣東省是全國最主要的醬油輸出省份，人均輸出達到23千克，大部分省份需要從廣東、湖南等省份輸入醬油，這為這些省份的調味品公司提供了較好的擴張機會。

廣東等省醬油企業大幅領先全國的原因，在于廣東相對高溫的環境，為當地企業采用高鹽稀態工藝長時間曬制醬油提供了最好的基礎，同時，廣東居民對美食的青睞，也帶來了對調味品研發的重視。相形之下，其他省份消費者傳統上僅使用低鹽固態法短時間制作的普通黃豆醬油作為調味品。海天味業、美味鮮（中炬高新子公司）等廣東公司利用先進工藝、產能攻城掠地，也實現了快速崛起，其他省份只有欣和（未上市）、加加等少數公司，在缺乏氣候基礎的情況下，利用恒溫設備進行醬油發酵，也奪取了一定的份額。

研究部統計顯示，醬油行業前五家公司按零售額排列分別為海天、李錦記、美味鮮、加加、亨氏，共占31%份額，其中海天份額達到20%（2013年），一家獨大。五大公司除加加產能在湖南、河南之外，其他主要產能均在廣東。

第三篇：物業管理行業改革發展30周年之思考（推薦）

物業管理行業改革發展30周年之思考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社會對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央視攝制播出了一部大型電視紀錄片“公司的力量”——其中解讀了“公司”對于社會、經濟、文化乃至精神生活等諸多層面的推動和影響。

2011年，我國內地物業管理迎來改革發展的30周年，業界陸續展開了隆重的總結思考、專題研討以及紀念活動。在紛繁的各色活動中，紀錄片“公司的力量”給予我們一種全新視角的啟示：對于物業管理改革發展30年的回望中，以公司為切入點的觀察，有著獨特而深刻的意義。

物業管理的啟蒙和傳播

一定程度上來說，中國內地物業管理的誕生與發展由深圳、廣州到全國，自沿海向內地的傳播和發展，不管是出于業主滿意度、收費率的提高愿望還是企業贏利的內在追求使然，物業服務公司每到一個項目，總是不遺余力地宣傳現代物業服務理念、普及物業管理常識，并通過契約的形式實施物業服務，因此可以說，物業服務公司成長和發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物業管理啟蒙和傳播的一段歷程。

1981年，當絕大多數內地人還不知“物業管理”為何物時，內地第一家物業服務公司——深圳市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創立開啟了行業發展的序幕。在這之后的30年里，物業服務公司的星星之火，從廣東逐漸發展到全國。據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從1981年至2008年的27年間，我國內地注冊成立物業服務公司58406家，分布于全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

物業管理是一個舶來品，是隨著住房成為大多數居民家庭的最主要財產，以及集合式住宅、產權多元化、區分所有權等的出現而產生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物業公司借鑒香港和國外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改革舊的住房管理體制，走出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化和專業化的企業經營型住宅小區管理新路，使得社會化的物業服務公司得以登上歷史的舞臺，并開創了我國內地物業管理的先河。

據中物協2007年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28個城市和地區的4600家企業的調查顯示，1981年至1994年的13年間，有268家公司成立（均豪企業名列其中）；而1994年至2007年的13年間，有4332家公司成立，這13年正好是內地物業管理從萌發到傳播的黃金時期，伴隨著國家政策法規的建立健全和不斷完善，作為物業管理的重要主體，作為業主家門口的服務提供者，物業服務公司在拓展業務的同時，不斷將現代物業管理理念進行廣泛傳播。

社會化公司的充分發展

2010年，北京均豪物業管理公司早已發展成為一家集物業管理、熱力供應、環境潔凈、科技安防、專業維修的大型集成服務商，企業擁有遍布北京、上海、天津、山東、內蒙、廣西、河北、湖南、湖北、江蘇、四川等省市的分（子）公司近30家，專業公司5家，物業服務項目168個，擁有員工5200余人，介入咨詢和接管物業的總建筑面積逾1700萬平方米，服務業主8萬余戶。均豪物業的發展只是一個微縮的標本。業界的中海物業、長城物業、中航物業、金地物業等公司正積極開展全國業務擴張，區域布局遍布三大經濟圈和重點二線城市，管業面積均突破了千萬平方米，極大地推動了物業公司管理規模的增長。

而據搜房網2009年對內地100家物業服務公司的調查顯示，被調查的100家公司在管項目數量均值達到57.9個；在管項目總建筑面積均值達到868.11萬平方米。其中，服務規模前10名公司平均在管項目建筑面積則超過1500萬平方米，平均管理項目個數更是超過150個。

30年來，從1981年深圳誕生第一家物業服務公司至今，全國的物業服務公司達到近6萬家，有22個省份的物業服務公司數量超過1000家，其中，廣東、北京、上海、江蘇、遼寧和山東等6個省市的公司數量則超過了3000家。這近6萬家公司在2008年主業創收達到2076億元，超過了旅游業和鐵路運輸業，并在重大社會活動、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緣此，物業管理兩次被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并被賦予發展和轉型的重任。

專業服務成就行業價值

伴隨著30年改革開發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一大批品牌物業服務公司快速成長，并逐步由傳統服務型向現代服務型轉變，其在適應市場經濟、知識經濟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這些公司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品牌企業在奧運、世博舞臺上的大放異彩，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物業行業同仁參與到大型建筑群與大型活動的管理服務之中。

2010年12月，在中央和國務院對上海世博會的表彰大會上，多家物業管理公司負責人被表彰為“先進個人”，這是物業管理行業30年來個人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在此之前，均豪企業與上海市20多家物業服務公司的1.3萬多人參與上海世博會的物業服務，成為演繹“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主題的重要力量，因此，物業服務公司被冠以了“超級管家”的稱號。

2010年11月，廣州某物業公司成為亞運會物業管理供應商，此次提供的物業管理服務，遠遠超越了傳統物業服務——涵蓋了普通住宅、智能住宅、體育場館、公園、沙灘、河涌等多種不同的物業類型，且擁有大量高科技精密設備、復雜的給排水系統和電力系統，應用了9大高新技術體系：綜合管溝、真空垃圾收集系統、分質供水及雨水綜合利用、太陽能及水源熱泵、建筑節能、數字化社區及智能家居、三維虛擬現實仿真系統、綠色交通、嶺南水鄉。

在此之前的北京2008年奧運會期間，均豪企業就為部分場館和配套建筑、設施設備提供服務。如今，水立方、鳥巢等建筑設施依舊由物業服務企業提供專業服務管理。

企業公民的日益覺醒

今年，均豪企業提出了“成為一家受人尊重的物業服務企業”的企業愿景，贏得市場的尊重，贏得同行的尊重，贏得客戶與合作商的尊重。尊重，本該是一種基本要求，對于物業服務企業來說，卻曾是業界不少物業服務公司的奢望。

物業管理行業在內地誕生以來，因不少物業服務公司沒有擺正位置，在工作中沒有確立與業主的正確關系，要么把自己看作業主的“仆人”或“保姆”，要么自視為凌駕于業主之上的“管理者”，再加上長期以來業主沒有從財產、契約和消費的角度理解物業管理，使得物業管理一度被糾紛和矛盾所累，更使得中國物業整體行業中的物業公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形象不佳，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行業的發展。所幸的是，經過30年的發展，物業服務公司企業公民的角色逐漸覺醒，業界大多數物業服務公司不僅通過以精心管理、優質服務、誠信經營贏得廣大業主的信賴，而且踴躍參加社區建設、城市管理，積極參與賑災、公益等活動，在踐行“三保一促”、貢獻社會經濟和民生等方面，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如近幾年來北京、深圳、杭州、寧波、天津等地的物業服務公司積極參與老舊小區的管理和服務工作，獲得廣泛好評；成都市物業服務公司積極參與城鄉統籌建設，將物業管理覆蓋至城鄉結合部的農村；鄭州等地的物業服務公司則配合政府有關部門開展了“城市管理物業服務化”的有益探索。公司被稱為至今為止最有效的經濟組織形式，公司的出現被稱作是“人類的成就”，尤其是股份公司驚人的崛起和當前無可爭辯的統治性地位，被公認為是現代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對于物業管理來說，行業30年來的發展，其實也可以說就是一段物業服務公司成長的歷史。在今天，從有效改善業主的生活和工作環境質量來看，物業服務公司提供的社會化、專業化、市場化的物業管理已經成為多產權物業管理的主要選擇。

依據國務院《物業管理條例》和《物權法》相關規定，物業服務公司是根據業主的委托管理建筑區劃內的建筑物及其附屬設施，并接受業主的監督。因此，物業服務公司是與業主平等的民事主體，更是社會巨量不動產（既有建筑及其附屬設施）的主要服務提供者，從這一點來看，作為具體服務產品的供應者，法律賦予了物業服務公司極其重大的職責。

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再一次強調“要大力發展市政公用事業、房地產和物業服務、社區服務等面向民生的服務業”，這是對物業管理行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肯定，同時也賦予了物業管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和保障民生的歷史重任——這其中，作為行業發展動力的載體和日益覺醒的企業公民，物業服務公司須將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第四篇：律師行業發展狀況之調研報告

律師行業發展狀況之調研報告

一、律師行業發展現狀

2000年，根據司法部統一部署，全國律師事務所均進行了脫鉤改制，改制后的律師事務所淡出了司法行政機關，進入法律服務市場，開始了新的發展。經過改制，律師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律師行業實現健康發展。

二、分析某市律師行業發展緩慢的原因

（一）地域經濟原因

我國經濟發展存在地區不平衡狀況，部分想取得更大發展，收獲更多利益的律師并不滿足于在本地執業，轉而通過跨地域轉所等途徑轉向經濟發達地區，有的律師甚至選擇脫離律師行業，轉而從事其他行業，以謀取更大發展空間和機會。部分人員基本流轉到了經濟發達地區，屬于律師執業的正常流動。另有部分年輕律師通過考取公檢法公務員等途徑轉行到了其他行業。

（二）管理體制原因

目前合伙律師事務所的管理模式仍是傳統的“個體戶”模式，即律師個人雖然以律師事務所的名義對外簽訂代理合同，處理事務時打著律師事務所的旗號，但實際上律師只是向律師事務所交納管理費，律師事務所并不向律師分配任何利益，律師收入完全來源于自己代理案件的收費，其收入直接與個人的案源能力掛鉤，而律師能否接到案件，其實與律師事務所的招牌并沒有多大關系，而是與律師的個人能力、社會資源密切相關。在這種利益分配模式下，缺少社會關系的年輕律師基本無法找到案源，而那些從事律師工作時間較長的律師也始終處于原始積累階段，無法顧及或很少顧及年輕律師，因此年輕律師收入得不到保障，對于他們來說，雖然律師有可能是一份發展前景可觀的工作，但他們首先要面對的仍然是生存問題，為了生存，許多年輕律師不得不忍痛割愛，放棄初衷而投入其他行業。

（三）法制體系原因

我國現有的法制體系并不健全，法制環境也并不完善，律師在辦案過程中仍然會遇到許多阻力，比如眾所周知的律師“會見難”問題，新《律師法》已經對這一問題做了相應的規定，以方便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但是目前全國范圍內仍普遍存在律師“會見難”問題。律師辦案還遇到了許多問題，比如律師取證難的問題，還有律師查閱、摘抄復制與案件有關材料遭拒絕阻攔的問題等等，這些都給律師辦案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和困難。

（四）社會觀念原因

律師是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不是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不掌握任何國家權力，但是，卻同樣擔負著維護公平正義，保證國家法律正確實施的使命，因此，在發達國家，律師的社會地位非常高，非常受人尊重，但是，在我國，這一點卻并不盡如人意。我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點是“權力崇拜”和“官本位”，這就使得人們很難將不是“官”的律師置于一個很高的社會地位，現實是許多人不能平等地對待律師、尊重律師，他們對律師的認知也并不全面。其實，律師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只是個中立者，他們用自己的專業法律知識來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五）業務風險原因

和其他許多行業一樣，其風險是雙重的，他們除了要面對生活中的種種風險以外，還要面對因為執業所帶來的職務風險，這種風險大致分為兩類：

首先，是安全風險，即律師因執業而導致的人身安全風險，它可能來自對方當事人，也可能來自律師自己的委托人，還有可能來自民間群眾。

其次，是責任風險，即律師因為執業過錯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可能是刑事責任，也可能是民事責任，還有可能是行業處罰和懲戒。

所有這些風險，都決定了律師這一行業干起來并不輕松，也正因為如此，才有許多才學豐富的人對這一行業望而卻步，想進來又不敢進來，或者有進來了又因不能承受其責任之重而退出的。

三、解決措施

要想解決以上扼制律師業發展的種種瓶頸問題，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加強《律師法》宣傳，特別強化領導干部法律普及程度。

造成律師業發展緩慢的現象有許多原因，歸根究底是法律普及程度不夠，法律以及律師的重要性并沒有被提升到一個應有的高度上去，要改變這種現象，就要加強普法宣傳，特別是《律師法》的宣傳。不僅要在律師中積極宣傳新《律師法》，還要在社會上廣泛宣傳，使廣 大人民擺正對律師的認知，加強對律師重要性的認識。同時，也要特別在領導干部中加強包括新《律師法》在內的法律宣傳，提高領導干部的法律普及程度，因為領導干部的思想觀念和決策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絕大部分民眾的認知導向，在這個依法治國的社會，一切都應依照法律行事，而這離不開律師的參與，只有廣大民眾認識到了法律和律師的重要性，律師的存在才有意義，律師的作用才能發揮出來，律師業也才能隨之迅速發展。

（二）改革律師事務所管理機制，為年輕律師創造發展機會。

目前律師事務所管理體制并不利于年輕律師的發展，要改變律師業發展緩慢的現狀，改革勢在必行。目前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已經萌芽，比如合作律師事務所的改制、律師事務所公司制改革的嘗試等等，這些都有利于律師業的發展。除此而外，還要注重以下幾方面的改革：

1、執行機制的改革。強化合伙人、行政主管在執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提高了執行效率，有利于律師事務所的快速發展。

2、分配機制的改革。一個合理的律師事務所分配制度應該不僅能體現律師事務所的效益，也要能夠體現律師個人的效益，充分考慮到律師的個體經濟利益，這樣，才能激發律師的主動性，從而創造更大的效益。我們應該淡化單純以收費額為效益和能力指標的觀念，強化綜和素質、綜合效益為指標的觀念，以建立科學合理的分配制度。

3、人才機制的改革。好的人才機制應該包括人才的認定、引進、培養、分工、使用、晉升、淘汰等多方面的制度規定，還應該有合理的人才資源配置，即合理的分工。應優化組合并科學配置不同學歷、年齡、性別、專業、特長和能力的人才，培育起有別于其他行業的律師文化。其次，應淡化以收費多少為衡量人才唯一標準的觀念，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保證人才的培養和發展，強化對不同人才（尤其是年輕、專業、復合型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另外，完善考評、激勵等制度建設，盡快建立科學的人才管理和運行機制，保證律師事務所的發展長久不衰。

（三）做好律師管理工作，強化服務觀念。

律師事務所的發展離不開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律師協會的管理和指導。因此，做好律師管理工作對律師業的發展至關重要。當前，應做好以下兩方面：

1、完善“兩結合”管理體制，充分發揮律師行業自律作用。

當今律師業的發展并不完全依靠于司法行政機關的宏觀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賴于律師協會的行業自律管理，最重要的是要注重發揮律師協會行業自律作用，有效的律師行業管理能夠規范律師事務所的建設，減少律師違法亂紀的行為，維護正常的律師執業環境；能夠使司法行政部門更少的行使懲戒權，為司法行政工作的開展創造良好的局面，從而有效促地進律師業的發展。

2、強化管理意識，進一步樹立服務理念

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律師行業的主管部門，承負著對律師行業管理之責。新修訂的《律師法》第四條規定：“司法行政部門依照本法對律師、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協會進行監督、指導。”這就明確了司法行政機關對律師行業有權依法監督，依法指導，協調配合。律師事務所 年檢、律師注冊、律師違反執業紀律職業道德的處罰以及律師流動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積極為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們做好各方面的服務：積極搭建平臺，促進律師之間的交流和協作；積極保護律師各項權益，及時了解律師生活與工作中的困難，為律師排憂解難；積極為律師辦理各項行政事務，從不拖延、推諉；積極組織針對律師的各項表彰活動，鼓勵律師工作積極性；積極與有關行政機關進行溝通，為律師提供我們更要進一步樹立服務理念，在工作中的方方面面體現“服務”觀念，真正做到“以律師之憂而憂，以律師之喜而喜”，如此才能做好服務工作，從而以服務助管理，以服務促發展。

“解放思想、科學發展”，深入調研了律師行業的發展現狀，今后，必須牢牢堅持以解放思想為先導，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實現新跨越為目標開展律師工作，推動律師隊伍的發展壯大，促進律師行業實現快速健康發展。

第五篇：律師行業發展狀況之調研報告

律師行業發展狀況之調研報告

〔內容提要〕：本文針對近年來某市律師隊伍人數減少，律師業發展緩慢的現象進行了調研分析，總結出幾大扼制律師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并提出了解決措施。

〔關 鍵 詞〕：律師行業 發展 機制 改革 措施

一、某市律師行業發展現狀

某市律師行業在2000年以前人數眾多，隊伍壯大，發展比較迅速。2000年，根據司法部統一部署，全國律師事務所均進行了脫鉤改制，改制后的律師事務所淡出了司法行政機關，進入法律服務市場，開始了新的發展。經過改制，某市一部分律師脫離了律師行業，使得律師人數有所減少，此后幾年間，某市律師事務所數量以及專職律師人數變化不大，截至目前，較十余年前的律師人數減少了近四分之一。此前，我們也針對某市律師流動情況進行了調研，結果表明：許多律師通過種種渠道流轉到了其他地域或者其他行業，直接導致我市律師人數下降，律師隊伍縮減，律師行業發展緩慢，甚至一度停滯不前，成為困擾某市律師行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分析某市律師行業發展緩慢的原因

近年來，某市律師行業發展緩慢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律師人數變化不大，甚至呈逐年減少的趨勢，通過調研，我們發現造成這種現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具體如下：

（一）地域經濟原因

某市是一座中小城市，人口不多，屬經濟欠發達地區，因此，部分想取得更大發展，收獲更多利益的律師并不滿足于在本地執業，轉而通過跨地域轉所等途徑轉向經濟發達地區，有的律師甚至選擇脫離律師行業，轉而從事其他行業，以謀取更大發展空間和機會。據統計，近年來某市跨地域轉所的律師七十余人，這部分人員基本流轉到了經濟發達地區，屬于律師執業的正常流動。另有部分年輕律師通過考取公檢法公務員等途徑轉行到了其他行業，直接脫離了律師隊伍。由此以來，造成了律師總人數減少，律師隊伍逐年縮減的現狀，影響了律師行業的發展壯大。

（二）管理體制原因

目前，某市律師的流動主要有兩個方向：經濟發達地區和公務員隊伍，究其原因，跨地域轉所系律師執業的正常流動，而年輕律師的頻繁流動轉行則屬現今律師事務所管理體制問題，現有的律師事務所分配機制不適宜年輕律師的發展。目前合伙律師事務所的管理模式仍是傳統的“個體戶”模式，即律師個人雖然以律師事務所的名義對外簽訂代理合同，處理事務時打著律師事務所的旗號，但實際上律師只是向律師事務所交納管理費，律師事務所并不向律

師分配任何利益，律師收入完全來源于自己代理案件的收費，其收入直接與個人的案源能力掛鉤，而律師能否接到案件，其實與律師事務所的招牌并沒有多大關系，而是與律師的個人能力、社會資源密切相關。在這種利益分配模式下，缺少社會關系的年輕律師基本無法找到案源，而那些從事律師工作時間較長的律師也始終處于原始積累階段，無法顧及或很少顧及年輕律師，因此年輕律師收入得不到保障，對于他們來說，雖然律師有可能是一份發展前景可觀的工作，但他們首先要面對的仍然是生存問題，為了生存，許多年輕律師不得不忍痛割愛，放棄初衷而投入其他行業，從而使律師隊伍人數下降，律師業發展緩慢。

（三）法制體系原因

我國現有的法制體系并不健全，法制環境也并不完善，律師在辦案過程中仍然會遇到許多阻力，比如眾所周知的律師“會見難”問題，新《律師法》已經對這一問題做了相應的規定，以方便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但是目前全國范圍內仍普遍存在律師“會見難”問題。在我市，據部分律師反映，在個別縣市律師持“三證”會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時仍然遭到拒絕和阻攔，給律師辦案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除此之外，據調研，律師辦案還遇到了許多問題，比如律師取證難的問題，還有律師查閱、摘抄復制與案件有關材料遭拒絕阻攔的問題等等，這些都給律師辦案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和困難，長此以往，極容易使律師對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失去信心，從而轉往其他地市或者轉行從事其他行業，造成律師隊伍的縮減，不利于律師行業的發展。

（四）社會觀念原因

律師是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不是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不掌握任何國家權力，但是，卻同樣擔負著維護公平正義，保證國家法律正確實施的使命，因此，在發達國家，律師的社會地位非常高，非常受人尊重，但是，在我國，這一點卻并不盡如人意。我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特點是“權力崇拜”和“官本位”，這就使得人們很難將不是“官”的律師置于一個很高的社會地位，現實是許多人不能平等地對待律師、尊重律師，特別是一些行政機關單位和企業單位，他們對律師往往并不歡迎，甚至認為律師是 “被雇傭者”，為“雇主”服務是應該的，“雇主”只需付錢給律師，哪還有“尊重”一說？另外，政府職能的設置不利于律師社會作用的發揮。比如國企改革工作，該項工作中許多有關材料的合法性審查以及依據法律出具改制意見等事項都非常需要律師的參與，但這些工作通常都由政府職能部門“一手包攬”了，律師往往參與不進去，無法發揮其應有的社會作用，也就無法彰顯其社會地位。至于普通百姓，他們對律師的認知也并不全面，有時因為律師為之辯護的當事人犯有滔天大罪，百姓便會認為這個律師是在“助紂為虐”、“善惡不分”，認為律師與那個“罪人”一樣——“簡直就是個魔鬼”！其實，律師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只是個中立者，他們用自己的專業法律知識來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五）業務風險原因

和其他許多行業一樣，律師行業也并非風平浪靜，其中充滿了風險，身處其中的律師們，兼為社會人與法律人，其風險是雙重的，他們除了要面對生活中的種種風險以外，還要面對因為執業所帶來的職務風險，這種風險大致分為兩類：

首先，是安全風險，即律師因執業而導致的人身安全風險，它可能來自對方當事人，也可能來自律師自己的委托人，還有可能來自民間群眾。如今，當事人因對案件處理結果不滿而遷怒于律師并對律師造成人身傷害的事件屢有發生，尤其是傷害對方律師的事件，往往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給律師帶來了極大的傷害。而普通百姓因為對律師的誤解而傷害律師的事件也偶有發生，他們認為律師只能替“好人”說話，而那些替“惡人”說話的律師，就如同“魔鬼”，讓他們深深憎恨。

其次，是責任風險，即律師因為執業過錯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可能是刑事責任，也可能是民事責任，還有可能是行業處罰和懲戒。比如《刑法》第365條和《刑事訴訟法》第38條，就是懸掛在律師頭上的兩把利劍，律師因此被判刑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民事案件代理中，如果律師因嚴重失職給當事人造成重大損失的，將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有可能使一個收入菲薄的律師傾家蕩產。另外，如果律師在執業中違反執業紀律和職業道德，可能遭受司法行政機關及律師協會的處罰，嚴重違規的律師還有可能被司法行政機關吊銷執照而砸了飯碗。所有這些風險，都決定了律師這一行業干起來并不輕松，也正因為如此，才有許多才學豐富的人對這一行業望而卻步，想進來又不敢進來，或者有進來了又因不能承受其責任之重而退出的，也因此造成了律師業人數逐漸減少，發展緩慢的現狀。

三、解決措施

要想解決以上扼制律師業發展的種種瓶頸問題，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加強《律師法》宣傳，特別強化領導干部法律普及程度。

造成律師業發展緩慢的現象有許多原因，歸根究底是法律普及程度不夠，法律以及律師的重要性并沒有被提升到一個應有的高度上去，要改變這種現象，就要加強普法宣傳，特別是《律師法》的宣傳。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已于2007年10月28日經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通過，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修訂后的《律師法》適應新時期我國律師工作改革和發展的需要，對原律師法作了較大調整、補充和修改，新增、修訂條款40余條，從律師執業許可、律師事務所組織形式、律師執業權利和義務、律師業務和律師執業監督管理、法律責任等諸多方面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國律師制度，對便利律師辦案、保障律師依法執業，規范律師執業行為，推動律師事業又好又快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不僅要在律師中積極宣傳新《律師法》，還要在社會上廣泛宣傳，使廣大人民擺正對律師的認知，加強對律師重要性的認識。同時，也要特別在領導干部中加強包括新《律師法》在內的法律宣傳，提高領導干部的法律普及程度，因為領導干部的思想觀念和決策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絕大部分民眾的認知導向，在這個依法治國的社會，一切都應依照法律行

事，而這離不開律師的參與，只有廣大民眾認識到了法律和律師的重要性，律師的存在才有意義，律師的作用才能發揮出來，律師業也才能隨之迅速發展。因此，要加強普法宣傳，在領導干部和廣大民眾中宣傳新《律師法》，擴大法律普及程度，強化大家的法律意識，凸顯律師的重要作用，這樣才能促進律師事業的快速發展。

（二）改革律師事務所管理機制，為年輕律師創造發展機會。

目前律師事務所管理體制并不利于年輕律師的發展，要改變律師業發展緩慢的現狀，改革勢在必行。目前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已經萌芽，比如合作律師事務所的改制、律師事務所公司制改革的嘗試等等，這些都有利于律師業的發展。除此而外，還要注重以下幾方面的改革：

1、執行機制的改革。某市幾乎所有律師事務所現行的執行機制都是主任負責制及合伙人管理制，主任直接指揮內勤，合伙人既負責決策又負責日常管理，甚至主任自己直接來實施管理，其他聘用律師從不參與律師事務所管理，只關注自己的業務和收入。使“平等的介入管理”成為一句空話。在部分大城市，律師事務所的管理比較科學：部分合伙人組成管理委員會，由一個合伙人（一般是主任）來負責，而如果主任不是負責人，就只作為一個形象代表；建立行政辦公室，聘請一名行政主管（一般非執業律師），上對合伙人負責，下負責處理日常行政事務。這樣既可以減少合伙人的管理成本，同時避免了合伙人之間因日常管理而產生的矛盾，又減少了管理的層次和環節，提高了管理效率。如此的執行機制達到了淡化主任和合伙人在具體執行中作用的目的，強化了合伙人、行政主管在執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提高了執行效率，有利于律師事務所的快速發展。我們應該借鑒這種管理模式和執行機制，使我市律師事務所也能夠規模化、科學化發展。

2、分配機制的改革。目前某市大多數律師事務所采取分配方式是“提成制”，即按照律師個人所承辦業務收費的一定比例作為律師勞動報酬的分配方式。這種分配方式并不利于律師間的業務合作和新律師的培養。它使律師事務所形成了“個體戶”式的大聯合，律師之間不僅沒有良好的協作關系，反而因為爭搶案源而矛盾重重。同時，這樣的分配方式直接決定了新律師收入偏低甚至得不到保障，一些素質很好起點很高的新律師甚至因此長期得不到發展，這必然造成律師事務所發展后勁不足的結果。因此，改革分配制度十分必要。當前，一些大型律師事務所實行“效益工資制”的分配方式，即以律師工作的綜合績效作為確定律師收入分配的依據。這種分配方式能夠比較全面地考慮律師的綜合素質，有效地鼓勵了律師的主觀能動性，有利于律師之間業務協作，也有利于年輕律師的發展，不失為一個良性分配機制，對我們有很好的借鑒作用。筆者認為，一個合理的律師事務所分配制度應該不僅能體現律師事務所的效益，也要能夠體現律師個人的效益，充分考慮到律師的個體經濟利益，這樣，才能激發律師的主動性，從而創造更大的效益。我們應該淡化單純以收費額為效益和能力指標的觀念，強化綜和素質、綜合效益為指標的觀念，以建立科學合理的分配制度。

3、人才機制的改革。好的人才機制應該包括人才的認定、引進、培養、分工、使用、晉升、淘汰等多方面的制度規定，還應該有合理的人才資源配置，即合理的分工。當前我市律師事

務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由不完善的管理模式和分配模式所造成的律師事務所人才機制的不健全，合伙人只關注聘用律師的代理費收入高低，以便通過收取更多管理費的方式來減輕合伙人的成本負擔，而聘用律師也不會關心律師事務所的發展，而只是關注哪一家律師事務所給予的提成比例高。如此一來，合伙人以及其他律師都各自忙各自的，律師之間沒有專業的分工也沒有良好的協作，律師事務所的人才引進和發展也被忽視了，整個律師事務所形同一盤散沙，沒有團隊效應，也無品牌優勢，難以得到長遠的發展，與規模化、科學化、專業化的發展目標相去甚遠，對律師業的發展毫無益處。因此，必須重視律師事務所人才機制的改革，加強對人才機制的研究和實踐。首先，應優化組合并科學配置不同學歷、年齡、性別、專業、特長和能力的人才，培育起有別于其他行業的律師文化。其次，應淡化以收費多少為衡量人才唯一標準的觀念，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保證人才的培養和發展，強化對不同人才（尤其是年輕、專業、復合型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另外，完善考評、激勵等制度建設，盡快建立科學的人才管理和運行機制，保證律師事務所的發展長久不衰。

（三）做好律師管理工作，強化服務觀念。

律師事務所的發展離不開司法行政機關以及律師協會的管理和指導。因此，做好律師管理工作對律師業的發展至關重要。當前，應做好以下兩方面：

1、完善“兩結合”管理體制，充分發揮律師行業自律作用。

當今律師業的發展并不完全依靠于司法行政機關的宏觀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賴于律師協會的行業自律管理，早在1993年，司法部頒布的《司法部關于深化律師工作改革的方案》中就指出：應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建立司法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與律師協會行業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制。1996年頒布的《律師法》將這一體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來。此后，“兩結合”管理體制便逐漸推行開來。目前這一體制還存在不足之處,需要不斷完善。其一，應明確司法行政機關的具體管理職責,充分體現和發揮宏觀管理功能。其二，要加強律師協會自身建設，充實其行業管理職能,發揮行業管理優勢。其三，要妥善正確處理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之間的關系。此外，最重要的是要注重發揮律師協會行業自律作用，有效的律師行業管理能夠規范律師事務所的建設，減少律師違法亂紀的行為，維護正常的律師執業環境；能夠使司法行政部門更少的行使懲戒權，為司法行政工作的開展創造良好的局面，從而有效促地進律師業的發展。因此，要不斷完善“兩結合”管理體制，實現兩者之間黃金比例點的結合，使律師行業管理早日走向自律和自治。

2、強化管理意識，進一步樹立服務理念

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律師行業的主管部門，承負著對律師行業管理之責。新修訂的《律師法》

第四條規定：“司法行政部門依照本法對律師、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協會進行監督、指導。”這就明確了司法行政機關對律師行業有權依法監督，依法指導，協調配合。律師工作的政策性和法律專業性很強，與國家的法治秩序和社會穩定密切相關，因此，一定要強化管理意識，做好管理工作，這是司法行政機關義不容辭的責任。要做好律師管理工作，就要做到兩個方

面，一是要“管得住”，就是指律師能夠服從司法行政機關的管理。律師屬于自由職業者，但這個“自由”必須有限度，這就有賴于行政管理。我們負責著對律師事務所建設、律師事務所年檢、律師注冊、律師違反執業紀律職業道德的處罰以及律師流動等方面的管理工作。長期以來我市律師都能夠服從管理，對相關工作能夠積極配合，從未出現過律師不服從管理而與司法行政機關相對抗的事件，有效實現了律師工作的各項任務目標，保證了律師行業的健康發展。二是要 “管得好”，這主要是指在管理好的同時也要服務好。平時我們也非常注重這方面的工作，與律師協會一起，積極為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們做好各方面的服務：積極搭建平臺，促進律師之間的交流和協作；積極保護律師各項權益，及時了解律師生活與工作中的困難，為律師排憂解難；積極為律師辦理各項行政事務，從不拖延、推諉；積極組織針對律師的各項表彰活動，鼓勵律師工作積極性；積極與有關行政機關進行溝通，為律師提供便利的辦案條件；積極維護律師事務所的建設和發展，為律師創造優良的辦公環境等等。如今，面對正在開展的“解放思想”大學習大討論活動，我們更要進一步樹立服務理念，在工作中的方方面面體現“服務”觀念，真正做到“以律師之憂而憂，以律師之喜而喜”，如此才能做好服務工作，從而以服務助管理，以服務促發展。

全省目前正在開展“解放思想、科學發展、奮力實現新跨越”大學習大討論活動，我們正是以這次活動為契機，深入調研了某市律師行業的發展現狀，總結了幾大問題，也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有待實踐。今后，必須牢牢堅持以解放思想為先導，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實現新跨越為目標開展律師工作，推動某市律師隊伍的發展壯大，促進某市律師行業實現快速健康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 《進一步加強律師工作，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吳愛英部長在全國律師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中國司法》2008年第5期）

[2] 《律師事務所管理：一個不能忽視的道德問題》（《中國律師》2005年第12期）

[3] 《“危險”中的中國律師----律師業的執業風險及其防范》（第六屆“中國律師論壇”演講稿 呂良彪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