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承前啟后的鄧小平民主法制建設思想

[內容提要]：今年8月22日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日子，為了緬懷其豐功偉績，尤其是其承前啟后的民主法制建設思想，對當今中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做出巨大貢獻和產生的深遠的影響，本文在此粗淺地探析黨的三代領導人的民主法治思想。

黨的三代領導人的民主法治思想具有繼承性和創造性。從毛澤東同志的“主權在民”到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再到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說明了三代領導人都在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都在努力地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鄧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江澤民同志“依法治國”思想實際上就是對鄧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①1997年，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從“法制”發展到“法治”，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是近20多年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結晶。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三代領導人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也不一樣。毛澤東同志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鄧小平同志讓中國人民富起來了，江澤民同志讓中國人民強起來了。

一、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俗話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關于共產黨如何防止走歷代王朝“其興也勃，其怠也忽”的老路時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就是“民主”②。我們是人民的政府，跟剝削階級有著本質的區別，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成了國家的主人。不存在歷代封建王朝興衰周期率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強調以民為本、以民為重，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共產黨人的宗旨。

改革開放以前，國家實行高度的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是一種行政經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當時的民主法制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走過不少彎路，歷經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１)、法制初創階段，建國初期，為了加快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家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規，但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具體國情決定了領導者的治國方法主要是靠政策、靠群眾運動，而不是靠法制。(２)、法制停滯階段，法制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立法司法工作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３)、十年文革，砸爛公、檢、法，成立保衛組，搞階級斗爭擴大化，使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遭受嚴重破壞。這跟毛澤東同志晚年的指導思想有關，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他只重視法制的政治職能，輕視法制的經濟和社會職能，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把法治思想僅僅限制在對敵斗爭、打擊犯罪和鞏固政權的狹小空間內。在領導方式上，沒有擺脫傳統的“人治”思想束縛，把法制僅僅作為一種統治手段、一種統治工具，而不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當然，毛澤東同志也有重視民主法制建設的幾個閃光點，主要體現在三件大事上。㈠、1937年,紅軍干部黃克功因向陜北抗日大學學生劉茜逼婚不成，竟然開槍打死劉茜，造成極壞的影響，對此，毛澤東主席主張依法懲處，說“不殺黃克功，就不足于教育黨”。③

①、《鄧小平論民主法制建設》第9頁。②、《學習〈鄧小平論民主法制建設〉講話》第10頁。③參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184頁，《給雷經天的信》。

㈡、1953年,面對新中國第一大案——劉青山、張子善案件，為了懲治腐敗、廉潔黨和國家機關，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毛澤東同志也是極力主張依法槍決。㈢、1954年,毛澤東同志親自擔任立憲委員會主任，主持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1954年憲法》。毛澤東主席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同志親自參與起草條文，為制定憲法參閱了兩箱子憲法書，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原來草案中曾指出“這是我國的第一個憲法”，毛主席認為不妥。他指出，中國過去有9個憲法，要尊重歷史，強調此句“不改不行”；有人提議將這部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但被毛主席拒絕了，認為這樣寫不科學、不合理①。毛澤東同志說“這個憲法草案，看樣子是得人心的”。② 它充分發揚了社會主義民主，廣泛征求群眾意見，歷時1年零9個月，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全民討論，參加人數達1億5千萬人，提出意見138萬條。它貫徹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確立了我國的政治體制，首次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它在序言中肯定了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總綱第一條規定的“人民民主國家”就是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實踐表明：1954年憲法是一部很好的較完善的憲法，它所確立的基本原則是正確的，是國家的總章程、根本法。對新中國的立法活動起了重大的影響。

毛澤東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集體經驗和智慧的結晶，是全黨的集體創造。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我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20世紀20年代末，成熟于抗日戰爭時期，是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旗幟。

二、黨的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設思想

鄧小平同志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早就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繪制宏偉的藍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開始撥亂反正，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得到恢復和迅速發展，并逐步走上正軌。鄧小平同志重視民主法制建設自有其主客觀原因，主觀上，鄧小平同志幾經浮沉，“文革”中受到沖擊，曾被下放勞動，住過牛棚，深知無法無天的危害性，深感實行

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客觀上，我國正在實行改革開放，搞經濟建設離不開法制，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法制經濟，需要法制來規范、保障、引導和制約。鄧小平同志繼承和發展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民主法治思想，尤其是1958年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辦事”思想，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全過程概括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個字。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關鍵，執法必嚴是重要條件，違法必究是保障。

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設思想內容極其豐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和科技等領域。主要有以下八大方面：③ ㈠、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實行“兩手抓”。㈡、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實行“嚴打”和開展反腐敗斗爭。㈢、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概括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㈣、堅持實行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原則。㈤、指出加強法制根本的問題是教育人。㈥、實現民主和法制要有步驟、有領導地進行。㈦、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㈧、堅持人大制度，改善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發揮人民政協的協商監督作用。

①參見2003年12月29日《文摘周報》韓大元的文章。②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25頁。③全國普及法律知識干部統編讀本《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基本知識》法律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8-93頁.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設思想的特點：

㈠、全局性。鄧小平同志從戰略的高度出發，指出法制建設同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具有高度的全局性。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鄧小平同志集中思考了兩個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他指出我黨建國以來的兩大失誤：即忽視發展生產和忽視發揚民主。為此，全黨的工作著重點必須轉移，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①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鄧小平同志還進一步揭示民主與法制的必然聯系，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指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兩方面是統一的。”②他說“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③他還進一步強調：“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的方針，今后也決不允許有任何動搖。”④ 1986年,鄧小平同志又明確指出法制是全局性的思想：“我們現在的重點是端正黨風，但從全局來講，是加強法制。”⑤ 由此可見，鄧小平同志是從經濟戰略思想、政治戰略思想和全局的高度來肯定法制建設的重要地位，這就使他的法制理論溶入了建設一個既不同于傳統社會主義，又不同于現代資本主義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宏偉藍圖之中。

㈡、實踐性。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為依據，徹底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具有鮮明的實踐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同志總結歷史經驗，適應撥亂反正的需要，論證了加強法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78年底，他指出“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之間的關系，也要用法律形式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有不少要用法律來解決。”⑥ 1979年6月他還指出：“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⑦ 80年代初期，針對當時社會治安形勢嚴峻，鄧小平同志要求專政機關要嚴打。他認為對人民實行民主和對敵人實行專政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兩大職能，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因為社會上還有不少違法犯罪分子。“對違法犯罪分子手軟，只能危害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危害現代化建設的全局。”⑧ 發揚民主不是不要專政。“現在是非常狀態，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嚴才能治住。”⑨ 他強調：“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罰款、重稅一類經濟武器）同反黨反社會主義勢力和犯罪分子進行斗爭。”⑩ 為此，在1982年底和1983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秩序的罪犯的決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內從嚴從重，在訴訟程序上從快地打擊犯罪分子。

鄧小平同志指出：“對于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反腐敗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據此，1993年黨中央作出關于加強反腐敗斗爭的部署，把嚴厲打擊貪污、賄賂等經濟犯罪的斗爭擺到突出位置。反腐敗要動真格，敢于查處大要案，對于嚴重的經濟刑事犯罪分子要嚴懲，把判死刑作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心太軟了、手太軟了都不足于威懾犯罪分子。

①、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頁、第163頁。②、③、④《鄧小平論民主法制建設》第39頁、第9頁、第9頁。⑥、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頁、第371頁。⑦、⑧⑨《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頁、第217頁

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穩定，他多次指出：“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績也會失掉。”① 他總結出：“只要有利于中國穩定的就是好事。一切導致中國混亂的因素都要排除。”② 鄧小平同志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不同的時期，從多種角度對法制建設進行論述，極大地指導和推動了中國的法制建設，為我國實行法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㈢、開放性。鄧小平同志是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其民主法治思想也充分體現開放性的一面。隨著我國對內不斷深化改革，對外不斷擴大開放，過去那種計劃體制已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形勢的發展促使我國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了加快立法步伐，改變以往“

第二篇：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論析

作 者 閆弘宇

所在單位 東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東北師范大學（凈月校區）政法學院 法律系

郵政編碼 130000

摘 要

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立為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重大發展。二十幾年來，我國法制的建設與發展，正是在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指導下順利進行的，研究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對于認清我國現時期法治發展規律，明確法治建設方向，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過深入地分析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條件，整體結構和主要內容，深入地分析我國法治發展的規律，為我國現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系統的理論參考。

本文在寫作中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和材料。在對鄧小平相關論著認真研讀的基礎上，深刻地分析了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條件，創造性地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整體結構作了充分的闡釋，并通過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主要內容的詳盡論述，明確了其對我國現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歷史意義。同時，通過全文的論析，總結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對我國法治建設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過本文的論證，我們看到，正是在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指導下，才有了我國二十幾年來法制建設的飛速發展，才形成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大踏步地前進。他的法制建設思想無疑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法寶，是我們過去和現在法治建設的重要指南，也是我們在今后法治建設中需要始終貫徹并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論武器。

主題詞： 鄧小平法制 法治

引 言

關于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國內理論界的研究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闡釋的角度多有不同，諸如“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與法制建設思想”，從論述的內容上看，大都闡釋了其法制建設思想的某一個方面，目前尚沒有從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結構上深入地分析，理論上缺乏整體性論述。國外的部分學者，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雖也高度重視，但研究就更為有限。本文將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從總體上加以分析、論述，使我們清楚、明確地掌握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整體脈絡，這對我國現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研究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首先要明確“法制”和“法治”兩個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種意義上的理解。（1）是指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簡稱，這是從廣義上、靜態意義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義上，只要有國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國法制史》和《外國法制史》這兩門法學學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辦理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治國方式、原則和制度，這是從狹義上、動態意義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義上，君主專制和封建特權的社會制度下不可能實現“以法治國”，只有在民主的社會制度下，才能實現“以法治國”，故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沒有法制，只有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才有法制可言。這種意義上的“法制”同“法治”含義相同。（3）是指由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各個環節結合起來協調運行的有機統一整體，這是從動態和靜態相結合的意義上理解的法制。這種意義上的法制，既包括國家創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現實中的運行和實現的過程，且將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環節看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在此意義上，只有近代以來的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才有法制。對法治的理解也有兩種不同的含義：（1）是指中國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國主張。源于春秋時期管仲、子產、鄧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經戰國時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發展，至韓非時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為立國指導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學家提出的嚴格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一種治國方式和理論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張建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反對一人專制和“賢人政治”，與人治相對立。這種思想為近代啟蒙思想創立民主與法治理論奠定了思想基礎，代表人物是法國的啟蒙思想家盧梭。他們主張依法治國，并把法治與民主聯系起來，提出主權在民，宣稱法律至高無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特權，奪取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提供思想武器。現代法治是與民主密切相關的，它除了強調以法治國，還注重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制約，以極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民主權利。[1]

應當說，鄧小平在其論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時期體現了上述法制的第（1）種含義和法治的第（2）種含義，為了闡釋的便利，本文在論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為其第（1）種含義，使用的法治為其第（2）種含義，而對鄧小平關于“法制”思想的整體性論述，稱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

一、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條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有其歷史、現實根源。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伴隨著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樣有著深刻的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條件，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理論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實現了法學發展史上的偉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參加無產階級革

命斗爭的過程中，進一步分析批判了剝削階級法律制度，論證了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法律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具體途徑，更加深入地闡明了法的本質和運動規律。從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繼承馬克思的遺志，更加全面、系統地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在斗爭中捍衛和發展了他們的法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論中只是闡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質以及法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其他現象的關系等基本理論問題，對于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建設法制并沒有提出具體、系統的觀點，但為社會主義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為后人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則為社會主義法制的產生創造了前提。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寧就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工作。在列寧的參加和指導下，蘇維埃政權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決議。其中，1918年頒布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則為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列寧還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嶄新的理論，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寶庫。為我國法制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和實踐經驗。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開創者，他們從理論和實踐上奠定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早在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就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綱領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是當時中國人民的大憲章。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設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比較理想的法制國家，并為此做出過巨大努力。1954年，毛澤東親自領導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強調了憲法應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并指出：“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明確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同時，他還強調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 [2]1956年，劉少奇在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講到“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后來他又講到“國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是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3]

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從鄧小平的法制建設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論有著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來強調法制對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問題上，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法與經濟基礎論述的現實闡述，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論的現實補充。對于列寧的建國法制理論，鄧小平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給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鑒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許多論證，諸如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立法思想、經濟法治思想等都是對列寧法制建設思想深入闡述和合理借鑒。對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所完成的我國法制建設工作，鄧小平是持批判地繼承態度的，既肯定和繼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時又將一些錯誤予以及時的糾正。例如在鄧小平指導下制定的我國82年憲法，就是對54年憲法的肯定，對75年、78年憲法的錯誤思想的糾正。

可以說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是在充分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法制建設的理論的基礎上結合當代中國社會實際發展起來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再創造。

第二，建國以后我國法制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成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形成的歷史依據。

新中國成立以后，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面對中國法制基礎薄弱、人們法制觀念淡薄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將法制建設提上了議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國一億五千萬人參與討論和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得以通過，國家根本大法的誕生為中國法制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礎。但是從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黨和毛澤東對國際國內形勢估計的失誤，加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準備不足等原因，黨的指導思想陷入了“左”傾，并逐步走向極端。階級斗爭被盲目擴大化，同時社會上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之風盛行，法律形同虛設。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科學地總結了建國以來法制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這就成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得以形成的歷史依據。

第三，改革開放和工作中心的轉移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現實條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并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適度地進行宏觀調控，增強市場競爭活力。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將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來，同時市場經濟的建設是全方面的建設，涉及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領域的改革和調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導下有序地進行，社會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這就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現實條件。事實證明，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在實踐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國際法制日漸趨同的大趨勢，是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

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不斷發展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在各國謀求經濟發展，以促進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同時，各個國家以及各種國際經濟組織都在加強立法，以更好地促進和保障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使得各國的法制建設與發展也在謀求平衡和統一，只有各國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

個有序的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的確立應當照顧到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但有一個前提，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例如我國有關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一方面保護了智力勞動的成果，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商標法》即確立了商標專用權的保護，同時又營造了正當競爭的良好市場環境。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以將黨和國家發展經濟的重大戰略方針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使之規范化、條文化，便于操作，并賦予它們普遍的約束力，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貫徹實施，這樣可以更好地保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第二，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也是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重要原則。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保證我國的經濟建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健康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馬克思主義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相結合的具體實踐，只有保證其社會主義方向，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而這種實踐活動要有社會主義法制的保證才能順利進行。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制定出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法律，在社會主義法律所營造的社會環境中才能使我國經濟建設矢志不渝地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健康發展。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決不允許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4]另一方面，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使法律切實地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真正實現了當家做主，而四項基本原則正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保證。在我國，要使作為反映統治階級利益的法律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第三，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堅持為改革開放服務。

改革開放是我們打破閉關鎖國，增進國際交流，吸引外資，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的重要手段，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鄧小平指出：“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內容和基本經驗都是開放，對內把經濟搞活，對外更加開放。”，“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5]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有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作為保障，用法律將改革的成果固定下來，才能更好地實行改革，進行開放。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許多外商有意來我國投資，但由于當時我國還沒有制定有關保護外國人投資的法律，以至許多外商擔心政策會變，不敢進行投資，有的外商雖進行了投資，但數量和規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國相繼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等相關法律，才打破這一僵局，來華投資的外商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這種實踐充分證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始終堅持為改革開放服務，才能使改革開放深入進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從“法制”到“法治”的轉變

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思想中，雖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詞，極少使用“法治”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體環境和精神實質，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詞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兩種不同含義的。鄧小平將傳統的“法制”升華為現代意義上的“法治”，這使我國的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境界，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從“法制”到“法治”的轉變雖然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基礎卻是天差地別。其所標志的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視之的。傳統的“法制”與現代的“法治”有著迥然不同的含義：

首先，二者所賴以存在的基礎不同。法治必須以國家的民主為前提和基礎。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與任何形式的專制相對立的，是民主的具體貫徹和執行。法制卻不需要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國家制度基礎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與各種專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還可以建立在專制的國家制度之上，從而與民主相互對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質明顯不同。法治是一種治國方略、治國體制和治國機制。它的性質與人治針鋒相對，格格不入。厲行法治，就是要從根本上確認和實施“法律至上”的原則，確立法律的最高權威，從而排斥人治，排斥權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領導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現象。法制從性質上講，只是一國的基本制度，是相對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為一項制度，它并不針對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權大于法，將領導人的講話作為“法”而至于權威的地位，這并不與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內容、對象和范圍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內容、對象和范圍是廣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況下，幾乎整個國家的各個領域都被法治所涵蓋。處理、解決任何事情的標準不是個人的意志或什么領導人的講話，而應當嚴格以法律為標準。而在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傳統的國家，厲行法治所針對的對象首當其沖的便應當是各級領導干部。要用憲法和法律規范各級機關和各級領導干部的行為。而在此基礎上，其次才是規范社會運行和社會公民的行為。法制的內容、對象和范圍相對狹小，作為一定階級所確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社會的普通百姓，主要內容表現為“治民”。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對歷史深刻反思的基礎上，認識到文化大革命這一將人治發展到極端的歷史時期的沉痛教訓，在大力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開始逐漸明確地提出要實行法治，反對人治。早在1978年鄧小平在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思想的同時，就開始表達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

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980年12月，鄧小平再次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鄧小平在這里清楚而準確地表述了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的關系。社會主義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目的和本質要求，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保障；沒有社會主義的法制，民主就沒有保障。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義。二者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鄧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強調要通過各種法律、法規把社會主義民主的各個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體地確定下來，依靠法制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第一，要在國家根本大法上對人民民主制度加以嚴格確立。“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要改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4]憲法是對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權威的保證。第二，要對公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做法律上的規定。要切實保障全體人民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利，享有各項公民權利”。[15]第三，要建立監督機制以確保人民民主權利不受侵犯。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權利，鄧小平還提出了“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然而，民主通過法制確立下來，就不是任意的，必須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行使。鄧小平多次批判那種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約束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闡明了民主自由權利必須依法進行的思想。1979年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當時一些社會現象，鄧小平指出：“有個所謂‘解凍社’，發表了一個宣言，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分裂人類的，我們能夠允許這種公開反對憲法原則的‘言論自由’嗎？”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象兩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6]這些論述是鄧小平在新時期的歷史條件下關于民主和法制建設的綱領性表述，說明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方向是從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實現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關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國法制發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字方針。這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17]這十六字方針對我國法制建設的主要領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對我國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對全體社會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是對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基本要求。關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論述中將有所涉及，這里只重點闡述一下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

執法必嚴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國家和人民賦予的行政執法權和司法權，克盡職守，執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違法行為，真正樹立法律的權威，維護法律的尊嚴。一部好的法律能否發揮出良好的規范作用，這其中嚴格執法是一個決定性環節。沒有嚴格的執法，法律就成為一紙空文，沒有任何意義。執法必嚴要求在執法的過程中正確適用法律，準確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觀、公正、準確、及時。這是妥善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嚴格執法，才能很好地打擊一切破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刑事犯罪，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只有嚴格執法，才能及時、公正解決人民群眾之間的各種糾紛，避免人民內部矛盾的擴大，使全體人民團結一致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違法必究要求司法機關對于一切違法行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這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根本保障。社會主義法律不承認任何等級的特權。我國《憲法》第33條第2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就是說，在我國不因違法者的性別、民族、種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別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違法之分，一切違法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違法者予以懲罰和教育；一方面是保護大多數守法者的合法權益。只有對一切違法行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體現法律的懲罰、教育作用，同時也就更多地維護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權益，這二者是密切相關的，統一起來，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做到違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字方針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聯系，辨證統一的，四個方面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它們共同構成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任務。沒有健全的立法，守法、執法和司法就沒有依據；沒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執法、司法工作就會受到影響；沒有嚴格的執法和司法，法律的權威就不足以樹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實踐證明，鄧小平提出的這十六字方針，已經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在新時期加強法制建設的長期指導方針。

（三）關于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法制的關系

鄧小平明確指出，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黨的領導和法制的關系是民主法制建設的關鍵。一是應當明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共產黨居于執政黨地位，在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保證法律的實施方面，具有特別重大的責任，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遵守和執行憲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圍內的事應該由國家和政府管理，過去，法律范圍的事，黨管的比較多，這是由于當時司法部門不完備，法制不太健全，黨管還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漸完

會主義法治意識》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法治論》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版

6.《鄧小平思想精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3年版

7.《鄧小平理論研究文庫》 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7年版

8.《鄧小平理論全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版

9.《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現代化》 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0.《鄧小平發展思想研究》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7年版

11.《鄧小平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思想研究》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2.《鄧小平思想寶庫》 紅旗出版社 1993年版

13.《鄧小平理論體系研究》 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7年版

14.《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巡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研究》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

16.《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紅旗出版社 1997年版

17.《馬恩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8.《列寧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9.《毛澤東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0.《劉少奇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1.《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5年版

22.《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若干問題》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23.《中國共產黨中央舉辦法律知識講座紀實》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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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民主法制建設

河源市依法治市辦公室

（2008年4月24日）

根據市人大常委會關于“繼續解放思想，爭當全省山區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調研工作安排，我辦在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依法治市辦公室主任曾瑞鳳同志帶隊下，組成調研小組，圍繞“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積極推進依法治市工作”這一主題，于3月24—26日先后到龍川縣（其余五個縣區按照要求自行開展調研并上報書面材料）、市司法局、市民政局開展調研活動。調研活動采取聽匯報、實地察看和召開座談會等形式進行。現將調研情況綜合如下：

一、我市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近年來，我市各級黨委、政府重視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工作，把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作為推進依法治市工作的重要任務來抓，注重法治和民主的有機結合，落實“四民主，兩公開”制度。2003年以來，我市在實施“四五”普法和“五五”普法規劃中，啟動了創建“民主法治示范村”試點工作，以開展“法律進鄉村”活動為契機，積極推進農村民主法治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目前，我市有2個村被評為“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18個村（社區）被評為“廣東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

1、加強領導，明確責任。市、縣、鎮三級黨委政府重視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加強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規范化建設，進一步調整充實了市、縣、鎮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領導小組，明確了成員單位的工作職責，制定了《加強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規范化建設實施意見》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考評制度》等文件。2008年市委、市政府已將擴大基層民主納入“七大”建設的考核內容之一，并細化了考核指標。龍川縣還制定了《村務公開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單位

職責分工和掛點聯系鎮制度》，推動了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規范化建設工作。

2、健全落實“四民主、兩公開”制度。一是健全民主選舉制度。自 1999年以來，我市依照“一法兩辦法”的規定普選產生了三屆村委會成員，在2005年第三屆村委會換屆選舉中，首次實行選舉觀察員制度，對選舉過程中操作不規范和選舉秩序混亂的村，依法依規進行查處和糾正。二是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制訂了村民自治章程及相關的村規民約，明確農村干部群眾的權利、義務和農民群眾對村務的管理權，做到依法建制，以制治村。三是規范民主決策制度。建立民主議事程序，制定議事規則，對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尤其是與農民群眾切實利益密切相關的事項，實行民主決策，并對民主決策程序加以制度化、規范化、防止決策隨意化。四是推進民主監督。目前，我市已全面推行村賬鎮記，加強了對民主理財的指導監督。各地按照《廣東省村務公開條例》的要求，建立村務（財務）公開制度和設立村務公開欄，發揮村務監督小組、村民理財小組、村民議事會等組織的監督作用。如龍川縣登云鎮認真抓好村帳鎮記，實行財務公開，給群眾一個明白，還干部一個清白。登云鎮天云村還積極探索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新路子，參照鎮“四長”接訪日制度，每季開展一次村民“民主日”活動，把村務公開與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村民自治的新亮點。

3、以創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為契機，深化農村基層民主法治教育。我市自2003年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活動以來，成立縣（區）、鎮、村三級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工作機構，制訂了詳細的實施方案，按照“九條標準和六有要求”扎實開展創建活動。針對基層群眾的特點，市、縣兩級普法部門聯合開展“法律進鄉村”、“法制圖片巡回展覽”和“百案進千村”法制宣傳教育活動。龍川縣佗城鎮楓深村把普法教育工作放在首位，制訂切實可行的普法教育方案，邀請鎮司法所、派出所、國土所、林業站工作人員不定期到學校、村委會給小學生和村民上法制輔導課，增強了學生、村民法律意識和守法觀念。三年來全村無出現吸毒人員、無發生

刑事案件。通過宣傳教育活動，增強了農村黨員干部的民主法制觀念，提高農村黨員干部的法律素質和依法辦事能力，強化農民群眾的權利義務對等觀念和依法維權意識。同時，還切實加強人民調解員工作。如源城區在所轄的31個行政村建立了人民調解委員會，配備了專職調解員，從2007年1月起區財政每月給予調解主任100元、調解員50元的工作補貼；連平縣加大對村級調解員培訓力度，每年在各鎮舉辦1-2期村級調解員培訓班。不斷提高調解員的整體素質，增強了化解農村基層矛盾糾紛的能力，維護了社會穩定。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雖然我市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認識不夠到位，民主法治意識淡薄。一是部分領導缺乏對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的正確認識，沒有將民主法治建設擺到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同等重要的位置抓落實；二是一些村民法制意識不強，參政議政意識淡薄，自主能力弱；三是部分村級班子成員素質較低，法制觀念不強，民主治村意識及能力較差。

2、制度執行不落實。目前，我市大部分的村都建立了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務公開、財務公開、村民議事等制度，明確了操作規程。但這些制度在村務管理工作中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部分村干部對村務公開、財務公開心存顧慮，表現為不想公開、不敢公開、不會公開，導致公開不及時、內容不規范。有的僅成為應付上級的各種考核、驗收的擺設而已。

3、農村法制教育工作有待進一步提高。目前，農村基層法制宣傳的力度、深度、廣度不夠，普法工作存在著死角和盲點，法制教育的形式單一，效果不夠明顯，基層調解員素質不高，缺乏系統的法律教育培訓。

第四篇：中外民主法制建設

專題

二、中外民主法制建設

（一）中國古代的法治思想和法律

1．法治思想：①戰國時期，韓非子主張治國“以法為本”，法治的對象是廣大臣民，除國君以外，不論貴賤，一律受法的約束，“法不阿貴”。這種思想對打擊奴隸主貴族特權，有積極意義。②明清時期思想家黃宗羲認為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倡“法治”，反對“人治”。顧炎武主張“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

2．中國古代的法律文件

①秦始皇頒布通行全國的秦律，對后世封建律令的制定有很大的影響。②明太祖制定了《大明律》，條理分明，增加了經濟立法，同時主張量刑“重其重罪，輕其輕罪”。

★封建社會的法律體現了地主階級的意志。

（二）近代前期中國人民民主政治的追求

1．農民階級：洪仁玕最早提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資政新篇》。主張統一政令，以法治國。

2．對君主立憲的追求

（1）19世紀六七十年代，早期維新派倡導學習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但他們的理論沒有付諸實踐。

（2）19世紀末，資產階級維新派發起維新變法運動，由于頑固勢力的阻撓和鎮壓，變法最終失敗，君主立憲制沒有建立。說明資產階級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

3． 對民主共和的追求

（1）20世紀初，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辛亥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還特別規定實行責任內閣制。

（2）1912年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希望通過議會選舉，重組內閣，限制袁世凱，維護民主共和，結果宋教仁被刺殺。

（3）“宋案”發生后，孫中山為維護民主共和，先后發起“二次革命”、護國運動等革命運動，但均遭失敗，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在中國行不通。

4．新文化運動中，資產階級的激進民主派提倡民主與科學，對封建思想進行猛烈批判。

（三）中國共產黨為追求民主政治進行的努力

1．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綱領中指出：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2．1923年，中共“三大”確定國共合作的方針。

3．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進行“工農武裝割據”，1931年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制定了憲法大綱。

4．抗戰時期，在根據地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

5．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提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富強、民主、統一的新民主主義國家。

6．抗戰勝利后，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先后參加了重慶談判、政治協商會議，北平談判，努力爭取和平民主，后通過軍事斗爭，推翻了蔣介石獨裁政權。

7．1949年9月，政協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初步建立了中共領導的同民主黨派多黨合作民主協商的制度。

8．1954年，（四）中國近代史上實現民主政治的三次機遇

④《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蔣介石制定，它確認以蔣介石獨裁統治為核心的國家制度。⑤《憲法大綱》：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制定，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的性質。

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

（3）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進行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設的? ①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②制定了《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③在工礦企業和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主改革；④召開

實施，且缺乏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沒有徹底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導致辛亥革命不可能取得完全勝利。

歷史結論：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使中國人民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

（4）中國共產黨構建“和諧社會” 的努力及失誤

中國共產黨構建“和諧社會”在政治方面的的努力（本專題

第五篇：民主法制建設如何得到加強？

2009年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進一步加強，取得了許多新的進展，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基層民主制度繼續完善。在農村基層民主方面，村委會組織法（修訂草案）已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公開征求意見；出臺了加強和改進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的政策性意見，12個省份完成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黨領導的村級民主自治機制進一步健全，村級重大事項“四議兩公開”（黨支部會提議、“兩委”會商議、黨員大會審議、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會議決議，決議公開、實施結果公開）經驗在全國推廣；命名表彰了第四批“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為期３年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難點村”治理工作穩步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向“五個全覆蓋”方向發展。在城市基層民主方面，加強了對社區居民委員會選舉的政策指導，人戶分離的城鎮居民、選派到社區工作的機關干部、復退軍人和大學生以及居住在本社區一年以上的外來務工經商人員，均可以在自主選擇的前提下行使選舉權利，16個省份完成了社區居委會換屆選舉，直接選舉的覆蓋面進一步擴大；城市社區普遍建立了居民代表大會和協商議事委員會，居民評議會、社區聽證會等制度逐步推行，城市和諧社區建設深入開展。截至2009年底全國有60萬個農村村民委員會，有8.4萬個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

二是政府法制工作取得新成績。2009年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法律議案5件，制定行政法規22件。立法工作機制進一步完善，公眾參與政府立法的渠道不斷拓寬，重點推進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法制環境的立法工作。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制度進一步健全，地方性法規、規章做到了全部報備，有力維護了法制統一和政令暢通。行政復議工作程序進一步細化，大量行政爭議通過行政復議得到了有效解決。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繼續深化，行政執法裁量權進一步規范。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加緊研制。

三是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不斷加強。政府、企業法律顧問工作繼續加強，專項法律服務活動和主題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廣泛開展，法律服務進一步向社區、鄉村、老少邊窮地區延伸，為群眾就業、就學、就醫提供了更多的法律服務。開展“人民調解進萬家”等主題活動，排查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糾紛，僅鄉鎮一級得到調解并達成書面協議的事項有750多萬件。法律援助管理體制和經費保障機制進一步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質量評估體系加快建立，“法律援助便民”活動廣泛開展，法律援助的網絡進一步健全、覆蓋面進一步擴大，對殘疾人、老年人、婦女、兒童、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的法律援助切實加強。

四是信訪工作制度不斷完善。出臺了領導干部定期接待群眾來訪、中央和國家機關定期組織干部下訪和把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等規范性文件，進一步完善了新時期信訪工作法規制度體系。開展“信訪積案化解年”活動，加強了對信訪案件的自查和聯合督查。信訪工作體制機制和工作格局進一步完善。五是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進一步健全。堅持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的方針，警力布局進一步向基層傾斜，群防群治力量不斷壯大，技防、物防水平進一步提高，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機制繼續完善，基層基礎工作更加扎實，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進一步加強，各種形式的基層平安創建活動深入開展，社會治安重點地區和突出問題的排查整治以及重點人群的幫教幫扶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掃黑除惡、治爆緝槍等社會治安整治行動深入開展，著力維護新疆、西藏及其他藏區社會穩定，社會治安管理水平進一步提高，確保了新中國成立60周年慶祝活動順利舉行，維護了全國社會大局的持續穩定，保障了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六是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繼續推進。堅持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不動搖，不斷落實和完善支持民族地區、邊境地區發展的政策措施，扎實實施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少數民族事業、興邊富民行動等規劃，139個邊境縣（旗）

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58個邊境團場全部納入興邊富民扶持范圍。出臺了進一步扶持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有力推動了少數民族文化發展。隆重召開第五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總結了新中國60年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成功經驗，表彰了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集體和模范個人。多形式、多渠道開展民族團結宣傳教育，營造了珍惜和維護民族團結、實現共同進步的良好社會氛圍。同時，依法管理宗教事務進一步加強，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集體宗教活動管理辦法、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監督管理辦法，指導和推動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和中國佛教協會制定了宗教教職人員認定辦法，宗教事務執法工作進一步加強。僑務工作取得新進展，華僑農場改革發展順利推進，海外人才為國服務計劃繼續實施，海外僑胞對祖國的感情和向心力進一步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