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陶淵明詩歌地位在古代有兩種觀點，主要以鐘嶸和朱光潛兩人的評價為主。鐘嶸在《詩品》中認為陶淵明的詩歌地位應為中品，而朱光潛卻給予其極高的評價，甚至置于李杜之上。這兩種不同的評價主要源于兩人所處的時代與美學觀念不同。論文從時代背景與當時的美學觀念進行多維分析，運用美學理論的觀點對其評價進行探究，以獲得新的研究發現。

[關鍵詞]：陶淵明；詩歌；中品；美學

引言

陶淵明是東晉末期向往田園與自由、鄙棄權貴的詩人，被譽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除此之外，他在文學、辭賦和散文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陶淵明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不言而喻，因此，后世對其作品的研究從未停止過。鐘嶸在《詩品》中舉陶淵明兩句詩“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云”,稱之為“風華清靡”,將陶淵明詩歌品第列為中品。但這個論斷卻沒有受到當時人們的認同與接受，直到朱光潛的出現，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才達到無以復加的高度。這兩種,評價的源于兩者美學觀念的不同。而兩者的美學差異在于鐘嶸重在自然，認為沒在滋味，而朱光潛則是重視主觀和客觀的統一，強調以“靜穆”為審美理想。

一、鐘嶸與朱光潛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的差異

《詩品》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被譽為“六代詩話之祖”。鐘嶸在《詩品》中細致分析了陶淵明詩歌的創作風格與特點，贊譽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并把陶詩列于中品地位。而在朱光潛看來，陶淵明的地位是崇高，唯有前之屈原，后之杜甫能與之比擬。

（一）鐘嶸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

鐘嶸在《詩品》中評價陶淵明云：“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陳延杰.詩品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4

首先毋庸置疑的一點是，陶淵明作為一位重要的詩人，其詩歌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從整體來看，陶淵明詩歌的遣詞造句方面質樸明快，情感表達真摯，表現其氣質與正直。鐘嶸據此將陶淵明置于中品。

鐘嶸在《詩品》中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受時代影響而造勢。他評價陶潛詩歌說：“世嘆其質直”，顯然,被打上了時代的烙印，“質直”是陶淵明詩歌的重要特征。這決非鐘嶸個人的看法，蘇軾說：“卜詩質而綺，癯而實腴”。

朱熹說：“辭翔簡占，概而要之,質樸少文。”盡管鐘嶸將陶淵明列為“中品”，但是還可以看出鐘嶸對陶淵明其實還是贊賞的。“世嘆其質直”一個“嘆”字,表達了鐘嶸對陶潛的婉惜之情。就從文體而言，“質直”，顯然與鐘嶸所一直標榜的“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才高詞盛，富艷難蹤”有所區別。

鐘嶸對陶淵明的品評將放在我國文學發展史歷史的比較中加以考察。《詩經》是我國文學的源頭，其民歌語言是樸實自然的。到屈原《楚辭》發展，文辭就華美起來了。漢賦辭藻富麗，開大興駢體文的先河。經過了漢末的社會大**,儒家思想受到了空前的大沖擊,文學崛起，走上了“自覺時代”。曹丕提倡“辭賦欲麗，陸機要求“詩緣情而綺靡”，而劉勰強調詩歌語言要“英華彌縟”，鐘嶸推崇詩歌“詞采華茂”，到了齊梁時代，驕體文達到了頂峰，文學創作傾向“文風華靡”，華美的詞藻成為一種遷客騷人追求的風尚。與此同時，人們的審美情趣也發生了變化，被雍容華美所取代，也成為文學批評的標準。

在崇尚文風華靡的時代，陶淵明顯然是獨樹一幟。他甘愿棄官從農，在質樸無華的田園生活中享受男耕女織、其樂融融的農家之樂。陶淵明用他棄官從農的決定有力地抨擊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對當時官場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其次，陶詩詩歌語言質樸，感情真摯，呈現出一種自然樸實之美，與當時文風華靡的社會風尚是相悖的，因此鐘嶸將他列為“中品”，放到當時的大背景之下是非常開明的。

（二）朱光潛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

朱光潛是在美學方面有獨到之處的學者，在我國文學界享負盛名。他曾經這樣評價陶淵明：“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王攸欣.《朱光潛之樂山交游及其學術轉向》[D].湖南.2012年.159-173

“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靜穆。杜甫還不免有意雕繪聲色，鍛煉字句，時有斧鑿痕跡，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貼的句子；淵明則全是自然本色，天衣無縫，到藝術極境而使人忘其為藝術。”③在朱光潛看來，陶淵明詩歌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與屈原、杜甫相媲美。屈原開創了我國楚辭之先河，杜甫則以“為國為民”的熱膽衷心贏得世人的愛戴。屈原是浪漫主義詩人，開創《楚辭體》，多用比喻、夸張的藝術手法，語句參差不齊，以長句為主，多用“兮”字結尾。杜甫是現實主義詩人，作品多與下層人民相關，詩歌風格為“沉郁頓挫”。陶淵明的詩歌，在創作上，應高于屈原與杜甫。陶淵明用簡樸自然的話語把讀者帶入描繪的田園生活中，我們仿佛看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傍晚時候抬頭看見“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陶詩選取的意象無非就是大自然中常見的實實在在的事物，用簡單的語言就勾勒出一個別有洞天的世界，那是屬于陶淵明向往自由與農耕的世界。

《詩論》是朱光潛對于詩的評價的論著，他在最后一章特地對陶淵明進行詳細的論述：“陶詩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質不綺，因為它恰到好處，適得其中。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它一眼看去，卻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質亦綺。這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朱光潛在《詩論》中高度贊揚陶淵明，認為其詩歌地位應超越屈原、杜甫，位于極崇高的地位。而朱光潛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論斷，是因為他在研究詩歌過程中，提出了著名的“靜穆說”，在當時是頗受爭議的論斷。首先，他認為陶淵明的思想，對自然有很深沉的情感，從“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就可以看出來。其次，朱光潛是著名的美學大師，他基于中國國情，參照西方理論，得出自己的結論。（這段后面我建議對靜穆說進行論述，我找不到別人的論文資料）如他在文章《詩的主觀與客觀》中這樣評價:“詩的情趣都從沉靜中回味得來。感受情趣是能入,回味情趣是能出。詩人對于情趣都要能入能出。”⑤陶淵明的《情賦》,李白的《長干行》,杜甫的《石壕吏》和《無家別》,韋莊的《秦婦吟》,都是體物入微,出而能入,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在研究陶淵明的同時,他在創作和人生觀方面也受到陶淵明的很大影響。他接受陶淵明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

二、鐘嶸與朱光潛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的差異的原因

鐘嶸與朱光潛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的差異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時代的文學和美學思想。鐘嶸的魏晉南北朝是美的自覺時代，整個時代對美有著如生命般熱烈的追求，形成了蔚為大觀的魏晉風流。在這個自覺追求美的時代，美學思想則表現為追求華麗的文采。而朱光潛文學批評理論在早年的時候受到中西方教育的影響，以及與其他評論派人的交往。因此，他的思想表現為追求“靜穆”，崇尚自然之美。新中國成立初期，從美學大討論開始，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之后，朱光潛的美學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即自我突破，超越唯物主義，提出了美在于主觀和客觀的統一。

第二，各自的審美評價標準不同。鐘嶸作《詩品》的出發點是尋求感情表達的適當方式，在恰當表達感情時，通過“指事造形”構建完美的外殼，加之以描繪事物來達到“窮情”的效果。鐘嶸的審美標準注重的是追求情感如何通過外殼給人以“滋味”的審美感受。朱光潛對于詩歌的審美是在于心物關系上。在朱光潛看來美是一種境界，提出符合“純正的趣味”的審美標準。在朱光潛的美學標準中，他認為藝術創作必須要以情趣為基準，情趣可以溝通人的情感與心靈，通過藝術手法表現生活的情趣。只有達到對生命的頓悟和留念時，生活的情趣與趣味才可以真正體現出來，生活才有意義。

（一）時代背景對鐘嶸與朱光潛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文學發展也是文論發展的高峰期，文學主張以華麗為主。當初，出現了一些比較著名的論斷，比如曹丕的《典論·論文》的“詩賦欲麗”，陸機《文賦》的“詩緣情”，劉勰的《文心雕龍》的“銜華佩實”以及鐘嶸的《詩品》“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蘇勇強.“魏晉文學自覺”辨宋毅[D].溫州.溫州大學人文學院.2007.110-112

鐘嶸所處的時代剛好是是魏晉南北朝，受到潮流影響，文學論斷以追求華美為主。而朱光潛先生所處的時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從美學大討論開始，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之后，朱光潛的美學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即自我突破，超越唯物主義，提出了美在于主觀和客觀的統一。

1.時代背景對鐘嶸與朱光潛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的影響

鐘嶸的文學批評觀念與當時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氛圍有著必然的聯系。因此，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批評觀念對鐘嶸《詩品》的寫作有著一定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是個思想活躍的時期，出現了追求文風華靡的社會風尚，也讓當時的文人明白辭采藻飾對于“詩”“文”的重要性。陸機《文賦》也說“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謝文學.怎樣評價鐘嶸<詩品>的曹操品第[D].許昌.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14-16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謝文學

怎樣評價鐘嶸<詩品>的曹操品第[D].許昌.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14-16

由此可以知道當時的詩壇，對辭藻的追求是社會風氣使然，更是是一種求取名聲的手段，因而令世人趨之若鶩。至此，“詩緣情而綺靡”的風格成為了整個魏晉南北朝的主要風格之一，這時候注重的是辭藻的華美和駢麗文風。

再看陶淵明，平淡自然是他不變的生活情趣，也是他詩歌的總體特征，他善用內心獨白式的語言和白描的手法，詩句并沒有瑰麗的語言，也沒有曲折的結構，更沒有大氣磅礴的氣勢，只是“潤物細無聲”，在再加上詩人本身人格高清，對生活經驗體驗深刻，所以他的詩多是不加以刻畫，卻顯得好不做作，還原生活原本的樣子。雖然陶淵明的詩也有“樸素中見綺麗”的特點，但因為陶詩語言的樸素高度精煉，以至于“綺麗”的成分被自然樸素所洗凈，還原自然。他對于美的準確把控才可能用嘴樸素的語言為詩再造形象，如：“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陶詩中的“綺麗”需要仔細玩味才可以顯現。

因此，陶淵明詩歌地位在《詩品》中被列為中品以及同時代文人對其評價都不高究其原因。魏晉南北朝的詩人創作風氣，都受風尚影響，追求辭藻華美，正如曹丕所說的“詩賦欲麗”。由于社會風氣的影響，南朝時代的詩人對辭藻華麗的詩文尤其的喜愛和欣賞。反觀陶詩，卻以意境高遠和品格淡雅而為人所知，卻并不以華麗的辭藻而為人喜愛，所以鐘嶸將其列于中品就在情理之中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陶淵明生前及其死后的一段時期內，也曾有有人以及一些文學評論家對陶淵明的人格以及詩歌成就給予過高度的評價。比如陶淵明“靖節”的謚號就是由其生前好友顏延之在其《陶征士洡》中為褒揚陶淵明的品格和氣節而給的。而梁朝太子蕭統也是十分的喜愛陶淵明的詩文，為親自作為陶淵明編輯，作序，作傳。蕭統的《陶淵明集》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人專集。在《陶淵明集》中，蕭統稱贊到“其文章不群，文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如之京。”⑦而事實上這些高度的評價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大部分人對陶淵明詩歌及其藝術成就其實評價并不是很高，比如在顏延之的《陶征士洡》中，顏延之并沒有對陶淵明的文學成就給予充分的肯定，他稱贊的只是陶淵明安貧樂道的品格。

2.朱光潛對陶淵明的評價的時代背景

朱光潛處于中國新舊文化交替、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社會變革、政治運動風起云涌的大時代之下，其人生命運的軌跡與時代思潮、政治運動都與之緊緊相連。朱光潛親歷了中國現當代美學的發展進程，在這一進程的不同階段中，他的美學思想都有所發展。解放后，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進入中國，并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之際，朱光潛同樣也會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朱光潛早年時候注重自己的個性，帶有唯心主義美學思想，在經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他提出了美是主客觀辯證統一的觀點。美的東西必須要有客觀的事物作為支撐，加之以主觀的意識形態的作用才能使客觀的事物化為物象，變之為美。馬克思主義美學觀點還提出了實踐的影響，要將理論運用于實踐，才能不斷豐富和發展美學思想。

朱光潛對于陶淵明的評價很大一部分也有來自于“京派”的影響。朱光潛與“京派”作家的交往，無形之中也受到影響。“京派”是審美與啟蒙的合一。首先，文學是具有審美主義的，要學會審美。其次，文學在當時具有啟蒙的功能，在文學接受過程中，啟發人們的思想，激發理智。因此，從審美立場看，文學具有審美本位主義，反對文學的社會功利性，認為文學有教化功能。朱光潛與其他京派作家是走正派思想，反對極端主義。過度的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都會被他們所摒棄，反之，陶淵明詩歌如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符合當時文學主張。朱光潛認為陶淵明的田園寫作帶有中國古典審美精神。中國傳統審美文化的核心精神講究不溫不火、不偏不倚、溫柔敦厚、和諧中庸。因此，在創作中，“京派”作家摒棄官場的爾虞我詐，更多地傾向寧靜和諧的鄉野生活，因為那里還有溫暖的人性美及人情美。陶淵明正是那一位敢于與黑暗勢力對抗，大膽追求向往的田園生活的詩人，因此，陶淵明成為京派作家所敬慕的對象。

（二）鐘嶸與朱光潛對陶淵明詩歌的評價的差異

鐘嶸與陶淵明對于陶淵明詩歌地位的兩種觀點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兩者之間的美學差異。首先鐘嶸的美學思想主要以“滋味說”作為理想追求。在鐘嶸看來,詩歌的本質是“吟詠情性”,是心物相感之下人的內在清感的強烈抒發和表現。而朱光潛的美學思想則是美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以“靜穆說”為審美理想。

1.鐘嶸對陶淵明的審美評價標準

鐘嶸的論詩標準是“滋味說”，在《詩品》中他參照論詩標準對其他文人作品進行解讀分析，至此將陶淵明的詩歌地位被列為中品。鐘嶸的“滋味”的審美標準是詩論評價的主要標準。“滋味說”是指詩歌在藝術表現上具有強烈的審美感染力，能穿透內心的力量，達到精神的審美享受。

陶淵明辭官歸隱，引起官場上的躁動，但他寫下的詩歌并沒有被人所知。陶淵明詩人身份被世人所知，源自于《詩品》的記述。《詩品》中，陶淵明被提出且置于中品位置，這顯然是與“滋味”說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滋味說”在當時影響著鐘嶸《詩品》的論斷，對后世有借鑒、影響作用。首先，“滋味說”提出了“賦、比、興”的創作寫法。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收錄的民間詩歌就是采用“賦、比、興”的寫法，使詩歌鋪陳排序，借之類比吟詠他物而意味無窮。其次，提出了詩歌創作的原則是“直尋”。最后，鐘嶸提出詩歌的慷慨悲壯之情應與華麗的文采相結合，即“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風力”即風骨之意，魏晉南北朝崇尚風骨之說，強調寫文章要有內在的精神與生氣，主張風骨與辭采并重。“”鐘嶸的‘滋味說’在詩歌創作上,要求抒發悲慨怨憤的情感,以這種情感的表現力量為骨干,綜合運用賦、比、興三種藝術表現手法,發揮它們的審美表現功能,通過瑰美多彩的文辭,達到“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的藝術境界,創造出以藝術形象為本體、以情感抒發表現為生命,文質統一,音調和諧流暢,文彩優美自然的藝術整體。”鐘嶸認為詩歌的最高造詣，應該把三項要求融合，描景狀物時采用“賦、比、興”的寫作方法，以事物的直接原貌尋找內在的生氣、情感，再佐之以辭藻華麗的語言，使人感到詩味無窮，深受感動，體現出詩歌對情感的藝術感染力。鐘嶸還提出了詩歌創作的審美理想，將三者結合到完美極致，才是詩歌中最好的作品。

曹植，是魏晉時期著名的詩人，他的詩歌創作與個性有關。而鐘嶸在《詩品》中特別推崇曹植的創作，認為其“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在文學創作中體現的“風力”，也就是“風骨”之高，所采用的詞藻語言也是聲情并茂，文風華麗。對于陶淵明詩歌創作來說，完全相悖，這顯然與陶淵明平淡自然的風格是不相符合的。而另一方面“滋味說”認為詩歌要有形象性與審美性,不能只是泛泛而談的事物。強調自然樸實,也就是強調“即目”、“直尋”的自然英旨，而這一點陶詩可謂是得天獨厚。任全身心翱翔于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明月星辰，以自然之心寫自然之物，不添加任何雕琢裝飾之美，渾如天成。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鐘嶸意識到其情感的自由抒發、“協左思風力”、語言的“清靡”之美而非“自然”之美。故將其列為中品。

2.朱光潛對陶淵明的審美評價標準

朱光潛對陶淵明的審美評價標準主要受西方古典美學思想得影響，主要體現在：第一，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之前就已經說過，早年時候朱光潛在理論當中注重自己的個性，導致出現了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當1956年批判美學觀點大會開始時，朱光潛首當其沖，陷入了主觀論。在批判當中，他認識到自己的失誤，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并提出美是主觀和客觀相統一的理論。美的東西一方面要有客觀事物作為審美的對象，另一方面則是要注重主觀的意識形態或審美觀點的作用，兩者結合，才能使客觀事物上升到美的層面，把事物化為美的物象，才為之美。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我們不難發現，自然界之物是客觀存在的，陶淵明對它們的喜愛，如對菊花的鐘情，使菊花作為一種美的意象落入人們的視野，同時，菊花也是對陶淵明品性的象征，高潔、脫俗是菊花的象征，正如陶淵明的為人一樣，清新脫俗。

朱光潛先生在《談文學》中說：“從前我看文學作品，援引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說的內容。如果它所寫的思想或感情本身引人入勝，我便覺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語言文字如何

。反正語言文字是過河的橋，過了河，橋的好壞就不用管了。今年來我的習慣已完全改過。一篇文學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語言文字，如果它在這方面有毛病，我對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那一句話只有那一句的說法，稍加增減更動，便不是那么一回事…它需要尖銳的敏感，極端的謹嚴和極艱苦的掙扎。一般人只是得過且過，到大致不差時便不再苛求。”林潤生.尋求對話與訓練的融合[J].福建教育,2005(3A):20-23.這里主要體現的就是他的審美標準：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而陶淵明的大多數的田園詩首先表現的是詩人摒棄官場，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思想，而后表達詩人熱愛田園生活的真情以及體現詩人高潔的人格。詩歌主要以平易樸素的語言寫景抒情，例如《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無論是寫南山傍晚美景，還是抒發歸隱后的悠然自得之情，或者到人生真意，都做到了融情入景，景情交融。形勢與內容都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第二，“靜穆說”是崇尚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朱光潛說“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呂菊.陶淵明文化形象研究[D].復旦大學,2007.所以“靜穆說”則是朱光潛對陶淵明審美評價的第二標準。“靜穆說”在開始之初，體現為“無言之美”，文學創作應該注重以審美的眼光發展，追求藝術的功用，在欣賞藝術的同時身心得到愉悅并達到理想的境界。

“靜穆說”受傳統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以“和”為理論體系，崇尚自然，以和為美的價值觀。朱光潛的論著《詩論》是一部中西理論合并的詩歌論著，專門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觀點。《詩論》構筑了“和”的美學體系，而“靜穆說”是該論著的核心內容。陶淵明受儒、道思想的影響，主要以儒家思想為主。在追求田園生活時，他對大自然是享受與熱愛，甘愿過著早出晚歸的農耕生活，而這種生活正是體現了與自然的融合，且和諧相處的原則。陶淵明的生活理想，正是朱光潛所追求的“閑適自然”的完美例子，與他《詩論》中的“靜穆說”理論完美結合。“可見在作者的心目中，陶淵明是他最鐘愛至高無上的詩人，是任何其他的詩人所無法比擬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陶淵明寄托了他文藝思想的完美性，是他“生活的藝術”的理論的最佳執行者，也是他中西文藝理論融合的最佳點。”鞏青燕.也談朱光潛的“靜穆說”[J].時代文學(上半月),2009(6):67-69.正是陶淵明的閑適自然的情懷應證了朱光潛的“生活藝術”的理論，因此，他把陶淵明詩歌地位推崇到了極高的地位，也是為了驗證自己的美學理論觀點。

結語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在對陶淵明詩歌地位的觀點上，鐘嶸和朱光潛從自身所處的時代以及各自的美學思想，審美標準上的提出不同的看法。從鐘嶸到朱光潛，也可以看做是陶淵明詩歌地位的提升的接受史，由此暴露了時代的文化局限下，人類認知能力的差異。對陶淵明詩歌地位的研究奠定了陶淵明在我國詩詞領域的重要地位，同時也是對陶淵明的詩歌與時代的發展相融合，從而發掘其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