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鄭成功歷史地位再評價=

鄭成功歷史地位再評價

鄭成功一生的主要事跡是抗清與驅逐荷蘭殖民者。史學家肯定鄭成功的抗清斗爭，稱頌他驅逐殖民者，收復和建設臺灣的豐功偉績，給予政治家、軍事家、杰出人物、偉大的愛國者和著名民族英雄等榮譽稱號，甚至有的評論者認為鄭成功的歷史活動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界限，他領導軍民抗擊西方侵略者的事跡彪炳史冊，馳名中外，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應該是國際英雄。我們認為除了以上評價的層面外，鄭成功的偉大和不凡更在于，他是十七世紀中國閩粵之地這個特殊地理環境所產生的市民階層的卓越代表。

鄭成功生活在明末清初新舊王朝鼎革的多事之秋和大**時期。當時，皇權專制主義既受到以“夷夏之辨”為中心的滿漢民族為爭奪政權的激烈斗爭，同時更存在以反對皇權專制主義為主要目標的全國各地農民大起義。由于明王朝的腐朽統治，激發了階級矛盾，爆發了幾乎推翻明王朝專制主義制度的李自成和張獻忠農民大起義；東北滿洲貴族向明王朝發動軍事進攻，驅兵入關，入主中原，南明軍民奮起抗清。

在國外，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國際風云大變的環境。此時，西方國家正處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殖民者向世界大舉進軍，侵略非洲、美洲和亞洲，開拓海外市場，建立殖民地，掠奪財富，販賣奴隸，窮兇極惡。西方殖民者把侵略的矛頭指向東方，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侵占印度沿海地區、錫蘭、馬來亞、菲律賓摩鹿加群島和爪哇，進行殖民統治。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占據澳門；萬歷年間，荷蘭人幾次入侵澎湖，天啟四年（1624）侵占臺灣。英國軍艦也不斷竄入廣東沿海侵擾，北方沙俄侵略黑龍江流域。西方殖民者的頭號強國就是荷蘭。這個國家于1579年，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成功而崛起，十七世紀是它的“黃金時代”，國內經濟繁榮，對外貿易蓬勃發展，積極開拓殖民地，成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盛極一時。1602年，荷蘭政府建立“東印度聯合公司”，該公司擁有貿易特權，開辟殖民地，建立海陸軍，興建要塞和兵工廠，鑄造貨幣，設立法庭等權力。1619年，東印度公司侵占巴達維亞（雅加達），作為侵略東方的大本營。它與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進行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奪得錫蘭、麻六甲、馬來群島和香料群島，進而侵略中國，控制了從非洲好望角到爪哇的廣大海域，成為海上霸王。

長期以來，皇權專制主義統治的中心都是在黃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帶。因為中國有“重農抑商”以農立國的傳統，而黃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帶平坦、寬闊的沖積扇平原，發達的農業灌溉系統和人口稠密、技術精湛的農民，為中國皇權專制主義以農立國傳統的存在，提供了豐厚的資源。要延續皇權專制主義以農立國的傳統，就要加強對中原地區與江浙一帶農民的人身束縛和精神控制。而對全國其它地區農民的控制相對來講，就要寬松的多。特別是在王朝統治面臨危機的時候，統治者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中心地帶，對其它地區農民的控制進一步松弛。閩粵地處中國東南丘陵地帶，山高溝深，交通不便，東臨浩瀚的大海和太平洋，是一塊相對封閉的地區。在農業社會里，這里文化經濟落后，沿海人民世代以捕魚為生，一直是北方經濟南移和開發的對象。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經濟危機時期，由于荷蘭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肆向東方侵略，閩粵東臨的浩瀚大海和太平洋再也不是隔絕世界文明聯系的天然屏障，而成為聯系以荷蘭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閩粵商貿活動的“黃金水道”，丘陵地帶的地理環境正好成為淡化內地以農立國傳統的“減壓閥”。在農業經濟嚴重破產的條件下，閩粵沿海的人民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和西洋人進行商貿活動這一新的可能性。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經濟和傳統的農業經濟的最根本區別就在于，傳統的農業經濟以消費為中心，而資本主義經濟是以追求財富的增殖即發財致富為靈魂。這些西洋的冒險者到東方來經商和野蠻搶掠，就是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因此，區分資本主義和傳統農業經濟生產方式，既要從客觀的經濟總量方面進行分析，更要從主觀的價值追求方面認定二者的不同。只要在主觀的價值追求方面以財富的增殖為目的，那么，在實際上就標志著不同于傳統農業經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了。鄭成功的身世典型的體現了閩粵地區社會，從傳統農業經濟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的軌跡。他的父親鄭芝龍在明末閩南農業經濟破產的情況下，為謀生計只身前往澳門隨母舅黃程學習經商，與葡萄牙人關系密切，又當荷蘭人翻譯。廣泛接觸西方人，對世界形勢及各國情況比較了解，日本幕府德川家康曾向他詢問泰西諸邦國情。和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仍以“天朝上國”自居孤陋寡聞和夜郎自大相比較，在早于鴉片戰爭前兩百多年對西方國家有如此的了解，在近代中國和東方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憑著智慧和精明能干，鄭芝龍和家族成員經營海商，商船往來南北洋及日本、呂宋、加留巴、東京、交趾、暹羅等國，進行貿易活動。經過鄭氏幾代人的苦心經營，聚集了雄厚的“富可敵國”的海上商業資本，在閩粵沿海之地構建起來一個，和內地農業文化有很大區別的以追求商業利潤為目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大規模的海上商業貿易，就不可能有當時西方先進的文化理念的侵襲，和東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鄭成功在國際舞臺上的活動和從荷蘭人手里收復臺灣，得益于慘淡經營的海上商業資本的支撐。同時，鄭成功的抗清收臺活動基本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以為支撐和延續龐大的海上商業資本和新的生產方式服務的。

從個人出身來說，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長崎平戶女子田川松。田川家族是平戶的名門望族。鄭成功出生于平戶，并且在此度過童年。當時，平戶是對外開放的國際港口，許多外國商人駕船載貨入港貿易，荷蘭人和英國人設立商館，港市繁榮。鄭成功童年在這里對西方人和商業文化有了初步的認識。他父親鄭芝龍曾經只身打敗數十個荷蘭人，此事使他蔑視西方人。明朝崇禎三年（1630年），年已七歲的鄭成功離開日本，返回福建故鄉安平鎮。安平鎮是鄭成功之父開府所在，是“著名的商業城市”，中外商人云集貨物山積。安平海商與鄭氏商船航海通貿東西洋各國，運回“番貨”，帶回海外各國消息和奇聞逸事，使船王和富商之子的鄭成功從幼小的年齡開闊了眼界，直接和間接獲得許多同齡孩子無法想象的世界知識。盡管他的父親在他回國以后，給他延聘飽讀儒家經典之師，使其深受儒學文化傳統之熏染，對其堅毅的性格和忠貞愛國思想的形成大有裨益。但他并沒有走當時中國上層社會的孩子所成長的道路，即：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儒家圣賢書。十年苦讀求取功名，做官升官發大財，光宗耀祖。由于受儒家“重農抑商”思想的深刻毒害，把商業活動視為“末業”，賤視甚至仇恨它而是從小接觸東西方各色人等，受到來自東西方文化、中日文化的不同方面的影響。耳聞目睹了經商活動和大規模的國際貿易所帶來的豐厚利潤，以及對國家富足、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作為受到東西方文化、中日文化深刻影響的船王之子，不可能選擇傳統中國士子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他的天職和使命就是成為鄭氏家族船王的傳承人，開創鄭氏家族更為強大的海外航海貿易事業。

也許有人會講，鄭氏父子都曾經受到明、清兩朝的招撫。鄭芝龍先降明、后降清；鄭成功至死不渝忠誠于南明朝廷，這不是殊途同歸，還是對傳統士人人生模式的認同嗎？我認為從主觀上看，這反映了鄭氏父子儒家傳統文化的情結，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他們試圖化解和利用傳統的政治資源，為其龐大的海上貿易活動尋找到合法的保護傘。鄭芝龍的先降明、后降清這一心態最為明顯。而鄭成功至死不渝忠誠于南明朝廷，雖有“夷夏之辨”的族類意識，但他所認可的“夏”絕非農業經濟基礎上的絕對皇權專制主義。而從客觀環境來看，明清之際改朝換代，中央政府根本無力、無暇應對閩粵之地的新局面，只能以招撫的方式任用地方勢族維持一方安定，達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但在皇權官僚體制的視角里，這些地方勢族肯定是不入正流的“異類”。這主客觀條件的結合，使鄭氏父子走過了海盜——海商——政府官員的人生軌跡。海盜生涯是鄭芝龍早期起家殺人越貨的非法商貿活動。而作為海商的鄭氏父子，總是希望獲得政府官員的政治資源和資格，壟斷閩粵地區的海上國際貿易活動。龐大的國際貿易活動，不僅使鄭氏父子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且給沿海人民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利益，把閩南泉漳地區建設成為繁榮的港市。另一方面，利用國際商業貿易所取得的巨額利潤，鄭氏父子訓練一只精銳的軍隊，既保證了商船的安全航行，也為防御以荷蘭為首的西方殖民主義者對我東南沿海的侵略提供了前提條件。

1644年滿清貴族回師入關并定都北京。從此開始直到1661年收復臺灣前夕的十多年間，鄭成功積極參加了抗清復明的斗爭。這一活動本身，沒有什么可以值得稱道的。但通過北伐和擁戴南明小朝廷，所要達到的目的是要獲得正統的政治資源，以庇護他龐大的國際貿易事業。在這國內山河破碎的年代里，鄭成功除了以很大的精力抗擊清朝的南進政策以外，儼然以在海外中國商人合法經商的保護神出現。在這一時期，荷蘭與西班牙殖民者經常在海上搶劫中國商船，殘害中國商人，破壞中國同日本及南洋各國的傳統貿易關系。為了捍衛中國商人的正當利益與維護同各國的友好貿易關系，鄭成功和荷蘭、西班牙殖民者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從1652年開始，鄭成功的商船駛往臺灣，“紅夷每多留難”，而就在此時發生了荷蘭殖民當局鎮壓郭懷一起義，屠殺臺灣人民的事件。鄭成功問訊大為震怒，“遂刻示傳令各港澳并與東西夷國州府，不準到臺灣通商”①。這個行動使東印度公司當局驚慌失措，叫喊“大大妨礙了公司在北方的商業活動”，臺灣“陷于蕭條”②，“船只不通，貨物涌貴，夷多病疫”③。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半個世紀以來，首次遭到嚴重打擊。接著，為打破荷蘭人獨霸遠東海權與壟斷貿易的局面，鄭成功照會荷蘭當局，他將派遣商船前往巴達維亞、暹羅、日本、東京、大員等地貿易，不許妨礙商業活動。荷蘭東印度公司蠻橫無理，下令嚴禁中國船開往麻六甲、洛坑、彭享及許多其他地方貿易，還搶劫中國商船。中國商民向鄭成功申訴。鄭成功即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發出警告，“本人將發布一道命令，即：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無論大小船只皆不準開往巴達維亞、大員及其附近地方交易任何貨物”④。這道命令的意思是，要把對荷蘭殖民者的經濟制裁范圍擴大到東印度公司大本營巴達維亞。同時，鄭成功對荷蘭殖民者屢次搶劫中國商船的暴行，向東印度公司提出嚴重抗議，并要求賠償。

公元1656年閏五月初六日，鄭成功發布命令，譴責臺灣荷蘭當局與菲律賓西班牙人狼狽為奸，不張貼和執行他所頒布“斷絕與馬尼拉貿易往來”的命令。鄭成功說，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系一丘之貉，既丑惡又傲慢”，視中國“商民為要供人食之魚肉。本藩聞知此情，心血翻騰，極為憤怒。”為此，他決定與臺灣荷蘭當局“斷絕貿易往來，任何船只，甚至連片板皆不準赴大員。”以示懲戒。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當局侵占呂宋，在菲律賓群島進行殖民統治，迫害華僑和中國商民。期間曾兩次屠殺華人四萬五千余人。鄭成功時，僑居菲律賓華人逾十萬，中國商船開往菲律賓每年近百艘。菲律賓西班牙當局殘酷壓迫當地居民和華僑，搶劫中國商民財物。華僑和商民向鄭成功申訴慘遭西班牙殖民者虐待的情況。鄭成功譴責西班牙人的暴行，并下令斷絕通商。在當時，有如此膽略者，東方惟有鄭成功一人。

在這十多年的時間里，鄭成功以其雄厚的海貿實力和超人的膽略與勇氣，以他高度的愛國精神，勇敢面對當時實力最強大的海上霸王荷蘭的挑戰與壓迫，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為中國人和東方各國人民贏得了榮譽與尊嚴。隨著南明朝廷的衰亡，“虎狼之師”清軍的迅速南進，特別是父親鄭芝龍慘遭清朝的殺害，這諸多因素迫使鄭成功收復臺灣，開辟事業新基礎的決心。早在起兵抗清之前，父親鄭芝龍對他介紹臺灣島及其開發、經營情況，并特地囑咐說：“倘不可為，臺灣有如虬髯之安。”鄭成功由此得知“臺灣系我先王（鄭芝龍）所有”，乃“吾故土”⑤。從此，他一刻不忘“驅荷夷”收復臺灣這一神圣使命。在東方各國、特別是日本的幫助下，在臺灣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鄭成功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統帥二萬五千多將士，戰船數百艘于1662年打敗荷蘭殖民當局，勝利收復臺灣，使資本主義強國荷蘭失去了遠東海上重要基地，削弱海上霸王地位。

許多研究者大多從文化和政治的視角，評價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意義，認為這是亞洲和歐洲兩者的一次重要戰役，是一場國際性的正義戰爭，我們認為這些評價是確當的。但在此基礎上更應該說收復臺灣的勝利，是東方市民資產階級戰勝西方市民資產階級的結果。因為鄭成功所領導的這只軍隊，是靠海上商業資本所供養，收復臺灣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以其為代表的中國海商集團和東方海商集團航海和貿易活動的安全。經商、特別是經營跨越國家界限的海商活動，實質上是反映和代表市民資產階級這一新生產方式的活動，是對明清王朝統治的嚴重沖擊，是要求對外開放貿易，反對海禁政策的斗爭。鄭成功從事海外貿易，反對海禁，就其自覺的目的是試圖扭轉國家衰勢和追求誘人的海商貿易利潤的努力，而在不自覺的層面上體現了中國新的市民階層的濫觴和先聲。正是這獨特的歷史條件和地理環境，養成和滋潤了中國市民資產階級這一新生產方式的根苗。這是中國皇權專制主義汪洋大海中的一個亮點，就是在整個東方傳統自然經濟的格局中也是格外醒目的。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成功，不僅顯示了中國人的智慧、力量和愛國主義精神的偉大，更表現了新生產方式的威力。鄭成功收復臺灣三百多年來，許多的學者、政治家高度評價鄭成功的歷史地位。人民膜拜他，景仰他，贊美他。但這種高度的評價和稱頌，大多出于民族情感和文化政治的視角。其實，從宏觀歷史進程的視角來看，鄭成功受到包括日本、東南亞在內的廣大東方國家人民的肯定，最主要的是他在傳統農業經濟的一統天下中接受和發展了一種新生產方式，暗示和導引著東方社會未來發展的前途。這可能就是歷史前臺的行動者鄭成功本人，也沒有自覺意識到歷史意義。

根據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解讀，20世紀30-4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史上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社會明清以來由于皇權專制主義統治的嚴酷，始終沒有發育出完整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只有資本主義的因素和萌芽。我們認為從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終結果來看，從明清以來江浙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看，“萌芽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把這一觀點運用于對明清以來，閩粵之地以鄭氏家族為代表的蔚為大觀的海商集團的活動的評價，就和實際情況相差太遠。根本不可能科學地揭示鄭成功在近代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崇高地位。可能有人會講，鄭成功收復的寶島臺灣，最終不也歸入嚴格皇權專制主義的清王朝的一統版圖之中嗎？一度興旺的中國海上國際貿易，在更為嚴格的海禁令之下窒息停滯了嗎？其實，這樣的質疑，并不能抹殺在此之前，閩粵之地曾經存在過的興旺發達的國際海洋貿易以及對中國、對東方社會和世界的深遠影響。 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說”的影響和束縛，長期以來我們漠視和回避鄭成功歷史活動的市民資產階級屬性，妨礙了對其歷史地位的公正、科學地評價。今天，應該撥開迷霧，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作者單位：福建師大圖書館流通部] 注釋：①③楊英《從征實錄》。②C.E.S.《被忽視的福摩薩》。

④《鄭成功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⑤陳倫炯《海國聞見錄》。

第二篇：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

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

作者：劉夢溪《光明日報》（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國，再沒有其他學說像儒家思想這樣，經歷了如此長時間的反復跌宕和嚴峻拷問。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樣人，中國現代教育泰斗的稱謂，他比任何人都當之無愧。但他不贊成讀經，致使被請來與之共襄民國初立之教部的馬一浮離他而去。當然不傷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學，又禮聘馬先生擔任文科學長。馬先生的回復是：“禮有來學，未聞往教。”以古禮婉拒。于是改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又請來胡適之執教文科講堂。

讀經和反對讀經，成為當時學界和輿論界爭吵不休的一樁公案。反對者顯然占上風，連魯迅也站出來發聲，批評提倡讀經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實人也不過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僅作為傳統社會大傳統的儒家思想成為眾矢之的，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所呈現的文化的小傳統也被冠以“四舊”之名，必欲清除掃盡而快之。

改革開放后中國撥亂反正，重新起航，把歷史還給歷史成為思想學術界的共同呼聲。孔子由被幼童也參與唾罵的斯文掃地變而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學重啟，則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經識者推動，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學術的風氣開始出現，公正評價儒家學說、重估孔子歷史地位的論著受到關注。但由于所經歷的“毀圣棄知”的時間實在太長，難免積非成是，改變世人乃至學界部分人士的成見尚需時日。馬一浮先生曾經擬過一副聯語：“魯國多譏儒及戲，秦人惟以吏為師。”誠然是借古典來嘲諷世情，但如果將孔子的家鄉和儒家思想的故鄉等量齊觀，則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國的遭遇，就不僅僅是以之為戲了。

所以如此的緣由，也有對儒家學說本身存在諸多誤讀不無關系。我覺得有三個與儒學直接相關的問題，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正確評價孔子和儒學的歷史地位。

第一個問題，需要明了在儒學產生之初，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響比之墨家或猶有未及。所以孟子頗為焦慮地說：“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矯正此種“仁義充塞”的時代風氣，欲以承繼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為己任。

第二個問題，漢代中期漢武帝聽從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實施“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學的地位驟然提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學以外的學說仍有存在空間。東漢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即為明證。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玄之風大熾，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學一家。隋唐佛教發展的勢頭，亦不在儒學之下。但如果認為隋唐時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輕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誤讀古人之嫌。直承鄭康成而撰《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即是當時繼往開來的儒學健將。明清以還，儒學的地位日趨穩固，但佛、道兩家在民間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定式成型。

第三個問題，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現變易之勢。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誠然是承繼了先秦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學實為思想大匯流的產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一起參與進來成為理學的助發資源。“三教合一”在學理上得到論證，肇始于唐，而宋代實為集大成，此即陳寅恪先生所謂“新儒家之舊途徑”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是想證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學說。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陳寅恪先生對此十分肯定：“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并論。”（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版，第219頁）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無類”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大傳統的代表，處在不斷地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經過檢討、詮釋，便有增加、有變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經是在增加、變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學出，是又一更化。王陽明的學理初衷，本在減少（他認為朱子增加的未免過多），但陽明心學很快被邊緣化，可以為后學所宗，卻無法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

學者有“制度化儒學”之稱，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顯，主要是明清兩朝，伴之以科舉命題以“四書”取義，儒學不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響尤為深鉅，因此其存在形態難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學在晚清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大變局”中出現危機，實與儒學在明清的固化與僵化直接相關。所謂危機，恰好是“制度化儒學”的危機，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學說的危機。

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變”與不變的問題。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這讓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簡易、變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簡易”，有《論語》可證。孔子深知該說什么和不該說什么。所以出語至簡，有時至于說“予欲無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不變者，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藝”經典的核心價值。

“六藝”后稱“六經”，有的或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為孔子所刪訂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與“六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論語》即可視作“六經”的簡易讀本，只不過表達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馬一浮不稱“六經”而稱“六藝”，是沿用典籍的初稱。孔門之教，分技能訓練和典籍傳習兩大類。技能則禮、樂、射、御、術、數，此處之“禮”，為“執禮”，類似禮儀程序的排演，“樂”則詠歌誦唱，不學無以為能。典籍傳習則《詩》《書》《禮》《樂》《易》《春秋》，以為傳道之本。兩者都稱“六藝”而型態不同。

馬一浮所述論之“六藝”，自是后者，故他說：“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泰和會語》）馬一浮的發明處，是將“六藝”和諸子、四部區隔開來，稱“六經”為中國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態。而熊十力則標稱，“六經”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依據。這樣，“六藝”即“六經”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系統中，便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諸子、四部無以取代，與現代學術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經”的形上意義在于它的系統的價值倫理，也就是馬一浮所說的“六藝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傳道”，所傳者即為“六藝之道”，也就是“六經”的價值倫理。近年我從《易經》《禮記》《孝經》，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繹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價值理念，包括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經過分梳論證，我認為它們是幾千年以還一直傳下來的，可以稱之為中華文化的永恒的價值理念，同時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理念。不僅適用于傳統社會，也適用于當今的社會；不僅適用于中國人，也可以適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說，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

“六經”義理內涵所呈現的，就是中華文化的具有絕對意義的道德理性，永遠不會過時。《易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話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現代人的人生選擇雖然更趨豐富，但其大道要旨，亦無非進德與居業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誠便成為每一個人都需要具備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說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論者有謂傳統文化需要現代的轉化，其實就道德理性的建構而言，“六經”的價值倫理進入現代人的精神血脈，自是順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來的現代教育變成了單純的知識教育，忽略了“傳道”的內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韓愈之嘆繼續成為我們的今日之嘆。

雖然，古與今宜有別也，禮俗政俗亦因地而異。但正如孟子所說：“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蓋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離婁下》）而近世大儒錢鍾書先生則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中華文化的最典范的價值倫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為怪。

第三篇：如何科學的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Q1：如何認識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它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歷史地位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

②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科學指南。

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

總之，在毛澤東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到社會主義新時代。從一個受帝國主義掠奪和奴役的國家，變成一個除臺灣等島嶼外實現統一的國家。從一個人民倍受欺凌壓迫的國家，變成一個人民當家作主、享有民主權利的國家。從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變成一個走向經濟繁榮、全面進步的國家。從一個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的國家，變成一個受到國際社會普遍尊重的國家。

Q2：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

A2：必須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

①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建立和發展，為新中國的建立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不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②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反對把馬列主義教條化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領導人；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是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科學總結的杰出代表。他把中國革命理論系統化，并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獨創性貢獻。

③毛澤東晚年犯了“左”的錯誤。其錯誤主要是：在黨的中心工作問題上的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在經濟建設問題上的急于求成和急于過渡的錯誤。毛澤東晚年錯誤不屬于毛澤東思想。④綜觀毛澤東一生，功大于過。

第四篇：《美狄亞》與女性歷史地位的再思索

《美狄亞》與女性歷史地位的再思索吳曉群

悲劇，在人類文明史的每一時期都留下了它深深的足跡。自古以來，悲劇就時刻縈繞著人類的靈魂。我們致力于悲劇的研究，是因為感到需要對自身及身處的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

古希臘人恰對人類的悲劇有著敏銳的感受力。希臘悲劇中充滿了對人類及其命運的探索。悲劇沖突從現象上看似乎是個人之間的偶然事件，其實個人正代表著一定歷史時期的某種社會力量，因此，悲劇實際上是人類對自身文明發展中已發生、正在發生及將要發生的變化所作出的最直觀的表述。而我們今天的工作則是透過悲劇詩人隱喻、象征、直觀的表述方式揭示其深含的內在文明發展線索。

本文力圖通過對古希臘著名悲劇作家歐里庇德斯的名劇《美狄亞》（注：該劇取材于伊阿宋盜取金羊毛的故事：美狄亞由于神的意志，迷戀上了前來取金羊毛的伊阿宋，竟殺弟叛父，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又幫他報了父仇，兩人來到科林斯定居，并有了一對兒子。但在劇情開始時，伊阿宋為貪圖權勢，決定拋棄美狄亞，與科林斯公主結婚，國王又下令驅逐美狄亞。她悲憤交加，決定報復。不僅毒死了科林斯的公主與國王，又親手殺死自己的兩個孩子以懲罰負心的丈夫，使其斷后。最后，美狄亞乘龍車逃往雅典。）的重新分析，將文明初期女性的生存狀態、行為模式與思維導向作為一種文明形態的表現加以研究，由此對女性的歷史地位進行再思索。之所以采用文明史的方法來研究女性問題，是想從另一條線索，即以女性為中心的文明形態和以男性占統治地位的文明形態在西方文明史中互動的線索，為女性問題作一種文明史的描述。而選擇美狄亞這一形象可對西方文明史進行一種歷史性的回顧，從而從西方文明的源頭揭示女性歷史地位的失落。

一、被斬斷的親情

面對眼前洶涌的海濤，后有急急趕來的追兵，美狄亞——這個愛情至上的女子毅然手刃親兄弟阿普敘托斯，并將其砍成碎塊，拋入海中，趁其父埃厄忒斯忙于收撿尺首之機，與她所傾心的人——伊阿宋逃離了她的故鄉科爾喀斯。這即是古希臘著名悲劇詩人歐氏的名劇《美狄亞》中男女主人翁避難科林斯城邦的背景交待。

美狄亞的故鄉、黑海東岸的科爾喀斯，對于希臘人來說是蠻夷之地，而這正代表了她思想、行為源出的文明形態。異邦—文明，這一隱喻所提取的象征性素材，為我們在故事情節之外尋求更廣泛的意義、為美狄亞的行為挖掘一種深層次的文明依據提供了思路。

在那里，男權—父權并未統轄一切，女子仍擁有一定的地位與權利，沒有被完全排除于社會生活之外。美狄亞不僅是國王的女兒、科爾喀斯的公主，還是月神赫卡忒(Hekate)神廟的女祭司、精通法術的女巫，被人們公認為是富有智慧且敢作敢為的女子。這一切表明：雖然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已不復存在，但由于文化的滯后性，在那里，舊有的——即以女性為主導的文明形態并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而被以男性占統治地位的父權制所取代。

正是擁有這樣的文明背景，當美狄亞面臨被放逐的命運，不由自主想起了被她拋棄的祖國時，悲哀道：

我沒有母親、弟兄、親戚，不能逃出這災難??（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258行。）

請注意：在此，美狄亞并未提及身為國王的“父親”，而是呼喚“母親”，因為“母親”的形象正是她所處的那種文明中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美狄亞為了自己所愛的人，毅然拋棄故鄉，殺弟叛父。當她離開故鄉，隨伊阿宋來到科林斯，遂成為一個失去庇蔭的漂泊者，一個沒有家園的人，她不可能再返回原來的文明，又無法真正完全進入伊阿宋所代表的那種新的文明之中。當她被伊阿宋拋棄，作為一個非希臘的女子，得不到任何社會力量的幫助，又無法回到已結下仇怨的故鄉時，美狄亞的境況就絕非單純是處于同一文明背景中女性社會地位低下的表現了，而是她所屬的那種古老文明被另一種新的文明所取代、發生碰撞時的社會狀況的反映。悲劇的沖突歸根結底是現實生活中矛盾沖突的集中概括，是某種已喪失或正在喪失效力的原則與現存社會秩序沖突的反映。美狄亞最終的復仇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社會意義，因為沒有“被棄”，也就沒有“復仇”，“被棄”是美狄亞命運的轉折點，也是殺子的直接導火線。因此，在夫權與政權的雙重壓迫下，美狄亞的反抗就超出了個人復仇的狹隘范圍，而代表著即將退出歷史主導地位的女性對取而代之的男性社會所作的抗擊。劇中，保姆替女主人悲嘆道：

在痛苦的打擊下，她這個可憐的人才認清了，失去祖國意味著什么。（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34-35行。）從這個意義上看，美狄亞的悲劇就不僅僅是一出個人悲劇、家庭悲劇，也是一出文明轉型期所帶來的文明悲劇。因為女性存在的方式就是一種文明形態的表現。

二、殺夫與殺子

古往今來，棄婦的復仇多是殺死負心郎及其情人，或以自殺的方式達到悲劇的高潮，而美狄亞卻采取了一種更為慘烈的方式：殺子懲夫！美狄亞這種復仇的方式歷來多遭人的非議。在此，我們不想簡單地給予“是”或“非”的評價，因為這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倫理問題，（注：人道主義是歐洲文藝復興以后才提出的一個概念，今天西方學者已對它所造成的種種假象加以批判。故我們也不能僅僅用倫理的眼光看待希臘的悲劇，簡單地加以道德的評說。）而是一個關乎文明的問題，是一個關系到文明存在的內涵問題。

美狄亞的故事是從阿耳戈船英雄盜取金羊毛的傳說發展而來的，但悲劇卻反映了歐里庇德斯時代的社會風貌。悲劇發生在美狄亞和伊阿宋避難的科林斯城邦，當時文明發展的一般狀況是：城邦出現并得以穩固，氏族社會的殘余被逐步肅清；以父系為主的血緣繼承關系確立，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真正的生育者被認為是父親，母親則被認為只是父親的種子的培育者和保護者。”（注：謝·伊·拉茨格：《對歐里庇德斯的〈美狄亞〉進行歷史—文學分析的嘗試》，載《古希臘三大悲劇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424頁。）由此，婚姻形式發生了從以女性為主的到以男性為主的根本轉型，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生產強健而有用的國民，為國家在危急時盡力、為父親在年老時盡孝。希臘的家庭，可以說是一個十足的男性系統的組織。男人享有多種特權，如在婚姻生活中，男子重婚并非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事情，尤其當前妻是一個被俘虜的女子或野蠻的非希臘女子時。請看由科林斯婦女組成的歌隊是怎樣勸慰美狄亞的：

即使你丈夫愛上了一個新人，——這不過是件很平常的事，——你也不必去招惹他。（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157行。）

可見，當時的人們對此種事情是不以為然、不以為怪的。而娶妾與有外遇更是常有的事，希臘大演說家曾當眾宣說：一個男子，除了妻子外，至少需要兩個情婦。（注：迪金森：《希臘人生觀》，轉引自柳無忌：《西洋語文學研究》，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5年版，167頁。）

而女子則沒有擇夫的自由，除非她與男子私奔，但這是極少見的。只有在仍存在上古生活方式的異邦，婦女還保有一定的威望，而恰恰是在那些政治制度較進步的希臘城邦里——其中包括雅典，婦女的處境很糟糕。她們的生活被局限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地位低微，如奴隸一樣沒有公民權，只在家中看守著，操持瑣屑的家務。且根據希臘各邦的法律，與異國女子結婚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可輕易解除。

正因為這種男女的不平等是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伊阿宋才可能肆無忌憚地破壞盟誓，遺棄妻子，另覓新歡，而不受社會力量的約束和制裁。

由于男性主導地位的確立，是通過父與子清晰的血緣關系來明確的。故在古希臘的家庭中，除了夫妻這一對關系外，還有一對似乎更為重要的關系：即父母與子女的關系，除了自然的親情外，更主要的是出于一種將自己的名譽、財產乃至生命在后代中延續下去的思想，而父權觀念的牢固，使這一關系就主要涉及到男子。美狄亞正是認識到這一點，所以，當歌隊長問她：

夫人啊，你竟忍心把你的孩兒殺死嗎？（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817行。）

美狄亞答道：

因為這樣一來，我更好使我丈夫的心痛如刀割。（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818行。）

而當美狄亞偶遇求子歸來的埃勾斯時，（注：雅典人埃勾斯在劇中的出現具有結構性的意義。他因沒有男性后代，去求取德爾菲的神諭，在得到莫名其妙的回答后，想去請教聰明的庇透斯，順路來到科林斯，與美狄亞相遇。美狄亞給了他充滿希望的建議，同時請求他給自己一個避難所。（見《美狄亞》，709-755行）。）不僅保證她有了避難所，且使她更清楚地認識到子對父的意義，同時也向她揭示了通過殺害兒子而給予丈夫巨大打擊的可能性，于是，更加堅定了她心中復仇的念頭。這樣，美狄亞殺子斷后的行為在人類學的意義上就具有了砸斷血緣的枷鎖，不再充當生命的根的深層含義，其矛頭直指整個男性社會。

美狄亞最后終于手刃親生兒子，使“她完全自覺地走向新的、前所未有的犯罪。”（注：謝·伊·拉茨格：《對歐里庇德斯的〈美狄亞〉進行歷史—文學分析的嘗試》，載《古希臘三大悲劇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425頁。）這表明她已深刻認識到血緣關系對于男性社會的重要。美狄亞不殺夫，是因為對夫有更深的仇恨。如果只殺死丈夫及其情人的話，她的復仇就會是不完全的，而只有殺子才能使負心的丈夫受到致命的一擊。請看悲劇的結尾：

伊阿宋：“女人呀，你竟自這樣害了我！??這樣害了我，使我變成了一個無子的人！”（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1380行。）

美狄亞：“這樣才能夠傷你的心！”（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1396行。）由此，美狄亞借著對伊阿宋的瘋狂報復而對“他的”那個社會進行了強烈的報復。這種悲劇的意義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家庭的悲劇、命運悲劇的范圍，這種復仇的方式，所展示的是文明形態的對抗，是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斗爭（我們可以估且將這兩種文明概括為女性文明與男性文明）。

三、慈愛與嫉恨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如果美狄亞僅僅是母親，即使只出于本能，她也愛自己的孩子，母性的柔情在召喚她，她不會用孩子的血來為自己復仇；但作為棄婦，她又加倍地恨“他的”兒子，這表明當時婦女已無可奈何地承認了父權在社會中所占的主導地位。母親和棄婦的激情在美狄亞心中不停地斗爭，劇中對美狄亞殺死親生兒子前反復激烈的內心斗爭有著十分精彩的描寫。當孩子們用純潔無邪的眼睛看著他們的母親時，美狄亞嘆道：

哎呀！我怎樣辦呢？??我如今看見他們這明亮的眼睛，我的心就軟了！我決不能夠！我得打消我先前的計劃，我得把我的孩兒帶出去。（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1048行。）

繼而，她好象突然醒悟過來，又鼓勵自己：

——我到底是怎么的？難道我想饒了我的仇人，反招受他們的嘲笑嗎？我得勇敢一些！（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1051行。）

但也許才幾秒鐘后，她又自語道：

哎呀呀，我的心呀，快不要這樣作！可憐的人呀，你放了孩子，饒了他們吧！（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1053行。）

她就這樣反復斗爭著，幾次母愛戰勝了復仇之心，軟化了；但又幾次堅強起來。最后痛下決心，決不能給罪惡的人留下后路。

從悲劇的結尾處，我們看到：美狄亞在毒殺科林斯公主及國王后，完全有可能帶著兩個孩子乘龍車逃離，而不必殺子，但這對她來說是不夠的，因為使她不幸的罪魁禍首還沒有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對她而言這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她懷著一種絕望而又清醒的決心走向自己的親生骨肉：

啊，我這不幸的手呀，快拿起、拿起寶劍，到你生涯的痛苦的起點上去，不要畏縮，不要想念你的孩子多么可愛，不要相信你怎樣生了他們，在這短促的一日之間暫且把他們忘掉，到后來再哀悼他們吧。他們雖是你殺的，你到底也心疼他們！——啊，我真是個苦命的女人！（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1245-1250行。）

這種超乎常態的“愛”與“恨”正是美狄亞性格中最鮮明的特征。愛與恨是人類情感的兩極，既互相排斥、又相互依存。一個人的愛憎不僅僅是主觀情感的反映，也常常是社會現實的折射。

為使伊阿宋絕嗣斷代，永遠痛苦，美狄亞做下這駭人聽聞的事。而殺子的結果，又使她感受到雙倍的痛苦和不幸，即在懲罰丈夫的同時，也毀滅了自己的幸福。黑格爾說：“由于忘我，愛情的主體不是為自己而生存和生活，不是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個人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時也只有在另一個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自己。”（注：黑格爾：《美學》第2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327頁。）美狄亞正是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根源”，才主持了這一場血的祭禮。這種極端的復仇手段，更反襯出女性地位失落的極度悲哀。

不同的思維樣式與不同的社會類型相符合。從美狄亞復仇的這一思維方式，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已失落的文明——即她所代表的以女性為中心的文明。女性解釋世界方式的失落，正是女性地位失落的表現，是整個文明發生轉型時的一種失落。當女性文明衰落后，女性的任何強力抗爭，帶給她們的都是雙重的打擊和失敗。

四、人性的關懷

歐里庇德斯在《美狄亞》中所涉及的女性問題，是以往的悲劇詩人所不曾涉及的。作為“一個最近代的古代作家”，（注：柳無忌：《西洋文學研究》，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5年版，69頁。）他雖沒有發表任何關于女性問題的宏篇大論，但他以一個詩人的情懷，深切地同情她們的悲哀、理解她們的痛苦，并借美狄亞之口留下了數千年來女性對男子的不平之聲：

在一切有理智、有靈性的生物當中，我們女人算是最不幸的。（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230行。）

如果說美狄亞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早反抗的女性形象，那么歐里庇德斯則是在希臘戲劇中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第一個發現女人、同情女人遭遇的悲劇詩人，他也第一個揭示了從以美狄亞為代表的女性身上爆發出的一種強烈的自我求證意識。（注：人類的自我求證意識，即指人類與生俱來，并在與自然、社會的斗爭中得以發展的那種自覺、強烈的要求并努力證實、創造自我的欲望和能量。參見《外國文學研究》1989年第1期，孫麗：《希臘悲劇“自我求證”意識及其超時空效應》。）這種意識在劇中是通過美狄亞特殊的愛與恨在情感世界中以猛烈的復仇方式展現出來的。

歐里庇德斯通過美狄亞的復仇對那種為權力、地位和財產而公然背信棄義的行為進行了批判，同時又痛惜地表述了人類心靈對人倫情感斬不斷理還亂的復雜留戀。他成功地將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展現在讀者和觀眾面前，使我們對美狄亞心中強烈的痛苦與極度的矛盾能有所理解。詩人還通過歌隊的合唱表明了對美狄亞的同情和理解。

歌隊：可憐的人呀，你沒有娘家作為避難的港灣；??（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444行。）

……

歌隊長：美狄亞，我會替你保守秘密，因為你向丈夫報復很有理由。（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265-266行。）對伊阿宋則是作為對立的形象和美狄亞痛苦的制造者來描寫的。劇中的伊阿宋已從一個阿耳戈船英雄變成了一個庸俗的利己主義者，但他的忘情負義，卻有別于那種以獵取姿色、玩弄女性、滿足情欲為目的的喜新厭舊，是為了所謂的前程、名利與地位著想。當遭到美狄亞的譴責時，伊阿宋還“理直氣壯”、煞有介事地為他那種追求實際利益而引起的背叛行為詭辯：

自我從伊俄爾科斯帶著這許多無法應付的災難來到這里，除了娶國王的女兒外，我，一個流亡的人，還能夠發現什么比這個更為有益的辦法呢？??最要緊是我們得生活得象個樣子，不至于太窮困。（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525行。）

他甚至認為自己有恩于美狄亞，說正是他將美狄亞從蠻夷之地帶到了文明的希臘，使她脫離野蠻，并有了享受法律的可能性：

可是你因為救了我，你所得到的利益反比你賜給我的恩惠大得多。（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536行。）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當時的希臘社會，婦女地位低下，法律更不適用于作為異邦女子的美狄亞，因此，伊阿宋的話聽起來無疑于無情的諷刺。

伊阿宋的自私與渺小在悲劇的最后一部分中再次表現出來：當他看到他的新娘和科林斯國王被美狄亞毒殺身亡后，便匆匆趕往美狄亞的住處，不是因為死亡使他對自己的背叛行為有所醒悟，趕去拯救美狄亞母子，而只是“保存世系的感情在他身上充分地起作用”。（注：謝·伊·拉茨格：《對歐里庇德斯的〈美狄亞〉進行歷史—文學分析的嘗試》，載《古希臘三大悲劇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431,424頁。）

伊阿宋：可是我對她的關懷遠不及我的孩子們。??我乃是來救我孩兒的性命的??（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1301行。）

詩人的評價表面上是對兩個人的，實際上是對兩種文明的評判。由于男女感受世界的方式不同，男性文明的內涵也就與女性文明的內涵不盡相同。當男子將權力、財富、地位等從人的本質需求中分離出來，將其作為生活的最高價值標準，而將婚姻當作謀取地位、財富的手段時，就帶來了古樸道德倫理觀念的沉淪、家庭的不穩固、社會的動蕩，女子們驚呼：

盟誓的美德已經消失，全希臘再不見信義的蹤跡，她已經飛回天上去了。（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442-443行。）而詩人的思維方式與女性的思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相通的，即都是一種極富情感，充滿人性關懷的思維方式。于是，詩人和美狄亞共同奏響了這曲女性文明的哀歌：

如今那神圣的河水向上逆流，一切秩序和宇宙都顛倒了：男子漢的心多么奸詐，那當著天發出的盟誓也靠不住了！??（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415-417行。）

同時又用希望自我安慰：

從今后詩人會使我們女人的生命有光彩，我們獲得這種光榮，就再也不會受人誹謗了。（注：歐里庇德斯：《美狄亞》，418-420行。）

五、文明的寄托

通過以上多維的分析角度，我們認為《美狄亞》并非是一部單純的家庭悲劇或命運悲劇，更是一部文明的悲劇：它即是社會轉型時期女性文明衰落的悲劇，也是人類情感失落的悲劇，同時還是抗爭的女人的悲劇。

劇中美狄亞的“愛夫與恨夫”是她追求和實現自我求證的根本動因，由此也牽動了各種社會因素，使美狄亞的悲劇成為一幕表現文明沖突的大悲劇。悲劇通過表現美狄亞處在無國、無土、無君、無權、無勢的絕境中的抗爭，向我們昭示了：一種性別對異性的統治總會對統治者與受害者雙方帶來高度破壞性的影響。縱觀人類文明史，有一種統治關系似乎超越了任何階級、民族或國家的限制——這就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系。而女性文明衰落后，以女性為主體的文明和以男性為主體的文明之間的對抗并未由此平息，因為人性的一切也就是文明的一切。“悲劇是以它向我們提出的挑戰而結束的。”（注：伊迪絲·漢密爾頓：《希臘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01頁。）面對《美狄亞》所提出的挑戰，展望悲劇解決的道路：是以兩性分立來對抗男權主義，號召婦女以女權主義抗爭的強行方式進入男性的社會呢？還是簡單套用生物進化論“強者生存”的理論模式承認現狀呢？

我們認為，從女權主義的立場出發，難免會帶有些許有失偏頗的感情色彩，而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分析，則容易掉入弱肉強食的陳舊圈子里。那么，人類的兩性如何才能如海德格爾所說：詩意般地居留在地球上呢？

我們認為，由于女性和男性對各自缺乏清醒深入的認識，兩性之間不斷發生的誤解和沖突，實際上是以各自對自身的誤解互為基礎的。因此，只有從人的解放這個基點理解女性解放，只有真正將人類視為一種整體存在，只有認識到對人類任何部分的傷害就是對全體的傷害時，才能在兩性間建立起平等的伙伴關系。

如將人類比作一只奮飛的青鳥，女性與男性就如同鳥的兩翼，只有這兩支翅膀健全和強壯，鳥兒才能均衡發展，展翅高飛。如一方的強壯以另一方的衰竭為前提，一方的解放以另一方的受壓迫為標志，這樣的文明就必然是畸形的、不健全的文明。逐漸覺醒的理性向整個人類發出“認識你自己”的呼喚！而當今時代是一個全球性的世紀轉換時期，因為即將迎來的21世紀，不僅僅是一個世紀的結束，還是另一個千年期的開始。人類現在正進入一個群體生活的新階段，如同一個人經歷了童年期、青春期，現在正站在成年期的門檻上。世界新文明的建設無疑是一項集體的事業，只有以男女共同的力量才能促使人類文明的騰飛。我們的目標將是一種陰陽相輔、剛柔相濟的人類新文明的建立，未來的人類大同，必然是男女和諧相處，共同參予的一項偉大工程。

第五篇：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地位及重大意義

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地位及重大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其中，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開拓和奠基之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承上啟下的中間環節，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理論成果。它們之間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既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共同主題，又科學地回答了不同時期不同階段所面臨的新矛盾和新問題，是一個相互銜接、相互貫通的科學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論觀點和戰略思想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艱辛探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基礎；以江澤民為代表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開拓創新；以胡錦濤為代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豐富發展；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屆領導集體更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入推進,“四個全面”便是其中的一個表現。我國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使中國經濟不斷發展繁榮；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不斷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邁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下經濟大繁榮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快速發展起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此任務的指導下，1982年，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觀點。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觀點。2002年，中國已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對企業和個人等微觀經濟主體的干預程度大大減弱，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中國經濟社會進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各族人民團結奮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礎

旗幟引領方向，旗幟凝聚人心。用科學理論的旗幟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是我們黨的一條根本經驗、一個優良傳統。我們黨從一誕生，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黨的七大，又把毛澤東思想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這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思想上的有力指導和理論上的堅實基礎。當今時代，世情、國情、黨情和民情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錯綜復雜，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碰撞，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尤其是面對近年來出現的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嶄新實踐，思想理論戰線上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統一思想、凝聚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一面面向未來、引領發展的旗幟，就是一面鼓舞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突破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難題的理論。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發生嚴重政治**，國際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面臨空前巨大的困難和壓力，黨和國家處在決定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改革開放，依靠黨和人民，成功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大理論意義還在于，它第一次初步地、比較系統地回答了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后，怎樣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主題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立足點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關鍵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永葆黨的先進性。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和經驗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基本理論，它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對外關系和黨的建設等多領域內的有關理論，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也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創新和發展。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下注重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問題上，強調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國各族人民實現自己利益、創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業，是億萬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創造性事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因此，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群眾共同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使他們不斷得到看得見的物質文化利益，從而使他們愈來愈深刻地認識到實行改革開放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祖國的富強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也從而使他們更加自覺地為之共同奮斗。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個內容豐富的開放的理論體系。這一科學理論體系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系統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這個理論體系，既以其獨創性地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