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現狀、經驗及路徑研究

一、問題提出

“要完成鄉村振興這個宏大戰略，需要匯聚全社會的力量”。事實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歷史任務和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新旗幟、總抓手，本質上是一項高度復雜、任務艱巨的系統工程，不能僅依賴于單一主體的參與，而必須倡導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合作。其中，社會組織作為具有高度社會屬性的多元主體之一，是鄉村振興社會參與領域一個不可或缺的建設性力量，能夠在組織引領、資源配置、能力建設等方面發揮顯著作用。基于此，2018年和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均強調，要“發揮農村社會組織在服務農民、樹立新風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要“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殘聯等群團組織的優勢和力量……支持農村產業發展”，“要把組織動員社會力量支持參與鄉村振興作為重大政治任務”。同時，《關于廣泛引導和動員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的通知》更是明確規定，“參與脫貧攻堅是社會組織的重要責任”。此外，多次強調，“社會組織既是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是解決我國新時代主要社會矛盾的有生力量……要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國內經濟社會建設”。可見，社會組織作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地位和作用在公共政策層面獲得了較為普遍的承認。然而正如有學者所言，“公共政策執行過程是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延續’，也是公共政策達到預期功效、解決實際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需要同時關注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依據和實際執行等不同層面的情況，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結合公共政策的實際執行層面來探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議題顯得更為重要。

結合既有研究來看，學術界關于社會組織和鄉村振興的研究已有較為豐富的成果積累，普遍承認國家、市場和社會是實施與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不可或缺的三大主體，因而重點關注鄉村振興多元主體參與的機制研究。其一，在國家層面，大多數研究者強調政府在鄉村振興進程當中承擔著“總指揮”的角色、具有統籌全局的作用，因而需要激活政府的內在潛能以實現“優勢治理”。同時，也有研究者認為，在發揮政府（尤其是縣級政權）的主導作用時，應當規避其全能運行傾向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其二，在市場層面，小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研究者重點探討的內容，側重強調二者作為市場的基本組成部分，在農村產業興旺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致認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完善農業結構、促進鄉村振興的微觀基礎和重要保障，需要按照“貫徹改革、激活要素、激活主體、激活市場”的要求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并積極總結“小農戶生產扶貧”等有效經驗，嘗試反貧困治理創新；第三，在社會層面，涉及農民、鄉村精英、社會組織等參與主體，但大多數側重探討農民主體性、新鄉賢等議題。比如，有研究者梳理了農民主體性的內涵、特征和激活路徑，并認為激活農民主體性是最為關鍵的策略。同時，也有研究者分析了新鄉賢在鄉村振興當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強調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是后鄉土中國社會知覺1的一個重要表征。可見，學術界在探討鄉村振興的多元參與主體時側重于國家和市場層面的探討，而對社會層面的關注度不足，尤其是對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議題較為忽視。

同時，就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這一具體領域來看，目前僅有部分研究者采取宏觀分析策略進行了初步探討，涉及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理論依據、主要作用、發展路徑等內容。具體如下：其一，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理論依據較為多元，主要涉及結構功能理論、資源依賴理論、社會資本理論；其二，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社會組織是農村社會基礎的網絡面向，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組織保障和堅實堡壘，因而需要及時探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創新機制和培育路徑；其三，部分研究者結合鄉村振興的具體領域（如鄉村文化振興）或者社會組織的具體類型（如社會工作機構）對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議題進行了探討。

綜上所述，第一，學術界對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關注度較為不足；第二，研究處于較為初步的理論探討和政策分析階段，尚未有在運用社會資本理論等視角的同時專門基于田野調查而展開的實證研究；第三，對社會組織參與留守型村莊和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振興的研究較為薄弱。事實上，深度貧困地區大多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于一體，主要位于我國的中西部，擁有大量留守型村莊，面臨著貧困人口多、發展滯后等問題，這使得以留守型村莊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成為一場“硬戰中的硬戰”，需要積極動員社會組織等力量“萬眾一心、攻堅克難”，從而“攻克深度貧困堡壘，打贏脫貧攻堅戰”。因此，“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何以可能和何以可為？”構成了筆者最初的問題意識來源。

基于此，本文嘗試探討以下問題：第一，何謂社會組織和農村社會組織？包括哪些主要類型和服務領域？第二，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具有哪些理論契合和內在邏輯？第三，留守型村莊面臨哪些鄉村振興困境？這為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了何種可能空間？第四，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進程當中具有哪些典型經驗？應當采取何種可行路徑？

二、分析框架和案例選擇

（一）農村社會組織的主要類型和服務領域

所謂“社會組織”，也被稱為“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民間組織”等，它是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社會團體，是在社會轉型過程當中由不同社會階層的公民自發成立的，具有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和社會性等特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社會組織得以迅速發展，而且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村社會組織也獲得了相應發展，呈現出發展迅猛、活動多元、類型多樣的特征。因此，為有效了解和把握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應當及時探討農村社會組織的主要類型和服務領域。

目前，學術界有關社會組織和農村社會組織的類型學劃分尚未統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組織是指遠離國家和市場的外延部分，主要包括社區基層組織、農村專業協會、工商注冊非營利組織等。狹義的社會組織則主要指民間組織，包括根據現行法規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等。同時，對于農村社會組織的類型學劃分，大多數學者主要結合服務主體、服務領域、服務類型等維度著手進行探討。從服務主體來看，主要包括黨組織、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草根組織等類型。從服務領域來看，主要包括文化體育組織、扶貧慈善組織、專業協會、環保生態組織、醫療衛生組織、女性團體、家族團體等類型。此外，從服務類型來看，主要涉及公益服務、知識普及、宣傳教育、經濟互益、維權、特殊群體服務等類型，而且結合現實發展情況來看，農村經濟互益類、維權類、特殊群體服務類的社會組織較為缺乏。同時，有學者提出，“為進一步推動社會組織的發展，激活不同類型社會組織活力，促進其有效參與鄉村振興戰略，應處理好傳統社會組織與現代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發展型社會組織與保護型社會組織的關系......”。可見，關注農村社會組織的主要類型、協調不同類型農村社會組織的關系是保證社會組織有效參與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前提。因此，結合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深入分析農村社會組織的主要類型，能夠使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服務領域有更為明確的劃分。

第一，文化體育組織和家族團體主要能夠服務于鄉風文明目標。事實上，豐富農村文化體育生活、形塑良好家風是有效推動農村鄉風文明目標發展的重要橋梁和紐帶。一方面，農村文化體育組織旨在開展貼近農村生產生活、符合農民現實需求的文化體育活動，有助于提升農民文化水平、豐富農民精神世界，從而形塑文明鄉風。另一方面，家族團體延續了“鄉土中國”的重要傳統，是依托于血緣、地緣和祠堂文化等要素而得以形成的社會組織，包括村莊老人協會、紅白喜事會等類型。由于家族文化是一種調節人際關系的重要手段，能夠形成具有“禮治”特征的鄉村治理模式，提倡守望相助的鄉村互助精神，強調“尊祖敬宗睦族”的團體意識，從而為農村家庭發展和鄉村建設提供有效的價值規范和道德引領。

第二，扶貧慈善組織主要能夠助推農村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扶貧慈善組織是參與鄉村振興和實現“扶貧濟困”目標的生力軍之一，旨在通過社會救濟、慈善幫扶等組織化形式來保障農民基本生活水平、改善農民日常生活狀態，從而促使農民“脫貧致富”和加快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可見，扶貧慈善組織的直接目的在于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實現生活富裕目標，而終極目的在于避免因貧困問題而導致鄉村治理危機的出現，保障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和諧與穩定，從而促使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

第三，各類專業協會旨在推動產業興旺、生活富裕等目標的發展。它是指以農牧漁業等農副產品的生產、流通以及科技推廣、基礎設施建設等專業經濟活動為紐帶，由相關從業者自發組成的非營利性會員制組織。例如生產合作社、養殖協會等，能夠有效促進農村產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從而提升農村生活富裕程度。其中，就產業興旺目標而言，專業協會能夠在技術指導、產業引領、人員培訓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促使農村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協調發展，進而保證產業興旺、生活富裕等目標的實現。

第四，環保生態組織能夠有效助推農村生態宜居、治理有效等目標的發展。農村環保生態組織主要通過執行環境保護法律和法規、積極宣傳環境保護理念、營造良好的生態治理氛圍等具有組織化特色的形式來推動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落實。事實上，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目標，是農村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因而需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發展觀，從而推動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有序發展。可見，農村環保生態組織的直接目的在于推動生態宜居目標的實現，終極目的在于實現治理有效目標。

第五，醫療衛生組織主要服務于治理有效等目標。培育和發展農村醫療衛生組織是進一步貫徹、落實“健康中國”戰略的重要路徑，同時也是不斷完善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全面提升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綜合能力的重要樞紐，能夠在提升農村醫療衛生水平、提供較高質量的醫療衛生服務等方面發揮關鍵效用，有助于緩解農村“因病致貧”等問題的發生，進一步保障農民生產生活的有序進行，從而促使鄉村振興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

第六，女性團體主要參與農村鄉風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等領域的活動。事實上，留守婦女和女性團體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和有效實現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戰略目標的重要力量，既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受益者，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推動者，和鄉村柔性治理存在高度契合。比如，留守婦女有較為充裕的時間參與到村莊公共事務當中，并具有獨特的女性優勢，因而是鄉村振興的一股重要力量，需要進一步探索女性團體引領農村婦女參與社會治理的主要路徑，從而有效實現鄉風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等目標。

（二）案例選擇：一個典型的西部留守型村莊

調研地A村屬于典型的西部留守型村莊，地處四川盆地中南部，總人口2008人，其中外出務工650人、留守婦女165人、留守老人289人、留守兒童158人，留守人口比重高達30.5%。此外，殘障男性64人，殘障女性48人。目前，該村擁有10大社會組織，其中，村內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志愿服務隊、巡河隊、村婦聯、巾幗文藝宣傳服務隊、老人協會等6種，村外社會組織主要包括縣婦聯、鄉鎮抽糞隊、鄉村婦兒促進會、國際小母牛組織中國項目等4種。同時，也正是由于內外部社會組織的協同合作和共同參與，該村在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工作當中表現突出，多次被授予省級、市場榮譽稱號。可見，A村屬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程度較高的留守型村莊，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因而具有典型代表性。

同時，結合來看，A村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呈現以下特征：第一，從總體數量上看，該村社會組織種類繁多，主要涉及文化體育、扶貧慈善、環境生態等多種類型，但缺乏醫療衛生等類型的社會組織。第二，該村既注重村莊內部社會組織的培育，也注重村莊外部社會組織的引入，從而形成了內外部社會組織共同合作參與鄉村振興的良好局面。其中，村婦聯和縣婦聯的合作關系就是一個典型表現。第三，結合服務領域和組織類型這兩大維度來看，該村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的進程當中主要服務于鄉風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等目標，這也反映了社會組織在上述三個服務領域能夠發揮更具針對性、更為有效的作用。第四，該村十分注重環保生態組織的培育和引入，從而促使該類型社會組織數量較多，并有效助推了生態宜居目標的完善。第五，該村存在一定數量的殘障人士，但尚未建立相應的特殊群體服務類組織，這實際上也是留守型村莊社會組織發展普遍薄弱的地方。第六，注重留守婦女和女性團體在鄉村振興當中的作用。比如，巾幗文藝宣傳服務隊、鄉村婦兒促進會、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村婦聯、縣婦聯等組織均是以留守婦女為主要行動主體或服務對象的組織，這實際上是該村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一個鮮明特色。

三、理論契合：社會資本理論視域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

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既依賴于政府、涉農企業、服務和中介機構、社會組織、農民等多元主體的參與，也依賴于豐富的社會資本等力量的支持，從而有效解決農村產業發展滯后、環境污染嚴重、鄉風文明衰弱、城鄉發展不均衡等現實性問題。同時，從本質上來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農村發展不充分和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的必由之路，需要重點分析和應對社會資本缺失的問題，并嘗試通過重建社會資本的方式來助推鄉村全面振興。有研究明確表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是農村社會資本重建的一個重要路徑，能夠發揮調動資源、引入資本、激活主體等功能。也正因為如此，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基于社會資本理論視角認為，“在居民自治基礎上形成的社區組織，能夠產生更多的社會資本，而這些資本有利于提高社區治理績效，有利于經濟繁榮和社會團結和諧”[21]。因此，本文選用社會資本理論的視角，嘗試分析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理論契合和內在邏輯。

社會資本理論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學理論，最早由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所謂“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就是指一個人由于擁有某種持久性的社會關系網絡而使得其具有的實際或潛在的社會資源的總和。這種社會資源的總和即是一個人的社會資本量，它不僅受到關系網絡規模的影響，還和關系網絡中各個成員本身所具有的經濟、文化、符號等資本容量存在必然聯系。可見，社會資本并非是一種天然形成的關系，而是需要通過持續的、有目的的交往、協調、經營才能得以構建和維系，并且它的再生產依賴于“那些促進正當交換活動、排斥不合法交換”的各種制度。同時，皮埃爾·布迪厄強調，“一個場域的動力學原則，就在于它的結構形式，同時還特別根源于場域中相互面對的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鴻溝和不對稱關系（即社會資本）”。因此，無論場域變化的形式如何，也無論行動者抱著何種動機引起場域沖突，社會資本都是場域變化最為重要的原動力。同時，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也強調，“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重要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可見，由于社會組織具有社會資本等內在屬性和特征，因而成為建立社區信任、形成社區合作網絡、增加社會資本的重要力量，能夠通過建構社會網絡、完善社會規范等方式來實現社區社會資本的重建，從而有效推動社會運行和經濟發展效率的提升。

基于此，有學者明確提出，“社會組織所具有的社會資本屬性能夠為我國農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等目標的實現提供支持”。同時，結合羅伯特·帕特南社會資本定義中信任、規范和網絡這三個維度來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具有高度的理論契合、符合相應的內在邏輯。具體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第一，社會組織有助于提升農村社會信任、完善農村行動規范、增強農村信息流通，從而有效解決農村“三產”融合不深、生產要素不足、農業利用分享機制不健全等問題。第二，社會組織有助于平衡農村環境治理參與主體之間的矛盾，通過挖掘“熟人社會”所具有的豐富資源，能夠助推農村利益訴求的一致化進程的發展，從而有效提升農村整體環境的治理水平。第三，社會組織有助于農村鄉風文明建設，即可以通過完善社會道德規范、強化道德宣傳網絡、增強村民間信任程度等方式來提升農村整體文明水平。第四，社會組織能夠為建立健全農村“法治”、“自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提供了重要基礎，即可以通過健全農村社會網絡的形式擴大鄉村治理的范圍，可以通過健全農村社會規范的方式提升鄉村治理的效率，可以通過健全社會信任的方式緩和鄉村治理所面臨的眾多矛盾和沖突。第五，社會組織能夠為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實現生活富裕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機會，即農村社會資本越強，能夠促使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增多、農村經濟行為的規范性更加穩定、農村信任機制也更為完善，從而有效促使農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四、可能空間：留守型村莊鄉村振興面臨的現實境遇和主要困境

所謂“留守型村莊”，是指在村人口以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等群體為主的村莊，大多屬于中西部一般農業型村莊，主要面臨留守問題較為嚴重、基層黨組織“老軟散”現象突出等發展困境，這既給鄉村振興造成了一定挑戰，也在某種程度上為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了可能空間。因此，必須明確的是，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不僅具有高度的理論契合，也具有充分的現實必然性，是解決鄉村振興現實境遇和主要困境的必然選擇。

（一）在產業興旺方面，面臨產業結構單一、人才緊缺等問題

“農業興、百業旺，鄉村才會有活力”。產業興旺既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和工作重點，也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基礎和保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束縛，包括留守型村莊等在內的農村產業發展依然面臨著諸多發展困境。具體如下：

1.農村產業結構單一，生產同質化的現象較為嚴重

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就已經步入產業結構深化發展的階段，農村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尤其是在農村產業經營方面取得了較為不錯的成績。但是，由于農村產業結構的長期不均衡發展，當前不少農村地區的產業發展仍然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第三產業發展較為緩慢，而且村莊特色產業的類型也較為單一，生產同質化的現象較為嚴重。比如，就調研情況來看，A村主要養殖售價較高的名貴魚種，但由于獲得一定經濟效益后，周邊村莊也開始跟風養殖，使得養殖呈現同質化，進而導致市場飽和、售價急劇下降，對A村養殖業等特色產業的發展造成了嚴重沖擊。“其他村也開始養殖這個品種，我們村市場份額被分割，不少農戶出現了賠本的情況”（訪談記錄：20180718HFL3）。

2.農村新興產業人才緊缺，產業培訓的成效不夠顯著

人才是鄉村振興的第一資源，只有不斷培育農村新興產業人才，才能為農村產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力量支持，從而促進鄉村振興進程的發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重因素的影響，農村產業面臨新興產業人才緊缺、產業培訓成效不顯著等問題。一方面，我國仍然處于人口大量從農村向城市集中的階段，青壯年勞動力外流的趨勢在短期內不可避免，使得“打工經濟”異常活躍，并導致青年產業人才外流現象在留守型村莊、深度貧困地區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留守型村莊，能夠參與到農村產業創新、互聯網知識學習等活動的人員大多數為留守婦女，該群體受教育水平有限、知識觀念不易更新，導致農村產業人才培訓面臨成本過高、難度較大、成效不夠顯著等問題。“村委一直比較希望在村里發展電商，但是人才方面比較緊缺，之前推薦了年輕女性去培訓，但收獲不大”。

（二）在生態宜居方面，面臨環保觀念薄弱、主體相對弱化等問題

“鄉村振興，生態宜居是關鍵”。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自然景觀是農村發展、建設最大的優勢和最為寶貴的財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長期以來農業邊際產能過度開發，農業農村領域的生態環境欠賬問題突出，導致鄉村振興戰略“生態宜居”目標的實現面臨諸多挑戰。具體如下：

1.農民環保觀念較為薄弱，農村生態治理的集體合作機制尚未形成當前，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放緩、收入來源普遍較為單一等問題是制約留守型村莊鄉村振興進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留守型村莊大多位于我國中西部深度貧困地區，長期受到歷史地理和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使得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進而導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另一方面，大多數留守型村莊的產業結構單一，同質化現象明顯，主要依賴于傳統的種植業，這使得農民收入來源也較為單一。“G村有專門的椪柑基地，而我們A村的話就很少，主要產業是冬棗種植、青蛙養殖，但種類還是較為單一……中間有差價，農產品銷售時經常被中間商賺一筆”。

另一方面，農民集體合作的觀念不強是阻礙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農村呈現出從“鄉土中國”向“后（新）鄉土中國”轉變的趨勢，“公私游移”的現象明顯，導致農民的集體合作觀念不強。而且，這一狀況在農村環境保護領域表現尤為明顯，不少農民對包括環境保護等在內的村莊公共事務表現出“各掃門前雪”的態度，導致農村生態治理面臨諸多發展困境。“我們A村是一個整體，所有村民要一起把衛生搞好，不能靠村長、生產隊隊長天天拿一把掃帚去掃大街”）。

2.農村生態治理主體呈現出主體相對弱化、參與積極性不高的特征

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政府、市場和社會應當協同合作、共同參與鄉村環境治理。然而結合現實情況來看，政府、市場和社會這三大主體均呈現出相對弱化的傾向。首先是政府層面，基層政府和村兩委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過程當中面臨著嚴峻的考核機制，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以應對上級部門的檢查，導致在實際的政策執行過程當中較少能夠綜合考量農村生態環境發展的現實需求。其次是市場層面，由于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對培育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主體的重視程度不足，進而制約了農村生態治理水平的發展。最后是社會層面，大部分村民環保意識較弱，尚未認識到自身在村莊生態環境治理當中所承擔的主體角色，片面認為政府和村兩委需要承擔主要責任，從而在村莊生態環境治理方面呈現參與積極性不高、行動較為消極的特點。“我們嘗試通過參觀和培訓等方式來倡導綠色生態發展的理念，但是情況并不理想……經常有村民缺席”。

（三）在鄉風文明方面，面臨彩禮較重、家庭糾紛頻發等問題

“鄉村振興，鄉風文明是保障”。當前，隨著我國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群眾的精神面貌和農村社會風尚發生了可喜變化。但是也應當注意到，由于農村社會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思潮的蔓延，導致農村人情往來負擔較重、家庭矛盾糾紛頻發等問題日益顯現。具體如下：

1.農村彩禮和人情往來的負擔較重

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民收入有效提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農村的成規陋習泛起，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其中，高價彩禮問題在留守型村莊表現明顯。一方面，近年來各大新聞所曝光的“高價彩禮”事件大多集中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另一方面，“婚姻成了買賣”等內容成為中西部貧困地區百姓日常討論的重要話題，“因婚致貧”的現象時有發生，這給農村發展和建設埋下了隱患。“我覺得衣服和酒肉都是應該的，屬于人情禮貌，但十幾萬的彩禮就太多了，是在壓榨我們老人的所有積蓄”（訪談記錄：20180720WJH）、“我在村里的每月工資是1100元，但現在人情往來最低就得200元，去年有個月人情往來就2000多元，壓力很大”。

2.家庭糾紛、情感矛盾和離婚現象頻發，導致農村家風面臨挑戰

家庭是構成社會最為基本的單位，對于社會發展和穩定而言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家庭暴力的出現和婚姻觀念的變化，使得包括農村地區等在內的整個社會離婚案件數量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對傳統家庭結構的維持產生了嚴重沖擊。事實上，農村家庭糾紛、離婚現象頻發等問題不僅是個人抑或是家庭問題，而且還是社會風氣問題，關系到農村地區家庭風氣的形塑、社會的穩定發展和經濟建設的良性運行。同時，結合調研情況來看，A村屬于離婚率較高的村莊，這在一定程度上和西部留守型村莊經濟落后等原因有關，因而需要高度重視。“婚姻情感、家庭的矛盾傾訴大概會占到70%，特別多瀕臨離婚的婦女找我們求助”。

（四）在治理有效方面，面臨治理難度大、農民的社會知覺不足等問題

“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事實上，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不斷深入、農業政策不斷完善，有效推動了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但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農村社會結構、農業經營體系和農民思想觀念受到了沖擊，也使得農村社會治理面臨著“新老問題交織”的重要挑戰，從而影響和制約了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主要面臨以下困境：

1.農民心態嬗變、群眾糾紛頻發，導致農村治理工作難度較大

一方面，由于農村社會心態的嬗變，農民的被剝奪感、不公平心態愈發明顯，導致鄉村振興戰略在治理有效方面面臨一定挑戰。事實上，因為農村貧富分化的長期存在，使得根源于比較心理的“仇富心態”或“仇窮心態”在農民群體當中蔓延。同時，因為部分農村公共事務的公開性、透明性不足，使得部分農民認為村莊利益分配存在不公平的情況，從而加大了農村社會治理的難度。“比如低保，不管是分給你還是分給他，大家都會有意見，因為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看，自己就是比其他人窮”。

另一方面，由于農村群眾矛盾和糾紛日益多元、農民對基層政府的依賴愈發嚴重等因素的影響，人們對農村社會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愈發嚴格，導致農村基層治理工作難度加大。事實上，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發生了重要嬗變，各類社會問題愈加突出、矛盾糾紛交織，同時，由于農民對基層政府的期待和要求與日俱增，導致農村基層工作負擔較重，面臨著眾多風險和挑戰。“現在農村基層工作實在不好做，老百姓的期待太高，依賴思想又太嚴重”、“你怎么和他們解釋都沒有用，是聽不進去的，甚至說要去投訴”。

2.農村社會治安較為松散，騙局增多，導致農民利益受損

近年來，各種騙局在農村蔓延，種類層出不窮。一方面，相較于城市，農村社會治安較為松散，防控力量較為薄弱，農民的法律意識也相對淡薄。另一方面，留守型村莊在村人口大多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等，他們的鑒別能力、防范能力較弱，缺乏相應的農資知識和打假能力，導致不少偏遠地區的農民容易被不法分子蒙蔽和利用，導致農村騙局等違法、違規現象高發。事實上，這些問題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也給基層治理工作帶來了一定挑戰。“現在農村老年人特別容易被騙，別人隨便拿點東西給你就把錢騙走了，以前經常有推銷凈水器、內褲什么的，都是一些假冒偽劣產品”。

3.農民的社會知覺不足，導致參與農村社會治理的積極性較弱

“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必須來自廣大農民，只有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被充分激活，鄉村振興才有可能”。正如有學者所言，所謂農民的主體性是指農民在社會知覺這一要素的綜合作用下，對個體狀態、個體發展、群體凝聚、社會互動等內容的主動感知的過程。因而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激活農民的主體性和社會知覺，必須充分保障農民的主導權、參與權、表達權、受益權和消費權，并促使廣大農民群體自覺參與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等工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種種原因，農村在環境保護、政治參與等方面面臨著農民參與積極性不高、社會知覺不足的問題，部分村民存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進而導致鄉村振興進程當中農民主體性和社會知覺并未得以充分激活。“說老實話，現在鄉村振興首要任務就是要把農民的思想整好了”。

（五）在生活富裕方面，面臨收入單一、“因病致貧”等問題

“鄉村振興，生活富裕是根本”。相較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將“生活寬裕”升級為“生活富裕”，就是要讓農民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生活水平有更大的提高，從而有效解決“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事實上，盡管在各大政策的支持下農村面貌得以顯著改善，但是由于基礎設施薄弱等因素的影響，留守型村莊還有不少貧困人口亟待脫貧，導致脫貧攻堅任務依然嚴峻。具體如下：

1.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較慢、收入來源較為單一

當前，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放緩、收入來源普遍較為單一等問題是制約留守型村莊鄉村振興進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留守型村莊大多位于我國中西部深度貧困地區，通常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于一體，受到歷史地理和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使得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另一方面，大多數留守型村莊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產業結構單一、同質化現象明顯，主要依賴于傳統的種植業，這使得農民收入來源較為單一。“G村有專門的椪柑基地，而我們A村的話就很少，主要產業是冬棗種植、青蛙養殖，但種類還是較為單一……中間有差價，農產品銷售時經常被中間商賺一筆”。

2.“因病致貧”現象頻發，嚴重制約了農村家庭生活的可持續發展

“因病致貧”現象頻發仍然是中西部留守型村莊、深度貧困地區需要重點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問題，這嚴重影響和制約了農村家庭生活的可持續發展。事實上，盡管近年來醫療保險、大病救助等政策得以普及，城鄉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得到有效緩解，但是由于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較于城市更為緩慢，導致在醫療衛生保障等方面尚顯薄弱，這也使得包括深度貧困地區等在內的農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的情況較為明顯。“至少有二十幾個得癌癥的，最惱火的是沒錢進大醫院，村里有個尿毒癥的需要換腎，四十多萬，根本沒有辦法，當地的醫療水平太低。”

五、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典型經驗和可行路徑

（一）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典型經驗

1.積極培育村莊產業組織，大力發展農村“留守經濟”和特色產業

針對農村留守問題，有學者提出，不能單純將農村留守人口視為一個問題群體，還應當從優勢視角出發，正確看待留守人口在促進農村“留守經濟”的發展等方面的正向價值。的確，盡管農村留守群體在很多場合被稱為輔助或邊緣的勞動力，但事實上該群體依舊能夠充分利用農村現有的資源，開展豐富多樣的經營活動、創新農業生產方式，從而使得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背景下農村經濟不至于凋敝。基于此，調研地A村積極培育村莊產業組織，大力發展農村“留守經濟”和特色產業。具體如下：

其一，成立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由該村前任村支書和9位留守婦女、女性能人等共同發起成立，主要從事林下雞養殖等活動，目前合作社會員共有103名村民，其中女性成員98名。此外，合作社共有5位技術人員（由生產經驗豐富的農村中老年婦女擔任），為當地農業生產免費提供技術服務和資源鏈接等幫助。因此，該合作社成員不僅積極分享產業發展經驗，也積極帶動周邊村民發展，從而有效推動了村莊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建設。其二，積極發展竹編等村莊特色產業。由于村莊婦女大多數為留守婦女，需要負擔贍養老人、兒童的責任因而不能長期外出務工。而該村所在縣的竹編產業享譽全國，這使得發展竹編產業、參與竹編加工成為農村留守婦女提高收入的重要選擇，也是農村產業興旺的重要途徑。因此，在當地政府部門的協助下，將縣城的一個竹編企業引入村莊，在對當地村民進行基礎業務培訓后開始組織村民進行竹編生產和加工，并形成了相應的產業組織，使得大多數村民每月能夠獲得1300—1500元的收入，從而有效促進了村民收入的提升和村莊整體經濟的發展。其三，積極培育農村青年人才，尤其是農村互聯網電商人才。為了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A村積極探索農村電商及其產業的培育路徑，在村婦聯等社會組織的協助下，多次組織年輕婦女到北京等地學習互聯網、電商等知識，嘗試為村莊新興產業的發展培育青年人才。

2.鼓勵社會工作機構對接村莊治理，從而有效服務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

社會工作是以利他主義為指導，以科學的知識為基礎、運用科學的方法助人的專業服務活動，它的終極目的在于助人，因而具有科學性、專業性等特征。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不斷推進，社會工作參與鄉村振興具有高度的內在契合，在戰略目標、工作內容等方面呈現出一致性。因此，政府購買農村社會工作服務以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選擇。基于此，A村積極鼓勵外來社會工作機構介入和參與該村的鄉村振興進程。具體如下：

其一，積極對接村莊外部社會工作機構等社會組織。在縣婦聯的幫助和協調下，村莊獲得了國際小母牛組織中國項目的資助，為當地村民提供了生產技能、環境保護、鄉風文明和社區和諧等方面的培訓，因而有效促進了該村鄉村振興在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等目標的發展。其二，積極鼓勵村民參與縣婦聯孵化的社會組織所提供的各類服務和培訓。當地縣婦聯孵化了鄉村婦兒促進會等一批社會組織，并在各村莊積極開展模擬法庭、法律援助、互助小組等活動，及時調解農村家庭糾紛和情感矛盾，并有效增強了村民的法律意識和合作精神，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該村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

3.充分發揮婦聯的引領作用，重視留守婦女在鄉村振興中的正向價值

留守婦女作為一個全國總數高達5千多萬人的特殊群體，其生存和發展的狀態不容忽視。有學者提出，“三留守”群體不僅是鄉村振興需要重點幫扶的對象，也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力量，能夠發揮正向價值。因而2018年全國婦聯印發的《關于開展“鄉村振興巾幗行動”的實施意見》指出，“婦女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力量，是鄉村振興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動者、建設者”，這實際上為農村留守婦女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了政策依據和行動指南。基于此，A村注重發揮留守婦女的正向價值，并通過組織、動員等形式激活該群體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該村鄉村振興的發展。具體如下：

其一，充分發揮縣婦聯的引領示范作用，注重孵化和培育鄉村社會組織。縣婦聯積極發揮其作為黨和群眾的聯系紐帶的作用，在縣、鄉、村倡導成立婦女小組、互助小組，從而為當地農民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資源鏈接網絡。同時，圍繞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等群體積極開展相應的“賦權”、“增能”活動，比如，對農村婦女進行維權意識的培訓，側重增強該群體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等觀念。此外，縣婦聯積極培育和孵化鄉村婦女促進會等農村社會組織，旨在進一步延伸婦聯的“手臂”，從而有效促進了鄉村振興的發展進程。其二，推動農村婦女代表大會改選，指導成立村級婦聯，設立專職村級婦聯主席。為了有效提升農村婦女地位，保障農村婦女參政議政的權益，縣婦聯積極推動村級婦聯組織的發展和建設。具體來說，凡是村支書或者村主任為女性的，縣婦聯要求她們兼任村婦聯主席，而原來的村婦女主任則擔任村婦聯專職副主席，主要負責計劃生育、協助村婦聯主席等工作。其三，積極發揮婦聯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培訓、倡導作用。為有效促進農村生態宜居等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縣婦聯指導當地村莊推出了“農村最美庭院”、“好風尚評優評先”等活動，并且通過集體參觀、小組培訓等方式倡導綠色生態的發展理念。

4.注重發揮社會組織的優勢，探索“一元多核”、“三治并進”的治理模式

事實上，由于農村社會組織是一種內生型的社會組織，具有草根性、志愿性、互助性等鮮明特征，因而能夠在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脫貧攻堅工作進程等方面發揮一定的優勢。基于此，調研地A村充分挖掘社會組織在鄉村振興和農村社會治理當中的優勢，積極探索“一元多核”、“三治并進”的村莊發展道路。具體如下：

其一，注重發揮農村社會組織在“一元多核”治理模式當中的作用。所謂“一元多核”，是指以村兩委為核心，群團組織、村民自組織等社會組織以及其他多元力量共同合作參與鄉村振興和社會治理。其中，村莊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作用。一方面，積極培育本村的社會組織，比如重點發展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志愿服務隊、巡河隊、村婦聯、巾幗文藝宣傳服務隊、老人協會等村級內部組織，從而有效提升農村自組織能力和社會組織水平。另一方面，積極引入外部力量參與鄉村振興，比如縣婦聯、鄉鎮抽糞隊、鄉村婦女促進會、國際小母牛組織中國項目等，為留守型村莊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外來社會資本，有效提升了農村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了社會組織為村莊“賦能”的行動目標。其二，以農村社會組織為行動主體，推動“三治并進”治理模式的有效發展。所謂“三治并進”是指通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方式，進一步實現農村在“自治”、“法治”和“德治”等三方面的有機結合。首先，在“自治”方面，主要是在制定村莊自治規則、村民自治章程以及完善村規民約等過程當中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用。其次，在“法治”方面，在村兩委召開相關會議前舉行“會前學法”活動，并由德高望重的離退休老干部、老教師組成老人協會（“和事老協會”），主要負責協調村莊糾紛、宣傳法律知識，注重緩和農村彩禮問題，及時介入離婚等家庭沖突，積極提倡文明家風的培育，從而有效避免村莊矛盾和家庭沖突的惡化，進而促使“鄉風文明”目標的實現。同時，該村也注重發揮婦聯的作用，舉辦了諸如模擬法庭、法律知識下鄉等能夠有效宣傳法律知識的活動，并通過現場演繹的創新方式來普及法律，使得當地農民的法律意識和觀念有了較為明顯的提升。最后，在“德治”方面，村莊通過開設道德講堂等形式來宣傳和弘揚良好家風，提倡互幫互助的鄉鎮精神，并成立了村級的志愿服務隊，積極鼓勵和引導當地村民參與村莊志愿服務活動，從而促使村莊道德文化氛圍愈加濃厚。

（二）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和綜合策略

應當從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目標著手探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注重挖掘不同類型農村社會組織的差異化優勢，采取協同合作、多元參與、精準施力的主要原則，構建一個較為系統、科學、全面的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綜合策略，從而有效實現鄉村社會的全面振興和可持續發展。

第一，在產業興旺方面，應當以農村產業組織為抓手，綜合施策、激活資源、加大培訓，進而有效促使鄉村特色產業的發展。其一，在外部社會組織和村兩委的指導下，積極培育村莊內部產業組織，充分挖掘、激活農村留守人口的潛在資源和獨特優勢，以留守婦女為主要動能和行動主體，不斷發展“留守經濟”，進而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二，結合地區優勢，圍繞特色資源，及時組建村莊特色產業組織和多類型的專業合作社，不斷優化和升級農村產業結構，積極推進“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等工作的發展，注重引導村民科學、合理地從事種養殖活動，從而避免農村產業發展的同質化現象，并有效構建具有村莊特色的產業發展模式；其三，注重農村新興產業組織的培育和發展，及時引入外部有關農業科學和技術等方面的社會組織，進一步加強農村電商及其相關產業的培訓力度，注重吸納和動員農村青年的力量，不斷提高留守婦女等群體的產業知識和生產技能，從而有效促使新興產業在留守型村莊和深度貧困地區得以真正落地。

第二，在生態宜居方面，應當由農村環保生態組織牽頭，鼓勵村莊內外部多元社會組織的協同合作、共同參與，進而有效促進農村生態治理水平的提升。其一，由村兩委、黨員、德高望重的老人等牽頭成立農村環保生態組織，并注重引入外部環保組織，吸收和借鑒先進的農村環境保護理念，從而將原子化的村民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和合作的農村生態治理模式；其二，需要堅持因地制宜的理念，尊重當地農民的生活習慣和文化風俗，嘗試創新農村社會組織在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宣傳手段和培訓方式，盡量采取演繹式等新型的、農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宣講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等方面的知識，從而有效提升農民的環境保護觀念；其三，應當充分意識到，農村環境保護并非僅僅是環境生態組織這單一主體的責任，需要采取不同社會組織協同合作、共同參與的方式，即由農村環保生態組織牽頭，積極和村兩委、外部市場、群團組織、社會工作機構等主體進行合作，形成一個新型的農村環境保護聯盟，在農村環境保護方面實現資源共享、多元合作，進而有效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生態宜居的目標。

第三，在鄉風文明方面，應當注重發揮農村文化體育組織、宗族團體等社會組織的作用，以協調村莊矛盾和糾紛、強化家風和鄉風等為主要目標，不斷提高農村現代化程度和文明水平。其一，積極發展農村文化體育組織，注重結合當地特色和農民的文化習慣，進一步創新農村文化形式，不斷豐富農村文化生活，提升農民的精神世界，從而引導農民形成良好的家風、鄉風；其二，進一步加強農村老人協會等宗族團體的建設和發展，充分發揮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農村治理、鄉風塑造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及時引導村民形成合理的婚姻觀、社會交往觀，從而有效削弱農村高價彩禮、人情往來過重、家庭矛盾糾紛和離婚現象高發等農村問題的發生；其三，嘗試村級婦聯的建設和推廣，積極挖掘農村婦女在農村治理等方面的潛在優勢和積極作用，形成相應的農村婦女情感咨詢室，鼓勵和支持留守婦女通過推薦、選舉等流程進入村兩委班子，進一步彰顯群團組織在參與鄉風文明建設等方面的獨特優勢，從而有效緩解農村家庭糾紛和社會矛盾等問題；其四，基層政府和社會組織應當積極采取“送法下鄉”、“組建法律宣講小組”等創新方式，進一步提升農民的法律意識，增強相應的維權能力，從而不斷提高農村的文明程度。

第四，在治理有效方面，以激活農民主體性為根本宗旨，充分發揮多元社會組織的引導作用，形成“合作治理”和“優勢治理”等新型發展道路。其一，加強社會組織對村莊事務的參與力度，比如，需要發揮相應的職能，對農村各類矛盾和糾紛加以協調，對村兩委等有關部門的工作加以監督，并嘗試和其他社會組織形成聯盟，共同參與基層治理，從而實現所謂的“合作治理”；其二，注重不同類型社會組織的差異化優勢，針對農村治理問題的不同方面，協調不同類型社會組織的鄉村振興參與路徑，各顯優勢，綜合發力，從而有效實現“優勢治理”的目標；其三，加強社會組織在農村心理建設、社會心態調整等方面的作用，及時關注新時代農民社會心態的嬗變，嘗試以增加農村治理工作的公開度、透明度等方式來提高農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其四，注重發揮農村留守婦女等群體的作用，以婦聯等群團組織為外部動員力量，以留守婦女為關鍵引導者，加強思想動員，不斷提高農民的主體性，從而激活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第五，在生活富裕方面，應當注重農村醫療衛生組織、特殊群體服務組織等的培育和發展，從而有效緩解“因病致貧”、“因殘致貧”等問題。其一，積極培育和發展農村醫療衛生組織，鼓勵轄區醫院和周邊農村形成一種醫療合作聯盟，并建立相應的醫療小組，為有需求的農村居民提供義診和一對一服務，及時宣傳相應的保健和醫療知識，從而有效緩解農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情況；其二，積極發展農村特殊群體服務社會組織，比如有關殘障人士的社會組織。目前，農村較少關注到殘障人士等特殊群體的需求，因而為避免“因殘致貧”等現象的日益嚴重，可以倡導農村留守婦女等具有較強行動能力的村民和村兩委、外部社會組織（如社會工作機構、國際NGO）等合作，共同推動特殊群體服務組織的建設和發展，從而有效關照農村弱勢群體的現實需求；其三，積極形成村莊產業聯盟，并在多方合作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議價機制，為小農戶的收益提供相應的團體保障，從而有效實現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

六、研究展望

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是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議題。本文基于典型案例，運用田野調查、個案訪談等方法對社會組織參與留守型村莊鄉村振興的理論契合、現實境遇、可行路徑等內容展開了系統研究。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和2020“后脫貧時代”的到來，還有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第一，進一步比較村莊內部社會組織和外部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進程當中的差異。

第二，及時把握不同類型、層次的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時的角色與定位。

第三，注重分析和比較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時所呈現出來的地區化差異。

第四，進一步區分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新鄉賢等多元主體在參與鄉村振興時所承擔角色的差異。

第五，嘗試創新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模式，積極構建一條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農村社會組織建設和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