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鄉村振興戰略：歷史沿循、總體布局與路徑省思

鄉村振興戰略：歷史沿循、總體布局與路徑省思

一、“發展”議題的時代切換:從鄉村建設運動到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深刻實踐, 其所立基的問題意識和現實命題只有置于中國現代化這一“大歷史”中才能完整地再思。在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階段, 具體有兩次鄉土重建的方案, 構成新時代下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前奏, 即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和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同的時代情境規限了鄉土重建的現實任務和成就規模, 而在這接近百年的鄉土重建探索中, 無論是鄉村建設運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抑或是鄉村振興戰略, 始終離不開“發展”這一主題詞。三次不同的實踐分別側重于關注“發展”的不同方面。(一)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如何實現發展?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回答的是“鄉村如何實現發展”的問題。這里的“發展”更多具有“社會轉型”的意味。在20世紀前半葉, 西方現代化的沖擊引發中國社會結構全面震蕩, 鄉村表現出政治失序、經濟破產以及文化失調的整體性頹敗。晏陽初甚至認為, 中國農村問題表現為“愚、貧、弱、私”四大病癥, 而“愚”是其他三種病的根源……在這幾個缺點之下, 任何建設事業都是談不上的。(2)“拯救鄉村”成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現實關懷。以晏陽初、梁漱溟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開始在各地勃興。鄉村建設運動的核心是“人”的建設, 而改造“人心”是“人”的建設的原點。晏陽初將“平民教育”楔入鄉村建設實驗中, 目的是再造具有“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的新民”(3)。而梁漱溟不僅堅持以文化“化人”的理念, 更力圖以“鄉村建設”作為兼蓄中國儒家倫理本位和西方職業本位的綜合方案, 以此實現中華文化“老衰性”的創造性轉化, 以“新的禮俗”作為鄉村建設存在的基礎, 繼而實現鄉村自救和社會結構再造。梁漱溟認為, 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在于“中西具體事實之溝通調和”, 這需要以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即建設新的禮俗為具體途徑,(1)其建設的路徑并不是激進式革命, 而是“逐步地讓社會自身發生作用, 慢慢地擴大起來, 解決社會自身的問題”(2)。費孝通也以鄉村建設運動的根本問題, 即“以什么文化及其價值為準則或目標確立中國社會、文化、國家的變革方向”, 來審視中國鄉村自救的現實路徑。(3)承襲“社區研究法”的費孝通主張, 鄉村建設或鄉土重建不能破壞原有社會的有機性, 必須在剖析社區的基礎上實現總體性變革。據此, 費孝通提出關于中國鄉村建設的方案, 即在農民合作的基礎上實現公平的鄉村工業化, 并以分散化和自下而上的鄉村工業化道路逐步復原中國鄉土社會的完整性, 進而實現鄉村的現代化轉型。這種以保存鄉村總體性和主體性為原則的鄉土重建道路, 力圖在中國向西方式現代化模式的直接轉渡和傳統復舊之間創造鄉村社會新的現代性。因此, 有學者將費孝通鄉村建設的思想稱為“反西方現代性的現代性”方案(4), 其目標為在保存主體性和總體性的基礎上實現鄉村與“發展”的接續, 并依托鄉村工業化的發展動力, 漸次實現中國社會結構的還原和對社會變遷的引導, 而鄉土改造必須建立在科學認識鄉村有機性的基礎上。相比早期的鄉村建設實驗者, 堅持社會有機體論的費孝通擁有一套從文化價值到社會系統相對綜合的鄉土重建方案, 并為鄉村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基于鄉村總體性和主體性的“發展”)以及如何“發展”(鄉村工業化)設定了理想的演化進路。旨在實現“舊邦新命”的鄉村建設運動與費孝通的鄉村建設方案最終都流于失敗。許多親身參與的知識分子在反思鄉村建設運動的經歷時, 得出這樣的定論:鄉村建設“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 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5)。依附于舊政權的鄉村建設運動, 只能寄托于漸進式改良的道路推行實驗, 而不能實現全盤的社會改造;知識分子則未觸動農民根本的利益, 知識分子“動”而農民“不動”, 鄉村建設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社會基礎。費孝通的鄉村現代性方案也因抗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而失去了試驗的時間和空間, 未能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成功轉換。這一歷史任務由中國共產黨徹底翻轉底層社會而完成。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在于土地, 而土地問題的完全解決“有待于中國現代廣大的農工階級, 依革命的力量以為之完成”(6)。激進的革命運動完全顛覆鄉村建設運動的原初設想, 革命的運動為鄉村變更財產所有制關系進而為鄉村接續發展秩序創造了有利條件。鄉村建設運動與費孝通的鄉村現代性方案雖然具有改良主義的色彩, 但是與實現鄉村土地所有制再造的革命運動相比, 其共同性均在于高度重視農村農民問題, 并指出中國鄉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不能完全效法西方國家。中國共產黨以“耕者有其田”的農民運動, 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7), 以此重啟了鄉村現代性重建的大門。(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鄉村如何更快發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中國共產黨先后開展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運動, 而農業集體化運動以人民公社為終點。因忽視農村生產力落后的現實, 違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規律, 農村建設被賦予極強的政治運動色彩, 人民公社制度最終瓦解。自1979年后中國農村開啟經濟體制改革,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賦予農民以土地使用權。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是農村政治制度的改革即實現政社分開, 公社一般改為鄉, 設鄉人民政府;大隊一般改為行政村, 設村民委員會, 而原生產隊改為村民小組。(8)隨著鄉鎮行政權力的逐漸上收, 以“全能主義”統合鄉村的力量不再具有合法性, 但鄉鎮政權依然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路徑依賴即向農民汲取稅費, 而為逃避農業稅費負擔, 農民土地拋荒嚴重。在同一時期, 國家通過經濟的非等價交換和工農產品的“剪刀差”, 向農村截取高額的城市建設資金,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成為20世紀90年代“三農”問題的真實寫照。(1)改革開放后, 以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不斷拉大城鄉差距, 農民的生活水平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面臨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所引發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2002年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多予、少取、放活”作為解決“三農”的指導思想, 并連續幾年將其確立為“中央一號文件”農村工作的指導方針。在“多予、少取、放活”原則的指導下, 中央和地方開始探索多元化的稅費改革模式, 最終于2006年國家徹底廢除農業稅。在此期間內, 國民經濟基礎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積累, “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歷史條件更加成熟。因此, 與廢除農業稅相銜接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系統性的農村發展干預工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下的重大歷史任務, 其內容綜合“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不同維度的范疇, 其目的在于“加快改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局面”(2), 即通過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綜合改革, 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 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 實現農村的經濟發展。與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實驗不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在統一的國家政權驅動下改造農村社會結構的系統方案, 是在由國家主導的“發展”戰略已經成為制度正當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條件下產生的歷史任務。因此,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回答的不是“鄉村如何實現發展”的問題, 而是“鄉村如何加快發展”的問題。(三)鄉村振興戰略:鄉村如何更好發展?“鄉村振興戰略”是在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以及發展狀況進行科學研判的基礎上提出的。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定位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3)。基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 當前的主要任務不再是單純追求發展速度, 而是著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及發展質量的問題。發展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鄉村和城市之間不平衡;發展的不充分更多地表現為鄉村發展的不充分;發展質量問題更多體現在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代價、生態環境不可持續性以及非公平問題等方面。為此, 鄉村振興戰略被置于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以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容框架中, 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 其目的在于“支持農村優先發展, 實現城鄉融合發展”(4)。因此, 與當前主要矛盾的內容變化相契合,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既是當前解決主要矛盾的必然產物, 也是突破不平衡和不充分發展困局的關鍵出路。鄉村振興戰略是以鄉村為主體的發展戰略, 其目標是在保持鄉村獨立性和差異化的基礎上實現城鄉融合, 以此消解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如果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是解決“如何加快鄉村發展”, 那么作為新時代下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歷史任務的延續和新發展理念的內化, 鄉村振興戰略試圖回答的是“鄉村如何更好發展”的現實命題。在中國現代化的“大歷史”中, 從鄉村建設運動到鄉村振興戰略的演進譜系中可以看出, 鄉村的發展始終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緊密相關。從“鄉村建設運動”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再到“鄉村振興戰略”的三次飛躍中, 中國百年的鄉土重建探索終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下得到了真正的價值實現。鄉村振興的實現過程是國家政權統一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的現實映射, 同時, 鄉村振興戰略作為“關鍵部分”, 又對民族振興具有重要作用。三次鄉土重建的方案始終沒有改變追求鄉村現代化的問題意識, 鄉村“發展”從無到有、從量到質的轉化, 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對農民命運和鄉村前途認識的又一次深化。

二、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布局鄉村振興戰略體現出中央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根本性地位的判斷和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部署。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系統性和綜合性工程, 不可將其局限于僅僅是村莊經濟發展或某些局部性問題的解決上。鄉村振興戰略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城鄉融合為目標價值, 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內容要求, 以農業、農村、農民、農地、人員配置五個方面為總體布局。(一)鄉村振興戰略中的農村與城市:孰先孰后?“城市偏向”抑或“農村偏向”構成發展戰略的經典論爭。在“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中, 城市化和工業化作為推進經濟發展的主導方式和價值目標, 將農業農村排斥為單純的原料和勞動力的后援站以及工業產品轉移市場的角色。“城市偏向”的理論假設農業農村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服務, 而城市和工業則通過“增長極”效應帶動農村, 最終會使農民獲得較高收入。改革開放后, 中國政府一直奉行“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 其所帶來的后果并不是城鄉差距的減少而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不斷強化, 從汲取農村稅費支援城市建設, 再到鼓勵農民勞動力外出務工從而為經濟建設提供廉價勞動力, 農村空心化趨勢日益加重。“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并未實現促進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涓滴效應。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雖然具有“建設鄉村”之名, 但其目的在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加快改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局面”(1)。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仍然是在肯定“城市偏向”基礎上的“以工促農”和“以城帶鄉”。而“農村偏向”的發展戰略以政府對工業產品的“價格扭曲”和“城市偏向”財政分配的消極后果立論, 并指出相比工業增長, 農業增長所產生的涓滴效應更大, 因為農業中的單位投資能創造更多的就業, 并且農村地區的收入分配比城市更公平。部分學者被指具有“農業浪漫主義情懷”, 他們認為農村是傳統文化價值保留的圣地, 而工業則是對農村社會的瓦解和玷污。(2)有學者指出, 固守“農業主義”和“農村偏向”的發展戰略并不能自動化地消除貧困, 而往往陷入要素均衡的低物質供給結構。(3)因此, “城市偏向”和“農村偏向”并未顯現發展的全部圖景。建立工業與農業的關系聯結、城市與鄉村的主體協同是良性的發展戰略, 但可以在工農和城鄉協同發展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相應的發展重點。鄉村振興戰略是反思地繼承中國城鄉發展經驗的必然產物, 在中國城鄉差距擴大、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再到當前的城鄉融合的演化模式中, 城鄉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日趨成熟。同時, 鄉村振興戰略在城鄉融合的發展體制機制中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這不是向“農業主義”或“農村偏向”發展策略的簡單復歸, 而是在城鄉協同論基礎上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重點論”。(二)鄉村振興戰略為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鄉村振興戰略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承繼關系, 具體體現為“發展”議題的轉換以及內容要求的提升。對比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 結果如表1所示。表1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對比從物質基礎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以“產業興旺”替代“生產發展”, 這既表明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戰略的演變時期, 鄉村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基礎, 同時也表明鄉村振興戰略在鄉村生產已有所發展的基礎上繼續推進“產業興旺”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是對鄉村物質基礎再一次的強化塑造, 目的是為鄉村振興戰略其余事項的開展提供持久動力。從設施條件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以“生態宜居”替代“村容整潔”, 這是“五位一體”中生態文明建設在鄉村的具體落實和踐行, 也是從“村容整潔”外在環境設施的評價轉向“生態宜居”這一更加注重農民內在生活質量層面的體現。保證農民居住的舒適度和幸福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應有之義。從精神要求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突出強調“鄉風文明”, 這是在振興鄉村物質基礎的同時對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 體現出鄉村振興戰略中統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從政治保證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以“治理有效”代替“管理民主”, 鄉村振興戰略更加重視鄉村治理體制改革和治理效果, 而非僅僅強調具有程序正義的“管理民主”。在由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向鄉村振興戰略的轉變時期, 鄉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規范化程度有所提高, 而對鄉村多元主體進行利益資源配置和穩定鄉村秩序成為當前鄉村治理的突出任務。因此, 鄉村振興戰略以建立綜合自治、法治和德治的鄉村治理體系為手段, 以治理的有效性為實現目標, 這是對“管理民主”的繼承和超越。從中心目標的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合法性, 二者均以農民生活水平提升為檢驗工作的價值尺度。但從“生活寬裕”轉變為“生活富裕”, 表明鄉村振興戰略力圖實現農民生活水平更大的提高。而依托鄉村“產業興旺”的物質基礎, 鄉村振興戰略積極創造條件以使廣大農民共享更大程度的發展成果。(三)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布局是什么?首先, 在農業方面, 既要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又要努力將小農戶生產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起來。農業發展尤其要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 要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為此, 需要在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等方面加強社會化服務和政策支持。其次, 在農村方面, 要實現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 尤其強調加強農村基層的基礎性工作, 強調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此外, 還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壯大集體經濟。再次, 在農民方面, 要實現農民生活的富裕, 尤其強調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 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 拓寬增收渠道, 并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同時, 在農地方面, 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 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 尤其是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 將保證小農農地權利作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線。另外, 在人員培養方面, 要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 從而為鄉村振興注入新鮮活力。綜合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布局是綜合農業、農村、農民、農地和人員培養的系統工程, 也是鄉村振興內源動力和外源動力的雙重結合。從鄉村振興戰略所立基的理論變革、隨時代轉換的內容升級再到現實層面的具體布局, 鄉村振興戰略因此具備了綜合性和先進性。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價值都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得以反思性地繼承, 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的正是鄉村的“新時代”。

三、鄉村振興戰略的路徑省思黨的十九大報告已經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理論框架和戰略部署, 而在具體落實過程中, 重點是要充分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判斷, 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鄉村振興戰略的統一部署下, 不同地區應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多元化的實施方案, 不必苛求全國鄉村按照同質性的標準實施。但是, 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路徑中, 應注意堅守“五不”原則。(一)鄉村振興不是“去小農化”在農業方面, 長期以來, 人們習慣于將現代農業和資本進入農業的規模經營看作是農業發展的唯一途徑, 而基于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 小農農業仍是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式, 且為農民家庭生活提供了生計保障。在現實中, 由行政手段和資本主導下的“去小農化”過程將小農生產方式視為“落后生產方式的殘余”予以清除, 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農業資本化動力正在加劇農村社會分化, 小農農業經營方式被納入資本化農業的低端環節抑或消亡。(1)應予以明確的是, 振興鄉村的關鍵在于振興小農, 而非振興資本, 鄉村振興戰略所力求實現的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是在堅持小農戶和小農農業生產方式與現代農業平行主體地位基礎上的有機銜接。因此, 切不可通過行政手段或是鼓勵下鄉資本加速小農生產方式的消亡, 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同時, 應給小農農業方式留以足夠的生存空間。(二)鄉村振興不是鄉村過度產業化在農村方面, 長期以來“城市主義”的發展戰略主導公共資源分配并持續吸附鄉村現有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農村勞動力的抽離、“三留守”問題以及農村虛空的出現等, 刻畫了現代化圖景中的鄉村之殤。一系列以扶貧為名的產業項目或“公司+農戶”的縱向一體化則將鄉村再次推入自由市場競爭之中, 而地方政府專于“造點”, 樂于“示范”(1), 使產業經營往往脫離地方實踐和貧困群體的實際需求, 脫嵌于鄉村社會(2)。企業只有在滿足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 才會以涓滴效應惠及農戶;而在企業經營不善時, 損失也常常由農民負擔。(3)因此, 鄉村振興戰略應深刻反思現行的產業推進和企業下鄉舉措, 在堅守農民主體性地位的基礎上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讓農民享有產業鏈環節中的絕大部分附加收益。而依托“產業興旺”的物質基礎, 以綜合基礎設施建設、文化建設、環境治理和社會工作等活動來復原鄉村活力, 將是振興鄉村的重要行動。(三)鄉村振興不能盲目推進土地流轉在農地方面, 由權力和資本協力推動的土地流轉以所謂“規模經濟”和提高農民收入等名義剝奪農民的土地使用權, 由政策文本和學術話語所構設的土地流轉的農業經營規模效應并未出現, 而結果卻是大量土地的“非農化”和“非糧化”(4)。究其原因, 正在于資本化企業無法通過規模經營在種植環節盈利, 因此它們力圖在農業的上下游環節實現資本增殖(5)。但這并不妨礙資本化企業以“規模經濟”為名推進土地流轉, 在農產品流通和生產環節排擠小農。然而, 土地流轉也無法完全吸納原有土地轉移的勞動力。基于勞動力替代型的生產方式, 農業企業無法形成持續的雇工需求, 最終結果是農民在“失地后又失業”(6)。因此, 在“三權分置”和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基礎上, 尊重農民土地流轉以及不流轉的意愿, 避免采取經濟力量的無聲強制或超經濟強制的方式推進土地流轉(7), 應當是鄉村振興戰略中需要特別重視的方面。(四)鄉村振興不能消滅農民生活方式的差異在農民方面, 繼續探索適合貧困小農戶脫貧增收的長期有效措施, 為老弱病殘人口、留守人口等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和社會保障服務, 是讓國家發展成果惠及農村弱勢人口的重要手段, 這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立場。此外, 鄉村人口的生活方式既有與現代都市化生活方式連續相通的方面, 也有其特殊之處。農民在維護社會穩定、食品安全、鄉村復興和文化保護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價值。(8)因此, 要警惕商品化思維和現代化生活方式對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和生活方式的過度擠壓。(五)鄉村振興不應輕視基層的三農工作在人員培育方面, 長期形成的“賤農主義”形塑出政策話語和學術話語對“三農”價值的偏頗態度(9), 以“農”相關的工作被視為低社會價值的事業, 社會形成一種輕視從事“三農”工作人員的總體風氣。因此, 在進行鄉村振興戰略頂層設計的同時, 也應關注基層“三農”工作的重要功能。具體來說, 應從農業技術推廣體制改革、“三農”價值導向的媒體宣傳和深化農村農業價值教育的具體措施方面, 開創“懂農”“愛農”和“支農”的新局面。總而言之, 鄉村振興戰略應具有明晰的主線意識, 并應與各種不當干預行為劃清界限。鄉村振興戰略回應的是“鄉村如何更好發展”的議題, 而這具體體現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容升級與實踐方案的系統性方面。鄉村振興戰略是對鄉村價值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的再次定位, 鄉村振興戰略要實現的不僅是鄉村的振興, 更是國家和民族的振興。

第二篇：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路徑及策略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路徑及策略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于推進“四化同步”、城鄉一體化發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戰略決策。這是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升億萬農民獲得感和幸福感、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和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首先，鄉村振興是厚植中華文明根基、發展現代文明的需要。中國是農業大國，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農業文明時代的巔峰，有別于歐洲游牧文化的中華文明，正是建筑在這種發達的農業文明基礎之上。在工業文明誕生之前，農業在國民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相當長時期中，以漁樵耕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1]為代表的中華農耕文明，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其創造出來的國民財富占世界總財富的三分之一。[2]聚族而居、精耕細作的農耕文明所體現的哲學精髓，孕育的勤勞勇敢、吃苦耐勞、艱苦奮斗、勤儉節約、應時取宜、守則慎獨、天人合一、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培養的愛國主義、團結統一、獨立自主、愛好和平、自強不息、集體至上、尊老愛幼、鄰里相幫等核心價值理念，與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所崇尚的愛國、創新、和諧、環保、低碳的文化理念不謀而合。農耕文明的地域多樣性、民族多元性、歷史傳承性和鄉土民間性，賦予了中華文化綿延不斷、長盛不衰的基因和厚重感。不僅如此，中國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發展出高水平的農業與手工業，成為全世界的生產中心。絲綢之路不僅為世界輸送了精美華貴又實用的商品，還將整個歐亞大陸（包括北非）聯系了起來，對人類文明的交流發展起到了大動脈作用，中國作為這一動脈系統中的心臟持續了兩千年之久。農耕文明所造就的中國富足與繁榮，成為那個時代眾多航海家和探險家尋找到達東方的發財致富航路，從而最終造成地理大發現的最初原動力。因此，農耕文明所蘊含的精華思想和文化品格十分優秀，是中華現代文明的根基，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

其次，鄉村振興是實現城鄉、區域和人的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蘊育在農耕文明基礎之上的中國發展到今天，經歷了現代化的洗禮，分享著工業文明、信息文明帶來的紅利，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代化的紅利、改革開放的成果，并沒有真正惠及到廣大農村和農民，占人口以及地域面積絕大多數的農村，存在著明顯的“不充分”。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巨大的“短板”。

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始現代化建設的，既缺資金又缺技術，再加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封鎖，工業化、城市化所需要的一切資金、技術都需要自己籌集。因此，為了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長期以來我國實施城鄉二元政策，通過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暗稅、直接對農業農民征收農業稅的明稅、低價征收農村土地進行房地產開發、抽取農村剩余資金和優秀的農村人力資源進入城市等方式，犧牲農業保工業，犧牲農村保城市，完成工業化、城市化所需的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推動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3]同時，社會保障體系和公費醫療制度，也長期只在城市中實行，農村和農民完全被排除在外。這種對農村、農民只取不予的重城市輕農村的偏斜政策的實施，對于在一窮二白基礎上推進現代工業體系的建立和城市化，雖然有其必要性，但中國農民和農村為此付出的代價慘重。特別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剝奪農村、農民的政策被固化，沒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調整。盡管與之前相比，改革開放政策使農村與城市之間要素流動的藩籬被逐步拆除，但要素流動在收益驅動的作用下，幾乎是由農村向城市單向的，造成本來就捉襟見肘的農村要素存量瀕臨枯竭，出現大面積的鄉村凋敝景況，從而造成了嚴重的城鄉二元結構。一直到2001年國家才開始反哺農業和農民，2006年全部免除農業明稅。中國大多數發達的城市集中在東部沿海，因此農村要素流動又有明顯的自西向東的特征。人們習慣用夜晚的燈光亮度來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狀況，在我國的夜晚燈光圖景上，燈光亮點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大面積的中西部地區的城市燈光是零星分布的，西部的許多農村地區一到夜晚就一片漆黑。這是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和城鄉發展不平衡的一個佐證。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如此之眾的農村與農民不能生活在發展帶來的繁榮之下，農民即便進入城市也僅僅成為城市底層，這體現了身份不同的人群之間的發展不平衡。不管是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城鄉發展的不平衡，還是群體之間發展的不平衡，都不符合以人為核心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目標。在這些不平衡當中，農村與農民發展落后，是導致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因此必須振興鄉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初衷，才能確保城鄉一體，區域收斂，群體同樂，實現中國發展的全面性。

再次，鄉村振興是推動新型城市化、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中國的新型城市化被西方學者稱為21世紀影響世界文明進程的大事，也是中國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狀態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的動力和引擎。但是，傳統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以城市為中心，通過擴城建樓，被動地吸納農村人口進城上樓來實現的，是通過一種資源消耗的外生動力來實現的。盡管這種方式在城市化初期能夠通過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促進經濟增長，但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后呈現出“鐘擺式”的流動特征，“戶籍在農村，工作在城市，身份是農民，職業是工人”。農民工大多數并沒有真正扎下根，離“居民身份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市民化，從事職業的非農化”還很遠。因此，只有通過鄉村的振興，將城市和鄉村的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布局統籌考慮和安排，實現城鄉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按照以人為中心的理念，把城鄉建設成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家園。在全國興起的特色小鎮建設，就是結合新型城市化和振興鄉村兩大戰略的探索性實踐。特色小鎮強化尊重自然、傳承歷史、綠色低碳等理念，將環境容量和綜合承載能力作為確定發展定位和規模的基本依據，以自然為美，把好山好水好風光融入鄉村，讓小鎮在山水中，山水在小鎮中，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精明增長”、集約發展的內生化道路，打破傳統的二元體制帶來的弊端，既振興了鄉村，使農民在鄉村就能夠變成市民，過上與城市居民相同甚至更好的生活。同時，通過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和產業開發，有效解決大量的人員就業，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增長，走出一條更貼近現實的中國特色城鎮化之路。

最后，鄉村振興是實現中國充分發展的必由之路。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城市分工越來越細，人們的工作變得越來越專業化，每個人在各自的精細分工范圍內生活，技能越來越單一，與大自然的接觸，甚至與周邊的人的接觸都越來越少，像馬克思所說的，專業化分工造就了畸形化的工人。雖然我們分享著專業化分工帶來的效率紅利，但同時因為過分的專業化少了許多技能和情趣，人類的體力和腦力分離越來越嚴重。實際上，人不僅是物質的人，還是精神的人，人是需要全面的、實現體力與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諧發展。中國農村普遍出現的凋敝現象，使得廣大的農村居民雖然仍以最原始的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努力為生計奔波，卻無法滿足物質上的小康，精神上仍然處在貧瘠的荒原，無法享受到現代化帶來的城市文明；同時，城市人前往農村貼近自然的去路也因此受阻，依舊過著千篇一律的、枯燥的、缺少個性的城市生活，在物質生活日益豐富多彩的今天，精神世界卻依舊找不到歸屬。孕育幾千年的鄉村文化，鄉土氣息，是人類精神極好的養分，缺少鄉土文明的滋養，是一件極其遺憾的事情。因此，鄉村振興不僅是中國城鄉平衡發展的要求，也是城鄉居民充分發展的需要。鄉村振興了，城鄉互動活躍起來，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還提高了社會整合效率，使城市人在閑暇時忘卻辛苦，到鄉村去呼吸新鮮空氣，欣賞美麗的花草，發現快樂的田間野趣，尋找先祖農耕文化的氣息，享受悠然自得、令人流連忘返的高品質生活。因此，鄉村振興讓人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留得住鄉愁”，增添精神慰藉，帶來全面充分的發展。

因此，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轉型的需要，更是由城市偏斜到城鄉融合，實現中國社會平衡發展、充分發展的需要。鄉村振興是一種新思維，它將喚起鄉村精神的回歸、互聯網時代的新型農耕文化的復興。一句話，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路徑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民生活富裕、農村和諧美麗，從根本上解決新時代“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農村的具體落實。但是，要使鄉村振興達到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到2020年基本形成鄉村振興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到2035年取得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的決定性進展，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就需要從產業發展、生態環境、精神文明、社會治理、農民生活等各個方面入手，按照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內在要求，尋找有效的路徑。

通過深化農村體制機制創新和改革來實現鄉村振興。改革創新是鄉村振興的引擎和動力源。深化鄉村改革，增加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的制度性供給，激活主體、要素和市場的活力，提升農村的市場化程度，重點是提高“土地”這一農村最重要、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的市場活力，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的市場格局，放活經營權，使土地成為農村、農民最活躍、回報豐厚的要素，有效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壯大鄉村集體經濟。有恒產者有恒心。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強調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基礎上，明確提出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這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土地承包者和經營者的預期，給他們吃了長效定心丸，有效避免了經營者在土地上竭澤而漁的短期行為，增強了他們保護土地資源、增加資本投入的信心。

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來實現鄉村振興。當今時代已經進入工業革命4.0，大數據、互聯網+等廣泛融入人們的生產生活。實現鄉村振興，就需要將這些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和農業有機結合起來，將現代生物技術、基因技術、信息技術、耕作技術、噴灌技術等注入到農業生產的每一個環節，構建起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產業體系、經營體系，延長產業鏈，融入供應鏈，提升價值鏈。同時引入現代企業制度，組建各類形式的農業企業，發展農業證券、保險，扶持高科技農業企業到國內外、境內外上市融資。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優化農業結構，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減少低效和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農業供給質量和效率，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真正使中國經濟發展由數量型邁向質量型，由農業大國轉變為農業強國。[4]

注入先進文化活化鄉村精氣神建設現代鄉村文明實現鄉村振興。文化是鄉村振興之魂，山川秀美的鄉村注入先進文化才能顯現出精氣神，沒有文化的鄉村注定會死氣沉沉。因此，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傳統的單純的對鄉村文化輸血向文化造血轉變，使中華文化中的和諧、孝道、五倫等在鄉村中展現出時代風采，尋回鄉村文化基因，重構鄉村的倫理秩序和文化生態，使中華民族傳統優秀美德重新歸附到鄉村之體上，回歸到廣大鄉民的生活當中。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加大對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投入，建設鄉村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體育館、文化活動室等，活躍鄉民的文化生活。“魂”與“根”相對接，鄉土的溫度得到延續，鄉民心中沉寂已久的信仰和價值標準得到復蘇，從而提升鄉民道德水平、改善鄉村社會風氣、優化鄉村治理結構，為鄉村持續健康發展和振興提供人才支撐和保障。

打破城鄉經濟社會二元體制構建城鄉命運共同體來實現鄉村振興。衰敗的鄉村烘托不出繁榮的城市。鄉村不振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只是一句空話。打破城鄉二元體制，首先要去除市民與農民的身份差異，擺脫束縛在農民身上的種種枷鎖，按照統一的標準實施上學、就業、就醫、養老和保險，城鄉居民享受同樣的公共服務。其次是政府按照城鄉一體化的標準在鄉村進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包括水、電、氣、路、網絡、通訊、衛生、垃圾處理等現代生活設施，教育、醫療、銀行、保險等現代服務設施，實現公共設施“七通一平”，即給水通、排水通、電力通、電訊通、熱力通、道路通、煤氣通和場地平整，讓農民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各種現代文明，真正使城鄉結成命運共同體。鄉村振興的錢從哪里來，財政保障是基礎、是“指揮棒”，引導金融和社會資本流向鄉村；農村的自我發展是根本，是聚寶盆，是內生動力；激活鄉村沉睡的要素和市場是關鍵，改革創新是激活要素的驅動器；金融傾斜是重點，是鄉村振興的“撬動桿”“吸鐵石”；社會資本參與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5]鄉村振興了，城市才更有活力。

通過建立現代鄉村治理體系來實現鄉村振興。鄉村振興必須有現代化的鄉村治理體系作保證。傳統的鄉村治理是碎片化、能人化、家族化，法治意識淡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水平遠遠不適應鄉村振興的需要，導致治理效率較差。因此，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于建立起鄉村治理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結合的善治模式。法治化就是要提高村民法治認識水平和法律保護意識，教育農民牢固樹立學法、懂法、愛法、護法、用法的思想觀念，厚植法治文化，奠定堅實的農民法律保護基礎。德治就是要發揮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以德化人，以德育人。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推進村務公開，發揮社會各類人才、新鄉賢等群體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鼓勵鄉民建立諸如生態環保、文化建設、道德文明之類的NGO參與到鄉村現代治理之中，走鄉村善治之路，實現治理有效、鄉風文明。

國外鄉村振興經驗對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啟示

鄉村振興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國家必須實施的一個戰略。英國、美國和韓國等國家根據本國的發展情況，先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在實施過程中的一些做法和經驗，對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一定的啟示。

英國以保持鄉村活力與可持續性為目標，重視鄉村規劃和建設，鼓勵鄉村采取多樣化的特色發展模式。英國鄉村地區的特色建筑、風土人情能夠得以完整保存和延續，得益于該國政府強化鄉村地區規劃管理，實行城鄉一體規劃管理模式，嚴格控制鄉村開發建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鄉村居民點規劃分類引導，20世紀50年代實施“村鎮發展規劃”，后又轉向“結構規劃”。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大城市出現擁擠和蔓延現象，居民開始回歸鄉村，“逆城市化”的出現對鄉村生活產生很大影響，優美寧靜的環境受到了威脅。為此，英國加大對自然景觀地區的保護力度，制定嚴格的鄉村保護法，支持公眾加入鄉村地區建設，建設鄉村公園，劃定鄉村公共通道。2000年，英國出臺“英格蘭鄉村發展計劃”，加強對土地、水、空氣和土壤環境問題的監督管理。2007年，加強鄉村環境保護，大力扶持鄉村企業發展，創建有活力和特色的鄉村社區。2011年，英國政府設立鄉村政策辦公室，在發展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擁有較寬松的自主決策權。

美國十分重視規劃的權威性，規劃一經批準，就不得隨意更改。政府對于鄉村整體布局要求嚴格，需要高速公路貫穿其中，并要求整體建設過程中保證鄉村“給水通、排水通、電力通、電訊通、熱力通、道路通、煤氣通和場地平整”的“七通一平”，環境保護也是規劃建設的重要內容，鄉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由政府和開發商共同承擔。美國對鄉村規劃實行嚴格的功能分區制度，明確劃分土地使用類別，通常用道路、景觀區和綠化帶分隔不同功能區，如劃分居住區和農田的主干道和高速公路；農業產生區和居住區之間用公共空間走廊和主干道作為緩沖；用道路和景觀區隔離商業功能區與居住區。

韓國自1962年開始實施“經濟開發5年計劃”，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無數年輕人涌向城市，城鄉發展差距隨之擴大，鄉村生產生活條件落后，自然環境狀況差。20世紀70年代，韓國還有80%的農戶住在茅草屋、家里點油燈，生活條件很差。為了改善鄉村面貌，韓國倡導了“新村運動”，第一階段是改造鄉村基礎設施，第一年按村民的意愿無償提供近20種環境建設項目費用與物資用于全體村民受益的亟須基礎設施建設及村莊整治；第二年制訂了“支援優秀鄉村”計劃，按照基礎、自助、自立3個類型有區別性地支援鄉村建設。政府還推出“增加農漁民收入計劃”，支持調整農業結構，發展鄉村經濟，鼓勵發展畜牧業、特產農業，興辦鄉村工廠。第二階段政府支持發展“新村運動”的各類民間組織，成立“新村莊建設中央會”，提供財政、物質、技術支持和協調服務等，出臺扶持獎勵措施，大力發展鄉村金融業、流通業，加大調整農業結構，改善鄉村生產生活環境，加強鄉村人文環境建設，倡導農民自覺抵制各種社會不良現象，加強鄉村民主法制教育、國民倫理道德建設。通過持續的努力，韓國鄉村人居環境得到改善，農民收入提高，文化素質也隨之提高。

根據英國、美國和韓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情況，其中積累的共同經驗和給我國提供的啟示主要有：

一是立足本國國情。在進行鄉村規劃和建設時，三國都從當地自然環境、資源稟賦、經濟水平、制度環境、人文歷史和發展機遇等方面加以考慮。美國和英國以立法為主，采取溫和、漸進的方式，對鄉村進行規劃和建設；韓國力求政府主導的形式，采取激進發展方式，促進鄉村整體發展。盡管各國發展道路略有不同，但在尊重農民主體地位，發揮政府扶持功能，改善農民生產條件上是一致的。

二是準確定位主體。三國明確了政府與鄉村內部職能界限，雙方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密切協作，共同促進農村繁榮，同時明確農民為鄉村建設主體，切實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通過各種措施，發揮農民積極性。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三是注重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國家都十分重視完善基礎設施，鄉村社區普遍建有學校、醫院、圖書館、博物館、公園、教堂、廣場、運動場以及菜場、購物中心等商業區，還建有運動場，供居民休閑鍛煉，社區的基礎設施能夠滿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保證老人有去處，小孩有地方玩，閑人有書看。

四是注重一二三產業融合，尤其重視發展鄉村旅游業。沒有產業發展就沒有就業，這樣的鄉村也就無法振興。英國、美國、韓國等發達國家普遍重視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尤其注重發展鄉村旅游業，在鄉村規劃與建設中，充分注重對自然人文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利用生態文化優勢，培育生態經濟理念，保持自然的原真性，變生態資源為生態效益，大力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把鄉村打造成都市“后花園”，將農業打造成旅游農業，農田改造為景觀農業，農產品升級為旅游紀念品，以生態項目提升居民生活環境，提高其收入。

五是注重鄉村振興的制度保障建設。三國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注重規劃和各項制度配套建設，在政策、資金、制度等各方面為其提供大力支持。

六是鼓勵公眾參與。在英國、美國和韓國的鄉村振興戰略中，公眾不僅可以在規劃階段參與，還可以通過座談會、規劃展示論證等多種方式參與規劃的前期研究。為了鼓勵公眾參與，各國均十分注重公眾參與的法律權威，為公眾參與提供了法律保障，沒有經過公眾論證的規劃得不到主管部門審批。公眾在規劃執行和建設階段，積極履行監督責任，必要時可以對不合乎規劃要求的行為進行申訴。

總之，國外在鄉村振興中很多的奇招妙計，如韓國的休閑農業的周末型農場、“觀光農園”；日本的生態交流型旅游；歐洲的鄉野農莊型的“民宿農莊”“度假農莊”、露營農場，適應歐洲居民習俗的騎馬農場、教學農場、探索農場和狩獵農場等；法國普羅斯旺鮮花主題型鄉村度假勝地；澳洲葡萄酒莊型鄉村產業與鄉村旅游等，[6]既可以作為衍生品的開發地，又具有豐富的觀光旅游價值，值得中國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特色小鎮建設中吸收和借鑒。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策略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國家大戰略，意義重大，需要規劃先行，精心謀劃，一張藍圖繪到底，要因地制宜，穩扎穩打，不能刮風搞運動，更不能急于求成，大干快上。

第一，要創新實施理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的是要讓農民群眾“住上好房子、過上好日子、養成好習慣、形成好風氣”，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實現“業興、家富、人和、村美”。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治理有效、鄉風文明、生活富裕”，與黨和政府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相一致，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實施中必須以全新的理念，不能用傳統的方式，單純地給點錢物、安排幾個項目、派幾個干部就能解決問題，而是必須從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的角度來統籌考慮，強調生態保護、產業升級、文化傳承、社會進步，只有這樣鄉村才能真正振興。

第二，精心謀劃精準試策。鄉村振興戰略重在具體謀劃和精準試策，換句話說重在“實干”。實施“扶貧解困、產業提升、舊村改造、環境整治、文化傳承”的“五大行動”鄉村振興戰略的抓手。“振興”首先要打贏脫貧攻堅戰，先讓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做到脫真貧、真脫貧，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然后再來談“振興”，否則“振興”只能是一句空話。脫貧脫困以后的鄉村人口要能夠保證不返貧，就必須有就業，因此就要產業提升，要將一二三產業融合起來，在發展優質農業、特色農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網購、電商、旅游等第三產業，為農民解決就業實現增收。舊村改造可以采用“小規模聚居、組團式布局、微田園指向、生態化建設”的“小組微生”模式。這種既適宜于平原，也適宜于丘陵和山區、既適宜于新建聚居點，也適宜于改造舊村落模式，具有廣泛的適應性。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干凈整潔，有文化品味和內涵，因此，在富裕起來的基礎上，要進行環境整治，加強文化傳承。

第三，建設田園綜合體。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專門提出了建設田園綜合體，就是以農民為主體，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田園社區有機結合，四位一體，宜居宜業宜游，是美麗鄉村新形態，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有效載體，是鄉村振興的標志，是城鄉融合發展機制的一種嘗試和創新。田園綜合體建設要遵循鄉村演進發展規律，從鄉村與城市、新村與產業、村莊與自然、村莊與村莊、村莊與歷史文化等多種關系中，去找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找到它們之間互動、融合、和諧、差異、傳承和自治等帶規律性的東西，既保障城市資源能夠向鄉村配置，又能夠充分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激發農民群眾內生動力，有效解決好人、地、錢等問題，使鄉村振興落到實處，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四，加強鄉村振興的制度建設。鄉村振興戰略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需要從法律、制度建設上加以規范，做好“人”“地”“錢”“組織”“文化”五個方面的文章，才能保證這一戰略實施的可持續性。一方面需要盡快出臺《鄉村振興法》，從法律層面上規范這一戰略實施；另一方面要“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彌補這一戰略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制度供給不足或空缺，保障戰略實施的規矩立在前頭。在組織上要使“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真正落在實處，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公共財政投入上優先保障，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人人真刀真槍地干，要素真金白銀地投入，鄉村振興戰略時間表才能如期實現。

第三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路徑選擇與突破重點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路徑選擇與突破重點

進入專題： 鄉村振興戰略

三農問題

● 郭曉鳴

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引起了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在現在這個時間節點提出這樣全新的戰略構想，無疑是極具針對性的，值得深入思考。

一、為什么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顯而易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應只是基于我國城鄉差別仍然較大，農業和農村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這些問題雖然存在并且不容忽視，但究本質看，上述矛盾是長期存在的老問題，并非現在才凸顯和更加尖銳的。相反，在整個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仍在持續加大的嚴峻形勢之下，我國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堪稱“一枝獨秀”,不僅現代農業的整體水平在持續提升，農民人均收入增速持續快于城鎮居民，而且新農村建設的強度和力度前所未有，減貧規模和成果不斷創造奇跡。這些基本事實表明，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總體上是持續發展的，在此背景下基于現實問題導向提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說明農業和農村在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患上了急需診治的疾病，“鄉村病”的日益加重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正在侵蝕改革以來在“三農”領域付出艱辛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影響和削弱農業農村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且還將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利的全局性影響，危及到中國經濟社會的整體性穩定。

就現實看，下述突出的“鄉村病”雖然是發展中的問題但的確值得高度重視：

一是要素非農化。土地、勞動力、資金等基本生產要素持續大規模由鄉到城單向流動，一方面，粗放的土地城市化雖有所遏制但矛盾仍然突岀，耕地大規模減少的矛盾不僅表現在數量上，同時表現在質量上，高速工業化、城市化推進中所吞噬的主要是最肥沃的良田沃土，對農業現實生產能力的損害極為嚴重。另一方面，農業勞動力特別是素質相對較高的青壯年仍然主要是離鄉進城的就業選擇，嚴重失衡的勞動力流動方式依然未能逆轉，這一發展態勢事實上是在從根本上損傷現代農業的發展根基。此外，當前農村資金總體短缺，金融抑制的矛盾依然尖銳，農民獲得金融服務仍然十分困難。幾乎所有農村金融機構都是存貸差，農村稀缺資金仍然大規模外部流失。

二是勞動力老齡化。由于主要受人口外部非均衡流動的影響，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比城市更為突出，未富先老的矛盾十分尖銳。目前大多數農村區域實際務農的勞動力平均年齡高達60歲左右，勞動力老齡化矛盾加劇不僅直接帶來因供給不足而不斷推高農業人工成本，而且促使老齡化的農村家庭由多種經營向單一經營轉變，為自食而種地引致商品經濟向自給經濟倒退，結果是農業的兼業化和粗放化不斷發展，“誰來種地”成為普遍性的突出矛盾。還值得關注的是，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進一步拉低了農業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對農業技能培訓產生不良影響。而自給性的農業生產取向使老齡勞動力缺乏有效技術需求，對采用新技術、新品種持保守態度，“如何種地”同樣成為普遍面臨的嚴峻挑戰。

三是農村空心化。農村空心化是一個由農村人口過度外部流失引起的農村整體經濟社會功能綜合退化的過程。其典型表現形式是農村人口急劇減少，農村住房大量空置，農村公共服務有效需求顯著降低，鄉村社會治理水平同步下降，部分自然村落出現總體性衰敗甚至消亡現象。如果從宏觀的歷史發展趨勢審視，因農村人口減少造成部分村莊衰落是一個現代化進程中的共同趨勢，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國經濟轉型發展必然經歷的陣痛和付出的代價，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應當是必須力求使陣痛期更短和所付代價更小，假如任由“空心化”無限制地惡性擴展，必然產生不利于農業和農村穩定發展的負面影響。短期內農村人口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的過度流失，將直接導致土地經營粗放化，進而不僅形成農業產業升級的障礙，甚至還會產生向自給性農業的倒退。此外，在人口非均衡流動的背景之下，“空心化”帶來的并非單純只是農民數量減少的問題，而是同時伴隨著著嚴重的農村內部社會結構失衡矛盾的加劇。老齡化、婦孺化與空心化相互交織，造成農村普遍的家庭撕裂，社區鄰里互助傳統削弱、優秀鄉村文明衰減，農村社會結構穩定性遭受破壞，社會治理面臨巨大挑戰。

四是環境污損化。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是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的，而且對農業和農村領域的影響同樣十分嚴重。我國農村不僅水土流失面積仍然在擴大，土地荒漠化的矛盾十分尖銳。特別是環境污染已經成為最為嚴重的問題：其一是廢棄物的污染，我國農膜的回收率和秸稈還田率都很低，農膜不能降解直接危害土壤結構，秸稈大規模焚燒則造成嚴重的大氣污染，同時，目前規模化養殖業的快速擴張使農村面臨的面源污染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尤為嚴重，而且治理難度不斷加大。其二是生活污染，過去很多農村的生活用水排放后可以自然消解，但是現在大量使用的洗衣粉、消毒液等不加任何處理后進入溝渠、耕地，造成日趨嚴重的水體和耕地污染。生活方式的改變使農村生活垃圾數量激增，其中絕大部分仍未加任何處理，成為導致農村環境惡化的又一重要根源。其三是投入品的污染。我國農業增長過度依賴化肥、農藥的格局總體上仍未扭轉，投入量大，利用率低，大量直接進入水體和土壤，致使農村環境污損矛盾日趨加重。農村生態環境的紅燈的全面拉亮，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了農民自身的基本生存。而且使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矛盾持續加劇，這一現實問題已十分嚴峻。

事實上，上述“鄉村病”雖然表征突出并且在一些方面還表現為有所加重的趨勢，但總體上是顯性的，來自社會的基本認識是相對一致的。除此之外，還有三方面的現實性嚴峻挑戰尤需高度關注：

第一，不均衡發展。就產業看，現代農業的總體水平雖有較大幅度提升，但極為顯著地表現出較大的地域差異。在城市郊區、農業基礎生產條件優越和交通相對便捷區域，各種現代農業模式正以相當快的速度擴張性規模增長，而在偏遠的傳統農區，農業結構的轉型提升不僅沒有實質性進展，而且許多區域還存在向自給性生產方式退化的逆向調整特征，由于缺乏勞動力和產業支持政策缺失，這些區域相當部分農戶家庭又被動地回歸到低投入、低產出的傳統小農經濟模式。正因如此，當前我國事實上面臨著一些地區現代農業加快發展與另一些區域傳統的精耕細作農業趨于衰落兩種趨勢并存的嚴峻現實，農業產業發展的區域失衡矛盾十分突出。

就區域看,農村內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同樣十分嚴重。如上所述，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部分農村人口不斷離開，部分自然村落逐步趨于消失，這是城鎮化發展的不可逆的內在規律，是一個世界性的共同現象，中國不可能是一個例外。但問題的關鍵是即便部分人離開了，土地不能荒蕪、產業不能萎縮、留守人口的經濟收入和公共服務水平不能降低。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農村人口減少并非注定逃不脫鄉村衰退的厄運，人口數量持續減少的同時同樣可以保持鄉村穩定并完成現代化過程。但我國現在面對的嚴峻現實是，在許多地區特別是區位條件差和交通不便的偏遠農村，伴隨人口外流的是鄉村全面性的深度衰退，村莊空心化與土地荒蕪、粗放經營、產業萎縮在同一區域同時發生，在空間上完全重疊，與相對發達區域新農村建設所實現的深刻變化構成巨大反差。

毫無疑問，農村內部嚴重的產業和區域發展雙重失衡的嚴峻現實，盡管具有階段性發展特征的內在必然性，但當這種失衡超過合理限度而對全局性穩定增長過程構成威脅時，就必然地成為需要及時解決的緊迫性重大問題。因此，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絕不能仍然單純是選擇性的錦上添花，進而繼續加重農村內部業已嚴重發展的失衡現象。相反，鄉村振興應更加關注產業發展滯后和鄉村衰退嚴重的重心區，突岀重點，彌補短版，雪中送炭。

第二，短期化增長。雖然我國現代農業在原有基礎上實現了長足發展，但由于相應的制度缺失，缺乏完備的約束機制，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短期化仍是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對許多地方政府而言，仍然習慣于運用非市場手段直接干預農業產業發展過程，求大求快，規模偏好，不僅加劇供需脫節矛盾，而且構成助長為追求產業發展短期利益不惜拼資源、拼環境行為廣泛存在的重要誘因。而對各類生產者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的約束和監管機制，在利益最大化驅動之下，許多方面短期化行為更是無以復加地惡性發展，主要靠化肥、農藥增加產量，大量使用膨大素、瘦肉精等增加收入。正因如此，盡管近年來我國現代農業在產業結構優化、生產規模擴大和裝備水平提升等重要方面成效顯著，但的確不能過度滿足于已有的進展，總體上還缺乏穩定的長效化產業發展機制，由此誘發的農產品質量不安全和農村環境惡化，無疑是農業短期化行為蔓延釀成的兩大惡果，也是當前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破解的關鍵性難題。

在推進新農村建設中，短期化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行政推動，大拆大建，為整齊劃一的新村建設不惜毀損鄉村自然風貌，犧牲獨特的鄉村價值，沖擊鄉村文化和傳統治理體系。此外，當前精準扶貧戰略實施的短期化取向也是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重物質投入輕能力建設，重行政手段輕市場機制，重發展輕改革，都是當前脫貧攻堅中帶共性的突出問題。

第三，虛假性繁榮。在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中，各地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實現了多樣化的突破性進展，發生了一系列極為深刻的重大變化，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能不看到，主要因為制度性原因的影響，有的地方現代農業和新農村的發展表現為華而不實的虛假性繁榮，有增長之形而無發展之實。一些連片集中的現代農業產業園和很多規模龐大的龍頭企業，其現代化程度和農業裝備水平，與任何發達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但是如果撇開華麗的現代高端表象，深尋其背后的生存發展機理，就會發現這些產業園區和龍頭企業遠超其實際能力的先進的現代化外殼，實際上主要是由巨量財政補貼性投入“制造”出來的，雖然看起來很美，但有產出無盈利，賠錢賺吆喝。離開財政保姆式的支持就沒有基本的市場生存能力。許多進入農業領域的龍頭企業事實上是項莊舞劍，意在補貼。不合理的財政補貼方式扭曲了這些企業的行為方式，生產規模越大，補貼力度越強，報的項目越高端，獲得的支持資金越多，由此導致相當一部分龍頭企業可以不考慮投資的市場經濟性，不重視基本的投入產出比，有現代化外部形象就能生存，能吸引眼球就可獲取財政性資源。可以判定，局部地區現代農業發展表現為虛假性繁華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其危害不僅是對我國農業通過現代化改造提升市場競爭力構成延緩性消級影響，而且使補貼政策不合理帶來的財政支農資金低效使用的問題更為突出，加劇了財政支農資金嚴重不足的矛盾。

考察新農村建設的具體實踐，虛假性繁榮的現象同樣存在，在一些地區，為建新村而建新村，脫離現實需求過度強調提高集中度，以較高的建房補貼把部分已外遷農民的有限積累導向于原居住地的農房建設，雖然滿足了地方政府打造美麗鄉村樣板的需要，但其實際居住功能的發揮受到直接影響，有的甚至新村建成之日就是閑置之時，部分全新打造的農民新村也表現出一定的空心化態勢，這顯然是一個極其不合理的經濟現象，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需要深刻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

鄉村病和不均衡、短期化、虛假性等隱患的共同影響，使得我國農業在持續增長中越來越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優質安全農產品需求，鄉村在不斷改造中面臨越來越大的保有良好生態環境的巨大壓力，農民在收入日趨多樣化的同時實現穩定增長的難度不斷加大。鄉村振興戰略正是基于這樣的宏觀背景提出來的，因此，鄉村振興戰略在確切意義上應當是以優先發展和城鄉融合為基本支撐，重點解決農業和農村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補齊現實短版，破解重大難題。

二、如何選擇鄉村振興的戰略路徑

因此，鄉村振興的戰略指向是十分清晰的，關鍵是如何選擇戰略路徑,如果路徑選擇不當，就會走入歧途，以致后患無窮，這方面過去有非常多的歷史教訓值得記取。

從宏觀層面看，基于當前現實需求的鄉村振興應當選擇四個方面的關鍵性戰略路徑：

第一，以深化改革為基本動力。鄉村振興必須在更深層次上從城鄉兩端全面激活資源，釋放制度潛能。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起步的，農村改革不僅實現了農業和農村自身的歷史性巨變，而且為中國經濟整體的改革發展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基礎性支撐。就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而言，根本性的動力源仍然是改革，小改小調的改良式推進方式是不足于從根本上解決不均衡、短期化、空心化等深層矛盾的。因此，深化改革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只有更大力度地深化土地制度、農業經營制度、集體經濟產權制度等關鍵領域的改革力度，更具針對性地優化和創新農業支持政策及農村公共政策，才能有效釋放改革紅利，破解發展難題，通過雙向激活城鄉資源構建鄉村振興新的發展動能。

第二，以市場機制為基本支撐。盡管鄉村振興需要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共同發揮作用，但市場機制的力量應當是基礎性和決定性的，政府在制定振興規劃和支持政策、以及建立監測評估機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當然是不可替代的，但政府的作用邊界應當有所限制，不應無所不能，不可無所不為，特別是不能再度以超強的行政手段高度集中和分配資源的方式來推進鄉村振興，絕不能以損害鄉村發展中要素配置機制和產業發展中的市場運行制度為代價來實施鄉村振興。強化行政干預的非市場化推進方式，雖然也能轟轟烈烈地在短期內見到成效，但由于沒有長效性的市場制度支撐，其推進過程必然缺乏基本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或者只能高成本打造無法復制推廣的典型樣板，或者短期取得的示范成效因支持政策不能持久延續而發生顯著的效應衰減。鄉村振興戰略本身具有的全面性和長期性特征，內在地決定了必須主要依賴完備的市場機制持續推進，如果以改革倒退為代價逆向而行，則必然產生長期性的制度危害。

第三，以城鄉融合機制作為基本手段。鄉村振興不是封閉的，不能只是局限在鄉村內部重建和提升。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鄉村振興必然是開放性的，必須有城鄉雙重資源的集合和集成，既有農村內部資源的激活集聚，也有城市外部資源的整合進入。城鄉融合并非簡單是統籌城鄉條件下的發展資源數量的分配過程，不是一塊蛋糕在城與鄉之間如何切多切少的問題。進一步而言，鄉村振興不應該是城對鄉的恩賜式的福利給予，也不是鄉對城的被動式的資源接受，更不是強勢的城市對弱勢的鄉村新一輪肆無忌憚的利益剝奪。城鄉融合至少包括城鄉資源平等公平的自由交換、城鄉產業一體化的共同發展、城鄉形態差異化的互利性共存三方面的主要內涵。因此，通過城鄉融合實現互利共贏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要求，不管是要素融合、產業融合、還是空間融合，構建城鄉一體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都是關鍵性的制度支撐。從另一角度看，以城鄉融合實現鄉村振興具有多元政策目標，不僅要保障原有戶籍鄉村人口的基本權利和利益，而且也要保障新進入鄉村發展群體的基本權利和利益。鄉村振興雖然要承擔對傳統鄉村進行現代化改造的歷史使命，但絕不是對立式地以城市元素代替鄉村風貌，以城市文明取代農村文明。

第四，以發展提升為基本指向。鄉村振興是基于破解現實矛盾的新的戰略構想，主要是通過深化改革和創新政策解決鄉村發展中各種緊迫性的突出問題。因此，鄉村振興不是簡單的回歸歷史，不是要不加區分地全盤否定現實重回傳統的鄉村社會。現在存在一種對改革以前甚至更長歷史時期的男耕女織、炊煙裊裊、雞鳴狗吠的傳統鄉村生活近乎詩意般的懷舊幻想，有意或無意抹掉了當時條件下極度饑餓和窮困的嚴酷事實。雖然在生態矛盾加劇背景下傳統鄉村曾經的無污染的生活環境的確很有回歸吸引力，但在當今日益注重生活品質和生活便捷度的新的消費需求影響之下，無發展地、原汁原味地回歸生產和生活方式都極為落后的傳統鄉村，既是十分困難的，也是完全不足取的。在新的歷史階段，鄉村振興必須是發展中的振興,是現代條件下從傳統鄉村向現代鄉村的根本性轉型發展，是城鄉深度融合下鄉村功能的全面發展和提升。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要有更好的產業發展基礎，要有基于適度規模的新的產業構成和經營方式，要有效培育成長鄉村旅游、康養農業、創意農業、農業電商等新的業態；要打造更優美的鄉村空間形態和更高質量的社會公共服務，要創建更優質的生態環境和實現更好的文化傳承。

三、需要防范推進鄉村振興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

從根本上看，鄉村振興是全新戰略理念下的創新型發展，必須選擇新思路、啟用新方法，鄉村振興不應是原有“三農”工作的簡單加強版，不能新瓶裝舊酒，以老手段對付新挑戰。目前，鄉村振興熱遍及所有農村區域，各地政府熱情高漲，響應及時，動作快捷，表現出希望盡快改變鄉村發展現狀的很強的機遇意識和行動能力。但是，在普遍的發展熱潮中尤其需要有冷靜的理性思考，必須在深刻吸取己有教訓基礎上進行防范潛在風險的預警性分析。

概括而論，下述四個方面的潛在風險是特別需要認真重視和有效防范的：

一是防范過度行政化。要防止單純利用行政手段來下指標、定任務，求多求快，求大求全，超越現實基礎，不充分考慮區域差距和差異的現實約束，人為提檔加速，追求短期速效。或者簡單化地采用熟悉的老思路和舊方法，統一要求、一刀切推進，仍然熱衷于不計成本地塑造典型，打造樣板。或者不惜以與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方式收回下放的權力，重新集中掌控資源，通過強化行政干預能力來快速實現政績化的鄉村振興。

二是防止過度形式化。要防止在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重物不重人的偏向，不是堅持以人為本，不能把維護農民和農村社區基本權益視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要求，相反把建房修路放在突出位置，打造外部環境比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更顯重要，甚至只注重簡單移植城市文化元素，把咖啡屋、小酒館、外國農莊、異域城堡等一窩蜂地導入鄉村，使鄉村振興蛻變為失去吸引城市居民所獨有的異質性文化特征的異化過程。

三是防范過度產業化。鄉村振興要防止在鄉村所有領域無所不在地選擇產業覆蓋，特別是在新村建設過程中，相當數量的新村聚居點最重要的功能應當是生態宜居，并非所有的村落改造提升都需要或者能夠發展休閑、觀光、度假等鄉村旅游產業，任何產業發展都客觀存在供求平衡的市場規律，雖然農業與鄉村旅游的一三產業融合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同樣需要防止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動的超越現實需求的過度和過量擴張，造成因產業供過于求帶來嚴重的利益損失。

四是防范過度外部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鄉村振興是一個開放性的發展過程，不能主要依靠鄉村內部的有限的自積累加以推進，當然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財政投入予以支撐，吸引城市社會資本進入將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選擇，大量實踐證明，合理引人城市資本進入鄉村發展領域具有難以估量的巨大資源激活效應。但是城市資本的進入應當是有門檻和受管控的，如果無條件和無限制的引入城市資本，在這個過程中農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被嚴重邊緣化，甚至被無情擠出，農村稀缺的土地和生態資源再次被低價剝奪，這樣的鄉村振興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必然會受到嚴峻挑戰。

四、應當選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突破重點

鄉村振興涉及產業發展、村莊建設、社會治理、生態保護和文化傳承各個重要方面，既面臨原有矛盾的累加，又存在新的挑戰的增長，任務十分繁重，必須瞄準重點，注重選擇，在關鍵領域和重點方面率先突破，實現循序漸進的穩定推進。

基于現實基礎條件的基本分析和判斷，當前推進鄉村振興應當以構建四大機制為突破重點：

第一，以鄉村振興規劃體系為先導的約束機制。當前一些地方鄉村發展之所以亂象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鄉村規劃缺失或缺乏基本約束力直接相關的，推進鄉村振興如果依然有激勵而無約束，己有的濫占濫用土地和加重環境壓力等混亂現象，就可能在外部資本大規模進入的背景下變本加厲地發展。因此，在城鄉人口雙向流動已經成為常態，過去以戶籍決定的鄉村固化的居住形態逐步發生改變的新的背景下，必須堅持規劃為先，規劃導向，規劃約束，應當依據一定區域產業發展和人口變動的未來趨勢，從科學重塑鄉村地域空間系統的戰略高度，全面制定和優化鄉村振興規劃體系。特別是要加快編制不同區域全覆蓋的村莊空間布點詳規，強化約束力和執行力，對鄉村振興中的農業產業布局、村莊空間優化、以及資源和環境保護發揮關鍵性的引領及約束作用。

第二，以土地制度改革為重點的動力機制。農村土地資源是當今中國農村最具潛力的自然資源，通過深化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承包地退出改革、宅基地退出改革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等一連串重大的關聯性改革行動，不僅可以為受現代農業發展和鄉村重建吸引的城市資本打開新的投資空間和渠道，而且能夠推動激活農村要素與促進城市資本下鄉高效對接，為嚴重缺乏投資的鄉村區域帶來動力強勁的社會資本。以土地制度改革為引爆點，城鄉雙向釋放能量，牽一發而引動全身，催生并實現鄉村產業重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重構、鄉村聚落形態重構、鄉村治理模式重構等一系列全方位的深度變化。

第三，以優化政策體系為關鍵的支撐機制。鄉村振興是以城鄉融合為基本手段的重大戰略選擇，如果不能更進一步突破性地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實現城鄉之間發展要素的平等對流，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的平等覆蓋，鄉村振興的實質性推進將是十分困難的，或者也只能是徒有其表的表面文章。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突破原有的城市與鄉村相互分離脫節的兩套政策框架，要以城鄉一體的政策融合為基本指向，重點在構建與鄉村振興相適應的新的政策體系上實現突破，要在對現有相關政策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評估基礎上，主要從政策優化、政策整合、政策創新三個維度同時發力，提升政策效力、強化政策合力，消除政策空白，形成能夠有效滿足鄉村振興需求的體系化的政策方案。

第四，以綠色發展為核心的引領機制。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都面臨極大的環境壓力，改變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短期化增長模式，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構建綠色生態的新的發展引擎，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要義。當務之急是必須明確目標任務，強化制度約束，在保證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基礎上重點推進生產、生活和生態“三生”融合發展。要強力實施綠色生產和生活方式，政府導向、自主參與和社會合作三位一體地強化鄉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通過構建有效補償機制加大鄉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和修復。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任何非生態的發展方式都必須以最嚴格的制度規范加以扼制，綠色發展應當貫穿現代農業和鄉村建設的所有環節，成為推進鄉村振興最基本的發展引領。

進入專題：

鄉村振興戰略三農問題

第四篇：鄉村振興戰略與鄉村文化復興

鄉村振興戰略與鄉村文化復興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標志著當代中國從農耕經濟主導的鄉村社會向工業經濟主導的城市社會轉型出現了拐點。說明經過40 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已經有了質的突破，距離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百年目標越來越近，這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大好事。然而，農村的發展卻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短板，與城市相比，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最為突出。不僅表現在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城市，還表現在農村的治理水平不足以及農村落后的思想觀念與傳統精神文化、道德倫理的式微。本文所探討的農村精神文化困境就屬于這類問題。傳統文化資源的流失與農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極度短缺，以及全社會對鄉村文化價值認識的偏差，導致了鄉村文化的空心化、虛無感和缺少與現代文化的對接能力。農村思想文化精神和道德倫理的缺失讓全社會感到不安和憂慮。

解讀中央的鄉村振興戰略，要深刻領會為什么要用“鄉村”的概念替代“農村”概念。這就是把鄉村看成獨立的社會、文化單元，在一個更高更長遠的層次上，實現當前鄉村的品質發展、融合發展、全面發展，使鄉村現代化融入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這個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應合了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昭示了鄉村新的文明時代的到來。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內涵中，“鄉風文明”不是為經濟振興助力的次要方面，而是鄉村建設的初心、旗幟和方向。我們應該認真梳理鄉村的歷程和文化的基本價值，反思鄉村文化的基本規律。從鄉村的歷史、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來探索鄉村的未來。

一、當代鄉村文化建設面臨的困境與機遇

當前鄉村文化困境有目共睹。其根源就在于思想觀念。不少人以現代化的理論想當然地解釋中國五千年農耕文明，認為農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產方式、生活觀念，中國要快速實現現代化，必須走城市化之路。城市建設抽走了鄉村的勞動力和土地，所以鄉村的衰落是必然的，甚至正是城市化、現代化的成果。建設農村、改造農村的目標也是把鄉村建設成城市。這樣畸形的觀念忽略了當前鄉村的客觀現實，忽略了廣大農民的根本訴求，也忽略了民族自身的歷史文化。非但沒有帶動廣大鄉村，相反給農村帶來了破壞，在造成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同時，也造成了農村傳統文化、道德倫理的衰落、農民在精神觀念上進退失據。面對強勢的“現代”，農民不再珍惜祖輩傳下來的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不再固守物質和文化家園，亦步亦趨地跟在城鎮化列車后面踉蹌前行。現實的鄉村無法安頓農民的靈魂，進而也無法安放一個有五千年農耕文明傳統的中華民族的靈魂。這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鄉村文化困境。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我們都不能用理論說服人們，鄉村必須為城市犧牲，傳承了5000 多年的中華文明必須讓位給“現代文明”。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消滅了鄉村，更沒有那一種理論說得清中國的鄉村在未來的城市化過程中的命運。從情感上說，擁有6 億多鄉村原住人口、綿延5000 年的鄉村文明都衰亡了，拿什么證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進入新世紀后，中央把三農問題始終作為黨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化、全面，直至形成具有完整體系和長遠意義的鄉村振興戰略。總書記曾用一個很“文藝”的詞表述了鄉村文化建設的意義和價值—— “鄉愁”。這個“鄉愁”所指稱的意義就是，無論怎樣的發展，都不能抹殺鄉村精神，不能抹殺傳統文化和自然生態，既要留住青山綠水，又要傳承傳統文化。鄉村文化復興的任務，就是讓“鄉愁”切實落地，讓傳統文化延續下去、把綠水青山保護下來。

在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的歷史背景下，鄉村文化的復興，就要是重新激活鄉村的活力，讓鄉村文化在現代文明體系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以復興和重建。不是簡單地回到從前，更不是推倒重來，再造一個完全不同的鄉村，而是在復興傳統的基礎上，滿足廣大農民多樣化的文化需求，保障農民的文化權益，重建新的鄉村精神和鄉村理想，喚起農民的文化自覺，培育新農村建設的合格人才。這才是鄉村文化復興的要義所在。

二、認識鄉村文化的價值 作為一個以農耕開國的民族，中國的鄉村文化創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農耕技術、農業遺產，還形成了一整套價值、情感、知識和趣味文化系統，除了領先世界的精細化、生態化的農耕方式，以及生產出高品質的食物外，更在從事農業生產的過程中，總結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道法自然”修身養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對生命本體的參悟智慧。也正是由于這種追求和諧穩定安詳從容的農耕文明土壤，才孕育出“天人合一”“民胞物與”“海納百川”等特質的中國文化。在與天、地、人的交流中，中國先民創造了敬天法祖、崇德向善、仁義忠孝、節儉循環的生活智慧，形成了豐富多彩的生產生活方式。對世界文明進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不可否認，鄉村文化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根和脈。

這些鄉村文化傳統資源，因自然地理條件、生產勞動方式、民族習俗文化、歷史發展機緣等形成了兩大特點：一是個性化，二是多樣化。樣態豐富的鄉村文化使我們民族擁有了活力無限、源遠流長的強大基因庫。

回顧近代歷史我們知道，雖然中國屢遭強權侵略，但國家沒有滅亡，民族沒有滅亡。那是因為在根本上，強大的民族文化基因庫在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使中國在外來文化的刺激下，依然有先進分子以自身文化信念為支撐，在挫折和屈辱面前沒有喪失自信，反而愈挫愈勇，奮發圖強。我們學會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來解決問題，同時也在用自古以來形成的中華民族文化底氣和元氣，獲得自強不息的精神源泉。特別是進入21 世紀后，中國已經全面進入世界生產體系，也在全球范圍內的文明沖突中逐步走向世界中心舞臺。對比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我們發現了一條共同的規律，就是無論哪一個發達國家，都沒有完全消滅傳統文化、鄉村文化。現代化不是為了消滅鄉村，更不是與自然界對立對抗，而是促進城鄉融為一體、人與自然多元共生、全社會共同享有發展成果的共建共享。這個思想資源，原本就存在于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因此，中國人沒有理由不建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當我們對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達到這個認識程度以后，文化主流話語就發生了重大的轉化：即從近代以來要建立一個和西方一模一樣的“現代化”，到如今建立對自身文化敬畏和尊重的“文化自信”，意味著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傳統文化價值尤其是鄉村文化價值必然回歸。

三、從鄉村自身著手推動文化復興

鄉村傳統文化如何與現代文化融合？文化的各個層面是怎樣的關系？建設怎樣的鄉村文化？ 這些問題根源于對鄉村歸屬與定位的認知。鄉村文化建設，首先是鄉村本位，讓廣大農民受益。只有農民受益，才能繼續維系鄉村的穩定，使鄉村得以按照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鄉村文化是由農民創造的，又是為農民所用的文化。它的社會功能就是讓全社會、特別是農民能分享更多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成果，讓每位農民都有足夠的獲得感，并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凝聚起來。只有農民成為鄉村文化的主體，鄉村文化才能發揮更廣泛的作用，進而滋養全社會。這是鄉村文化自信的根基。

（一）尊重鄉村、農民的文化需求與文化創造

從現代社會的發展歷史看，鄉村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源。如果僅僅以城市化的標準來衡量鄉村，可能會得出鄉村比城市落后的結論，但以文明觀點而論，鄉村則有另一套價值。因此，復興鄉村文化，最要緊的不是徹底否定，而是發現、維系和恢復原有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價值觀與世界觀，使之與現代價值相嫁接、相融合，生長出新的價值。所以，以鄉村為本，以農民為本，是發展建設鄉村文化的根本依托。

只有依托鄉村自身、依靠農民自覺行動，才能挽回鄉村的衰敗，激發農民的自尊和自信，也才能塑造適應現代社會、具有內在動力的鄉村文化。當然，鄉村文化不能為鄉村所獨有，但是，鄉村文化一定要為生活在鄉村的人提供精神滋養，樹立為鄉村人所認同、所遵從的價值觀。進入鄉村的任何人，應該對鄉村懷有敬畏和尊重之心，在尊重鄉村與農民的前提下，在理解農民的前提下進行建設。對于鄉村而言，恰恰還要更加尊重鄉村的文化，守住鄉村的根基，塑造鄉村文化的尊嚴。

（二）運用傳統文化元素，創新鄉村治理模式

鄉村振興戰略中對鄉村治理的設計是三治統一：法治、德治和自治。如何在治理中打通主流文化、本土本地、傳統文化之間的通道，讓文化發揮溝通、交流和凝聚作用，是當前基層干部、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從鄉村的實際出發，必須找到村民無法自己解決、只能依靠政府和村莊共同體才能解決的問題根源，在價值觀上進行切實的引導，提出符合實際、具有針對性、可操作性的解決措施，捍衛和滋養鄉村的文化根基。通過激活鄉村自有的文化內涵來動員人民，形成文化的向心力、感召力和無形的約束力。

我國古代經典《禮記? 王制》中曾有這樣的論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1]，這個意思就是政府治理不要輕易改變本地的風俗和生產生活方式。因為鄉村本身是一個傳統的熟人社會，在其生存規則中，國家法律是基本底線，日常的行為規范又是以世代相傳的不成文的“老規矩”或非正式的“村規民約”為基本制約的。鄉村的穩定與和諧，要把以這些非正式規則為基礎的，把這些普通村民都樂意共享、與時代相適應的傳統文化資源發掘出來，形成德治、法治與基層民主自治體系相輔相成、融為一體的現代治理體系。

（三）保護傳統文化基因，傳承民族文化

鄉村由獨特的自然環境、作物植被、生產方式、社會組織、風俗習慣、生活樣相、村落格局、民居建筑、語言器具等構成了鄉村的傳統文化資源。燦爛的農耕文明支撐了古代中國的繁盛，至今也是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文化資源。如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公布的31 項“全球重要農業遺產”名錄中，中國有11 項，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被傳承和使用著。自2014 年起，住建部、國家文物局、文化部和財政部一共公布了四批4157 座傳統村落保護名錄，各地也相應公布了多批次地方性傳統村落保護名錄，這是中國對人類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最新貢獻。除此之外，我國大量的物質文化遺產、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散落在鄉村。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物化載體，也是保護傳承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抓手。

保護鄉村的傳統文化，也是中國屹立當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必需。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國情都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必須以民族文化為根基。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的血脈和精神家園。它體現一個文化大國深遠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覺，以及致力堅守與傳承中華文明傳統的意志。世界的多極化、文化的多元化，恰恰是傳統文化、民族文化復興的契機。而民族文化的根脈就在廣大的鄉村。在長遠來看，鄉村文化是保證中國文化具有獨立的文化價值并重獲世界尊重認同的必需條件；傳承保護傳統文化，必須傳承保護鄉村文化。

四、從城鄉優質元素互動促進文化復興

從歷史發展趨勢看，現代的工業化、城鎮化確實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是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是社會文明程度的極大提高。但是，現代文明社會自有現代文明的弊病。據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的研究，即便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以后，也曾經遭遇經濟發展的“八次危機”，這些危機都是通過向鄉村釋放產能、向鄉村轉移人口、幫助鄉村發展來化解的。[2] 可以說，中國的鄉村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現代化的壓力，也是推進現代化的動力。鄉村一次又一次向城市輸送土地、糧食、人才和勞動力。沒有鄉村的支持，就沒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成就。在當前社會格局中，向農村投入物力、財力，不僅是經濟建設的需要，更有超越經濟價值之上的意義。不但是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鄉村，而是鄉村的多重價值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當然，這個引擎不是自然而然地顯現的，也依靠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來激活鄉村文化元素，與城市形成互動。

（一）給鄉村溫度，促進城鄉文化互動融合

當前的鄉村文化建設，是一種城鄉互動視域下的文化，既區別于城市，也區別于傳統鄉村。雖然目前我國城鎮化的大趨勢仍然是農村人口轉移市民化，但在實踐中，我們越來越體會到，城鄉一體化不是城鄉一樣化，城鄉有差別，而不是有差距。不是城鄉對立，而是融合發展、均衡發展和共同發展。城鄉文化交融，應該是互相促進、互相學習、互相補充。因此，促進城鄉進一步互動，實現城鄉優質文化良性互動、相互融合、共建雙贏才是正途。

在中國人的心中都有一塊情感的出發地和歸屬地。這就是“鄉愁”和“鄉情”。但是，搞建設不是寫抒情詩，城市或鄉村都不是烏托邦、桃花源，不能過分浪漫化。到今天為止，鄉村仍然需要城市文化激發活力，需要先進的經驗和方法，以及大量活潑潑的人才。建設鄉村新文化，必須動員社會參與。在頂層設計上，在政策制定上，要讓更多農民工、大學生、復員退伍軍人、退休人員在“鄉愁”、“鄉情”的感召下，滿懷報效鄉梓的志向，攜帶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返鄉、下鄉創業發展或下鄉居住。他們是新鄉賢，是鄉村建設的主力軍。他們的到來，將激活鄉村的新活力，把鄉村文化帶入新的發展階段。

（二）保護自然生態，筑牢生態文明的最后屏障 國家生態文明發展方略，對于中國乃至世界的整體命運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對于中國的鄉村尤其如此，因為中國鄉村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態型模式。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有許多重要經驗和規律需要挖掘，需要在現代文明話語中進一步科學化、系統化。可惜的是，現代化進程中由于對現代化技術的盲目崇拜，使這一套傳統幾乎被丟光。今天要重新審視自身的生態傳統，眼于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依靠原有的鄉村生態優勢，借助生態文明戰略的東風，直接將它們帶入生態文明的階段。這個優勢也被西方學者關注到。如美國生態學家小柯布所提醒的：“直接進入生態文明的發展抉擇，帶給中國一個千載難逢的偉大機會。這個機會是中國獨有的領導世界的機會。”[3] 這個提醒可謂語重心長。

總書記所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觀念是核心觀念，具體落實在生態建設實踐中，就是保護好生態環境，實現農業生產的生態化。這也是鄉村文化建設的新課題。鄉村生態建設不僅可以從中國傳統農業文化資源汲取智慧，也將為解決世界性生態難題提供良方。這不僅是一種經濟發展思路的轉換，也是一次對自身傳統文化的再次確認。“生態宜居”的前景就是在加快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同時，保持鄉村的自然生態，讓鄉村所蘊涵的生態文明價值逐步顯示出來。不僅是用鄉村旅游的方式吸引都市人觀光休閑，而且也將吸引城市人群參與到鄉村生活的各個方面，即城鄉的深度融合。

總之，鄉村文化建設的方向，在于把農村建設成新型農村。在城鎮化的進程中，一些農村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總體上看，鄉村不會全部消失，鄉村的文化價值也不會消失。我們必須認識和了解鄉村文化之于當代中國鄉村建設的意義。新農村建設不是要把鄉村變成城市，而是把我們的根留住，把鄉村建設得更像鄉村。我們今天怎么做，明天鄉村就是什么樣。所以，鄉村的未來，不在別處，就在我們自己手上。

第五篇：鄉村振興戰略與度假旅游經濟

鄉村振興戰略與度假旅游經濟

民宿不同于傳統的飯店旅館，也許沒有高級奢華的設施，但它能讓人體驗當地風情、感受民宿主人的熱情與服務，并體驗有別于以往的生活，因此蔚為流行。（資料照片首席記者 李明 實習生 周藝云 李國元 攝）

興致勃勃參加鄉村游的市民在長安區魏寨街辦油菜花海賞花。（資料照片首席記者 李明 實習生 周藝云 李國元 攝）原標題：鄉村振興戰略下的鄉村旅游發展“鄉村旅游不是一個可以借鑒的行業，需要不斷摸索。”1月15日，市委中心組舉行學習報告會，邀請聯眾休閑產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余學兵就鄉村旅游作專題報告。會上，余學兵以《鄉村振興戰略下的鄉村旅游發展》為題，從鄉村旅游概念、鄉村旅游分析、鄉村旅游產品、鄉村振興戰略、美麗鄉村運營、鄉村發展趨勢六方面作了深入淺出的報告。文化讓鄉村旅游“增值”西安具備發展民宿的好條件報告會上，余學兵開門見山闡述了鄉村旅游的定義：“鄉村旅游是以鄉村社區為活動場所，以鄉村獨特的生產形態、生活風情和田園風光為對象系統的一種旅游類型。”發展鄉村旅游對社會發展有何意義呢？余學兵認為，鄉村旅游在增加農民收入、改善鄉村人居環境、提高農民生活品質、更新農民思想觀念等方面具有促進作用；也是新形勢下破解三農問題、縮小收入差距、推進城鄉統籌等發展的重要途徑。“過去我見過一個村子在發展鄉村旅游前，村里人會隨地吐痰，垃圾也會隨手亂扔，但隨著這個村鄉村旅游的發展、游客的增多，整個村子不僅村容村貌發生了變化，連村民的文明素養也得到了提升。”“鄉村旅游始于農家樂，進而是民宿游。數以億計的城里人都愿意且有條件到鄉村來度過一段寧靜的時光，這為發展奠定了必然性。”在余學兵看來，農村經濟興起，使農村里的空氣、河流、田野、一草一木，農村的風俗民情、農耕文化、農副產品，都成為市場資源。中華文化是農耕文化，在這個廣闊富饒的農村土地上，孕育了太多的故事、風俗、文化和傳統，如何將中國廣袤土地上的農村文化與現代技術、時尚風潮結合，成為一批行業新銳公司埋頭研發、苦心打造的重點。“民宿的文化決定了這個民宿的品質，也決定了能不能賣出價的問題，文化讓人喜歡民宿，并且愿意花錢去住。”余學兵說，西安就具備發展民宿非常好的條件，這里的文化底蘊深厚，如果能把傳統村落和現代文明結合起來，會發展得非常好。相關數據顯示，2016年是中國“大鄉村旅游時代”的元年，鄉村旅游發展規模大、投資大、影響大，已成為人們新的生活方式。通過大數據推演預測，未來中國鄉村旅游熱還將持續10年以上，2025年達到近30億人次。對此余學兵的看法是，鄉村旅游具有規模大、市場大、影響大三個特點。“全國超過200萬家的鄉村旅游事業體，讓鄉村旅游不再是簡單的‘農村旅游’和‘農業旅游’，而是成為與城市相對應的一個空間概念，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大產業，發展成為下一個萬億級市場。而中央、地方、企業和消費者廣泛關注，成為旅游業、新型城鎮化建設及扶貧事業的主題，成為人們新的生活方式。”鄉村旅游＋民宿將成為一種必然業態報告會上，余學兵還對我國鄉村旅游進行了分析。他總結了鄉村旅游發展背后的五大推手，即政策引導、城鎮化拉動、汽車普及、投資驅動和新消費革命，五方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有了這五大推手，還需要因地制宜，同時他舉例說明了目前我國鄉村旅游的幾種類型。如：杭州梅家塢、龍井村、茅家埠，余杭徑山等地依托城市的區位、市場等優勢，發展環城市鄉村旅游圈。西湖、莫干山、天目山等成熟景區巨大的地核吸引力為周邊農村旅游發展帶來資源和市場的契機。陜西袁家村、北京大興月季小鎮、麗水古堰畫鄉以及各類特色小鎮，做大產業的同時帶動鄉村旅游發展。烏鎮、麗江、黔東南、下南山，利用人們對民俗文化的差異化，和傳統民俗文化與古村、古鎮發展旅游。婺源整合全縣10多家4A級以上景區抱團發展，形成景觀帶、產業帶，發展全域旅游。“休閑放松、回歸自然、康體養生、躲避煩惱、增長見識、增加友情等因素是游客出游的主要目的，滿足游客的這些目的，也是吸引游客前來休閑放松的方法。”而對于鄉村旅游當下存在的問題，余學兵認為，主要表現在園區、項目設計簡單重復、產業重復，缺乏特色，客源市場有限；形式老化、同質化、初級化、基礎設施投入不足；管理者、投資者對鄉村旅游認識不足，缺乏營銷策略；景觀類型單一等。針對這些問題，余學兵進一步做了如下分析：不同時期人們對鄉村旅游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也不同，但目前大部分鄉村旅游產品還處于早期階段，沒有跟上消費需求進行創新。一哄而上跟風開發，每個地方都有農家樂、采摘、垂釣、花海、民宿、農莊等，產品特色不明顯，同質化嚴重，同質化也造成了無序競爭。鄉村旅游產品的層次越高，滿足的需求等級也越高，民宿在層次、品質上大大提高，就能促進消費者延長駐留時間。項目與產品不賺錢，投資與收入不成正比，過于依賴政府，靠政府項目補貼生存。對于這些問題該如何破解？余學兵說：“對于市場層面的鄉村旅游人才缺失、管理服務能力不足、營銷渠道缺乏、市場開拓能力差、升級改造資金不足、產品創新基礎缺乏、管理水平得不到提升等問題，破解的辦法在于資源整合、規模化經營、推進產品創新、提高營銷能力、精心規劃、塑造品牌、人才培養。而對于制度層面的土地制度、規劃滯后、金融市場、社會機制、資源分配、管理體制等問題，應該從政府激勵、行業管理、公共服務、規劃設計、金融服務、土地供給等方面著手進行破解。”“目前的農家樂作為鄉村旅游的最初業態已經滿足不了年輕人的鄉村生活需求，鄉村旅游＋民宿式發展成為一種必然業態，前景無限。”余學兵介紹，民宿是以原住民經營為主，并結合當地的農事體驗和民俗風情進行拓展活動的一種原生態的鄉村業態；是連接城鄉的平臺，可以把農村一、二、三產業連接起來，可以把都市市場和農村市場連接在一起，可以把生產和市場連接在一起。“發展民宿實際上是活化鄉村，通過民宿形成產業支撐，吸引年輕人回得來，活得下去，才能帶動整個鄉村活起來。”在他看來，以民宿為主導的鄉村旅游將帶動地方農業、手工業、美食以及上下游產業等發展，促進當地居民勞務收入。“鄉村旅游發展將進入休閑度假時代，民宿就是個度假產品。”建設田園綜合體發展“美麗”經濟田園綜合體是集現代農業、休閑旅游、田園社區為一體的特色小鎮和鄉村綜合發展模式，是在城鄉一體格局下，順應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型產業發展，結合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實現中國鄉村現代化、新型城鎮化、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一種可持續模式。會上，余學兵提出，田園綜合體是指綜合化發展產業和跨越化利用農村資產，是當前鄉村發展代表創新突破的思維模式。他認為，田園綜合體的核心產業分為：景觀吸引核（吸引人流，提升土地價值的關鍵）、社區配套網（城鎮化支撐功能）、居住發展帶（城鎮化主要功能）、農業生產區（生產性主要功能）、休閑聚集區（休閑主體功能）。在田園綜合體的綜合產業體系構建中，核心產業又分為配套產業、支持產業、衍生產業。在配套產業方面，又細分為鄉村地產、旅游度假、會議會展、餐飲住宿；支持產業包含農特產品、服務商貿、現代農業；衍生產業指文創產業和互聯網。建設田園綜合體離不開美麗鄉村建設。談及美麗鄉村建設，余學兵直言，美麗鄉村的建設解決了村莊的美化，但沒有轉化為美麗經濟，農民自發經營的農家樂、民宿缺乏規模效應，進入不了市場，需要依靠政府持續輸血才能維持村莊的美麗。“要想在運營方面實現從輸血模式到自我造血的轉變，就要引入市場機制，讓社會資本參與到村莊經營中來；統一管理運營機制的規范，避免經營無序帶來的亂象；農房變客房，農民變股東，農村的一切生產資料均可以成為市場運作的資源。”余學兵以下南山為例，講述該處從廢棄古村到鄉創平臺的發展歷程。據介紹，下南山開發前，村里只有40幢破舊農房，且大部分已經成為危房，村內雜草叢生，垃圾成堆。在改造發展過程中，當地政府對房子外觀、框架進行修繕，對基礎設施進行配套；投資方負責室內裝修，室外景觀打造以及產業配套，如餐飲、酒吧、書吧、茶吧、會議室，還在村口設置以當地特產交易為主的商業街。經過改造發展后，現在下南山“一品一院”的設計理念讓每幢老房子都充滿生機，除了老房子經過修葺復原外，整個村子還在原生態的基礎上按照3A級景區進行建設。在產業復興方面，下南山以“酒店＋眾創”的模式吸引外出青年回鄉創業，這些古樸的農民房成為民宿、手工藝空間、鄉村創意工作室、美食等產業的鄉愁寄托。“本土化是實現鄉村旅游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說道鄉村旅游發展趨勢，余學兵認為，真正富有鄉村特色的產品才是有生命力的鄉村旅游產品，鄉村旅游將沿著與生態旅游、文化旅游緊密結合的方向發展，而田園農業旅游是未來鄉村旅游的主要發展方向，鄉村旅游正在從采摘觀光向休閑度假發展。報告會的最后，余學兵總結了鄉村振興的未來趨勢。“我國鄉村多年來的基礎建設與政策引導，已經具備了快速發展的基礎與動力；高速、高鐵等現代交通技術拉近了城鄉的空間距離；科技與互聯網的發展改變了農村傳統生產方式和農產品流通方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等土地制度改革，促使城鄉地位逐漸對等；美麗鄉村不僅吸引城里人下鄉，也吸引了農村外出青年回鄉創業，鄉村將成為未來30年中國最大的發展空間。”本版稿件除署名外記者 康喬娜 采寫 轉載自《西安日報》 2108.01.16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