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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十大經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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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2012十大經典案件

盤點2012年中國十大經典案件

2012年已經謝幕。回首2012,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這一年,是“十二·五”的承上啟下之年,是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年,也是82憲法實施30周年。為了留住2012年法治前進的腳步,“法學前沿問題研討會”本學期第三期研討,在何士青教授的指導下,從過去一年浩如煙海的法治事件中特別挑選出10個具有制度意義和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來進行探討和總結。期望能從中窺見今日中國之現狀,感受到中國法治的明天。

本次研討遴選出的十大年度經典案件分別是: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案(部分涉及薄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天津許云鶴駕車撞人案、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訴重慶市勞教委案、吳英集資詐騙案、劉艷峰訴“表哥”工資信息公開案、自然之友與重慶綠聯會等告陸良化工鉻渣污染索賠案、溫嶺幼師虐童案、湄公河中國船員遇害案、賴昌星走私行賄案、“毒膠囊”系列案件。

一、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案

【案情】2012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作出一審宣判,四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王立軍當庭表示不上訴。法院查明,王立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違背查禁犯罪職責,徇私枉法,明知薄谷開來有故意殺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訴,情節特別嚴重;其作為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外國駐華領館,情節嚴重;其濫用職權,未經批準或者偽造批準手續,先后對多人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應當以四項罪名追究刑責。

【點評】由于王立軍的“臨門一腳”,還踢飛了一起涉外殺人案件的蓋子,昔日的“鐵血警魂”、“唱紅打黑英雄”轉眼間變成了“階下囚”。重慶上演了一幕紅歌下的黑色幽默。王立軍案告訴我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無法不治,民無法不立。”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這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政法官員特別是政法機關的領導干部,應該完善法律思維,提高遵法、守法的素養,進而成為執法的模范和守法的楷模。如果政法機關的官員都不執法、不守法,甚至戲弄法律,將法律視作兒戲,國家法律還

談何尊嚴?人民的權利還做何保障?此案雖然是公開審理,然而當事人錯綜復雜、神秘莫測的關系仍然是社會關注的話題。這是不是又一場包涵政治含義的審判?還是有網友坦言的僅僅是一個“高官落馬后需要的一個在法律面前低頭的儀式”?

二、天津許云鶴駕車撞人案

【案情】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民許云鶴駕車與王秀芝老太太之間發生糾紛。王秀芝稱自己被許云鶴駕車撞倒在地;許云鶴則認為自己是主動停車,下車攙扶從護欄上摔下來的王秀芝,是助人為樂。事發后,受傷的王秀芝被送往醫院治療,之后向法院起訴索賠。2011年6月16日,紅橋區法院一審判決許云鶴承擔40%的民事責任,賠償王秀芝10.8萬余元。許云鶴不服,向天津市一中院上訴。二審期間,一中院以抽簽方式確定了委托的司法鑒定機構,所送鑒定材料亦經雙方認可,最終得出鑒定結論:“王秀芝腿部傷情單純摔跌難以形成,遭受車輛撞擊可以形成。”二審法院認為,可以由鑒定結論、事故現場圖、當事人述稱等形成完整證據鏈,足以認定王秀芝腿傷系許云鶴駕車行為所致。遂于2012年1月19日作出維持原判的二審判決。

【點評】許云鶴案事發在南京彭宇案之后,在案情方面具有相似性,故又被稱為彭宇第二案。單純就案件本身的裁

判來看,主要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即王秀芝的受害是否因許云鶴的行為引起,這也是該案最大的疑點。在訴訟活動中,案件事實的判斷是依據證據規則進行的,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實與事情的真相即客觀真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種客觀存在,而前者則是具有主觀色彩的認識,法律事實只能盡可能地接近真相,卻無法重現客觀事實。這是現代法治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而社會民眾卻懷有樸素的真假、善惡觀念,將對案件真實探求的責任完全賦加于法官之上,因此,法官依據案件事實裁判難免會遭到社會公眾的質疑。而此時法官應當做好裁判的說理工作。從公開的判決書內容來看,該案的裁判應該是合乎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也是有證據可循的。但對于社會公眾為此而產生的質疑,則應當通過公開、透明的釋法方式加以化解,做好心證公開與裁判說理工作,使其了解法院裁判的運作原理,增強法院裁判的正當性。如此,法院方能回答社會民眾的質疑,提升社會公眾的認同,并承擔起法制宣傳的作用。反思本案,之所以能夠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還在于該案可能引發的道德危機,助人為樂卻要冒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傳統的社會道德行為面臨著現代法制社會的挑戰。如何協調傳統社會道德與法律責任之間的沖突,挽救日益凸顯的道德滑坡成為隱藏在該案背后亟需我們深思的問題。

三、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訴重慶市勞教委案

【案情】2011年9月,大學生“村官”任建宇被重慶市公安局以發表“反面言論和信息”為由,判處勞教兩年。2012年8月,任建宇在其父代理下向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1月19日,重慶市勞教委以“處理不當”為由,撤銷了對任建宇的勞教決定,20日,法院公開宣判因任建宇起訴超過法定期間,裁定駁回其起訴。11月29日,任建宇上訴,要求法院認定勞教決定違法,12月28日,二審上訴開庭并當庭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點評】任建宇案與唐慧案在今年引發了對于勞教制度的大討論。對于勞教制度的諸多批評由來已久。以前尚且停留于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據問題,而任建宇一案的發生則引發了人們進一步的擔憂,即勞教制度很有可能成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外特權。無論是從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出發,還是從依法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出發,有權機關都應當立即著手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有關規定修改現行勞動教養制度。另外社會媒體現在經常以案件為契機,來宣傳并推動某些制度改革。這種方式現在已經日益走向成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它能繼續擔當中國民意與法制的橋梁。任建宇被釋放是好事,但希望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勝利”。希望該案能成為一個轉折點,此類有疑問的案件都能很快得到復查,還無辜當事人以自由,對責任方予以追究。同時也希望,“任建宇”們所付出的代價,能對勞教制度的改革有

所推動。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2013年1月7日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宣布,中央已研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今年停止使用勞教制度。這些勞教制度改革試點的信號不斷傳出,希望早日能看見實質性的推動。

四、吳英集資詐騙案

【案情】吳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負責人,2007年3月16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捕。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吳英承諾付以高額利息,以投資、借款、資金周轉等為由,先后從11人處籌得人民幣7.7億元。吳英將集資款部分用于償付欠款和利息,部分用于購買房產、車輛和個人消費支出。2009年12月,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集資詐騙罪判處吳英死刑。2012年1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了死刑判決。4月,最高人民法院未核準吳英死刑,將該案發回浙江高院重審。5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重新審理后,對吳英集資詐騙案作出死緩的終審判決。【點評】吳英一案引發了民眾對社會公平、死刑改革、民間資本出路、金融壟斷、價值觀標準等一系列問題深刻的討論,堪稱普通案件演變為法治事件的典范。對民間金融放開與進行立法監管的呼聲一直不斷,但相關的法律修改與制訂工作卻遲遲未能確立,一方面是默認其存在,一方面又是嚴刑打擊,使得社會陷入不確定性的心理危機之中。對這些

“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客觀上形成了維護現有壟斷體系,維護國有金融體系利差所帶來高額利潤的現狀。如學界人士所呼吁,詐騙該入罪,但非法集資罪名則可休矣。同時,當國有金融體系中那些非法占有公眾或公共資金多達上億元的官員們仍可免于死刑之時,類似吳英這樣的民間金融麻煩制造者為何又以極刑震懾之?吳英的命運已經與民間借貸緊緊地栓在了一起,對于吳英個人而言,死緩是一起刑事案件的終審,但是對于民間借貸市場而言,改革才剛剛起步。吳英獲得了生存的權利,但是民間借貸市場依舊形勢嚴峻,或許這就是有人說的:“趨勢和愿望有時是相反的”。關于吳英案的后續,如吳英案的“案中案”問題及對罪犯合法財產權利的保護等,可能還會持續發酵。

五、劉艷峰訴“表哥”工資信息公開案

【案情】2012年9月1日,湖北三峽大學在校生劉艷峰向陜西省財政廳申請公開在延安特大車禍現場“微笑”的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2011年度工資。9月20日下午,劉艷峰收到陜西省財政廳寄發的復函,文件就其提出的信息公開申請做出答復,稱工資“不屬于財政廳政府信息公開范圍”故不予公開。2012年10月9日,劉艷峰分別向西安市蓮湖區法院和新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陜西省財政廳及安監局不予公開信息行為違法,法院未予以立案。

【點評】這一案件可以說是近年來公民意識覺醒與“微博反腐”興起的標志性事件之一。網絡反腐通常都以扳倒腐敗官員為結果,而在這起案例中,作為在校學生的劉艷峰窮追不舍,要求公開涉事官員工資,而這遠比扳倒腐敗官員本人更重要。公開官員工資,可以讓公民了解官員的工資構成,更有助于公民判定官員是否清廉。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民具有了對官員工資的知情權,那我們離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也就更近了一步。借用當事人的話就是,“希望大家不僅僅關注楊局長個人的處理,還要更多去關注官員工資公開制度的推進。那樣的話,即便貪官不微笑,他也逃不了”。

六、自然之友與重慶綠聯會等告陸良化工鉻渣污染索賠案

【案情】2011年6月,云南陸良化工廠將五千余噸的重毒化工廢料鉻渣非法傾倒在曲靖市麒麟山區,致珠江源頭南盤江附近水庫水體遭到嚴重污染。同年8月,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重慶綠色志愿者聯合會委托公益律師前往調查取證,向曲靖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曲靖市環保局中途加入原告之列)。10月19日,法院正式受理本案。2012年5月23日至24日,法庭組織雙方進行了證據交換。此后,本案在法庭組織下進入調解程序。12月6日云南省環保廳對被告的歷史鉻渣治理工作通過了階段性驗收。12

月28日,在法庭組織下,雙方初步達成調解協議草案:被告愿意承擔環境侵權的全部法律責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險和環境修復的法律責任與經濟責任,同時愿意接受包括原告在內的公眾監督及第三方審核。

【點評】環保意識的興起是近年來中國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與2012年發生在啟東、什邡等地的以環保為動因的群體集會不同的是,云南曲靖的環境污染事件,人們選擇了公益訴訟,通過司法尋求正義。這些環境污染侵權案件訴訟今年也正好呼應了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內容。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環境公益訴訟,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違法行為或不作為,使環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將遭受侵害時,法律允許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會團體為維護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訴訟。《民事訴訟法》修改前,因為欠缺具體的法律規定,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不明確,對于侵害公共環境權益的案件不能提起公益訴訟,受害者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有效維護,生態環境也不能得到應有地保護。不少污染糾紛因不能及時通過司法途徑解決而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利因素,有的甚至成為污染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有輿論稱,“該案的成功立案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這意味著公益訴

訟終于開始破冰。”但是,公益訴訟依然處在摸索階段,同時,社會組織參與公益訴訟還必須克服法律專業人員稀少、經費短缺、取證困難等諸多障礙。因此,社會組織的弱勢地位必須改善:如建立制度,保證評估費、律師費、調查費等;政府信息應當公開,解決取證難的問題;建立鼓勵性措施,使得公益機構保持持續的訴訟熱情等等。總之,民事訴訟法修訂已經為此開了一個好頭。

七、溫嶺幼師虐童案

【案情】2012年10月24日當天,網絡上流傳一張幼兒園女教師以拎耳朵的方式虐待學生照片。后查明,顏某自2010年在溫嶺城西街道藍孔雀幼兒園工作以來,多次對幼兒園學生以膠帶封嘴、倒插垃圾桶等方式進行虐待,并拍照取樂。而在顏某的空間里,被網友搜出的有關幼兒園照片多達702張,不少是虐童的照片。其中一張圖片說明為“活該”,當有網友評論建議她“刪掉這些照片”時,她回復稱:“沒事”。網上流傳的用雙手拎起幼童雙耳照片,是今年10月上旬,顏某在實施該行為時,要求同事童某幫助拍攝的。相關照片在網上曝光后,當事老師顏某即被辭退,并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點評】我們在迷茫,一個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幼兒教師為何以虐待兒童為樂?雖然案件已過去,但其罪

名引發很多社會爭議,“為何不是故意傷害或虐童罪”而是定“尋釁滋事罪”?國內以前虐待兒童的案例除非打死打傷否則罕有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因為刑法中沒有專門的虐待兒童罪的罪名,對虐待兒童的行為定性也是模糊的,如要啟動刑事追訴程序需要找罪名,通常司法機關懶得找也不太容易找到,但此次浙江溫嶺警方是個例外,不但主動去找罪名,而且還找到了,盡管這個罪名有些爭議。在國外,虐待兒童的行為是法律的高壓線,而在我國則是一條虛線——雖形式上禁止但定性模糊且處罰疲軟。虐待兒童是靜悄悄的犯罪,其身體傷害通常不嚴重而心理、精神傷害尤其是對成長的負面影響是巨大和長遠的。如果不對虐待兒童作刑法上的單獨評價與定性并確立嚴厲的刑罰后果,此類行為必然層出不窮。溫嶺虐童事件性質之惡劣超出常人忍受的限度,足以引起有孩子在幼兒園就讀家長的恐慌,警方打破虐童非死傷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慣例是值得期待的,期待此案能夠創造一個沒有死傷后果的情況下追究虐待兒童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判例。關于尋釁滋事罪名,溫嶺虐童案基本符合:主觀上具有追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動機,客觀上有隨意毆打他人的行為。但至少也有兩點牽強:毆打對象是特定關系人——學生;行為實施地為相對封閉的教室,犯罪侵犯的客體主要還是兒童的身心健康而非社會管理秩序,但這已是相對最合適的罪名及可基本成立的罪名。但是溫嶺虐童案以尋釁滋事罪刑拘當

事人的隱憂也讓大家再一次看到了“口袋罪名”的威力——盡管用這個“口袋罪名”來裝顏艷紅這樣的人多少有些快意人心。在復雜的心情中,我們也還是要祈禱刑法中的“口袋罪名”不要隨便裝人。當然,除了法律上的思考外,我們也應看到對于“黑幼兒園”與“黑幼師”這一現象的監管失范以及如何加強對教師職業道德的評價等問題都需要我們去思考。

八、湄公河中國船員遇害案

【案情】2011年10月5日,13名中國船員在湄公河水域遭武裝分子槍殺,2011年10月15日中國成立湄公河案專案組,負責調查此案。2012年5月,專案組將制造湄公河慘案、盤踞“金三角”地區的特大武裝販毒集團首犯抓獲。2012年11月6日,該案在昆明市中級法院一審宣判,糯康等四名主犯被判處死刑,其余兩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死緩和有期徒刑八年。宣判后,6名被告人當庭表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本案是首例“外國人在境外針對中國人的犯罪”在中國法院依中國法律判決的案件。

【點評】一直以來,受到種種原因約束,如司法協助等國際合作方面的障礙等,外國人在境外針對中國公民犯罪的大案要案,并沒有按照我國刑法規定的那樣,順利地由中國

司法機關實質行使司法管轄權。也因為如此,此案最終形成的主犯糯康被判處死刑,使得此案成為我國司法主權的第一案。在國際化時代,中國政府對中國公民的域外權利保護面臨著新的挑戰。湄公河慘案的偵辦與審理堪稱完美,創造了中國司法史上的多個第一,是中國國際司法合作的經典之作。

九、賴昌星走私行賄案

【案情】賴昌星走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賴昌星走私普通貨物、行賄犯罪一案,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貨物罪、行賄罪,兩罪并罰,決定執行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違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繳。宣判后,賴昌星未提出上訴。1999年案發后,賴昌星畏罪潛逃至加拿大,后被成功遣返。

【點評】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更何況只是一個賴昌星。終于回到他的原點廈門,回想十多年前,是多么風光于沿海的他,外國潛逃日子過的很瀟灑嗎?無疑賴昌星案件的終結昭示著賴昌星走私時代的徹底結束。反思廈門“遠華案”,它將為我們今后在更廣范圍內開展反腐敗斗爭提供一些啟示。腐敗大部分都因經濟活動而起,我們要從實際出發反對腐敗,通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來制約和消除腐敗,只有這

樣,才能重樹法律在全社會的權威,重樹百姓的清廉信仰。另外,這一事件無疑對眾多外逃的腐敗分子和經濟犯罪人員敲響了警鐘,更彰顯了中國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

十、“毒膠囊”系列案件

【案情】2012年4月15日,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本期節目《膠囊里的秘密》,曝光河北一些企業,用生石灰處理皮革廢料,熬制成工業明膠,賣給紹興新昌一些企業制成藥用膠囊,最終流入藥品企業,進入患者腹中。由于皮革在工業加工時,要使用含鉻的鞣制劑,因此這樣制成的膠囊,往往重金屬鉻超標。經檢測,修正藥業等9家藥廠13個批次藥品,所用膠囊重金屬鉻含量超標。針對此事件,2012年4月21日,衛生部要求毒膠囊企業所有膠囊藥停用,藥用膠囊接受批批檢驗。2012年4月22日,公安部通報,經調查,公安機關已立案7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9名,刑事拘留45人。

【點評】從硫磺熏制生姜是行業潛規則,到潲水油煉制食用油成油脂行業潛規則,再到這次有毒工業明膠生產藥品膠囊成該行業的潛規則,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有多少潛規則在危害公眾健康與安全?常言道:“是藥三分毒”。可是現在的藥,已何止是三分毒。食品安全法律問題依然任重道遠。

第二篇:十大熱點案件

前言

今年年初,我在《檢察日報》上發表了對2000年熱點民事案件的點評,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今年,編輯又約請我對今年的熱點民事案件進行點評。我從今年媒體上報道的熱點民事案件中,篩選出了我認為最有影響的十件熱點民事案件,進行點評。應當說明的是,這種選擇和點評,純粹是個人意見,不代表任何人。對案件事實的描述,也都是依據媒體的報道,不一定完全符合案件的實際情況。因此,我把案件的當事人和時間、地點都隱去,只就簡要的事實進行點評,立意在于說明法理和觀點。如有不當,請有識之士指正。

第一案 最具創意的判決

——受教育權受到侵害案

案情:1990年,山東省某市中學生齊某參加中專考試,被一學校錄取為90級財會專業委培生。齊某所在的中學既未將考試成績通知齊,也未將錄取通知書送給齊某本人,卻送給了與齊某同一屆的另一名學生陳某。陳某即以齊某的名義讀完中專,被分配到金融單位工作,其在人事檔案中也一直使用齊某的姓名。此事在多年后東窗事發。1999年1月29日,齊某以陳某和她的父親以及原所在學校等數家單位侵害其姓名權和受教育權為由訴至法院,請求責令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16萬元和精神損失40萬元。據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請示,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害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指出:“陳××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依據憲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并造成了具體損害,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這起民事案件給司法機關提出了一個難題,即《民法通則》規定了姓名權的民法保護,但受教育權卻沒有規定。受教育權是公民的憲法權利,然而它是不是一個民事權利,值得研究。我國人民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時,一般不能直接引用憲法作出判決。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指出,在憲法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如果民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法院可以直接引用憲法作出民事判決。

點評:這是一件引起廣泛關注的民事案件。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國的普通法院是否有權適用憲法的規定,直接作出民事判決。

我認為,這是一個判得非常好的、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典型案例,對于保護自然人的合法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這就是,國家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應當適用部門基本法得到保護。而受教育權這種公民權利受到損害,損害的是民事權益,應當適用侵權行為法進行保護。假如沒有這樣的保護方法,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就不會落實。而在這個問題上,恰恰是憲法和民法之間出現銜接不當的問題。

事實上,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都是存在的。國外對于這種情況是有先例可循的。德國在戰后,修訂基本法(即憲法),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人格尊嚴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但是德國民法典對此沒有規定。德國最高法院在一個被稱作“記者投書案”的案件中,援引憲法的這一規定,作出了判決,用民法的手段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并將此案件作為判例,指導德國各級法院的審判實踐。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具有同樣的效果,這就是運用司法解釋的手段,規定普通法院可以援引憲法的規定,作出民事判決,保護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當然,有些具體問題還有待于深入研究。但這不能否認這一極為重要的判例的意義。因此,我把它列為2001年的民事第一案。

第二案 掌聲背后的道理

——“同居者”請求實現遺贈案

案情:蔣某與丈夫黃某于1963年結婚,婚后感情不合分居。1996年,黃某認識了張某,并與張某同居。2001年4月22日,黃某患肝癌去世。在辦喪事時,張某當眾拿出黃某生前的遺囑,稱她與黃某是朋友,黃某對其財產作出了明確的處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蔣某繼承,另一部分總值約6萬元的遺產遺贈給她,此遺囑經公證機關于4月20日公證。遺囑生效后,蔣某控制了全部遺產。張某認為,蔣的行為侵害了她的合法權益,按《繼承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她有權獲得黃某遺贈的財產。張某請求法庭判令蔣給付她的財產6萬元。

受理案件的法院審理認為,遺贈人黃某臨終前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其部分財產贈與原告,并經公證機關公證。該遺囑雖是遺贈人黃某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違法之處:按有關政策規定,該遺囑處分了撫恤金、住房補助金、公積金等屬于死者配偶的財產和夫妻共同財產,侵犯了蔣某的合法權益,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同時,公證機關在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進行公證,違背了有關法律規定,后又變更了遺贈人的真實意思,應根據有關規定撤銷其違法部分的公證。且黃在認識原告之后,長期與其非法同居,其行為違反了《婚姻法》的有關規定,而黃在此條件下立遺贈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蔣一直忠于夫妻感情,直到黃某病危仍悉心照顧,黃的行為侵犯了蔣的合法權益。故該院依法作出駁回原告獲得遺贈財產6萬元訴訟請求的決定。

據報道,該案件宣判后,1500余人的旁聽席上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點評:一個獲得熱烈掌聲的判決,就是符合法律的判決嗎?就是這個獲得了熱烈掌聲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評,不能不給人以深深的思考。這就是這個案件給人們的啟示。

看起來,判決認定黃某立遺贈遺囑的行為是違反公共秩序、違反法律的行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些道理是經不起推敲的。將自己的一部分遺產遺贈給與自己同居的人(即使是有的財產是夫妻共同財產,但也是要析產的呀!),對公共秩序究竟有什么違反呢?違反什么法律呢?這完全是對自己的私權的處理,完全是對自己所有財產的處理,完全是依照法律進行的民事行為,絲毫不具有對公共秩序的破壞,也絲毫不違反法律——這就是黃某遺贈行為的性質。至于在這個行為的起因上,是不是有違道德的問題,這確實是真實的。但是,在法律調整的范圍之內,法律具有絕對的權威,不能因為一個行為不符合道德規范而無效。法院維護的應當是法律,而不是道德。法院的判決貌似公正,但是實際上卻在違背法律,這就是破壞了民法的秩序,損害了財產所有權的威信,置《繼承法》的規定于不顧。這一判決維護的是道德,但是損害的卻是國家法治的尊嚴。

掌聲就能說明問題嗎?不然!這就是掌聲背后的道理。

第三案平等的生育權利

——“死刑犯”及其妻請求人工授精案

案情:浙江省青年婦女鄭某的新婚丈夫羅某供職于一家公司。2001年5月29日,因瑣事與公司副經理王某發生爭執,王某先打了羅某一耳光,并用榔頭打了羅某一下,之后,羅某與王某進行廝打,將王經理打死。檢察院將羅某起訴后,8月7日,一審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羅某死刑。一審判決宣判的第二天,羅某向高級法院提起上訴,而羅妻鄭某則向法院提出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請求:“讓我借助人工授精懷上愛人的孩子!”一審法院當即以此做法無先例為由,拒絕了羅妻的請求。羅某殺人案已進入終審程序。高級法院尚未對鄭某主張生育權的請求作出答復。

點評:應當說明,這個案件還不是一個民事訴訟案件,因為鄭某的請求沒有通過正式的訴訟渠道提出。但是這個案件的意義比一個真正的民事訴訟案件還有價值。

本案見諸報端以后,媒體普遍認為,羅妻鄭某的請求已經闖入了國內現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實踐的一個盲區,是立法上和實際操作中還沒有明確的一個問題。這就是,當夫妻雙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另一方即公民的生育權該不該受到保障?通過什么途徑得到保障?

對此問題,盡管眾說紛紜,但是基本的觀點不外兩種。其一,認為無論“死刑犯”還是一般公眾,都享有生育權,都有權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對于即將被執行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也應當保障其權利的實現。其二,認為“死刑犯”雖然享有生育權,但是其喪失了行使這個權利的條件,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盡管現代技術可以解決人工授精的問題,但現行法律沒有具體規定,況且也沒有先例,因而這種請求不能予以支持。

我支持前一種意見。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本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會責任。生育也確實是一個權利,無論國家的現行法律中是不是有規定,都是如此。在計劃生育的范圍內,任何人的生育權都是得到保障的。如果對一個人的生育權進行非法限制,甚至予以剝奪,那不僅僅是剝奪了人的權利,而且也剝奪了人類繁衍和社會發展的機會。“死刑犯”及其配偶也有生育權。這就是,他們是人,是我們這些高等動物中的一員。我們每一個人享有的權利,他們都享有。且不說其配偶,她(或他)并沒有犯罪,她(或他)理所當然地享有一切民事權利。就是“死刑犯”本人,在對他(或她)判罪的判決生效之前,他(或她)還是一個被告,而不是罪犯。在這個時候,他(或她)的權利是完備的。即使是有罪判決確定,在沒有被剝奪生命權之前,也就是沒有實際執行死刑的時候,他(或她)的權利也還存在,剝奪的也只是政治權利終身,民事權利并沒有被剝奪。如果有行使權利的條件,還是應當保證其權利的行使。

“死刑犯”作為在押犯罪嫌疑人,行使生育權有一定的障礙,這就是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無法以自己的行為來行使這一權利,不可能再通過正常的夫妻生活來繁衍后代。現代科學技術給人們行使這一權利提供了技術上的幫助,現代人工生殖技術完全可以在不違反監規的前提下,為“死刑犯”的妻子實行人工授精,圓其做母親的心愿,也實現了“死刑犯”的生育權,完成了其繁衍后代的愿望。

第四案 應當保護的權利

——因強奸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案

案情:1998年8月15日,26歲的王某參加了深圳某單位英語俱樂部舉辦的英語口語對話活動,并結識了美籍華人李某。當天下午,李某帶著王某來到他的住處,將王某強奸。王某向公安機關報案后,將李某抓獲歸案。李某后被法院以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隨后,王某向審理刑事案件的中級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精神損害賠償10萬美元,被法院駁回,理由是起訴理由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王某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不屬于物質損失,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王某上訴后,高級法院指出,王某的這種訴訟請求“應循一般的民事訴訟程序另行起訴”。2000年11月10日,王某向某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認為被告李某侵犯其貞操權,要求法院依據國際慣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判決賠償原告精神損失費45萬元人民幣。受審法院認定:被告的犯罪行為其實質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其侵害的直接對象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權和貞操權,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給原告造成終身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喪失,并由此導致原告社會評價的降低,對原告上述方面的損失,被告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節極其惡劣、犯罪時間持續長、原告又系處女、受損害的結果嚴重,因此判決被告賠償王某精神損害賠償金人民幣8萬元。

點評:貞操權受到侵害,可不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一個在理論上一直有爭論,在實踐上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個案件的判決告訴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貞操權是一個人格權。反對這個權利的,最主要的還是認為它的名稱問題,那就是要不要叫貞操權。很多人認為,規定貞操權,就是歧視婦女。這其實完全是誤解。貞操權就是人的性的尊嚴的權利,性行為和性利益支配的權利。規定這樣的權利,怎么會是對婦女的歧視呢?這恰恰是保護人的尊嚴的,男女都同樣進行保護的權利,尤其是對婦女更為側重保護的權利。

多年以來,我國法律對貞操權的保護,都是采用刑法和行政法的手段進行,沒有進行民法的保護。這是很大的欠缺。試想,侵害人的名譽權、姓名權等,受害人都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對嚴重的侵害貞操權,造成受害人極大痛苦的這種行為,受害人卻不能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之后,法院可以認定侵害貞操權的行為侵害的是其他人格利益,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判決援引這個司法解釋作出判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現在大概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意見,那就是,總在說要保護人的權利,總在說對人的權利保護不夠,但是真正對人的權利進行保護的時候,卻又要說三道四。面對這樣的意見,真不知道要說什么好。

第五案 評丑就是侵害名譽權

——網上評丑案

案情:2000年10月17日,網蛙公司在其“三九網蛙音樂網”舉行“國內歌壇十大丑星評選活動”,將臧某列為候選人之一,同時還有其他歌星共30人。評選活動同時在網易網站音樂頻道進行互動鏈接。11月13日,評選結果在上述兩家網站公布,臧某以16911票當選“十大丑星”之一,位列第三名。臧某認為,這兩家公司未經自己同意,擅自使用自己照片,并加文字介紹,將自己列為候選人,并在文中出現“要嫁就嫁臧某,但怎么也沒看出來廣大適齡未婚女青年有什么重大舉措”等調侃內容,并在評選期間遭到網民的隨意攻擊,兩被告的行為嚴重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權、名譽權,給自己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影響了自己的聲譽,構成侵權行為,故提出索賠經濟損失65萬元、律師費10萬元、精神損失20萬元及賠禮道歉等訴訟請求。網蛙公司與網易公司均認為,照片是在公開媒體上發表的,文中出現的文字內容也是事實,網民的評論與網蛙公司、網易公司無關,此次活動也沒有對臧某的聲譽與形像進行貶低,“丑星”是個廣泛的稱謂并非就是貶義,因此沒有對臧某構成侵權。法院一審判決認為,網蛙公司和網易公司在未告知臧某并經其本人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將其列為“國內歌壇十大丑星評選活動”的候選人,在“評丑”的前提下,又擅自加配了涉及人身的調侃性文字,并最終給臧某冠以國內歌壇十大丑星第三名的稱謂,侵害了臧某的人格尊嚴;同時對臧某照片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經營性行為,構成對臧某肖像權的侵害。法院判決,兩家公司賠禮道歉;共同一次性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1500元、精神撫慰金人民幣2萬元。

點評:“丑“是什么意思?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說,其一是地支的第二位;其二是丑陋、不好看,叫人厭惡或瞧不起,壞、不好;其三是戲劇角色行當,扮演滑稽人物。在這三個含義中,除了第一個含義之外,其余的都是貶義詞,或者具有貶義的成分,都不是對人的歌頌和贊揚。“丑星”雖然是“星”,但是仍然是“丑”的“星”,還是具有貶義。

這就是了。雖然是“星”,但是其限定詞是“丑”。說一個人是“丑星”,這就具有對人格的貶損。再加上大張旗鼓的進行評選,再加上在評選中的各種“調侃”和評論,這就構成了侵權,侵害的就是名譽權。當然,這個案件對原告的肖像權也構成侵權,也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本案原告認為判決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太低,我認為這倒不是大的問題,關鍵的是要確定這種行為是侵權行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案 網上的行為也要負責

——網上發帖侮辱案

案情:原告張某是一名漂亮女孩,網名“紅顏靜”,主持管理了e龍網站社區站點里的一個文學版塊。被告俞某以“大躍進”為網名,在e龍網站上網活動。去年11月某日,張、俞等網友在南京聚會交流,并打牌娛樂到深夜。回家之后,張某打開電腦,發現剛剛還在一起玩的俞某以“大躍進”的網名在公開版塊上發出侮辱她的帖子,稱“紅顏靜”是網上的“交際花”,以及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語,內容極為低下。張某當即回帖要求對方不要亂寫,侮辱他人。在此后的幾個月時間里,“大躍進”毫無收斂之心,在西祠胡同網站的“交叉線”等公開版塊發表了大量的帖子,侮辱“紅顏靜”,聲稱“我和?紅顏靜?有一腿”。同時“大躍進”還以另一網名“華容道”的名義發帖,對“紅顏靜”進行侮辱和誹謗。法庭查證被告的身份和行為屬實,經過合議認定,被告在明知對方網名和真實身份的前提下,在網站的公開版塊發帖,對原告進行人格侮辱和誹謗,故侵權事實成立。判決被告向原告在西祠網站上賠禮道歉,并賠償其精神損害賠償金1000元。

點評:我作為一個網絡法律人,支持法院的這一判決。誠然,網絡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人們在這個虛擬的空間中享有更為充分的自由,可以與網友進行更為廣泛的交流。但是,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延伸,而且在網絡社會活動的網民就是實實在在的現實社會中的人,并不存在絕對虛擬的網絡主體。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網民在網絡世界中進行活動,也必須遵守現實社會的法律,在現實社會中違反法律的行為,在網絡社會中實施同樣構成侵權行為,情節嚴重的,還可能構成犯罪行為,都要承擔法律責任。本案被告明知原告的網名和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在網絡上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誹謗,侵害了原告的名譽權,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第七案 政府更應當守信

——某公安機關懸賞廣告案

案情:某日,江蘇省某縣的一個鎮發生了一起殺人案件,案發后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該縣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湯某率隊到安徽省某村布控,并向該村村長李某通報了案情,說明:“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你們村出現,報案的給5000元,抓到人的給10000元。”李某后來抓獲了犯罪嫌疑人,縣公安局只給李發了1000元獎金,沒有兌現給10000元的承諾。李某于2001年2月9日起訴,將該公安局告上法庭,請求公安局依法履行懸賞承諾。該公安局否認其實施懸賞行為,湯某則認為他的懸賞只是一種玩笑,公安局不同意按照他的說法給付獎金。因而,該公安局拒絕履行懸賞的承諾。

點評:對于這個案件中刑警大隊大隊長的行為,有的認為是行政行為,有的認為是民事行為;有的認為應當兌現承諾,有的認為不應當兌現承諾。但是大多數人的意見是贊成按照懸賞廣告的意見處理,公安局應當兌現其承諾。

我的看法是,第一,大隊長的這種行為是職務行為。第二,大隊長的行為是一種民事行為,是產生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民事法律行為。第三大隊長實施的民事行為的性質符合懸賞廣告的基本特征,其性質應當是懸賞廣告。那么,對于本案就應當按照懸賞廣告的權利義務關系處理就是了。原告已經實施了懸賞的行為,他就有權請求兌現承諾的獎賞。公安局已經得到了懸賞的行為成果,有什么理由不兌現自己的承諾呢?

說到這里,就要說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政府守信。政府不守信,政令就不能暢通。今天公安局因為不兌現承諾懸賞的9000元,那就失信于民,下回你再說什么,百姓還信你的嗎?不信,就不會再按照你的意見辦,就不再擁護你。這樣,損失的是9000元大呢?還是百姓不再擁護你大?

第八案 荒唐的“選賊”活動

——班級選小偷案

案情:某學校某班級的一位同學丟了10元錢,有人懷疑是本班同學所為。在班長的建議下,由班主任組織,在班上進行了一場荒唐的選舉,通過投票決定誰是偷錢的“賊”。經過“選舉”,將“賊”選出來了,這就是被懷疑偷錢的那兩位同學。這兩位同學辯駁自己沒有偷錢,副校長竟說:你們有什么證據證明你們沒有拿同學的錢呢?

對于這個嚴重侵害學生名譽權的案件,經過該縣教育局處理,對在事件中負有直接責任的班主任老師給予了行政記過處分,對負有管理責任的副校長給予了嚴重警告處分,對負有領導責任的校長也給予了警告處分,同時將此事的處理結果通報全縣教育系統。

點評:這件案件沒有經過訴訟程序,還不能就說是一個民事案件,但是,從法律上,選舉某人作“賊”的行為,就是侵權行為。

這種侵權行為侵害的就是兩位同學的名譽權。法律保護名譽權,就是保護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保持自己的這種社會客觀評價,不使社會對自己的這種客觀評價因為他人的行為而降低。兩名同學本不是偷錢的“賊”,而是一個遵紀守法、安分守己的學生,他們有權保護自己的這種社會評價的“值”維持在穩定的水平上。由于“選賊”的行為,使他們的這種社會客觀評價,因被誤認作“賊”,而使穩定的“值”大大降低,因而名譽受到了損害。這種侵害名譽權的行為,是嚴重的侵權行為,由于發生在學校,又是有組織進行的,其性質更為惡劣,損害結果更為嚴重。行為人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當然,民事權利和民事訴訟權利都是權利人自己的權利,行使不行使,是由自己決定的,他人不能干涉。兩位同學是不是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追究哪個侵權人的民事責任,完全在他們自己決定。法律給了他們這種保護自己權利的權利,可以通過行使自己的權利,保護自己的名譽,保護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因此,兩名同學可以自己決定,究竟應當怎樣辦。

第九案 網站有權縮減免費郵箱的容量

——新浪郵箱縮水案

案情:原告來某在新浪網站免費郵箱自愿明確接受網站服務條款后,與被告四通利方公司之間締結了電子郵箱服務合同,免費使用新浪網站郵箱服務業務。后來,新浪網在網站上公開聲明之后,變更了服務條款,將50M郵箱容量調整為5M。來某認為新浪網站的行為違背了網站服務條款的承諾,屬于違約行為,起訴要求四通利方公司承擔違約責任。

法院審理認為,新浪網服務條款作為雙方締結的電子郵箱服務合同的組成部分,對雙方當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四通利方公司作為新浪網北京站的運營管理者,已經事先通過新浪網北京站服務條款,明確而清晰地告知原告獲得了免費電子郵箱服務,在變更服務條款之前進行了聲明,履行了服務條款中變更條款內容的說明和提示義務,是正當合理地行使其依據合同享有的對合同內容加以變更的權利,縮減郵箱容量不屬于違約行為。法院判定原告有關確認四通利方公司擅自變更合同內容為違約行為的主張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的支撐,故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點評:在網站郵箱使用問題上,應當認定為合同關系,受到合同法的調整。新浪網站對原告申請注冊新會員的要約行為作出了承諾,這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即成立合同關系。至于免費郵箱是否“免費”問題,盡管原告認為網站免費郵箱實質上屬于有償合同,但是,一個根本的事實就是,原告在使用網站郵箱的時候確實是不交費的,因而應當認定免費郵箱服務合同是無償合同。在一個合同中,判斷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無償和有償,具有重要的價值。在有償合同中,接受報酬的一方應當承擔較高的注意義務,而在無償合同中,無償提供服務的一方承擔的注意義務相對較輕。按照服務協議的條款,新浪網站有權變更合同的內容。新浪網站依據該約定,對郵箱容量進行縮減,沒有違反合同的約定,屬于正當行使合同變更權,是合法的、符合合同約定的行為。因此,法院的判決是應當支持的。

第十案 還能造出什么“權”來?

——傷嘴侵害“親吻權”案

案情:2001年6月1日晚10時許,被告吳某駕駛的一輛奧拓汽車將陶女士撞傷。事發后吳某既沒有對現場進行保護,也沒有對她進行搶救。經群眾報案,陶某被送至市人民醫院搶救。醫生診斷為:“車禍造成上嘴唇裂傷,全身軟組織挫傷、門牙折,腦震蕩。”當月14日,交警部門對事故認定為:吳某系酒后駕車,對事故負全責。陶某后經省法醫學鑒定中心評定為十級傷殘。車禍后,陶某經常出現短暫失憶,思維判斷出錯;兩顆門牙折斷既影響身體的完整性,又損害了撕咬食物的功能。由于嘴唇的原因,她再與丈夫親吻時常常感到害怕、有排斥感,嚴重阻礙了她與丈夫的感情交流。她認為,作為妻子,不能與丈夫感受親吻時醉人的甜蜜,作為人母,也不能像往常一樣滿足女兒的“索吻”。在律師的幫助下,陶某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吳某賠償其身體權、親吻權、健康權、財產權等損失人民幣3.9萬元人民幣。

點評:一個“親吻權”概念,令法學界為之驚詫,學者無不檢討自己的“無知”,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權利存在!

按照常識,任何一個權利,尤其是作為絕對權的人格權,總是要由法律明文規定的。就是一個準備新創造的,并且有可能成為新的人格權的權利,也要具有一定的“資格”,符合一定的條件,才能夠成為現實的權利。這就是,確定人格權也要講究“規格”。不符合規格的任何人格利益,都不能成為一個具體的人格權。

確認一個具體的人格權,要解決的是一個權利所“主管”的范圍,就是這個權利所調整的人格利益的范圍。受害人的嘴受到傷害,侵權行為侵害的就是健康權,就是人體的各部位功能協調一致的發揮受到損害。一個侵害健康權,就什么都齊了,還要增加那些“親吻權”之類的“勞什子”干什么?

“親吻權”的問題就出在了“因事設權”上面。難道嘴有什么功能,人就享有什么權利嗎?嘴還有吃飯的功能,要不要再增加一個“吃飯權”呢?說到底,這就是一個“泛權利論”在作怪。在當前,確實有一種偏向,就是什么什么都叫“權利”。主張或者創造“泛權利論”者,如果都是為當事人著想,也就罷了;如果還有另外的什么意圖,就不好了。受害人不是法律專家,不懂什么是權利,什么應當是權利;但是搞法律的,基本的常識應當懂得。

第三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經典案件(范文)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http://www.tmdps.cn 2011-1-6 9:11:15 來源:人民法院報

本報評出2010十大典型案件

本報北京1月5日訊(記者 韓 芳)由本報編輯部首次評選的2010十大典型案件今天與讀者見面。這十大案件為本報2010年刊登的,相對而言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為社會公眾所關注;案情疑難復雜、審理難度大;審判結果有重大突破或借鑒作用的典型案件。

這十大案件分別是: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律師李莊偽造證據妨害作證案、南京副教授聚眾淫亂案、河南平頂山9·8礦難案、謝晉遺孀訴宋祖德侵害名譽權案、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受賄案、廣東中谷糖業破產重組案、羅彩霞維權案成功和解、山西蒲縣原煤炭局長斂財數億案、上海泰夢公司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

十大案件的評選,力圖對2010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審理的各類案件,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做一次認真的梳理,以展現人民法官在過去的一年中,通過依法審理、執行的刑事、民事、商事等案件,為促進經濟社會穩定、健康發展提供司法保障所做出的努力。

應本報之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楊立新、劉俊海,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黎宏,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國祥分別為這十大案件做了精彩點評,對十大案件的典型意義和重大影響予以深刻詮釋。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① 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4月14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文強犯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文強提出上訴。5月13日至14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二審文強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駁回文強上訴,維持原判。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準重慶高院維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達了執行死刑命令,文強被依法注射執行死刑。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文強案的審結不僅是重慶2010年“唱紅打黑行動”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國掃黑除惡行動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筆,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作為本案主角的文強,是我國迄今為止所懲處的級別最高、角色沖突最為明顯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保護傘。

如果單就被懲處的貪腐官員的級別而言,文強不會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在他之前,更高級別的落馬官員并不在少數。但是,作為主管我國西南地區最大城市的社會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長,在長達十三年的任期內,在充當功勛顯赫、威震一方的百姓保護神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又干著收黑錢、充當保護傘的勾當;從被抓的當初,瘋狂叫囂:“你們不判我死刑就罷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沒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說出來,大家就等著一起死吧!”到臨終前老老實實地教育兒子“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會”。如此這般與主人公身份和一貫做派完全相反的呈現,所折射出來的非凡的戲劇性效果,難以不讓人側目。

文強案顯示,我國的掃黑除惡行動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在此之前,盡管各地也在實施打黑行動,挖出了一些背后的保護傘,但都是一些所謂的小官員,而很少涉及更大、更深的背景。

此次重慶打黑,挖出了一批“光彩照人”、尚在高位的高級官員,著實顯示了當局打擊黑惡勢力的氣魄和決心。

② 律師李莊偽造證據妨害作證案

北京律師李莊在擔任重慶涉黑團伙主犯龔剛模的辯護人期間,被龔檢舉,稱李莊教唆他編造“被刑訊逼供”的虛假口供。此后,李莊因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被起訴。2010年1月8日,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認定李莊教唆龔剛模作被刑訊逼供的虛假供述,引誘、指使證人作偽證,指使他人賄買警察作偽證,其行為妨害了司法機關正常的訴訟秩序,已構成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判處李莊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李莊不服,提出上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庭審期間,李莊撤回上訴理由,當庭認罪。二審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的定罪部分,撤銷了一審判決的量刑部分,以李莊犯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本案中所凸顯的一個問題是,辯護理念如何與人民法院的審判理念與時俱進。近年來,司法程序的價值已經逐漸被人們所意識到。認為在現代法治背景下,司法程序不僅能夠保障實體公正,而且越來越顯現出其相對于實體法及其公正結果的獨立價值,是法治發達程度的一個直接標志。這種觀念,在刑事裁判當中,尤為辯護人所青睞。因為,司法實踐當中,在案件定性的實體問題上做文章的空間并不大,但在程序上則很容易發現問題。而且,這種問題對于案件的審理來說,往往是致命的。實踐當中,常有這種情況:客觀上確實發生了某種被害,但由于司法機關在辦案程序上的疏忽,被辯護人抓住不放,結果導致該案因為程序不合法而難以認定,或者因為在期限屆滿之前難以補足證據,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程序上做文章,成為聰明的辯護人所常用的手段,而且往往具有一劍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國當今的現實偵查條件和司法環境之下,將程序的重要性無限拔高,甚至達到不惜犧牲實體公正的程度,這種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審判理念已經從單純地追求司法效果轉變為司法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情況下,多大程度上可行,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執著地糾纏訴訟程序上的細節,將司法機關的一點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至放大,從而使案件審理無法進行,最終只得宣告無罪或者撤案,李莊律師所一貫采用的這種辯護策略,在本次審理當中不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己處于被動地位的結局,就是明證。這恐怕也是法律人和新聞媒體對李莊案吵得不可開交,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邊看熱鬧的根本原因。

③ 南京副教授聚眾淫亂案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馬堯海建立了倡導“同好游戲”的QQ群,組織了數次所謂的“同好游戲”。22名被告人通過馬堯海建立的QQ群結識,結伙進行聚眾淫亂活動。2010年5月20日,江蘇省南京市秦淮區人民法院一審認定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眾淫亂罪。其中,馬堯海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二年零六個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處罰。馬堯海對公訴機關指控其聚眾淫亂的基本事實不持異議,但他對這種成年人之間自愿參加的性聚會是否構成犯罪,持有異議。一審判決后馬堯海提出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作出二審裁定,依法維持原判。

點評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江蘇省刑法學研究會會長 孫國祥

本案社會熱議的焦點既涉及到對聚眾淫亂罪構成要素的理解,也涉及到當下人們的性觀念沖突,秦淮區人民法院對該案的判決回應了這些焦點問題。

首先,判決確認了馬堯海等人的“性聚會”行為符合聚眾淫亂罪的構成特征。判決圍繞著聚眾淫亂罪的構成要素展開,其認定不但符合法理,也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尤其是判決對“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場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場所”的解讀,擺脫了那種機械主義的咬文嚼字,從立法原意以及社會生活的常識出發,緊緊抓住在同一時間、同一場所聚眾進行性活動的這一犯罪的主要特征,把握非常精當,認定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體現了法官較高的刑法理論水平,顯示其重要的理論價值。

其次,該判決也再次確定了對類似“性聚會”行為刑法否定評價的必要性。馬堯海等人“性聚會”通過現代傳媒方式聯絡,其影響廣,不但有損傳統家庭關系的穩定,有悖傳統的倫理道德,而且對社會治安和公共衛生都具有潛在的破壞作用(如艾滋病等性傳播疾病的蔓延等),現階段對該行為的刑法干預完全是必要的。性行為固然受道德的約束,但性行為也歷來是刑法所關注與調整的重要領域。馬堯海等人被定罪量刑,說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意終究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一判決,不僅對社會具有警示意義,而且對司法機關類似案件的處理也具有指導意義。

④ 河南平頂山9·8礦難案

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區四礦原礦長李新軍等4被告人為謀取非法暴利,拒不執行監管部門嚴禁該礦組織生產、責令停工整改等規定,在明知礦井存在重大安全隱患,隨時可能發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況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壞瓦斯傳感器,強令工人下井作業,致76人死亡、15人受傷。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李新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韓二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侯民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鄧樹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衛東

9·8平頂山礦難事故案件的判決結果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是因為,以往我國的礦難事故責任人都是以重大責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該起事故是我國首個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礦難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了重大責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了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這三個罪名具體到9·8平頂山礦難案件中,在犯罪的客體要件、客觀要件、主體要件的區別不是很明顯。9·8平頂山礦難案,為什么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責任事故罪或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定罪,關鍵在于李新軍等4名被告人的主觀心態。

重大責任事故罪和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都是過失犯罪,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一種過失心理;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是故意犯罪。該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隱患,不僅不采取措施解決,反而指使他人破壞瓦斯傳感器,強令大批工人下井作業,造成嚴重傷亡事故。其主觀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數人傷亡后果發生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破壞安全設施、強令工人下井、掩蓋安全隱患等一系列積極、主動行為;并最終導致了嚴重后果的發生。法院認定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平頂山中院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其從嚴懲處,準確體現了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人民法院這一判決,加大了黑心礦主的違法犯罪成本,必將對震懾犯罪、遏制礦難多發、保障廣大礦工的基本人權產生積極影響。

⑤ 謝晉遺孀訴宋祖德侵害名譽權案

著名導演謝晉遺孀徐大雯老人訴宋祖德、劉信達侵害名譽權,案件經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審理,一審判決:被告宋祖德、劉信達立即停止對謝晉的名譽侵害;在判決書生效10日內,在4家門戶網站首頁及全國6家報紙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開賠禮道歉的聲明;賠償原告經濟損失、精神損害撫慰金總計28萬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面對法院生效判決,二被告置若罔聞,拒不執行。5月19日,靜安區法院在媒體刊登執行公告,責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時到法院報到,履行義務,否則將依法強制執行。當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權威和輿論壓力,到法院交納了執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號稱“大嘴”,以敢于說話揭露文藝圈的“丑聞”著稱。我也看過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確實說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無所顧忌。當時我還說,這些被暴露隱私的人怎么就沒有人出面維護自己權利的呢?

本案的爭議不在于保護受害人的隱私權,而在于保護名譽權。怎樣區分兩種侵權行為的界限,在于毀壞的是權利人的評價,還是暴露權利人的隱私。本案的原告主張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實,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對此也不能舉證證明所述的事實是真實的,因此,這就不是涉及隱私,而是涉及評價。原告對此主張被告的行為侵害了謝晉的名譽權,證據充分,一審和二審法院均確認被告構成侵權責任,承擔侵權責任,適用法律正確,受到各界的支持。針對被告“絕不道歉、絕不賠錢,絕不改變”的態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決。最終,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誠認錯,執行生效判決。

在我們的社會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評,另一方面是對于正當批評暴跳如雷,拒絕接受。依我所見,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發不正當社會現象,針砭時弊,批評謬誤,值得稱道;但在很多時候,他確實是在暴露他人隱私,或者無中生有地誹謗他人。進行社會批評應當遵守批評的規則,不能暴露他人隱私,更不能無中生有地誹謗他人。超越正當批評的界限而誹謗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隱私,都構成侵權責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社會歡迎直言批評,但強烈譴責對他人名譽、隱私無所顧忌的惡行。應當特別肯定受訴法院在本案中的態度,是非分明,立場鮮明,并且最終使侵權人認識錯誤,認真執行生效判決。這樣的法律適用結果特別值得贊賞!⑥ 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受賄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陳紹基利用擔任廣東省公安廳廳長、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政法委書記、廣東省委副書記、廣東省政協主席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或者伙同其子陳子翊、情婦李泳(均另案處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959.5萬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決陳紹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陳紹基未提出上訴。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在持續多年的反貪腐斗爭中,落馬者不乏陳紹基一類的位高權重之輩,有過之者也不在少數。但在2010年,陳紹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為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陳紹基是2010年全國范圍內所查處的最高級別的官員之一,也是廣東改革開放30年來首位落馬的正省級高官。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定期宣布貪腐案件就成為國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時,在全國各地大案要案不斷涌現的情況下,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試驗區和前沿陣地的廣東政壇相對風平浪靜,一直沒有什么爆炸性新聞。此次,對多年把持廣東司法大權的陳紹基貪腐案的審結,為這段歷史畫上了一個句號,也對廣東政壇為什么一直風平浪靜有了一個交代。

二是陳紹基案當中所顯現出來的官官勾結、官商勾結的網絡化、系統化特征值得關注。傳統的貪腐案件,是掌權者利用對方有求于己的狀態而乘機敲詐或者收受財物,往往是一對一的單線的權錢交易,當事人之間往往是一錘子買賣,事情辦成之后可能就到此為止,沒有下文。但是,從陳紹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實來看,這種傳統的一對一的權錢交易方式已經為另一種政商勾結的網絡化、系統的“利益傳送”方式所取代。在這種方式當中,官商之間儼然一個利益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部,政商糾合尋租、相互進行利益輸送,共同發財,被告人的受賄很難具體說清到底是來自哪一個人的哪一筆。這種系統性腐敗行為,和傳統的權錢交易行為相比,不僅損害了國家公職人員的廉潔性,敗壞整個官場的道德風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權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團所綁架,腐蝕瓦解國家整體的法律秩序,進而對統一的政治法律國家的統治秩序形成潛在的威脅。

因此,陳紹基案中所反映出來的現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關注的重點。

⑦ 廣東中谷糖業破產重組案

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號稱“廣東糖王”的廣東省湛江市龍頭企業中谷糖業集團,因資金鏈斷裂而不能清償到期的巨額債務,集團法定代表人墜樓身亡,廣州、北京、山東等地的債權人蜂擁追債。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考慮到30多萬蔗農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將拖欠蔗農的2454萬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資產中進行分配,由投資人另行出資全額清償。這一方案最終贏得投資人恒福糖業集團的認同,并在債權人會議上一致通過。中谷糖業集團破產重整債權清償會議于2010年9月15日在湛江舉行。按照《破產重整項目投資合同》的約定,恒福糖業集團將第一筆投資款4.065億元和2454萬多元蔗農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賬戶。第一次清償的款項,包括全額受償的1142余萬元工人工資,國家1615萬余元稅費足額上繳;抵押債權100%受償,普通債權受償率達28.3%,均先領取一半。其余款項將在第二次清償中支付。至此,涉及粵桂兩省30余萬蔗農、2260名糖廠職工、410戶債權人,確認債權額19億多元的中谷集團及其下屬公司整體破產重整案初步畫上句號。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俊海

根據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破產重整安排,中谷糖業拖欠蔗農的2454萬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資產中進行分配,由投資人另行出資全額清償,體現了能動型司法和服務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產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為。破產重整的方式豐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種形式。關鍵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維要創新。在不傷害重整企業的債權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產重整的投資人負責清償蔗農債權,就跳出了破產重整企業可供分配資產的圈子,找到了解決農民債權清償的新資源。因此,要大力建設學習型、研究型法官隊伍。

也許有人會問,法官為何特別重視蔗農的利益保護?答案很簡單,蔗農的權益雖然在性質上界定為債權,但人數眾多,涉及千家萬戶蔗農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經具有社會公共利益的性質。對于具有社會公共利益性質的債權,人民法院理應旗幟鮮明地予以保護。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對于涉及“三農”領域的破產重整案件予以特別關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細胞。企業的健康與否直接牽涉到債權人、消費者、勞動者、供應商、當地社區和其他許多利益相關者。因此,企業維持原則是現代商法的一條基本原則。即使企業達到破產界限,也要盡量避免走向破產清算程序,并盡力把破產企業引向破產重整的陽關大道。中谷糖業破產重整的方式既保護了蔗農的合法債權和種植甘蔗的積極性,也維護了重整企業的存續與運營,還兼顧了投資人和其他債權人的合理利益訴求,可謂多贏之舉。

⑧ 羅彩霞維權案成功和解

2004年9月,在時任湖南省隆回縣公安局政委王崢嶸的操作下,他當年高考成績為335分的女兒王佳俊,冒用湖南省邵東縣一中高中畢業生羅彩霞之名,被貴州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專業錄取。2009年3月,羅彩霞在申辦開通網上銀行業務時被拒,隨后確認為高中同班同學盜用自己身份證信息。此后,羅彩霞以姓名權、受教育權受到侵害為由,將王佳俊、王崢嶸、楊榮華、邵東一中、縣教育局、貴州師大、貴陽市教育局、唐昆雄等8被告告上法庭。去年8月13日,羅彩霞被冒名上大學案在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案件由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法院合議庭人員異地在長沙審理。4個多小時后,羅彩霞與各方達成和解協議,被告王崢嶸一次性給付羅彩霞賠償金4.5萬元,原告放棄對各被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羅彩霞的案件在受理和審理中,始終受到各界的關注,經過多方調解,終于在當事人之間達成調解協議,各方均皆大歡喜。據我所知,受訴法院調解這個案件花費了巨大的力量。法院領導親自出面,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雙方當事人能夠真誠面對,化解矛盾,增強團結。代理律師也做了很多工作,終于調解達成協議,將這個輿論關注熱點的案件調解解決,體現了和諧社會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人民法院審理民事糾紛案件注重調解的原則。對此,各方都很滿意。

在本案的審理中,也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在調解中,天津法院移師湖南開庭,固然有方便當事人訴訟的優點,但確實也有增加訴訟成本的問題。二是調解達成協議的賠償結果,與羅彩霞主張賠償的數額相差較大。三是在調解過程中,當事人只有羅彩霞出庭,被告方基本上都是律師在出庭,因此,達成調解協議基本上是原告與被告的律師在協商,不敢說這就是從根本上化解了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因此,本案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第一,調解是否會以犧牲受害人的利益為代價?第二,一個普通的民事爭議案件動用大量的司法力量去做極為艱苦的調解工作,為的就是這樣的一個調解結果,是否特別值得?第三,一個普通的侵害姓名權民事爭議,結果被炒作成一個特別敏感的案件,是沒有道理的。這就是一個普通的民事爭議處理,如果能夠這樣認識,案件的受理和審理就不會有這些波折。

⑨ 山西蒲縣原煤炭局長斂財數億案

“山西蒲縣原煤炭局長家財數億,有35處房”的主角郝鵬俊出資成立的蒲縣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在與蒲縣遠中洗煤廠等22家企業業務往來中,銷售原煤直接收取差價而不進行申報,逃稅1871萬余元,逃稅額最高占到應納稅額的82%。2006年8月至2008年1月,采用虛構、夸大、騙取等手段,兩次超限額購買炸藥共63.5噸、雷管19萬多枚。

2010年4月15日,山西省蒲縣人民法院對該縣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逃稅案一審判決:被告單位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判處罰金9860萬元;公司實際控制人、蒲縣煤炭局原黨總支書記郝鵬俊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貪污罪,數罪并罰,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郝鵬俊之妻、蒲縣民政局原副局長于香婷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兩被告人各處罰金8500萬元;于香婷之弟、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小紅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5600萬元;追繳被告單位逃稅款1871萬余元和郝鵬俊贓款48萬元上繳國庫。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本案之所以為人所關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被號稱為山西煤焦領域反腐“第一案”;二是屬于被查處的級別最低即科級干部中的億元貪官。但是,這種說法,明顯具有新聞炒作的色彩。被稱為“億元貪官”的郝鵬俊案中,盡管郝鵬俊“家財過億、富可敵縣(其所在的山西蒲縣)”,但其中,被認定以貪污、挪用手段所得的只有區區幾十萬元,其上億家財主要來自其一邊當監管煤礦安全生產的政府官員一邊當煤礦幕后老板的所得。

郝鵬俊案表明,切斷官煤勾結的利益鏈條才是消除礦難事故的最有效手段。近年來,由于礦難頻發,煤礦安全生產問題便成為引人注目的社會問題,雖然黨和國家對此一直予以高度關注,也出臺了嚴厲的措施加以防范,但違規生產依然屢禁不絕。其中原因,除了經濟上高額利潤的驅動讓一些小礦主鋌而走險之外,更多地恐怕還是官煤勾結的制度缺陷和監管缺位,讓一些違法礦主有恃無恐。盡管各級政府一再發文,禁止公職人員參與煤炭經營,但是,制度上卻難以防范政府官員表面上退出但實質上控制煤炭企業經營的情形;同時,監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媒體披露,郝鵬俊擔任地礦局、煤炭局主要領導十幾年期間,多次被群眾舉報,也經歷了多次專項整治,但其主要違法違紀問題均沒有得到及時處理。這些多少都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在這種背景之下,司法介入也就不足為奇了。近年來,在人民法院內部,能動主義司法觀逐漸流行。在國外,也有類似做法。總的意思是,司法機關應當從當前社會治安現狀、立法目的、社會訴求等諸多因素出發,動態地適用刑法,考慮如何讓刑法為社會服務。我國當前的司法能動主義和國外的理解之間有無關聯,不得而知,但其主旨則如出一轍。在當前官煤勾結屢禁不止的現實之下,能動地適用刑法,找準合適切入點,及時介入,斬斷其二者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系,保障社會的平穩運行,雖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⑩ 上海泰夢公司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

2005年2月,30歲的武漢人周娟注冊了上海泰夢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雇用了親戚李之召、張偉等人,通過互聯網買賣企業信息、公民個人信息,大肆在網上公開“叫賣”他人的身份證號、手機號、賬號、住址等“私密”信息,內容涉及房產、汽車、金融、娛樂、IT等行業,受害者遍及男女老幼,甚至連剛出生的嬰兒也沒能幸免,公民的個人信息被隨意掌握和交易高達3000余萬條。周娟事后在公安機關交代,自2005年至案發時止,她個人獲利高達100萬元。8月5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對涉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李之召等10名被告人進行開庭審理。法庭作出了一審判決,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其中9名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至拘役六個月,緩刑六個月不等,罰金4萬元至1萬元不等,另有1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處罰。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這是一個刑事案件,是2009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七)之后判決的一個典型案例。李之召、張偉、張修等人非法獲取股民資料、機動車車主、銀行客戶、保險客戶、高收入人群名單等公民個人信息高達3000余萬條,在網上非法賣給他人,觸犯了該修正案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確定他們承擔刑事責任是完全正確的,保護了公民的隱私權。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這個案例是以刑罰為手段保護公民隱私權的典型案例,因此,借此案討論一下個人信息以及隱私權的法律保護,也非常有意義。

我們每天都收到無數垃圾短信,電子郵箱里也堆滿了各種垃圾廣告。對此,我們都在懷疑,我們的個人信息究竟是怎樣被他們得到的。這個案例給了答案,就是這些違法行為人的惡行造成的后果。奇怪的是,出現這樣的問題,卻沒有對這些人予以法律制裁的良策,特別是沒有更為有力的民事制裁。

對侵害個人信息的侵權行為民事制裁不力的原因,很多人認為是立法不足,保護個人信息必須專門立法,否則就無法進行保護。我看不是這樣,還是對個人信息和隱私權保護的認識不夠。個人信息是隱私權的內容,法律保護隱私權,就保護了個人信息。200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第25條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隱私權的范圍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這個條文雖然還不是法律,但它明確告訴我們,隱私權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私人信息包括在內。侵權責任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隱私權是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民事權益范圍,侵權責任法當然就保護個人信息不受他人侵害。因此,未經本人同意,非法收集、竊取、買賣他人信息,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都是侵權行為;情節嚴重的,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這些規定都十分明確,必須堅決執行,否則就無法遏制侵害個人信息行為的繼續蔓延和發展,公民的隱私權就無法得到保障。

第四篇:2013年十大精品案件

2013年十大精品案件茂名市委原書記、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羅蔭國受賄案

羅蔭國利用擔任上述職務的便利,受賄共人民幣862萬元、港幣1318萬元、美元40多萬元及豐田牌轎車一輛(價值人民幣35.5萬元)、房產一套(價值人民幣51萬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共人民幣2565萬元、港幣2823萬元。后被中山市中院判處死緩。廣州市公安局原黨委副書記、副局長何靖受賄案

何靖單獨及伙同其妻受賄約700萬元,日前被省高院終審維持了無期徒刑的判罰。3 深圳市醫療衛生系統“5·14”專案

深圳檢察機關在該專案中共查處了深圳市婦幼保健院原院長(案發前系深圳市中醫院黨委書記)侯慶中、深圳市婦幼保健院原副院長劉壽桃、深圳市南山區人民醫院原院長張德仁等醫務工作人員和行賄人員共43人。侯慶中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6個月,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30萬元。劉壽桃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20萬元。張德仁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2萬元。連州市委原副書記羅門生受賄案

羅門生先后多次收受連州市開發補充耕地工程承包商給予的賄賂共人民幣119萬、港幣20萬元,被韶關市中院判刑5年。廣州市城管綜合執法局番禺分局原局長、政委蔡彬受賄系列案

“房叔”蔡彬先后利用任職便利,多次收受他人以現金和超出股本分紅方式賄送的財物約合人民幣275萬元,被以受賄罪判刑11年6個月。廣州市民政系統貪腐窩案

2012年,廣州市檢察院查處了廣州市民政局領導干部腐敗系列窩案14人,其中原局長李治臻因受賄被判刑13年,副局長許千里因行賄、受賄、挪用公款數罪并罰被判刑14年。東莞市交通局虎門分局原局長黃平等24人系列職務犯罪案中山市公安局小欖分局原局長林金滿受賄案

林金滿原是中山市公安局小欖分局局長、小欖鎮副鎮長。他利用擔任該局局長的職務便利,受賄人民幣83.7萬元,港幣22萬元,美元2000元;2012年12月被中山第一法院判刑8年。佛山市禪城區祖廟街道原黨工委書記鄭年勝受賄、挪用公款案

鄭年勝在擔任佛山市禪城區祖廟街道黨工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款1億元,并向企業主索要好處費人民幣900萬元。在擔任順德區陳村鎮鎮長期間,向企業主索要好處費人民幣1200萬元;在擔任禪城區祖廟街道黨工委書記兼佛山名鎮功能區管委會主任期間,利用其分管禪城區名鎮項目工作的便利,收受劉某某賄送給的好處費人民幣160萬元。2012年12月廣東省高院終審以挪用公款罪、受賄罪判處鄭年勝死緩,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佛山市高明區公路局原局長譚文雄受賄、私分國有資產案

譚文雄利用擔任上述職務的便利受賄800余萬元。以發放獎金的名義,私分國有資產共1167萬元。因犯受賄罪、私分國有資金產罪,被佛山市中院判刑16年

第五篇:2013年十大熱點案件

2013年十大熱點案件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 劉仁文

■北京大學教授 王 新

■清華大學教授 黎 宏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楊立新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黃京平■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洪道德

目 錄

一、***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1

二、浙江張氏叔侄強奸再審無罪案........................................................1

三、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案....................................................................3

四、華為公司訴IDC濫用市場地位壟斷案............................................4

五、李某某等五人強奸案........................................................................5

六、劉志軍受賄濫用職權案....................................................................6

七、長春盜車殺嬰案................................................................................7

八、廣西龍江河鎘污染案........................................................................8

九、海南“校長帶女生開房案”..........................................................10

十、雷政富不雅視頻案..........................................................................11

一、***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 劉仁文

2013年9月22日,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提出上訴后,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原判。

***案的依法審理,我認為取得了以下三個好的效果:

一是表明了我們黨和國家依法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展示了反腐敗既要打蒼蠅又要打老虎的實際行動,對進一步推動我國的反腐工作有積極意義。當我們看到曾經風光一時的***站在審判席上接受審判和宣判時,相信大家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會有一種切身體認,也相信會對社會上的其他貪腐分子產生一種震懾感。

二是法院嚴格遵循新的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訴訟程序,讓證人出庭作證,控辯雙方充分質證、充分辯論,保證了被告人的各項訴訟權利。這是我國刑事審判日趨規范化、科學化的重要見證,對推進我國刑事法治具有標本意義。

三是法院通過微博直播等方式及時公開,使國內外關心和關注此案的人第一時間知曉事實的本來面貌,這樣就讓真相跑在了謠言的前面,掌握了主動權。此案說明,不管多大的案件,不管多么神秘的案情,公開都沒有風險,而且公開也是讓法庭審理接受社會監督、使法院的判決獲得公信力的最重要渠道。

二、浙江張氏叔侄強奸再審無罪案

■北京大學教授 王 新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張輝、張高平強奸再審案公開宣判,撤銷原審判決,宣告張輝、張高平無罪,分別支付國家賠償金110余萬元。

該案是2013年受到公眾廣泛關注的一起冤假錯案。近年來,此類被糾正的錯案較多,諸如河南的趙作海案、湖北的佘祥林案、云南的杜培武案等,形成冤案的原因也存有相似之處,需引起我們的再度反思。

與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相比較,在本案的偵查、審理過程中,也存在刑訊逼供、重口供輕物證等問題。從證據適用來看,一審和二審法院均排除有利于被告人的關鍵證據,認定有罪的證據只是二人的有罪供述,間接證據也極不完整,并沒有形成有效的證據鏈,缺乏對主要案件事實的同一證明力。這無疑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以來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原一審、二審的過程中,法官認識到張氏叔侄很有可能沒有犯罪,但迫于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仍然作出有罪判決。這在形式上解決了糾紛和平息了民眾的怒火,卻是以犧牲個案公正作為代價的。因此,如何協調法院的社會職能與審判獨立之間的矛盾,是引導還是簡單順從公眾的樸素情感,也是我們從本案中必須意識到的深層問題。

司法機關主動糾錯的工作值得肯定,但通過張輝、張高平叔侄的冤假錯案,我們可以看出刑訊逼供等非法搜集證據行為的恣意橫行、適用證據規則的不完善和司法工作人員保護人權觀念的淡薄。因此,我們深思的是應如何總結教訓,正確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堅持“疑罪從無”的裁判原則,增強司法工作人員的人權保護意識,從源頭上避免刑事冤案錯案的發生,發揮刑法的保障人權機能,讓刑法真正成為“犯罪人的大憲章”。

三、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案 ■清華大學教授 黎 宏

2013年9月27日,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上訴案二審宣判,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駁回上訴人王書金上訴,維持一審判處王書金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河北高院判定:王書金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所提王書金主動供述石家莊西郊強奸、故意殺人案系其所為,應屬重大立功的意見,法院不予采納。檢察官所提王書金的供述與石家莊西郊強奸、故意殺人案在一些關鍵情節上存在重大差異,石家莊西郊強奸、故意殺人案不是王書金所為,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的意見,予以支持。

王書金強奸、故意殺人案終于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處王書金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的形式落下了帷幕,引發眾多法律人以及新聞媒體長期關注的“聶樹斌案”的討論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這起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庭審過程中檢察官與律師角色的錯位。通常,律師作為辯護人,其職責是證明或者說明自己的當事人無罪或者罪輕,而作為相對方的檢察官的職責則是說明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但在本案的審理當中,卻出現了角色互換的情形,即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一直意圖說明自己是某件強奸殺人案件的被告人,而檢方卻極力證明那個案件不是被告人所為;二是其與另一起已經被執行的死刑案直接相關。本案中的被告人王書金的有罪要求如果被法官認可,則與本案“高度疑似”且已被執行死刑的另一起案件即“聶樹斌案”就將屬于冤案。

盡管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認為,王書金就是“聶樹斌案”的真兇。但至少從眼下的材料來看,這種觀點難說有道理。在法庭上,一切事實的認定都是以證據為基礎的。在王書金案二審的法庭上,檢方以“聶樹斌案”的尸檢報告、現場勘

查筆錄等證據為依據,就王書金供述與“聶樹斌案”情況進行對比,提出四點“關鍵情節上的重大差異”,說明王書金自認聶案真兇的“立功”表現并不成立。在此情形下,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可能就有些不合適了,其已經不是一個以理性的法律思維為基礎的確信。人們或許會對王書金案在庭審上的控辯雙方立場的錯位進行質疑。但不要忘了,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對有罪的人進行控訴,保障無罪的人不受追訴,監督法律的公正執行也是其本來職責之一。因此,這種質疑的合理性值得懷疑。

四、華為公司訴IDC濫用市場地位壟斷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楊立新

2013年10月28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華為訴美國無線廠商Inter Digital 美國交互數字公司(下稱IDC公司)壟斷一案作出終審判決,判定美國IDC公司構成壟斷,賠償華為公司2000萬元。據悉,華為公司于2011年12月6日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對IDC公司的反壟斷訴訟。

華為公司訴美國IDC公司反壟斷訴訟案,勝在華為公司敢于和善于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受訴法院的法官具有國際視野,敢于和善于依法維護中國公司的民事權益。

在知識產權領域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國企業,在強勢的知識產權巨頭面前,應當依照法律規定,接受權利人的權利要求,承擔應當承擔的義務。但是,權利并不必然產生壟斷,反壟斷法不反對企業取得支配地位,但反對取得這種支配地位的企業濫用這種地位,侵害他人的權利。IDC公司利用其具有的這種支配地位,實施不公平的高價銷售行為,侵害了華為公司的合法權益。華為公司在這種形勢下,敢于拿起反壟斷的法律武器,采取訴訟手段,保護自己的權利,值得稱道。同時,華為公司熟練掌握知識產權法律規則,正確提出訴訟主張,確保自己的訴訟主張符合知識產權法保護規則的要求,保護好自己的權利。

審理本案的兩級法院的法官,表現了高水平的理論修養和準確適用法律的能 4

力。涉外民事訴訟難度大,要求高,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困難多,知識產權的涉外民事訴訟更是如此。本案一、二審法官全面審查案件的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依照我國反壟斷法等法律規定和國外反壟斷法的規則,正確認定IDC公司濫用支配地位,對華為公司實施不公平定價的行為缺乏正當性、合理性的事實,認定其實施了不公平的高價銷售行為,構成壟斷,同時認定華為公司主張IDC公司對必要專利一攬子許可構成捆綁搭售行為不構成壟斷行為,據此確定IDC公司構成侵權并承擔賠償責任。這樣的判決結果,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符合國際知識產權的保護規則,展現了中國法院的法律適用水平。對IDC公司在美國提起的華為公司侵權的主張,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裁決華為公司不構成專利權侵權的結果,也佐證了中國法院適用法律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五、李某某等五人強奸案 ■北京大學教授 王 新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3年9月26日對李某某等五人強奸一案作出一審判決,李某某等五人均因犯強奸罪獲刑,其中,李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李某某上訴后,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經二審,李某某等五人強奸上訴案被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自案發以來,該案在社會上引發了軒然大波,關注度之高、影響力之廣是前所未有的。

雖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李某某的辯護人均選擇作無罪辯護,但基于控方提供的證據確實、充分,法院認定五名被告人違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強行與其發生性行為,均已構成強奸罪,故從案件的裁判來看,本案的焦點是量刑問題。在事實認定上,由于五名被告人構成“二人以上輪奸”,故應適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規定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檔次,并且依據《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的規定,在10年至12年有期徒刑幅

度內確定量刑起點。除王某外,本案其余四名被告人均為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根據我國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的規定,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判決中,法院綜合考慮全案情況和各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向被害人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等因素,決定依法對李某某從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對其余三名未成年被告人減輕處罰,并對其中兩名未成年被告人判處緩刑,這在法律適用上符合刑法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的有關規定。可以說,這樣的判決做到不枉不縱,既沒有受到輿論的干涉,也未簡單地順從公眾的樸素情感,維護了法律的公正和尊嚴。

另外,在此案的審理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該案涉及被害人的隱私和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屬于不公開審理的范圍,卻被網絡和媒體鋪天蓋地地炒作與評論。值得注意的是,媒體在初期對李某某案進行報道時,并未隱去李某某的姓名,且就李某某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進行事無巨細的報道,以吸引公眾的“眼球”,這已違反了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有關規定。因此,如何在實踐中合法地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進行報道,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六、劉志軍受賄濫用職權案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 劉仁文

2013年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受賄、濫用職權案作出一審宣判,判處劉志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劉志軍沒有提出上訴。

劉志軍是2013年反腐中法院審理的又一只“老虎”。說實話,看到他出庭時那副衰老的樣子,以及他在庭上長達10多分鐘的哭訴,我多少對他有點同情。

劉志軍擔任鐵道部部長期間,正值我國高鐵建設提速、鐵路基礎設施大幅改

善之際,應當說他為我國的高鐵建設作出過貢獻。但法律無情,功歸功,過歸過,他應當對自己的腐敗行為承擔法律責任,這是一個法治社會的必然邏輯。劉志軍的大肆腐敗,也恰恰源于他所在行業快速發展、手中握有大量資源,而“一把手”的權力又不受有效監督和制約。這樣的教訓已經屢見不鮮了,多少地方出現過“大樓蓋起來、貪官倒下去”的悲劇。

為避免這樣的悲劇繼續發生,我們只有篤信“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燈泡是最有效的警察”,并采取切切實實的具體措施來防患于未然。

七、長春盜車殺嬰案 ■清華大學教授 黎 宏

2013年5月27日,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備受社會關注的“長春盜車殺嬰”案作出一審宣判,以被告人周喜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5萬元。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5萬元。被告人周喜軍和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訴。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我國,對什么樣的罪犯應當判處死刑,即死刑的適用條件,一直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但何謂“罪行極其嚴重”,則沒有明確的說明。司法實踐當中,就故意殺人案而言,一般來說,無故殺死一人的,就可以說是“罪行極其嚴重”,達到了適用包括死緩在內的死刑的最低要求。但是,如果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話,則還必須考慮眾多的其他因素。如: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的處罰通常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案件,會對被告人

判重刑直至判處死刑;在公共場所針對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實施的殺人,通常會被重罰;經過精心策劃、有長時間計劃的殺人犯的主觀惡性通常比激情犯罪、臨時起意殺人較深,要從嚴懲處。但是,對于自首的故意殺人,除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的,一般不考慮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些都是能夠查到文字出處的死刑適用條件。

但是,周喜軍案則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與上有所不同的死刑適用標準。該案中,被告人在看到一輛沒有上鎖的汽車之后,順手偷走,在駕車離開現場的過程中,因為發現車后座的嬰兒啼哭,覺得心煩,于是將其掐死,埋在路邊的雪地里,之后迫于輿論的強大壓力而自首。在本案中,對于被告人而言,應當說,對其不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有利因素還是不少的:臨時起意的盜竊、激情殺人、自首、初犯。但法院考慮到以下因素:犯有數罪、被害對象是屬于弱勢群體的嬰兒,采用的手段極其殘忍;即便說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但屬于自知無處可逃情況下的被迫自首,因此,最終還是判處了被告人死刑并立即執行。

從這個案件的審判結果來看,在當前動輒行兇、戾氣彌漫的社會氛圍之下,對于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司法機關有趨于重罰的傾向。

八、廣西龍江河鎘污染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黃京平

2013年10月1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廣西龍江河鎘污染事件中兩名瀆職官員環境監管失職、受賄上訴案,并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同年7月16日,柳州市柳北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

環境監管失職罪、受賄罪數罪并罰,對二人均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近年來,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霧霾天氣、飲用水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逐年增加,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揮之不去的一個惡魔,其中越來越多的污染事件是由于監管機關工作人員不負責任、監管不力造成的。污染一旦形成,極易激起民憤,社會危害性嚴重,依法應予從嚴定罪處罰。

刑法第四百零八條規定的環境監管失職罪,是指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行為。本案中兩上訴人“工作中嚴重不負責任,不認真履行監督管理職責”導致此次鎘污染事件,污染不但造成大面積水體污染、魚類死亡,截至2012年2月2日(污染水源此時尚未完全清除),官方統計數字顯示本次污染事件所致損失高達2450萬余元,同時造成下游的柳州市市民的恐慌情緒,破壞社會秩序,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根據相關司法解釋,本案后果符合法律規定的“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情形,結合二人的工作職責范圍、犯罪時主觀方面等犯罪構成要件,依法認定二上訴人犯環境監管失職罪符合事實和法律,量刑適當,體現了罰當其罪。

依據2012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三條的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犯罪并收受賄賂,同時構成受賄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瀆職罪和受賄罪數罪并罰,本案實行數罪并罰是有法律依據的。此外,2012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檢例第8號指導性案例——楊某玩忽職守、徇私枉法、受賄案,也是對本案定性和適用數罪并罰的重要依據。該案例確定的規則(案例要旨)為:一是負有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認真履行其監管職責,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結果發生的,其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的,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二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犯罪并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同時構成受賄罪的,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第四款有特別規定的外,數罪并罰。本案二上訴人的行為構成環境監管失職罪,同時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所監管企業人員的財物,又構成受賄罪,依法應當數罪并罰。

如前所述,環境監管失職犯罪近年來呈上升趨勢,民眾反響強烈。本案的查處和審理過程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于法有據,是依據刑法打擊環境監管瀆職犯 9

罪的很好的一個范例,有力地安撫了受害人情緒,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九、海南“校長帶女生開房案”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洪道德

2013年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備受社會關注的萬寧市第二小學原校長陳在鵬、萬寧市住房保障與房產管理局原工作人員馮小松涉嫌犯強奸罪兩案分別不公開開庭審理,并依法當庭公開宣判。以強奸罪分別判處被告人陳在鵬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判處被告人馮小松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一年。被告人馮小松上訴后,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從陜西渭南教師王福榮強奸、猥褻兒童被判處死刑,到重慶開縣教師周成春強奸、猥褻兒童被判處死刑,再到海南校長開房案,兒童尤其是女童受侵害案屢屢發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對于本案中被告人陳在鵬和馮小松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個月和十一年零六個月,社會上爭議頗多,對于判處兩人死刑的呼聲也是此起彼伏。這反映了社會對于侵害行為的極度憤怒,但從事實本身和訴訟進展情況來看,刑事訴訟活動必須依據訴訟規則進行,這里依據訴訟規則所認定的法律事實不同于案件的客觀事實,法律事實是依靠證據來進行認定,依靠現有的證據只是盡可能的接近事實,但是無法將客觀事實無縫還原。

本案之所以引起如此關注,主要在于此案所引起的人們對于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幼女的保護以及教師這個群體特殊性的關注。教師本是學生成長的引導者和指路人,對于兒童的健康成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教師侵犯兒童案

件的發生讓人們對于教師素質和師德問題產生了質疑,這也凸顯了保護未成年人,尤其是保護未成年女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一方面,應根據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變化,對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教師法等相關法律進行修改和完善,健全兒童保護法律體系,從法律上為兒童的健康成長保駕護航;另一方面,嚴格教師準入制度,加強教師師德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設,提高教師素質,并逐漸形成以教育為基礎、以制度為核心的師德考核工作機制,切實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

十、雷政富不雅視頻案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洪道德

2013年6月28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不雅視頻官員雷政富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雷政富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30萬元,追繳雷政富受賄贓款316萬余元上繳國庫。雷政富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后,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雷政富受賄案在中國不是特例,但其反腐的形式卻有著其特殊的形式,此次事件從微博發起、傳播,而且此次反腐的快速也體現了自媒體的輿論效應,從網上爆料到重慶市紀委調查核實身份并立案調查,只用了63小時,并在第一時間向公眾公布案件進展情況,表明對此事的高度重視和關注,也表明政府對于腐敗的態度,給公眾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這凸顯了輿論和網絡等媒體在新時代反腐中的作用和力量,也為當代中國反腐提供了新的方式。

“物必先腐,而后蟲生”,腐敗問題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謀取個人

利益,從而侵犯國家公務員管理制度和公私財物的行為,這不僅影響了黨的聲譽,損害政府形象,更是對當前社會轉型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應當予以嚴肅查處。但傳統的查處方式由于存在著力量不足、渠道不通等問題,無法有效應對腐敗問題,導致政府反腐力度不足,效果不能盡如人意。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自媒體形式逐漸成為公民的主要活動形式,并影響著公民的日常生活,并應用到反腐斗爭中,使得人人都能夠成為反腐斗士,發揮了社會公眾的作用,加強了社會監督的力量,使社會監督的作用得到更好的發揮,極大地提升了反腐的效果,也催生了反腐形式的多樣性。這是網絡反腐與現實反腐有效互動形成的強大監督網,讓腐敗分子無所遁形,對于保證公務員隊伍的純潔性,促進官員清正、廉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網絡反腐雖然能夠成功地查處腐敗,整治貪官,凈化公務員隊伍,但這只是一種輔助手段,網絡反腐自身有著諸多缺陷,并非一種長效的反腐方式,更不能成為現實制度反腐的替代。唯有在現有的法律基礎上建立更加健全的法律體系,依法行政,加強權力監督,建立杜絕腐敗的長效機制,才是保證公職人員清正廉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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