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社會共治迸發新的治理模式

以社會共治迸發新的治理模式

——紀念楓橋經驗55周年

一個普通的江南小鎮，作為“楓橋經驗”的發源地，就從未離開人們的視線。而如今的中國社會，正大跨步走在發展和改革的加速道上，于是我們思索：是否可以摸索出更與時俱進的方式解決當下的群眾問題。

在諸暨市江藻鎮上，有一個“詹大姐幫忙團”，專門為群眾解決問題。而詹萍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這是一位做了27年計生工作的省優秀共產黨員，這是一位天天走進家家戶戶噓寒問暖的駐村干部。她熟悉村民們，村民們也熟悉她。遇到大大小小的問題，第一反應就是“找詹萍”；鎮村干部也喜歡找她，村里的人際圈和民情沒有詹萍不了解的。毫無疑問，這正是能夠解決群眾問題的好榜樣、好示范。于是江藻鎮政府將一些退休干部和志愿者加入進來，同時特地為詹萍騰出一間房作為“詹大姐幫忙團”調解室。讓“詹大姐幫忙團”發揮更好的作用。

魯迅先生說過，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需要有一批為民請命的“英雄”。以詹萍事跡向外延伸，我們可以想到，以楓橋經驗的傳統做法為契機，打造社會治理的新模式去解決困難點。這不僅僅包含政府引導的主推力，更應該從社會各個方面尋求治理的力量。以傳統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進行傳承，助推全社會共治解決現金更復雜、更多變、更多態的矛盾形式。

形成互聯網+時代的群策群力。以市場為主要力量，打造新型網絡化解決問題新方案。互聯網經濟時代，每個個體都是發聲器，每個個人都是自媒體。因此表達意見更加多元化，表達渠道更加多樣化，表達方式更加多維化。解決矛盾從互聯網提出問題一端向解決問題另一端直接傳輸，實現解決矛盾的“群眾少跑腿、零跑腿”。通過市場制作APP、網絡客戶端等方式讓群眾通過多對一上報問題，集中收集，集中處理。同時客戶端應予以設計專業評論區、評分區等，以群眾建議、專人反饋等多方面解決方法完善矛盾剛好解決方式。

多跑腿、多聆聽的共同參與。互聯網是冰冷的硬件載體，而能感動和被感動的說到底還是人。只有既重視硬件建設又重視軟件建設，既跟上與時俱進步伐又保持傳統優良，才能解決矛盾根本所在。因地制宜地效仿一些像詹萍大姐這樣的村民中的領軍人物，多一些重視小糾紛小矛盾的人才不會釀成大問題。選出一些代表鄉鎮進行試點，通過民意選出一些志愿者們，定期更換流動，讓村民共治來解決矛盾，共同鎮鄉建設增添一抹亮色。

政府引導建設的平安中國示范區。無論是啟動互聯網的新型模式，還是選取適合社會志愿者的親情加盟，終究是少不了需要促成、引導、管理的政府一方。新的社會矛盾不斷涌現、社會沖突日益增加，難免出現“跟不上”、“不會做”的情況，關鍵就在于正視現實，把問題一個個捋清楚，尋找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然后放到城市綜合治理的大盤子里來統籌考量。不要想著一招鮮吃遍天，該借助社會力量時也不要大包大攬，可以尋求社會共治讓管理跟得上新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沒有意識到的風險是最大的風險”。因此時時需要在網絡中進行監管，在社會力量中進行監督。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建立基本公共法律服務提供機制，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市的必備要素。同時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在人民調解中更加注重服務群眾，而且需要更加注重依法調解。

我們紀念楓橋經驗55周年，更多地不是為了回憶昨天，而是為了面向明天。小小的楓橋鎮因為楓橋經驗而成名，楓橋經驗的出現解決基層群眾最迫切的問題。而現在，我們呼喚新的治理模式，打造新一級經驗產生。正如當下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通過供給新的方法來滿足百姓的最新需求。我們希望并且也已經看到了曙光：基層治理方式正發生著深刻變化，城鄉差別正越來越小……見證著一個大國深化改革增進人民獲得感的決心與信心！

2017年8月5日

第二篇：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

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

教育治理是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利益群體和公民個體，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進行合作互動，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務的過程。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多元主體參與的共同治理，即“共治”。共治是路徑，善治是目標。善治的要素包括治理的有效性、回應性、穩定性，以及參與、公正、廉潔、透明、問責等。而善治本身也不是目的，善治最后的目標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教育之善治的最后目標是辦成“好教育”，好教育或者“善教”意味著教育領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共治并不必然帶來善治，但沒有共治必然沒有善治，共治所具有的內在優勢有助于達成善治。

在我國，治理和教育治理已經具有一定的政策基礎、實踐基礎、研究基礎，推進教育治理與過去教育改革思路一脈相承，與簡政放權、教育行政職能轉變、建設現代學校制度等是一致的，是對一直在進行的教育管理改革的深化。本文將對教育治理的特征、背景、價值目標、體系建構等予以探討。

一、教育治理的特征與背景

相對于以政府為單一主體的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治理有其顯著優勢——能更好地應對社會發展和教育發展對教育管理變革提出的挑戰。

（一）教育治理的優越性

教育治理的突出特征是多主體參與的合作管理、共同管理、共同治理。參與管理的主體已經不只是政府部門，而是包括各種非政府組織、各種社會團體、私人部門、公民個人在內的多元主體。治理不是作為單一主體的政府的統治和管理，而是多元主體參與的民主化管理。

治理與單一主體的政府管理不同，二者雖非截然對立，但至少有如下顯著區別。一是主體不同。政府管理的主體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乃至個人。這一變化意味著，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體，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對象；社會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也是治理的主體。二是權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權來自權力機關的授權，盡管權力機關授權從根本上說是人民授權，但人民授權畢竟是間接的。而治理權當中的相當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這便是所謂的自治、共治。三是運作不同。單一主體的政府管理的運作模式是單向的、強制的、剛性的，因而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常受質疑，其有效性常難保證。治理的運作模式是復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視，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教育治理是對傳統教育管理方式的超越，是教育管理民主化的集中體現，是教育管理的現代形態。因此，教育治理與教育管理并不是對立關系，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種高級形態。不能用“教育治理”的概念否定和取代“教育管理”的概念。

教育治理的優越性在于多元主體的民主參與。在教育治理的框架下，各種不同的教育利益訴求能得到充分表達，教育決策、教育政策與教育立法得到充分討論與論證，并從政治生態上消除了人治顯性或者隱性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教育治理具有顯著的民主化、法治化、理性化（科學化）特征，是教育管理現代化的重要表現。在教育治理體系中，國家機關、社會、公民不是對立對抗關系，而是致力于共贏善治的聯動合作關系。

教育治理所具有的優越性，是教育治理興起的邏輯前提。而社會發展、教育發展的新變化對于教育管理的挑戰，則是教育治理興起的現實基礎。

（二）教育治理的國際背景

自世界銀行1989?年在討論非洲發展問題時首次提出“治理危機”?以來，“治理”這個概念在國際學術界很快就流行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治理的著述大量涌現，治理理論成為當代政治學、行政學、管理學中的顯學。

治理的興起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福利國家出現政府管理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民族國家內部，政府被視為“超級保姆”，職能擴張、機構臃腫、服務低劣、效率低下，財政危機遍布各國，社會分裂和文化分裂同時出現。在這樣的背景下，治理作為一種既重視發揮政府的功能，又重視社會組織群體勢力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登上了歷史舞臺。二是與市場和調節機制發生危機有關。市場機制在發展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的同時，也會產生分配不公、外部化、失業、市場壟斷等失靈現象。因此，社會急需新的調節機制。這個新的調節機制就是治理機制。“單純的市場手段和單純的積極干預都不能實現對社會資源配置的高效率，治理就被認為是對付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重要機制。”社會組織的迅速發展也為多元治理的全面運作提供了動力基礎和體制化支援。

單一依靠政府或者市場都不能帶來善治。治理的興起是為了緩和日益復雜的社會事務與相對集中的公共權力之間的矛盾，治理試圖重新配置公共權力，通過向社會組織、私營部門等開放權力的方式提高國家管理的彈性與韌性。治理理論的魅力不僅在于其將民主、參與、協商、分權、責任、人權、平等、合作等諸多美好的價值融入其中，而且在實踐過程中展現出其相對于垂直統治的巨大靈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國家管理的成本與風險。因此，治理理論和實踐不僅被西方發達國家所推崇，且被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組織系統總結并向發展中國家推廣。

教育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必然會受到國家治理變革浪潮的影響。但教育治理的興起，并非只是跟在一般治理變革之后亦步亦趨的結果。教育治理有其自身特性與相對獨立性。從國際上看，教育中的政府單一管理與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問題，亦即教育管理中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是促使教育治理勃興的現實原因。

我國的教育管理和教育治理，也受到國際治理理論與實踐的影響。在我國，倡導教育治理，主要基于我國社會發展和教育發展對于教育管理的挑戰。

（三）教育治理的國內背景

西方發達社會的治理和教育治理，是建立在盡管政府發育（現代科層制）和市場發育（市場經濟）都比較成熟但卻“雙重失靈”的基礎上的。中國的治理土壤顯然不同于發達國家，我國的現代科層制和市場經濟都不成熟，因此，我國教育治理的制度基礎、目標設定、路徑選擇等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異。因此，在擴大微觀教育領域基層參與式民主的同時，還要致力于建設現代科層制政府、完善教育行政機構與職能，以及更好地規范市場并促進市場健康發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我國教育的促進人的發展及促進社會發展的能力亟待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教育管理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政府在教育管理中越位、缺位和錯位嚴重，學校辦學活力不足，利益相關者參與管理不夠等。我國已有的教育管理體制機制不足以解決現存的教育問題，教育管理改革勢在必行，政府教育行政職能亟待轉變。

現存問題迫使我們對傳統的政府理論進行反思，并對政府角色重新定位。應該認識到，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政府不是全能者，不應該壟斷對教育的管理權，應與社會、學校合理分權，只保留對教育事業發展起決定作用的重要事項的決策權和控制權，把原先由它獨立承擔的一些責任轉移給社會和學校，變強勢政府對學校的單邊管理為政府、社區（家長）共同參與的多邊管理和共同治理。因此，教育治理需以轉變政府職能為突破口，以構建政府、學校、社會新型關系為核心內容，旨在形成政府宏觀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社會廣泛參與的格局，更好地調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激發每個學校的活力，發揮全社會的作用。

二、教育治理的價值目標

教育治理的價值目標能夠為多元主體之共治提供方向和指針，化解在改革過程中一些主體所感到的迷茫、混亂和失落，使多元主體從中獲得方向感、認同感和歸宿感。概言之，教育治理的價值目標是辦成“好教育”，使教育領域公共利益最大化。亦即，使內在于又超越于多元主體利益之上的學生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以及社會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能得到最大化的實現。本質上是要求捍衛教育的公共性與公益性，解決教育中的公共利益被蠶食和侵蝕這一現實問題。例如，“應試教育”損害學生身心健康，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不利于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嚴重損害公共利益，需要大力治理。

教育治理的價值目標在于形成“高效、公平、自由、有序的新教育格局”，其中，“高效”包括高效能和高效率。教育治理的價值目標包括：教育效能、教育自由、教育公平、教育效率、教育秩序等五個方面。這五個方面，是“好教育”的具體表征，是保證教育領域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框架，也是衡量教育治理能力大小、教育善治與否的最終標準。

（一）教育治理的終極價值目標：提高教育效能，促進教育公平

教育效能是指教育目的的達成度，達成度越高教育效能越高。教育效能高低取決于教育對個人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貢獻。現代教育要為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服務。教育通過促進學生個人的發展，如就業能力、民主素養的提高等，促進社會的發展。教育效能的實質是教育質量問題。教育治理以教育效能和教育公平為根本價值目標，旨在解決突出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促進教育的平等性公平、差異性公平和補償性公平。

只有優質公平的教育，才能體現學生發展、社會發展的根本需求和長遠需求，才能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分數掛帥的“應試教育”，導致學生片面發展，頂多只是代表著學生和家長的眼前利益；城鄉間、區域間、學校間差距甚大的非公平教育，只是讓部分人享受良好教育，顯然沒有代表全體人民的普遍利益。

教育治理的意義在于，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使治理主體提高認知能力，明確教育質量目標，達成共識。特別是，要使學生和家長認識到：只有素質教育才能提高家庭的預期教育收益，才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從而動員、協同多種因素，提高教育質量。同時，教育治理通過建構多方利益主體共同參與的利益表達平臺和決策參與渠道，使各主體特別是弱勢群體能充分表達其利益訴求，遏制因公共權力的異化與弱化、權力與資本的結盟對弱勢群體受教育權益的侵害，使均等教育公共服務的提供成為可能，促進教育公平。

教育治理能有效增強對于教育質量和公平問題的回應性。在此基礎上，通過完善質量保障和公平保障機制，建立問責制，不斷提升教育質量與公平的水平。

（二）教育治理的重點目標與現實切入點：促進教育自由，增強教育活力

現代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教育自由是指教育主體在教育活動中所享有的自由權利。教育自由主要包括：學生受教育的選擇自由權、學習自由權、表達自由權，教師的教學自由、學術自由權，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必要的裁量自由權等。沒有這些教育自由，教育中的各主體就很難發揮積極性、自主性、創造性，教育就沒有生機與活力，教育質量與公平的目標就難以實現。教育治理應該積極維護教育自由。

教育治理本身體現了教育管理的民主性，體現出“管理的自由”，一些主體尤其是弱勢主體可以在多元治理體系中自由表達其利益訴求并行使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進而有助于制約行政權力的越位和錯位，有助于保護各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學生、教師和學校的法定權利與自由。治理中一些主體所享有的參與權利，可以用來有效保護自身的實體性教育權利與教育自由，可以用來遏制行政權力的濫用。簡言之，治理中的權利可以保護其他權利并制約行政權力，“教育治理中的自由”可以帶來更多的“教育自由”。

教育治理的目的不是束縛人、壓制人，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體現自由、擴大自由、發展自由、保護自由。

（三）教育治理的底線目標：提高教育效率，形成教育新秩序

教育效率是指教育資源投入與教育產出的關系。教育資源總是稀缺和短缺的，資源的合理利用有賴于有效的管理，提高教育效率是教育管理或者教育治理的重要追求。

教育秩序是一定的教育行為方式的固定形式，是對教育行為的偶然性、任意性、情緒化的超越和否定。教育秩序包括：教育教學秩序、教育從業者工作秩序、教育管理秩序等。沒有這些秩序，教育工作無從開展。教育治理的初級價值或者說基礎性目標就是定分止爭，規范教育行為，為教育帶來秩序。

教育效能（為了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公平、自由這幾個價值目標，具有明確倫理導向，本身就具有正面價值，值得期許和追求。相對而言，教育效率和教育秩序兩個目標是價值中立性的。教育效率和秩序，有正向的也有負向的。例如，某些學校在培養學生的考試技能方面能做到多快好省、很有效率，而一些學校在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方面卓有成效；某些學校內部管理中的專制高壓帶來了死氣沉沉的“秩序”，而另一些學校的民主參與帶來了充滿活力的秩序。教育治理所追求的無疑是正向的教育效率和秩序，而教育治理本身所具有的民主化、科學化特征，使得這種正向追求更易于實現。但教育治理本身由于多元主體的參與，容易導致“管理”本身的低效和無序。在教育治理體系建構的初級階段尤其如此。相對于已有教育管理體制而言，會有一定的甚至較多的效率與秩序損耗。在本質上，這個問題涉及民主與效率和秩序的關系。在傳統意義上，共同治理和民主管理需要更多的溝通、協商，決策過程更為漫長；從管理本身看，是缺乏管理效率的，遠不如個人決斷來得快。但民主是一種理性化、制度化的糾錯機制，它有助于達成共識、形成科學決策，從而有利于決策的執行，并最終帶來教育的“長期效率”，即反映個體發展與社會發展需求，反映公平訴求的效率，即與教育效能、教育公平相一致的教育效率。

教育治理所追求的秩序，不是高壓形成的，或者不求進取的“消極教育秩序”，而是自由公平、充滿活力、促進發展的“積極教育秩序”。不能因為追求秩序而犧牲學生的發展和學校的自主，犧牲教育的公平和質量。當前，需要特別關注和處理好“秩序與發展”的關系。與傳統的管理和統治相比，治理的目標將不再僅以防范和消弭矛盾、維護秩序為首要任務，而是要致力于實現“秩序”與“發展”主題的對接。［8］

三、教育治理體系的建構

教育治理價值目標的實現，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善治的達成，這些均有賴于教育治理體系的建構與完善。推進教育治理，關鍵是完善教育治理體系。［9］

教育治理體系要回答兩個基本問題：教育治理主體是誰，教育治理主體之間是什么關系。關系是指教育治理主體間的、在治理中的權利義務關系、權力責任關系。教育治理體系建構，既包括治理主體的結構變化，也包括主體間關系的制度安排。結構體系與規則體系共同構成了治理體系，結構驅動與規則驅動是建構教育治理體系的兩條線路。

教育治理是共治主體依據規則開展的教育管理活動，涉及管理的多主體、多層級、多因素、多環節。多主體包括政府、學校、社會組織以及教師、學生、家長等公民個體；多層級包括中央政府、多級地方政府、學校、班級等多個管理層次；多因素包括教育規劃、課程管理、教學管理、經費管理、人員管理、質量保障、督導評價等多項管理內容；多環節包括計劃、決策、執行、控制等多個管理流程。可見，教育治理體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管理體系，既涉及縱向與橫向，也涉及宏觀與微觀。但其核心是哪些主體能參與治理，以及參與治理的多個主體在哪個管理層級上、在哪些管理內容上、在哪些管理環節上具有決策權。

建構教育治理體系的關鍵是參與權、決策權的結構性調整。除政府外，有更多的主體參與治理，這些主體在更多的管理事務上有更高程度的決策權。這意味著政府必須向其他主體分權。在教育治理體系的建構中，必需的分權與必要的集權并不沖突，分權與集權是同步互補的雙重變奏，都有助于善治。

當前，我國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社會參與不夠，學校辦學自主權不夠，政府宏觀管理能力不足，學校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既需要政府分權，也需要集權；既需要學校自治，也需要學校內部的分權共治。

（一）教育治理中的政府分權

分權包括政府內部分權和政府向外部分權。前者主要指高層級政府向低層級政府的分權，特別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權；后者主要指政府向學校、社會和市場的分權。我國教育治理變革中的分權，主要指后者。

共治必然導致分權，原來政府作為單一管理主體所擁有的教育管理權力，要分解和轉移給參與共同治理的多元主體。這種分權主要包括政府向學校“下放”權力、向社會組織“轉移”權力、向市場“轉移”權力。這三者意味著教育行政職能的轉變。

1.政府向學校“下放”權力

學校成為自主辦學的權力主體。給學校自主權，實質上，是要求進行校本管理，是“以基層為本的管理”這一大趨勢的反映。以基層為本的管理，本質上，要求把決策權下放給基層，這樣做的理由在于基層更了解實際情況，能更有效率地迅速做出反應。給學校自主權，就是讓學校擺脫對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發展、自我約束、社會監督”的機制，凸顯學校的主體性，增進學校辦學的專業性，更好地滿足學生的教育需求，促進學生的發展。［10］

2.政府向各類社會組織“轉移”權力

由于政府失靈的存在，社會組織作為一種中間調節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彌補政府的不足，充當宏觀國家和微觀社會之間的一個中觀協調角色，在利益表達、利益分配、社會糾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教育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完善教育中介組織的準入、資助、監管和行業自律制度。積極發揮行業協會、專業學會、基金會等各類社會組織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3.政府向市場“轉移”權力

市場機制有時能夠發揮政府不能發揮的作用。例如教育券、擇校等市場機制，在一些地區對于提高教育效率就具有明顯效果，因為這些機制促進了學校之間的競爭，而競爭帶來了辦學質量的提升。另外，在土建、儀器設備購買、圖書采購中，實行嚴格的監理制度、招投標制度，也是對市場機制的引入，成效顯著。［11］

（二）教育治理體系中政府的主導作用與教育治理中的政府集權

共同治理是否意味著政府作用的削弱、衰退甚至退出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多方共同治理的體制中，政府依然發揮主導作用，政府充當的是“元治理”的角色。在社會管理網絡中，政府被視為“同輩中的長者”，它雖不具有最高絕對權威，卻承擔著確定教育發展方向、目標、標準的重任，為多方主體參與管理提供共同的行動目標和行為準則。［12］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由于長期計劃體制導致的學校自主管理、自主發展能力較弱，由于市場、公民社會和中介組織發育相對不成熟，就更加需要發揮政府在多方治理中的主導作用，以有效解決多元主體的利益分歧和目標分化，以及治理活動的碎片化和不可持續等問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并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13］

就像善治的前提是完善治理體系一樣，教育善政的前提是完善教育行政體系，即優化配置教育行政權力。配置包括縱向配置和橫向配置兩種形式。縱向配置是指各層級的教育行政機關權力的劃分，即權力的垂直性分割；橫向配置是指與教育行政機關同一層級的行政機關，以及教育行政機關內部的各類機構的權力劃分，即權力的水平性分割。

優化配置不只是分權，也包括集權。集權同分權一樣，是完善治理結構的重要內容，其重要性甚至優先于分權。［14］集權是提升治理能力、達于善治的必然要求，在我國尤其如此。在中國語境下，教育治理不僅有充分釋放社會活力、限制政府不當干預的意義，還有如何進一步改進和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的問題。當前，我國教育宏觀調控體系仍未定型，調控實踐面臨諸多矛盾，需要政府適度集權以克服教育改革分散化、碎片化的問題。在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之時，只要分權不要集權，只要分化不要整合，無疑是一劑“毒藥”。

集權是指某些教育行政權力的集中和強化。集權包括縱向和橫向兩種。在縱向集權方面，主要是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統籌教育發展與改革的力度。當前，中央政府要站在國家發展、國際競爭的戰略高度，前瞻性地統一領導和管理國家教育事業，制定發展規劃、方針政策和基本標準，優化學科專業、類型、層次結構和區域布局。省級政府要進一步加大對區域內各級各類教育的統籌：統籌管理義務教育，促進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合理分布，促進省域內職業教育協調發展和資源共享，合理設置和調整高等學校及學科、專業布局；并積極統籌推進教育綜合改革，促進教育區域協作，提高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在橫向集權方面，需要合理劃分同一行政層級中教育行政部門與人事行政部門、黨務組織部門、財政部門間的權責，加大各級教育行政機關統籌教育發展的權限，使事權、財權、人事權相對集中于教育行政機關，尤其是加大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即國家教育部對于同一行政層級的相關部委的統籌能力。

經過上述分權和集權改革之后，政府宏觀層面的教育治理體系將趨于完善。

（三）學校自治與學校內部分權共治

同相對宏觀的政府教育治理一樣，相對微觀的學校內部治理也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學校內部治理體系，其實質是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其要點有二：一是強調自治，二是強調共治。

學校自治是指，構建新型政校關系，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政府簡政放權，改變直接管理學校的單一方式，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切實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使學校真正成為獨立辦學主體，能夠自主管理、自主辦學。學校自治、學校辦學自主權源自政府向學校的分權，但就教育善治而言，政府分權到學校層面還不夠，某些學校可能會截留政府下放給學校的新增權力，學校管理甚至會更加專斷。因此，在學校內部需要“二次分權”，把政府下放給學校的權力進一步下放給教師、學生、家長等主體，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實行分權共治。

學校分權共治是指多元主體對于學校內部事務的共同治理和民主管理。學校內部管理機構、教師、學生、家長、社會組織、專家學者都可以成為學校治理的主體。學校的分權共治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完善集體決策制度

健全校內集體決策規則，完善決策程序，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避免個人專斷。凡是有關學校發展方向、基本建設、重大教育教學改革和師生切身利益的事項，要充分聽取利益相關者和專業機構的意見，要進行可行性評估，要進行集體決策。

2.健全師生參與學校治理的制度

健全教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充分發揮其民主監督和參與學校管理的作用。擴大教職工對學校領導和管理部門的評議權、考核權。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要積極拓展學生參與學校民主管理的渠道，改革完善學生代表大會制度，落實學生的民主選舉權、自主決策權；制定學生管理或者涉及學生利益的管理規定，要充分征求學生意見。積極探索師生代表參與學校決策機構的機制。

3.建立健全家長參與學校治理的制度

完善中小學家長委員會制度，通過班級和學校兩級家長委員會，使家長參與學校管理、監督學校管理，促進家校合作。家長委員會成員由家長民主選舉產生。學校實施采購校服、訂購教輔材料、組織活動、代收費用等直接涉及學生個體利益的活動，一般應由學校或者教師提出建議和選擇方案，并做出相應說明，提交家長委員會做出決定。

教育治理是多元主體參與的共同治理，民主化是其精髓。在教育治理中，民主既是目標，也是手段。我們堅信民主的力量，民主會帶來好治理（善治），會帶來好教育。

第三篇：“共建共治共享”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十九大回聲|專家談】“共建共治共享”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點贊十九大”系列評論（10）法制網特約評論員 周望

為適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新特點和新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相較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增加了“共治”提法，豐富了社會治理的內涵。報告還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候，“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明確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和美好前景。可以看出，十九大報告中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相關論述，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綱領，指明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方向、任務和實現路徑。完善社會治理機制體制

完善的社會治理體制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是符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發展要求的社會治理體制，契合不同主體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本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必然要求堅持黨的領導，要善于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優勢。政府在我國社會治理中具有顯著優勢，比如組織動員優勢、資源配置優勢、協調執行優勢等。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離不開政府的作用。2016年3月23日，中辦、國辦印發的《健全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規定》明確“各地黨政主要負責同志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第一責任人”；此后，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新工作會議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社會治理作為“一把手”工程來抓，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及時研究解決重大問題。

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并不是說黨委政府大包大攬，這與社會治理的實質是背道而馳的。社會治理意味著在發揮黨委、政府作用的同時，也要發揮社會和公眾的作用，形成公共權力和社會力量的協同治理。隨著社會的進步、技術的變革和權利意識的增長，社會組織（包括企業組織）和公眾在公共事務和社會治理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社會組織和公眾既是社會治理的成果享有者，也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如何發揮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作用，從傳統的“強政府、弱社會”走向“強政府、強社會”，是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關鍵之所在，潛力之所在，也是難題之所在。法治是社會治理的最優模式，是社會治理最可靠的長效機制。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一要完善社會治理領域立法；二要依法治權，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防止因不依法辦事、侵犯群眾合法權益而引發社會矛盾；三要健全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四要培育法治生活方式，在全社會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環境和自覺行動。

提高社會治理“四化”水平

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發展趨勢。

“四化”思想的形成有一個過程。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社會治理”理念以后，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2017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同志在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2016年10月，在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新工作會議召開之際，習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提出“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2017年9月，習近平同志在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表彰大會提出“推進社會治理系統化、科學化、智能化、法治化”。十九大報告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內涵概括為“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四個方面，要求“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需要指出，這一表述并不是對精細化、系統化、科學化等其他內涵的否定或排除。

社會治理社會化意味著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參與，實現政府與社會的優勢互補和良性互動。當今社會，已經不可能僅僅依靠單一力量就能治理好。而這正是社會治理價值之所在，因為社會治理的實質就是多元社會主體的共建共治，進而達致政府與社會的最佳狀態、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善治。社會治理法治化意味著把社會治理各項工作納入法治軌道，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社會治理難題。這既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因為在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社會治理智能化意味著科技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善于運用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手段破解社會治理難題，提高社會治理的預見性、精準性、高效性。社會治理專業化意味著尊重社會運行規律和治理規律，善于運用專業的隊伍、專業的方法、專業的精神提升社會治理效能。這是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社會矛盾和問題趨向復雜化的必然要求。注重社會治理體系建設 建立健全符合中國國情、具有時代特征的社會治理體系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重要內容。

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體系不斷完善，一系列基礎性制度先后建立。但是，制度建設仍然任重道遠。根據十九大的部署，要特別注重以下治理機制和治理體系建設：其一，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如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其二，健全公共安全體系，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弘揚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思想，完善安全生產責任制，堅決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發生，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其三，加快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依法打擊和懲治黃賭毒黑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其四，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其五，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其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農村穩則天下安”，要立足“三農”基本國情，發揮鄉（村）規民約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實現農村和諧穩定，夯實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基礎。綜上，我國的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化。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就是要不斷完善社會治理體制和社會治理體系，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作者系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立法與法治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第四篇：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1

一、扎實抓好黨建的基礎工作

通過學習教育，使黨員素質能夠明顯提高，干部作風進一步轉變，使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

（一）加強黨員干部隊伍思想政治教育，堅持“三會一課”制度。完善組織生活，保證在職黨員100%參加組織生活，離退休黨員每半年參加一次。

（二）抓好專題學習教育。在全局黨員干部中組織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專題學習教育活動。圍繞“嚴明政治紀律、嚴守政治規矩”的主題，通過開展集中教育活動，引導全局黨員干部掌握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的基本內涵和基本要求，深刻領會精神實質。按照上級統一部署，扎實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

（三）新形勢下的機關黨建研究工作，緊密結合熱點、難點和縣委中心任務，結合單位實際，開展多種形式的調研活動，不斷推進機關黨建科學化水平。每個黨支部要深入基層開展調研活動，每年保質保量完成一篇調研文章。

二、切實加強黨員干部隊伍建設

不斷創新方法，通過培訓、座談、組織參觀等多形式、多渠道抓好黨員學習、教育、鍛煉，努力提高黨員干部思想政治素質，加強黨員干部隊伍建設。

（一）進一步抓組織健全。加強“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黨組織建設。在加強黨員干部學習的同時，全面打造服務型黨組織。進一步規范組織管理和黨務工作程序，提高黨務工作者做好黨務工作的能力。

（二）進一步抓黨員發展。以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為切入點，規范發展黨員各項制度，嚴格按組織程序發展黨員，發展黨員做到有計劃、有步驟。20xx年繼續抓好入黨積極分子選拔培育，計劃培養1名入黨積極分子，并對入黨積極分子實行動態管理，同時按期做好1名預備黨員的轉正工作，努力把先進分子吸引到黨組織周圍，堅持做到成熟一個、發展一個，杜絕計劃外發展和突擊發展，把好質量關，確保黨員質量和水平。

（三）進一步落實黨建制度。嚴格按照基層組織建設要求，認真落實“三會一課”制度、“主題黨日”制度、黨員教育培訓制度、組織生活會制度、發展黨員制度、民主評議黨員制度、黨務公開制度等“七項制度”，使黨組織的生活正常化、規范化、制度化。

（四）抓好黨員民主評議工作。黨員民主評議是對黨員思想和素質的一次考驗，也是評價一名黨員工作的一項重要工作，通過評議活動，明確自身優缺點，對照自己，制定整改措施，為黨務工作又好又快發展打下基礎。

三、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提高黨員干部的自律意識

扎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把黨性修養和作風養成作為重要內容，深入開展反腐倡廉和黨風黨紀教育。認真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宣傳月活動。推進談心提醒關愛教育活動。組織全局黨員干部進一步學習《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等章程、條例、論述，對黨員干部經常性教育，做到懂法紀、明規矩，知敬畏、存戒懼。進一步優化黨風。大力開展機關作風整頓，深入查找機關干部作風上存在的各種“慢性病”，開展整治行動，努力根治機關作風頑疾。整治機關文風、會風，厲行節約，嚴禁鋪張浪費現象發生。

四、深入開展黨組織黨建服務活動

（一）深化“城鄉互聯、結對共建”活動，加強對聯系點、生態指導員和農村工作指導員聯系村的指導幫扶，幫助解決1個以上重難點問題。

（二）規范崗位服務。深化黨員示范崗、巾幗建功崗、青年文明號創建活動，引導機關事業單位黨員立足本職崗位履職盡責。組織窗口服務行業深化以亮權力清單、亮審批程序、亮辦事規范、亮干部身份、亮監督電話、亮群眾評價為主要內容的“六亮”活動，方便基層群眾辦事。

（三）拓展志愿服務。組織機關事業單位在職黨員到社區報到，開展以認崗位、認親人、認難題，深化“笑臉”行動、義務潔城、文明勸導、幫難濟困等志愿服務。

（四）扎實開展平安龍游創建活動。深入開展平安龍游創建活動，完善部門安全工作督查制度，按級分部門逐項落實安全穩定工作措施，每季或遇重大節日組織人員對安全隱患進行排查，發現問題及時整改。定期開展治安秩序專項整治，創造和諧安全穩定的環境。對存在隱患和問題要督促整改，推進安全主體責任落實到位。把信訪維穩等擺在重要位置，積極推進行政調解、普法工作。

（五）重視縣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提議案辦理。充分發揮規劃系統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民主黨派人士對城市建設管理工作的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作用，努力為民主黨派發揮作用創造有利條件，積極營造有利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充分行使職權的氛圍。認真做好各類提案的征集、回復和辦理工作。

五、加強群團組織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推進機關文化建設

（一）緊緊圍繞局中心工作，開展群團組織活動。建立健全工會組織，充分發揮工會會員應有的作用。團委要組織局系統青年讀書會，促進他們盡早成材。婦聯組織要大力開展和諧家庭建設活動，在保護婦女權利等方面做好工作。加強對離退休職工的關愛。加強對兩新企業黨建的指導。

（二）不斷豐富機關文化建設活動內容和形式，努力做到活動開展普及化、精品化、示范化。帶頭弘揚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各支部要開展豐富多彩、靈活多樣的活動，開展好愛國主義主題教育，形成愛崗敬業、積極向上、奮發有為的整體氛圍。使機關干部隊伍朝氣蓬勃，追求進步的意識不斷增強。組織開展機關黨員干部拔河、登山、跳繩和接力賽等活動，提高機關黨員干部的團隊精神和凝聚力。

（三）進一步推進機關黨風廉政建設。嚴格落實機關黨組織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進一步規范機關黨組織實施黨內監督的內容、程序和方法。組織機關黨員干部開展清正教育、警示教育。深入開展廉政教育，把廉政教育納入機關黨員干部培訓計劃，對入黨積極分子、新任黨支部書記和新黨員繼續開展黨風廉政教育課程，組織黨員干部開展旁聽法院開庭、參觀廉政教育基地等形式的廉政教育活動，引導機關黨員學廉文、看廉聞，使廉政教育真正入腦入心。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2

近年來，烏魯木齊市深化市域社會治理，打造平臺貫通、數據融通、服務暢通的市域社會治理智能化平臺，為建設平安穩定、人民幸福的智慧城市提供有力支撐。

社會治理信息資源聯網共享不足一直是制約城市智能化發展的瓶頸。針對這一問題，烏魯木齊市集中資源建設市域社會治理智能化平臺，改造提升“數據共享、統一監管、智能搜索、聯動指揮、監測預警、分析研判、行政問效”七位一體的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指揮中心和“一網統管”“一網通辦”的城市運行管理中心，接入交通運輸、寄遞物流、電商平臺等第三方社會數據，建成法人、電子證照、社會信用等五大基礎庫以及平安、交通、旅游、健康等主題庫，實現數據治理效益最大化，有效破除信息壁壘和數據孤島。

烏魯木齊縣水西溝鎮平西梁村以智治支撐為試點，依托村綜治中心，整合現有的信息化工作資源，按照“綜治中心+網格化+信息化”的工作思路，以綜治中心為核心，打造綜合性智慧“數字鄉村”指揮平臺，構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治理格局，以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全面提升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的質效。

9月16日，烏魯木齊縣委政法委綜治中心主任周凱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推進鄉村信息化建設，構建起便捷的群眾利益訴求和信息反饋渠道，有利于實現不同治理主體的協同聯動，提升農村社會治理效率。

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大巴扎街道辦事處大巴扎社區深入拓展網格化服務管理。該社區管轄的新疆國際大巴扎屬于綜合性人員密集場所，集文化、觀光、商貿、娛樂、餐飲于一體，是新疆旅游產品的匯集地和展示中心。

大巴扎社區以大數據、物聯網、虛擬實景等智能化、科技化手段為支撐，構建大巴扎智能社區，整合社區綜合治理平臺、智慧網格、智慧綜治APP等智能化應用服務平臺，通過一部手機和一個APP，實現網格發現、社區接報、街道吹哨、部門報到的閉環管理。

“作為重點消防場所，我們在大巴扎景區內配置了微型消防車，在大型商超和沿街店鋪安裝了消防物聯網設備。發生警情時，設備會自動報警。”9月24日，烏魯木齊市天山區大巴扎街道辦事處大巴扎社區黨總支書記白昀劍對記者說。

烏魯木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市區）政務服務管理局深化“放管服”改革，用智治提升辦事效率。

該局推動具有行政審批職能的單位100%進駐政務大廳，實現審批服務事項“一站式”辦理。目前，該區27個部門、564項政務服務事項進駐大廳，其中97。9%的事項實現“最多跑一次”，50。4%審批事項實現“不見面審批”。該局在大廳內設置“跨省通辦”和“一件事”綜合窗口，著力解決群眾辦事“多頭跑”“往返跑”難題，大力推行網上辦、掌上辦、咨詢辦、郵寄辦等不接觸辦理模式，及時發布窗口業務網上辦理流程、辦事指南，引導群眾網上辦理，大力推行商事注冊登記“零見面”審批，涉企登記事項“一窗受理、一網通辦、一次辦結”，實現由“群眾跑腿”為“數據跑路”，服務群眾效率和水平顯著提升。

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南湖南路街道辦事處旭東社區立足轄區老年人多、服務需求多的實際，積極搭建智慧平臺，為轄區老年人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醫療、護理服務。旭東社區聯合電信公司在電視界面首頁加入社區訂餐、社區資訊、便民服務、教育服務四個板塊，將小區周邊超市、菜店、理發店等97家店鋪資源置入其中，老年人只需在家操縱遙控器即可獲得上門服務，形成15分鐘居家養老生活服務圈。

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是增強各族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內在要求，近年來，烏魯木齊市依托智能化平臺優化政務服務，建成了市區兩級政務服務中心，實現網上服務集中提供、政務信息集中公開、數據資源集中共享，行政審批全流程基本實現“一網式”辦理，為群眾提供暖心服務，用智治增強群眾獲得感。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3

按照建筑工地及道路揚塵集中整治要求，進一步加強建筑工地管理，落實揚塵治理措施，實現“天更藍”的目標，我委對中小企業創業園建筑、拆遷等建設工地的揚塵進行了集中整治。活動開展以來，我委會同環保局、住建局對負責的26個工業企業進行了拉網式排查，將其中5個涉及拆遷、在建、擴建、改造項目納入檢查治理范圍。

一、主要措施

1、健全組織領導，責任分工到人。我委組織召開專題會議，明確整治目標和整治范圍，采取分組包干、責任到人，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定期通報整改進度，為揚塵控制工作的順利推進提供有力的組織保障。

2、營造宣傳氛圍，提升整治成效。工作人員每到一個工地，均就揚塵治理工作的重要性進行宣傳講解，同時利用制作宣傳展板、懸掛橫幅、標語等形式進行宣傳，促使項目負責人、建設單位、監理方和施工人員自覺遵照整治要求標準化操作，從源頭上減少污染，變整治為預防，變被動為主動，為揚塵整治工作的順利開展起到了打下了良好基礎。

3、細化整治標準，強化監督檢查。根據揚塵整治行動實施方案要求和調查摸底情況，研究細化整治標準。建筑工地做到工地管理規范化，修筑實體圍墻，硬化施工通道，綠化施工場地，設置使用沖洗降塵設施，規范堆放建筑材料，及時清理建筑垃圾，密閉盛放生活垃圾，濕化綠化臨時土堆，配備清掃保潔隊伍等。建設工地嚴格實行灑水降塵，合理安排混合料施工時序，及時鋪筑、壓實、覆蓋，設置沖洗臺確保凈車離場等。

二、工作成效

在相關單位的共同努力與配合下建設工地現場揚塵污染防治有了明顯的提高。對整改不到位的建筑工地下達了停工整改通知書并全力督促整改，目前各建筑工地整改取得了明顯效果。與施工單位等對接，不等不靠，積極協調，督促各責任單位及時清運建筑垃圾、覆蓋裸土，確保揚塵治理無死角。

三、下一步打算

1、加大聯合執法力度。建立聯合督查機制，積極對接相關部門，加強部門配合聯動，齊抓共管，共同加強多部門管轄地區的文明施工管理。

2、加強精細化管理。嚴格按照整治要求，進一步細化整治標準，堅持巡查，重點加強復查，立足抓早、抓小、抓苗頭，把揚塵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

3、加強長效化管理。工地揚塵整治工作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在鞏固好前期整治成果的基礎上，創新工作措施，完善長效管理，努力實現工地揚塵防治工作規范化、常態化。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4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建工作是稅務部門實現經濟管理職能，完成為國聚財使命的組織保障。新時代下，如何推進黨建工作和業務工作融合發展是我們都需要面對的共同課題。

一、加強稅務部門黨建工作的重要意義

（一）加強黨建工作是促進稅收事業發展的形勢需求。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黨的十九大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了戰略部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我們今后的稅務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導，指明了方向，同時也為稅務部門黨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必將帶來我國經濟社會新的大的發展。加強基層黨的建設，努力做好各項稅收工作，充分發揮稅務部門職能作用，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和改善民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更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

（二）加強黨建工作是帶好隊收好稅的現實需求。

“為國聚財為民收稅”，新合并成立的稅務部門肩負的任務既繁重又艱巨，要完成神圣而光榮的任務，必須要依靠基層稅務部門黨組織率領廣大地稅干部辛勤努力去完成。要實現既帶好隊伍，又完成任務的目標，就必須加強黨的建設，這是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的根本保證。通過基層黨組織抓好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努力把稅務干部培養成政治素質好，業務技能強，思想作風過硬，能征善管的隊伍。實踐證明，哪個地方黨組織戰斗力強，哪個地方干部建設就好，工作任務就能圓滿完成，否則，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做好稅收工作也是一句空話。

（三）加強黨建工作是加強黨員隊伍建設的基本需求。

黨員是黨的基本組織細胞和黨的活動主體，黨的所有工作都要依靠黨員去完成，黨的建設的各方面要求都要通過黨員的模范作用去落實。沒有黨員的先進性作為前提和保障，黨的先進性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木之本。加強黨建工作，是堅定理想信念，加強道德修養，發展黨內民主，嚴明政治紀律的有力措施，著重對黨員進行科學理論武裝、宗旨觀念教育、黨紀教育，牢記“兩個務必”，做廉潔從稅的教育陣地，加強黨員管理，提高黨員素質，使廣大黨員自覺履行黨員責任和義務，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二、當前基層稅務部門黨建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思想認識不到位。

黨建工作與稅收業務工作結合不緊密，部分人認為稅收是“硬頭貨”、黨建工作是“橡皮筋”，注重業務工作多，思考黨建工作少。加之總是把稅收收入工作及稅收業務工作開展得好壞，作為評價一個單位工作成績的依據，對黨建工作往往只是應付考核與檢查時做虛功。由于長時間的重“硬”輕“軟”以及對業務的剛性需求，導致部分稅務部門干部職工潛意識中認為業務工作才是最主要的、本職的，才是影響和決定其前程的，不自覺地就產生了重業務、輕黨建的思想。

（二）是黨建工作內容不豐富。

基層黨內組織生活缺少創新意識和手段，存在流于形式的傾向，習慣于以文件轉達文件，以會議轉達會議，或發幾本書、組織念幾篇文章，缺乏有效的載體和抓手，缺少足夠的動力和活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夠；部分黨組織對黨員的思想教育缺乏針對性，教育內容枯燥，方式方法單一，缺乏生機和活力；黨建工作的載體創新不夠，基層黨建工作無特色。

（三）是黨務隊伍結構不合理。

在目前的黨建工作中，部分黨務工作者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思想上不愿從事黨務工作，缺乏責任心和榮譽感，不能靜下心來搞黨建工作研究，導致黨建工作方式方法陳舊，黨建工作開展緩慢，成效不大。隊伍結構不合理，缺少梯次，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缺少新鮮的血液，對開展黨建工作缺乏經驗和相關的理論知識儲備，思想意識更不上新形勢的變化，在面對黨建工作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沒有足夠知識儲備和活躍的思維能力去進行分析、解決、總結。即使想做些成績出來，卻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加強稅務部門黨建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是落實責任，健全制度，提升黨建工作的發展力。

要牢固樹立“抓好黨建就是最大的政績”的理念，要守好黨建“主陣地”，種好黨建“責任田”。壓力要層層級級傳遞，責任要層層級級落實，通過自上而下建立黨建工作目標責任制，讓每一個責任人職責清晰、任務明確，真正使黨建責任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全面覆蓋，不留死角。要認真落實“三會一課”等制度，以釘釘子的精神抓好制度執行，強化對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把制度執行到人、到事，使制度持久發揮效力。要把黨建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統籌安排，做到黨務工作和稅收工作同部署、同落實、同督查、同考核。

（二）是強基固本，夯實基礎，提升基層堡壘的戰斗力。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基層黨組織是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要把基層黨建作為重中之重，眼睛往下看，身子往下沉，力道往下使。要圍繞基層組織“六有”目標，著重加強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通過開展星級標準化黨支部建設、優化組織設置、健全工作制度等措施，著力解決一些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以向基層派駐的紀檢監察員為核心、基層分局為單位，充分發揮基層黨建的神經末梢作用，實現基層黨組織的精細化、扁平化、彈性化。加強對基層黨組織人員力量的配備，在換屆工作中，注意向基層黨組織注入新鮮血液，以“師徒結對”形式組織年輕干部開展多崗位交流培訓，安排年輕黨員擔任見習支部書記，做基層支部書記的助手，提升能力素養，加快成長成才，進一步激發干部隊伍的向心力、戰斗力。

（三）是搭建載體，加強培訓，提升黨建工作的凝聚力。

沒有載體，黨建工作就缺乏活力。在學習活動上，既要繼承和發揚“三會一課”、“黨日統一活動”、專題教育等一系列好的傳統和經驗，又要通過一些寓教于樂的活動，如：黨的知識競賽、理論研討、征文、演講活動以及參觀廉政教育基地、觀看電視視頻等豐富多彩活動提升黨建活力。同時本著干什么學什么、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加強黨務工作者的培訓，培訓人員不僅僅是黨務人員，也有非黨務優秀人員。此外，把黨員干部的身心健康放在心上，通過為干部職工送生日蛋糕、定期組織體檢、開展心理健康輔導等實實在在的舉措讓干部職工感受到組織的溫暖，不斷增強黨建工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是知行合一，踐實篤行，提升黨建工作的服務力。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黨建工作不是夸夸其談，我們要把黨建工作滲透到業務工作之中，使黨建工作與業務工作相結合，創新服務方式，積極落實稅收優惠政策，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更好促進各項任務的完成。要整合機關部門資源，發揮集群共享效應，以“大走訪”活動為契機，開展“精準排摸、精準入戶、精準服務、精準回訪”的“四精準”幫扶。積極開展文明傳播、交通管理、法制宣傳等志愿服務活動，在群眾中樹立起良好的形象，著力提升黨建工作的服務力。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5

為了進一步加強我村黨的思想作風建設、組織建設和廉政建設，進一步的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全面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工作任務，特制定20xxXX村黨建工作計劃。

一、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和組織建設

1、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武裝頭腦，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三嚴三實”為標尺、“同步小康駐村工作組、掛幫”為契機，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思想政治工作優勢和密切黨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營造良好學習氛圍和工作環境，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努力提高黨員干部的政治素質。

2、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健全黨員管理制度，黨員活動和黨員考評制度，充分發揮黨的組織優勢和黨員干部的帶頭作用，把黨支部建設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在實際工作中，凡要求群眾做到的事情，黨員干部自己要率先垂范，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作用。

3、以建立“三嚴三實”為標尺、“同步小康駐村工作組、掛幫”長效機制為契機，發揮廣大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樹立黨員干部隊伍在群眾中的良好形象。開展以黨員承諾制，無職黨員設崗定責的主題黨建活動，嚴格要求，促使每個黨員在工作、學習和生活中，真正起到先鋒模范作用。抓好黨建示范點，組織做好現場會的召開。

4、健全完善黨建目標機制，強化責任目標，組織好經常性的考核評比，做好 “五好”基層黨組織創建工作、黨員致富帶頭人、優秀黨務工作者和優秀黨員的評選活動，不斷激發基層干部抓好黨建工作的信心，充分體現基層黨建工作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二、加強思想教育，扎實開展工作

1、嚴格學習紀律，為確保機黨員政治素質的提高，始終堅持“三會一課”的學習，做到有學習資料、宣傳專欄、學習筆記等。

2、做好新黨員的發展工作和黨費收繳工作，積極發展農村年輕黨員。

3、繼續開展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活動，引導群眾走科技致富的路子。

三、加強黨的建設，規范黨員干部行為

1、健全明確的責任管理機制，黨建工作要層層責任到人，要堅持從嚴治黨，黨支部書記要親自抓，負總責。

2、密切聯系群眾，傾聽群眾意見，搞好民主監督工作。不斷強化人民參與管理的民主意識，公眾監督意識和主人翁的責任感。注意工作方法，積極為群眾排憂解難，解決他們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

3、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黨內重大問題，經過集體討論，充分發揮民主，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生活會堅持每季度一次。

4、要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必須從嚴治黨，搞好黨員干部要帶頭廉潔自律，要嚴格執行中紀委關于廉潔從政的規定以及黨員干部廉潔自律十不準的規定，要把反腐敗斗爭同純潔黨的組織結合起來，使黨組織真正成為堅強的堡壘，群眾中的旗幟。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6

根據會議安排，現將我鎮基層治理工作開展情況匯報如下：

一、工作開展情況

（一）千方百計破解鄉村建設人才匱乏的問題。一是優化治理隊伍。建立“黨支部+黨小組”“常職干部+常青樹”“頂崗鍛煉+回引儲備”干部培養計劃，現村（社區）“兩委”班子隊伍40歲以下占62%，大專及以上學歷占72%。儲備干部15人。二是深挖本土力量。建立村內領取工資待遇人群臺賬，如村兩委班子成員、交通勸導員、計生專干、扶貧就業專員等17類，建立村內先進威望人員臺賬，如在本村長期居住黨員、村內思想先進人士、村內威望高人士，建立村內可動員支持村內發展的人員臺賬，如熱心參與村建設、積極支持村級工作的人員。因事設崗、因人設職，鼓勵其參與到基層治理工作中。三是借勢外力資源。凝聚從村內走出去的優秀人才（鄉賢）力量。率先在吉星、五一村組建村級鄉賢理事會，通過“聯誼憶鄉愁、座談謀發展、建設家鄉我參與”活動，積極引導一批成功人士參與村內小景、綠化美化等公益性事業建設。凝聚在本村發展的企業致富帶頭人力量。團結在本村內創辦企業的致富帶頭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機制，使其參與其中，為基層治理出謀獻策、出資出力。

（二）多措并舉破解基層治理無從下手的問題。一是健全組織體系。區委動員大會后，我鎮黨委在傳達學習和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及時召開金河鎮基層治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對全鎮基層治理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成立鎮基層治理委員會及委員會辦公室。研究制定《金河鎮基層治理委員會工作規則》《金河鎮20xx年基層治理重點工作“十項行動”計劃》。構建“鎮基層治理辦+治理工作組+村（社區）黨組織+村（居）民小組+網格員+黨員+群眾”多方協同的基層治理聯動機制，治理工作組和村（社區）每月向基層治理辦報告一次推進情況，全面系統掌握工作進度。二是量化任務清單。制定了《金河鎮20xx年基層治理重點任務清單》，從治理體系優化行動、治理隊伍培育行動、治理服務提升行動等10個方面39個小項細化了工作任務，明確了責任分工。三是創新示范帶動。實施鄉賢助力行動。以鄉賢理事會為平臺，積極引導一批成功人士參與村內小景、綠化美化等公益性事業建設。實施垃圾分類“桶長制”。用黨建“紅色”力量助力垃圾“綠色”發展，在全鎮范圍內探索推行垃圾分類“桶長制”工作，以點帶面，首先在銅河村試點推行，現已在全鎮各村全面推廣。

（三）變中求新踐行鄉村改革服務于民的宗旨。一是深化干部管理。每周常態開展“比、曬、評”活動，堅持召開鎮干部和支部書記月工作調度會，建立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常青樹日常管理考核》，定期對重點工作落實和干部作風進行督查。實施村組干部“常青樹”行動，推行“師帶徒”工作法，充分發揮“退職”干部優勢和余熱。二是創新便民服務。實施“集中辦公”。（即全體鎮村干部每周二到村集中辦公，村干部每月逢“4、14、24”三個趕場日到鎮集中辦公），提供“一站式”服務，切實轉變工作作風，破題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開展“便民代辦”。各村充分利用周二集中辦公收集代辦事項，能立即辦結的立即辦，不能立即辦的安排專人集中代辦，有效縮短群眾辦事周期，也讓群眾少跑路。推行“上門辦理”。針對交通、行動不便等困難群眾，鎮、村干部主動上門服務，能現場辦理現場辦結、不能現場辦理的主動代辦，切實解決了這部分群眾的困難。截至目前，金河鎮已通過“集中辦公”、“便民代辦”、“上門辦理”等形式為群眾辦理事項百余件，初步實現了讓干部多跑腿、讓群眾少跑路。三是堅持融入群眾。堅持每月8日在各村民小組流動召開“村民說事”暨“陽光問廉”壩壩會，目前全鎮共計召開壩壩會43場，參與群眾3300余人，收集到脫貧攻堅、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治理、環境保護等問題121個，58個問題得以解決，63個問題正在解決，有效拉近了黨群干群關系。

二、存在問題

前期，基層治理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一是鄉村規劃思路不清、方法不多。二是基層治理沒有經費支持。三是治理隊伍自身能力不足，需要開拓眼界，提高治理能力。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堅持黨建引領抓推進。堅持以“工匠精神”抓黨建，用“繡花功夫”抓“黨建+”，按照“強支部、管黨員、帶群眾”思路，有序推進黨建促脫貧攻堅、黨建促鄉村振興、黨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黨建+基層治理等中心工作。二是堅持對標對表抓推進。以基層治理“十項行動”39小項任務為基礎，創新“異地搬遷”自治戰、鄉賢助力基層治理為亮點，對標對表，明確分工，細化責任。三是堅持示范帶動抓推進。重點打造吉星村黨建+基層治理文化長廊，以農耕文化元素為主基調，打造宜居鄉村建設示范點。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7

按照會議安排，我就抓基層黨建工作情況述職如下，請予評議。

一、主要工作情況

（一）抓責任落實。我堅持把基層黨建工作擺在突出位置，在全縣形成了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層層抓落實的黨建工作格局。堅持常委會議聽取、研究和黨建工作領導小組定期研究黨建工作制度，今年以來先后召開8次常委會和專題辦公會研究部署黨建工作。健全完善縣鄉黨建工作目標管理機制，把基層黨建工作納入目標綜合考核體系，與全縣23個黨（工）委簽訂了目標責任書，傳導壓力、跟蹤督辦，有力推動黨建工作責任制落實。建立縣級黨員領導抓點示范29個，實行88個機關黨組織結對幫帶農村基層黨組織，下派90個基層黨建常務書記，集中約談了15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抓基層黨建工作機制不斷完善。抓實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帶頭學習教育，帶頭聽取意見，帶頭查擺問題，帶頭建章立制，帶頭整改落實，廢改立制度規定28項，列出整改任務21項，完成整改16項。

（二）抓后進整改。一是帶頭調研促整改。采取不打招呼、不搞陪同的方式，帶著傾向性問題，隨機選擇路線，帶頭深入鄉鎮、村（社區）、企業、地震災區等67個基層黨組織開展隨機調研，強化督促整改、問責問效，督促整治基層組織紀律松弛、環境臟亂差、服務群眾不優等突出問題8個。比如，今年1月我在隨機調研中，發現墨翰鄉干溪、荊坪、響水村委會存在無人值班、衛生臟亂差、群眾觀念淡薄等突出問題，及時召開縣委常委會對全縣基層組織建設工作進行專題研究，并把3個村存在的突出問題作為反面典型在全縣進行通報，對鄉鎮黨委書記停職檢查，并責令限期整改。二是專項檢查抓整頓。堅持把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作為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重要任務抓落實，年初及時組織4個調研組到基層開展專題調研，詳細摸清底數，逐個制定措施，督促整改，全年共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22個。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契機，組織對15鄉鎮、142個村（社區）、34個縣直單位近年來執行強農惠農政策資金情況進行專項檢查，清理無人領取的“一折通”和養老金存折114本，清退公職人員家屬違規吃低保6戶。

（三）抓示范引領。緊扣“8433”目標，在鞏固和拓展66個“金江黨建長廊”創建成果的基礎上，狠抓基層服務型黨組織示范創建，年初及時召開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工作會，親自安排部署，帶頭抓點示范，建立縣級黨員領導干部抓基層服務型黨組織示范點26個，創建機關黨建示范點17個，以點帶面，全面推進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深入開展。著力優化基層服務平臺建設，建立縣、鄉、村、組便民服務站點200余個，大力推行一站式、代辦式、流動式服務，著力解決聯系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深入推進在職黨員到社區報到服務群眾工作，3718名黨員到社區服務群眾達2.2萬人次。建立完善干部結對聯系服務群眾機制，深入開展“大調研、大走訪、大幫扶”、移民“大回訪”活動，實現了黨員干部結對聯系電站移民、特困群眾全覆蓋。我帶頭直接聯系5個村民小組地震災后恢復重建、2個村莊環境衛生整治、3戶電站移民、6戶貧困群眾，2645名干部結對包保11179戶電站移民，2756名干部結對包保5512戶貧特困群眾。特別是“4.05”、“8.03”、“8.17”地震發生后，緊急動員120多個基層黨組織1700余名黨員投入抗震救災，在地震災區創建“紅旗社區”8個，1977名黨員干部認真落實地震災后恢復重建“九包九到位”責任，結對包保聯系8個受災鄉鎮67個村（社區）1218個村民小組和3056戶受災群眾，充分發揮了黨組織戰斗堡壘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目前，“4.05”地震災后民房恢復重建有701戶已搬入新居。

（四）抓教育管理。一是堅持學習教育為先。采取“抽”干部到信訪部門頂崗，“派”干部到村工作，“選”村干部到機關跟班學習，“挑”干部到非公企業掛職，“送”干部到縣外學習等方式，全方位、立體式、多樣化地培育基層黨員干部。連續四年與浙江大學合作培訓科級干部8期440人，其中今年2期110人；去年以來與成都市委黨校合作培訓干部3期165人，今年與昭通學院合作培訓干部2期110人（其中村（社區）干部培訓1期55人），縣委黨校專題培訓黨員干部11期1500人次，下派機關黨員干部到基層掛職鍛煉90人，挑選村（社區）干部到機關跟班學習20人，實現農村黨員干部培訓全覆蓋。二是堅持管理監督并舉。加強新農村指導員、大學生村官、掛職干部、常務書記、村（社區）干部等“五支隊伍”的管理，細化落實管理制度，加強在崗履職情況的督查通報，確保隊伍作用得到發揮。嚴格執行村（社區）干部值班制度、記實制度、交接班制度、請銷假制度和績效考核制度，有針對性地開展警示教育、廉政談話提醒等活動，著力打造一支遵紀守法、素質過硬、群眾滿意的村（社區）干部隊伍。全面強化村（居）務監督委員會職責，充分發揮村（居）務監督委員會作用，緊盯村組干部在落實惠農政策、重大項目建設、為民辦事等重點環節的履職盡責情況，加大跟蹤督促力度，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流動黨員管理取得新突破，建立在昆流動黨員黨支部3個。認真落實“四議兩公開”、“三會一課”、民主評議黨員等各項規章制度，在教育實踐活動中，全縣771個黨（總）支部15007名黨員參加了民主評議，其中民主測評為優秀的黨員有9231人（占總數的61.5%），一般的黨員有4690人（占總數的31.3%），“差”的黨員有1086人（占總數的7.2%），妥善處置不合格黨員67名，查處基層違紀違法干部39人，督查通報基層黨組織9個，啟動問責基層干部26人。

（五）抓投入保障。堅持“打緊使用、滿足必需”的原則，有效保障基層黨建工作經費，今年縣財政投入黨建工作的各項經費達4500余萬元，確保了基層組織各項工作順利開展。一是強化村組工作經費保障。投入850萬余元解決村組工作經費，行政村工作經費提高到3萬元（社區6萬元、移民村5萬元），村（社區）工青婦組織工作經費每年1000元、村（居）民小組工作經費每年1000元；投入農村黨員、基層干部教育培訓經費80余萬元，全員培訓農村基層黨員、干部一次以上。二是提高村組干部待遇。除省市安排外，縣財政投入在職村（社區）干部崗位補貼 1868.4萬元，村級正職崗位補貼提高到1400元/月（“一肩挑”為1460元/月）、村級副職提高到1320元/月，社區正職提高到1980元/月（“一肩挑”為2040元/月）、副職提高到1800元/月，落實村（居）務監督委員會主任崗位補貼550元/月、委員100元/月；配套和發放村（社區）干部基本養老保險金235.6萬元，發放離任村（社區）干部定期生活補助152.85萬元。三是扶持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實行“1名縣級聯系領導+1個縣直幫扶部門+1名指導員+1支工作隊伍+1套發展方案+1個試點村（社區）”的幫帶模式，加大對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工作的扶持力度，縣財政每年安排100萬元扶持發展村級集體經濟試點，并探索實踐“合作股份”運作模式，扶持村級集體增加經濟收入。發放“紅色信貸”10戶50萬元，著力打造生態農家樂、特優種養殖業、黨員服務業三張“紅色名片”，扶持70名黨員群眾創業就業。四是狠抓基層陣地建設。堅持“因地制宜、合理規劃、節約成本、務實管用”的原則，按照“統一規劃設計、統一建設標準、統一監督驗收”的總體要求，實行縣級領導干部掛鉤聯系、縣直部門掛鉤幫建機制，采取“縣財政投入為主、鄉鎮自籌為輔、掛點領導協調一點、掛鉤部門解決一點、企業支持一點”等多條腿走路辦法，多渠道籌集資金，著力打造集為民服務站、警務室、值班室、黨員活動室、會議室于一體的基層組織活動場所，配齊配全服務設施，充分發揮活動場所服務、議事、文娛、學習等功能作用，不斷夯實基層基礎。

在前三年累計投入資金4285萬元新建村級組織活動場所92個的基礎上，今年又投入資金900余萬元，新建村級組織活動場所16個（全縣村級組織活動場所建設任務完成93%）。五是加大內外宣傳力度。投入資金65萬元，在沿江沿線制作安裝大型黨建宣傳牌22塊。整合資源，充實精干力量辦好《永善黨建》和永善黨建網宣傳平臺，注重黨建典型特色的塑造和推介，在黨員群眾中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凝聚了全縣上下抓黨建促發展的“正能量”，今年被中央12371手機報采用稿件7條，被《中國組織人事報》采用2 條，形成了良好的對外宣傳氛圍。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責任落實有差距。對落實黨建工作第一責任人的認識還不完全到位，一定程度存在“重經濟、輕黨建”和單純依靠組織部門抓黨建的思想，有時滿足于前三年都取得全市考核一等獎的成績，加之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移民搬遷安置、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等工作上，抓黨建工作有松勁情緒，沒有真正做到一鼓作氣、一抓到底、常抓不懈。從大面看，各級黨組織負責人在落實黨建工作責任上存在不平衡，少數基層黨組織負責人抓黨建工作責任不到位，抓示范投入的精力多，抓大面投入的精力少，尤其是一些村和社區抓黨建工作的思路不清、辦法不多，缺乏載體，存在網底不牢的情況。比如，我縣自然村和村民小組基本上沒有黨員活動場所，村級集體經濟基本為“空殼村”、薄弱村，對存在的這些薄弱環節，也沒有花功夫研究辦法措施解決，責任擔當還有缺失。

（二）指導督促有差距。自己牽頭研究部署大面黨建工作的多，深入實際推動落實的少，對少數基層組織軟弱渙散、個別基層干部違紀違法、農村黨員結構不合理等突出問題調查研究不深，思路辦法不多，工作成效不明顯。比如，我縣尚有30個后進基層黨組織，對這些后進基層黨組織，有針對性地研究辦法措施做得不夠，深入實地指導督促不夠。特別是對鄉村兩級如何抓好新形勢下的農村黨建工作缺乏系統的研究，組織一線調研指導少、督促落實少，導致一些地方黨建工作常規老套，缺乏創新創造，一些基層黨建工作制度掛在墻上的多，落實在行動上的少，對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也沒有及時加以總結推廣。比如，這些年我們面臨繁重的移民搬遷安置任務，特別是今年我們連續三次遭遇地震災害，但在如何更好地發揮基層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上還缺乏一些創舉，抓黨建促發展、保民生、保穩定上還存在差距。

（三）抓黨員教育管理有差距。特別是村級黨員干部教育培訓常態化機制不完善，教育培訓方式和內容單一。對個別基層干部“走讀”、在職不在崗等問題缺乏常態化監管，干部違紀違法的情況還偶有發生，比如，今年組織查處的墨翰鄉、交運局、農業局等單位主要領導干部貪污案件，以及碼口鎮利其村副支書違規舉辦喪事的行為，負面影響不小，教訓十分深刻。對常務書記、新農村建設指導員、大學生村官等幾支隊伍的監督管理還不夠，對流動黨員管理措施落實還不到位，一些長期外出的黨員還處于管理真空。比如，我縣1389名流動黨員中，尚有極少數黨員至今沒有聯絡方式，對比較分散和一些長期外出務工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多年的流動黨員也沒有深入研究有效的管理辦法。雖然這些工作有分管領導和部門在抓在管，但更多的還是自己重視不夠、調研不深，工作不具體、跟蹤不到位的問題。

（四）抓基層組織作用發揮有差距。對基層組織活動陣地存在重建輕管的情況，環境臟亂差現象沒有得到有效整治，個別村級組織活動場所亂堆放雜物，沒有真正發揮功效。對基層黨組織的管理還缺乏剛性約束，對基層干部作風查糾力度還不大，發揮基層組織引領作用和提升公信力方面還缺少激勵機制，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發揮還不夠。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自己精力投入不足、用心不夠，缺乏“釘釘子”精神，在調動班子成員齊抓共管上做得不好。

三、下步工作思路和主要措施

在下步工作中，我將牢固樹立“圍繞中心抓黨建、抓好黨建促發展”的思想不動搖，嚴格按照從嚴治黨的要求，認真履行黨建工作第一責任人職責，進一步明晰思路、找準載體，突出重點、狠抓落實，不斷提升黨建工作科學化水平。

（一）層層壓實黨建工作責任。全面落實關于從嚴治黨的“八點要求”，進一步增強主業意識和責任意識，完善基層黨建工作責任制，制定基層黨組織書記抓黨建工作考核辦法，認真落實黨建工作書記抓、抓書記和“月抽查、季檢查、年總評”監督考核機制，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責任體系，加大督查考核結果運用權重，促進各級黨組織書記認真履行第一責任人職責。今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鄉鎮黨委書記抓黨建工作述職評議，明年全面推行機關、村（社區）黨組織書記黨建工作述職評議制度，層層傳導、壓實工作責任，并形成常態。

（二）深入推進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一是加強基層基礎建設。進一步完善各領域基層組織建設制度，繼續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建立常態化整頓機制，嚴格執行黨內政治生活和組織生活制度，不斷鞏固和拓展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嚴把黨員隊伍入口、疏通出口，穩妥有序處置不合格黨員，推動黨員立足本職崗位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二是抓好綜合服務平臺建設。按照“一年布局突破、兩年全面鋪開、三年全部建成”的要求，抓好第一期建設任務，確保在20xx年10月建成2個縣級站點（縣委組織部運維管理工作站、縣政務服務中心窗口服務站）；2個鄉（鎮）為民服務中心（溪洛渡鎮、細沙鄉）；21個村（社區）為民服務站。同時，做好第二期建設任務的前期準備工作，確保20xx年12月前建成13個鄉（鎮）為民服務中心、121個村（社區）為民服務站，形成便捷高效、務實為民的'綜合服務平臺。三是健全民主管理機制。認真組織落實“四議兩公開”等民主管理制度，嚴格規范和約束基層干部行為。認真落實村務監督委員會職責，進一步規范監督內容、權限和程序，保證村級各項事務公開公平公正。繼續推進在職黨員進社區報到、“移民先鋒工程”、爭當“主心骨”和創建“紅旗社區”等活動。采取“隨機調研、督查通報、組織約談”等方式，加強對村級組織活動場所管理使用的監督檢查，督促其發揮功能作用。四是著力創建基層黨建示范。按照基層服務型黨組織示范點創建要求，扎實抓好“金江黨建長廊”示范點的升級打造。進一步健全完善領導掛鉤指導、部門結對幫建、城鄉互動共建、區域合作聯建的黨建工作機制，緊扣地震災后恢復重建、電站移民后續發展、貧困地區扶貧開發等工作重點，進一步找準結合、創新載體，繼續實行縣級黨員領導干部抓點示范，20xx年創建基層服務型黨組織示范點20個。五是大力推進“紅色信貸”和“合作股份”工作。積極做好今年10戶“紅色信貸”發展項目的跟蹤督促指導，擴大20xx年“紅色信貸”規模，認真實施好“合作股份”工作，加大專項扶持力度，大力扶持發展村級集體經濟，逐步解決基層黨組織無錢辦事的問題，切實提升基層黨組織綜合服務能力。

（三）著力加強基層干部隊伍建設。進一步健全完善黨員干部教育培訓長效機制，繼續加大縣校合作、黨校培訓、跟班學習等培訓干部力度， 20xx年對機關黨員干部、村（社區）干部輪訓一遍，不斷提高黨員干部隊伍綜合素質。健全完善選拔培養、教育培訓、監督管理、激勵保障機制，狠抓村（社區）干部隊伍建設，特別是抓好村（社區）黨組織書記隊伍建設；著力加強常務書記、大學生村官、新農村指導員等干部隊伍建設與管理，繼續下派黨員干部到鄉鎮和涉及移民、恢復重建、扶貧攻堅等工作的重點村（社區）掛職鍛煉，不斷充實基層干部隊伍力量。繼續鞏固和拓展教育實踐活動成果，一手抓“四風”整治，認真解決信訪突出問題，一手抓經常性教育，重點強化農村基層干部教育監管，促進干部作風持續好轉。

（四）全力保障基層基礎投入。進一步健全完善財政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多渠道、多方面整合資源投入，有效保障基層陣地建設、黨員教育培訓、綜合服務平臺建設、村干部報酬待遇和基本養老保險等黨建工作經費。20xx年全面完成剩余10個村級組織活動場所新建任務，啟動10個村民小組活動場所建設試點，并抓好管理使用，確保村級黨組織活動場所真正成為黨員活動、村民議事、便民服務、文化娛樂的中心。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8

近年來，衡陽市雁峰區堅持智治支撐，著力打造城鄉治理標準化示范區，做好“智治+創建”的文章，實現了從經驗治理向數據治理、從被動響應型治理向主動預見性治理的華麗蝶變。

“智慧政務”跑出加速度

10分鐘辦好老年證，1.5個工作日辦好工程規劃許可證，25天完成項目簽約、拿到開工許可證……通過創新服務，力推“互聯網+政務服務”一體化，雁峰區實現了“數據多‘跑腿’，群眾少跑路”。

創新“掃碼辦理”，把身份證、營業執照、房屋持有證明等紙質材料“掃”成二維碼“裝進”辦事人手機，申報材料平均減少50%以上；“一碼出示”“一碼交付”實現業務場景全覆蓋，去年辦理3257件“碼上辦”業務；

創新“移動審批”，升級審批平臺，實行受審分離，后臺審批人員可用手機隨時審批。去年該區通過手機端審批事項3000件次，審批效率提高60%以上；

創新“智能秒批”，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自動化識別、比對分析辦件材料，直接調取各職能部門共享數據庫信息驗證后出辦理結果，快速完成審批，目前“智能秒批”可支持老年證、社保認證等6個事項，已辦理業務余次，辦結時限減少80%以上；

……

以改革思維撬動政府效能革命，護航高質量發展，20xx年雁峰區GDP增長8.9%，新增市場主體3730家，改革成效在全省排名前列。

“智慧網格”撬動“大治理”

去年12月，天馬小苑老舊小區正在改造護坡。深夜，居民“青松”在群里“吐槽”用于護坡基礎的石頭質量差。次日清晨，項目負責人就會同居民志愿質量監督員和施工方代表現場勘察。當天上午8點多，質量監督員就在群里回復：已與施工方溝通，停工1天換青石。

“一平臺”統管千家事，“一張網”發現萬般情。近年來，雁峰區加速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進程，不僅在區級層面建設大整合、高共享、深應用統一的市域社會治理信息化平臺，實時采集各類信息完善“數據庫”，還不斷完善綜治中心建設，整合黨建、資源、政務、城管、應急五張“網”。

目前，區、鎮街、村（社區）三級綜治信息平臺全部建成，全區成立266個網格，配備三級綜治中心工作人員274名，“智慧網格”實現“五網合一”。同時，用數字手段把“微信群建在網格上”，全區266個網格現已建立369個網格微信群，覆蓋居民47880人。

戰“疫”期間，雁峰區各社區的網格“微信群”每天調動指揮著數千名黨員干部和志愿者值班守卡，不少社區的“云廣播”天天分早中晚時段宣傳抗疫知識……智慧手段在戰“疫”中發揮了大作用。

“雪亮工程”照亮平安路

在雁峰區，流傳著派出所快速破獲系列入室盜竊店鋪案40余起的故事：一天，環城南路派出所接到劉某報警，稱店鋪門鎖被撬，一臺手機和380余元現金被盜。民警現場調閱監控視頻，借助天網系統和“雪亮工程”研判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線，僅10小時就在一網吧中抓獲犯罪嫌疑人。據其交代，他在衡陽市多地入室盜竊店鋪40多家，涉案價值達十余萬元。

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作為龐大的系統工程，“雪亮工程”扮演著政府大數據的收集者、傳遞者、分析者、使用者和共享者，為解決雁峰區城市治理難點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該區大力推進“雪亮工程”建設，并與公安天網視頻以及全區各類政務、民生等公眾訴求渠道進行深度整合，統籌區域社會治理問題的受理、研判、處理、督辦和反饋。

如今，全域覆蓋、全時可用、全網共享、全程可控的“智慧天網”，為雁峰百姓安居樂業編織出了一張嚴密的“防護網”。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9

隨著達日縣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基層社會治理中各種新舊矛盾相互交織，治理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更加凸顯，基層社會治理短板弱項較多。為切實提高牧區社會治理科學化、規范化、精細化水平，實現對片區內全覆蓋、全方位、全過程動態管理和服務，達日縣提檔升級“牧長制”，呈現出黨建引領、牧民為主、數據支撐的自治集群效應，為全縣和諧發展、牧民安居樂業提供了有力保障。

以黨建為引領，構建牧長制治理體系。

劃分片區，科學合理劃分484個牧業片區，將村、社區、寺院、學校等全部納入片區。較之前增加了227個，管理更加精細。健全隊伍，實行黨員領導干部帶頭進片區，將鄉鎮政法委員、村“兩委”班子成員、離退休黨員、人民調解員、寺院指導員、草原管護員等全部納入牧長隊伍，領導干部、優秀黨員擔任片區組長，推動黨員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指導幫帶、組織協調、示范引領。截止目前，共有牧長1310個，較之前牧長增加609人，黨員占總人數的41%。完善機制，深入推行“縣—鄉—村—社—片區”五級牧長管理機制，制定“牧長十大員”職責和“牧長十三條”紀律，實行“一年一聘”制，嚴格落實片區牧長招聘考核程序和片區牧長準入退出機制，對片區內事項定人、定崗、定責，規范事件采集辦理流程。

以統籌治理要素為抓手，構建三級綜治中心互聯體系。配強設施。

縣鄉村三級共44個綜治中心已掛牌，工作人員由各級牧長兼任，牧長制領導小組辦公室發揮牽頭抓總協調作用，推動綜治中心規范化運行。統籌要素，將鄉村級綜治中心與基層黨員活動室、派出所、基層司法所有機融合，發揮基層黨政的主體作用，實現對基層社會治理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統一指揮調度，抓實綜治中心職能建設，賦予黨組織“總開關”作用。建設大數據平臺。結合綜治“9+X”模式，以搭建大數據平臺為出發點，以建立數字化社會服務管理體系為落腳點，打造了集應急指揮中心、綜合治理中心、牧區社會治理大數據管理中心為一體的達日縣綜治中心，形成綜治中心最強“大腦”。

以科技應用為支撐，延伸牧長治理服務觸角。

堅持把加強智治支撐作為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有效手段，不斷加快構建“黨建＋牧長制＋信息化＋N”的牧區社會治理新模式，努力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信息采集智能化。牧長利用電子民情采集儀、手機APP等方式采集多方面信息，適時錄制矛盾糾紛調解、談心談話、應急處置、幫扶管控等方面影視資料，通過縣鄉村綜治中心平臺，實現信息互聯互通，為各類風險隱患預測預警和分析研判提供“原始標本”。人員管控自動化。通過大數據管理中心實時監測重點場所、重點人員動態，對發現的可疑動向第一時間自動向牧長發送指令，方便牧長及時進行教育引導跟蹤，確保重點人員牢牢掌握在牧長視野中。應急處置一鍵式。結合應急指揮平臺發揮預警、分析、指揮、調度作用，牧長第一時間發現并趕赴現場，一鍵上報事態、協助開展應急處置工作。

近年來，在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模范帶頭下，組建了一批為地方治安防控、矛盾化解、宣傳教育、便民服務、慈善救助等做出積極貢獻的人民隊伍，大大降低了基層治理成本。兩年來，基層牧長采集錄入上報各類數據300余萬條，解決了牧區長期以來家底不清的問題。“隨手調”各類矛盾糾紛1000余件，調處歷史遺留、跨區域、疑難復雜重大矛盾糾紛42件，調解成功率100%，為社會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通過這兩年的努力，黨組織的凝聚力越來越強了，為基層服務越來越周到了，群眾的心氣兒越來越順暢了，牧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也越來越高了。雖然牧長制提檔升級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思想認識還需再提高。二是牧長職責培訓還需再加強。三是鄉、村級綜治中心等陣地建設還需強化。四是數據應用方面還需再提升。

經過這幾年的探索，我們深刻感到，基層黨組織是社會治理的核心，只有覆蓋到底，才能確保基層政權堅強有力；群眾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只有發揮群眾作用，才能切實提高基層公共服務精細化水平；服務是最好的治理，只有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才能夯實牧區社會治理基礎；智治是實現資源共享的有效途徑，只有加強科技的運用水平，才能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10

為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全覆蓋，不斷完善伊金霍洛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智治”水平，推進現代科技與市域社會治理深度融合，伊金霍洛旗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心引進訴訟服務遠程柜臺，堅持把數字化和信息化建設作為加強和創新基層治理的重要支撐和助力，全面提升市域社會治理“智治”質量。

近日，中心正式啟用訴訟服務遠程柜臺，該機器操作簡便、功能豐富，當事人只需要刷身份證驗證，即可通過一鍵呼叫，與客服端工作人員進行高清視頻溝通，在線辦理申請矛盾糾紛調解、案件文書領取、法律法規查詢、訴訟風險評估、案件案例詢查等相關訴訟咨詢服務。當事人可在客服人員的指導下，通過掃描相關紙質材料，由遠程柜臺自動抓取識別，該功能免去了當事人不熟悉流程、不懂信息化的煩惱，只通過視頻通話就能完成訴訟服務申請事項，享受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務。

下一步，中心將進一步豐富為民辦實事舉措，加大“線上”訴訟服務力度，著力構建集高效多元、便民利民、智慧精準、交融共享于一體的現代化矛盾糾紛多元化解體系，提高智慧司法服務效率，滿足當事人對司法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切實把為群眾辦實事落到實處，不斷探索打造具有伊金霍洛特色、時代特征的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實體化社會治理體系。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11

一、背景與起因

江都十二年磨一劍，連續三屆獲評“全國平安建設先進縣（市、區）”，20xx年9月19日成功捧回全國綜治工作最高獎——“長安杯”。如何在高起點上再次起航、再創輝煌，江都區委、區政府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戰略部署，圍繞打造社會治理“江都樣本”的總目標，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以科技支撐為著力點，系統構建“1 N”網格化社會治理大數據平臺，全力實施大數據匯集、智能化運行、惠民生發展“三步戰略”，探索出一條具有江都特點、區域特色的社會治理新路徑，全力推動區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走在前列。

二、做法與經過

1、建優社會治理“一系統”。系統建設是實現智治的決定性因素。堅持頂層設計，結合區域實際，高標準規劃、高起點建設，強化數據整合、功能拓展，以科技支撐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一是在系統設計上“攀高枝”。突出高位謀劃，放眼全國尋求與頂尖龍頭企業合作，選定世界500強企業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五研究院開展共建，充分利用該院院士專家學者多的人才優勢、豐富智慧城市建設的經驗優勢、航天系統領先完善的天地空一體化優勢、大型復雜工程組織管理的方法論優勢以及多學科融合、信息安全等優勢，搭建了1個信息聚合共享服務（CIG）和N個重點領域的“1 N”網格化社會治理應用平臺，夯實了江都智慧治理的基礎。

二是在功能設置上“接地氣”。突出“優政、興業、惠民”目標導向，圍繞打造社會治理“江都樣本”需求，20xx年建設之初，突出創新網格化社會治理重點，健全完善城鄉協同治理、產業經濟服務、智慧民生服務、智能政府服務、生態環境服務等“1 N”平臺功能設置。今年初，出臺《關于開展“1 N”系統平臺升級改造的方案》，推動系統平臺2。0版升級改造，新增無形資產管理、企業價值評估、智慧交通、智慧校園、智慧運管、智慧工地等更多功能，進一步提升區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三是在數據整合上“破壁壘”。突出數據鮮活度是系統運行“生命”的理念，加快部門互通、條線貫通，多元化對接各部門業務系統的數據資源，加快感知數據、政務數據、社會數據等各類數據資源的整合、開發和利用，建立人口、法人、電子證照、空間地理等主題庫，目前已匯聚全區55個部門811類60余萬條數據，對接省市11個部門34類數據，形成了信息聚合共享服務平臺、物聯網統一接入平臺和視頻匯聚分析平臺“三大平臺”的數據共享應用，打通了部門之間、條線之間的數據壁壘，全面提升了大數據的服務和保障能力。

2、建實社會治理“一中心”。中心建設是實現智治的關鍵性所在。堅持改革引領，建強指揮體系，厘清工作職責，實現處置閉環，以高效運行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一是功能定位“實戰化”。按照區級實戰、鎮級主戰、村級應戰的建設要求，建立區鎮村三級實體化指揮調度中心，實現三級中心建設全覆蓋。區級層面，整合組建正科建制“區域社會治理中心”，與區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和綜治中心一體化運行，建成AIoC智慧城市運營中心，實現智慧指揮調度、預警研判等功能，充分發揮中樞指揮職能作用；鎮級層面，推動綜治中心與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實戰化建設運行，實現“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充分發揮承上啟下職能作用；村級層面，加快推進網格工作站規范化建設，構建了縱向到底、橫向到邊、高效實戰的“一中心”指揮體系。

二是工作職責“清單式”。按照國家住建部普查標準，完成對中心城區48平方公里范圍內22萬余件部件普查和編碼，實現指向唯一目標。圍繞社會治安、公共安全、城市管理、環境保護、專項重點工作、城市部件等6大類987項社會治理事件，明確28個部門、11個專業公司、13個鎮的事部件處置的主體責任，建立責任清單。圍繞區委、區政府階段性重點工作部署，將三大攻堅戰、疫情防控等作為日常巡查內容、服務管理事項、工作重點環節，清單進一步明晰，責任進一步明確。

三是事件處置“全閉環”。按照“采集上報、核實立案、指揮派遣、處理反饋、核查結案、考核評價”“六步閉環”的處置流程，重點針對超期未辦結案件較多的問題，結合“三級聯動”開展督查督辦推進工作。通過對巡查員開展業務培訓，明確巡查重點，建立周點評機制，讓巡查上報事件聚焦中心、注重質量；加強區中心與部門、專業公司的溝通銜接，協調部分有分歧事件，及時將事件推送給相關單位主要負責人，實現精準、快速、及時處置，處置質效明顯提升。去年4月1日正式運行以來，“1+N”網格化社會治理平臺共派單47269件，辦結45987件，辦結率97。28%。

3、建牢社會治理“一張網”。網格管理是實現智治的基礎性工作。堅持筑牢底板，用科技劃“格”、科技建“網”、科技管“人”，以精細管理提升社會治理效能。

一是網格劃分“重科學”。圍繞“人口規模適度、服務管理方便、資源配置有效、功能相對齊全”的要求，推進“1 N”平臺與國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務平臺接口的實時數據對接，依托專業GIS團隊，通過數據建模等信息化手段，全面分析評估人、地、物、事、組織等要素規模，探索“網格警格”雙網融合建設，科學智能劃分城市網格、農村網格、專屬網格，實現地理空間資源共享互通、網格劃分準確規范。目前，全區村（社區）以下劃分1091個綜合網格和10個專屬網格，精細勾勒出社會治理“一張網”底圖。

二是人員配備“重專業”。圍繞信息化、專業化隊伍建設要求，嚴格制定網格員準入標準，選聘熟練操作智能設備、綜合素質高、熱愛社區工作、善做群眾工作的人員作為網格員。其中，專職網格員采取從社區優秀工作者轉隸一批、公開招聘一批、優秀網格員中選聘一批“三個一批”的方式，并參照事業單位人員管理標準進行擇優選拔，逐步實現兼職網格員向專職網格員轉變的發展目標，以不斷適應網格化社會治理工作智能化、科技化的發展趨勢。

三是考核考評“重精準”。圍繞公正客觀地評價網格員工作績效，出臺全區網格化服務管理考核等辦法，針對網格員工作職能要求，打造網格員日常巡查、信息查詢、工作輔助與績效考核為一體的“移動辦公桌”，通過軌跡核對、全流程評價、事件回訪、滿意度調查等功能進行系統評價評分，精準測算網格員績效工資，減少人為因素對網格員考核結果的影響，獎勤罰懶、以考促效，推動網格員工作方式不斷改進、服務流程不斷優化、群眾滿意度不斷提升。

三、成效與反響

1、百姓生活更“智惠”。通過“1 N”平臺，整合便民服務事項，上線運行“智惠江都”APP，將生活繳費、信息查詢、醫療健康、法律咨詢、交通路況等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功能應用融入其中，截止目前已發布25個便民服務事項，極大方便了群眾工作生活。運行一年來，注冊用戶數高達30余萬人，辦理民生服務事項3126件。對于江都這座擁有106萬人口的縣級城市來說，幾乎每個家庭都在使用這款APP。江都老百姓都說，我們已經離不開“智惠江都”客戶端，更加享受這種便捷高效的“智惠”生活新方式。

2、營商環境更“智優”。依托信息化手段，打造“互聯網政務服務”模式，將網上辦證、涉企服務、法律援助、政策咨詢等事項植入網格，做到“不見面”審批、“不見面”服務；同時，通過“1 N”平臺對全區全部634家規上企業開展立體畫像、運行分析、預警預測、安全監管，整體把控全區企業和經濟運行狀態，為精準服務、精準施策提供了強力支撐保障。江都企業家們紛紛表示，大數據既讓我們的審批事項“加速度”，又為我們企業運行、轉型升級提供了“新動能”，助推我們企業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

3、社會環境更“智安”。創新構建“互聯網社會治理”新模式，深入推進“感知江都”“天眼工程”“智安小區”建設，依托“1 N”平臺大數據的分析匯總功能，實現重點人員全面排查管控、重點區域全面實時監控、危化企業全面智能監管，社會公共安全保障能力顯著提升，社會治安環境持續平穩向好，人民群眾安全感始終保持在全省前列，得到中央督導組充分肯定。人民群眾普遍感受到，生活在江都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別強。

4、突發處置更“智捷”。通過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落地融合，實現城市狀態的實時監測、異常情況的智能預警、關鍵問題的智慧決策、重大事件的協同處置。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有效組織、高效指揮和輔助決策，依托“1 N”平臺，及時開展疫情線索摸排、跟蹤和智能分析研判，先后排查167。09萬人次，列管4。79萬人，派發辦結疫情防控工單6151件，為疫情防控構筑起源頭防線。相關做法在《新華日報》刊載，得到省委婁書記、省委政法委充分肯定，在全省產生較好影響。

四、探討與評論

1、高點定位是智治的先手棋。江都“1 N”平臺初獲成功，最重要的是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放眼長遠，選擇頂尖龍頭企業航天五院合作，利用成功經驗與先進技術，助力項目落地落效。后期與阿里、騰訊、金山云等知名公司、科研機構密切合作搭建工業大數據等N個平臺，與南京大學共同打造基于大數據的網格化服務職能轉變——“江都標準”建設，力求建成即領先、運行即品牌，形成了具有區域特色的智治之路。

2、集成融合是智治的方法論。強化模式創新，注重系統思維，智治支撐下的社會治理“江都實踐”已經形成了勢與能。江都區已經啟動“推進區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三年行動計劃”，在戰略性、全局性的高度，將大數據建設與社會治理同步推進，共同融入產業、城市、政務、生活等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明確了路線圖、任務書，全面提升區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能力和水平，將社會治理優勢轉變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

3、數據賦能是智治的硬支撐。加強部門配合、協作聯動，打破各自為政的現狀，突破數據傳遞的壁壘，由傳統治理的盲目性、無序性向現代治理的精準性、靶向性轉變，做到“事先預防”、“事前發現”的“快”與“準”。在“1 N”平臺的功能拓展、優化升級中，注重把大數據的作用發揮擺在突出地位，讓網格員與大數據在社會治理中實現有機銜接，推動數據更鮮活、管理更精細、治理更精準，實現數據治理效益最大化。

4、惠及民生是智治的落腳點。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強，尤其對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要求不斷提高。智治支撐的社會治理突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有效實現了資源下傾、權力下放、力量下沉，探索警網融合等發展模式，為廣大居民提供公共服務代辦、法律服務、安全隱患排查等多樣化、便捷式服務，讓群眾生活更放心、更安心、更舒心。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12

近年來，鶴壁市山城區積極探索社會治理新模式，著力構建“智治”為支撐的社會治理新體系，不斷推動基層社會治理水平提質增效，為平安山城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推動平臺建設，形成“1+N”綜治體系應用。通過整合資源形成了以區綜治中心為主體的“1+N”綜治體系，實現綜治信息互聯互通、綜治資源整合共享、綜治工作協調聯動的工作格局。“1”即區綜治中心，設有社會治安綜合管理信息平臺、雪亮工程視頻監控、綜治視頻互聯網等系統和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法律服務、訴訟服務、網格化管理、心理咨詢、聯動指揮6個分中心，實現多元化解、指揮調度、預警研判等功能，充分發揮綜治中心中樞統籌作用；“N”即整合信訪、司法、人社等23個部門職能，設置信訪接待、法律援助、勞動保障、12368接聽等29個功能室和窗口，多方位接待和受理群眾事項，不斷提高社會治理“一體化”運作能力和水平。

推進體系建設，構造縱橫貫通的治安防控格局。以全市創建社會治安體系建設示范城市和全區老舊小區改造等為契機，采用“政府引導+民企共建”模式，持續健全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大力推進“天網工程”以及智慧安防小區建設。截至目前，全區共建成各類監控探頭860余路，安防小區176個，基本實現了對重點區域、重點場所全面實時監控。同時積極鼓勵轄區鎮（街道）、企事業單位參與公共區域以及背街小巷監控安裝建設，全區治安防控水平得到進一步提升。

推動網格建設，實現信息化網格服務管理。圍繞“人口規模適度、服務管理方便、功能相對齊全”的要求，結合全區實際共劃分一級網格97個，二級網格243個，以綜治中心信息系統平臺為依托，實現對網格內居民人口信息、房屋信息、重點人員信息等綜合信息實時采集更新，并做好矛盾糾紛上報錄入、網格員簽到簽退等工作，不斷推動網格化管理服務精細化、信息化。截至目前，全區網格員共完成工作日志錄入15013條，各類矛盾糾紛錄入704起，完成簽到簽退36299次，完成全區采集人口信息100347條。

下一步，山城區將以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為目標，進一步夯實基層基礎，不斷強化智治支撐、科技賦能，創新、豐富和拓展基層社會治理的內容和方式，探索打造具有山城特色基層社會治理模式，不斷推動平安山城向著更高水平邁進。

智治支撐社會治理工作總結13

一、指導思想

以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為動力，以辦好師生、家長滿意的教育為宗旨，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實干，開拓進取。按照州教育工委黨建工作總體部署，圍繞學校中心工作，結合我校黨建工作實際，加強黨員隊伍建設，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帶頭和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為教育教學管理工作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

二、工作目標

1. 學校黨總支通過組織學習十八大及十八屆五中全會、區、州等文件精神，統一全校黨員干部和廣大師生的思想和認識。不斷提高廣大黨員、教師的政治理論水平，增加教書育人、服務育人的責任感，增強黨員先進性。

2. 師德師風建設實踐工作中，號召全體黨員、教師深入開展“教師示范崗”“黨員示范崗”活動，改進工作作風，爭做“四好”老師，做遵紀守法教書育人的模范。

3.加強廉政建設，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和區州“十條規定”的要求。規范教師從教行為，凈化育人環境。

4.加強民族團結。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認真好開展民族團結教育月活動，不斷提高全校師生民族團結意識。

5.做好法制教育工作。加強法制宣傳，確保師生員工的安全教育率達100%。深入開展“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園滲透”教育活動，嚴格落實“兩個不得”、“五個嚴禁”，維護校園穩定。

6. 扎實推進服務型黨組織建設工作。繼續深化以“為民、務實、清廉”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各項整改工作和落實情況，推進學校黨建工作。

7.認真做好入黨積極分子培養和黨員發展工作，按照“堅持標準、改善結構、慎重發展”的方針，引導青年教師積極主動向黨組織靠攏。

三、工作措施

通過學習教育，把全校黨員和廣大師生的思想和認識統一到教育教學和學校發展上來。

1.抓好全體黨員學習教育。堅持黨總支委員會成員每月召開擴大會議一次，共同研究總結黨員管理，黨建工作新思路和開展情況，認真執行黨內“三會一課”制度，以增強黨性觀念、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為目標，結合學校實際，組織廣大黨員廣泛開展以學習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為主題的教育活動，號召廣大黨員爭做教書育人、弘揚師德、關愛學生的典范。

2.抓好全體教職工學習。教職工學習要與校本培訓和終身學習相結合，以提高教職工隊伍整體素質為目標。加強教師的理想信念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進一步規范教師從教行為，嚴格要求教師認真履行職責，為人師表，教書育人、服務育人。堅決治理教師隊伍中有違師德的行為，杜絕有償家教，凈化教書育人環境。

3.努力開展教育教學有效系列活動，圍繞“構建高效課堂，提高教育質量” 的思路，引導廣大教師進一步提升育人意識、服務意識、責任意識、質量意識，不斷提高學校教學質量。

4.加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養成教育。組織開展好德育系列活動，突出德育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創新德育的新思路、探索德育新方法、實施德育新舉措、使德育工作和學生管理成為學校的亮點。開展好主題宣傳教育活動，積極開展“平安校園”“文明校園”等創建活動，加強文明禮儀、行為養成教育、感恩教育、誠信教育、法制教育、民族團結教育、禁毒教育、廉政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各項工作。

5.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積極宣傳工作成效。要切實重視學校宣傳報道工作，加強宣傳工作的組織和管理，把握正確輿論引導師生，弘揚愛校、愛家、愛國主義精神、形成凝心聚力、促進學校健康發展。

6.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黨政同責、一崗雙責，認真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和區州“十項規定”的要求，堅決反對和抵制“四風”問題，著力形成反腐倡廉的強大合力，使黨員、領導筑牢道德防線，增強紀律觀念，規范行為，確保學校教育工作風正源清。

7.依法辦學、依法施教，積極發揮法制教育作用，進一步增強全體黨員和教師的法制意識，提高師生學法、用法、守法的意識和能力。

四、加強黨總支對群團工作的領導

1.加強對工會工作的領導，重視和發揮教代會的職能作用。工會工作以師德建設、民主建設和政務公開為重點。支持工會根據自身特點開展各項群眾性文體活動，豐富教職工課余文體生活，真正發揮教代會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作用。

2.加強對共青團工作的領導。圍繞學校中心工作，立足團隊特色，展示學生特長，開展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各種教育活動。認真做好發展團員工作，充分發揮團隊、學生會干部模范帶頭作用。

五、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安全穩定工作，促進學校教育事業健康發展

1.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改變學風、教風、校風，不斷提高全體師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2.重視學校安全穩定工作，協力做好校園周邊整治和安全保衛工作，確保學校平安穩定，長治久安。

第五篇：現代社會治理的溫州模式

現代社會治理的溫州模式

不久前，筆者受邀在國家行政學院舉辦的廳局級干部社會治理創新專題研討班上分享了溫州建立現代社會組織制度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經驗及思考。筆者的分享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溫州的現代社會治理是什么；第二部分，溫州的現代社會治理這兩年做了些什么；第三部分，溫州的現代社會治理為什么會脫穎而出。

第一部分：

溫州的現代社會治理是什么

讓我們從央視對“毒明膠”、“毒水龍頭”的新聞報道談起。央視“3?15”晚會和《經濟半小時》欄目，分別在3月15日和21日，曝光了溫州“毒明膠”和“毒水龍頭”。央視報道應該是比較客觀的。但筆者的一位記者朋友了解到，央視報道是有瑕疵的：因為我國關于水嘴中鉛析出要求的標準主要有1個國家標準和3個行業標準，關于水嘴重金屬含量新標準今年9月才開始實施。

溫州是國內水暖衛浴基地，面對溫州水暖衛浴的“生死抉擇”，政府及職能部門當然要有所行動。但這個時候，最應該站出來的是溫州市五金衛浴行業協會。筆者之前參加過五金衛浴行業協會會議，也聽到水暖衛浴產品存在的問題，行業協會也多次呼吁，但問題未能解決。大家可能還抱有僥幸心理，或者還有抵觸情緒：水暖衛浴質量和標準問題是全國性的問題，央視為什么選擇曝光溫州？但我認為，這并沒有冤枉溫州，溫州這座城市在質量問題方面的教訓十分深刻，深知質量對于一個企業、產業、城市的意義。而在2013年底，陳金彪市長和溫州市分別榮獲中國質量30年十大人物和城市，溫州更有責任在質量方面為全國做出表率。

歷史上，溫州企業因產品質量有過很多這樣不同尋常的經歷。但溫州鞋革協會、溫州服裝協會、溫州打火機協會、溫州電器行業協會等，在溫州產業的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及舞臺。

溫州打火機企業老板黃發靜聯合溫州打火機協會會員企業到歐盟打官司，他本人獲得2003年CCTV中國經濟人物。溫州打火機大佬周大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溫州行業協會文化其實就是溫州企業家文化、溫州人文化：抱團、爭取、突破、義利并重。

溫州民營企業奧康聯合溫州鞋革協會以及其他溫州鞋企，在“武林門火燒溫州鞋”12年后，策劃了火燒仿冒溫州鞋的假冒鞋。效果頗為轟動，在中國或者溫州質量史上，“杭州武林門兩次燒鞋事件”絕對是標志性的事件。

相信溫州五金衛浴行業協會一定會抓住這個機會，在重振溫州水暖衛浴產業中找回行業的話語權。“毒水龍頭”事件后，溫州政府及職能部門在產業引導扶持、監管打擊等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企業是主體，要做有責任心、良心的企業；行業協會除了要做好行業自律、危機預警外，還要承接政府行業標準制定、執行、技術壁壘、產業人才培訓等部分職能，統籌解決。這就是溫州現代社會治理的一部分。

其實，溫州民營企業和社會組織，正是溫州現代社會治理的兩個重要主體。溫州的現代社會治理是什么？就是政府、市場、社會三元社會治理路徑的構建。在溫州，政府的代表就是政府各職能部門，市場的代表主要是民營企業，社會的代表就是社會組織。以前，很多人對溫州有過誤讀，認為溫州政府是“無為政府”。其實不然，溫州政府是最接近現代治理理念的地方政府，溫州政府把更多的空間和機會讓渡給市場和社會，也就是民營企業和社會組織。民營經濟、社會組織是永不褪色的溫州模式，是溫州的金字招牌，更是溫州現代社會治理的精髓。

清華大學王名教授評價說：“溫州的社會組織與市場經濟同步，其發展大體經歷了市場自發、民間公益、社區協同、跨域共治四個階段，逐步形成了領域廣泛、門類齊全、大小各異、上下結合的社會組織發展體系，在社會建設和社會組織發展方面彰顯了改革創新、敢為人先的溫州精神。溫州社會組織的改革發展具有民主選舉、良性生態、見賢思齊等溫州特色，有騰出空間、提供支持、頂層設計、改革創新的制度優勢。”浙江大學郁建興教授為溫州公益創投項目點評：“溫州發展較為成熟的行業協會，與文體類、公益類、城鄉基層類的社會組織構成了溫州現代社會治理的主要力量，在參與中成長，并推動溫州市民社會進程。”

第二部分：

現代社會治理，溫州做了些什么 在這里分享一下溫州做得比較漂亮的幾件事。

1.《關于加快推進社會組織培育發展的意見》等“1+7”文件的出臺。最近幾年溫州出臺大型政策都采取“1+N”模式，進行政策配套，統籌解決問題。當時，溫州參考了國內廣東、上海、北京以及浙江寧波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和社會組織改革的文件，吸收其精華。同時，也充分考慮了溫州正在進行的民辦教育改革、金融改革等熱點，結合溫州社會組織發展現狀，形成了“1+7”文件。2012年11月1日，筆者等侯在市委、市政府印刷廠，把熱乎乎的文件第一時間快遞給民政部部長李立國。李立國說，溫州“1+7”文件是“迄今為止，在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上、扶持社會組織發展上和促進社會組織發揮作用上，全國最先進、最完善、最有意義的一套文件”。

2.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溫州民政綜合改革試驗區。黨的十八大前夕，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到全國各地調研地方社會組織創新工作，調研組對溫州社會組織創新實踐工作予以高度認可。2012年11月20日，李立國部長赴溫州考察。2013年1月16日，李立國部長和李強省長分別代表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簽署部省共建溫州民政綜合改革試驗區合作協議。部省協議實施一年來，存在的問題是這一年沒有借助協議，讓民政部和浙江省政府為溫州民政工作解決一些戰略性或當下棘手的問題，或者至少吸引政府在財力、人力等資源方面的投入，為全國提供一個樣本。

3.溫州入圍首批全國社會組織建設創新示范區。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在溫州調研時提出社會組織建設創新示范區的概念。當時，正值“1+7”文件出臺前，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們經常會遭遇法律方面的困境，創新精神和現行法律法規存在矛盾或沖突。當溫州市民政局局長李愛燕把這一困境向部里反映時，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提出全國社會組織建設創新示范區的概念，既解決了溫州當下問題，也可以推進地方社會創新和現代社會組織建設。2013年4月，民政部以文件形式確立開展全國社會組織建設創新示范區創建活動。今年2月，溫州獲評第一批全國社會組織建設創新示范區。

溫州的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率先啟動了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工作；減免開辦資金，對“公益慈善、社會福利、社會服務和基層社區社會組織”四類實行“零資金門檻”；通過增加字號等形式突破“一業一會、一地一會”的限制，允許適度競爭，為社會組織發展進一步拓寬了空間。截至2013年底，溫州市社會組織登記總數，躍居全省各地級市首位，達6731家，較2012年底增長了43.2%。經省民政廳授權，溫州作為省內首個地級市開展了非公募基金會的登記管理工作。非公募基金會登記管理權限向下級延伸是一個積極的政策導向，一方面可以為舉辦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必將大力激活民間慈善力量。溫州市之前近10年時間非公募基金會只成立了20余家，而試點之后的一年時間里，已有13家基金會在市本級登記成立，政策推進效果立竿見影。

——民辦非企業單位產權及回報制度改革成效明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組織是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主體。為激發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熱情，對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的民辦學校、民辦醫療機構、民辦養老機構，明確出資財產屬于出資人所有，一定條件下可以轉讓、繼承、贈與，并允許出資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報。這一項改革使民間資金辦學、辦醫、辦養老的熱情得到激發,社會參與教育、衛生、養老呈現快速擴張趨勢。據統計，目前全市民辦教育固定資產總投入近2700億元，實行改革后民辦教育、醫療、養老累計引進民資達145億元。實踐證明，民辦非企業單位產權及回報制度改革是激發社會活力的有益探索，減輕了國家負擔，彌補了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從體制機制上改進了公共服務供給方式。

——深化平臺建設，健全社會組織服務體系。1.搭建服務平臺。按照“政府扶持、社會參與、專業運行、項目合作”的模式，搭建全市社會組織服務平臺體系，為社會組織提供資金、場地、項目和技術支持，加快社會組織的培育和孵化。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級社會組織服務平臺986家，其中市、縣兩級平臺累計投入資金300余萬元，場所面積近3200平方米，實現了市、縣、鎮、社區四級全覆蓋，此外，針對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探索開展了分類培育孵化試點，打造共青團、老年等專業化社會組織孵化基地。2.開展公益創投，推動政府、企業及其他組織的公益服務資助和社會組織的公益服務生產實現有效對接。2013年，市民政局與新聞媒體合作開展了“尋找溫州最美公益創投項目”活動；樂清、瑞安等地依托社會組織服務平臺進行公益創投；蒼南專門出臺了公益創投的項目管理辦法；甌海區建立了公益項目庫。2013年全市依托服務平臺共征集公益項目150余個，獲資助項目110余個，資助金額累計260余萬元。3.建立發展基金。以公共財政為引導，以福彩公益金資助、社會捐贈等多渠道籌集的方式，組建社會組織發展基金會。目前，全市累計到位原始資金3500萬元，繼樂清市成立全省首家縣級社會組織發展基金會后，各地也已陸續登記成立，實現市、縣兩級社會組織發展基金會全覆蓋。同時，溫州市甌海區潘橋街道探索成立了全省首個鎮（街）級的社會組織發展基金。

4.溫州創新贏得政府和學術界關注。2013年以來，全國研究社會組織的知名學者來到溫州，為溫州傳經送寶。據不完全統計，溫州接待全國政協、國務院法制辦、民政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及民政系統等調研組20次，專家學者50多位。

第三部分：

現代社會治理，溫州為什么脫穎而出

不得不承認，溫州社會組織工作與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江蘇省南京市，還有浙江省杭州市、寧波市是有差距的，這個差距是整體性的，尤其是政府資源投入、人才瓶頸、職能部門思維方式等，不是一兩年能趕得上的。其實，2012年之前的溫州，引以為豪的社會組織尤其是行業協會商會培育，也全面走入低谷，只有協會自己自強不息。但溫州優勢是由這個城市的民營經濟基礎決定的，決定了溫州人的民間基因，這也是溫州現代社會組織脫穎而出的根本性原因。

首先，民政部門自身轉型升級需要社會治理創新。以溫州的“1+7”文件為代表的地方和基層社會創新，正好和民政部的當家人思考相吻合。溫州民辦教育“1+9”文件（現在升級為“1+14”文件）啟動早、力度大、創新多、系統性強，但效果不如社會組織“1+7”文件。

其次，溫州民政為什么要革自己的命？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應該是民政部門比較好的業務，有點“權力”的業務。以前政府、公眾對社會組織審批意見很大，但這與相關條例滯后有關。個別市民寫信給市委書記或通過網絡反映登記難問題，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的授意下，溫州市民政局痛下決心，抓住社會治理創新的歷史機遇，要革自己的命。

第三，我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在部省共建溫州民政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大背景下，溫州創新實踐出臺政策文件就是技術層面的事情。我們得益于國內其他地方的創新經驗。我們提出民辦非企業單位取得合理回報，也是學習了溫州民辦教育取得合理回報的論述，我們再接再厲把合理回報拓展到民辦醫療、養老領域。并且，溫州人具有別的地方不可能有的敏感度和執行力，于是走在了改革創新的前列。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筆者認為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存在誤區。其實，我們一直強調基層創新。在法制社會，基層創新越來越沒有空間，頂層設計卻遲遲未到位，基于我國國情的復雜性和地域差異性，頂層設計往往失去威嚴。以社團條例修訂為例，已被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敲定了時間表。2014年已過去3個多月，社團條例仍未修訂，比預期進度慢了很多。只有頂層設計的一系列政策的出臺，才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進程。我們期待著，因為春天已經來了！

前不久，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在北大演講說：公民聲音獲傾聽會讓國家更強大。我們各級領導干部多多傾聽來自民間和基層的聲音，會讓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快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