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溪街道社會治理創新“2+4+3”模式工作實錄

新時代·新起點·新征程

——宜賓市南溪區南溪街道社會治理創新“2+4+3”模式工作實錄

為充分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基本形成基層黨組織領導、基層政府主導的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宜賓市南溪區南溪街道率先開啟宜賓地區社會治理創新的腳步，通過政府購買引入專業社會組織落地社區，著力探索南溪街道“2+4+3”社會治理模式，將基層社區服務提檔升級，推進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三社聯動”，深入挖掘居民需求，促進居民廣泛參與社區建設。通過一年的探索創新，已經顯示出巨大潛力，給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帶來了全新視野和顯著成效。

2個立足——為社會治理提供指導方向

立足黨建引領。南溪街道作為長江邊上百年傳承的文化之鄉，始終高度重視作為治理者本身思想意識的提升，堅持把黨的領導，提升人民群眾福祉，作為創業之基，干事之本。在新時代下，城市基層黨建的新變化新要求，突出高位統籌，協調推進和突破提升，以改革創新精神，不斷探索城市基層黨建引領社區建設，集社會之力，有效推進社區發展。在思想方面，南溪街道組織社區黨員召開生活會、聯席會，讓社區黨員在思想上保持統一；在情感方面，為社區黨員開展生日會、對企事業退休黨員探訪活動，給予黨員內心強大的支持動能；實現社區黨員全覆蓋，社區黨員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中堅力量，成為的社區和諧與穩定的潤滑劑。

立足群眾需求。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以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南溪街道以群眾需求作為立足點，以群眾需求成為社區治理工作的主要指引方向，通過打造“社區社工站”和“社區公共空間——眾意空間”，讓群眾需求擁有表述和傳達的通道，組織社區工作人員、社區黨員、社工深入社區院落，走進群眾家中，話家常，暖民心，實時反饋群眾意見，同時開展“集眾意·社區因你而不同”社區提案大賽，集中發掘同質化群眾需求，受到社區群眾積極回應。

4種方式——為社會治理構建實施路徑

法治。遇到事情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社會治理創新首先要依法辦事，大力提升群眾的法律意識。南溪街道三措并舉：一是堅持治理現代化科學決策，邀請西南財經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專家開展專題講座，全面提升基層干部、社區兩委依法辦理能力和依法治理能力，讓基層人員成為“懂社區、想社區”城市治理專家。二是大力弘揚法治文化，利用廣場空地、社區宣傳欄打造法治宣傳角，定期張貼法治宣傳海報，深入社區院落開展法律講座、全力提升社區群眾的法治意識。三是創新群眾調解機制，以社會工作專業理念介入群眾調解之中，讓社區問題回歸社區，依法維護社區群眾自身權益，有效解決社區問題。

協治。協治就是協商共治，是社會治理創新的關鍵要素。有事情群眾商量解決，問題的利益相關方通過一種平等自由的會議形式達成共識。南溪街道以社會矛盾疏導和利益協調機制為突破口，組織和發動社區兩委、轄區商家、社區社會組織和社區群眾代表，共同參與社區決策，采用社會工作專業方法——羅伯特議事規則，針對社區面臨的環境衛生、社區綠化、車輛亂放等問題進行協商討論，化解社區矛盾。同時為社區多元主體協商共治建立公共空間，拓寬黨員、群眾、商家、企業參與社會治理的管道；建立社區居民微信群、社區黨員聯絡群、協商共治商家群，實現對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群體的服務覆蓋，形成多元協治的社會治理體系。

自治。有事好商量，群眾事情由群眾來商量，將居民自治落實到社區和居民的社會生活之中，從而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南溪街道以鳳翔社區和西門社區為，試點設立社工站、聘請專業社工5名開展精準化社區自治服務，社工駐點在社區，扎深基層，深入群眾，做入戶走訪的排頭兵、社情民意的傾聽者、社區資源的整合者，對紛繁復雜的社區事務進行定性與定量管理，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充分發揮社區群眾智慧，群策群力，迸發社區內生動力，促進社區自我管理，共建共享和諧社區。

善治。善治是社會治理創新的核心，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治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群眾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而在善治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社區群眾的廣泛參與。南溪街道堅持“文化自信”，以傳統文化節日為契機，深入社區開展形式多樣的文娛活動，讓社區群眾從家門中走出來，主動參與到南溪鄉土文化的創建中，形成公共參與意識，和志同道合的社區伙伴建隊伍，構建相對穩定的組織架構，主動行動并反哺社區，實現社區全域覆蓋，有效激發社區活力和動力。

3類融合——為社會治理創造重要成效

人群融合。不同人群特征決定了社區融合的速率，南溪街道以興趣培養作為凝合社區居民的手段，精準把握群眾的同質化需求，以興趣愛好為出發點，形成手工社群、舞蹈社群、紅歌社群、志愿服務社群等，從個體參與到相互引薦，不斷吸引居民參與其中，在興趣互動中增進彼此聯系和情感，形成小微社群，居民在參與過程中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學習和進步，彼此交流和成長，不斷吸納新成員加入其中使其壯大，構建群眾自身朋友圈。為保持社群的穩定性和長效性，南溪街道推出志愿者積分制度，參與社群活動可以獲得積分，當積分達到一定程度時予以獎勵和表彰，促進群眾的積極性不斷提高，加速社區群眾個體之間的融合進程。

院落融合。城市的快速發展帶來人口流動加速，社區人員構成復雜，包括回遷農戶、低保戶、求學者、外來購房者等群體，而不同群體之間因為院落分割被定義標簽，彼此限制，南溪街道通過組織豐富多彩的院落參與活動來打破這種壁壘，讓活動參與主體以院落為單位，不同院落之間形成形式上的對抗，服務上的合作，來推進院落之間的融合。如社區廚藝大賽，來自不同社區院落的廚藝能手各顯神通，原本松散的院落個體通過活動聯結到一起，形成院落代表，與其他院落分庭抗禮。活動是載體，對抗為整合，合作為催化院落融合的手段，加深社區院落間的融合程度。

資源融合。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是社會治理創新過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具體工作中，結合社區群眾的具體需求，南溪街道將社區內外的各類服務資源進行整合，編織成一個巨大的服務網絡，內容涵蓋政策倡導、普法、衛生、文化、困難群眾關懷等，轄區的商家、學校、醫院、法律援助中心、文體協會，以社區社工站為介入點，引入和整合社會資源，融入到群眾生活服務之中，有效地推動社區服務內容多樣化、社區服務質量專業化，拓展了社區服務的可延伸范圍，充分調動了社區群眾參與社區文明建設的積極性，極大增加了西門社區鄰里之間的互動頻次和質量。

南溪街道主動探索，深入踐行社會治理創新“2+4+3”模式，主動回應和滿足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訴求，扎扎實實做到以民生之本、解民生之急、排民生之憂，由“管控為主”向“服務為主”轉變，促進了基層社區和諧與穩定，賦予了社會治理創新豐富內涵，開創了更加科學、更加實效的社會治理“南溪模式”，開啟了新時代下治理現代化的新征程。

第二篇：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及實現條件

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及實現條件

【摘要】我國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經歷由單向管理模式向參與治理模式的創新轉變：社會治理主體由單中心向多中心轉變，社會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網絡化轉變，社會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價值化轉變。在我國目前的行政生態下，構建這一模式，必須以政府職能的合理定位、社會公共治理機制的建立、基層社區的健全發展作為支撐條件。

【關鍵詞】公民參與；多元治理；公民社會；模式

變革和創新政府治理模式，使其具有對社會環境的最佳適應狀態，是政府治理的永恒課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西方發達國家對“新公共管理”的市場治理模式的批判和質疑聲中，“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的開放、參與、合作、共贏的公民參與的多元治理新模式迅速崛起并日益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適應這一發展趨勢，建立以政府為主導、公民參與的多維度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成為當前及未來我國社會治理模式的理性選擇，正如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講話中所指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筆者主要從公民參與治理這一視角，探討當前正處于轉變中的我國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及實現條件。

西方公共行政治理模式發展的新趨勢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行政改革的全面推進，以新公共管理為基礎的市場治理模式（企業家政府）占據主導地位。這種行政模式在推動各國政府改革、降低行政成本、消解傳統全能政府體制、走出政府行政效能困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它有著內在的缺陷或局限性，尤其是對公民參與的忽視。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很多學者對其有效性提出了批評。認為其背離了公共部門社會價值，忽視公共行政的公共本質，而這種忽視必然導致公共行政價值背離公共行政的本質屬性，即公共性。另外，對新公共管理將民眾視為政府的顧客，視為一種被動的、等待良好服務的消極角色，也提出了質疑。認為其使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復雜關系轉化為較為簡單的買賣關系，因而降低了公民在治理過程中的角色與責任，難以培養公民的積極主動精神，有礙于民主治理的實現。在新公共管理奉為“圣經”的蓋布勒和奧斯本的《重塑政府》一書中，你不會找到諸如正義、公平、參與等詞中的任何一個。其所謂的治理主體多元化，只是執行主體的多元化，決策也即“掌舵”的權力依然壟斷在政府手中；雖然它也強調顧客導向，但不管是服務標準的制定還是服務方式的選擇，決策權基本上也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在公共服務供給方式的多元化中，不論是服務主體還是服務方式，依然由政府主導。因此，在熱熱鬧鬧的西方行政改革運動中，活躍著的只是政府的身影。

在這些批評聲中，真正能夠作為一種替代性的新理論模式的是美國學者登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所謂新公共服務，指的是關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角色的一套理論”。①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服務，而不是掌舵，現今政府的作用在于，與私營及非營利組織一起，為社區所面臨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案，從控制轉變為協商、提供便利。新公共服務理論高舉善治的大旗，旨在重新探討關于國家與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新模式。它主張政府、企業、團體和公民個人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實現對社會事務的共同管理。在這種公民積極參與的多元社會治理中，公民的參與權和決定權得到極大程度的提高，公民在公共行政中扮演著積極的行動者角色，而原來在公共管理活動中居于主要地位的選任代議者和公共服務職業者則從主導者轉變為合作者和咨詢者。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的公民參與的多元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核心是通過加強公民對社會事務的參與監督，從而建立起具有高度回應性的政府。

可以看出，新公共服務理論在對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試圖超越新公共管理，重構公共行政治理模式，為我們提供一個充分尊重民主、公民權和為公共利益服務的理論框架。未來，這種強調公民參與的多元治理模式或許會替代當前那些基于經濟利益和自我利益的治理模式而成為主導。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是對官僚治理模式和市場治理模式的全盤否定。三種治理模式因其各自的價值與限制性，在特定的時期和環境下，可能會以某種治理為主導模式，但其互補的功能不可被偏廢。正如登哈特所說，在民主社會里，當我們思考治理制度時，對民主價值觀的關注應該是極為重要的。效率和生產力等價值觀不應喪失，但應當被置于民主、社區和公共利益這一更廣泛的框架體系之中。在這個框架中，其他有價值的技術和價值觀（比如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或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都可能粉墨登場。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爭論肯定還會持續若干年。但新公共服務理論提供了一個令人振奮的觀點，圍繞這一觀點，我們可以展望公共服務的前景。未來的公共服務將以公民對話協商和公共利益為基礎，并與后兩者充分結合。

轉變中的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

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曾指出：“創造財富的新系統的出現，削弱了舊權力系統的每一根支柱，最終改變著家庭生活、商業、政治、民族國家以及全球權力本身的結構。”②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扮演著全能型的公共管理者角色。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目前，這種角色已經無法有效適應多樣化的社會現實，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的社會治理體制，面臨著一系列重大社會變化的挑戰。在公民參與的多元治理視角下，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政府主導的，政府、市場、社會三維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實現社會治理從單向行政向合作行政的轉變成為必然的選擇。

社會治理主體由單中心向以政府為主導的多中心轉變。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整合政府、市場以及公眾的多元結構。社會治理的主體既包括在社會管理中一直承擔重要甚至主導角色的政府，也包括這些年逐漸凸現出來的作為政府重要補充力量的社會非營利組織、市場化組織等。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中，政府在治理中的主導作用不能被忽視。因為我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保持穩定的現代社會政治秩序是最關鍵的，只有以此為保障，才能建立多元、健康的市場。加之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依然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市場本身還存在著缺陷，因此離不開政府的權威和作用。多元治理模式是以發達的社會中介組織為基礎的，目前我國社會中介組織還處于萌芽階段，需要政府大力培植并促使其發展。因此，未來我國社會治理模式應當實行以政府權威為主導、市場機制與公民參與相結合的模式，即在堅持政府權威作用的基礎上，強調政府與社會的合作，強調市場機制的積極引入，從而建立起政府主導的，政府、市場、社會三維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會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網絡化轉變。共治、共享、共識是網絡化管理的明顯特征。市場原則、公共利益、社會認同之上的政治國家與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結合等廣泛的合作和協商民主，是網絡化管理運作的基本路徑。權力向度是多元、上下互動、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換言之，政府不再一權獨大，依靠傳統的統治權威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單一向度的管理，而是以公共服務精神為紐帶，通過社會合作網絡，將不同的公共服務主體聯系在一起，通過靈活的組織結構和良好的分工協作，即建立在廣泛協商基礎上的合作關系，實現社會公共事務的共同治理。

社會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價值化轉變。提高社會的效率不應該成為社會治理的最終目的，在效率實現的基礎上體現社會公正，保障和實現公民的基本權利，追求人的全面發展應該成為公共行政的最終旨趣。因此，在對政府以及其他組織與公民關系的認識上，應該樹立這樣的理念：公民作為政府行政行為或者市場行為的相對方，享有參與權和發言權。政府與公民的關系，不僅直接影響到行政行為或市場行為的效果，甚至影響到政府的合法性。政府以及市場化組織與公民之間不僅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服務提供者與服務接受者之間的關系，同時還是被監督者與監督者的關系。政府、市場、公民應該攜手共贏，共同承擔社會責任。我國公民參與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實現條件

研究一個國家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行為時，必須進一步了解其與周圍環境的相互關系。新公共服務所倡導的公民參與的多元治理模式作為產生于西方發達國家特有社會制度下的理論體系，在西方國家運用時是以發達的理性官僚制、完善的憲政體制，強烈的公民意識作為基石的。在中國目前的行政生態下，構建多元化社會治理模式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政府職能的合理界定是前提。“強政府”的社會管理，強在管理的有效性。因此，要解決好“強政府、大社會”社會治理中的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實現“萬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一是創新政府治理理念，建設服務型政府。在管理中體現服務，在服務中加強管理，實施人本管理，以服務人民為根本宗旨，著力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政府應當把創造良好發展環境、向公眾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強化科學化公共治理作為職能轉變的目標。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主要體現在改善經濟調節、加強社會管理、嚴格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作為服務型政府，其工作重點應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因此，凡是屬于社會公共領域的事務，公民、社會組織承擔不了的、市場機制也不能解決的，政府不能缺位，必須努力解決，并且要堅決管住管好。三是積極推進政府公共服務方式創新。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均等化，正在成為公共服務方式創新的發展方向。部分公共服務的提供，可以引進市場競爭激勵機制，通過購買、委托代理、發包等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由市場、社會來提供，或由城鄉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以擴大公共服務的供給，解決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投入不足、經營不善、效益低下、資源浪費等問題，實現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和供給方式的多樣化，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四是進一步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社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要分工明確，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能自己辦的，就讓其去辦；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就讓其去調節；行業組織和中介機構能自我管理的，就讓其去管。

社會公共治理機制的建立是保障。新的社會治理模式強調由多元公共管理主體構成的網絡化的公共行政體系，不同主體具有平等的地位，通過協商和合作的方式共同實現社會治理的目標，因此必須建立多中心的公共治理機制。首先，應加強制度建設，一方面強化政務信息公開的制度約束，另一方面從制度上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途徑和渠道，保障其他社會組織和成員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合法權利。其次，加快公共基礎領域改革，打破公共基礎領域的行政壟斷，積極推進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社會化進程，拓寬其他社會組織和成員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空間和領域，提升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整體效益。再次，自覺培育社會公眾參與和自我管理意識。行政職能的轉變離不開社會公眾的支持，而社會公眾自我管理意識的增強又成為轉變行政職能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為社會公眾實現自我管理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和實現手段，而政府的正確引導又成為社會公眾真正實現“自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社會公眾參與和自我管理意識的培育離不開組織上與制度上的支持與保障，通過積極推進社區居民自治，實現基層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保護自治組織的合法權益，充分發揮人民群眾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社會公眾真正成為社會公共生活的主人。最后，大力發展社會中介組織，切實發揮社會中介組織在社

會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為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創造條件，理順社會中介組織管理體制；另一方面培育社會中介組織的自律機制，加強對組織成員的培訓和管理，提升中介組織的業務素質和能力。

基層社區的健康發展是路徑。社區是居民自治組織，但同時也肩負著基層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任務，社區作為具有共同文化維系力的群眾基礎機構，為居住在一個固定區域內的居民，起著一種媒介橋梁作用，在基層社會管理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因為社區內的居民具有共同的利益，面臨著共同的問題，因此，公民在社區層次上的社會參與具有積極性、主動性。

社區治理模式要發揮作用，必須注意四個原則：第一，規模原則。即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服務，以最低規模的社區組織結構完成預期的服務目標。這一原則同時還意味著在解決公共政策的問題中，由下而上的自治過程比中央由上而下的管制過程更有效。第二，民主原則。在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過程中采取民主決策的原則，讓居民有充分而平等的機會參與社區事務的制定和執行。第三，責任原則。社區的成員是社區的擁有者，公共事務應以其偏好與需求為依據。因此，政府官員或民選代表所扮演的角色，應從過去凌駕于公民之上的角色，轉變為支持公民參與的角色。第四，理性原則。社區主義治理模式的理性是一種類似哈貝馬斯所構建的溝通理性，即所有社區成員，包括政府、民意代表、人民等，為解決公共問題理性地表達、傾聽與了解自己與他人的意見、價值和選擇，在共同參與中充分的理解對方。

目前，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社區的健康發展：一是發揮社區在社會參與中的作用，健全社區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推進社區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二是完善社區居民委員會組織體系，加強城鄉結合部、城中村、流動人口聚居地等的社區居民委員會建設。三是積極培育社區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發揮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機構、駐區單位積極作用，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志愿者參與社區管理和服務，推動社區服務業健康發展。四是全面開展城市社區建設，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健全新型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和諧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公民參與的多元治理追求的是多元社會利益在行政治理過程中獲得平等的代表和表達，追求的是在協商的基礎上達成共識甚至形成合意。它的發展，需要一個強國家，也需要一個“強社會”；需要一個開放的政府和完善的參與制度，也需要一個利益代表和表達機制充分發育的社會。我們應在借鑒國外相關理論和成功實踐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和創新，在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共治的良性的社會。

第三篇：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針對社會治理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就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當前，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我們要適應新形勢，增強風險意識，深化對社會治理規律的認識，以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法手段創新為動力，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引領，以基層基礎建設為支撐，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一、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如果說工業時代的奧秘是分工，那么互聯網時代的奧秘則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資源共享、社會合作。這就要求我們確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命運共同體，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一）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過程是實現社會善治的過程，政府和社會要各歸其位、各擔其責。一是推進社會治理社會化。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只有政府和社會攜起手來，才能建設好安

— 1 — 全家園。要在發揮好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引導社會成員增強主人翁精神，激發社會自治、自主、能動力量，讓大眾的問題由大眾來解決。二是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法治作為社會治理創新的最優模式，應該回應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種種問題。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構建社會行為有預期、管理過程公開、責任界定明晰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善于運用法治方式把社會治理難題轉化為執法司法問題加以解決。三是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我國傳統文化中推崇直覺、感性思維，習慣于對事物進行模糊的歸納，嚴謹、理性、體系化的實證研究不夠。這種思維方式容易導致粗枝大葉、大而化之。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實、推崇理性、強調精確、注重細節為主要特征的“數據文化”，把精細化、標準化、常態化理念貫穿于社會治理全過程。

（二）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

目前，社會矛盾大多屬于利益訴求。預防化解社會矛盾，關鍵是要堅持維權和維穩相統一，健全維護群眾利益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贏得廣大群眾發自內心的認同和擁護，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奠定堅實基礎。一是健全利益表達機制。暢通群眾利益表達渠道，是密切黨委和政府同群眾聯系、舒緩社會緊張關系的重要舉措。要完善行政復議、仲裁、訴訟等法定訴求表達渠道，發揮人大、政協、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等利益表達功能。全面推行陽光信訪，盡快實現國家信訪信息系統全面聯通，把網上信訪打— 2 — 造成群眾信訪主渠道。積極推進網絡參政議政，搭建黨委和政府同群眾溝通交流新平臺。二是健全利益協調機制。謀發展、搞建設，都要統籌好群眾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兼顧好群眾的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要圍繞涉及群眾利益的事項，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原則，積極推動有關部門、單位多同群眾商量，確保各項工作更好地順乎民意。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重大決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評估過程成為傾聽民意、化解民憂、贏得群眾理解支持的過程，預防和減少因決策不當引發的社會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護機制。當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大多是由損害群眾利益問題引發的。要樹立把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圍繞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問題，辦大事、辦實事，讓群眾得到實惠、看到希望。發揮好司法救濟功能，依法嚴厲打擊農村土地征用、城鎮房屋拆遷、企業改制等過程中損害群眾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確保群眾權益受到公平對待、利益得到有效維護。

（三）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現代社會，善不善于發揮社會主體積極性，推動形成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局面，是衡量黨委和政府社會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標志。我們要創新多方參與機制，更好地組織動員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努力實現社會事務社會治理。一是發揮好企事業單位作用。企事業單位不僅承擔著防控安全生產風險的重要責任，而且是維護社會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發揮企事業單位在資源、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優勢，調動他們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為維護公共安全發揮更大作用。二是發揮好社會組織作用。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要推動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確保其成為黨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發揮好社會組織在引導社會成員參與風險評估、矛盾調解、社區矯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三是發揮好基層自治作用。基層自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層群眾實現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辦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層民主決策、民主治理機制，構筑起全社會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網絡聯系和信任關系，做到知風化險、規避風險。

二、加強社會治理基礎制度建設

社會治理現代化中，制度建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學的社會治理理念和實踐經驗只有轉化為普遍適用的制度，才能成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

社會治理的核心是對人的服務管理。目前，我國公民身份號碼的準確性、唯一性目標基本實現。要加快國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統升級改造，深入推進居民身份證換發、異地辦理和指紋信息登記工作，建立戶口和身份證信息聯網查詢比對制度，逐步實現跨部門、跨地區信息整合和共享，確保基礎信息全面、準確。

（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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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國無信不強。推進守法誠信，既要加強教育，更要強化制度約束，形成守法誠信長效機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號碼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實名制的落實。建立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相關實名登記制度，抓緊推行手機號碼、銀行卡、網絡實名制，消除網上網下各領域虛假身份。建立違法犯罪記錄與信用、職業準入等掛鉤制度，強化對守信者的鼓勵和對失信者的懲戒。堅持推行實名制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戶信息保護制度，加強對用戶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的保護。

（三）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疏導機制、危機干預機制

社會心態體現社會文明程度，影響社會和諧程度。現代社會，隨著工作、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緒潛滋暗長，容易引發社會問題。要開展社會關愛行動，發展社會專業服務機構，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和社會志愿者隊伍建設，關心幫助困難家庭和個人。建立健全心理衛生服務體系，積極開展心理調節疏導工作，建立心理危機干預預警機制，防范和降低社會風險。對生活失意、心態失衡、行為失常的，按照“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要求，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輔導、援助，引導其依法理性處理問題，防止發生極端事件。

三、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

對社會治安進行綜合治理，是我國的特色，也是我國的優勢。面對社會治安新形勢，我們要以提升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為

— 5 — 目標，以突出治安問題為導向，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提高動態化、信息化條件下駕馭社會治安局勢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為支撐加快建設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

創新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是維護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設平安中國的基礎工程。要結合制定“十三五”規劃，在更高起點上統籌設計好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社會信息化快速發展，不僅更新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思維方法，也為加快建設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別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腦力+信息”發展起來的智能產業，極大地擴展了人類智力水平，也為打造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升級版提供了新平臺。要堅持信息化牽引，積極推進打防管控一體化、網上網下一體化，確保社會治安防控形成體系、充滿活力。圍繞整合資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標準體系、統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動各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各類數據集成應用，發揮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導和市場力量更好地結合起來，統籌建設大數據、云計算中心和物聯網等基礎設施，為提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整體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撐。

（二）完善社會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和調處化解綜合機制

如何預防化解易發多發的社會矛盾，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驗。要善于把運用法治的功能與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地結合起來，完善社會矛盾排查預警和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提升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實效。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依托基層組織，發展信息員，完善社會矛盾滾— 6 — 動排查、及時預警機制，努力做到發現在早、防范在先、處臵在小。構建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引導群眾更多地選擇非訴訟渠道和方式解決糾紛。拓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參與糾紛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專家參與技術性、專業性領域糾紛解決工作，提高糾紛化解權威性、公信力。借鑒一些互聯網企業開展在線調解、在線仲裁、在線協商談判等做法，善于運用新技術提高糾紛化解水平。

（三）建設基礎綜合服務管理平臺

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中，基層基礎建設既是根本性任務，也是緊迫性工作。要以基層綜治中心為依托，建設基礎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并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將服務管理資源向網格延伸，提高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水平。隨著信息化建設水平的提高，領導機關擁有的信息資源更加集中，服務基層一線更有優勢。領導機關要健全服務基層的情報綜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機制，及時把高質量的預警情報和急需信息實時推送到基層一線。要牢固樹立寓管理于服務的理念，通過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務，有效覆蓋專業工作難以觸及的領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難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務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

四、健全公共安全體系

當前，我國公共安全形勢總體是好的。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13億多人口、地域遼闊、發展不均衡的國家，能保持社會和諧

— 7 — 穩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和社會信息化的快速發展，由于國際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當今世界已進入風險社會，我國國內風險因素也日益突出。我們要牢記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編織全方位、立體化的公共安全網。

（一）增強風險意識

面對嚴峻的公共安全形勢，全社會只有牢記隱患險于明火、防范勝于救災、責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風險。一是加強全民安全意識教育。全社會成員要樹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觀念，提高共同防控風險的自覺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體系，采取以案說法等方式，讓安全文化入腦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風險預警機制。在各類風險高度集聚的今天，預警是維護公共安全的首要環節。要根據風險形成規律，建立研判、預警、防范風險苗頭、隱患先兆的機制，防止其累積擴散、突破臨界狀態。探索“人力+科技”“傳統+現代”的風險預警模式，提高對風險動態監測、實時預警能力，及時切斷風險鏈。三是創新協調聯動機制。維護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環節，只有緊密配合、有效互動，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區域聯動、部門協作機制的同時，建立與社會力量合作聯動機制，善于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把各種資源、力量、手段統籌起來，建設好維護公共安全的天羅地網。

（二）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和管理制度

— 8 —

安全生產一頭連著千家萬戶，一頭連著經濟社會發展，是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障。我們要深刻認識安全生產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緊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產責任制和管理、防范、監督、檢查、獎懲措施的落實。按照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失職追責的要求，細化落實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責任、相關部門的監管責任、企業的主體責任。針對高速鐵路、城市軌道、油氣管網、城市燃氣、高層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點領域和煤礦、礦山、化工、煙花爆竹等重點企業，在深入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整治的同時，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帶有普遍性、趨勢性的問題，有針對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強化監督管理。堅持以信息流引導技術流、物質流，運用物聯網等新技術，構建生產、運輸、存儲、銷售、使用等全過程、無縫隙監管體系，把先進的理念、制度轉化為程序上的硬約束，實現對各類安全生產風險自動識別、預警，預防和減少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

（三）加強防災減災能力建設

提高防災減災和應急能力，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考驗。要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的方針，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全面提高全社會抵御自然災害的綜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災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災應急社會動員機制，落實統一指揮、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自然災害應急管理體制，加強全民減災防災宣傳，形成有效應對自然災害的強大合力。

五、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高度重視維護國家安全，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的大事。我們要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一）實施國家安全戰略

制定、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是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進一步明確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方針、中長期目標和重點領域國家安全政策。堅持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工作領導體制，發揮好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黨中央領導下國家安全事務決策、協調“神經中樞”功能，研究制定、指導實施國家安全戰略和有關重大方針政策，統籌協調國家安全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增強國家安全事務決策和實施主動性、及時性、協調性。

（二）構建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

《國家安全法》確立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地位和國家安全工作領導體制，確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各項制度。要根據維護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推動出臺反恐怖主義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加快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將法治貫穿于維護國家安全全過程，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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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家安全法》規定，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投資、特定物項和關鍵技術、網絡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涉及國家安全事項的建設項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項和活動，要完善國家安全審查，有效預防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今后，要把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延伸到經濟以外其他領域，完善國家安全審查內容和程序，明確違反國家安全審查規定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努力構筑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火墻”。

（四）依法嚴密防范和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極端宗教活動

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事關國家治亂興衰。要把確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嚴密防范、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破壞活動，堅決捍衛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堅決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始終保持對暴力恐怖活動的高壓態勢，組織動員人民群眾進行群防群治，深入推進“去極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國際合作，全方位構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第四篇：創新社會治理

如何推動社會治理創新

一、什么是社會治理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小標題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話，闡述了一個新的執政理念——社會治理。此前，經常使用的一個類似概念是“社會管理”。新的“社會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問題：什么是社會管理？什么是社會治理？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是什么關系，兩者之間有什么區別？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為什么要用社會治理取代社會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紀后半期隨著新公共管理理論的風行而得到學界和政界的青睞。上個世紀90年代，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的界定是：“個人和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其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個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規章條例，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為基礎，而以調和為基礎。其三，治理同時涉及公、私部門。其四，治理并不意味著一種正式制度，但確實有賴于持續的相互作用。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段對“治理”特點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煉出四個關鍵詞，即“過程”、“調和”、“多元”和“互動”。

按對“治理”的理解來看“社會治理”，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界定：在社會領域中，從個人到公共或私人機構等各種多元主體，對與其利益攸關的社會事務，通過互動和協調而采取一致行動的過程，其目標是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行和滿足個人和社會的基本需要。

參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對比“社會治理”和“社會管理”這兩個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會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會治理必須強調“過程”。在這里，“過程”的涵義是：社會治理的動態性、發展性和延續性——社會治理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經濟背景下進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規章條例，試圖在任何時空條件下都以不變應萬變；同時也不能靠一場“運動式”的大轟大嗡，試圖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而這兩者，恰恰是以往“社會管理”的最顯著的特點。

社會治理必須倡導“調和”。社會本身是一個有自組織能力的有機體，通常處于一個生機勃勃的過程中。所以，不能試圖用某種強力乃至蠻力去“支配”社會。而是要讓社會本身發揮其自我生存、自我發展乃至自我糾錯、自我修復的功能。所以，社會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藝術”，在收放張弛之間拿捏得恰到好處。而以往的社會管理的缺陷，恰恰是過于迷信強制力量。

社會治理必須兼顧“多元”。社會是由各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構成的，不同的階層和群體的經濟利益、社會地位和政治訴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會治理必須非常重視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不論多數少數，不論強勢弱勢，不論公立民營，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共同分享發展成果。而以往的社會管理常常錯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賜惠當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極具“社會排斥”的色彩。

社會治理必須注重“互動”。要引導全社會達成利益共識，尤其是針對長期目標的利益共識，就要建立一個適合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框架和社會機制。使多元主體都能夠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然后在溝通交流、相互妥協、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達成社會共識。在行動上，也應該是互動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會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視而只顧眼前利益。綜上所述，以往的社會管理已經暴露出很多的認識誤區和制度缺陷，諸如一刀切、運動式、壓制型、堙堵式、恩賜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這恐怕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要用一個新的概念，其實也是一種新的理念——社會治理來取代以往長期使用的社會管理一詞的根本原因。

具體而言，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就是要在承認個性化、多元化的基礎上，通過互動和調和——溝通、對話、談判、協商、妥協、讓步——整合起各社會階層、各社會群體都能接受的社會整體利益，最終形成各方都必須遵守的社會契約。

二、為什么要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社會治理體制占有重要位置，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已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要實現“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目標要求，就必須重視社會治理創新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實現社會治理的“五個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思維視角從“國內”到“全球”的轉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國把社會治理當成純粹的國內事務，沒有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會治理問題。進入21世紀，我國的社會治理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和國際合作的日益頻繁，加劇了各國的文化沖突，極大改變了政府社會治理的環境；大規模的人員、資源、信息、資本快速跨國流動，加速了風險傳播，放大了危機影響，增加了社會治理難度；民主行政、責任行政、服務行政、回應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沖擊著政府社會治理的傳統觀念，對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形成挑戰。在這一潮流下，任何一國的社會治理都不可能孤立進行，“全球治理”給“國家治理”帶來了新的沖擊。這就要求社會治理體系從一個封閉式的治理結構轉向開放式的治理結構，并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社會治理問題。經濟全球化給社會治理帶來的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社會治理理念推動我國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樹立“全球”思維的同時，還要主動防范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社會風險。這就要求我們，在國內要進一步加強社會意識形態管理，深化公民國家意識、社會整體意識，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安全體系，形成法律法規、社會道德、文化傳播多位一體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國際上，要進一步加大中國現代社會治理理念的宣傳力度，樹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國內社會治理的問題上堅持原則，堅決杜絕任何外來勢力干涉，依據本國法律法規妥善處理。

實現社會治理主導理念從“利益”到“價值”的轉變。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會性決定了其價值取向與單純的經濟管理活動追求個人利益、部門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國過去30多來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質利益為導向的公共管理，實施的是“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方式，實施社會管理過程中，沒有完全做到以人為本。在利益導向的社會治理理念下，社會風險不斷增加，社會矛盾不斷累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靈狀況。在此背景下，建立實現多元價值追求的復合治理，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和治理實踐工作中，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和諧成為應然選擇，調整社會關系、協調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實現政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善治”的社會治理目標。

實現社會治理功能定位從“維穩”到“維權”的轉變。“維穩”與“維權”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兩者是辯證統一的。“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由于特殊的國情，實踐中，我國社會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單純地強調“社會的穩定性”指標，忽視了“社會的公正性”“社會的參與性”等維度，雖然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維護了我國社會的基本秩序和穩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會活力的釋放，導致了影響社會和諧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當前，必須順應公民權利意識大大提高的現實情況，公平保護公民利益，堅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從實體、程序和時效上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要求，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真正防止因為“維權”而產生的“維穩”問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實現社會治理主體構成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管理主體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構在一定階段產生過一定積極效應。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大政府的管理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社會整體發展。現實中，政府負責等同于政府包攬，從觀念到制度都排斥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管理，其結果一方面導致社會自治發展緩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發展緩慢，另一方面導致了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的發生。實際上，社會治理除了國家和政府之外還應強調社會組織、企業、公民個體等社會力量的參與。社會需求是多樣化的，不同類型的主體有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擅長，因此需要主體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格局，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前提下，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為公眾提供高質量、差異化的社會公共服務，實現從政府單一主體的單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推動社會治理從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

實現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從“剛性”到“柔性”的轉變。社會治理既可以憑借法律約束、紀律監視、強迫控制等剛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組織、協調、激勵、感召、啟發、誘導、協商等柔性方法。長期以來，政府在實施社會管理時，往往習慣于行政處罰等剛性措施，而對于柔性方法則較少采用和考慮。現代社會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維，變硬約束為軟引導，變強制服從為服務感化，變堵截民情為疏解民心，變應急管理為預防治理，變事后干預為事前預防，合理引導社會輿論，適時干預社會情緒，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

三、如何創新社會治理

十八大提出，為了推動社會治理創新，必須做到：

（1）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

（2）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加強對社會組織和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引導它們依法開展活動。

（3）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使群眾問題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權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復議體制，健全行政復議案件審理機制，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建立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機制。

改革信訪工作制度，實行網上受理信訪制度，健全及時就地解決群眾合理訴求機制。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保障食品藥品安全。深化安全生產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災減災救災體制。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依法嚴密防范和懲治各類違法犯罪活動。

堅持積極利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方針，加大依法管理網絡力度，加快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確保國家網絡和信息安全。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第五篇：關于創新社會治理論述

《決定》強調，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堅持系統治理、堅持依法治理、堅持綜合治理、堅持源頭治理。對此，可從以下4個方面來進行正確把握。

第一，堅持系統治理，治理主體要從政府包攬向政府主導、社會共同治理轉變。一是加強黨委領導，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同時，要把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組織起來，去做直接服務群眾的工作，努力滲透到社會治理的各方面、各環節，把黨的政治、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服務優勢，提高引領社會、組織社會、治理社會、服務社會能力。二是發揮各級政府的主導作用。社會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但政府不能越位、錯位、缺位。三是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發揮社會組織作用，整合社會治理資源，積極推動建立政府調控機制同社會協同機制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與社會調解力量互動的社會協同治理網絡。要創造公眾參與條件，拓寬公眾參與渠道，健全公眾參與機制，把廣大群眾有效動員組織起來，形成社會治理人人參與的局面。

第二，堅持依法治理，治理方式要從管控規制向法治保障轉變。一是強化依法治理理念。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社會，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二是切實加快社會治理領域的立法工作，依靠法律來規范個人、組織的行為，協調社會關系，監督和保護公共權力，保護公民合法權益，防止公共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三是各級執法機關要嚴格公正執法，努力把各項社會治理活動納入法治軌道。四是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自覺學法尊法守法用法。

第三，堅持綜合治理，治理手段要從單一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一是強化道德約束。要善于運用道德的軟力量，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發揮道德力量的示范和引導作用。二是規范社會行為。加快建立和完善行為規范體系，通過自律、互律、他律，把人們的行為盡可能地納入共同行為準則的軌道，形成既要維護社會公共權益、又要尊重個人合法權益，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社會環境。三是調節利益關系。善于運用教育、對話、協商、談判等方式解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更好地調節和保護各方面的利益。四是協調社會關系。善于運用群眾路線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務的方式，盡可能通過平等的對話、溝通、協商、協調等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

第四，堅持源頭治理，治理環節上要從事后處置向源頭治理前移。一是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努力擺脫總是事后應對的被動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從治標轉向治本、從事后救急轉向源頭治理，更加重視民生和制度建設，使社會治理關口前移，盡可能使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少產生、少轉化、少激化。二是以網格化治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科學劃分網格，把網格內人、地、物、事、組織全部納入網格，使網格服務管理人員承擔起了解社情民意、采集治理信息、服務社區群眾、化解矛盾糾紛等職能，把社會治理觸角延伸到社會最末梢，把服務工作做到群眾身邊。三是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社會矛盾說到底大多是利益矛盾，治本的辦法是把握群眾利益訴求點，協調平衡利益關系。特別要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2014市委一號課題出爐記 讓基層更加有職、有權、有物、有人

晨報訊 歷時近一年，2014年上海市委一號課題“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結出果實，聚焦創新體制、加強基層、夯實基礎、落實保障，形成“1+6”文件。基層干部普遍反映，“為之一振，眼睛一亮”。

古語云：郡縣治，則天下安。“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對上海意味著什么？

加強基層基礎建設，事關上海當前改革深化和未來長遠發展，事關上海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全局，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總書記在今年全國兩會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社會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鄉社區，關鍵是體制創新，要更加注重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條符合特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

歷時近一年 終摸清情況

課題組組長：市委書記韓正

課題組副組長：相關市委副書記、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長

調研組：4個，全市抽調了41人

調研組組長：方惠萍、龔德慶、張學兵、斯福民，由擔任過區委書記、對基層社會建設有實踐經驗的同志擔任

調研方向：從街鎮、居村兩個層面入手，分中心城區、城鄉結合部和遠郊三類地區，圍繞基層體制機制、基層隊伍、基層綜合治理、基層服務保障四個方面展開。

整個調研歷時近一年，韓正先后主持召開了20多個專題會和座談會。

從2月底到7月中旬：按照“放開放開、再放開、找準基層社會治理難題和群眾需求”的要求，四個調研組深入全市17個區縣和街鎮、居村調研，共調研走訪152個街道鄉鎮、228個居村，座談訪談4745人；

從7月下旬到9月底：按照“聚焦聚焦、再聚焦、切實提出解決問題對策舉措”的要求，四個調研組聚焦12個重點問題，聯合市相關職能部門深入開展研究，提出初步政策方案；

從10月份開始：按照“政策意見重在求實，突出操作性”的要求，市委辦公廳、市委研究室會同四個調研組和有關方面反復研究論證，集中開展成果匯總轉化。

11月中旬：一號課題相關文件征求意見稿下發各區縣、相關部門征求意見，共收到意見762條，經過逐條研究，最終采納了402條。

深入調研：了解基層所思所盼，提煉基層首創經驗

大型居住區的居民辦事咨詢便捷嗎？老小區被物業“拋盤”怎么辦？街面亂設攤頑癥能根除嗎？廣場舞大媽與周邊居民的矛盾誰來解？……發生在基層社區的世相百態、紛擾矛盾，看似“一地雞毛”，實則關乎百姓安居樂業，關乎社會治理之基。

“圍繞一號課題，調研組和市里召開的相關座談會，我參加過近20個，可見這項課題調研之深入。”靜安區靜安寺街道黨工委書記胥燕紅告訴記者，調研組不但到區里、街道開座談會，還深入居民區，到居委干部、樓組長、社區黨員群眾中聽意見，跑到街道的窗口服務單位聽群眾反映。

原本，四個組的調研方向各有側重，并對口幾個區縣。后來，為了把各自的“子課題”做得更扎實，各調研組之間相互“串門”。

胥燕紅說，“雖然與靜安區對口的是第一調研組，但其他組也到我們這里來調研，著重了解我們在社區工作者職業體系，網格化管理等方面的探索、成效和困惑。”

參加過20個座談會的胥燕紅，盡管忙，但忙得高興。“課題組真正沉入基層，把我們的所想、所慮、所盼提出來；還注重了解基層創造的經驗做法，總結提煉，吸收為課題成果的一部分。”

第二調研組組長、上海久事公司黨委書記龔德慶，曾在多個區縣擔任過領導，對基層情況原本就十分熟悉。但此次調研，讓他和組員獲取了更多新鮮、直觀、豐富的一手材料。比如，居委會要敲的圖章多達四五十個，而許多章根本不該由居委會來敲；市中心有的街道，忙于招商引資，影響服務，疏于管直面問題：不回避矛盾，盤點基層四大“不適應”

調研沉下去，問題浮上來。

基層工作就像“萬花筒”——

有五彩繽紛。凌云街道梅隴三村“綠主婦”們，從關注環保、公益，到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成為小區自治管理的當家人；延吉街道“睦鄰中心”，用豐富多樣的活動把小區居民吸引到公共空間，社區的生態悄然改變。

有推陳出新。靜安區率先探索建立社區工作者隊伍管理體系；徐匯區在區、街鎮、居民區三個層面構建區域化黨建聯盟； 金山區各村全部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

有酸甜苦辣。居委會承擔的行政任務過多，有人形容，“上面水龍頭在放水，街道是個筐，居委是個缸。筐里的水流到缸里，缸里盛不下，水漫金山”。而開展社區共治，基層社區“一頭熱”，駐區單位和相關社會力量“一頭冷”。

有啼笑皆非。為了與“上面”對應，有的街道有20個科長，約10個科長是“有長無兵”。許多居委會深受“敲章”之苦，敲的章里居然還有“家具以舊換新，證明舊家具是我家的”之類。

調查階段，大家解放思想，打開思路，查找問題，“放開放開、再放開”；而專題研究階段，則需要“聚焦聚焦、再聚焦”。

如何聚焦？目標明確。哪些是基層最急需解決的問題？群眾對基層服務管理有哪些迫切需要和突出意見？哪些問題現階段可以統一設置改革路徑？哪些需要確立指導性意見，讓基層明確方向？

“萬花筒”里的紛雜“碎片”，經課題組梳理提煉，形成對全市基層發展和現狀的大盤點：

——街道體制機制存在不適應。街道在城市建設管理特別是公共服務設施規劃中缺乏參與權、話語權，影響社區公共資源合理配置；一些街道還在樂此不疲做“分外事”，比如，招商引資；街道部門設置存在著與上級條線部門簡單對應、職能重復交叉等問題。

——居民治理體系存在不適應。居民區黨組織領導和協調區域內各類自治組織的功能發揮不夠；居委會承擔的行政任務過多，有的居委會行政性事務占據了85%以上的精力； 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愿望不強，參與的多為老面孔，難以吸引年輕人和白領階層。

——城郊結合部和遠郊農村治理體系存在不適應。特別是隨著本市鄉鎮撤并、舊區改造和大型居住區建設的大規模推進，郊區出現了一批大鎮、大居，管理方面存在不少新矛盾。例如，不少大鎮已經達到小型城市的規模，常住人口超過20萬、甚至30萬，但資源仍基本按照原來的鎮級建制配置，管理服務難以到位。

——基層社區治理的保障方面存在不適應。中心城區居民區黨組織書記年齡趨于老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薪酬待遇較低、發展空間狹窄，年輕的干不長。而基層社區隊伍身份復雜，總共有機關行政人員、事業編制人員、社區干部、社工、協管員、聘用人員、部門派駐人員等七大類，僅協管員隊伍就有四類20余支，管理多頭、政出多門，待遇不同，忙閑不均。村干部隊伍中后備人才缺乏。

改革路徑：下沉上收，讓基層更加有職有權有物有人

課題組最終形成了“1+6”文件，包括《關于進一步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意見》以及深化街道體制改革、完善居民區治理體系、完善村級治理體系、深化拓展網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綜合管理效能、組織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社區工作者管理辦法等6個配套文件。

課題成果形成中，找準切入點和落腳點——

街鎮和村居，是基層的兩個層面，承擔著具體而繁雜的任務。要把街鎮和居村的工作重心，真正轉到服務和管理上來。民生服務、常態管理資源等進一步下沉基層；區域經濟發展、城市規劃和建設等職責上收區級統籌管理。

下沉，為群眾提供精準、優質、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務。改革后，街道新的機構設置從原先“向上對口”，轉變為更多地“向下對應”，內設機構由原有的11個至15個精簡為8個。街道做強“六中心”——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城市網格化綜合管理中心、社區黨建服務中心、社區綜治中心，把機關工作和服務推向窗口化、平臺化。

上收，讓街道心無旁騖，真正把工作重心回歸到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上來。“取消全市街道招商引資職能，街道運轉經費由區級財政保障”，就是一項重要舉措。同時，各區縣也要加強統籌鎮招商引資，鎮要進一步增強搞好公共服務和管理的職能。

課題成果形成中，關鍵是梳理出基層最急需解決的問題，各個突破，讓基層更加有職有權有物有人——

如何加強基層黨的建設？相關文件中進一步明確基層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優化調整區域化黨建領導體制，加強居村黨組織帶頭人隊伍建設。明確“對就業年齡段居民區黨組織書記實行?事業崗位、事業待遇?。退休聘用的居民區黨組織書記，按照同工同酬原則，逐步提高其工作津貼水平。”

街鎮苦惱“責任無限、資源有限”？那就進一步下沉管理資源、執法資源，做實街鎮網格化綜合管理中心。通過賦予街鎮在城市綜合管理中的協調指揮權、考核評價監督權、人事考核和征得同意權，使街鎮的派單權和牽頭處置權等得到落實。今后，“條”上的干部要提拔，“塊”上的街鎮干部如果“搖頭”，提拔便無望了。

居村工作吸引不了能干的年輕人，已青黃不接了？上海建立統一規范的社區工作者職業化體系，拓展職業發展空間，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全市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原則，合理確定社區工作者薪酬標準。

郊區大鎮、大居人口膨脹，“小馬拉大車”力不從心？根據文件要求，條件成熟的，析出街道；條件尚不成熟的，做實基本管理單元；加強鎮管社區，探索在鎮與居委會之間設立社區黨委和社區委員會。

……

2014年上海市委一號課題已經交出答卷。而“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目前，全市各方面正形成合力，抓推進促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