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心得-法治是反腐敗治本之道

法治是反腐敗治本之道

——學習《習近平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心得體會 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用刮骨療傷的決心，強力開展“打虎”、“拍蠅”，著力營造官員“不敢腐”的氛圍。同時，我們也深刻的認識到，從“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治本最終要靠制度和法治。總書記在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強調：“我們要增強依法執政意識，堅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開展工作，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推進依法執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執法是行政機關履行政府職能、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的主要方式，各級政府必須依法全面履行職能，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完善執法程序，嚴格執法責任，做到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 何為腐敗？是運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本質是濫用權力。只有“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落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治原則，用法律去約束和監督權力，才能夠從源頭上反腐。所以，法治才是反腐敗的治本之道。

那么，如何進行法治反腐？我認為，反腐敗要“堅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具體地說，就是要及時地修改完善反腐敗法律，同時要狠抓對法律實施的監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堅持法治反腐，必須完善法律，進一步健全反腐敗法律體系。目前，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基本框架已經成形，但法律制度尚不完備。要健全刑法等國家法律和黨內規范，并且要處理好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的關系，反腐敗黨內規范是反腐敗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同正式的國家法律相比，在適用范圍、權威性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應當逐漸健全并通過立法程序將經得起實踐檢驗的黨內規范轉化為法律法規，增強其反腐強制性和約束性。同時，要注重健全與反腐敗基本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反腐敗從來不是單一的基本法能做到的，應加強與其相關的配套法律法規。“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我們應建立完善官員財產申報法和政務公開制度，從源頭上遏制公權力的濫用。

堅持法治反腐，必須狠抓落實，確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威嚴也在于實施，有法不依，其害甚于無法。法治反腐一定要狠抓落實，堅決杜絕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現象。首先要加強對執法人員的法制教育，使法治觀念深入人心，同時牢固樹立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理想信念，從而使法治思維更加常態，執法方式更加嚴格。二是要提高執法隊伍的專業化水平，健全相關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制度和行政人員持證上崗制度；三是要強化監督管理，建立監督的立體網絡，形成黨紀監督、政紀監督、社會監督一體化的格局，堅決遏制執法隊伍的內部違法操作。

法治反腐，完善法律是前提，狠抓落實是根本。只要按照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堅持法治反腐，就一定能取得反腐敗斗爭的持久勝利。

第二篇：嚴肅紀律是治本之道

嚴肅紀律是治本之道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作者：高波

（中國紀檢監察報，20150408）

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新時期，我們黨進行了一場黨心民心所向的反腐敗斗爭。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攻堅戰、持久戰中，我們黨高度重視紀律這個戰無不勝的法寶，用好這個長期執政黨管黨治黨的強大武器，顯示出自我糾錯的超強能力和政治信用，通過作風建設（“八項規定改變中國”）、黨風廉政建設（“兩個責任”）和紀律建設（“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現了“精準反腐，清淤排毒”，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帶來原創性貢獻和世界級表現。值得深思的是，紀律建設在這個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斗爭實踐中如何定位？應當發揮什么作用？認真學習王岐山同志近期重要講話和《全面從嚴治黨要把紀律挺在前面》《以啄木鳥精神嚴格執紀》等文章，促使我們回歸管黨治黨“原教旨”，以正風肅紀、阻遏腐敗的新成效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有力支撐。

執紀觀：“以紀律人”在前，“以法律人”在后 王岐山同志強調：“必須把紀律挺在法律前面，明確紀律的內涵，密切聯系實際、求真務實，把紀律執行到位，真正使紀律成為管黨治黨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線。”紀律與法律，一字之差。從詞源本意上講，紀律是“以紀律人”，法律是“以法律人”，兩者有共性也有不同：

第一，紀律針對特定人群，法律針對非特定人群。紀律是黨的組織和成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法律是體現全體國民意志且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規范總稱。非黨員不見得必須“遵紀”，但卻必須“守法”。因此，紀律更具對象感和指向性，紀律缺失的主體責任更明確。換言之，有紀不執，賬馬上就能算到黨組織頭上。因此說：紀律檢查工作就是政治。我們必須把握紀律建設的“樹木和森林”，用從嚴治黨、從嚴執紀的尺子來衡量“森林”，不能滿腦子都是違法案件，只知法律、不知紀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第二，紀律標準高但“破紀”成本低（如批評教育），法律標準低但違法成本高（如刑事責任）。與“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底線要求不同，紀律有明顯的“道德硬化”特征，即把非法律調節的道德規范轉化、固化為紀律。如通奸、不作為等“不違法”，但卻“于紀不容”。這正是黨的先進性的本質所在、純潔性的本源所系。但“道德審判”總歸缺乏法庭審判的強制性，紀律容易產生“軟約束”負效應和“破窗效應”，人們等到違紀“累至違法”才會發現錯得太遠。因此說：領導干部“破法”者，無不從“破紀”始。如果錯把法律當作尺子，任由黨員干部在法律和紀律之間作“自由落體運動”，就會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第三，紀律以個體和組織信仰做支撐，法律以國家強制力做后盾。不論紀律還是法律，最終“落地”靠兩條：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但法律不以個體信仰作前提，如遵守法律并不分公民信不信教、信不信神，主要是“他律促自律”的過程。紀律恰恰相反，是公民選擇某種信仰后自愿服從的結果，更主要是“自律加他律”的行動。如政治紀律附著了政治信仰，是極具中國特色、中共特點的紀律規范。因此，如果黨紀不彰、執紀不嚴，不但是個體的悲劇，也是組織的悲哀，因為個體要為違紀行為付出代價，組織也會被動“買單”，使政治信用和組織信仰受到傷害。

綜上所述，如果“錯把法律當尺子”，把所有黨紀問題都最終歸結為法律問題，違紀問題都等到違法后再處置，將在執紀策略、觀感和后果上面臨極大被動。紀委“必須回歸本職、回歸‘原教旨’，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防止“只重視查辦大案要案，只要領導干部不違法，違反紀律就是‘小節’，就沒人管、不追究，忽視日常監督執紀”的傾向。這種“撿了西瓜，不丟芝麻”的新執紀觀，正是十八大以來正風反腐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思想基礎和實踐指針。治黨觀：從嚴治黨、依規治黨就要讓紀律和規矩挺立起來 “用紀律管住大多數，才叫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黨就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讓紀律立起來、嚴起來，保證黨在各項事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從上述差異性分析可知，紀律挺在法律前面，才能確保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有不竭的內生動力，才能在依規治黨全過程兌現零容忍反腐的政治承諾，才能將紀委監督執紀問責的正確政績觀落到實處。由此，我們才能立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新起點，不斷夯實思想建黨、制度治黨和“紀律強黨”的實踐基礎，使從嚴執紀成為從嚴治黨的現實載體，解決好“用紀律怎樣治黨”這個事關長期執政、長治久安的戰略性問題。

第一，正確認識我們黨執政前后“以紀治黨”的得失。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恪守“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創造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強軍制勝的奇跡，開啟了以西柏坡“六條規定”進京“趕考”的歷史，用行動證明“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吸取建國后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恢復重建中央紀委并確定其根本任務“就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強調“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1982年十二大修改黨章時專寫“黨的紀律”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兩章，規定紀委主要任務是維護黨章和其他規章制度、協助黨委整頓黨風和檢查黨的路線方針執行情況，成為現行黨章中紀委“三項任務”的“法源”。此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泥沙俱下，貪賄奢靡之風泛起，我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從指導思想看，1993年十四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反腐敗先要治標、兼顧治本；1997年十五大提出要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2002年十六大提出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之后強調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2007年十七大提出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但在工作實踐中，紀委戰線過長、職能發散等問題漸露端倪。從組織機構看，從1993年中央紀委和監察部合署辦公、1996年啟動巡視到2002年派駐機構試點，整合力量是主題主線，但因外部環境變化、內部主業泛化等因素制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事實證明，黨的紀律檢查機關防止背離“原教旨”傾向，萬變不離其宗，始終是管黨治黨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

第二，科學把握長期執政條件下治黨執紀的有利條件。與“短期執政黨、分期執政黨”靠外部監督不同，中國共產黨是在社會主義大國長期執政的責任主體，必須以黨內治理帶動國家治理，以黨內監督帶動社會監督，走自我糾錯、自我凈化的拒腐防變新路子。從現實環境看，中國特色國家治理呈現“雙籠+雙治”特征：“雙籠”即中國既有“法律之籠”又有“紀律之籠”；“雙治”即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齊頭并進，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因此，從嚴執紀、依規治黨須從國家戰略和頂層設計來謀劃推進。從實際工作看，紀律是長期執政黨的“品牌資產”，是贏得人心的“政治保險”。不斷鞏固執政地位既是最大政治需要，也是最大政治優勢。擁有長期執政權，就能讓紀律發揮管黨治黨的“核威懾”作用。如參照刑法有關剝奪政治權利的資格刑，將嚴肅黨紀與黨員政治生命、從政生涯掛鉤，使守紀者得褒獎，延長政治生命、加寬加長從政生涯；令違紀者遭懲罰，無期或有期剝奪政治生命，收窄縮短從政生涯。這是依規治黨的題中之義，也是讓紀律挺立起來的關鍵之策。

第三，認真總結當前以執紀創新管黨治黨的有效經驗。“紀律審查也要服務于目標任務，創新方式方法，按照不同的違紀情況采用不同的處置方式。”實踐證明，回歸主戰場和“原教旨”，用紀律說事、讓紀律管事，既能對少數人的嚴重違紀問題形成“末端”打擊，又能及時治理大多數輕微違紀問題。如作風的背后是紀律，通過作風建設“治標入微”，不僅增強了黨紀的存在感，也“復蘇”了多數人心中對黨紀黨規的歸屬感。此外，斷崖式降級的執紀方式，已產生剝奪“政治生命”資格刑的強大震懾。應當看到，嚴肅紀律對長期執政黨的政治意義、政策價值，亟須在實踐和理論上沉淀總結。3 治本觀：全面從嚴才能彰顯執紀的治本功能 王岐山同志強調：“紀律是管黨治黨的尺子，紀律建設是治本之策。”在當前的正風反腐關鍵階段，“紀律治本觀”的提出，是對“治標贏得治本時間”方略的深化，對于既抓大要案、也抓小違紀，既管極少數、也管大多數，抓大不放小、抓多不放少，始終堅持兩手抓、兩手硬，全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具有重要意義。說到底，紀律挺在前、執紀必從嚴，才能更好地治黨，更有效地治本。

第一，樹立正確的“標本觀、治本觀”。在關于反腐的誤解歧見中，對標本關系的認識偏差屢見不鮮。如有的認為糾風、懲治、監督只能“治標”，教育、制度、改革才是“治本”，殊不知“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標和本是整體，沒有無標之本，也沒有無本之標；有的認為治標不如治本，反腐最終靠治本，錯就錯在把創設制度和執行制度割裂開來，把理念教育和行為教育割裂開來，人為導致“制度越多越被動，教育越多越沒用”；有的認為治標成本大，治本代價小，殊不知治標有效才能治本有道。概言之，這些錯誤認識舍本逐末，忽視了制度的生命在執行、紀律的效力在落實，干擾從嚴治黨、從嚴執紀，必須摒棄之。

第二，治本有效性來自執紀全面性。“紀委就是要用黨章黨規黨紀去對照違紀干部的行為，突出執紀特點”，“紀委不是黨內的公檢法，紀檢工作也不是抓小偷，我們的職責是依‘紀’進行監督執紀問責。”這是對執紀角色深入淺出的闡釋。首先，紀委不能停留在“末端打擊”，須對違紀行為全過程精準防治。公檢法是“案出人動”，如果紀委坐等大要案甚至主觀“養案”，等于降低了工作要求和履職標準。因此，“把執行紀律抓細抓實”、“真正管住紀律”，就是紀委“三轉”深化的方向。其次，“紀律就要管全部”，不能把黨章賦予紀委的職權“縮水”為辦案權，必須實現紀委職能全方位回歸。黨章規定的“三項任務”，辦案位列第三，既不能用另外2/3代替這個1/3，也不能用這個1/3代替另外2/3。黨紀嚴于國法，都到驚天大案再出手，無異于拉低紀律標準、推后紀律防線。特別是不能把紀委辦案和公檢法辦案畫等號，“以紀代法、以法代紀”都要不得，因此現在強調發現干部違法線索盡快移送司法。此外，公檢法履職所據之法律的論證和修法周期相對較長，紀律建設步子更快，強化立行立改，看準了就可“亮劍出手”。多出臺管用有效的“小微制度”，不必都到黨章黨紀“大修”。

第三，深化固化行之有效的“新治本”實踐。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在作風建設中有紀必執、有違必究，在干部監管中小病快治、有錯即糾，通過約談、函詢等方式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同時，在紀律審查中凡腐必懲、除惡務盡，以零容忍立場“清陳腐、除舊疾、治病樹、拔爛樹”，以“不敢腐”的高壓倒逼收手收斂。實際上，這就是在努力“把紀律立起來，讓黨員干部時刻牢記黨紀這條紅線，自覺做到敬畏紀律、遵守紀律”，就是在用“不敢腐”倒逼“不想腐”。下一步，應扭住阻遏腐敗蔓延的目標不放松，強化全面從嚴執紀的治本功能，可重點圍繞總書記講的五大主體責任抓深化，即治本要治人，關鍵是健全黨內監督體系，如做實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制度，用執紀防線“屏蔽”不廉不誠者；治本要治事，關鍵是提升正風反腐的受益感，讓人們在民生領域和公共服務中感受實惠；治本要治權，關鍵是以“清單管理+網絡監督”的開放執紀模式，讓動輒則咎成為常態；治本要治風，關鍵是改變行為習慣，樹立新風新規；治本要治心，關鍵是增強紀律的存在感，促使做人做事有底線，形成敬法畏紀、遵規守矩的政治新生態，等等。

總之，一打綱領不如一個行動，一堆制度不如一次執行。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執紀就是最大的治本。各級紀委 “不能把全面從嚴治黨混同于處理少數有嚴重問題的干部。發現違紀就要及時處理，該處分的予以處分，該降級的予以降級，這應成為紀律檢查工作的重頭，而立案審查、移交司法則應是少數”，這是在零容忍高壓不變的基礎上，擺脫所謂“越反越腐”困局的出路和方向。

（高波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第三篇：制度建設是反腐敗的治本之策

敬愛的黨支部：

腐敗問題是當前干部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中共十八大之后，新領導班子就“反腐”話題頻頻發聲，并且措辭嚴厲。

全世界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有三個政黨：巴拉圭的紅黨，連續執政63年，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連續執政71年，蘇聯共產黨，連續執政74年，但是為什么他們都不能夠長期執政，不管是紅黨和革命制度黨，他們還有機會翻盤，而蘇聯共產黨丟了政權21年沒有翻盤機會，這對我們是一個最好的警戒。因此十八大提出了最為嚴峻的一句話——反腐敗“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另外，它還提出反腐敗“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這是很有新意的一句話。十八大后的網調民眾最關心的問題排在第一的是政治體制改革，排在第二的是反腐敗，排在第三是民生。原本都認為民生應該是群眾最關心的，沒有想到它僅僅列在第三，這說明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反腐敗的呼聲越來越高，這是一個強烈的呼聲，希望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能夠深化反腐敗。

過去我們黨只有三大建設，但是黨執政以后，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戰爭遠去，運動不再，新時期黨的建設就必須依靠制度建設，所以在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設和制度建設。這兩大建設的提出是建立在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么建設黨，以及走什么樣的道路，朝什么方向走等問題都有了一系列認識的基礎之上的，可以說，這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執政黨應有的認識。

十八大提出要求干部要清正，政府要清廉，政治要清明，這“三清”就是一個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黨的建設中必須依托黨的制度建設并把它作為根本性建設，在反腐中必須依托制度反腐，并把它作為治本的方略，這樣才能夠既靠教育更靠制度，解決新時期的反腐敗問題。因為教育只是一種軟約束，制度才真正具有剛性，才真正具有鄧小平32年前所指出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目前反腐敗的難點在權力結構的改革上，而突破口也在權力結構改革上。胡錦濤在2008年中紀委二次全會上曾經談到“監督的制衡力”，充分說明黨內的權力結構必須改革，沒有改革沒有分權就不可能有制衡，必須站在權力結構改革和分權的起點上，“監督的制衡力”才能出現。

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曾提出“權為民所賦”，這句話就蘊含著選用人機制改革必須進行，否則就不可能實現“權為民所賦”，人民和黨員的主體地位也就無從體現。

這就是十八大以后政治體制改革和制度反腐需要高度注意和加快進行理論設計的兩個重要支點。第一，黨要分權，以形成制衡，否則黨內民主難以發展，黨內監督無從實現;第二，選用人機制要改革，否則黨員和群眾的主體地位無從體現，權力來源的合法性無從體現，這就是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制度反腐兩個根本的核心要素。

匯報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篇：重建土壤水庫是黃土高原治本之道（小編推薦）

重建土壤水庫是黃土高原治本之道

近年來，黨中央提出建設“生態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黃土高原作為重要的能源與重化工基地，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但其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如何對其進行治理，再現秀美山川，已成為一個迫切的研究課題。那么，黃土高原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深厚的“黃土”在黃土高原生態環境建設中又意味著什么。為回答這些問題，不得不涉及恢復重建黃土高原“土壤水庫”的生態保育功能。一黃土高原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黃土高原面積約64萬km2，是中華民族繁衍生息之處，更是古代中華文明的發祥地。250萬年以來，在這塊土地上堆積了厚100—200m的黃土古土壤系列1，是全球最厚和最完整的黃土地層，也是塬地平廣、丘陵頂平坡緩、溝谷開闊，川、坪、澗、掌、地完整平坦，植被茂密、腐殖質層深厚的沃野糧田。但近千年來，人類的野蠻掠奪和破壞，使其逐漸淪為千溝萬壑、地瘠民貧和災害頻繁的地區。究其癥結，莫過于土地利用不當，破壞了黃土獨有的“點棱接觸支架式多孔結構”，進而使土壤滲透性和抗沖性能遭到破壞，其水土流失嚴重程度已躍居世界首位，年均侵蝕模數高達3720t/km2，是長江的14倍、美國密西西比河的38倍、埃及尼羅河的49倍。黃河多年平均含沙量37.6kg/m3，分別

為上述河流的72倍、58倍和30倍。其多年平均輸沙量16億t，高出250萬年以來平均降塵量的100倍。黃土高原形成于250萬年以來的風成黃土堆積，只是近1000年來才急速演變而成黃土侵蝕區。究其原因較多，但其中自然因素特別是干旱與人為因素對“土壤水庫”失調導致有限水資源功能的破壞，是加速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因此，黃土高原的整治已成為當今非常重大的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系統工程，它不僅關系著黃土高原本身的土地利用和農業生產持續發展，同時也與黃土高原西北邊緣地帶的土地沙化及其防治，黃土高原北部能源基地綜合開發、改善生產環境、復耕及根治黃河水患，調節增進西北地區的生態與環境建設等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黃土高原綜合治理和根治黃河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取得了50年的安瀾。但是，由于黃土高原地區的土地利用極不合理，濫墾、濫牧、濫樵、濫伐、濫采之風屢禁不止，甚至有增無減，水土流失日益嚴重，造成“越墾越窮、越窮越墾”的惡性循環。下游河床年淤10cm，造成大堤“越加越險、越險越加”的另一惡性循環。目前，下游河床已大大高出開封城，嚴重威脅兩岸200個縣(市)的工農業生產和億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解決兩個惡性循環，核心是解決該地區生態環境建設面臨的干旱與水土流失并存的矛盾。而解決該矛盾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重建黃土高原“土壤水庫”的巨大調節功能，迅速恢復

植被。二“土壤水庫”在黃土高原生態環境建設中的作用研究表明2，堆積的成壤過程形成特殊的黃土高原“土壤水庫”。從地質大循環和土壤形成過程的實質來看，黃塵沉積與成壤及成巖同時、同地進行，是黃土古土壤多層交替疊加并形成厚達k00—200m地層系列的關鍵。需要說明的是，黃土也是古土壤，是在比較干冷時期形成的、成壤作用不明顯的黃土狀新成土。由于黃土在土壤剖面上的成壤強度與在一般成土母質上繁生植被后形成的土壤不一樣，一般成土母質隨著風化層的不斷加深增厚而不斷下伸，形成成壤強度上強下弱的“V”字形狀，并形成AC或ABC型層理比較易識的土壤剖面構形；而在黃土上發育的土壤其成壤強度的顯示卻并非如此，有時恰恰相反，尤其生物起源的磁化率和粘粒膠膜等呈現上弱下強倒V形狀態，紅褐色古土壤層尤其如此。由于黃塵不斷沉積，形成A層不斷增厚、上升而沒有C層的存在，同時土體也因植被繁生而不斷形成更深厚的Ah層，這與地質學家劃分的黃土古土壤時間序列一致。黃土沉積后的生物反饋合成等成壤過程較明顯，但礦質部分的風化淋溶過程僅限于可溶性鹽類。由此不難肯定，黃塵沉積后只有相應植被及時繁生才能進一步鞏固并提高其賦有的通透性能，從而不斷形成和加強其它土壤所不易獲得的特殊“土壤水庫”。只有這樣的“土壤水庫”才能就地分散接受全部降水，并防止土體充水時引起的崩散濕陷和洞穴、暗淘等現象發生，為土層不斷加積增厚創造條件。土壤本身即是巨大的蓄水水庫。這一點可以通過現實狀況的反例證明。在土壤侵蝕過程中，土層日漸變薄，其蓄水量日趨減少，徑流量相應增多。根據土壤持水量和產流量計算，土壤持水量隨著侵蝕程度的增大土壤層變薄而減少，徑流量則隨著侵蝕程度的增加而相應增加。在同等降雨條件下，強度侵蝕土壤和劇烈侵蝕土壤的持水量，分別為無明顯侵蝕土壤的1/4和1/10，而徑流量卻相應為輕度侵蝕土壤的4倍和5.3倍。在裸巖條件下，幾乎全部降雨以徑流形式流走。由于降水大量流失，土壤含水量和土壤總貯水量均隨之減少，形成土壤水分和作物需水量之間的不平衡，從而造成農業干旱。此外，土壤入滲水量減少而地表徑流增加，直接影響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分配，破壞了正常的水量平衡關系。黃土高原古地貌海拔在千米以上，它又位于黃河中游，因此除不斷下切河谷及局部內陸洼地可有物質堆積外，其侵蝕方式應主要為剝蝕，但事實卻恰恰相反。據陳明揚和安芷生等的研究和推算，黃土高原不僅是個沉積區，而且250萬年以來在本區可能年沉積0.19×k08—0.83×k08t黃土，占全部年降塵的63%—88%，成為黃土高原地區的一大特點。黃塵的主要來源區和黃土的堆積區，北自肯特山、唐努山，東以大興安嶺，南以長城到昆侖山，西以帕米爾高原為界，共計3.50×k06—4.00×k06km2的范圍為我國現代大氣

粉塵的來源區和中國大陸主要的粉塵降落區。黃土高原的另一個特點是沉積物分布的地帶性以及物質組成如顆粒大小、礦物種類的相對均一性和變異規律性。近年來，3種降塵方式所形成的黃土微結構中細粒團的普遍出現是黃土高原又一大特點。它不僅顯示了“水攔泥”的作用，同時也解釋了有些化學元素含量在黃土高原邊緣呈折線下降，以及其粘粒含量關中明顯高出豫西地區等現象；據此說明黃土高原土壤侵蝕常以推移在先。難怪在西峰徑流小區觀測中發現，徑流小時以粉粒較多，而徑流大時才見粘粒增加等異常現象。由此推斷，細粒團作為一單元體與其它黃土顆粒呈點棱接觸形成支架式多孔結構可能是黃土高原形成的關鍵和主要動力，也可能是黃土區特殊“土壤水庫”能夠及時形成的基礎。三重建“土壤水庫”是黃土高原治本之道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治水多采用“蓄泄統籌，以泄為主”的方針。但這一方針已不適應目前的狀況。這是因為：①黃河水資源日益短缺，造成頻繁斷流，大量地宣泄地表徑流已與缺水之態勢相違背；②合理蓄水有利于下游堤防安全，緩解堤防失守之危機；③治黃需要走綜合之路，并與生態環境建設相結合。明朝水利專家徐貞明指出“水利之法，當先于水之源”、“水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用之則利”，提出“治水先治源”。黃土高原國土整治的“28字方略”，從提出到現在已經有20余年，但因有關領導部門未正式采納施行，僅停留在論文和口頭建議層面上，因而無法進行全面的、有針對性的驗證。但是“28字方略”作為黃土高原綜合治理的基本指導思想在黃河上中游管理局的3個水保站和黃土高原水土保持綜合試驗示范的11個試區，以及無定河流域、定西和晉西北等地區的200多個治理樣板中都得到了證明，并取得豐碩成果。“土壤水庫”是生態環境建設的關鍵和動力，由此，“全部降水就地入滲攔蓄”作為方略核心，是符合黃土高原演變實際的。在黃土高原形成過程中，“土壤水庫”顯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土地利用時，必須以改善“土壤水庫”為前提、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水資源作用，達到消除洪災，維護生態良性循環及建立生態大農業的目的。從黃土和黃土高原形成的全過程來看，黃塵是從干旱地到達黃土高原上空與東來濕氣相遇，通過3種降塵方式(自重降落、凝聚降落和雨淋降落)堆積而成。這一過程早在250萬年以前就已開始。據此得出“沒有季風就沒有黃塵的降落，沒有植被的繁生也就沒有黃土高原”的科學論斷。而3種降塵方式使黃土層具有“點棱接觸支架式多孔結構”3，使黃土具有滲透性能好、蓄水容量大、植被容易繁生的特點。植物的繁生反過來又鞏固和提高了土體的滲蓄能力和抗沖性能。隨著土層增厚，其蓄水容量必然增大，形成巨大的“土壤水庫”，防止了地面徑流的發生，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水土流失的危害。這樣的規律和理論不

僅被250萬年以來黃土古土壤系列的地質事件所驗證，而且還被百余年來子午嶺屢遭墾荒后的植被自然恢復和群眾生產實踐中把“三跑田”變為“三保田”的事實所證實。這是與黃土的滲透率高和蓄水層厚分不開的。這一特性使得一次降水500mm不發生蓄滿徑流，降雨強度2mm/min上下不發生超滲徑流。目前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嚴重，其主要原因是人類對植被的無情破壞，進而對“土壤水庫”的無情傷害，不合理利用土地和直接削弱土壤入滲和抗沖能力，形成超滲徑流，導致濕陷、洞穴和暗溝沖刷等，完全是人為造成的沖刷過程。因此，保護、加強、重建“土壤水庫”，迅速全面恢復植被才是黃土高原生態環境治理的治本之道。四“三庫協防”，再現黃土高原秀美山川黃土高原植被的迅速繁生是鞏固和提高土體通透性，進而形成高容量“土壤水庫”的“天賜動力和強勁保障”。植被的繁生是成壤作用的始發標志和基本動力，對黃土這樣的特殊土狀物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保護、鞏固和發展的唯一“動能”。依靠這一“動能”，尤其植物根系的纏繞和串聯作用，黃塵在沉積時所固有的支架接觸式多孔結構才得以保持鞏固、疏松和通透性能才得以充分發揮，黃土層的堆積才得以不斷增厚，250萬年以來黃土高原厚達100m以上的黃土古土壤系列和頂平面廣的高原地貌才得以形成和保持，否則就會遇水滑脫落實，甚至濕陷，引起坡面沖刷。農地耕層雨后容重的增加和初滲與穩定滲透性相差懸

殊等現象都是顯而易見的確證。因此在缺乏一定植被的保護前提下，不是洪流滾滾(雨期)把黃土沖刷殆盡，就是沙波洶涌，塵海無邊(干冷期)。黃土高原植被的迅速繁生提高了土體賦存通透性，進而形成大容量的“土壤水庫”，它與黃土地層中厚達40m以上的包氣帶相聯而形成毫無蒸發損失的地下水庫(當時群眾稱它為空山水)。地下水庫可以為人類儲存和保護水資源，但是它需要理想的庫區和充足的水源。地面水庫是人為調節洪澇干旱的主要工程措施，長期以來人們往往過分依賴它的作用，而忽視土壤水庫的巨大作用。要充分發揮以上兩庫的作用，使其成為抗旱排澇的有生力量和可持續開發利用的資源優勢，真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土壤水庫”的聯系作用不可忽略。只有重修“土壤水庫”并實現其同地下水庫、地面水庫“三庫”協防才能真正體現“治水之道在于治源”和“水用之則利，棄之則害”這個“至理名言”的偉大意義。在黃土高原國土整治時，遵照“28字方略”，以此為指導思想全力鞏固“土壤水庫”以便盡先將自然降水接納下來，直接盡可能蓄積于黃土之內，讓潛在的洪流轉化為持續的徑流，以供工農業、發電、航運、生活之用。因此全面迅速恢復水土失坡地植被(含作物)為當務之急。這需要通過優化徑流調控手段4，消弱或切斷侵蝕動力，強化入滲、增進和維護土壤水庫的健康功能，以便把降水的大部或全部蓄積起來，從而保證當地植物繁生的需求，并有

利于通過喬灌植物下扎的根系引入地下深處成為地下徑流或水庫、礦泉水再轉入各級水路網，最終實現水土資源持續高效利用。因此，只要修復保護好“土壤水庫”，就能保證全部降水就地分散入滲，避免徑流沖刷。可以預言，只要認真落實“28字方略”，根治黃河水患，再造黃土高原秀美山川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五建議(1)應將重建“土壤水庫”，實現三庫協防，作為構建和諧黃土高原，再現秀美山川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方針。“土壤水庫”是地表水庫、地下水庫的紐帶，是植被、森林、草原及地面植物賴以生存的根基。只有在黃土高原生態環境建設中恢復重建黃土高原的“土壤水庫”功能，才能有效利用其巨大的調控降雨徑流、減少土壤侵蝕的功能，黃土高原生態環境建設成功才有希望。(2)加大降雨徑流調控與利用研究力度，為落實“28字方略”提供技術支撐，同步解決黃土高原干旱缺水與水土流失兩大難題。“28字方略”的核心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滲攔蓄”，本質是通過“截、滲、匯、蓄、用”的綜合調控徑流手段，就地高效利用降雨徑流，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因此需要加大降雨徑流調控研究力度，將黃土高原地區降雨徑流充分開發利用，才能確保黃土高原“土壤水庫”健康功能的充分發揮，進而確保黃土高原植被的快速恢復。(3)轉變治水觀念，在重視節水型社會建設的同時，應重視“土壤水庫”的恢復與重建。“治水之道在于治源”，“水用之則利，棄之則害”，因而

“治水之道在于治源的升華”。目前，我國正在建設節水型社會，恢復發揮黃土高原“土壤水庫”調控降雨徑流、恢復保育生態、提供優質水源的功能，應是建設節水型社會的重要一環。主要參考文獻1朱顯謨，任美鍔.中國黃土高原的形成過程與整治對策.中國水土保持，1992,(2)：4-10.2朱顯謨.試論黃土高原的生態環境與土壤水庫.第四紀研究，2000，20(6)：514-520.3黃土——土壤結構剖面構型的形成及重要意義.水土保持學報，1994，8(02)：1-9.4高建恩,吳普特等.黃土高原小流域水力侵蝕模擬試驗設計與驗證.農業工程學報，2005(21)8：41-45.10

第五篇：六權治本學習心得

六權治本學習心得

小店區中輻院學校 付遠軍

當前，山西改革發展面臨諸多矛盾和問題，但最主要的矛盾還是政治生態問題。山西所暴露出的嚴重腐敗問題，不僅與山西獨特省情密切相關，更暴露出山西法治不健全、權力不公開、制度不落實等諸多方面的弊端。對此，2015年10月12日，省委書記王儒林同志在太原市調研考察座談會講話指出：“要按照總書記的要求，在清除發生腐敗的土壤上下功夫，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個方面我們要積極借鑒兄弟省市的好經驗好做法，重點抓好‘六權治本’，即：依法確定權力、科學配置權力、制度限制權力、陽光使用權力、合力監督權力、嚴懲濫用權力”.2015年11月30日，省委召開全省學習討論落實動員大會，決定用四個月時間在全省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中，開展以“凈化政治生態，實現弊革風清，重塑山西形象，促進富民強省”為主題的學習討論落實活動。其中，把實施“六權治本”,規范權力運行作為活動的重要內容。最近召開的省委十屆六次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山西省委關于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快推進法治山西建設的實施意見》，部署了我省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工作。王儒林同志在會議工作報告中，又集中對加快推進法治山西建設，實施“六權治本”做了深刻論述。省委提出實施“六權治本”的舉措，為推進山西法治建設指明了方向。

從“六權治本”的科學內涵上看：“六權”指的是規范和控制權力運行的六個方面。其中，“依法確定權力”解決的是權力的邊界問題，“科學配置權力”解決的是權力的制衡問題，“制度限制權力”解決的是權力的規范問題，“陽光使用權力”解決的是權力的運行問題，“合力監督權力”解決的是權力的監督問題，“嚴懲濫用權力”解決的是權力的“出籠”問題。“六權治本”突出“治本”,“治”即治理、根治、法治，“本”即直指嚴重腐敗現象的根本所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態的根源所在。“六權治本”的實質就是以法治的方式來規范和控制權力運行，從而達到凈化政治生態的目標。

從“六權治本”的理論價值上看：“六權治本”的提出與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高度吻合。在四中全會《決定》中，要求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總抓手，形成“五大體系”.“六權治本”則與建設“五大體系”的要求高度契合。其中，“依法確定權力、科學配置權力、制度限制權力”是“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的重要內容；“合力監督權力”、“陽光使用權力”、“嚴懲濫用權力”是“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和“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六權治本”體現的從嚴治黨要求，則是“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的內在依據。同時，“六權治本”將“五大體系”建設任務具體化，對權力的獲取、配置、限制、使用、監督和保障分別提出了規范性要求，充分體現了對權力運行的事先、事中、事后的全過程控制，結構嚴謹、系統完整，具有很強的理論創新價值。

從“六權治本”的現實意義上看，“六權治本”作為省委凈化政治生態、實現弊革風清的重要舉措，閃爍著法治精神，緊扣了山西實際和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性、系統性和針對性，是全省深入貫徹落實四中全會精神、推進山西法治建設的重大實踐，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學習貫徹省委“六權治本”要求，應著重從六方面深刻領會其精神實質。

一、依法確定權力，使法治成為“合法之治” “依法確定權力”的提出，其核心思想源于行政法基本原則里的“行政合法性原則”,突出強調了“職責法定”的權力來源問題。在四中全會《決定》第三部分明確要求，“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我們必須從轉變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高度出發，按照省委的要求，依法界定政府干預市場和社會的權力邊界，準確定位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正確行使政府各項管理職能，真正做到依法確權、依法限權、依法用權。

當前，“依法確定權力”需要抓緊推行“三個清單”:一是按照“法無授權不可為”的要求，推行行政“權力清單”制度。“權力清單”作為一種制度性授權機制，是四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出的任務，也是省委多次強調的工作要求。我們要結合實際，對行政事務的辦理流程、相關的法律依據、需要提交的證據材料、崗位的權責范圍以及獎懲措施都做出非常具體的規定，使每一項權力行使都做到流程完整、環節清晰、表述準確、公開透明，從而厘清權力邊界，規范權力運行，有效限制和規范公權力，堅決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二是按照“法無禁止即可為”的要求，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對市場準入管理方式的重大改革，體現了政府在處理與市場關系上思維方式的重要轉變，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我們要通過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推動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投資環境，充分激發和釋放市場活力，促進山西綜改試驗區建設。三是按照“法定職責必須為”的要求，探索建立政府“責任清單”制度。通過“責任清單”來分級細化責任歸屬，明確責罰措施和標準，推動履職監管規范化，嚴防監管“空白”等不作為問題，從而使行使權力與承擔責任有機結合起來，真正做到為民盡責。

二、科學配置權力，使法治成為“科學之治” “科學配置權力”的提出，其核心思想源于現代法治的權力分立原則，突出強調了對權力運行機制的優化設置。四中全會《決定》對行政執法職權配置和司法職權配置都提出了明確要求。科學配置權力，對于解決因權力過于集中而造成“貪權”腐敗問題，或因權力配置不合理而導致“推責”問題、“不作為”問題都具有重要意義。當前，針對權力布局和運行機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優化權力結構，科學配置權力：一是著力解決“一把手”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完善民主集中制度和重要事項行政決策機制，將集中于“一把手”的權力分解為班子其他成員共同行使，推動形成“副職分管、正職監管、集體領導、民主決策”的權力制衡機制。二是著力解決部門之間合理分權的問題。在職能設置上，將一個部門行使的權力合理分解為多個部門行使，使各項權力由不同部門相對獨立行使，實現相互制約，防止權力濫用。在崗位職責上，圍繞部門權力運行的重點崗位和關鍵環節，將高風險崗位行使的權力合理分解為多個崗位行使，并進一步細化工作流程，規范權力運行。三是著力解決行政層級之間權力配置不合理的問題。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權改革，推動各部門將內部分散的行政審批職能進行整合，促進審批事項在中心窗口集中辦理、限時辦結。進一步強化上級部門監督檢查職責，確保“放權不放責”,使下放的權力得以正確行使。

三、制度限制權力，使法治成為“規則之治”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重制度、講規則是法治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制權力的最佳武器。在四中全會《決定》中，將強化制度建設貫穿整個《決定》之中。省委關于“制度限制權力”相關內容，與四中全會提出的各項制度建設高度契合。同時，深刻揭示出山西嚴重腐敗問題在制度缺失上的根源。特別是在煤焦等重點領域、資源配置等關鍵環節、選人用人等重要問題上，制度不完善是導致權力失控重要原因。

當前，著力于“制度限制權力”,應重點完善三方面的制度：一是完善推進經濟市場化改革各項制度，堅持經濟市場化改革方向，建立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和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交易規則，完善煤炭礦業權有償取得制度，大幅度減少政府對煤炭資源的直接配置。同時，要積極適應“三期疊加”下的經濟發展新常態，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壯大非公有制經濟，充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二是完善黨委選人用人各項制度，堵塞選人用人方面的制度性漏洞，遏制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堅決杜絕“帶病提拔”,堅決調整干部“帶病在崗”,堅決預防干部“提拔后生病”,從用人根本上鏟除歪風邪氣滋生的土壤。三是完善責任績效考核各項制度，強化完善行政決策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制度。將法治建設情況納入全省經濟社會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強化法治建設工作考核。

四、陽光使用權力，使法治成為“透明之治”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實行公開是對權力的最好監督。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原則，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陽光使用權力”的要求，就是要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透明運行，杜絕權力的“暗箱操作”,這既是我們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具體體現，也是公眾對國家和政府管理活動行使參與權和監督權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實現弊革風情、重塑山西形象的迫切需求。

為此，我們要大力推動公開，以公開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潔、以公開提升執法司法活動的權威和公信力。一是要強化公開意識。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讓權力在陽光下接受監督，讓群眾對我們該干什么、干了什么、干得怎么樣等情況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努力樹立山西黨政機關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和誠信自律的新形象。二是要擴大公開范圍。及時公開省委作出的重大決策、黨內政策法規、黨內主要事務和組織活動中應該讓黨員群眾知曉的事項，使黨員更好地了解和參與黨內事務。全面落實《山西省政府信息公開規定》，積極推動落實政務、警務、廠務、村務等公開工作。三是要細化公開內容。對每一個行政行為和行政權力都應明確具體內容、權責范圍、負責人員、完成時限和具體標準，公開考核監督的方法和途徑，主動接受社會各界監督。對工作開展情況、“三公經費”支出、領導班子成員職務消費情況、審計報告、重大事項進展落實情況等應列為重點公開內容，實行總目和細目一起公開，結果和過程一起公開，事前、事中、事后一起公開，努力提高監督效果。四是要暢通公開渠道。優化政府部門網站的公開欄目設置，編制政府信息公開指南，推行窗口“一站式”服務，提高政務公開水平。廣泛運用電話熱線、廣播電視、報刊雜志、新聞發布會、行政服務中心、手機短信、市民論壇等多樣化的方式推進信息公開。

五、合力監督權力，使法治成為“有效之治” 權力要想不被濫用，就必須接受監督。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強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制度建設，努力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為此，省委要求將權力監督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推進，統籌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監督網絡和工作體系，形成監督長效機制和監督合力，發揮監督整體效能。“合力監督權力”的要求，正是省委貫徹落實四中全會精神的具體舉措。

當前，積極探索對權力實施有效監督的方法和途徑，形成合力監督權力的新格局，要做到“四個結合”:一是黨內監督與法律監督相結合。總書記指出，需要明確的是，在我們國家，法律是對全體公民的要求，黨內法規制度是對全體黨員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嚴格。我們黨是先鋒隊，對黨員的要求應該更嚴。因此，我們要將黨內監督與法律監督結合起來，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使黨內法規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二是外部監督與內部監督相結合。當前，山西一系列重大腐敗案件，共同的特點是行政權力的濫用。對行政權力而言，要受到兩個方面的監督。一個方面是外部監督，主要是人大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另一個方面是行政系統內部的監督。三是社會監督與權力監督相結合。在對行政機關的各種監督中，權力監督具有法律意義，能夠直接產生法律效力，比如人大監督、司法監督、監察監督、審計監督等，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與此同時，社會的監督，諸如來自人民群眾、社會團體、新聞輿論的監督，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四是層級監督與專門監督相結合。四中全會《決定》在有關部分指出，要完善政府內部層級監督和專門監督，改進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監督，建立常態化監督制度。各級政府必須按照憲法規定，向上級政府報告工作，接受上級政府的監督。就政府系統專門監督而言，要重點做好行政監察工作和審計監督工作。

六、嚴懲濫用權力，使法治成為“權威之治”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健全的法律、再嚴密的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落實，也將是一紙空文。一方面，“嚴懲濫用權力”,是法律規章制度內在的本質特征。這一本質特征要求我們，必須樹立憲法和法律法規權威，嚴懲各類濫用權力的“出籠”行為。另一方面，我們黨作為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具有先進性的政黨，從嚴治黨是一貫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當前存在的嚴重腐敗問題，抓作風與反腐敗并舉，“老虎、蒼蠅一起打”,推動形成了從嚴治黨、高壓反腐的政治新常態。四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為此，“嚴懲濫用權力”的提出，充分體現了省委堅持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的堅強決心。

面對山西連續出現嚴重腐敗問題的現狀，嚴懲濫用權力，堅決打擊腐敗，凈化政治生態，實現弊革風清，成為省委的首要政治任務和歷史擔當。幾個月來，省委圍繞嚴厲懲治權力、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提出了推動實現全省廉潔、轉型、創新、綠色、安全、統籌“六大發展”的目標，其中將“廉潔發展”置于“六大發展”之首；部署了“甄別一批、退出一批、掌握一批干部”的重點工作；形成了反對腐敗、狠剎“四風”、掃黑除惡的“三個高壓態勢”,充分表明了省委旗幟鮮明地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政治態度。對此，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領會黨中央、省委關于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各項要求，著眼標本兼治，真正把嚴的意識立起來，把嚴的規矩建起來，把嚴的風氣樹起來。

當前，山西發展正處于重要歷史關口。全省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省委的要求上來，充分認識著力推進“六權治本”、深化法治山西建設，對于凈化政治生態、實現弊革風清的重大意義，始終堅持把法律作為行使權力的依據和底線，頭腦中時刻緊繃法治這根弦，行為上時刻把握法律這個度，真正做到執政為民、廉政為民，努力為實現弊革風清、促進富民強省做出積極貢獻。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