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歷史的作用

學習歷史有什么用

記得上中學時最厭煩的就是歷史課，感覺枯燥冗長，空洞無味，不但沒有認真好學，還給自己編造了不認真學習的理由——歷史都是過去的事情，現代人要發展就要往前看，預見未來，干嗎老要回頭去學習過去的事情，現在想來當時的思想是多么的幼稚可笑。經過多年實踐和生活的體驗，進入中年之后越來越覺的學習歷史的重要性。一個國家，歷史是經驗、教訓、明鑒、秉承，是過去的沉積，未來的導向；一個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教你融會貫通、懲前毖后，是學習的源泉，進步的信心。

三鹿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蘇丹紅事件剛剛曝光的時候，國人一片嘩然，譴責聲、討伐聲一浪者運動之父——拉爾夫-納德就成名于那個時代，他將消費者維權推上了一個新的高點。知道了這些，民眾就會理解“食毒時代”只是經濟高度發展之后的必然產物，人們只有通過理智地維權，讓政府建立起更加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以及各項規章制度來保障人民生活的高質量與高度的安全性，民眾就不會再迷茫地譴責與聲討，而是有目標有方向地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并最終為人民與國家帶來公正和持久的利益。看來美國人的歷史我們也能借鑒，教我們少走許多彎路，這難道不是讀歷史的好處？

歷史學科是一間綜合性極強的學科，它對學生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人生觀、世界觀、道德信仰和精神意念等萬面的建設上。由于歷史與現實生活之間存在一段距離，使得歷史因沒有實用價值、畢業后就業機會少等諸多方面的原因而倍受冷落和歧視。其實歷史作為一間基礎學科在傳授基礎知識、培養學科能力、進行世界觀、人生觀教育、陶冶情操等方面起著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對于個人

1．增長知識，擴大知識面

不懂歷史，就難以從中汲取營養，獲得經驗和啟示。

歷史作為一間科學，它具有自身的學科體系和廣泛的包容性，它包括人、社會、自然之間的關系，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國際關系、社會風俗等等。西人說:“歷史敘述過去，但是這個過去乃是現在的歷史。”歷史把老人們的經驗傳給兒童，若沒有歷史，老人也如兒童“。可見，歷史是反思之學，我們埋應從中總結經驗、汲取營養、獲得啟迪。從前人為鑒，避免重蹈覆轍;以前事為師，努力取其教益。因而，歷史具有借鑒資政和啟迪心智的功能是不爭的事實。

學習歷史使人明智。歷史可以提高人的素質，提高人的修養，增長人的智慧，我想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多學一點歷史知識，對自己做人處事，對自己的素質發展和能力提高都是非常必要的。不管以后你從事的何種職業，都是必要的。其次什么人學歷史有用，每個人都有用。但是歷史對每個人的作用有大小之分。領導者學歷史作用比普通人作用更大，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普通人學歷史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鑒古識今，少走彎路，這是有很強現實意義的。

2．學習歷史可以提高對社會和當前世界的觀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對于社會

1.傳承

我們學習歷史，其實也就是“為往圣繼絕學”。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一個歷史至今不曾中斷的國家，其本質原因就在于我們的文化一直傳承至今。當一個外國人比中國人還熟悉中國歷史的時候，是這個中國人的悲哀；當大多數的國人都不了解本國歷史的時候是這個國家的悲哀。當日本人說釣魚島是日本的時候；當臺獨分子說臺灣本來就是獨立國家的時候；當韓國人說東北是韓國的時候，你一定很氣憤，但是你不了解歷史的話你也就只能氣憤。當今世界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至今，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的展現已經不僅僅局限GDP，更多的是你這個國家的軟實力。軟實力是什么？國民的素質，國家對文化教育的重視等等。日本和韓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國民素質的提高的。我們學習歷史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繼承先人的文化并將其傳承下去。

2.以史為鑒，明正現實

“以史為鑒”即指從歷史中汲取養分、智慧，總結得失、經驗與教訓，這屬于能力目標的范疇。古人云：“半部論語治天下”，“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又說，“毛澤東研讀二十四史從而領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這些只不過是權術者從治國的角度汲取歷史智慧的表現，其實，歷史在其他方面也展現了他的鑒今功能，比如，經濟方面：兩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嚴重污染為人類敲響了環保的警鐘，進而形成可持續發展觀。民族關系方面：唐太宗給我們樹立了“和為貴”的民族觀。對外關系方面：我們總結出了“閉關鎖國”則遭受“落后挨打”的道理。在國際關系方面：兩次世界大戰的陰霾使人們無比渴望和平等等。總之，“以史為鑒”，就是告誡后人，要遵循社會發展的規律，不可妄為。所謂“明正現實”即指用歷史的傳統美德來匡正人們的言行，塑造人們的精神，這屬于情感、態度、價值觀的范疇。推開歷史厚重的大門，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會是一面面鮮活的精神旗幟：在大盂鼎的銘文里，我們聽到了周康王“反腐倡廉”的吶喊聲；在儒家經典里，我們讀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偉大抱負；在古希臘先哲的智慧中，我們學會了獨立思考；在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我們學會了釋放人性，提倡理性，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在近代科學家伽利略、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等大師身上，我們感受到了不怕失敗，艱苦鉆研、謙虛謹慎的科學精神；在屈原的離騷里，我們感受到了憂國憂民的社會歷史責任感；在商鞅、王安石、張居正身上，我們感受到了改革家們不畏強權、勇于創新、開拓進取的精神；在一代代革命先烈身上，我們感受到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救國、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在唐宋文明和改革開放的號角聲中，我們感受到了海納百川、面向世界的博大胸懷；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等理論中，我們感受到了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思想精髓??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為國人留下了大量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些精神財富，無色無味，看不見，摸不著，可是它卻在無形中洗滌著每個讀史人的靈魂，凈化著我們的精神家園，它們像是一桌大餐，為我們提供著源源不斷的精神食糧，它們似一把鋤頭，除去我們心靈的雜草，它們又像是一束束鮮花，填補著我們缺失的靈魂家園，讓人類一直走向真、善、美。現在，就讓我們站在歷史之鏡前，審視自己的靈魂，用這些精神來匡正、規范我們的言行吧！在以上三者的關系中，“明了過去”是正視自己的開始，“以史為鑒”為現代人敲響了警鐘，而“明正現實”則塑造者國人的精神，我想，最后一點恐怕才是學習歷史的真正意義之所在吧

3.祖國振興需要愛國精神

歷史有巨大的育人功能，尤其是愛國主義教育。”史學者，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什么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固定下來的對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它有著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和國際環境嚴峻復雜的形式下，在國家繁榮、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我們迫切需要愛國主義的精神支柱及其巨大的凝聚力來增強公民的民族自信，兇、自蒙感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從而為國家的強盛、民族的復興做出努力。

第二篇：延安精神的歷史作用

延安精神的歷史作用

新華網陜西頻道 2004-06-28 電

李建國

省委書記李建國在接受記者采訪的過程中，談到延安精神的作用：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我們黨和軍隊的根據地，勤勞勇敢的老區人民用生命和鮮血哺育了中國革命；延安是中國抗日戰爭的總后方，在極其殘酷的條件下，軍民開展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為奪取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延安是毛澤東思想從形成、發展到成熟的圣地。毛主席關于中國革命的政治路線問題、軍事問題、黨建問題、哲學問題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論著作是在延安撰寫的，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就是在延安實現的。也就是在延安，孕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它在締造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巨大的精神動力作用。

延安精神引導和哺育無產階級革命者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前仆后繼，英勇奮斗。延安精神引導和哺育無產階級革命者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延安精神把共產黨人和革命者融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水乳交融，使我們黨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是我們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最大政治優勢。

延安精神的本質內容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我們黨堅持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開拓創新，在所從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項全新事業中，開創了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創立了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等等，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遇到的一系列歷史性課題。”

來源：《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

第三篇：拿破侖的歷史作用

拿破侖的歷史作用（全面辯證評價）拿破侖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軍事家、政治家，他鎮壓了叛亂，粉碎了歐洲“反法聯盟”的多次武裝干涉，打亂了歐洲的封建秩序，促進了歐洲各國人民的覺醒，穩定了法國大苦命的社會成果，這是他活動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拿破侖把法國革命思想和革命制度推行到歐洲，破壞歐洲的封建秩序，動搖歐洲的封建制度，為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創造前提的作用。拿破侖戰爭的這些歷史進步作用也是不能抹殺的。第一，“反法聯盟”作戰的目的雖然具有同法國爭奪歐〃洲霸權的性質，但是它要撲滅法國革命，恢復歐洲的封建秩序的目的也是堅定不移的。拿破侖多次擊敗“反法聯盟”則是保衛法國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最后拿破侖雖然失敗，但是，由于他在戰爭中的多次勝利，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革命的法國，保衛了法國革命成果有十七年之久，使之在法國得到鞏固，并具有不可動搖的強大生命力。后來既使波勞王朝復辟也無法加以徹底清除和消滅。第二，拿破侖戰爭沖破了歐洲各國的封建秩序，加速了歐洲各國實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那時，歐洲多半都是一些封建君主專制的農奴制國家。法國革命前，德意志名義上是在神圣羅馬帝國統治下，實質上它是由三百多個小諸侯國組織而成的，政治上四分五裂封建割據，經濟上極端落后。在各諸侯邦國之中，王公貴族橫行霸道，教會僧侶飛揚跋扈，農民處于農奴地位，沒有文化教育，愚味落后，工業得不到發展，百業凋敝，民不聊生。拿破侖擊潰第三次反法聯盟，占據了萊茵河左岸及許多小邦國之后，在那里趕跑了封建王公貴族和主教，取消了各種徭役和封建貢賦及教會什一稅，消滅了封建特權利等級制度，宣布公民平等與自由。后來建立的萊茵同盟有16個邦加入，普遍實行了資產階級改革，推行拿被侖《民法典》，取消了歷時八百多年的神圣羅馬帝國。拿破侖戰爭首先使萊茵區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菜茵區后來成為世界矚目的工業基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拿破侖戰敗普魯土，也使普魯土受到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與改造。普魯士由于面臨亡國危險，為了民族復興，便開始實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例如施太因改革。這個改革通過頒布的法令先后廢除了貴族的某些特權，廢除了農奴制，使各城市獲得了自治權，改善了國家最高行政管理機構。1811年9月14日，繼任普魯士首相的哈登堡援引萊茵同盟的改革政策，發布《調整敕令》，繼續進行改革，進一步解除了農民對地主的負擔和勞役。1810年10月27日的財政敕令中，規定了取消貴族豁免土地稅的權利，取消了行會限制，實行自由就業。在自由平等的原則下，1812年3月11日的法令，還規定了猶太人在普魯士享有公民權。可見，施泰國和哈登堡的改革，雖然很保守，但它畢竟做了一些改革，從而使普魯士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為普魯士發展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推進了普魯士的歷史進程。總之，拿破侖戰爭使德意志由三百多個分裂的小邦合并成為30多個大邦，為德意志民族統一創造了條件。這是歷史上一種進步現象。恩格斯曾寫道： “拿破侖清掃了德國的奧吉亞斯的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為他們做了極大的貢獻。”拿破侖以戰爭手段滌蕩了德意志諸邦以及意大利諸國和波蘭、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的封建制度，為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第三，拿破侖戰爭傳播了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推動了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法國大革命提出的平等、自由與博愛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隨著拿破侖戰爭傳播到被拿破侖征服的封建各國，給予了那些封建國家里的人民以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拿破侖在他征服的國家和地區中，扶植當地的資產階級先進人士建立共和國，實行法國的革命制度、革命原則和拿破侖的《民法典》，從而使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自由與平等思想在歐洲各國人民當中生根發芽，極大地沖擊了歐洲的封建秩序和封建制度。例如，拿破侖在意大利建立的利古利亞共和國和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都制訂了憲法，基本上接受了法國革命的原則。他們都廢除了封建貴族的特權，沒收教會土地，實行公民一律平等，頒布出版自由，甚至還采用三色旗為各共和國的國旗。后來，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雖然改為意大利王國，但是并沒有改變其資產階級政權的階級實質。這個王國仍然受到意大利資產階級先進人士的熱愛與擁護。他們“總是把這個意大利王國擺在倍加愛護的地位上，把王國的建立做為走向民族統一和獨立的第一階段”。

第四篇：試論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試論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摘要: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歷來是史學界爭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對于它的說法可謂是眾說紛紜。本文采用一種比較新的觀點,附以拙見,對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力圖從新的時空觀上加以審視,最后得出了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的結論。筆者認為,洋務運動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視,但總的來說,它還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

關鍵詞:洋務運動近代工業化中國 早期現代化

興起于19世紀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紀末的清末?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一直是學術界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雖然以前的歷史學者也肯定了它的積極性,但是相比之下,卻更注意它的缺點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軍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戰敗看作是?洋務運動?完全破產的標志,貶低了它的歷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展開以及現代化進程的穩步推進,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在更廣泛的時空觀上,從現代化的角度,對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進行重新闡釋。以這種態度對?洋務運動?進行研究會得出一些新穎的結論。筆者認為其中之一就是?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中國近代化’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基本上是內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換的歷史概念,只不過前者顧及表述傳統、突出其歷史性,后者涵納新學、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與貫通。?

?洋務運動?產生于中國由閉關鎖國到被迫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也就決定了?洋務派?自身的兩重性。傳統史家認為洋務派代表人物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濃厚的歷史人物。筆者在此不想對這一問題做過多的爭論,只想提醒一下持這種觀點的史家,他們是否注意到了當時中國特殊的國情。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封建性特別濃厚的國家,像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開明地主可謂是鳳毛麟角。試想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里興辦洋務是何等的艱難。因此,我們不能對洋務派及?洋務運動?的期望過高。正如李時岳先生指出的:?簡單的說,洋務派的歷史任務就是:縮短中外的差距,引進機器生產,實現由手工制造到機器生產的轉變,加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洋務派活動于中國資本主義從無到有的時代,它的任務是實現‘有’,‘有’以后才能談到發展,那是又一個歷史階段的任務。所以,嚴格的說,歷史所賦予洋務派的任務是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而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呢?應該說,基本上完成了,事實俱在,毋庸諱言,至于完成得好還是不好,那是另外的問題。

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出現的洋務派,不得不承認英法?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更抱著?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這種鎮國內、御外侮的主觀意圖,洋務派開始興辦軍事工業。但是,也正是軍事工業的興辦,吹響了中國近代化的號角。綜觀這一時期的國際形勢,英國、美國等歐美強國已完成工業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實行改革?。與此同時,埃及開辦了步、騎、炮各兵種的軍事學校,聘用歐洲軍事教官,按歐洲方式改組、訓練軍隊,至19世紀30年代,埃及已經擁有了新式陸軍20萬,海軍2萬,軍艦32艘?。就是中國的東臨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也開始了軍事工業的創辦。?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決定在江戶湯島制造洋式槍炮,試造洋式軍艦。??在明治維新前,這樣的活動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強藩漸次進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強?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中國洋務軍事工業的創辦看成是東方近代化的縮影。?這些近代兵工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配備了全套機器設備,采用‘二班制’的大機器生產方式,是對傳統手工軍械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把軍事工業的創辦即國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國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產與以往的生產有質的區別,即由手工變成了機器。而在江南制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公務之緩急為衡;價有差等,較技藝之優劣為準?,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們的近代軍事工業中存在著較為普遍的雇傭勞動關系,這也說明在軍事工業內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隨著軍事工業的運行,?非鐵不成,非煤不濟?成為洋務派官員的共識,由此引發了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的高潮。

筆者認為,這一舉動意義非同小可,它不僅引發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并且可以說民用工業中的一些官僚總辦、幫會辦本身就是資本家。這一時期的民用工業主要以官辦、官商督辦、官商合辦、商辦等形式出現,而以官督商辦最為引人注目。?所謂‘官督商辦’,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監督下,利用商人資本創辦民用工業。這些?官督商辦?企業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統計數字表明,在輪船招商局初創之時,如購買一股股票,即投資一百兩,到1883年6月,經10屆結賬分紅,股息所得,累計已達一百兩。更有甚者,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上海平準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開業,這樣,通過直接投資或購買近代中資企業的股票,很多人轉化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鴻章等人為靠山,直接參與‘官督商辦’的經營管理,逐步轉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另一種類型——中國早期官僚資本的人格化身。至此,歷史期盼已久的中國資產階級就這樣誕生了。而在他們身上,有著鮮明的特點:其一,他們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其二,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下,這些企業都使用或參用機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一切改變了傳統封建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商品經濟規律初步使他們的眼界更加開闊起來。

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步步推進,最終在投資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內江五個重點地區: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工業區;以天津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狀地帶;以武漢為中心的江漢地區;以福州、臺灣為中心的、遙相呼應的海峽地區;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也是近代中國工業的初步布局,這些工業區即使在現代也還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些歷史悠久的工廠探究它們的產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務運動時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務運動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之深,也更能說明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這一時期,隨著與歐美列強交往的增強,洋務派對近代國際關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輸入的均勢觀念,是洋務派認識近代國際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論依據,并對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趨向產生了潛在的影響。他們對世界軍事格局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對資本主義中心地帶歐美形勢的認識上。他們認為:?就天下大事而論,為春秋時一大戰國,德比之于燕,奧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晉,法比之于齊,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約縱連橫。雖然均勢之格局是大國實力競爭的結果,但對于均勢機制在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務時期的國人還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國之權利,無論為君主、為民生、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奪。良以性法中決無可以與甘為人奪之理,故有均勢之法,國無大小無法不立。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警惕張皇,且同協力壓強扶弱,保其均勢之法。蓋一國強盛過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貽患鄰國也。洋務時期國人對均勢原則和國際格局的理解和認識,目的是尋求中國在現實國際環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應之策。在不斷遭受侵略的現實處境中,利用列強之間相互制衡的均勢局面,以解除中國所面臨的危險,成為洋務派的共識。?尤其是在藩屬問題上,以開放為手段均列強之勢,被國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所謂鉗制之術,?莫善于此?。雖然洋務時期的均勢觀并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國際觀念,而是在歷史經驗、傳統馭外政策與西方政治原則共同誘發下的混合觀念,并且熱衷于對均勢制衡作用的渲染。對均勢道德意義的強調,又使他們傾向于把均勢作為維持國際和平、抑制戰爭攘奪的正義性原則。但這畢竟標志著中國華夷秩序觀向近代世界觀的演變,其積極性不容抹殺。

總之,這一時期,隨著中國的門戶洞開,洋務運動興起,以近代工業化為主體的早期現代化進程也由此啟動。作為它的第一階段,我們可以說它的這一步走得并不堅實,并不平衡。但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我們也就會理解為什么這一步走得如此艱難,也會明白這一步邁出的重要意義。不管怎么說,它的這一步是邁出了,不論邁出得是好還是壞,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

第五篇：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歷來是史學界爭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對于它的說法可謂是眾說紛紜。本文采用一種比較新的觀點，附以拙見，對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力圖從新的時空觀上加以審視，最后得出了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的結論。筆者認為，洋務運動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視，但總的來說，它還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

1840年的鴉片戰爭，震撼了中華帝國，列強的堅船利炮，沖破了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面臨著數千年來最強大敵人的挑戰。而中國內部，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清政府面臨太平天國的英法聯軍的雙重威脅，在內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國里，有少數知識分子開始覺醒，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共識下聚集起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洋務派，為了應付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以消除“內憂外患”的嚴重危機。他們從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勢，并提出模仿西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英法聯軍的囂張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覺醒，開始具體的推動“師夷長技”，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企業和民用工業，并相應的改革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機構多方面的活動。他們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為代表，在地方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官吏，引發了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洋務運動。這是清朝統治階級內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當權的官僚在嚴重的“內憂外患”形勢下所采取的“自強”措施。總理衙門是洋務運動的中央機構，但洋務派勢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實權的督撫方面。

洋務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到90年代，此期間洋務派進行了一系列的洋務活動，包括創辦軍事工業、民用工業，創辦海軍，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等。洋務運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從60年代到70年代為第一階段，創辦軍事工業階段；70年代到90年代為第二階段，雖然還繼續創辦軍事工業，但重心轉為創辦民用工業。軍事工業：由于當時國內人民的反抗斗爭，洋務派急于用新式武器來剿滅之。因而在“自強”的旗號下，洋務派創辦了一些軍事工業。在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中，曾國藩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仿造西式武器的軍事工業；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是當時規模最大的軍事工業；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務派創辦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廠。至1890年，洋務派所辦近代軍事工業共有24個。這些企業使用新式機器生產，出現了新的生產力。民用工業：洋務派在創辦軍事工業時遇到一系列棘手的問題，最突出的是經費來源，還有原料、燃料以及運輸等問題，因此他們提出“要先富而后強”的口號，從70年代開始，在創辦軍事工業的同時，開始創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工業。主要的民用工業有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家輪船公司，是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中興辦最早、規模最大的一個。張之洞在湖北創辦的漢陽鐵廠是中國第一個近代化鋼鐵工業。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刺激了地主、商人投資于近代企業，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創辦海軍：1875年清政府覺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軍，計劃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軍，其中以北洋海軍實力最為雄厚。1885年，清政府為統一掌握海軍大權，成立海軍衙門。1888年北洋海軍擴建為北洋艦隊。中國出現了近代海軍。

新式學堂的出現：洋務運動興起后，對翻譯、科技、軍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務派為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在興辦工業的同時創辦了一些新式學堂。最早創辦的是1862年在北京開設的培養翻譯人才的學校同文館，至1896年創辦的新式學堂達20余所。并選派了大批留學生出國深造，中國出現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學。這些留美學生回國后大多熱心報國，成為棟梁之才，如詹天佑，鄺榮光，唐國安等。

興起于19世紀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紀末的清末“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一直是學術界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雖然以前的歷史學者也肯定了它的積極性，但是相比之下，卻更注意它的缺點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軍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戰敗看作是“洋務運動”完全破產的標志，貶低了它的歷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展開以及現代化進程的穩步推進，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在更廣泛的時空觀上，從現代化的角度，對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進行重新闡釋。

以這種態度對“洋務運動”進行研究會得出一些新穎的結論。筆者認為其中之一就是“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中國近代化’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基本上是內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換的歷史概念，只不過前者顧及表述傳統、突出其歷史性，后者涵納新學、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與貫通。”[1]

“洋務運動”產生于中國由閉關鎖國到被迫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也就決定了“洋務派”自身的兩重性。傳統史家認為洋務派代表人物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濃厚的歷史人物。筆者在此不想對這一問題做過多的爭論，只想提醒一下持這種觀點的史家，他們是否注意到了當時中國特殊的國情。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封建性特別濃厚的國家，像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開明地主可謂是鳳毛麟角。試想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里興辦洋務是何等的艱難。因此，我們不能對洋務派及“洋務運動”的期望過高。正如李時岳先生指出的：“簡單的說，洋務派的歷史任務就是：縮短中外的差距，引進機器生產，實現由手工制造到機器生產的轉變，加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洋務派活動于中國資本主義從無到有的時代，它的任務是實現‘有’，‘有’以后才能談到發展，那是又一個歷史階段的任務。所以，嚴格的說，歷史所賦予洋務派的任務是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而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呢？應該說，基本上完成了，事實俱在，毋庸諱言，至于完成得好還是不好，那是另外的問題。”[2]

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出現的洋務派，不得不承認英法“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3]更抱著“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4]這種鎮國內、御外侮的主觀意圖，洋務派開始興辦軍事工業。但是，也正是軍事工業的興辦，吹響了中國近代化的號角。綜觀這一時期的國際形勢，英國、美國等歐美強國已完成工業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實行改革”。[5]“與此同時，埃及開辦了步、騎、炮各兵種的軍事學校，聘用歐洲軍事教官，按歐洲方式改組、訓練軍隊，至19世紀30年代，埃及已經擁有了新式陸軍20萬，海軍2萬，軍艦32艘”。[6]就是中國的東臨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也開始了軍事工業的創辦。“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決定在江戶湯島制造洋式槍炮，試造洋式軍艦。”“在明治維新前，這樣的活動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強藩漸次進行。”[7]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強“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8]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中國洋務軍事工業的創辦看成是東方近代化的縮影。“這些近代兵工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配備了全套機器設備，采用‘二班制’的大機器生產方式，是對傳統手工軍械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9]把軍事工業的創辦即國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國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產與以往的生產有質的區別，即由手工變成了機器。而在江南制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公務之緩急為衡；價有差等，較技藝之優劣為準”，[10]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們的近代軍事工業中存在著較為普遍的雇傭勞動關系，這也說明在軍事工業內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隨著軍事工業的運行，“非鐵不成，非煤不濟”成為洋務派官員的共識，由此引發了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的高潮。

筆者認為，這一舉動意義非同小可，它不僅引發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并且可以說民用工業中的一些官僚總辦、幫會辦本身就是資本家。這一時期的民用工業主要以官辦、官商督辦、官商合辦、商辦等形式出現，而以官督商辦最為引人注目。“所謂‘官督商辦’，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監督下，利用商人資本創辦民用工業。”[11]這些“官督商辦”企業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統計數字表明，在輪船招商局初創之時，如購買一股股票，即投資一百兩，到1883年6月，經10屆結賬分紅，股息所得，累計已達一百兩。”[12]更有甚者，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上海平準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開業，這樣，通過直接投資或購買近代中資企業的股票，很多人轉化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鴻章等人為靠山，直接參與‘官督商辦’的經營管理，逐步轉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另一種類型——中國早期官僚資本的人格化身。

”[13]至此，歷史期盼已久的中國資產階級就這樣誕生了。而在他們身上，有著鮮明的特點：其一，他們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其二，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下，這些企業都使用或參用機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一切改變了傳統封建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商品經濟規律初步使他們的眼界更加開闊起來。

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步步推進，最終在投資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內江五個重點地區：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工業區；以天津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狀地帶；以武漢為中心的江漢地區；以福州、臺灣為中心的、遙相呼應的海峽地區；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也是近代中國工業的初步布局，這些工業區即使在現代也還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些歷史悠久的工廠探究它們的產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務運動時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務運動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之深，也更能說明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這一時期，隨著與歐美列強交往的增強，洋務派對近代國際關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輸入的均勢觀念，是洋務派認識近代國際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論依據，并對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趨向產生了潛在的影響。他們對世界軍事格局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對資本主義中心地帶歐美形勢的認識上。他們認為：“就天下大事而論，為春秋時一大戰國，德比之于燕，奧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晉，法比之于齊，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約縱連橫。”[14]雖然均勢之格局是大國實力競爭的結果，但對于均勢機制在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務時期的國人還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國之權利，無論為君主、為民生、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奪。良以性法中決無可以與甘為人奪之理，故有均勢之法，國無大小無法不立。”[15]“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警惕張皇，且同協力壓強扶弱，保其均勢之法。蓋一國強盛過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貽患鄰國也。”[16]洋務時期國人對均勢原則和國際格局的理解和認識，目的是尋求中國在現實國際環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應之策。在不斷遭受侵略的現實處境中，利用列強之間相互制衡的均勢局面，以解除中國所面臨的危險，成為洋務派的共識。“尤其是在藩屬問題上，以開放為手段均列強之勢，被國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17]所謂鉗制之術，“莫善于此”。[18]雖然洋務時期的均勢觀并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國際觀念，而是在歷史經驗、傳統馭外政策與西方政治原則共同誘發下的混合觀念，并且熱衷于對均勢制衡作用的渲染。對均勢道德意義的強調，又使他們傾向于把均勢作為維持國際和平、抑制戰爭攘奪的正義性原則。但這畢竟標志著中國華夷秩序觀向近代世界觀的演變，其積極性不容抹殺。

總之，這一時期，隨著中國的門戶洞開，洋務運動興起，以近代工業化為主體的早期現代化進程也由此啟動。作為它的第一階段，我們可以說它的這一步走得并不堅實，并不平衡。但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我們也就會理解為什么這一步走得如此艱難，也會明白這一步邁出的重要意義。不管怎么說，它的這一步是邁出了，不論邁出得是好還是壞，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參考文獻

[1]、[5]、[9]、[12]、[13]盧伯煒《洋務運動與中國現代化》.《蘇州大學》，2002/4。

[2]李時岳《洋務運動的歷史任務及其他》.《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74頁。[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第46頁。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1，第17頁。

[6]楊灝成《默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幾個問題》.《世界歷史》，1980年第5期。

[7]井上清《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

[8]《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壬辰年卷上，第37頁。

[11]王小俠《晚清洋務運動“官督商辦”制度探論》.《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5期，第122頁。

[14]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壬辰年卷上，第20、2１頁。

[15]鄭觀應《盛世危言·公法》.《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頁。

[16]陳虬《經世傅議》，卷4，光緒十八年刊本，第7頁。

[17]田清《均勢觀與洋務時期的對外觀念》.《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頁。來源：www.tmdps.cn。

[18]《清季外交資料》卷16，第16、17頁。[轉貼于:論文大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