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試論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摘 要：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歷來是史學界爭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對于它的說法可謂是眾說紛紜。本文采用一種比較新的觀點，附以拙見，對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力圖從新的時空觀上加以審視，最后得出了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的結論。筆者認為，洋務運動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視，但總的來說，它還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

關鍵詞：洋務運動近代工業化 中國早期現代化

興起于19世紀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紀末的清末“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一直是學術界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雖然以前的歷史學者也肯定了它的積極性，但是相比之下，卻更注意它的缺點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軍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戰敗看作是“洋務運動”完全破產的標志，貶低了它的歷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展開以及現代化進程的穩步推進，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在更廣泛的時空觀上，從現代化的角度，對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進行重新闡釋。以這種態度對“洋務運動”進行研究會得出一些新穎的結論。筆者認為其中之一就是“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中國近代化?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基本上是內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換的歷史概念，只不過前者顧及表述傳統、突出其歷史性，后者涵納新學、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與貫通。”[1]

“洋務運動”產生于中國由閉關鎖國到被迫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也就決定了“洋務派”自身的兩重性。傳統史家認為洋務派代表人物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濃厚的歷史人物。筆者在此不想對這一問題做過多的爭論，只想提醒一下持這種觀點的史家，他們是否注意到了當時中國特殊的國情。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封建性特別濃厚的國家，像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開明地主可謂是鳳毛麟角。試想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里興辦洋務是何等的艱難。因此，我們不能對洋務派及“洋務運動”的期望過高。正如李時岳先生指出的：“簡單的說，洋務派的歷史任務就是：縮短中外的差距，引進機器生產，實現由手工制造到機器生產的轉變，加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洋務派活動于中國資本主義從無到有的時代，它的任務是實現?有?，?有?以后才能談到發展，那是又一個歷史階段的任務。所以，嚴格的說，歷史所賦予洋務派的任務是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而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呢？應該說，基本上完成了，事實俱在，毋庸諱言，至于完成得好還是不好，那是另外的問題。”[2]

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出現的洋務派，不得不承認英法“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3]更抱著“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4]這種鎮國內、御外侮的主觀意圖，洋務派開始興辦軍事工業。但是，也正是軍事工業的興辦，吹響了中國近代化的號角。綜觀這一時期的國際形勢，英國、美國等歐美強國已完成工業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實行改革”。[5]“與此同時，埃及開辦了步、騎、炮各兵種的軍事學校，聘用歐洲軍事教官，按歐洲方式改組、訓練軍隊，至19世紀30年代，埃及已經擁有了新式陸軍20萬，海軍2萬，軍艦32艘”。[6]就是中國的東臨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也開始了軍事工業的創辦。“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決定在江戶湯島制造洋式槍炮，試造洋式軍艦。”“在明治維新前，這樣的活動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強藩漸次進行。”[7]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強“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8]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中國洋務軍事工業的創辦看成是東方近代化的縮影。“這些近代兵工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配備了全套機器設備，采用?二班制?的大機器生產方式，是對傳統手工軍械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9]把軍事工業的創辦即國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國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產與以往的生產有質的區別，即由手工變成了機器。而在江南制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公務之緩急為衡；價有差等，較技藝之優劣為準”，[10]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們的近代軍事工業中存在著較為普遍的雇傭勞動關系，這也說明在軍事工業內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隨著軍事工業的運行，“非鐵不成，非煤不濟”成為洋務派官員的共識，由此引發了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的高潮。

筆者認為，這一舉動意義非同小可，它不僅引發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并且可以說民用工業中的一些官僚總辦、幫會辦本身就是資本家。這一時期的民用工業主要以官辦、官商督辦、官商合辦、商辦等形式出現，而以官督商辦最為引人注目。“所謂?官督商辦?，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監督下，利用商人資本創辦民用工業。”[11]這些“官督商辦”企業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統計數字表明，在輪船招商局初創之時，如購買一股股票，即投資一百兩，到1883年6月，經10屆結賬分紅，股息所得，累計已達一百兩。”[12]更有甚者，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上海平準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開業，這樣，通過直接投資或購買近代中資企業的股票，很多人轉化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鴻章等人為靠山，直接參與?官督商辦?的經營管理，逐步轉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另一種類型——中國早期官僚資本的人格化身。”[13]至此，歷史期盼已久的中國資產階級就這樣誕生了。而在他們身上，有著鮮明的特點：其一，他們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其二，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下，這些企業都使用或參用機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一切改變了傳統封建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商品經濟規律初步使他們的眼界更加開闊起來。

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步步推進，最終在投資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內江五個重點地區：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工業區；以天津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狀地帶；以武漢為中心的江漢地區；以福州、臺灣為中心的、遙相呼應的海峽地區；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也是近代中國工業的初步布局，這些工業區即使在現代也還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些歷史悠久的工廠探究它們的產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務運動時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務運動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之深，也更能說明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這一時期，隨著與歐美列強交往的增強，洋務派對近代國際關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輸入的均勢觀念，是洋務派認識近代國際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論依據，并對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趨向產生了潛在的影響。他們對世界軍事格局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對資本主義中心地帶歐美形勢的認識上。他們認為：“就天下大事而論，為春秋時一大戰國，德比之于燕，奧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晉，法比之于齊，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約縱連橫。”[14]雖然均勢之格局是大國實力競爭的結果，但對于均勢機制在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務時期的國人還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國之權利，無論為君主、為民生、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奪。良以性法中決無可以與甘為人奪之理，故有均勢之法，國無大小無法不立。”[15]“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警惕張皇，且同協力壓強扶弱，保其均勢之法。蓋一國強盛過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貽患鄰國也。”[16]洋務時期國人對均勢原則和國際格局的理解和認識，目的是尋求中國在現實國際環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應之策。在不斷遭受侵略的現實處境中，利用列強之間相互制衡的均勢局面，以解除中國所面臨的危險，成為洋務派的共識。“尤其是在藩屬問題上，以開放為手段均列強之勢，被國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17]所謂鉗制之術，“莫善于此”。[18]雖然洋務時期的均勢觀并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國際觀念，而是在歷史經驗、傳統馭外政策與西方政治原則共同誘發下的混合觀念，并且熱衷于對均勢制衡作用的渲染。對均勢道德意義的強調，又使他們傾向于把均勢作為維持國際和平、抑制戰爭攘奪的正義性原則。但這畢竟標志著中國華夷秩序觀向近代世界觀的演變，其積極性不容抹殺。

總之，這一時期，隨著中國的門戶洞開，洋務運動興起，以近代工業化為主體的早期現代化進程也由此啟動。作為它的第一階段，我們可以說它的這一步走得并不堅實，并不平衡。但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我們也就會理解為什么這一步走得如此艱難，也會明白這一步邁出的重要意義。不管怎么說，它的這一步是邁出了，不論邁出得是好還是壞，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

參考文獻

[1]、[5]、[9]、[12]、[13]盧伯煒《洋務運動與中國現代化》.《蘇州大學》，2002/4。

[2]李時岳《洋務運動的歷史任務及其他》.《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74頁。

[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第46頁。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1，第17頁。

[6]楊灝成《默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幾個問題》.《世界歷史》，1980年第5期。

[7]井上清《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

[8]《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壬辰年卷上，第37頁。

[11]王小俠《晚清洋務運動“官督商辦”制度探論》.《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5期，第122頁。

[14]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壬辰年卷上，第20、2１頁。

[15]鄭觀應《盛世危言·公法》.《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頁。

[16]陳虬《經世傅議》，卷4，光緒十八年刊本，第7頁。

[17]田清《均勢觀與洋務時期的對外觀念》.《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頁。

[18]《清季外交資料》卷16，第16、17頁。

第二篇：試論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試論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摘要: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歷來是史學界爭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對于它的說法可謂是眾說紛紜。本文采用一種比較新的觀點,附以拙見,對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力圖從新的時空觀上加以審視,最后得出了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的結論。筆者認為,洋務運動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視,但總的來說,它還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

關鍵詞:洋務運動近代工業化中國 早期現代化

興起于19世紀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紀末的清末?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一直是學術界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雖然以前的歷史學者也肯定了它的積極性,但是相比之下,卻更注意它的缺點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軍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戰敗看作是?洋務運動?完全破產的標志,貶低了它的歷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展開以及現代化進程的穩步推進,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在更廣泛的時空觀上,從現代化的角度,對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進行重新闡釋。以這種態度對?洋務運動?進行研究會得出一些新穎的結論。筆者認為其中之一就是?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中國近代化’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基本上是內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換的歷史概念,只不過前者顧及表述傳統、突出其歷史性,后者涵納新學、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與貫通。?

?洋務運動?產生于中國由閉關鎖國到被迫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也就決定了?洋務派?自身的兩重性。傳統史家認為洋務派代表人物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濃厚的歷史人物。筆者在此不想對這一問題做過多的爭論,只想提醒一下持這種觀點的史家,他們是否注意到了當時中國特殊的國情。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封建性特別濃厚的國家,像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開明地主可謂是鳳毛麟角。試想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里興辦洋務是何等的艱難。因此,我們不能對洋務派及?洋務運動?的期望過高。正如李時岳先生指出的:?簡單的說,洋務派的歷史任務就是:縮短中外的差距,引進機器生產,實現由手工制造到機器生產的轉變,加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洋務派活動于中國資本主義從無到有的時代,它的任務是實現‘有’,‘有’以后才能談到發展,那是又一個歷史階段的任務。所以,嚴格的說,歷史所賦予洋務派的任務是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而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呢?應該說,基本上完成了,事實俱在,毋庸諱言,至于完成得好還是不好,那是另外的問題。

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出現的洋務派,不得不承認英法?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更抱著?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這種鎮國內、御外侮的主觀意圖,洋務派開始興辦軍事工業。但是,也正是軍事工業的興辦,吹響了中國近代化的號角。綜觀這一時期的國際形勢,英國、美國等歐美強國已完成工業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實行改革?。與此同時,埃及開辦了步、騎、炮各兵種的軍事學校,聘用歐洲軍事教官,按歐洲方式改組、訓練軍隊,至19世紀30年代,埃及已經擁有了新式陸軍20萬,海軍2萬,軍艦32艘?。就是中國的東臨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也開始了軍事工業的創辦。?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決定在江戶湯島制造洋式槍炮,試造洋式軍艦。??在明治維新前,這樣的活動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強藩漸次進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強?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中國洋務軍事工業的創辦看成是東方近代化的縮影。?這些近代兵工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配備了全套機器設備,采用‘二班制’的大機器生產方式,是對傳統手工軍械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把軍事工業的創辦即國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國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產與以往的生產有質的區別,即由手工變成了機器。而在江南制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公務之緩急為衡;價有差等,較技藝之優劣為準?,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們的近代軍事工業中存在著較為普遍的雇傭勞動關系,這也說明在軍事工業內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隨著軍事工業的運行,?非鐵不成,非煤不濟?成為洋務派官員的共識,由此引發了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的高潮。

筆者認為,這一舉動意義非同小可,它不僅引發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并且可以說民用工業中的一些官僚總辦、幫會辦本身就是資本家。這一時期的民用工業主要以官辦、官商督辦、官商合辦、商辦等形式出現,而以官督商辦最為引人注目。?所謂‘官督商辦’,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監督下,利用商人資本創辦民用工業。這些?官督商辦?企業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統計數字表明,在輪船招商局初創之時,如購買一股股票,即投資一百兩,到1883年6月,經10屆結賬分紅,股息所得,累計已達一百兩。更有甚者,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上海平準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開業,這樣,通過直接投資或購買近代中資企業的股票,很多人轉化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鴻章等人為靠山,直接參與‘官督商辦’的經營管理,逐步轉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另一種類型——中國早期官僚資本的人格化身。至此,歷史期盼已久的中國資產階級就這樣誕生了。而在他們身上,有著鮮明的特點:其一,他們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其二,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下,這些企業都使用或參用機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一切改變了傳統封建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商品經濟規律初步使他們的眼界更加開闊起來。

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步步推進,最終在投資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內江五個重點地區: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工業區;以天津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狀地帶;以武漢為中心的江漢地區;以福州、臺灣為中心的、遙相呼應的海峽地區;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也是近代中國工業的初步布局,這些工業區即使在現代也還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些歷史悠久的工廠探究它們的產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務運動時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務運動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之深,也更能說明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這一時期,隨著與歐美列強交往的增強,洋務派對近代國際關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輸入的均勢觀念,是洋務派認識近代國際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論依據,并對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趨向產生了潛在的影響。他們對世界軍事格局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對資本主義中心地帶歐美形勢的認識上。他們認為:?就天下大事而論,為春秋時一大戰國,德比之于燕,奧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晉,法比之于齊,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約縱連橫。雖然均勢之格局是大國實力競爭的結果,但對于均勢機制在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務時期的國人還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國之權利,無論為君主、為民生、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奪。良以性法中決無可以與甘為人奪之理,故有均勢之法,國無大小無法不立。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警惕張皇,且同協力壓強扶弱,保其均勢之法。蓋一國強盛過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貽患鄰國也。洋務時期國人對均勢原則和國際格局的理解和認識,目的是尋求中國在現實國際環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應之策。在不斷遭受侵略的現實處境中,利用列強之間相互制衡的均勢局面,以解除中國所面臨的危險,成為洋務派的共識。?尤其是在藩屬問題上,以開放為手段均列強之勢,被國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所謂鉗制之術,?莫善于此?。雖然洋務時期的均勢觀并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國際觀念,而是在歷史經驗、傳統馭外政策與西方政治原則共同誘發下的混合觀念,并且熱衷于對均勢制衡作用的渲染。對均勢道德意義的強調,又使他們傾向于把均勢作為維持國際和平、抑制戰爭攘奪的正義性原則。但這畢竟標志著中國華夷秩序觀向近代世界觀的演變,其積極性不容抹殺。

總之,這一時期,隨著中國的門戶洞開,洋務運動興起,以近代工業化為主體的早期現代化進程也由此啟動。作為它的第一階段,我們可以說它的這一步走得并不堅實,并不平衡。但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我們也就會理解為什么這一步走得如此艱難,也會明白這一步邁出的重要意義。不管怎么說,它的這一步是邁出了,不論邁出得是好還是壞,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

第三篇：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歷來是史學界爭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對于它的說法可謂是眾說紛紜。本文采用一種比較新的觀點，附以拙見，對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力圖從新的時空觀上加以審視，最后得出了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的結論。筆者認為，洋務運動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視，但總的來說，它還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

1840年的鴉片戰爭，震撼了中華帝國，列強的堅船利炮，沖破了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面臨著數千年來最強大敵人的挑戰。而中國內部，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清政府面臨太平天國的英法聯軍的雙重威脅，在內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國里，有少數知識分子開始覺醒，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共識下聚集起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洋務派，為了應付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以消除“內憂外患”的嚴重危機。他們從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勢，并提出模仿西法“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英法聯軍的囂張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覺醒，開始具體的推動“師夷長技”，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企業和民用工業，并相應的改革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機構多方面的活動。他們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為代表，在地方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官吏，引發了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洋務運動。這是清朝統治階級內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當權的官僚在嚴重的“內憂外患”形勢下所采取的“自強”措施。總理衙門是洋務運動的中央機構，但洋務派勢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實權的督撫方面。

洋務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到90年代，此期間洋務派進行了一系列的洋務活動，包括創辦軍事工業、民用工業，創辦海軍，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等。洋務運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從60年代到70年代為第一階段，創辦軍事工業階段；70年代到90年代為第二階段，雖然還繼續創辦軍事工業，但重心轉為創辦民用工業。軍事工業：由于當時國內人民的反抗斗爭，洋務派急于用新式武器來剿滅之。因而在“自強”的旗號下，洋務派創辦了一些軍事工業。在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中，曾國藩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仿造西式武器的軍事工業；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是當時規模最大的軍事工業；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務派創辦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廠。至1890年，洋務派所辦近代軍事工業共有24個。這些企業使用新式機器生產，出現了新的生產力。民用工業：洋務派在創辦軍事工業時遇到一系列棘手的問題，最突出的是經費來源，還有原料、燃料以及運輸等問題，因此他們提出“要先富而后強”的口號，從70年代開始，在創辦軍事工業的同時，開始創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工業。主要的民用工業有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家輪船公司，是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中興辦最早、規模最大的一個。張之洞在湖北創辦的漢陽鐵廠是中國第一個近代化鋼鐵工業。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刺激了地主、商人投資于近代企業，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創辦海軍：1875年清政府覺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軍，計劃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軍，其中以北洋海軍實力最為雄厚。1885年，清政府為統一掌握海軍大權，成立海軍衙門。1888年北洋海軍擴建為北洋艦隊。中國出現了近代海軍。

新式學堂的出現：洋務運動興起后，對翻譯、科技、軍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務派為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在興辦工業的同時創辦了一些新式學堂。最早創辦的是1862年在北京開設的培養翻譯人才的學校同文館，至1896年創辦的新式學堂達20余所。并選派了大批留學生出國深造，中國出現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學。這些留美學生回國后大多熱心報國，成為棟梁之才，如詹天佑，鄺榮光，唐國安等。

興起于19世紀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紀末的清末“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一直是學術界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雖然以前的歷史學者也肯定了它的積極性，但是相比之下，卻更注意它的缺點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軍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戰敗看作是“洋務運動”完全破產的標志，貶低了它的歷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展開以及現代化進程的穩步推進，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在更廣泛的時空觀上，從現代化的角度，對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進行重新闡釋。

以這種態度對“洋務運動”進行研究會得出一些新穎的結論。筆者認為其中之一就是“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中國近代化’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基本上是內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換的歷史概念，只不過前者顧及表述傳統、突出其歷史性，后者涵納新學、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與貫通。”[1]

“洋務運動”產生于中國由閉關鎖國到被迫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也就決定了“洋務派”自身的兩重性。傳統史家認為洋務派代表人物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濃厚的歷史人物。筆者在此不想對這一問題做過多的爭論，只想提醒一下持這種觀點的史家，他們是否注意到了當時中國特殊的國情。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封建性特別濃厚的國家，像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開明地主可謂是鳳毛麟角。試想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里興辦洋務是何等的艱難。因此，我們不能對洋務派及“洋務運動”的期望過高。正如李時岳先生指出的：“簡單的說，洋務派的歷史任務就是：縮短中外的差距，引進機器生產，實現由手工制造到機器生產的轉變，加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洋務派活動于中國資本主義從無到有的時代，它的任務是實現‘有’，‘有’以后才能談到發展，那是又一個歷史階段的任務。所以，嚴格的說，歷史所賦予洋務派的任務是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而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呢？應該說，基本上完成了，事實俱在，毋庸諱言，至于完成得好還是不好，那是另外的問題。”[2]

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出現的洋務派，不得不承認英法“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3]更抱著“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4]這種鎮國內、御外侮的主觀意圖，洋務派開始興辦軍事工業。但是，也正是軍事工業的興辦，吹響了中國近代化的號角。綜觀這一時期的國際形勢，英國、美國等歐美強國已完成工業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實行改革”。[5]“與此同時，埃及開辦了步、騎、炮各兵種的軍事學校，聘用歐洲軍事教官，按歐洲方式改組、訓練軍隊，至19世紀30年代，埃及已經擁有了新式陸軍20萬，海軍2萬，軍艦32艘”。[6]就是中國的東臨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也開始了軍事工業的創辦。“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決定在江戶湯島制造洋式槍炮，試造洋式軍艦。”“在明治維新前，這樣的活動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強藩漸次進行。”[7]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強“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8]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中國洋務軍事工業的創辦看成是東方近代化的縮影。“這些近代兵工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配備了全套機器設備，采用‘二班制’的大機器生產方式，是對傳統手工軍械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9]把軍事工業的創辦即國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國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產與以往的生產有質的區別，即由手工變成了機器。而在江南制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公務之緩急為衡；價有差等，較技藝之優劣為準”，[10]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們的近代軍事工業中存在著較為普遍的雇傭勞動關系，這也說明在軍事工業內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隨著軍事工業的運行，“非鐵不成，非煤不濟”成為洋務派官員的共識，由此引發了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的高潮。

筆者認為，這一舉動意義非同小可，它不僅引發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并且可以說民用工業中的一些官僚總辦、幫會辦本身就是資本家。這一時期的民用工業主要以官辦、官商督辦、官商合辦、商辦等形式出現，而以官督商辦最為引人注目。“所謂‘官督商辦’，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監督下，利用商人資本創辦民用工業。”[11]這些“官督商辦”企業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統計數字表明，在輪船招商局初創之時，如購買一股股票，即投資一百兩，到1883年6月，經10屆結賬分紅，股息所得，累計已達一百兩。”[12]更有甚者，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上海平準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開業，這樣，通過直接投資或購買近代中資企業的股票，很多人轉化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鴻章等人為靠山，直接參與‘官督商辦’的經營管理，逐步轉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另一種類型——中國早期官僚資本的人格化身。

”[13]至此，歷史期盼已久的中國資產階級就這樣誕生了。而在他們身上，有著鮮明的特點：其一，他們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其二，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下，這些企業都使用或參用機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一切改變了傳統封建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商品經濟規律初步使他們的眼界更加開闊起來。

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步步推進，最終在投資布局上形成了沿海內江五個重點地區：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工業區；以天津為中心的津沽唐秦廊狀地帶；以武漢為中心的江漢地區；以福州、臺灣為中心的、遙相呼應的海峽地區；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這也是近代中國工業的初步布局，這些工業區即使在現代也還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些歷史悠久的工廠探究它們的產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洋務運動時期，由此也可以看出洋務運動對現代中國的影響之深，也更能說明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這一時期，隨著與歐美列強交往的增強，洋務派對近代國際關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由西方輸入的均勢觀念，是洋務派認識近代國際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論依據，并對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趨向產生了潛在的影響。他們對世界軍事格局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對資本主義中心地帶歐美形勢的認識上。他們認為：“就天下大事而論，為春秋時一大戰國，德比之于燕，奧比之于楚，英比之于晉，法比之于齊，俄比之于秦，五方并峙，約縱連橫。”[14]雖然均勢之格局是大國實力競爭的結果，但對于均勢機制在國際政治中的制衡作用，洋務時期的國人還是做了充分肯定：“夫各國之權利，無論為君主、為民生、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侵奪。良以性法中決無可以與甘為人奪之理，故有均勢之法，國無大小無法不立。”[15]“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警惕張皇，且同協力壓強扶弱，保其均勢之法。蓋一國強盛過分，恐其不尊公法而貽患鄰國也。”[16]洋務時期國人對均勢原則和國際格局的理解和認識，目的是尋求中國在現實國際環境中的立足之道和因應之策。在不斷遭受侵略的現實處境中，利用列強之間相互制衡的均勢局面，以解除中國所面臨的危險，成為洋務派的共識。“尤其是在藩屬問題上，以開放為手段均列強之勢，被國人看作最可行的政策。”[17]所謂鉗制之術，“莫善于此”。[18]雖然洋務時期的均勢觀并不能稱為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國際觀念，而是在歷史經驗、傳統馭外政策與西方政治原則共同誘發下的混合觀念，并且熱衷于對均勢制衡作用的渲染。對均勢道德意義的強調，又使他們傾向于把均勢作為維持國際和平、抑制戰爭攘奪的正義性原則。但這畢竟標志著中國華夷秩序觀向近代世界觀的演變，其積極性不容抹殺。

總之，這一時期，隨著中國的門戶洞開，洋務運動興起，以近代工業化為主體的早期現代化進程也由此啟動。作為它的第一階段，我們可以說它的這一步走得并不堅實，并不平衡。但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我們也就會理解為什么這一步走得如此艱難，也會明白這一步邁出的重要意義。不管怎么說，它的這一步是邁出了，不論邁出得是好還是壞，它的使命算是完成了。參考文獻

[1]、[5]、[9]、[12]、[13]盧伯煒《洋務運動與中國現代化》.《蘇州大學》，2002/4。

[2]李時岳《洋務運動的歷史任務及其他》.《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74頁。[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第46頁。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1，第17頁。

[6]楊灝成《默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幾個問題》.《世界歷史》，1980年第5期。

[7]井上清《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

[8]《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壬辰年卷上，第37頁。

[11]王小俠《晚清洋務運動“官督商辦”制度探論》.《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5期，第122頁。

[14]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壬辰年卷上，第20、2１頁。

[15]鄭觀應《盛世危言·公法》.《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頁。

[16]陳虬《經世傅議》，卷4，光緒十八年刊本，第7頁。

[17]田清《均勢觀與洋務時期的對外觀念》.《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頁。來源：www.tmdps.cn。

[18]《清季外交資料》卷16，第16、17頁。[轉貼于:論文大全網

第四篇：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及其失敗的原因是什么？

國開(中央電大)本科《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基于網絡終結性考試試題及答案

說明：1.適用于國開(中央電大)本科所有專業學員基于網絡的終結性考試。

2.該資料為基于網絡終結性考試試題及答案，考試通過國家開放大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終結性考試系統(kaowu.openedu.com.cn)完成。

試題：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及其失敗的原因是什么？

答：洋務運動實際上是清王朝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雙重打擊下，地主階級洋務派興起的以學習西方軍事技術挽救其統治的“自救運動”。洋務運動繼承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通過國家權力集中力量優先發展軍用工業，同時興辦民用企業，并引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客觀上對中國近代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某些促進作用，探索了中國近代化的道路。但由于其性質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并不是要使中國朝著獨立的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因此洋務派不可能真正擔負起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使命，故而最終未能求得中國的“強”，更未能求得中國的“富”。

1.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1)對列強侵略有所抵制。洋務派建立新式海陸軍，加強了國防，民用企業也“稍分洋商之利”等。但對于列強，更多的是妥協和勾結，從太平天國起，洋務派對內鎮壓，對外則避戰求和，沒能阻止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

(2)對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所促進。洋務運動使中國有了第一批近代工業企業，給民族資本主義提供了一些發展機會，提供了管理經驗、技術和人才；客觀上對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導致了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但更多的是阻礙作用，如實行壟斷，洋務派創辦了的企業不允許民間再辦；還常常貪污民間商人的股份；管理非常腐敗，企業衙門化管理；大小官吏不懂管理，更不懂技術，卻拿很高的薪水，貪污腐敗；許多企業最后都破產倒閉，使得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很軟弱。

(3)開辟了學習西方的途徑，沖擊了封建思想文化觀念。開了近代教育、留學等新風氣，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在根本上束縛了這種學習，使得向西方學習僅限于物質技術層面，不敢涉及社會體制，更拒絕改革封建政治制度、倫理道德和科舉制度等。

2.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洋務運動是地主階級興起的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自救運動。洋務派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階級屬性和運動性質決定了他們只能是封建制度的維護者。他們希望通過學習西方以“自強”，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雙重的迫切需要以及自身階級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性，使得向西方學習僅限于“師夷長技”的物質技術層面，不可能實現“自強”“求富”的目標。甲午戰爭的失敗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第一，洋務運動具有封建性。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在封建思想的指導下，在維持封建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條件下發展一些近代工業，為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服務。也就是說，洋務派企圖以吸取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為手段，來達到維護和鞏固清朝封建統治的目的。這就決定了洋務運動必然失敗的命運。因為新的生產力同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筑不相容，它是不可能在封建主義的桎梏下充分地發展起來的。洋務派既要發展近代工業，卻又采取壟斷經營、侵吞商股等手段壓制民族資本；既想培養洋務才，又不愿改變封建科舉制度。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根本搞不了近代化的(所謂近代化，即中國人民向西方學習，尋求新的出路的過程)。

第二，洋務運動對列強具有依賴性。洋務運動進行之時，清政府已與列強簽訂了一批不平等條約，列強正是依據種種特權，從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和控制的。而務派官員卻企圖依賴列強，結果洋務企業無力與外國資本競爭。他們一再主張對外“和戎”，力圖通過妥協來避免戰爭，最終卻導致北洋艦隊的覆滅。事實上，列強并不希望中國真正富強起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下是難以通過單純發展技術來使國家富強起來的。

第三，洋務企業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務派所創辦的一些新式企業雖然具有一定的資本主義性質，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門式的。洋務派所創辦的軍用工業完全由官方控制，經營不講效益，造出的槍炮、輪船等往往質量低下。即使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專派大員，用人理財悉聽調度”，商人并無多少發言權，往往還要承擔企業的虧損。企業內部極其腐敗，充斥著營私舞弊、貪污盜竊、揮霍浪費等官場惡習大小官員既不懂生產技術，又不懂經營管理。而沒有先進的思想、知識和人才，不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是搞不了近代化的。

洋務運動的實踐表明：只有求得國家獨立，才能從容地建設近代化；洋務運動必須有制度和政權的有力保證才能成功。

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的洋務運動不可能為中國擺脫貧弱找到出路只有革命，只有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爭得國家獨立、人民解放，才能建設近代化。

第五篇：洋務運動

試論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11-10-13 11:16:00 ]

作者：劉云

編輯：studa090420

摘 要：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歷來是史學界爭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對于它的說法可謂是眾說紛紜。本文采用一種比較新的觀點，附以拙見，對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力圖從新的時空觀上加以審視，最后得出了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的結論。筆者認為，洋務運動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視，但總的來說，它還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

關鍵詞：洋務運動近代工業化 中國早期現代化

興起于19世紀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紀末的清末“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一直是學術界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雖然以前的歷史學者也肯定了它的積極性，但是相比之下，卻更注意它的缺點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軍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戰敗看作是“洋務運動”完全破產的標志，貶低了它的歷史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展開以及現代化進程的穩步推進，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在更廣泛的時空觀上，從現代化的角度，對洋務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進行重新闡釋。以這種態度對“洋務運動”進行研究會得出一些新穎的結論。筆者認為其中之一就是“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亦即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中國近代化’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基本上是內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換的歷史概念，只不過前者顧及表述傳統、突出其歷史性，后者涵納新學、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與貫通。”[1]

“洋務運動”產生于中國由閉關鎖國到被迫開放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也就決定了“洋務派”自身的兩重性。傳統史家認為洋務派代表人物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濃厚的歷史人物。筆者在此不想對這一問題做過多的爭論，只想提醒一下持這種觀點的史家，他們是否注意到了當時中國特殊的國情。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封建性特別濃厚的國家，像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開明地主可謂是鳳毛麟角。試想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里興辦洋務是何等的艱難。因此，我們不能對洋務派及“洋務運動”的期望過高。正如李時岳先生指出的：“簡單的說，洋務派的歷史任務就是：縮短中外的差距，引進機器生產，實現由手工制造到機器生產的轉變，加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洋務派活動于中國資本主義從無到有的時代，它的任務是實現‘有’，‘有’以后才能談到發展，那是又一個歷史階段的任務。所以，嚴格的說，歷史所賦予洋務派的任務是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而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呢？應該說，基本上完成了，事實俱在，毋庸諱言，至于完成得好還是不好，那是另外的問題。”[2]

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出現的洋務派，不得不承認英法“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3]更抱著“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4]這種鎮國內、御外侮的主觀意圖，洋務派開始興辦軍事工業。但是，也正是軍事工業的興辦，吹響了中國近代化的號角。綜觀這一時期的國際形勢，英國、美國等歐美強國已完成工業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實行改革”。[5]“與此同時，埃及開辦了步、騎、炮各兵種的軍事學校，聘用歐洲軍事教官，按歐洲方式改組、訓練軍隊，至19世紀30年代，埃及已經擁有了新式陸軍20萬，海軍2萬，軍艦32艘”。[6]就是中國的東臨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也開始了軍事工業的創辦。“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決定在江戶湯島制造洋式槍炮，試造洋式軍艦。”“在明治維新前，這樣的活動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強藩漸次進行。”[7]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強“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8]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中國洋務軍事工業的創辦看成是東方近代化的縮影。“這些近代兵工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配備了全套機器設備，采用‘二班制’的大機器生產方式，是對傳統手工軍械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9]把軍事工業的創辦即國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國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產與以往的生產有質的區別，即由手工變成了機器。而在江南制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公務之緩急為衡；價有差等，較技藝之優劣為準”，[10]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們的近代軍事工業中存在著較為普遍的雇傭勞動關系，這也說明在軍事工業內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隨著軍事工業的運行，“非鐵不成，非煤不濟”成為洋務派官員的共識，由此引發了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的高潮。

筆者認為，這一舉動意義非同小可，它不僅引發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并且可以說民用工業中的一些官僚總辦、幫會辦本身就是資本家。這一時期的民用工業主要以官辦、官商督辦、官商合辦、商辦等形式出現，而以官督商辦最為引人注目。“所謂‘官督商辦’，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監督下，利用商人資本創辦民用工業。”[11]這些“官督商辦”企業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統計數字表明，在輪船招商局初創之時，如購買一股股票，即投資一百兩，到1883年6月，經10屆結賬分紅，股息所得，累計已達一百兩。”[12]更有甚者，中國第一家證券公司“上海平準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開業，這樣，通過直接投資或購買近代中資企業的股票，很多人轉化為資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鴻章等人為靠山，直接參與‘官督商辦’的經營管理，逐步轉化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另一種類型——中國早期官僚資本的人格化身。”[13]至此，歷史期盼已久的中國資產階級就這樣誕生了。而在他們身上，有著鮮明的特點：其一，他們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其二，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下，這些企業都使用或參用機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一切改變了傳統封建小農經濟的思維模式，商品經濟規律初步使他們的眼界更加開闊起來。轉貼于 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stud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