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談正確處理好大國關系對我國發展的重要性》

正確處理好大國關系對我國發展的重要性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司馬遷

從古至今，正確處理好大國關系是發展本國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建國初期，我國的國際地位是非常低的，所以與其他國家的幾乎沒有外交關系，因為“弱國無外交”。一個國家如果要有外交,首先要有一個強盛的國力,然后可以有國際權力,就不會被欺凌,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增強，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上升，主要大國對我國也是越來越重視，逐漸成為國際上的新興大國。但在新形勢下，我國國際外交的形勢依然嚴峻，我國需處理好同大國，周邊和多邊的國際政治外交關系。

中美關系一直都不怎么好，原因在于美國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導致我國政府感到一定的威脅，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一直支持菲律賓和越南，企圖從戰略上包圍我國，只要和我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關系和美國走的都很近，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印度都有美國的撐腰。其實都是美國的一枚棋子。未來中美關系不會有多大進展，甚至會更加惡劣，最近臺灣又對美提出軍購，美國會小心謹慎行事。這將會影響著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今日又加緊張，前不久我國給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重新命名，我國海監船只不斷在釣魚島海域巡邏，導致了日本政府的嚴重不滿，未來中日關系可能會保持現狀，因為誰也不想因為釣魚島問題去動武，最多也就是外交方面的譴責。

中美關系是斗而不破的，斗到一定時候就會往回收。因為，中美都是超級大國，美國是標準的超級大國，它的質量和體積都很大，中國主要是體積大，質量現在也有一些，總之中美兩家如果不節制，陷入一種螺旋式的上升，走向全面對抗，誰也吃不了兜著走，這個代價太大；中美之間確實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穩定的中美關系對中美發展非常重要。我們三十年的改革成就巨大，總結改革能夠基本成功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中國的改革是和開放攜手并進的，中國開放的一個關鍵環節就是中美建交，美國應該說還是國際社會的老大，美國通過和中國建交，將中國吸納到現行國際體制中，它也是獲益無窮的；中美關系非常復雜，既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也有非常多的矛盾，如果有一個良好的機制，就可以將共同利益拓展，將矛盾可以控制住。所以對這樣的一個復雜關系，有一個良好的溝通機制，本身也是有戰略上的意義。如此，我國也就能夠更好地立足于世界大國之中！

中俄關系是與中美關系并駕齊驅、同等重要的大國關系。今天中俄兩國為共同應對西方壓力而走到一起，這是國際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也是我國對外戰略的現實選擇。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通過北約東擴等手段一再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對俄羅斯在許多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采取與西方不同的立場表示不滿，并不斷批評俄內部事務，視俄為戰略對手，這使俄羅斯深感加強與我國合作的必要性。同時，我國一直受到西方政治壓力，又面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壓力。因此，在中美俄三邊關系中，客觀上形成了中俄共同應對美國的態勢。由于中俄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雙方能夠互為最主要、最重要的戰略協作伙伴，成為新型大國關系。

中俄關系在普京入選俄總統后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盡管中俄關系存在一些局部的“發展中”問題，但兩國睦鄰友好、深化合作的趨勢難以逆轉，兩國關系中的一些分歧削弱不了雙方戰略借重的長期需求，擋不住兩國業已開啟的各領域合作蓬勃發展勢頭。我國不能失去俄羅斯這一重要戰略協作伙伴，俄羅斯也長期需要我國，兩國關系緊張對俄羅斯來說簡直就是戰略災難”。中俄全方位、多層次、高質量、有效率的合作機制將把兩國關系繼續 推向新的更高水平。

當今國際社會，真正意義上的大國 只有美中俄三國。尤其是我國，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崛起，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強國。一個既有大國和一個崛起大國之間必然有很多沖突和矛盾，在過去的歷史中，之間還經常引發戰爭。我國的態度很明確，那就是和平崛起，和美俄建立新型的大國關系。三國的領導人內心都很明白，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只能和平共處，互利雙贏。

綜上，正確處理好與大國之間的關系，可以更好的和大國貿易、往來，促進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使我國繁榮昌盛，不落后于世界！

姓名：劉樂政 班級：Java1401班

第二篇：談談民眾參與對我國環境保護重要性

最近兩年，隨著環境問題以災害的形式逼近大眾生活，公眾對環保的注意力與日俱增，各種主題的環保活動也不失時機地掀起高潮，不僅有針對中小學生的手拉手共建地球村、清潔地球媽媽等活動，還有針對成人的環境責任區落戶，城市環境綜合治理達標等政府行為，媒體上“環保”二字已經成了出鏡明星，似乎全民環保的時代已經來臨。不過，真要問問別人如何參與環保事業，大部分只是認為不亂扔垃圾、打掃自己周圍的環境、少用塑料袋、植樹造林等等。應該說，這只是很簡單的參與方式，光靠老百姓做些具體的小事，只能起到裝飾門臉的作用。筆者以為，引入公眾參與機制，并使之制度化、規范化，才能有效地解決環境問題。

一、環境權是公眾參與的理論基礎

公民環境權作為一種新的正在發展的環境法理論和法律權利，其產生絕非偶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口的膨脹，清潔的水、空氣、安寧、陽光等環境要素作為稀缺性資源的特性逐漸顯露出來，人類的生存利益和生產利益在對環境的需求上構成矛盾。為此，社會就有必要對人類的利益作出制度性安排，賦予主體一定的權利，平衡與制約各微觀主體之間因利用稀缺性環境資源而發生的關系。這種權利是一種公用資源的共有支配權，也就是“環境權。”

環境權的研究和提出始于20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密執安大學的薩克斯教授提出“環境公共財產論”、“環境公共委托論”，他認為：空氣、水、陽光等人類生活所必須的環境要素，在當時受到嚴重污染和破壞以致威脅到人類正常生活的情況下，不應再視為“自由財產”而成為所有權的客體，環境資源就其自然屬性和對人類社會的極端重要性來說，她應該是全體國民的“公共財產”，任何人不能任意對其進行占有、支配和損害。為了合理支配和保護這種“共有財產”，共有人委托國家來管理。國家對環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行使管理權的，因而不能濫用委托權。于是，有人便在“公共財產論”和“公共委托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環境權的觀點，認為每一個公民都有在良好環境下生活的權利，公民的環境權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之一，應該在法律上得到確認和保護。

環境權理論為世界所普遍接受，體現在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中，該宣言莊嚴宣布：“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之后，在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再次重申了環境權：“人類處于普受關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他們應享有以自然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的權利。”有些國家的憲法和環境法也明確規定了公民的環境權，并由此規定引申出公民參與環境管理的各種權利。

根據環境權理論及有關國家的環境立法實踐，公民在環境法上的權利義務是公民環境權的重要內容，實際上，環境權與其他人權一樣，是一個由多項子系統組成的內容豐富的權利系統。從理論上講，環境權主要包括環境使用權、知情權、參與權，參與權至關重要，“人們通過參加決策，制定政策即控制種種活動，自覺和民主地投入致力于發展的努力”“是保護人權免受一切政策制定的偏向消極影響的方法之一。不同形式的參與、自我管理體系、公民投票、特別議會委員會、公眾意見、大眾傳播、專業聯合會、生態的和平主義者及其他運動、消費者聯合會以及其他非正式的團體和個人是僅有的一些使決策過程盡可能公開和民主以及為個人和團體自我認識，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健康聯系創造有益框架的可能途徑。

在我國，環境保護關系到全國人民的切身利益，環境質量的好壞會影響到所有人的生活和健康。保持一個良好、清潔、舒適的環境，既是人們的愿望，也符合人民的利益。因此，個人、集體和國家在環境建設上的根本目標、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從法律上說，環境保護事業建立在更加廣泛的民主基礎上，必須把政府、企業的環境管理活動和法律的執行建立在人民群眾廣泛支持、參與、監督的基礎上。

二、民主行政是公眾參與的社會基礎

現代行政是民主行政，本質上以民主憲政為基石，強調追求人民主權、公民權利、人性尊嚴、社會公正與社會責任等，強調公民參與行政的過程，“在現實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協，而民主就是政治”。在這樣一個民主的時代，通過單方權力方式來實行決策或作出決定，是不明智的。因為它剝奪了行政相對人的發言權，使行政相對人感受不到其權利的行使及對人格的尊重，這可能會使行政決定在人們心目中喪失其權威性、認同性。當代民主政治下的行政，就性質而言，并不是人們只從表面上觀察到行政機關一方之行政。這誠如法國學者貝爾納·古爾內所言的那樣：“如果不把行政置還于公眾——它從其中產生并且其活動亦是面向它們——之中，就不可能了解行政。”又如基斯先生所言：“公民對環境保護的具體參與是環境權的真正體現：它不僅使個人行使它所享有的權利，還使它在這方面應承擔義務。而且，公民因此不再是消極的權利享受者，而要分擔管理整個集體利益的責任。”民主行政使行政權的運作需各方合力才能完成，民主化形成一種國家與社會共擔風險的機制，回避了對重大社會問題的政治回答，主流的民主理論從未忽視被理解為個人主動參與的參與，認為參與是民主的基礎，在這里，參與的含義是親自參與，也就是說，參與不只是屬于（僅僅被卷入某事），更不是非自愿的被迫屬于，行政民主，主要體現為行政相對方對行政過程的主動參與。美國政治學學者阿爾蒙德和維伯在考察了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國的政治文化狀況后，認為在美國和英國，行政的民主化程度之所以高于其他國家，關鍵的原因就是，公民對行政的參與意識比其他三國強烈，參與實踐比其他三國頻繁。就參與意識而言，在美國和英國，相當一部分公民認為政府機關和警察會認真考慮其意見，即公民認為自己的參與活動能影響行政機關。

在行政法上，權力制約權力的模式一直起著主導的作用，權力制約的設計主要是在行政活動的外部，在行政活動的事前事后發揮作用，即事前由立法機關通過立法制定行政機關行政活動的依據，事后由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通過相應的制度糾正行政機關未依法行政所造成的后果。這種“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模式當然對保障和督促依法行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種作用仍然有不足：因為這只能是在行政活動外部，在行政活動的事前和事后發揮作用。但是，環境污染和破壞一旦發生，往往難以消除和恢復，甚至具有不可逆轉性；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以后，再進行治理，從經濟上來說是最不合算的；環境問題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可變性很大，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發展又有一種緩發性和潛在性，再加上科學技術發展的局限，人類對損害環境的活動造成的長遠影響和最終后果，往往難以及時發現和認識，但到后果一旦出現，往往為時已晚，而無法救治。基于環境問題的上述特點，僅僅依靠事前的立法和事后的司法監督不足以解決環境問題。因為，有行政活動的可依之法并不等于行政必依其法，有事后糾正行政違法的制度和措施也不等于行政違法行為及其侵害后果在事中不會發生。為此，從解決根源性問題的目標考慮，實現依法行政的最佳狀態是行政機關的行政活動過程是依法進行的，而貫穿于行政活動過程的主要是兩個主體，即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其中，行政機關自身對于實現依法行政的決定性作用自不待言，行政相對人作為受支配的對象，成為在事中督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一支重要力量。托克維爾在其《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曾提及，美國之所以能持久的保持民主，除了權力制約權力之外，公民權利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則認為民主政治的最核心因素不是權力對權力的制約，而是政黨、輿論、社會團體、企業、公民個人等因素對權力的制約，這些因素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是社會團體、企業和公民個人。

由于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政府的環境保護職責相當于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這種服務理應接受民眾的監督，尤其應該強調民眾的參與，民眾的參與是督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一支重要力量；民眾的參與更是提醒、告誡政府科學、合理、及時地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因為，“環境問題的特色之一乃是其經常涉及繁雜的科技背景，部分學者因而主張環境管制最適宜專家政治。然而，環境管制也經常涉及利益的沖突，有待藉用民主理念尋求解決。在環境領域中，參與式民主的觀念并不在于以投票的方式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是由受影響民眾藉由適當管道參與決策過程，藉以調和利益沖突，促進民主政治發展及改善政府決策品質。”

三、完善機制是實現公眾參與的根本保障

公眾參與的最好辦法是通過種種途徑，以公眾代表的方式，集中公眾的意見并使之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公眾參與制度，是公眾及其代表根據國家環境法律賦予的權利和義務參與環境保護的制度。它是政府或環保行政主管部門依靠公眾的智慧和力量，制定環境政策、法律、法規，確定開發建設項目的環境可行性，監督環境法的實施，調處污染事故，保護生態環境的制度。公眾參與制度，是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的環境決策行為，經濟環境行為以及環境管理的監管工作，聽取公眾意見，取得公眾認可及提倡公眾自我保護環境的制度。

中國在環境立法中，也有關于公眾參與的規定，如《環境保護法》第6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其他相關法律也作了相應的規定。但現行立法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具體表現在：1.現行關于公眾參與的規定，基本上是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發生之后的參與，即末端參與。2.現行立法關于公眾參與的規定，過于原則和抽象，缺乏可實施性。如《水污染防治法》第13條規定：“環境影響報告中，應當有該建設項目所在地單位和居民的意見。”但卻沒有有關的途徑、形式和程序規定，建設單位、主管部門以及公眾都因沒有明確的權利義務而無法參與。3.公眾參與形式單一，缺乏激勵機制，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需要有良好的條件，而這些條件并非環境立法本身能夠解決的，但目前我國整個法律制度中，關于公眾參與規定都十分缺乏，公眾參與民主決策，參與國家管理的機制尚未建立。公民及其團體在法律上的地位不明確，甚至沒有法律地位，更沒有積極鼓勵公眾廣泛參與的激勵機制，使得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困難重重。其實，真正的公眾參與，除末端參與外，還應包括預案參與（指公眾在環境政策、規劃制定中和開發建設項目實施之前的參與）、過程參與（指公眾對環境法律、法規、政策規劃、計劃及開發建設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參與）和行為參與（指公眾從我做起，自覺保護環境的參與）。只有這四個參與有機結合，同時運作，才是完整的公眾參與。我國的社會制度、體制與西方國家不同，因此，必須立足于我國國情，尋找和探求切實可行的我國公眾參與途徑和機制。

一是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包括學會認識環境質量要素，了解環境好壞標準，形成綠色消費習慣，養成綠色價值觀等。這是公民參與環保的能力保障，從我國現階段的情況來看，只有建立一個良好的決策體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環境問題。而建立這個決策體制的前提是百姓真正認識到什么決策行為才是真正有利于我們的生存環境。而這種科學的共性認識，在我國目前還是稀缺“資源”，下面的例子可以說明這個情況，城市居民通常只關心城市環境的視覺感受，如天空是否湛藍、路面是否清潔、草坪是否廣闊等，按這樣的標準來評價，我國大部分城市是環境優美的，如塞外古城寧夏銀川市創建“全國衛生先進城市”“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之后，市區的衛生環境越來越好，南來北往的游人贊不絕口，然而由于場地技術等問題的困擾，始終無法解決城市垃圾處理問題，結果出現了城內干干凈凈，城外垃圾成堆的怪現象，全國其他大中城市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像銀川一樣的尷尬處境。現代文明下嚴重的“垃圾圍城”現象已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再如我國的大連一直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花園城市，然而，仔細分析有關大連的環境統計數據，這個結論就有點站不住腳了。我國的內海——渤海的污染主要來自陸地，而大連市環渤海的入海排污口的數量高達66處，占全國主要入海排污口的30.4％。換句話說，大連把城市視線以外的渤海當作了城市的下水道。大連草坪曾讓大連人自豪不已，但有一組粗略的數據應該讓大家知道，在生長季，同樣面積的闊葉樹林，比同樣面積的草坪制氧量高3倍，殺菌力強10倍，降低噪音能力強50倍，減弱風沙能力強100倍，而維護費僅為1/10。對這樣一個水資源匱乏、人口密度較大，又不得不在城市環境上迅速與國際接軌的工業城市，在有限的綠化面積里究竟是搞平面綠化，建視覺感受比較好的草坪，還是從實際需要出發搞綠化林這種“立體”綠化，想必弄清道理后大家會有理智的選擇。

北京人的環保意識已進入“中綠色層”（淺綠色層為關注身邊環境衛生和綠化；中綠色層為關注身邊的污染；深綠色層為關注生態環境和政府決策），在全國名列前茅，這為實現全民環保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希望今后環境公益活動能多喚醒百姓的環保意識，讓老百姓弄清環保到底是什么，自己可以為環境做些什么，不要讓老百姓以為這只是一個改頭換面的愛國衛生運動。

二是建立、完善相關制度。具體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完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監督檢查制度。在環境法上明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本地區主要環境問題或重大建設項目進行監督檢查，進行重大環境問題專題調研，向當地政府提出解決問題建議方案的制度。

2.加強環境保護社會團體制度。公民個人的能力和學識都有限，若公眾組織起來，成立民間環境保護社會團體，開展環境保護宣傳、環境科學學術交流、環境保護科技成果推廣、環境科學知識咨詢等活動，將會有效提高全民族的環境意識，并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謀。因此，在環境法上確立社會團體的法律地位、環保功能，增強社團在環境監督、環境糾紛的解決等方面的效能。

3.建立環境問題論壇制度。這一活動將某一地區的居民，關注某一特定問題（例如社區綠化、西部開發與環境問題）的個人或者那些背景或利益相同（例如少數民族）的人士組織起來，定期舉辦活動。

4.建立環境保護問卷調查制度。每年向社會各界發放調查問卷，了解群眾對環境決策、環境管理和環境問題的要求、情緒和意見，及時反饋給決策部門和有關單位。規定有關部門和單位對公眾的意見答復程序。

5.建立公眾參與會議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環保監督員或公眾代表“參政議政”會議，介紹國家環境政策和本地環保工作、環境問題、傾聽公眾代表的意見和建議。

6.完善環境狀況公布制度。公眾了解環境狀況，是公眾參與不可忽視的內容。要實事求是地搞好環境質量周報、日報工作，每年召開環境狀況發布會，以吸引公眾對環境保護的更大關心。

7.實施政務公開制度。環境行政主管部門應向公眾公開執法依據、環境政策、辦事程序、環境標準、收費項目和標準等信息。信息服務落實了公眾的知情權，這種服務使公眾對環保的參與更具實質意義，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因為沒有任何東西比秘密更能損害民主，公眾沒有了解情況，所謂公民最大限度地參與國家事務只是一句空話。

8.建立公眾參與環境糾紛制度。吸收公眾代表作為人民法院的環境陪審員，依法參加法院對環境案件的審理；或吸收公眾參加環境管理部門環境糾紛處理的案例的分析會，讓公眾更好地了解環境問題，把握環境的重點。

9.推行公眾環保投資制度。環境保護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十五”期間，我國的環保投入將達到7000億人民幣，占同期GDP的1.3％左右。如此巨額的資金，光靠政府的財政支出顯然是不行的。我們必須要改變“環境保護靠政府”的思維定勢，要讓廣大民眾和社會組織也成為環保投資的主體，吸引民間資本投入環境保護領域。

10.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公益訴訟是指為了保護社會公共利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訴訟。其目的在于主持社會正義，實現社會公平，以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建立環境侵權公益訴訟制度，能使公民的環境權通過訴訟的方式更好的請求審判權的支持而實現。（完）（更多：國內新聞 http://gold.cngold.com.cn/hjyw.html）

第三篇：正確處理好村兩委關系的思考

《農村基層黨組織工作條例》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施以來，我鄉認真貫徹落實，依法開展村民自治活動，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取得較大成效。但也出現一些實際問題，比較突出的是黨支部與村委會關系處理問題。從我鄉的實際情況來看，要正確處理好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應把握好以下幾點：

一、正確認識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關系

1、澄清幾種模糊認

識。①村委會攬政。有的村委會同志認為，村委會是全村選民選的。黨支部是幾個黨員選的，出現村主任與支部書記比大小，論高低，爭權力，把“自治”理解為自己說了算，村委會依法開展工作，行使職權，村黨支部無權過問，并以此為借口，排斥村黨支部的領導。這種認識把基層民主極端化，是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表現，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村民自治是在黨的領導下開展的自治活動，村委會必須在黨支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這是我們在處理黨支部與村委會關系中必須始終堅持的一條重要原則。②兩委爭政，有的同志對村黨支部核心領導作用的發揮存在片面認識。認為黨支部的領導核心作用就是體現在黨建、管黨務上。除此之外的權限都屬于村委會。這種雖然在原則上承認了黨支部的領導核心，但在具體工作中不僅不接受黨支部的領導，而且與黨支部爭權。這種對黨支部的核心領導作用在表面上肯定，實質上否定的觀點和做法也是錯誤的，也必須糾正和克服。黨支部是農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其作用決不是僅僅局限在抓黨建、管黨務上，而且必須從各個方面體現出黨對農村的領導。這條原則，在我們處理黨支部與村委會關系中要毫不動搖。③支部獨政。有的同志認為，村黨支部是領導核心，就是包攬村里的一切事務。這種觀點忽視和否定了村委會的職能作用，看不到村委會在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中的重要作用，搞以黨代政，把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理解成村里的事不論大小，巨細都要由黨支部說了算，進而包辦代替村委會的工作。這種觀點也需要克服和糾正的。④兩委擱政或推政。部分村黨支部與村委會之間關系不協調，工作上不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而是互相扯皮，互相拆臺，互相推諉，好事爭著干，難事推著走，雙方踢皮球。這種錯誤做法是缺乏事業心和責任感，不講黨性的表現，將嚴重影響本村的經濟發展和各項事業的進步，必須予以克服和糾正。

2、明確黨支部與村委會的職能關系。農村黨支部是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礎，是村級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擔負著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的職責。黨支部與村委會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黨支部與村委會的工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黨的領導和村民自治在人民利益上是高度統一的，村民自治只在堅持黨的領導才能順利開展。因此，黨支部與村委會領導與被領導的職能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首先，村黨支部具有對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落實上級組織的工作部署進行把關定向，對本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行規劃部署，對村里的重大問題提出決策意見，以及對本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實行統一領導的職責，但黨支部核心領導職能的履行和領導權力的行使，離不開村委會職能作用的發揮，離不開以嚴格民主決策程序，支持保障村委會依法開展工作這一重要的基礎。其次，村委會的職能，主要包括了依法開展村民自治的工作內容，除了處理好職能范圍內的日常村務以外，對有關重要問題的處理，必須在黨支部的領導下，依照有關法規召開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村委會履行職能，一定要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以自覺維護和接受黨支部的領導為前提。也就是，通過村委會職能的作用的發揮，把黨的政策和黨支部的部署，貫徹到村民自治活動之中，變成全體村民的意志和行動。

二、認真履行好村黨支部書記與村委會主任的工作職責

農村黨支部書記是村里全局的駕馭者，是全村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的主要策劃者和帶頭人。村委會主任在村委班子中處于核心地位，在自覺接受黨支部的領導，充分發揮自治組織的作用方面負有主要責任。在實際工作中，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相當程度上都具體體現在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的關系協調和處理上。

首先，黨支部書記作為全村各項事業發展的帶頭人，要始終把握全局，觀察判斷形勢，正確處理問題，要帶頭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充分認識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現實重要性，積極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主人翁作用，帶頭發揚民主作風，實行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要帶頭貫徹《農村基層黨組織工作條例》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會》注意聽取村委會主任的意見和建議，放手讓村委會主任大膽開展工作，支持和保障村委會主任充分發揮作用。要帶頭學習政策，努力掌握有關法規知識，經濟工作知識和有關業務知識，經常研究本村各項工作的開

第四篇：領導干部要正確處理好四個關系

領導干部要正確處理好四個關系 一是正確處理好權力與服務的關系。每一名領導干部處于領導崗位，手中擁有一定的權 力，履行著管理社會的職能。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權力與服務的關系。領 導干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絕不能為個人或小團體撈好處，絕不能損害人民的利益。只有擺正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的關系，才能從思想上行動上正確認 識和行使手中的權力。權力使用的過程，就是為人民服務的過程，就是盡責任盡義務的過程，權力一旦與服務分離，必然導致腐敗。二是正確處理好地位與責任的關系。每個領導干部所處的地位不單是個人奮斗的結果，更是黨和人民信任、賦予的結果。當組織給予越來越高的地位時，也賦予了更重的責任。如 果地位與責任相脫節，權力就會變質。因此，作為領導干部只有權大不忘責任重、位尊不移 公仆心，才能真正堅持黨的宗旨。權力意味著責任，權力越大，責任越大；責任越大，為人 民服務的機會越多，作貢獻的潛能越大。如果把權力當成謀私的工具，一朝權在手，便把令 來行，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肆意褻瀆人民賦予的權力，必然走入違法亂紀的歧 途。三是正確處理好公仆與主人的關系。為民謀利是我們執掌政權的根本目的。在任何時候任何 情況下，一切工作和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這 也是每一個領導干部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根本原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各級機關的工作人員 包括領導者則是行使公共權力的公仆。對于領導干部來說，只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才能擺 正自己在權力關系中的地位，才能正確處理公共權力的行使者與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始終保 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服務。三是正確處理好“為官”與做人的關系。怎樣做人，為誰“當官”，是領導干部改造人生觀 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實實做事，首先需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人需要以德為本，弘德立身。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加強學習，增長學識，開闊眼界，陶冶情 操，提高修養，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養加強了，對個人的名譽、地位、利益等問題就會 想得透、看得淡，就能自覺地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勤奮工作，就不會去斤斤計較個人的 得失，更不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牟取一己之私利。

第五篇：正確處理好商業賄賂關系探討

文章標題：正確處理好商業賄賂關系探討

檢察機關在懲治商業賄賂犯罪工作中，既要依法履行檢察職能，認真查處案件，又要充分認識商業賄賂問題的復雜性和辦案工作的敏感性，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從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出發，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正確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一、正確處理打擊與保護的關系

查處

商業賄賂犯罪是檢察機關的神圣使命，同時，檢察機關也有義務保護當事人、發案單位的合法權益。檢察機關只有正確處理好了打擊與保護的關系，在做好保護工作的前提下，加大打擊力度，才算是真正正確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正確處理查處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首先，應當加大查處商業賄賂犯罪的工作力度，保障最廣大人民的“人權”。應當認識到，對犯罪的查處就是對最廣大人民“人權”的保護。檢察機關必須始終保持查辦案件的工作力度，才能增強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的約束力和監督的威懾力。其次，應當依法保護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與案件有關人員的正當權益。在辦案中，檢察機關應當嚴格依法行使職權，不得非法采取搜查、扣押、凍結等侵害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與案件有關人員合法權益的偵查行為；辦案人員應當文明執法，要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與案件有關人員的人格尊嚴，以文明的辦案作風和扎實細致的工作態度開展偵查工作。

正確處理查處犯罪與保護發案單位正當利益的關系。檢察機關對發案單位“蛀蟲”的查處，既可以清除腐敗分子，還可以幫助發案單位挽回因腐敗而造成的損失，更可以幫助發案單位查補漏洞，完善工作制度，促使其工作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可以這么說，對腐敗蛀蟲的查處，從長遠來看，這本身就是維護了發案單位的正當利益。另外，檢察機關要注重辦案的策略和方法，應當做到以下幾點：一是不輕易查封發案單位賬目和銀行賬戶，慎重扣押涉案款物；二是保守發案單位的商業秘密；三是到發案單位調查取證不是必需就不穿制服、不開警車、不鳴警笛，一般不當眾公開傳喚犯罪嫌疑人；四是及時與發案單位及其主管部門溝通聯系，做好銜接工作；五是對追繳的贓款贓物，依法該返還的及時返還，努力為發案單位挽回經濟損失；六是到發案單位進行搜查時，盡可能不在上班時間進行。

二、正確處理懲處與預防的關系

懲處與預防是有效治理商業賄賂犯罪的兩劑良方。要想有效地治理好商業賄賂犯罪，就必須做到懲處與預防并重。

查處犯罪與開展個案預防相結合。一般情況下，檢察機關在所查辦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結案后，應當針對發案單位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及時提出建議，幫助發案單位及其主管部門整章建制，制訂一套預防犯罪的有效機制，推動發案單位的廉政建設。特殊情況下，只要條件成熟或預防需要，可以針對辦案中發現的問題，一邊辦案一邊提出建議，積極推動商業賄賂專項治理工作的深入開展。

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相結合。查處犯罪是特殊預防，運用查處的犯罪案件開展好對其他人的法制教育和警惕工作是一般預防。檢察機關應當充分運用已查辦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例，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開展好對廣大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自律教育工作。首先，要用發案單位工作人員的“身邊事”來教育“身邊人”，要在發案單位深入分析、討論犯罪嫌疑人走向犯罪深淵的主客觀原因，組織大家商討預防犯罪的有效辦法。其次，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預防部門應當廣泛開展好對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國家工作人員的法制宣傳與教育活動。第三，職務犯罪預防部門應當在商業賄賂易發、多發的行業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項預防工作。第四，職務犯罪預防部門應當進一步加強與相關工作部門的聯系，建立有效預防商業賄賂的長效機制。

三、正確處理法律與政策的關系

依法辦案與貫徹刑事政策相結合。在懲治商業賄賂犯罪工作中，檢察機關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依法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罪輕與罪重、個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界限。同時，由于治理商業賄賂犯罪工作的專業性、政策性都很強，稍有不慎就會影響社會穩定和改革發展的大局，因此，檢察機關又必須將黨和國家的刑事政策貫徹到辦案工作中去。

處理好依法從嚴與依法從寬的關系。要正確運用寬嚴相濟、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對于在自查自糾中主動向單位、行業主管（監管）部門講清問題，或者直接到司法機關自首的，或者積極檢舉揭發商業賄賂和其他犯罪，有立功表現的，應當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責任。可追究可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不予立案；對于依法確應立案，只要不妨礙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可不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對于可訴可不訴的，可以不起訴。對于隱瞞犯罪事實、毀滅證據、訂立攻守同盟、負案潛逃等妄圖對抗偵查、逃避法律追究的，要堅決依法從嚴懲治，堅持突出重點，打擊極少數，教育挽救大多數。

四、正確處理重點與一般的關系

要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