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決農民收入問題 要正確處理好“三個關系”

當前，關于農民增收問題從上到下，從理論界到實際部門，都給予極大關注，作了許許多多的探討，提出了諸多的對策和建議，很受啟發，我們認為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是個系統工程，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歸納和多層次進行分析，本文試圖從“三個關系”談點看法。

一、要正確處理好“農內”和“農外”的關系

在諸多的探討農民收入問題的文章中，主要的是從二個方面進行研討，一個方面是從農業內部去探討解決問題的途徑；另一方面是從農業外部去探討解決問題的途徑，當然也有一些文章比較系統地從內外結合作研究，這些都是非常有價值的，都無可非議。但是也有一種看法似乎有點絕對化，強調“農業的根本出路在農外”、“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功夫不在農內，而在農外，如果我們仍然重復過去‘打補丁’的做法，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認為，城鄉二元結構這個基本體制矛盾沒有突破，無論怎樣調節微觀機制的政策都很難發揮作用，同時提出，創造農村發展的外部環境，首先要加快城鎮化，盡可能吸納農村剩余人口；其次是在戰略上以新的資源開發帶動農村剩余人口的轉移，比如，在西部開發中，動員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從事水利建設，實行人海戰術，以工代賑，以工授地，安置東部剩余農民；再次是在金融、保險、流通、批發等非農領域中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讓農民有利可圖，上述見解，被稱為“農外論”。對這個“農外論”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看法，認為農外富農之途是無可挑剔的，甚至是應當進一步深入闡述的，而且也是需要大大加以擴展的，但是認為目前“農內”進行增收活動“已經沒有任何意義”，都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實際上，現階段在我國廣大農村開展增收活動，還是大有可為的，并且分別從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農地使用權流轉和規模經營、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與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建設等方面加以論證。

本人認為，把解決農民增收問題，或者說把解決“三農”問題，絕然地分為外部問題和內部問題，或者單純從外部或內部去尋找解決途徑，是不全面的，是欠妥的，更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簡單的道理上說，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內因，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外因也可以起到主要作用，不過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具體到解決農民收入問題，也很難單純從內部或外部找到有效途徑，這里僅舉一例加以說明。

大家已經比較一致認識到，要解決“三農”問題，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加快農業結構的調整，以結構調整為主線，農業結構調整問題，關系到農業內部許多問題，比如，農業的區域結構問題，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的突出的區域結構趨同效應，仍沒從根本上解決，失去比較優勢；農業的產品結構問題，高質量的農產品比重小。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同時也帶來農業效益低的問題，但是如果單純從農業內部去解決農業結構問題，就不完全切合實際，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里還有個外部的問題。很明顯的，農業結構調整必須以勞動力轉移結合起來，眾所周知，目前農業結構調整，最為迫切的既要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也要進行要素結構的調整，關鍵在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程度。所以，農業結構調整必須與整個農村經濟發展協調并進，必須在制度層面上做出調整，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推動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為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和合理配置創造條件和拓展空間。還有農業結構調整離不開政府的財政支持，政府必須處理好財政負擔與農民收入的關系，對農業結構調整給予必要的財政支持；農業結構調整應與改善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等等。農業結構調整涉及到許許多多的外部問題，切不可忽視，所以，農業結構調整既涉及到“農內”問題，也牽涉到“農外”問題，無法絕對地從一個方面去解決。

綜上所述，我們的看法是，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必須正確處理好內部和外部關系，內外結合，表里兼治。

二、要正確處理好“分”與“合”的關系

20多年前，我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即在基本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基礎上進行家庭經營，打破了長期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集中勞動，集中經營，統一分配”的模式，相對于原來的“大、一、統”的經營方式，這實際上是一種分散經營方式，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20多年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實踐證明，家庭聯產承包經營是億萬農民的歷史選擇，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農村土地二輪承包時，中央作出決策，延長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

現在的問題是，我國農村經濟經過2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尤其是解決了絕大多數農民的溫飽問題之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特別是近幾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在這種背景下，有的同志就提出“小農”怎么長大的問題，認為，改革以來，我國農村從原有的集體制中裂變出2億多個農戶，這些規模狹小的農戶仍然深深印有中國農村幾千年來所形成的“單個馬鈴薯”特征，內在聯系梗阻，組織脆弱，當前面對波詭云譎市場經濟時，他們表現出嚴重的先天不足，因為“小農”難以提高效率、難以適應市場、難以避免傷害。因此，有計劃地改變目前狀態，提高我國農民的經濟組織程度，使“小農”長大，已是當務之急，而且，這種組織起來，不是過去人民公社體制下的集體經濟方式，也不是一個小農加一個小農的簡單結合，而且按照現代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由其產業鏈條和內在的經濟利益所聯結起來的合作關系，諸如此類，見諸于報刊雜志上，主張把農民組織起來，或者主張走合作化的道路的文章和觀點為數不少，比如，有的主張“傾力發展農民合作組織”，有的提出“國際上發達國家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其農業發展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我們也應借鑒其經驗并根據中國的國情，積極鼓勵農民開展多種形式的聯系與合作。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存在“統與分”，即“分”與“合”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繼續堅持家庭聯產承包制，還是采取各種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我們認為，應當正確處理好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分”與“合”的關系。

首先，家庭承包經營決不能動搖，長期堅持家庭聯產承包經營不動搖，有利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農村市場經濟，增強農民收入，農民是主體，誰也不可替代，家庭承包經營、鄉鎮企業、村民自治等農村改革都是農民首創，農民是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主力，只有充分發揮億萬農民的創造力，農村經濟才能快速發展，農村改革才能進一步深化，才能最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家庭聯產承包經營不動搖，是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的基礎，土地是農民的基本生產資料，從我國的國情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農業仍將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土地仍是農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事實證明，凡是土地承包關系不穩定的地方，往往出現的問題就多，社會就不穩定，所以，農村土地承包關系是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

其次，應當采取措施，逐步地有計劃地把農民組織起來，諸如采用合作制等多種形式，以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業生產力發展，從事實層面來看，從已有的國內外實踐證明，合作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主要優勢是利益直接，民主管理，能夠真正代表和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是農戶與市場、生產和流通，農民與政府相互結合與聯系的橋梁和紐帶，農業生產力越是提高，農業產業化越是發展，越是要求農民組織化程度提高，專業化分工明確，從我國目前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由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農業發展是在分戶經營的基礎上進行的，生產規模偏小，且組織化程度低。據了解，目前我國加入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農業只占全國農戶總數的3%，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經濟效益提高，當然也就影響到農民收入的提高。

本人認為，要正確處理好農業發展的“分”與“合”的關系，以提高農民收入，制度創新更為重要，所謂制度創新，就是在實現農業產品化上，需要一套有效的組織形式，具體一點說，在農產品生產環節上應采取由家庭聯產承包來完成，并提供初級產品；而在初級產品的銷售環節，這是目前我國最為薄弱的環節，應組織起合作社并由其完成，這有利于統一進入批發市場，并獲取較高的銷售收入，最后，農產品加工環節，應由合作社或股份公司來完成，最好以股份制公司為主，這樣，農業產業的不同環節，由家庭聯產承包、合作制、股份制公司三種基本組織形式來完成，使農業產業組織基本形式多樣化，突破現有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做法，上述作法，既堅持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又起到把農民組織起來的道路，互相兼顧，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到，把農民組織起來，或者實施合作制，一定要堅持“條件、自愿”的原則，也就是要看條件是否具備，農民是否自愿，各級政府不能包辦代替，不準強行實施，這在歷史上已有過教訓。

三、正確處理好“抽吸”和“反哺”的關系

在改革開放前，咱們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雖然也把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大力宣傳和提倡發展農業，但是，實際上發展農業是為發展工業服務的，把農業作為發展工業的基礎，發展的思路很明確，即農業為基礎，優先發展工業，特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其后再“反哺”農業，這實質上是由工業“抽吸”農業，把農業作為工業發展資金來源，實現工業原始積累，據有關部門測算，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通過“剪刀差”形式為工業提供了近1萬億元資金，年均每年200多億元，由此，不難看出，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業發展緩慢之原因的一斑。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解決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問題，特別是采取措施，從制度上革新，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放開農產品收購價格，使農民做到實惠，農民收入有很大幅度提高，大大調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但是，由于我們處于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舊體制的影響依然存在，因此，發展的思維仍然帶有舊思路的慣性。在解決農民收入問題上，重城市，輕農村，先城市居民后農村居民，其具體表現還是明顯的。比如，近幾年，市場需求不足，農產品消費首當其沖，價格長期低迷，農民賣難很突出，從而影響到農民收入，為刺激消費，開拓市場，在尋求解決出路的辦法中，有人提出，先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就會帶動農產品的消費，刺激農產品價格的提高，進而增加農民收入，我們是有理由說，億萬農民為中國的工業發展和現代化立下汗馬功勞，功不可沒，但是，由于長期對農業的“抽吸”，“抽農補工”的做法，對我國農業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很明顯的，農業缺乏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能力，導致農業生產率提高緩慢，農民收入增長不快，城鄉差別擴大，因此，對農業的“抽吸”不能再繼續了，應當盡快變“抽吸”為“反哺”。

實現對農業由“抽吸”到“反哺”的轉變，利農利國，就爭開拓農村市場，刺激消費來說，我國近9億的農民，2億多個家庭，任何商品普及率只要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會增加200多萬件的需求，如果國家被真正“反哺”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可能很快就會轉化為最終消費需求，拉動投資需求，形成國民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要實現對農業由“抽吸”到“反哺”的轉變，國家要實施有效的保護農業的政策，而當前關鍵是國家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農業特別是水利和生態建設投入一定的資金，提高了農業的生產能力，但是，由于長期以來對農業的發展欠帳太多，遠沒能解決問題，廣大農民渴望加大投入，最終解決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幫助防范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降低農業生產成本，盡快提高農民收入。

第二篇：領導干部要正確處理好四個關系

領導干部要正確處理好四個關系 一是正確處理好權力與服務的關系。每一名領導干部處于領導崗位，手中擁有一定的權 力，履行著管理社會的職能。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權力與服務的關系。領 導干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絕不能為個人或小團體撈好處，絕不能損害人民的利益。只有擺正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的關系，才能從思想上行動上正確認 識和行使手中的權力。權力使用的過程，就是為人民服務的過程，就是盡責任盡義務的過程，權力一旦與服務分離，必然導致腐敗。二是正確處理好地位與責任的關系。每個領導干部所處的地位不單是個人奮斗的結果，更是黨和人民信任、賦予的結果。當組織給予越來越高的地位時，也賦予了更重的責任。如 果地位與責任相脫節，權力就會變質。因此，作為領導干部只有權大不忘責任重、位尊不移 公仆心，才能真正堅持黨的宗旨。權力意味著責任，權力越大，責任越大；責任越大，為人 民服務的機會越多，作貢獻的潛能越大。如果把權力當成謀私的工具，一朝權在手，便把令 來行，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肆意褻瀆人民賦予的權力，必然走入違法亂紀的歧 途。三是正確處理好公仆與主人的關系。為民謀利是我們執掌政權的根本目的。在任何時候任何 情況下，一切工作和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這 也是每一個領導干部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根本原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各級機關的工作人員 包括領導者則是行使公共權力的公仆。對于領導干部來說，只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才能擺 正自己在權力關系中的地位，才能正確處理公共權力的行使者與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始終保 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服務。三是正確處理好“為官”與做人的關系。怎樣做人，為誰“當官”，是領導干部改造人生觀 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實實做事，首先需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人需要以德為本，弘德立身。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加強學習，增長學識，開闊眼界，陶冶情 操，提高修養，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養加強了，對個人的名譽、地位、利益等問題就會 想得透、看得淡，就能自覺地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勤奮工作，就不會去斤斤計較個人的 得失，更不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牟取一己之私利。

第三篇：構建和諧單位要正確處理好三個關系

構建和諧單位要正確處理好三個關系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科學命題，是我們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第一次鮮明地提出的，并把它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任務之一提到全黨面前。構建和諧社會不僅是創造實現“三個文明”的國內環境問題，而且也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反映了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體現了當代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趨勢。單位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和諧單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思想政治工作應注意研究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正確處理好單位內部的各種關系，為構建和諧單位、構建和諧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本文就構建和諧單位要正確處理好三種關系談一點膚淺的認識。

一、正確處理好效率優先與兼顧公平的關系

應當看到，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克服平均主義，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改變了以往那種“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狀況，使那些對單位對社會貢獻較大的人得到應有的收入報酬，這有利于發揮收入分配的激勵作用，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發揮人才的主觀能動性。同時也應看到，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系數己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已達到0.45。地區差距、行業差距有繼續加大的趨勢。在一些單位內部，領導與群眾、技術人員與非技術人員的收入差距也愈來愈大。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影響社會穩定、制約社會有效需求增長、人們價值觀扭曲、惟利是圖思想蔓延等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造成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地域差別、行業差別、城鄉差別的存在。二是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使人們的收入差距在更多的領域里拉大。三是國家宏觀調空體系還不夠完善。四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健全。

其同富裕足社會主義最終目標，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我們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過于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強對收入分配的 宏觀調控職能。近年來，由于國家對水利建設方面的傾斜，水利水電勘測設計單位多數效益比較好，在分配制度上施行了工效掛鉤辦法，較好地做到了按勞分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保持了單位的穩定。目前大多數單位進行改企建制，在分配機制方面又將出現一次大的變化。作為單位領導或法人代表既要克服求穩怕亂的老好人思想，讓人人入股，平均持股，出現 新的大鍋飯，又要防止收入分配過分懸殊。

二、正確處理好在職職工和離退職工的關系

作為一個企業，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勇立潮頭，就必須有一支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而人才是需要激勵的，其內容主要包括：經濟利益激勵，權力與地位激勵，企業文化激勵。水利水電勘測設計單位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雖然在分配制度上有一些改革，但向業務骨干傾斜的力度還不夠。改企建制將按市場規則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其中措施之一就是采取技術八股、管理八股以及多種形式的期權持股，充分體現人才的使用價值。承認差別，拉開擋次，許一流的人才創一流的業績，拿一流的報酬，用實實在在的待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如果把企業收入總量比喻成“蛋糕”，而把收入分配比喻成“切蛋糕”，那么如何切好“蛋糕”，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必須深入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

必須首先保證生產一線技術人員，充分調動技術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不論是采取工效掛鉤的辦法，還是采取定額管理、項目管理的辦法，都要保證和體現按勞取酬，多勞多得，拉開擋次，真正實現上崗靠競爭，收入憑貢獻。

同時要處理好離退休人員享受改革帶來的成果問題。離退休職工有的是解放前參加過革命戰爭的，有的是建國后投身于國家水利水電建設的，他們為國家的水利水電事業和本單位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貫徹國務院及各省的文件精神，勘測設計單位要改企建制，這些老同志移交社保部門管理，實現養老金社會化發放，醫療保障參加社會統籌。移交后出現許多問題，差額補貼是其中主要問題之一，許多老職工退休早，工資低，疾病多，生活中確有不少困難。作為單位領導和在職職工要充分理解離退職工的心情，從繼承尊老的優良傳統出發，做好離退職工的思想工作，在單位經濟效益好的情況下，保證離退職工能夠享受到改革帶來的成果。福利待遇也有所提高。作為離退休職工也要考慮單位的發展和市場競爭的需要，專業技術人員尤其一些近年來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到單位后，他們面臨著找對象、結婚、購買住房還有贍養老人等實際問題，他們的勞動貢獻如果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勢必引起“孔雀繼續東南飛”問題，這對單位來說將造成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尤其是技術骨干流走了，誰去跑市場、攬任務、搞勘測設計創造效益呢？所以離退職工要從維護單位改革發展的長遠利益考慮，用良好地心態對待分配中發生的變化。

三、正確處理好領導干部與職工群眾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領導和群眾的矛盾其主導方面在于領導。在領導和群眾中的矛盾中，如果領導方面是錯誤的，群眾方面是正確的，那么矛盾的主要方面毫無疑問是在于領導，在于領導是否能夠改進自己的錯誤，求得群眾的諒解。如果領導方面是正確的，群眾方面是錯誤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在于領導，在于領導對群眾的說服教育工作，在于領導是否采取有力的措施。

在新的歷史時期，企業領導要實施正確的領導必須正確處理好領導干部與職工群眾的關系，這既是重要的領導方法，又是構建和諧單位的重要內容。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國有企業的領導，有的不能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凌駕于黨委之上，唯我獨尊，以權謀私，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有的與財務人員同流合污，大肆揮霍、進行豪賭：有的將資金先寄存國外而后潛逃。雖然我們黨頒發了一系列規定“不準”、《條例》，但是仍然有一些企業領導前赴后繼紛紛落馬，這些問題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當前，處理好領導與群眾的關系，要注重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進一步強化執政為民的意識。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努力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研究改企建制方案要充分考慮廣大職工的根本利益。二是要進一步強化民主管理意識。凡是涉及到職工切身利益的重要問題都要經過職代會討論通過，讓職工有充分的知情權和決策權。防止出現職代會的職能弱化、淡化，或者干脆成了聾子的耳朵一擺設。三是要進一步樹立被監督的意識。《黨內監督條例》規定了十個方面的監督制度，根據目前國企領導出現的問題還應該在以下兩個方面給予重視：

1、切實加強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的建設。對企業內部的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進行合理分解和制約；大中型企業的主要負責人，一般情況下不宜實行“一肩挑”，以防止賦權過重，形成個人集權專斷的局面。企業財務必須實行收支統一管理、預算管理和規范管理，取消“一枝筆”。

2、單位領導和職工的收入差距不宜拉的過大。根據國辦發(1999)101號等有關文件精神，對單位領導持股和職工參股都做了原則的規定。我們應結合本單位的具體情況貫徹執行。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使廣大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對貫徹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認識會更進一步提高，對構建和諧單位會有新的認識，在處理領導與群眾的關系方面會有新的起色。

（作者單位：甘肅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研究院）

第四篇：新農村建設要正確處理好五個關系

文章標題：新農村建設要正確處理好五個關系

新農村建設要正確處理好五個關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黨中央審時度勢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黨和國家確定的事關全局的重大歷史任務，全面體現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作為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

新農村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不言而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涵蓋了農村發展的物質基礎、重要目標、內在要求、必要條件和政治保證等幾個方面的要求，這其中也蘊涵著解決好歷史文化背景和各類矛盾糾葛錯綜復雜的“三農”問題的重大命題和深刻內涵，要求我們既要解決千百年封建思想的影響以及對農業重視程度不足的問題，又要解決傳統生產方式的桎梏和農民對土地依賴眷戀的困擾，也要解決政府財力對農業投入不足的制約，還要解決地域差異和生產資料分配不均造成的落差，更要解決思想觀念的轉變與工作實際程度的內在要求。為此，新農村建設要正確處理好以下五個關系。

第一，要正確處理好建設新農村與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關系。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農村中體制性、結構性、生態性矛盾引發的不穩定因素不斷顯現，這些問題和矛盾解決不好、處置不當，直接影響和制約著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穩定是前提，穩定是基礎，沒有農村的穩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無從談起，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措施就很難落到實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目標就很難實現。建設新農村，必須把維護農村社會政治穩定擺上突出位置，著力化解農村各類矛盾糾紛，著力解決農村各類不和諧、不穩定問題，保障廣大農村群眾心平氣順、安居樂業，全身心地投入新農村建設之中。應深入推進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理工作。對農村傳統矛盾糾紛，要注重研究其規律、特點及成因，不斷加大矛盾糾紛排隊查調處理工作力度，切實增強預見性、前瞻性，區別不同情況，正確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對新農村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必須用改革的思路和發展的辦法來解決，努力把握好在新農村建設中維護群眾利益與維護社會穩定的結合點，做到既有效地維護群眾利益，又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高度重視和調處解決好農村因農民負擔、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移民搬遷、拖欠農民工工資等引發的矛盾糾紛。按照“發現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處置得好”的要求，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事前預防和事中控制上來，做到有效預防問題，及時發現問題，妥善處置問題，切實提高處置突發性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能力。要堅持嚴打方針，在解決農民反映強烈的突出治安問題上取得新突破。從當前農村治安情況看，農村違法犯罪問題有與城縣違法犯罪問題的共同特征，也有農村自身的特點，影響農村群眾安全感的突出問題主要是盜竊搶劫、流氓惡勢力、村匪路霸、制假販假、欺行霸縣、坑農害農等侵害農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和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對這些群眾深惡痛絕的違法犯罪問題，必須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予以嚴厲打擊、集中整治，做到除惡務盡，切實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高發勢頭壓下來，有效地控制案件的發生，增強農民群眾的安全感。

第二，要正確處理好政府扶持與農民主體的關系。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扶持引導，建設的主體是農民，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參與者和受益者。農民自力更生與政府扶持引導是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的關系，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側重。新農村建設，需要全黨共同努力，更需要充分發揮農民的主力軍作用，調動農民發展生產、建設家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先后下發了8個一號文件著力解決“三農”問題，但農業生產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建設和農民生活水平都是在“一波三折”中進行的，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挫傷，在這種形勢下建設新農村，必須把調動農民積極性擺上重要位置，切實加大力度。各級黨委政府要發動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支持群眾，教育和引導農民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加大國家政策的宣傳力度，使廣大農民認清形勢，切實增強主體意識和主動參與意識。新農村建設，關鍵是把握好農民參與和農民受益這個切入點，將新農村建設與農村經濟發展結合起來，使新農村建設能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讓農民收入得到更快的提高；將新農村建設與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結合起來，使新農村建設能促進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讓農民分享更多的社會福利；將新農村建設與農村環境美化結合起來，使新農村建設能促進農村環境的改善，讓農民擁有更好的生存環境；將新農村建設與農村民主決策結合起來，使新農村建設能促進農村基層民主化進程，建立在農民自覺、自愿的基礎上。

第三，要正確處理好全面建設與重點扶持的關系。中央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是全國農民的一大福音。但是，由于我們國家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地區間農村的生產、生活和生態條件不盡一致。尤其像東北地區，是國家的老工業基地，也是國家的大糧倉，歷史上為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由于建國以來，國家對農業采取的是“取多予少”的政策，導致農業基礎十分薄弱，農村建設十分落后，農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因此，建議國家在制定扶持新農村建設政策時，應重點考慮東北老工

業基地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實際，在促進全面建設新農村的同時，在政策、項目、資金的投放上應重點向東北老工業基地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傾斜。中央應加大對東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財政轉移支持力度，扶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應在貼息貸款和項目建設上給予重點傾斜，幫助經濟欠發達地區改善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發展生產，提高農民收入；應在減輕鄉村債務上予以扶持，通過國家注入、減免、停息掛賬等辦法，卸掉鄉村債務，讓他們輕裝上陣帶領農民搞新農村建設；應在建立農村保障體系上給予幫助。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貸款貼息、國債資金和增加貸款規模等途徑，采取“百川匯一”的方式，增強東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建設新農村的能力。

第四，正確處理好依法規劃與有序建設的關系。當前，很多地方的農村建設仍存在著無“設”就“建”、邊“建”邊“設”、先“建”后“設”、前“建”后“拆”的無序建設的現象，隨意性強，規劃性弱，極大影響了農村建設的可持續和諧發展局面。新農村建設蘊涵了先“設”后“建”的新發展觀。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規定，要科學制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規劃和加強村莊規劃建設，新農村建設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切實加強規劃工作。在新農村建設中，應該腳踏實地，以長遠務實的態度來對待建設新農村，認真吸取歷史上搞過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上鄉企時“家家點火、戶戶冒煙”等勞民傷財的教訓，堅決避免把有限的資金浪費到各種形象工程、花瓶式試點工程以及重復建設上去。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讓農民得到實惠，如果建完了很漂亮，對他不方便，我想農民不會滿意的。同時，在新農村建設中，還要強化依法規劃，各級政府在出臺事關農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前，必須要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把好事辦好，堅決避免一個出發點好的政策措施，由于不符合實際或者侵害了農民的權利而引發新的矛盾。最近一段時間，我看了很多有關新農村建設的報道，一些地方建設農村的小社區，在這個前提下，把一些村合并到一起，這樣就涉及到農民要搬家，老房子要拆掉建新房，這樣一種現象在中國各地區差別很大的情況下是不能一概而論的。首先得考慮這個地方這樣做有沒有這樣的經濟條件，農民會不會因此受到財產方面的損失，或者加重負擔，或者讓村集體負債更多；其次是即使有經濟條件，也要考慮到法律賦予農民的權利。農民的宅基地是依照法律規定審批給他長期使用的，往往農民就在他宅基地附近還有他的承包地，如果都合并起來，有些地方可能要收去給別人使用，這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問題，因此要這樣做，必須符合法律的程序和法律的規定。所以說，新農村建設要堅持依法辦事，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把新農村建設納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堅持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規劃先行，從縣情、鎮情、村情出發，不搞“一刀切”，要實行分類指導，大膽探索，積極實踐，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農村建設道路。

第五，處理好新農村建設與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的關系。建設新農村，必須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切實發揮基層組織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主力軍作用。農村基層組織是黨的組織肌體的基本細胞，是黨在農村路線、方針、政策的直接執行者，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在新農村建設中承擔著組織發動和建設的重要任務。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沖破了過去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分散的生產經營方式給農村社會管理帶來了不少問題，而與當前農村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的農村行政管理體制尚未建立起來，本應起戰斗堡壘作用的農村基層組織在相當一些地方還比較薄弱，少數基層組織軟弱渙散，個別基層組織名存實亡，導致一些農村基層組織喪失了公信力。特別是隨著國家對農村“三減免”、“三補貼”政策的推進，農村基層組織的行政功能也在逐步弱化，尤其是在那些村級組織軟弱渙散的地方，出現了大量的非良性組織，并迅速填補行政功能弱化留下的組織空間。一些家族勢力和宗教勢力有擴大的趨向，而行政功能逐漸弱化的鄉村兩級組織無力阻擋這些家族勢力、宗教勢力的崛起，這往往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大障礙，長此以往勢必會削弱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因此，必須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政權建設的高度，高度重視并切實加強以黨支部為核心的農村基層組織配套建設。結合農村正在開展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選好村黨支部書記這個帶頭人，加大對鄉村干部的培訓，改進農村工作方式方法，轉變干部工作作風，樹立親民為民形象，不斷增強凝聚力，切實把廣大農民群眾團結到建設新農村的偉大事業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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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解決“帶病提拔”問題要把握三個關系

解決“帶病提拔”問題要把握三個關系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防止干部“帶病提拔”的意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從中組部和市委組織部的文件精神來看，“帶病提拔”的對象指的是“受到撤銷黨內職務或者撤銷行政職務以上處分領導干部”，不是簡簡單單的小“病”，所以中央、中組部才會反反復復提出要整治這個“頑疾”。筆者認為，解決“帶病提拔”問題可能還要把握以下三個關系：

一是要把握“帶病能人”和“沒病庸人”之間的關系。

“帶病能人”占到了“帶病提拔”干部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或部門過于重才而輕德，關鍵原因是選人用人的標準上存在偏差。我們一定要嚴格按照總書記提出的好干部標準選人用人，不能再以“人才難得”、“不拘小節”等為理由，對那些“帶病”的干部聽之任之，失之于寬、失之于軟。然而拒絕了“帶病能人”并不意味著就可以用“沒病庸人”。“沒病庸人”看似沒毛病，其實嚴格意義上也是一種“病”，起碼是“亞健康”的狀態。在其位不謀其事，不能有效履行職責、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務，都是“小病”的表現，小病不醫，終成頑疾。因此，選人用人時，“帶病能人”不能上，“沒病庸人”也不能上。在這個過程中，要加強教育引導，讓干部既要守住底線，講規矩、知敬畏，也要干實事、敢擔當、有作為。

二是要把握“小病小治”和“大病狠治”之間的關系。還有些情況，是明知干部存在一定的問題，有“小病”，但由于不重視，或檢查不徹底、跟蹤不到位，使得“小病小治”，甚至“小病不治”。這樣的危害是極大的，很容易導致 “小病”拖成了“大病”。組織部門要從干部苗頭性、傾向性的問題就開始關注，要打好預防針，不要亡羊補牢。“大病狠治”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小問題不注意，一出大問題就各種猛藥一起上，不僅救不了“帶病”的干部，也累壞了旁人。“一人得病，全家吃藥”。培養干部，要做到“嚴管”與“善待”的有機統一，要在出現苗頭的時候就“狠治”，不給干部“小病”乘疾的機會，保證干部成長健康有序。

三是要把握“專項整治”和“持續監督”之間的關系。

近年來，各地各部門對干部“帶病提拔”都進行了專項整治工作，發現問題的一定要嚴肅處理，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追責，并且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營造風清氣正的用人環境。但專項整治并不能解決“帶病提拔”問題的全部，是階段性重點。因此，既要抓好專項整治，更要抓好“持續監督”。例如，干部檔案核查工作、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工作，是選人用人的基礎性工作，對不如實申報個人情況的，檔案存在疑點的干部，需要我們當時就提高警惕，對這些干部予以“重點關注”。同時，在動議提名、考察考核、程序步驟等方面，窮盡手段充分發揮程序的整體功能，做好“體檢”，無論哪個階段、哪個環節，只要發現“帶病”，都要堅決擋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