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民收入的分配》教案
《國民收入的分配》教案
一、導入
在第四我們講述了三大產業和勞動者的有關知識,那么,三大產業的勞動者所創造的財富,有相當一部分要在全國范圍內集中分配,用于擴大再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其他公共消費。這部分集中性分配是如何確定的?又是通過什么渠道進行的?與我們有什么密切的關系?這就是我們本要學習和探究的問題——國民收入和財政。首先,我們來學習國民收入的分配。
二、新授
一、國民收入的分配(板書)
、國民收入的含義(板書)
既然我們要學習的是國民收入的分配,那么什么是國民收入,他來自什么地方?用來干什么?要知道什么是國民收入,我們首先得從社會總產品說起。請大家閱讀教材,帶著以下問題進行:什么是社會總產品和總產值?他們和國民收入之間是什么關系?
(幾分鐘后,找學生回答上述問題。主要是培養和考查學生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
從剛才學生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總產品、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之間有一定的關系,那他們之間是什么關系呢?請大家看下面的圖示思考其內在聯系。
(紅字部分由學生回答,教師歸納整理)
用貨幣表示
社會總產品
社會總產值(價值形式或者貨幣形式)
扣除
扣除
已經
已經
消耗
消耗
的 的 生產
生產
資料
資料
價值
國民收入
凈產值
凈產品
(實物形式)(價值形式)
由以上圖示我們可以看到國民收入和社會總產品、社會總產值有內在聯系,國民收入有兩種表現形式:實物形式——凈產品,價值形式——凈產值。
2、國民收入的意義(板書)
國民收入是勞動者新創造的社會財富,標志著一個國家擴大再生產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
3、國民收入增加的途徑(板書)
我們知道國民收入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要不斷增加國民收入。怎么增加國民收入呢?請同學們思考教材的小框題《想一想》。
(學生回答,教師總結)
結論:增加國民收入的根本途徑是廣泛采用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
4、GDP、GNP、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的比較(板書)
(學生回答,教師總結)
他們的主要區別在于:GDP和GNP是由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共同創造的產值,而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則是由物質生產部門創造的,他不包括非物質生產部門的那部分價值。、國民收入的用途(板書)
國民收入按最終用途分為兩部分:積累和消費。
(1)積累和消費的內容(板書)
下面我們來共同學習積累和消費的有關知識,首先我們要了解積累和消費各自的內容以及他們的作用和具體事例。(這部分引導學生自學,找到相關內容并簡要解釋)
(2)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板書)
(先讓學生找、回答,目的是讓學生把關系和原則區分清楚)
教師總結: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有三句話:①二者既有相互促進的一面,又有不一致的一面。②相互促進——積累主要用于擴大再生產,生產的發展為消費提供前提和基礎;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消費會促進生產。③不一致——在一定時期內,國民收入的總量是既定的,積累和消費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如果積累多了,就會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影響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這樣從根本上也不利于積累的擴大;如果消費多了,財富都吃光分光,也不利于生產的進一步擴大,最終又會影響生活水平的提高。
(3)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板書)
①
在生產發展、國民收入增加的基礎上,積累和消費部分都應該有所增長。
②
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應該與國民收入的物質構成相一致。
③
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
三:練習
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切好。用我們本所學知識回答反映什么經濟學道理。
答案此時的蛋糕是指國民收入把蛋糕做大是指增加國民收入,增加國民收入的根本途徑是廣泛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把蛋糕切好是指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之間的關系在生產發展、國民收入增加的基礎上,積累和消費都應該有所增加;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要和國民收入的物質構成相一致;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
四、板書(略)
第二篇:國民收入分配問題需在十二五規劃中解決
國民收入分配問題需在“十二五”規劃中解決
新華報業網訊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高強10日表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涉及到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這一問題需要在制定“十二五”規劃中研究、解決。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中心10日上午舉行主題為“人大立法、監督工作”的集體采訪,高強出席集體采訪并回答記者提。高強介紹,國民收入分配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財政問題。它是一次分配,涉及到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它比財政分配范圍要大得多。財政的分配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通過從企業、居民集中的資金再分配給用于民生、國家發展等等方面 高強說,在今年的預算安排中突出解決的是民生問題,對于公眾所關心的一些問題,比如教育、農業、醫療、文化、社保、就業等等方面的支出,都是突出做了安排。今年的預算報告,中央本級財政支出只增長5%,而上述幾項涉及民生的重點支出,都大大地高于財政支出平均的增長。這也體現了政府關注民生的一種態度。高強介紹,財政支出至于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涉及到幾方面:第一,通過提高農產品最低收購價格直接增加農民的收入;第二,要提高城鄉困難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要直接增加這部分人的收入;第三,還要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險金水平;第四,還有一些優撫對象,包括退伍軍人、老弱病殘、農村五保戶家庭,通過提高他們的補助標準,也改善他們的生活。高強表示,整個財政支出圍繞著增加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和直接提高低收入人群居民的收入和補貼,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1.國民收入分配均存在向政府傾斜的現象,不僅不利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而且也與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相背離
2.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缺位,導致居民不得不自行考慮醫療、養老、教育等諸多方面的支出,從而極大地強化了居民的儲蓄動機,壓抑了居民消費的欲望,進而阻礙了居民消費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3.政府主導型投資增長促使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但并未帶來居民收入的相應增長
4.國家居民獲得的社會補助收入付款的支出,總體沒有通過國民收入的分配的獲得收益,反而損失對方。
5.證券方面:造成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投資增長過快等“三過”問題的根源是國民收入分配存在問題,財政對社會事業和社會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眾收入增長不快,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
6.官員的腐敗,賄賂等行為
解決措施:1.整頓市場秩序,取締非法收入。現在相當多的非法之徒鉆體制的空子,在流通及經濟領域大發不義之財,專干那些違法亂紀的事。二是防腐敗要警鐘長鳴。要一下子完全杜絕腐敗是不可能的,但要加大反腐敗的力度,持之以恒地把反腐敗斗爭進行下去,絕不能讓我們的公務員隊伍中再有成克杰、胡長清之類的貪污腐敗分子存在,要想辦法從體制上解決反腐敗問題。三是要加快經濟立法,盡快制定有利于縮小差距的法律
2.“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但又沒有落實到具體政策上來,如果再加上“效率優先”,同時,市場經濟本身是既講效率,又講公平;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恰恰是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原則。我們講等價交換,就是講公平;有了等價交換,才有競爭,才有優勝劣汰,也才能夠有效益。我們必須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我們的目標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我國市場流通法律體系現狀、地位改革開放以來,市場機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從市場流通法制建設看,目前僅有少量的法律法規及一定數量的規章,與其他領域法制建設相比,明顯滯后。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流通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市場流通的主體、流通行為、交易方式曰趨多樣化,現有市場流通立法已不能適應深化流通體制改革,發展現代流通方式,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健全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信用體系的要求。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的一項重要任務。構建一個體系完整、機制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我國改革開放大體上經歷了從商品市場建設為主,到推進要素市場建設為主的兩大階段,商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是現代市場體系的核心。雖然我國現代市場體系取得重要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諸多問題。進一步發展完善我國的市場體系,要在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協調各方利益關系、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完善各類市場主體與行政管理部門的信用等級分類監管和信息共享制度等方面下工夫。
第三篇:淺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龍源期刊網 http://.cn
淺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作者:吳柏軍 孫麗紅 陳攀宇
來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6期
摘要:本文以我國十八大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該計劃提出的背景,實現收入倍增的途徑和實現國民收入倍增倍增的意義,淺析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重要作用和時代意義。關鍵詞: 國民收入 收入倍增
一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背景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但與多年來GDP保持兩位數增長相比,居民收入增速無疑相對滯后,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更是讓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大,成為世界上貧富分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在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全球經濟陷入低迷,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受到沖擊,過去被高速發展所掩蓋的收入分配結構嚴重失調的矛盾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能否實現居民收入有效增長,無疑將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成敗。在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別提出“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和“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的愿景后,十八大明確提出國民收入倍增的量化目標,彰顯了決策層對于這一問題的重視。
十八大”提出“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就是所謂的收入倍增計劃。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明確納入黨的報告在我國還是第一次。這表明我國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即將開啟新一輪利益格局和制度紅利的調整分配。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進一步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其根源在于我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但內需不足導致產能過剩問題制約了可持續發展;加上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導致社會矛盾擴大,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近年來急劇增加。因此在這個關鍵的節點上,中央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和收入分配等領域的深層次改革,尋求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長、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之間的平衡,具有極為現實的戰略意義。
二 國民收入倍增的途徑
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確保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標。
首先,要在2020年實現收入倍增計劃,若人均收入勻速增長,則人均收入每年需要增長約7%。雖然從絕對速度來看,7%并不算是一個特別高的增速。但考慮到2000年至2010年間,我國名義GDP增速超過300%,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僅在200%左右,這意味著,如果居民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不改變,則未來數年里,名義GDP增速仍要保持一個兩位數的高增長,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其次,收入倍增最主要的來源無疑是工資收入的上漲,但工資收入的增長實際是在增加企業成本,不利于企業盈利和資本支出,而因工資收入帶來的消費增加也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對于GDP增速而言,這一變化則將帶來下行壓力。從日本經驗看,1962年和1965年這兩個工資大漲的年份,對應也是GDP增速的低谷。這也證明,如果簡單以壓縮企業利潤來換取居民收入倍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未必是正面的。事實上,當年日本的國民倍增計劃之所以能夠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出口大幅增長從而抵消了工資上漲對企業利潤的不利影響。
最后,當前我國企業的結構性分化也將影響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一方面,我國存在相當規模的壟斷企業,這些企業員工平均收入水平已經遠遠超出居民人均收入,未來如果這部分群體的工資繼續上調,無疑將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國存在著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這部分企業也是吸納中低收入就業者的主力,但從實際情況看,前幾年出臺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效果并不明顯,中低收入群體的工資合理增長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毫無疑問,要實現收入倍增的目標,首先要進一步做大國民經濟的蛋糕,但更關鍵的是要理順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分好蛋糕。正如十八大報告指出的,“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也要花更大力氣進行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尋找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為中國經濟下一個十年的輝煌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 國民收入倍增的意義
首先,居民收入倍增目標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經濟社會的發展根本目的是以人為本,民生優先,全體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要達此目的,必須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勞動收入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從而實現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其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是縮小收入差距,保持社會穩定,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根本保證。目前我國收入差距過大,基尼系數達到0.438,超過警戒線,已經影響社會穩定,阻礙消費增長和內需擴大,不利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增加居民收入更加迫切。再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需要。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是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發展。這種發展方式受到環境、資源的限制,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限制,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要把這種發展轉變轉變到主要依靠國內需求拉動的發展上來,因此,必須實現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總之,“收入倍增”是富民強國路徑,因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將直接帶動我國消費總量與消費結構的雙飛躍。消費總量的飛躍與國民收入水平提高直接正相關,而伴隨著收入分配改革
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中低收入群體在社會消費總額中的比重必將越來越大。按照邊際效應,收入增長后中低收入群體消費意意更高,消費行為的變化也更加明顯,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更強勁。無論總量還是結構,消費的新飛躍將為產業發展帶來巨大空間,為投資帶來更多機會,在拉動經濟增長中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循著“收入倍增”這個富民強國路徑,邁入新的成長周期。
作者簡介:吳柏軍,承德醫學院,助教,碩士研究生
孫麗紅,承德醫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
陳攀宇,承德醫學院,助教,碩士研究生
第四篇:個人收入分配教案
教育實習教案
課題名稱:個人收入分配教案
實習專業:思想政治教育
實習班級:
實習學生:
學生學號:
指導教師:
第七課
個人收入分配教案
全課概述
本課分為2個框題
一、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7.1 按勞分配為主體 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教學目標
(一)知識目標
1、識記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含義。
2、理解現階段實行按勞分配的客觀必然性;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的意義;確立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意義。
3、聯系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初步認識我國目前存在的多種分配方式,并確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二)能力目標
培養學生全面系統看問題,正確認識生活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
(三)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
通過本框學習,使學生感受到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利于促進社會財富的增加和社會生產的發展。★教學重點、難點
1、按勞分配是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的主體
2、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教學方法
引入實例法、自學閱讀-講授法、教師啟發、引導,課上討論等學生主體參與的教學形式。★教學過程
(一)導入新課
教師活動:引導學生閱讀教材62頁“南嶺村”的例子,提出問題:這個村子是怎樣分配個人收入的,引發興趣,導入新課。
學生活動:通過教師引導與討論,得出結論——按勞分配,導入新課。
(二)進行新課
二、按勞分配為主體 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1、按勞分配為主體
教師活動:請同學們閱讀教材62-63頁內容,說明什么是按勞分配?我國為什么實行按勞分配?它在我國的分配制度中處于什么地位?
學生活動:積極思考、討論,發表見解,回答問題(1)按勞分配的基本內容和要求
在公有制經濟中,在對社會總產品作了各項必要扣除之后,以勞動者向社會提供的勞動(包括勞動數量和質量)為尺度分配個人消費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
教師點撥:在公有制經濟中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必須而且只能是按勞分配,同時這種勞動是社會勞動。
教師活動:我國在公有制經濟中為什么實行按勞分配?
(2)堅持按勞分配的必然性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前提。分配制度是生產關系的重要方面,一個社會的分配制度取決于生產關系和基本經濟制度,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是所有制結構的主體,因此決定了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實行按勞分配。
第二,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實行按勞分配的物質基礎。產品采取什么樣的分配方式同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直接聯系,現階段我國生產力沒有實現高度發達,勞動產品沒有達到極大豐富,還不能實行按需分配。
第三,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勞動的性質和特點,是實行按勞分配的直接原因。在當前的生產力狀況下,我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存在明顯的差別,勞動還是人們謀生的手段,因此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必須體現人們勞動的差距。教師活動:請大家想一想,在我們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中如果實行平均分配會出現什么后果?
學生活動:積極思考、討論,回答問題:如果實行平均分配,必然導致“懶漢”的出現,勞動者的積極性不能很好地調動起來,干和不干一個樣,干多和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整個社會的發展必然緩慢,最終導致共同貧窮。
教師活動:可見,社會主義階段,實行按勞分配既是客觀經濟條件的要求,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同時,也體現了優越性。
(3)堅持按勞分配的意義
教師總結:實行按勞分配,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同自己付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直接聯系在一起,會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推動勞動者努力學習科學技術,提高勞動技能,有力地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也體現了勞動者共同勞動、平等分配的社會地位。
就是活動:既然按勞分配有這樣重要的意義,它在我國的分配制度中占怎樣的地位? 學生活動:認真思考總結,得出結論(4)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現實表現
按勞分配在所有分配方式中居主體地位。首先,從整個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看,雖然存在多種分配方式,但由于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所以按勞分配必然是主體;同時,勞動者中在公有制經濟中就業的占多數,所以按勞分配方式必然是主體。其次,從公有制企業中勞動者收入結構看,盡管目前公有制企業個人收入來源逐漸多樣化,但在各種報酬中,按勞分配部分的收入仍然占較大比重。最后,從按勞分配對其他收入方式的影響看,公有制企業勞動者按勞分配的收入量,是其他所有制經濟活動中勞動者收入水平的參照標準。
2、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教師活動:引導學生閱讀教材63頁材料,并思考所提問題。學生活動:閱讀課本,認真總結,發表見解
教師引導:在我國,個人收入的分配除去按勞分配之外還存在多種分配方式,到底還有哪些?他們各有什么特點和作用?為什么在我國存在多種分配方式?這些問題,我們將通過下面內容的學習來了解。(1)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客觀必然性
教師活動:為什么我國所有制結構和我國的分配制度有相同的地方?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有什么內在聯系?
學生活動:分小組討論,推薦代表發言,教師總結
這種分配方式與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決定分配方式。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總體水平低、發展不平衡和多層次的狀況,不可能實行單一的分配方式,必然存在多種分配方式。
這種分配方式也是由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所有制結構決定的。公有制是主體,在公有制經濟中只能實行按勞分配。但在其他多種非公有制經濟中,就不能按勞分配,而只能采取其他非按勞分配方式。
這種分配方式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2)多種分配方式的主要形式 第一、按個體勞動者勞動成果分配
個體勞動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獨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其勞動成果扣除成本和稅收后直接歸勞動者所有,從而構成他們的個人收入。
教師活動:引導學生討論在這里勞動者充當了什么角色
學生活動:思考討論,發表見解: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經營者、投資者,不僅付出勞動、謀劃發展,還要承擔經營風險。
第二、按生產要素分配
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生產要素所有者憑借對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參與受益分配。教師活動:引導學生閱讀教材64頁漫畫與材料,并思考所提問題。學生活動:閱讀課本,認真總結,發表見解
教師點評:參與受益分配的生產要素主要有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大家在以后的學習與生活中能要做到能分清一種分配屬于哪種要素的收入。
教師活動:在我國為什么允許這些要素參與分配?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有什么重要作用? 學生活動:閱讀課本,認真總結,得出結論 教師活動:總結學生的結論(3)確立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意義
確立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生產要素所有權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確認,體現了國家對公民權利的尊重,對勞動、知識、人才、創造的尊重。有利于讓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三)課堂總結、點評
通過這節課的學習,我們懂得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具有客觀必然性,也有重要的意義。
(四)實例探究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據此回答例1——例4
[例1] 下列收入屬于按勞分配所得的是()A.經營風險收入
B.國有企業職工的獎金和津貼 C.個體勞動者的勞動所得
D.外資企業職工的工資收入 答案:B [例2]實行按勞分配之所以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是因為
A.它把勞動者的個人收入與自己付出的勞動數量、質量直接聯系在一起
B.它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C.它消除了幾千年來不勞而獲的剝削制度
D.它體現了勞動者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的社會地位 答案:A [例3] 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直接原因是()
A.生產力水平
B.所有制結構
C.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D.我國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 答案:B ★課余作業
組織學生撰寫社會調查報告,要求學生調查自己家里的收入情況,分清哪些收入是按勞分配所得,哪些是非按勞分配收入,并分析現在的收入形式與以前相比有哪些變化,這種變化給家庭的生活帶來哪些影響? ★教學體會
本節內容是與學生生活實際密切聯系的內容,在學習中應該多引入日常生產、生活中常見的一些實例,讓學生去深刻理解這些知識,并能夠從自己的實踐中理解、把握我國分配政策的合理性。
第五篇:經濟學科普: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Income Doubling Program)
日本1961~1970年間的經濟發展計劃。該計劃由池田勇人內閣制定并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內容是:①充實社會資本。②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高生產率部門在產業中的比重。③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④培訓人才,振興科學技術。⑤緩和二重結構,確保社會安定。這一計劃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經濟達到極大的增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實現充分就業,消除日本經濟所具有的經濟結構不平衡狀況;其具體目的是 10 年后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倍以上。這一計劃規定: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日本實施的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超過計劃規定的目標;實施計劃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價格計算,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間實際工資平均增長83%。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后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于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貨膨脹、兩極分化、大都市人口過密化和農村人口過疏化等問題愈益嚴重。
簡介:
在國家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能夠使民眾有更強購買力?如果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沒有隨著GDP的增長比例而增長,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反之只有工人和農民收入倍增才能解決國家經濟中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
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宣布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這個人口數字達到美國一半的國家發起了一場消費者革命,并成為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為西方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
為此本期話題討論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一些經驗教訓帶給我們的一些啟示。
資料來源:日銀《日本經濟為中心的國際比較統計》制圖/趙斌
注: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按制造業平均月工資計算,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為6萬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為13萬日元左右。
這10年間平均計算約為每月10萬日元左右),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時制造業工人月工資在20萬-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為什么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
20世紀50年代可以被認為是日本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準備和過渡階段。資源從生產力相對低下的部門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部門,通過國外技術的進口加快了發展的腳步。1953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二戰前的水平。
但是與此同時,日本社會并未就此穩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條約》簽署了補充修訂協議,引發了東京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此外,當時日本的勞資關系也十分緊張。
在南九州島Miike礦場發生了長時間的罷工。在當時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業者為49萬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萬人。這時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決定將國內的注意力引向經濟發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池田勇人宣布啟動了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池田勇人認為,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很快就可以穩定在年均增長7%左右。在此基礎上,日本應當在1970年把國民生產總值從398億美元增加到720億美元。
不過,在當時的貿易支付差額和產能限制的情況下,許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對日本政府設定7%的經濟增長目標表示反對,認為這可能會加重通貨膨脹的壓力。普通的日本人一開始也并不相信這一計劃。他們認為,雖然從表面上看,人們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貨膨脹會抵消名義上的收入增長。令日本民眾驚訝的是,這一計劃超過了預期,在短短7年內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該計劃時預計的時間縮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過一番,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經濟學者林直道在《現代日本經濟》一書中指出日本的這種高速增長時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日本列島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像換了個國家似的。
如何解決國民收入分化問題?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
這一計劃規定: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從具體措施方面來看,解決收入分化的問題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希望以此消除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此外,政府還增加了公共投資,制定了從1961年開始的公路建設五年計劃、國有鐵路的柴油機化和復線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開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減稅方面,計劃從1961年開始,每年在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上共減稅1000億日元,同時降低利息、扶植公債和公司債的債券市場。
另一方面,池田內閣1961年制定了目的為“增加從事農業者的收入,使其達到從事其他產業者的生活水平”的《農業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業基本法》,通過各種措施推動中小企業的設備現代化和專業化生產,以便提高它們的勞動生產率。
通過這些措施實現了國民財富增加和國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讓我們看看“國富”,1955年日本國民財富總額為20.2970萬億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萬億日元,增長了約8倍。而國民生活和社會文化各項指標即“民強”如各種家庭耐用消費品彩電、冰箱、洗衣機、吸塵器、微波爐、熱水器、立體聲音響等等普及率甚至達到90%以上。
日本人均報紙消費量比美國還要高。日本人成為了亞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學率1960年到1975年從57.7%上升為91.1%,大學升學率也從10.3%上升為34.2%,日本搖身一變成為高學歷社會。
日本如何推動居民儲蓄轉化投資?
一旦他們對經濟增長習以為常,生活水準的實際改善就成為了消費者群體關心的主要問題。工資上漲,而生活開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貨膨脹速度,消費熱潮隨之出現。
關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戰后日本經濟》中指出,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資。從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資的數字增長超過10倍。
一方面,這得益于日本貨幣和財政當局五六十年代實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儲蓄率為高投資率提供了足夠的資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當年增長的幅度高達24%.盡管如此,高儲蓄并不等于高投資,因此,日本政府還實行了控制外國投資的政策,以促使國內的高額儲蓄能夠轉化為高額投資。同時,由于平衡的預算,政府開支也沒有影響私人投資。
可以說,直到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始實施,對于經濟將繼續增長的信心才真正傳遞給了日本消費者。這一計劃醞釀出的信心成為了日本消費者對之前的消費水平感到不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們對經濟增長習以為常,生活水準的實際改善就成為了消費者群體關心的主要問題。工資上漲,而生活開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貨膨脹速度,消費熱潮隨之出現。
與之相應的,過去以出口為主的日本制造企業也開始為國內市場進行生產。
孫執中在《戰后日本經濟史1945—2004》指出的戰后日本的消費革命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5-1964年,黑白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三大件是熱門貨,獲得迅速普及,這是所謂的“舊三大件”,這些商品當時的價格平均在5萬日元左右(按現在匯率約3000左右人民幣),約相當于日本職工2-3個月的工資。第二個階段是1965-1974年,“3C”時代終于到來了、所謂“3C”,指的就是汽車(car)、彩電(colorTV)和空調(cooler),這就是“新三大件”。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按制造業平均月工資計算,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為6萬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為13萬日元左右。
這10年間平均計算約為每月10萬日元左右),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時制造業工人工資在20-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
1961年第八屆東京車展擠滿了汽車發燒友,他們感到,擁有自己的汽車的時代開始了。1961年10月25日舉行的第八屆東京車展,其展示區域比前一屆幾乎擴大了一倍,展覽時間也被延長到晚上8點。
20世紀90年代,日本再次出現了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前類似的機遇———住房、醫療、城市建設和城市交通都出現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沒有選擇60年代那樣的拉動內需為主的發展道路,而是選擇將日本經濟更加緊密地與美國聯系起來,并且試圖通過擴大產能保持單向的貿易優勢。但是其實際結果卻是與國際和國內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產能過剩。而這導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銀行危機和經濟蕭條。
■專家評析
從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看“經濟增長”與“國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國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長,是當前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透過日本池田內閣1960年12月制定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1~1970),日本高速發展時期的一些經驗教訓也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1.理論根據以下村治為代表“高速增長論”
作為“代表并體現了戰后日本高速度發展期的經濟政策構想”的“國民倍增計劃”,誕生于激烈的爭論之中。
如何解決過剩的生產能力與市場銷路之間的矛盾?
當時的理論界有兩派觀點:一是“穩定成長論”,以后藤譽之助為代表,認為日本經濟已經結束戰爭后的恢復時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發展,今后只能“穩定”增長。一是“高速增長論”,下村治為代表,認為日本正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礎都處于技術改造時期,只要采取擴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繼續高漲,并精密計算出國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組閣后,內閣會議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權衡下村11%與經濟企畫廳
7.2%兩個對立的方案,池田內閣以頭三年9%的增長率落定。這一計劃更主要的意義,是作
為計劃背景的對高速增長的自信,為政府和經濟界提供了日本經濟看好的前景。
2.“經濟增長”為手段,“國民增收”是目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標是10年,計劃以“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業”為目標,最大限度地實現增長;計劃國民生產年增長率平均7.2%;到1970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倍以上,最終達到26兆日元目標。為此,計劃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個中心議題:充實社會資本;引導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和確保社會穩定。計劃的正文分為四部:總論、政府公共部門的計劃、民間部分的預測與誘導政策、國民生活的將來。
在計劃目的的闡述中,明確指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的必須是,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從而謀求通過增加雇用實現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致力于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項政策,就是采取積極措施,提高工人、農民的購買力。對于工人,明確規定了進一步推行“最低工資制度”,以在“國民收入的第一階段,就使收入差別不致擴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資指數增長了近1.7倍。(見表1)對于農民,政府規定了“生產者米價”,它遠高于國際市場,是美國的2.7倍。米價帶動整個農產品價格上漲,結果1960-1969年,農產品價格上漲為95%左右,而農村購入的工業品價格指數僅上漲30%左右。(見表2)“剪刀差”的縮小,一方面使農民積極購買生產資料,農業的全面機械化基本上是在這個時期實現;另一方面,買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資料,使一般耐用消費品得以在農村普及。這些都為工業品生產創造出了廣泛的市場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高齡者與年輕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由于消費內容趨于均衡和一致,國民具有的“中流階層意識”就形成于這個時期,后來近一億人口的中產階層成為日本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的重要因素。
3.“消費革命”刺激經濟飛速發展
隨著工資的提高,人們的食品消費比例下降,“恩格爾系數”穩定變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僅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費革命(1956-1970)中,開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適化”、追求“實現物質需求欲望”發展,進而引發了戰后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費革命。娛樂和交際費用或從無到有,或從少到多,比重也不斷增加,保齡球、高爾夫球、旅行等休閑產業成為時尚。日本進入了“大眾消費社會”。可以說,日本消費革命的不斷升級,得益于“倍增計劃”實施期間創造的“消費時代”所打下的物質基礎。
更重要的是,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增長11.6%(計劃目標7.8%),而國民收入年增長率也達到11.5%(計劃目標7.8%),二者實現了同步增長。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造就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60年代,它堪稱日本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