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機制與對策

解決三農問題的機制與對策

減小字體 增大字體 作者：佚名

來源：本站整理

發布時間：2008-11-18 18:12:05

1、城鄉互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城鄉互動是指城市與鄉村在區域發展中，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動態過程。城市的發展來自于廣大農村區域的支持，而隨著城市的成長壯大，城市有責任和義務幫助農村擺脫困境，促進與拉動農村區域增長，而廣大農村又是城市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在市場，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依賴于廣大農村，城鄉互動是城市和鄉村發展的前提。

農村問題，突出表現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農業問題，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有的農民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于低廉，就是因為沒有遵循市場規律；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它包括農民素質問題和減負問題。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目前農民素質普遍較低，不僅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城市化進程，而且制約城鄉互動和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農村人口過多、資源匱乏。對“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有是兩個：一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城鄉分割體制而形成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三農問題”的一切根子，都在這兩個矛盾上。

城鄉互動發展使城市要素、產業與職能向農村區域有序擴散，即通過市場機制，使資源、資金、技術等要素在城鄉地域空間上，在不同產業間有序流動和優化組合，促使城鄉經濟持續發展。這不僅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動力與物質保障，而且為城市盤活閑置資產、產業結構調整、城市產業升級開辟新的路徑。

城鄉互動的發展改變了城鄉分割的體制和政策，進而消彌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實現農村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逐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

城鄉經濟的互動發展，從區域社會整體利益和公眾的基本需求出發，將城鄉的生產和生活活動納入區域社會生態系統中，協調了城鄉兩大集團的經濟利益分配，不僅形成了安定的社會環境、共建、共有、共享的城鄉生態系統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為城鄉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和生存空間，保證了農民利益，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堅實基礎。

城鄉互動發展在承認城鄉文化異質性和互補性等基礎上，用公認、理性、進步的文化價值觀將城鄉文化統一起來，把鄉土觀念和現代城市文明有機結合起來，有利于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變、消費觀念的更新和農民市民化進程的加快。

城鄉互動的機制

2.1“推力”和“拉力”

城市在發展過程存在兩種類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從城市中心向外擴散的離心力。由于它們的非平衡運動，產生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通過極化效應促進中心城市的發展，中心城市再通過擴散效應帶動腹地的發展。隨著城市經濟發展和產業擴張，就業容量的增加，城市的“拉力”就會加大，進而促進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與充分就業。2002年全國農村轉移勞動力235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4.9％，當年返回到農業的勞動力為1009萬人，當年凈轉移1349萬人。其中轉移到工業的占37％、建筑業的占15.6％、第三產業的占43.3％。據有關調查，北京的外來人口為530萬，上海的外來人口為456萬以上。而全國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沒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據估計不少于8000萬。特別是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其他一些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更是帶來了人數眾多的外來勞動力。其中深圳經濟特區暫住戶口居民現在已達到280萬，是常住人口的2倍。而廣東省的東莞市、江蘇省吳江市的盛澤鎮，外來勞動力也都超過了當地居民的人數。

從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來看，也存在推力和拉力。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吸引了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的流動，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在經濟收入的驅動力驅使下，農民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這樣也產生較大的推力。江蘇省宿遷市到2003年4月底，輸出勞59.01萬人，占勞動力總數的26％。2002年寧夏轉移農村勞動力為13.5萬人、內蒙古自治區轉移102萬人，1997年至少有3400萬農民在全國縣城以上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將近2000億元，平均每人5642元，廣東外來人口每年至少給家鄉掙回30多億元(新華網)。這不僅為城市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而且進一步加強了城鄉互動關系。

2.2 民營企業的發展和農村工業化

民營企業的發展可以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打破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傳統觀念，使農村地區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擴展，進而促進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2000年全國民營企業有2084.66萬個，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7.3％，解決就業人口12819.57萬人，其中安排城市下崗職工104.5萬人。農村非農勞動力為15164.6萬人，占鄉村勞動力的31.62％。2000年全國鄉鎮企業完成工業增加值18812億元，占全國國民經濟工業增加值的47.3％，全國工業增加值中接近一半是鄉鎮企業創造的。據農業部鄉鎮企業局統計，2001年我國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達20315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47.8％，比1989年增長了12倍，年平均增長為23.8％。

鄉村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會縮小城鄉差距，從而減弱鄉村人口流遷的拉力和推力，促進鄉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會導致勞動者素質和遷移能力的提高，在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仍然存在的條件下，它又有助于鄉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

2.3 農村城鎮化和中小城市的發展

小城鎮吸納農村勞動力面廣量大，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載體。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通過鄉鎮企業的發展來實現的。所以，小城鎮建設的重點由數量擴張轉向產業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化，推進工業化進程，將小城鎮作為縣域產業結構優化及鄉村工業化的增長極。

建制鎮非農人口占全國市鎮非農人口的比重較高，特別是1996年以前。這一方面說明了小城鎮發展對城市化的貢獻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小城鎮對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通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也可進一步說明了農村城市化的發展對城鄉互動的作用。

但小城鎮的吸納能力畢竟是有限的，還必須通過中小城市的發展，形成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及農村各類要素的自由流動的網絡式的城鎮體系，從而帶動廣大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實現城鄉良性互動。

2.4 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

從世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來看，城市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前置條件。農業產業化發展可以從經濟上徹底打破傳統農業所依賴的自然經濟基礎，使其面向市場，走上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之路。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必然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非農就業比例的增加，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的發展。

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一般是以農村中小企業的發展為先導，而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備前提。資料顯示，中國的中小企業以鄉鎮企業為主力(占85％)。全國共有2344萬家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工業總產值和實現利稅分別占全國的60％和40％左右，中小企業提供了大約75％的城鎮就業機會“九五”末，鄉鎮企業就業人員達12820萬人，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7.3％，其中安排城市下崗職工104.5萬人“九五”末全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254元中有760元來自于鄉鎮企業，占33.7％。鄉鎮企業近10年以來，有7年每年從農村吸納富余勞動力，共吸納4853萬人。這不僅有利于土地流轉，而且更有利于進行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生產，提高勞動效率，增加農民收入等。

2.5 體制和制度

有效的機制還必須靠完善的體制和制度來保證，所以要真正實現城鄉良性互動就要在就業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土地產權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和創新。如改革和完善現有的土地承包制，允許農村土地的自由轉讓、抵押、出租和繼承等，充分發揮土地資源效益；建立農民與市民同樣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變過去重城市輕農村、“城鄉分治”的觀念和做法；解除在計劃體制下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各方面障礙等。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削弱并逐步消除城鄉之間的樊籬，實現城鄉良性互動。城鄉互動模式

3.1城市帶動農村發展

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800至1000美元時，便開始由工業“反哺”農業，而我國正處在這個階段。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城市帶動鄉村是世界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共同規律，城市帶動農村發展能帶出“雙贏”的結果。由于城市的發展，可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同時城市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流向農村，實現城鄉良性互動，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

國家統計局一項統計表明，我國流動人口已經超過1.2億人。在全國流動人口中，跨省流動4242萬人，占35％。統計顯示，在跨省流動人口中，從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6省流出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59.3％。主要流入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北京、福建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68.5％。

全國流動人口中，從城鎮流出的占27％，從鄉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鎮的占74.4％，流入鄉村的占25.6％。即1.2億的流動人口中，從鄉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鎮的有74％。

城鄉人口的流動，不僅解決了工作和收入問題，而且更重要是促進了城鄉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改變了農村經濟結構。2001年，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中，農業(農林牧漁業)所占的比重為67.3％，非農產業所占比重為32.7％，非農產業所占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個百分點。農民從事非農產業所得到的純收入由1989年的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長6.4倍。農民人均非農產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3.2 城鄉一體化

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仍較突出，城鄉隔離使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加劇，導致“三農”問題的解決難度與日俱增。要變城市因素的負面作用為正面推動，達到既能緩解農村剩余勞力，又能推動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的雙重目的，就要打破城鄉隔離制度，實現城鄉市場、產業結構、保障體系和土地市場等一體化發展。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與城市經濟的互動，國內外的歷史發展表明，這種互動可以促使城鄉都得到有序的發展。浙江省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從1980年的67.7％降低到2000年的37.2％，共下降了30.5個百分點。相應地城市化率也從1980年的14.9％，提高到2000年的48.7％，共提高了33.8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2.5個百分點，這種城市與農村互動的良好發展勢態，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樹立了楷模。

5年來我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長非常緩慢，年平均差距增長僅為5.25％；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差距增長也比較緩慢，年平均差距增長僅為0.85％。說明了城鄉差距正在朝著縮小的方向發展，即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明顯。

區域一體化發展是促進城鄉一體化和解決“三農”問題重要途徑。長江三角洲鄉鎮、村及村以下，工業產值占全國同一類型總數的38.8％，大部分縣及縣級市的鄉鎮工業產值已超過整個工業的一半，蘇南和上海郊縣則占三分之二，在農村工業總產值中，工業已占80％—90％以上。因此，使得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的集約化發展尤為突出。如上海人均GDP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倍、6.35倍和5.87倍，浙江、江蘇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

通過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最終將目前的產業三元(城市工業、鄉鎮企業和農業)、區域三元(城市、城鎮和鄉村)、勞力三元(城市工人、鄉鎮企業工人和農民)和產權三元(個人、集體和國家)推向一元。

3.3 區域城市化

城市化不僅能解決農民轉移就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變革了農村生產關系。區域城市化發展使我們重新認識城鄉關系、市民與農民的關系以及工業與農業的關系。實行城鄉間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重新配置，可以達到城鄉互補，共同繁榮。一方面，城市里有技術、人才、資金和文化教育設施；另一方面，農村有土地資源和人才資源，利用兩者的優勢，則使雙方的利益都得到了補償。牛文元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才能夠最終完成。韓國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關系證明，確立區域城市化發展戰略是符合區域經濟發展規律的。

長江三角洲是我國現代城市發育最早、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體系最完備的地區之一。長江三角洲地區2000年末人口為7469.54萬人，城鎮人口3072.44萬人，占總人口的40.94％，城市化水平比全國平均水平36.22％高出4.72個百分點，上海高達74.62％。GDP為13739億元，人均GDP為18393元。區內有大、中、小城市54個，1396個建制鎮，平均每1800km2就有一座城市，不足70km2就有一座建制鎮。2001年8月，浙江省在中國率先實行城鄉一體化最低生活保障，把農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網絡，200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582元，江蘇蘇南農民純收入達到4990元，長江三角洲地區許多城市的郊區事實上已經連成一片。

3.4 城鎮網絡化

城鎮網絡化是城鄉互動的有效途徑，所以要大力發展面向“三農”的新型城鎮體系，形成小城鎮與發展大中城市并舉的城鎮網絡化結構，進而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三農”和整體內需不足的問題。如內蒙古全區已有建制鎮273個、鄉集鎮1216個，各類小城鎮人口達到625萬，占全區總人口的1／4以上，已初步形成以旗縣所在鎮為中心、建制鎮為骨干的小城鎮網絡。

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城鎮化的加快推進，以城鎮為主體的區域經濟結構正在演變為各具特色的城鎮群，或以大中城市為核心的多層次城市圈(城市經濟圈)。如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圈，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城市圈，以廣州、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長株潭城鎮群等。這些城市圈城市密度較大，網絡結構發達(如上述的長三角)，也是近年來我國農民進城的重點流入地區，也是我國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城鄉良性互動的典型區域。

促進城鄉良性互動的措施

目前影響城鄉經濟良性互動發展的障礙有思想觀念、體制機制、資源性障礙、經濟結構和素質性障礙。因此要更新觀念，要跳出農村，通過城市化和新型工業化繁榮農村；跳出傳統農業，通過農業產業化和發展非農產業發展農業；跳出農民身份的束縛，實現農民非農化和提高農民現代化水準。

通過一系列制度改革來實現人民真正的平等權力，不再因血統、居住地、職業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就業制度和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生活，讓農民成為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真正實現城鄉良性互動。

4.1 處理好幾個關系

城鄉良性互動的前提是處理好農業與二、三產業的關系、鄉村與城市的關系、農民和工人的關系，使工農、城鄉、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也就是實現“三農”的“裂變”，即農民怎么變成工人，農村怎么變為城鎮，農業怎么逐步實現工業化，其核心是如何推進農業的產業化，它是實現“三農”裂變的載體，只有處理好這幾個關系，并實現了農業的產業化(如創建一批農業科技產業園)，才能真正體現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才能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推動農村的現代化，從而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

4.2 加快市場化發展、促進要素合理流動

中國農村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農民進入市場太難，阻礙太多，費用太高。所以要形成統一的城鄉市場和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這樣才能讓民間的資本、外來的資本與城鄉勞動力自由組合、優化配置，才能促進區域內和跨區域的人口流動，進而促進城鄉良性互動。

只有按著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要求，促進城市的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加快城鎮化步伐，促進城鄉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才能真正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城鄉經濟的良性互動，進而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4.3 城鄉統籌、相互促進

目前我國城市基本上搞的是市場經濟，而近10億人口的農村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襲著計劃經濟的傳統體制。資源要素未能在城鄉之間統籌配置，城鄉經濟發展不能形成內在的相互促進機制。

城鄉統籌可以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可以跳出傳統思路，站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考慮“三農”問題；可以成為解決就業問題的突破口，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和解決“三農”問題新的希望。

4.4建立保障機制、促進經濟發展

要實行城鄉良性互動，就必須要“消除不利于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當務之急是要在就業、工資、社會保障等方面，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使農民真正融人城市和社會”(十六大報告)

為確保城鄉良性互動、促進經濟共同發展，要結合當地實際建立和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要進行制度創新，特別是產權制度的創新，在農村建立與城市政策統一、形式有所不同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城鄉銜接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兌現農民的社會福利保障，逐步建立對農業和農民的保障機制。

第二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機制與對策

解決三農問題的機制與對策

解決三農問題的機制與對策2007-02-10 16:49:08

⒈城鄉互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城鄉互動是指城市與鄉村在區域發展中，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動態過程。城市的發展來自于廣大農村區域的支持，而隨著城市的成長壯大，城市有責任和義務幫助農村擺脫困境，促進與拉動農村區域增長，而廣大農村又是城市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在市場，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依賴于廣大農村，城鄉互動是城市和鄉村發展的前提。

農村問題，突出表現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農業問題，主要是農業

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有的農民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于低廉，就是因為沒有遵循市場規律；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它包括農民素質問題和減負問題。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目前農民素質普遍較低，不僅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城市化進程，而且制約城鄉互動和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農村人口過多、資源匱乏。對“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有是兩個：一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城鄉分割體制而形成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三農問題”的一切根子，都在這兩個矛盾上。

城鄉互動發展使城市要素、產業與職能向農村區域有序擴散，即通過市場機制，使資源、資金、技術等要素在城鄉地域空間上，在不同產業間有序流動和優化組合，促使城鄉經濟持續發展。

這不僅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動力與物質保障，而且為城市盤活閑置資產、產業結構調整、城市產業升級開辟新的路徑。

城鄉互動的發展改變了城鄉分割的體制和政策，進而消彌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實現農村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逐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

城鄉經濟的互動發展，從區域社會整體利益和公眾的基本需求出發，將城鄉的生產和生活活動納入區域社會生態系統中，協調了城鄉兩大集團的經濟利益分配，不僅形成了安定的社會環境、共建、共有、共享的城鄉生態系統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為城鄉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和生存空間，保證了農民利益，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堅實基礎。

城鄉互動發展在承認城鄉文化異質性和互補性等基礎上，用公認、理性、進步的文化價值觀將城鄉文化統一起來，把鄉土觀念和現代城市文明有機結

合起來，有利于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變、消費觀念的更新和農民市民化進程的加快。

城鄉互動的機制

“推力”和“拉力”

城市在發展過程存在兩種類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從城市中心向外擴散的離心力。由于它們的非平衡運動，產生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通過極化效應促進中心城市的發展，中心城市再通過擴散效應帶動腹地的發展。隨著城市經濟發展和產業擴張，就業容量的增加，城市的“拉力”就會加大，進而促進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與充分就業。××年全國農村轉移勞動力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當年返回到農業的勞動力為萬人，當年凈轉移萬人。其中轉移到工業的占％、建筑業的占％、第三產業的占％。據有關調查，北京的外來人口為萬，上海的外來人口為萬以上。而全國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沒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據估計不

少于萬。特別是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其他一些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更是帶來了人數眾多的外來勞動力。其中深圳經濟特區暫住戶口居民現在已達到萬，是常住人口的倍。而廣東省的東莞市、江蘇省吳江市的盛澤鎮，外來勞動力也都超過了當地居民的人數。

從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來看，也存在推力和拉力。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吸引了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的流動，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在經濟收入的驅動力驅使下，農民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這樣也產生較大的推力。江蘇省宿遷市到××年月底，輸出勞萬人，占勞動力總數的％。××年寧夏轉移農村勞動力為萬人、內蒙古自治區轉移萬人，年至少有萬農民在全國縣城以上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將近億元，平均每人元，廣東外來人口每年至少給家鄉掙回多億元新華網。這不

僅為城市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而且進一步加強了城鄉互動關系。

民營企業的發展和農村工業化

民營企業的發展可以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打破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傳統觀念，使農村地區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擴展，進而促進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年全國民營企業有萬個，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解決就業人口萬人，其中安排城市下崗職工萬人。農村非農勞動力為萬人，占鄉村勞動力的％。年全國鄉鎮企業完成工業增加值億元，占全國國民經濟工業增加值的％，全國工業增加值中接近一半是鄉鎮企業創造的。據農業部鄉鎮企業局統計，年我國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達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比年增長了倍，年平均增長為％。

鄉村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會縮小城鄉差距，從而減弱鄉村人口流遷的拉力和推力，促進鄉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會導致勞動者素質和遷移能力 的提高，在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仍然存在的條件下，它又有助于鄉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

農村城鎮化和中小城市的發展

小城鎮吸納農村勞動力面廣量大，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載體。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通過鄉鎮企業的發展來實現的。所以，小城鎮建設的重點由數量擴張轉向產業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化，推進工業化進程，將小城鎮作為縣域產業結構優化及鄉村工業化的增長極。

建制鎮非農人口占全國市鎮非農人口的比重較高，特別是年以前。這一方面說明了小城鎮發展對城市化的貢獻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小城鎮對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通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也可進一步說明了農村城市化的發展對城鄉互動的作用。

但小城鎮的吸納能力畢竟是有限的，還必須通過中小城市的發展，形成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及農村各類要素的自

由流動的網絡式的城鎮體系，從而帶動廣大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實現城鄉良性互動。

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

從世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來看，城市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前置條件。農業產業化發展可以從經濟上徹底打破傳統農業所依賴的自然經濟基礎，使其面向市場，走上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之路。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必然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非農就業比例的增加，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的發展。

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一般是以農村中小企業的發展為先導，而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備前提。資料顯示，中國的中小企業以鄉鎮企業為主力占％。全國共有萬家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工業總產值和實現利稅分別占全國的％和％左右，中小企業提供了大約％的城鎮就業機會“九五”末，鄉鎮企業就業人員達萬人，占全國農村

勞動力的％，其中安排城市下崗職工萬人“九五”末全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元中有元來自于鄉鎮企業，占％。鄉鎮企業近年以來，有年每年從農村吸納富余勞動力，共吸納萬人。這不僅有利于土地流轉，而且更有利于進行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生產，提高勞動效率，增加農民收入等。

體制和制度

有效的機制還必須靠完善的體制和制度來保證，所以要真正實現城鄉良性互動就要在就業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土地產權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和創新。如改革和完善現有的土地承包制，允許農村土地的自由轉讓、抵押、出租和繼承等，充分發揮土地資源效益；建立農民與市民同樣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變過去重城市輕農村、“城鄉分治”的觀念和做法；解除在計劃體制下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各方面障礙等。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削弱并逐步消除城鄉之間的樊籬，實現城鄉良性互動。

城鄉互動模式

城市帶動農村發展

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至美元時，便開始由工業“反哺”農業，而我國正處在這個階段。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城市帶動鄉村是世界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共同規律，城市帶動農村發展能帶出“雙贏”的結果。由于城市的發展，可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同時城市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流向農村，實現城鄉良性互動，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

國家統計局一項統計表明，我國流動人口已經超過億人。在全國流動人口中，跨省流動萬人，占％。統計顯示，在跨省流動人口中，從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省流出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入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北京、福建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

全國流動人口中，從城鎮流出的占％，從鄉村流出的占％。流入城鎮的占％，流入鄉村的占％。即億的流動人口中，從鄉村流出的有％，流入城鎮的有％。

城鄉人口的流動，不僅解決了工作和收入問題，而且更重要是促進了城鄉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改變了農村經濟結構。年，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中，農業農林牧漁業所占的比重為％，非農產業所占比重為％，非農產業所占比重比年上升了個百分點。農民從事非農產業所得到的純收入由年的元提高到年的元，增長倍。農民人均非農產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年的％提高到年的％。

城鄉一體化

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仍較突出，城鄉隔離使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加劇，導致“三農”問題的解決難度與日俱增。要變城市因素的負面作用為正面推動，達到既能緩解農村剩余勞力，又能

推動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的雙重目的，就要打破城鄉隔離制度，實現城鄉市場、產業結構、保障體系和土地市場等一體化發展。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與城市經濟的互動，國內外的歷史發展表明，這種互動可以促使城鄉都得到有序的發展。浙江省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從年的％降低到年的％，共下降了個百分點。相應地城市化率也從年的％，提高到年的％，共提高了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個百分點，這種城市與農村互動的良好發展勢態，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樹立了楷模。

年來我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長非常緩慢，年平均差距增長僅為％；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差距增長也比較緩慢，年平均差距增長僅為％。說明了城鄉差距正在朝著縮小的方向發展，即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明顯。

區域一體化發展是促進城鄉一體化和解決“三農”問題重要途徑。長江三角洲鄉鎮、村及村以下，工業產值占全

國同一類型總數的％，大部分縣及縣級市的鄉鎮工業產值已超過整個工業的一半，蘇南和上海郊縣則占三分之二，在農村工業總產值中，工業已占％—％以上。因此，使得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的集約化發展尤為突出。如上海人均為四川、江西、安徽的倍、倍和倍，浙江、江蘇為四川的倍和倍。

通過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最終將目前的產業三元城市工業、鄉鎮企業和農業、區域三元城市、城鎮和鄉村、勞力三元城市工人、鄉鎮企業工人和農民和產權三元個人、集體和國家推向一元。

區域城市化

城市化不僅能解決農民轉移就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變革了農村生產關系。區域城市化發展使我們重新認識城鄉關系、市民與農民的關系以及工業與農業的關系。實行城鄉間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重新配置，可以達到城鄉互補，共同繁榮。一方面，城市里有技術、人才、資金和文化教育設施；另一方面，農村有土地資源和人才資源，利用兩者的優勢，則使雙方的利益都得到了補償。牛文元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才能夠最終完成。韓國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關系證明，確立區域城市化發展戰略是符合區域經濟發展規律的。

長江三角洲是我國現代城市發育最早、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體系最完備的地區之一。長江三角洲地區年末人口為萬人，城鎮人口萬人，占總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個百分點，上海高達％。為億元，人均為元。區內有大、中、小城市個，個建制鎮，平均每就有一座城市，不足就有一座建制鎮。年月，浙江省在中國率先實行城鄉一體化最低生活保障，把農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網絡，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元，江蘇蘇南農民純收入達到元，長江三角洲地區許多城市的郊區事實上已經連成一片。

城鎮網絡化

城鎮網絡化是城鄉互動的有效途徑，所以要大力發展面向“三農”的新型城鎮體系，形成小城鎮與發展大中城市并舉的城鎮網絡化結構，進而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三農”和整體內需不足的問題。如內蒙古全區已有建制鎮個、鄉集鎮個，各類小城鎮人口達到萬，占全區總人口的／以上，已初步形成以旗縣所在鎮為中心、建制鎮為骨干的小城鎮網絡。

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城鎮化的加快推進，以城鎮為主體的區域經濟結構正在演變為各具特色的城鎮群，或以大中城市為核心的多層次城市圈城市經濟圈。如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圈，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城市圈，以廣州、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長株潭城鎮群等。這些城市圈城市密度較大，網絡結構發達如上述的長三角，也是近年來我國農民進城的重點流入地區，也是我國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城鄉良性互動的典型區域。

促進城鄉良性互動的措施

目前影響城鄉經濟良性互動發展的障礙有思想觀念、體制機制、資源性障礙、經濟結構和素質性障礙。因此要更新觀念，要跳出農村，通過城市化和新型工業化繁榮農村；跳出傳統農業，通過農業產業化和發展非農產業發展農業；跳出農民身份的束縛，實現農民非農化和提高農民現代化水準。

通過一系列制度改革來實現人民真正的平等權力，不再因血統、居住地、職業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就業制度和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生活，讓農民成為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真正實現城鄉良性互動。

處理好幾個關系

城鄉良性互動的前提是處理好農業與二、三產業的關系、鄉村與城市的關系、農民和工人的關系，使工農、城鄉、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也就是實現“三農”的“裂變”，即農民怎么變成工人，農村怎么變為城鎮，農業怎么逐步實現工

業化，其核心是如何推進農業的產業化，它是實現“三農”裂變的載體，只有處理好這幾個關系，并實現了農業的產業化如創建一批農業科技產業園，才能真正體現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才能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推動農村的現代化，從而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

加快市場化發展、促進要素合理流動

中國農村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農民進入市場太難，阻礙太多，費用太高。所以要形成統一的城鄉市場和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這樣才能讓民間的資本、外來的資本與城鄉勞動力自由組合、優化配置，才能促進區域內和跨區域的人口流動，進而促進城鄉良性互動。

只有按著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要求，促進城市的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加快城鎮化步伐，促進城鄉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才能真正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城鄉經濟的良性互動，進而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城鄉統籌、相互促進

目前我國城市基本上搞的是市場經濟，而近億人口的農村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襲著計劃經濟的傳統體制。資源要素未能在城鄉之間統籌配置，城鄉經濟發展不能形成內在的相互促進機制。

城鄉統籌可以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可以跳出傳統思路，站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考慮“三農”問題；可以成為解決就業問題的突破口，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和解決“三農”問題新的希望。

建立保障機制、促進經濟發展

要實行城鄉良性互動，就必須要“消除不利于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當務之急是要在就業、工資、社會保障等方面，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使農民真正融人城市和社會”十六大報告

為確保城鄉良性互動、促進經濟共同發展，要結合當地實際建立和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要進行制度創新，特

別是產權制度的創新，在農村建立與城市政策統一、形式有所不同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城鄉銜接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兌現農民的社會福利保障，逐步建立對農業和農民的保障機制。

第三篇：解決三農問題的機制與對策

解決三農問題的機制與對策

1城鄉互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城鄉互動是指城市與鄉村在區域發展中，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動態過程。城市的發展來自于廣大農村區域的支持，而隨著城市的成長壯大，城市有責任和義務幫助農村擺脫困境，促進與拉動農村區域增長，而廣大農村又是城市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在市場，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依賴于廣大農村，城鄉互動是城市和鄉村發展的前提。

農村問題，突出表現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農業問題，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有的農民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于低廉，就是因為沒有遵循市場規律；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它包括農民素質問題和減負問題。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目前農民素質普遍較低，不僅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城市化進程，而且制約城鄉互動和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農村人口過多、資源匱乏。對“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有是兩個：一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城鄉分割體制而形成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三農問題”的一切根子，都在這兩個矛盾上。

城鄉互動發展使城市要素、產業與職能向農村區域有序擴散，即通過市場機制，使資源、資金、技術等要素在城鄉地域空間上，在不同產業間有序流動和優化組合，促使城鄉經濟持續發展。這不僅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動力與物質保障，而且為城市盤活閑置資產、產業結構調整、城市產業升級開辟新的路徑。

城鄉互動的發展改變了城鄉分割的體制和政策，進而消彌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實現農村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逐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

城鄉經濟的互動發展，從區域社會整體利益和公眾的基本需求出發，將城鄉的生產和生活活動納入區域社會生態系統中，協調了城鄉兩大集團的經濟利益分配，不僅形成了安定的社會環境、共建、共有、共享的城鄉生態系統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為城鄉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和生存空間，保證了農民利益，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堅實基礎。

城鄉互動發展在承認城鄉文化異質性和互補性等基礎上，用公認、理性、進步的文化價值觀將城鄉文化統一起來，把鄉土觀念和現代城市文明有機結合起來，有利于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變、消費觀念的更新和農民市民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互動的機制

2.1“推力”和“拉力”

城市在發展過程存在兩種類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從城市中心向外擴散的離心力。由于它們的非平衡運動，產生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通過極化效應促進中心城市的發展，中心城市再通過擴散效應帶動腹地的發展。隨著城市經濟發展和產業擴張，就業容量的增加，城市的“拉力”就會加大，進而促進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與充分就業。2002年全國農村轉移勞動力235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4.9％，當年返回到農業的勞動力為1009萬人，當年凈轉移1349萬人。其中轉移到工業的占37％、建筑業的占15.6％、第三產業的占43.3％。據有關調查，北京的外來人口為530萬，上海的外來人口為456萬以上。而全國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沒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據估計不少于8000萬。特別是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其他一些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更是帶來了人數眾多的外來勞動力。其中深圳經濟特區暫住戶口居民現在已達到280萬，是常住人口的2倍。而廣東省的東莞市、江蘇省吳江市的盛澤鎮，外來勞動力也都超過了當地居民的人數。

從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來看，也存在推力和拉力。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吸引了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的流動，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在經濟收入的驅動力驅使下，農民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這樣也產生較大的推力。江蘇省宿遷市到2003年4月底，輸出勞務59.01萬人，占勞動力總數的26％。2002年寧夏轉移農村勞動力為13.5萬人、內蒙古自治區轉移102萬人，1997年至少有3400萬農民在全國縣城以上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將近2000億元，平均每人5642元，廣東外來人口每年至少給家鄉掙回30多億元(新華網)。這不僅為城市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而且進一步加強了城鄉互動關系。

2.2 民營企業的發展和農村工業化

民營企業的發展可以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打破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傳統觀念，使農村地區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擴展，進而促進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2000年全國民營企業有2084.66萬個，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7.3％，解決就業人口12819.57萬人，其中安排城市下崗職工104.5萬人。農村非農勞動力為15164.6萬人，占鄉村勞動力的31.62％。2000年全國鄉鎮企業完成工業增加值18812億元，占全國國民經濟工業增加值的47.3％，全國工業增加值中接近一半是鄉鎮企業創造的。據農業部鄉鎮企業局統計，2001年我國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達20315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47.8％，比1989年增長了12倍，年平均增長為23.8％。

鄉村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會縮小城鄉差距，從而減弱鄉村人口流遷的拉力和推力，促進鄉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會導致勞動者素質和遷移能力的提高，在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仍然存在的條件下，它又有助于鄉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

2.3 農村城鎮化和中小城市的發展

小城鎮吸納農村勞動力面廣量大，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載體。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通過鄉鎮企業的發展來實現的。所以，小城鎮建設的重點由數量擴張轉向產業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化，推進工業化進程，將小城鎮作為縣域產業結構優化及鄉村工業化的增長極。

建制鎮非農人口占全國市鎮非農人口的比重較高，特別是1996年以前。這一方面說明了小城鎮發展對城市化的貢獻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小城鎮對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通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也可進一步說明了農村城市化的發展對城鄉互動的作用。

但小城鎮的吸納能力畢竟是有限的，還必須通過中小城市的發展，形成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及農村各類要素的自由流動的網絡式的城鎮體系，從而帶動廣大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實現城鄉良性互動。

2.4 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

從世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來看，城市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前置條件。農業產業化發展可以從經濟上徹底打破傳統農業所依賴的自然經濟基礎，使其面向市場，走上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之路。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必然帶來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非農就業比例的增加，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的發展。

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一般是以農村中小企業的發展為先導，而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備前提。資料顯示，中國的中小企業以鄉鎮企業為主力(占85％)。全國共有2344萬家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工業總產值和實現利稅分別占全國的60％和40％左右，中小企業提供了大約75％的城鎮就業機會“九五”末，鄉鎮企業就業人員達12820萬人，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7.3％，其中安排城市下崗職工104.5萬人“九五”末全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254元中有760元來自于鄉鎮企業，占33.7％。鄉鎮企業近10年以來，有7年每年從農村吸納富余勞動力，共吸納4853萬人。這不僅有利于土地流轉，而且更有利于進行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生產，提高勞動效率，增加農民收入等。

2.5 體制和制度

有效的機制還必須靠完善的體制和制度來保證，所以要真正實現城鄉良性互動就要在就業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土地產權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和創新。如改革和完善現有的土地承包制，允許農村土地的自由轉讓、抵押、出租和繼承等，充分發揮土地資源效益；建立農民與市民同樣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變過去重城市輕農村、“城鄉分治”的觀念和做法；解除在計劃體制下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各方面障礙等。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削弱并逐步消除城鄉之間的樊籬，實現城鄉良性互動。城鄉互動模式

3.1城市帶動農村發展

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800至1000美元時，便開始由工業“反哺”農業，而我國正處在這個階段。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城市帶動鄉村是世界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共同規律，城市帶動農村發展能帶出“雙贏”的結果。由于城市的發展，可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同時城市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流向農村，實現城鄉良性互動，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

國家統計局一項統計表明，我國流動人口已經超過1.2億人。在全國流動人口中，跨省流動4242萬人，占35％。統計顯示，在跨省流動人口中，從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6省流出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59.3％。主要流入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北京、福建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68.5％。

全國流動人口中，從城鎮流出的占27％，從鄉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鎮的占74.4％，流入鄉村的占25.6％。即1.2億的流動人口中，從鄉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鎮的有74％。

城鄉人口的流動，不僅解決了工作和收入問題，而且更重要是促進了城鄉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改變了農村經濟結構。2001年，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中，農業(農林牧漁業)所占的比重為67.3％，非農產業所占比重為32.7％，非農產業所占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個百分點。農民從事非農產業所得到的純收入由1989年的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長6.4倍。農民人均非農產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3.2 城鄉一體化

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仍較突出，城鄉隔離使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加劇，導致“三農”問題的解決難度與日俱增。要變城市因素的負面作用為正面推動，達到既能緩解農村剩余勞力，又能推動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的雙重目的，就要打破城鄉隔離制度，實現城鄉市場、產業結構、保障體系和土地市場等一體化發展。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與城市經濟的互動，國內外的歷史發展表明，這種互動可以促使城鄉都得到有序的發展。浙江省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從1980年的67.7％降低到2000年的37.2％，共下降了30.5個百分點。相應地城市化率也從1980年的14.9％，提高到2000年的48.7％，共提高了33.8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2.5個百分點，這種城市與農村互動的良好發展勢態，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樹立了楷模。

5年來我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長非常緩慢，年平均差距增長僅為5.25％；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差距增長也比較緩慢，年平均差距增長僅為0.85％。說明了城鄉差距正在朝著縮小的方向發展，即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明顯。

區域一體化發展是促進城鄉一體化和解決“三農”問題重要途徑。長江三角洲鄉鎮、村及村以下，工業產值占全國同一類型總數的38.8％，大部分縣及縣級市的鄉鎮工業產值已超過整個工業的一半，蘇南和上海郊縣則占三分之二，在農村

工業總產值中，工業已占80％—90％以上。因此，使得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的集約化發展尤為突出。如上海人均GDP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倍、6.35倍和

5.87倍，浙江、江蘇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

通過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最終將目前的產業三元(城市工業、鄉鎮企業和農業)、區域三元(城市、城鎮和鄉村)、勞力三元(城市工人、鄉鎮企業工人和農民)和產權三元(個人、集體和國家)推向一元。

第四篇：解決“三農問題”的財政對策探討

解決“三農問題”的財政對策探討

財經學院財務會計教育（對口）1102班 學號：0761110215

【摘要】：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民、農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三位一體的問題。我國“三農”問題集中表現為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業效益差、競爭力弱，其根本原因是農業生產過于分散化，無法獲得良好的 專業化服務，因而導致農業產業鏈短、附加值低。國家實施的財政支農政策是緩解“三農”問題的重要手段，國家實施財政支農、惠農政策以來,我國“三農”問題加重、升級的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明顯減緩,但“三農”問題的運行趨勢還沒有根本扭轉,“三農”問題仍很突出。本文擬從國家實施的財政支農政策入手,對“三農”問題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字】：“三農”問題 財政支農政策 發展 治理

一、“三農”問題的概述

“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 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三農問題”獨立地描述是指廣大鄉村區域，只能以種植、養殖生產業為主，身份為農民的大部分國民的生存狀態的改善與產業發展以及社會進步問題。系統的描述是指21世紀的中國，歷史形成二元社會中，城市現代化，二、三產業發展，城市居民的殷實，受制于農村的進步、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小康相對滯后的問題。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農業、農民和農村是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黨中央在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歷史任務。但是，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于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業基礎設施薄弱，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顯。

二、財政對“三農”投入的特點

（一）、一般特點

財政對“三農”的投入是一個綜合性項目，其中既含義經常性支出，也含有投資性支出，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我國的特殊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是履行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功能，提供那些市場不能滿足的具有“外部效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對“三農”的投入也是如此，而且任何國家都是如此。這是財政對“三農”投入的一般特點。

對農業和農村來說，政府主要是提供以農田水利為核心的基礎設施和農民急需的生活設施建設、農業科研和科技推廣、環境保護、義務教育、技能培訓、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可以說，凡是具有“外部效應”的牽涉面廣、規模巨大的農業投入，原則上都應由政府承擔。

（二）、特殊性

首先，我國當前農業生產率和收益率低下，自身難以產生滿足自身發展的積累。因此，為了穩定農業，并進一步穩定整個國民經濟，政府必須廣泛介入農業部門的生產和銷售活動，將農業部門的發展職業政府的高度關注之下。農業發展的根本途徑是提高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增加u對農業的投入。從長遠來看，農業投入的資金應當主要來自農業部門和農戶自身的積累，國家投資只應發揮輔助作用。要使農業部門和農戶自身的積累成為農業投入的主要資金來源，有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一是農產品的銷售收入必須高于農業生產的投入成本，否則，農業部門的積累就無從產生；二是農業投資的收益率必須高于、至少不低于全社會平均投資收益率，否則，農業部門即便產生了利潤也不會向農業投資轉化，社會資本也不會轉向農業投資。

三、從財政支農角度對“三農”問題現狀與特征的原因的分析

毫無疑問題,十六大以來的財政支農政策是緩解“三農”問題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當前的財政支農政策與“三農”解決問題的實際需求相差甚遠,政策的實施所產生的積極效應還不能完會消化二元體制(制度)及其市場等因素對“三農”的侵蝕。

（一）、財政支農規模偏小。國際經驗表明,財政支農政策對促進農業增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構成農業投入的主要來源,而且對一些公共農業基礎建設來說,甚至是唯一的來源。十六大以來,財政支農力度與以前相比,力度明顯加大,但是財政支農規模偏小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我國這樣一個農民收入不高、私人農業投資有限的發展中國家,目前的財政支農規模是不足以擔當農民收入快速增長的重任。

（二）、財政支農結構偏差降低了支農資金效率。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業的發展、特別對未來農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盡管十六大以來,我國加大了對農業固定資產的投資力度,投資結構進一步優化,農業固定資產投資額平均每年增長16.45%,但是農業固定資產的年增長率波動較大,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較低,這與我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很不相稱。另外,“直補”是財政支農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國當前“直補”所占財政支農資金的比重很低,“直補”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并不顯著。不僅如此,由于當前財政支農政策的運行、管理和監督機制不完善,大量支農資金、特別是間接補貼資金容易漏損,使支農資金難以起到支持農業、農民的作用。

（三）、財政支農的監管制度不健全。近年來, 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紀檢監察制度,有關部門也圍繞工作需要制定出臺相關監管措施,如財政部制定實施了 《財政農業專項資金管理規則》、農業部實施了 《農業部財政項目支出管理暫行辦法》等文件,為規范支農惠農政策監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在具體政策層面上,對政策實施全程監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對支農資金的監管,表現在立項撥付環節上,難以有效地監督計劃或負責資金安排分配的權利部門,嚴格按照規定的投資方向、重點和內容進行立項和分配撥付資金。在支農資金使用環節,難以及時發現擅自改變項目計劃和未按上級批準的要求執行,甚至擠占挪用、串用、虛列支農資金、套取騙取財政支農資金侵害農民利益等問題。在支農資金管理環節, 由于支農資金因立項不準、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設計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 造成損失浪費、效益低下,甚至損害農民利益等問題和進行有效責任追究。缺乏健全監督制度的政策執行,難以保證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實。據報道,國家審計署在對8省(區)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資金審計中, 查出虛報冒領挪用滯留等違規問題資金1.3億元等事例, 可以說政策執行不夠公開、透明是重要的誘因。

四、我國財政支農出現的新問題

（一）、財政直接投入比例失調，投入結構不合理

近年來，盡管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大幅增長，但始終由于財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結構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對于當前我國農業基礎薄弱，效益低下的發展現實而言，投入仍嚴重不足。同時，財政支農資金結構失調、管理混亂，導致生產性支農資金到位率低下，而用于各項農業事業費的比重上升。用于農業科研和推廣應用的比重更低，這就無法為土地規模經營提供良好的農業投資環境，也就很難提高農業投資者集中土地現代化、集約化生產經營的積極性，阻礙了新型農地經營方式的推廣。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占財政支農資金的比重近年來一直沒有超過1%。大大低于一些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投入水平。

（二）、財政農業稅費改革滯后，不利于推動農業產業現代化經營

合理科學的農業稅費制度也是財政支農的一個重要手段。近些年來，因為減輕農民負擔所進行的農業稅費改革取得了一下成效。但遺憾的是，這一改革從解決“三農”問題的全局角度出發而進行的統籌安排與思考不足，沒有將減輕農民負擔同促進農業現代化經營幾農村地方政府支農的財權、事權改革緊密結合，其改革滯后性明顯，著十分不利于農業現代化經營方式的推廣。

（三）、財政支農管理體制不完善，資金使用效果不明顯

現行財政支農資金管理體制基本上是延續計劃經濟時期高度集中的模式，即投資、建設、管理、使用四位一體的管理方式。這種管理方式的弊端就是缺乏有效的監督，保證不了工程的質量，造成極大的浪費。涉及部門多，條塊分割較為嚴重，導致資金使用分散，難以形成合力，實施效益不理想。而且，支農資金擠占、挪用現象并存；財政支農資金預算執行緩慢，資金到位率低，且內支農資金支出不平衡；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監督機制落后，資金使用效果差。

五、完善財政支農政策的對策

（一）、深化農村稅費改革，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近幾年農村稅費改革的效果初步顯現，大幅度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短期內，由于我國長期，由于我國長期扭曲的農村不合理分配關系，農村稅費改革不可避免地會對鄉鎮財政收入造成重大沖擊，加之各地區農村稅費改革的執行情況和取得的成效參差不齊，基層財政收入不足造成支出的缺口會引發一系列嚴重后果。農村稅費改革的實質是對農村公共物品籌資制度的重新安排，能夠穩定農村公共物品的資金來源，同時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負擔反彈等影響農民收入、農村社會穩定的問題。因此，必須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繼續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同時加大農村財政的轉

移支付力度，填補稅費改革中發生的財政收支缺口，減少改革的阻力，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規范國家和農民的收入分配關系。

（二）、重視農業科技，加大農業科研投入和技術推廣力度

從世界范圍來看，發達國家科技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份額一般在60%左右，有的高達80%，而我國現階段僅為39%，農業科技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總體差距很大。因此，我國要重點支持那些在世界上保持領先地位的農業科技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包括提高科學種植和養殖技術的研究、雜交優勢的利用等；要建立一批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積極發展農業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輻射技術等研究；加強重點的農業基礎理論研究，有計劃地使一批農業技術項目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通過建立比較發達的農業科研和科技推廣體系，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使利益驅動成為農民吸納科技的動力。

（三）、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范圍，逐步建立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

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的原則，建立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逐步實現財政支農投入“三個高于”的要求：即確保每一年財政支農資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國債和預算內資金用于農村建設比重高于上年，保證國家財政對農業資金投入的法定增長，并切實加強預算執行。各級財政都要增加對“三農”的投入，同時在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的基礎上，市縣財政也要逐步增加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積極探索利用補助、貼息、保險、擔保等方面手段。建立農業投入的激勵機制，積極鼓勵以縣為主，制定規劃，加強組織領導和協調配合，通過打造項目或產業平臺，整合支農資金；積極推進管理體制和管理機構改革，通過合理配置機構和職能，從根本上解決支農資金使用分散的問題。創新財政支農體制性措施，進一步推進支農資金整合。

（四）、調整糧食風險基金使用結構，實行“三補貼”政策

所謂的“三補貼”，即對種糧農民按種植面積實行直接補貼，對部分地區農民實行良種推廣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

總之，各財政部門要根據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切實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各項方針政策，扎實做好財政支持“三農”的各項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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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解決三農問題

解決三農問題

黨的十六大以來，?三農?工作倍受重視。全黨、全社會形成一個共識，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就要養活農民、轉移農民。從河南自身的實踐看，傳統的發展思路已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必須跳出?農?字做文章，把數以千萬計的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使數以千萬計的農村人口走向城市，在這一過程中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轉移農民，就必須注重對農民的培訓，提高他們的基本素質，增強他們的轉崗就業本領。而要培訓農民，就必須依靠各級黨委、政府來加強領導和組織。

一、認識要更明確

去年國家六部委啟動實施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省里也召開了一系列會議進行了安排部署。在去年工作的基礎上，今年河南省又提出?完成技能培訓20萬人，引導性培訓40萬人，新增轉移農村勞動力100萬人以上，有組織輸出比重40％以上?的目標。各地各有關部門要進一步明確認識，加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的實施力度。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作為一項戰略性措施來抓。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這是提高農民就業能力、增強我國產業競爭力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各地區和有關部門要作為一件大事抓緊抓好。要根據市場和企業的需求，按照不同行業、不同工種對從業人員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訓內容，實行定向培訓，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適用性。?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適應產業結構升級和提高競爭力的需要，進一步搞好農民轉業轉崗培訓工作，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實施規模，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首次把實施陽光工程寫進中央文件。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拓展農村勞動力就業空間，改善農民進城務工就業、創業環境，積極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回良玉副總理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把引導和幫助農民就業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進一步抓好農民工培訓，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增強外出就業、穩定就業的能力。?今年國家更加重視陽光工程的實施，培訓規模不斷擴大，由去年的250萬人增加到今年的280萬人；投資力度也在加大，中央財政的培訓補助資金由去年的2.5億元增加到4億元；補助標準有所提高，由去年的每人每期補助100元提高到139元。

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采取積極措施強力推進。河南是農業大省、人口大省，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勞動力資源量居全國第一位。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視農村勞動力轉移、發展勞務經濟。2003年，在制定河南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規劃綱要》時，就把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推進農業現代化作為基本途徑，指出要跳出?農?字做文章，通過?三化?來?化?農業、?化?農村、?化?農民，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并且提出，到2020年全省非農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達60％以上，城鎮人口達50％以上。徐光春同志到河南工作后，更加重視推進勞務經濟發展。他多次強調指出:要大力發展勞務經濟，著力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實現農民擇業多元化，為農民增加收入拓寬渠道。他多次到基層就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發展勞務經濟問題深入調研，并把勞務大縣固始縣作為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聯系點，全國?兩會?期間還專程看望河南省在京務工人員。今年5月10日，徐光春同志在《河南日報》發表了《充分認識發展勞務經濟的戰略意義》的署名文章，對河南省勞務經濟的發展作了深入探討和指導。今年的省委農村工作會議將?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作為全省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九項重點工作之一。省委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進一步加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的實施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和轉崗就業能力，實現農民就業多元化。?最近，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承諾辦好?十件實事?，其中有兩項承諾涉及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發展勞務經濟，一件是解決好提高農民致富本領問題，加強農民職業技能和農業科技培訓，在3年內分期分批把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培訓一遍；另一件是解決好外出務工人員中黨組織建設問題，力爭用4年時間使外出務工農民達2000萬人左右，務工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0％以上。

河南省陽光工程實施一年來的實踐表明，這項工作既有益又有效。去年，河南省開始啟動實施陽光工程，全面開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一年多來，全省籌集培訓補助資金4000多萬元用于對參加培訓農民的補助，認定培訓基地960所，重點開展了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三大類共41個專業的職業技能培訓，培訓學員20萬人，轉移就業18.7萬人，圓滿完成了國家下達的職業技能培訓任務和轉移就業目標，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良好的社會效果，被群眾稱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一是提高了農民外出務工的就業技能，經過培訓的農民93.5％實現了轉崗就業。二是降低了農民參加培訓的成本，政府安排的財政培訓補助資金直接補助給受訓農民，農民參加培訓的成本平均降低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甚至達一半以上。三是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提高了轉移輸出的組織化程度，河南省農民外出務工有組織輸出比重由2003年的3.2％提高到36％。四是增加了農民收入，參訓農民外出務工月收入平均達到724元，比未接受培訓的人員普遍高出200多元。2004年河南省新增轉移農村勞動力101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總量達到1411萬人，已有超過50％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了城鎮和農村二、三產業；農民務工總收入613億元，比上年增加85億元，增長16％；農民務工收入比重首次超過30％，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達到44％。正像一些農民工所說的那樣，?出來一人，全家脫貧?。

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發展勞務經濟，任務緊迫，機遇難得。所謂任務緊迫，就是河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任務仍然十分繁重，不僅有近1400萬人亟須轉移，而且每年還在產生大量的新增勞動力。要實現2020年非農產業就業率60％以上和城鎮化率50％的目標，每年需要轉移100萬以上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要實現4年時間使河南省外出務工農民達2000萬人左右，每年需轉移農民150萬人左右。所謂機遇難得，就是河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面臨著良好機遇和有利條件。河南省正處在工業化加快發展時期，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為勞務經濟提供了廣闊空間；近年來沿海發達地區勞動力資源緊缺，很多地方出現了所謂?民工荒?，今年春節期間又出現?保姆荒?，這為河南省加快向沿海發達地區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河南省近些年重視發展基礎教育，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整體較高，外出務工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經過多年努力，河南省在轉移農村勞動力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創造了一大批省內外知名的勞務品牌，河南民工已經在外界樹立了良好信譽和形象。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的重大意義，抓住當前有利時機，更好地推動河南省勞務經濟發展。

二、培訓要更扎實

陽光工程實施以來，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例如一些地方沒有按要求及時足額落實配套資金，影響了工作任務的完成；培訓規模小，享受陽光工程培訓補貼的農民只占當年轉移農民的20％左右，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沒有享受培訓補貼；培訓針對性不強，培訓質量不高；操作不規范、監管不力。總結以往經驗，針對存在的突出問題，今后要進一步加大力度，努力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辦成勞務經濟的樣板工程、龍頭工程。

一是抓好資金投入。資金投入是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的保證，各級要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今年河南省財政投入是5560萬元，其中中央財政支持河南省2500萬元，比去年增加800萬元，增幅和總量均居全國第一；省財政配套2500萬元，比去年增加2040萬元；省轄市財政配套560萬元，不再要求縣級財政配套。此外，省扶貧辦今年還從扶貧資金中拿出4500萬元，用于貧困鄉村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各方面加在一起，預計全省用于農民轉移培訓的資金高達億元以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各省轄市要采取有力措施，保證配套資金的足額到位，并管好、用好培訓資金，切實提高使用效益。陽光工程培訓是示范引導性的，僅靠項目資金還遠遠不能滿足要求，有條件的市、縣要盡可能加大財政投入，擴大培訓規模，同時積極吸收社會資本和個人資金參加，形成以政府、用人單位和個人共同分擔的投入機制。

二是抓好基地建設。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專業覆蓋面廣，內容涉及方方面面，必須加強基地建設，廣泛動員社會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積極參與。要通過分開競爭的辦法，集中一批優質培訓資源參與政府公益性培訓項目的實施。要積極引導培訓機構圍繞市場需求，調整專業結構，更新教學內容，提高培訓的針對性。要引導和鼓勵各類培訓機構在自愿的基礎上進行聯合，改善辦學條件，擴大培訓規模，努力建設一批能起示范和帶動作用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基地。要發展和改革農村教育，使農村職業學校、成人學校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重要基地。要加強農民工培訓師資隊伍建設，不斷提高教師業務水平和培訓質量。

三是抓好訂單培訓。訂單培訓是確保農民穩定轉崗就業的最有效形式，也是最受歡迎的形式。要繼續采取訂單培訓的形式，堅持培訓就業一體化的運作方式。認定培訓基地必須把職業介紹能力、有無用人訂單作為首選條件。有用人訂單，才能承擔培訓項目，有多少訂單才能承擔多少任務。不僅要看訂單，還要看訂單質量、看就業單位收入、就業穩定性和就業環境。在培訓內容上，要以當前用工量大的制造、建筑、服務業等行業的相關崗位為重點，按照用人單位的需要和崗位技能要求開展培訓，使學員獲得從業資格，順利進入有相關準入要求的行業和崗位；在培訓模式上，要通過?校企聯合?、?校鄉聯合?等形式，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實現培訓與輸出的良性互動。許昌市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的優勢，及時掌握本地企業用工信息并定期發布，使大量的農民實現了就地培訓、就地轉移。全市累計轉移農村勞動力138萬人，其中就地轉移72萬人，占一半以上。

四是抓好監管規范。陽光工程必須?陽光操作?。去年個別地方在實施陽光工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基層管理部門工作不認真、操作不規范、監管不到位是一個重要因素。今后要在陽光工程的規范運作、制度化管理上狠下功夫、多做文章。要嚴格執行國家六部委和河南省制定的項目管理辦法、基地認定意見、資金管理辦法、檢查驗收辦法，落實好第一節課、培訓券、公示、臺賬、培訓月報、檢查驗收等六項制度，規范培訓對象、培訓時間、培訓內容、資金使用、基地認定、項目單位評選、培訓機構監管，確保陽光工程的順利健康實施。

五是抓好宣傳引導。要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等新聞媒體，向廣大農民宣傳?勞務致富?、?勞務光榮?，宣傳黨和國家鼓勵農民進城務工的政策，動員他們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積極參加培訓，走出家門。要在加強技能培訓的同時，注重行為規范教育，使外出務工農民盡快適應現代城市生活，遵守社會公德，誠實守信，同時強化自我保護意識，樹立河南農民工的良好形象。要采取適當形式對農民工中的優秀代表進行表彰，廣泛宣傳他們的先進事跡，特別是突出宣傳李學生等河南杰出外出務工人員的事跡，以此產生示范效應，讓?河南農民工是好樣的?這樣的說法廣為人知。各地要根據當地人文、歷史和已經形成的就業特點，樹立勞務輸出商品意識，發展勞務輸出產業，提高勞務輸出水平，努力打造像?林州建筑?、?長垣廚師?、?西華的哥?、?唐河保安?、?遂平家政?、?新縣涉外?等具有地方特色和競爭優勢、享譽國內外的勞務經濟品牌。

三、服務要更周全

農民工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民財富的重要創造者，我們必須正確看待農民工、公正對待農民工、關心善待農民工，滿腔熱情地向農民工伸出關愛之手，搞好服務，想方設法組織農民工、服務農民工、維護農民工。

一要組織農民工。河南省各地的實踐證明，農民有組織輸出比自由外出效果好。農民工因為有組織而有保障、有靠山、心里踏實，也便于管理。我們要在積極支持農民自由外出務工的同時，特別強調農民有組織的輸出，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轉移。各級黨委、政府要抓緊建立和完善勞務輸出的領導機構和工作機構，形成健全的工作體系。要大力發展從事勞務輸出的社會中介機構，提高河南省農村勞務輸出的組織化程度。要加大規模勞務輸出的宏觀調控力度，重視聯絡和簽訂跨地區大規模的勞務協議。要加強外出務工人員的黨組織、工會組織、團組織和維權組織的建設，使他們真正實現?流動不流失，離鄉不離黨，轉崗不轉向?。無論在什么地方、從事什么工作，都能繼續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商丘市調動各級勞動就業服務機構和民間就業組織的積極性，統一聯系用人單位，統一時間運送務工人員，變?散兵游勇?為?正規部隊?，變無序流動為有序轉移，去年輸出142萬人，其中政府部門指導性輸出16萬人，民間組織引導性輸出81萬人。

二要服務農民工。要適應勞務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積極探索和尋求服務農民工的新辦法、新途徑，向外出務工農民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公益服務。各級黨委、政府要切實搞好信息服務，通過駐外機構、各種用工信息平臺搜集并定期向社會公布用工信息，通過舉辦農民工用工洽談會、供需見面會等形式為外出務工人員轉崗就業搭建平臺，減少外出就業的盲目性，降低外出就業的成本。鄉村基層組織要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及時便利地辦理外出務工手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為外出務工人員家庭提供社會服務，通過組織?農機跨區作業?和幫工隊，幫助外出務工人員家庭搞好農業生產；認真做好農村社會治安工作，免除務工人員的后顧之憂，對外出務工人員家庭出現突發事件要給予積極幫助。城鎮要進一步認真清理不利于農民進城就業的政策和法規，讓進城務工農民在子女上學、戶籍管理、訂立勞動合同、社會保險、勞動權益和征收稅費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逐步打破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城鄉、地區和體制分割現象，為農民外出務工提供政策和法制保障。各地要借鑒信陽市?金橋工程?的做法，經常到外出務工人員集中的地方開展慰問活動，為他們送去家鄉的關懷，鼓勵他們在外地安心工作、創業致富。

三要維護農民工。近一個時期以來，為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黨中央、國務院和省委、省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涉及到農民工進城落戶、工資兌付、子女上學、社會保障、權益維護等多方面。各級各部門要不折不扣把這些政策貫徹好、落實好。要加大勞動保障的監察執法力度，認真清理整頓用工市場，加強對民辦中介機構的監管。要從源頭上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完善農民工勞動合同管理，落實最低工資制度，嚴厲查處拖欠克扣工資、隨意延長工時、使用童工和勞動環境惡劣等問題，盡可能為農民工創造一個安全寬松的務工環境。

四、領導要更有力

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多部門、多行業，必須加強領導、精心組織。

各級黨委、政府要把發展勞務經濟作為大事來抓。黨政?一把手?要親自抓勞務經濟，各級要舍得拿出人力、物力、財力發展勞務經濟。要把勞動力轉移培訓提到黨委、政府的議事日程，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要建立由黨委、政府牽頭，農業、財政、勞動和社會保障、教育、科技、建設等相關部門參加的聯席會議制度，研究解決農民工培訓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編制培訓計劃，落實扶持政策。要把陽光工程實施納入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責任目標，實行嚴格的目標考核。要加大對陽光工程實施的督導檢查力度，確保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

各有關部門要協調配合、形成合力。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不是哪一個部門的事情，需要各部門密切配合、齊抓共管。陽光工程領導小組成員單位要結合自身行業特點、工作職責和系統資源，積極參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形成條塊結合、部門聯動、分工協作、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農業部門作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牽頭單位，要在搞好協調管理工作的同時，重點做好培訓機構的認定、招標、監管工作；財政部門要負責落實補助資金，加強對補助資金撥付前的審核把關，確保政府的補助資金真正用在農民身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要認真做好農民工培訓和就業信息服務工作，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建立完善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并搞好進城農民工權益維護等工作；教育部門要著力發揮現有資源優勢，組織系統內職業院校和職業初高中學校開展培訓工作，解決好外來務工農村勞動力子女的入學問題；建設部門要重點解決好建筑單位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問題；科技部門要充分發揮各類科技培訓中心、星火培訓學校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中的作用；扶貧部門要重點做好扶貧對象的轉移培訓工作；中小企業服務局、供銷社、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等相關部門、社會團體，也要結合本部門的實際，積極參與轉移培訓工作。

全社會要共同參與。實施陽光工程、培訓轉移農村勞動力，既是黨委、政府的職責，也是社會各界一展身手、服務農民的舞臺。要進一步調動農民個人、用人單位、教育培訓機構的積極性，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開展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要以現有教育培訓機構為主渠道，發揮多種教育培訓資源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尤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辦教育培訓機構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要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建立培訓中心，承擔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任務。

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是一項實實在在的?陽光工程?，惠及億萬農民。我們一定把這項利國利民的好事辦實辦好，讓黨和政府的陽光普照更多農民群眾。要在量的擴張和質的提高上下功夫，使河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既有數量、更有質量，不斷取得新的成效，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力實現中原崛起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