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子夜的知識分子

《子夜》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分析 提要：

《子夜》的知識分子形象本是小說的一個重要系列，但長久以來沒能引起《子夜》研究者們的重視。本文從小說中選取四個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形象（專業(yè)知識分子，留洋學生，新女性，詩人）進行文本解讀，以期通過對人物形象內涵的發(fā)掘，塑造手法得失的分析，來探究茅盾進行人物塑造時的心理動機及他在這些人物形象里融入的特有意念。關鍵詞：子夜，知識分子，人物分析

一，李玉亭

茅盾在《子夜》的《提要》里曾把這位經(jīng)濟學教授設想為“趙伯韜的軍師”1，但我們從今天的文本來看，李玉亭這一專業(yè)知識分子形象和資本家的關系卻呈現(xiàn)出更為復雜多層的局面，他不是純然的依附隸屬，成為資本家的助手和謀士；也非端坐象牙塔中，暢談他的經(jīng)世濟民之道。自魯迅開創(chuàng)了知識分子2題材以來，1930年代以前的相關作品大都聚焦于知識分子與被啟蒙者、政治權力的二重關系，而鮮有能越出這傳統(tǒng)士人所關注的宏大主題之外者。而在現(xiàn)實中，現(xiàn)代經(jīng)濟、現(xiàn)代教育及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緩慢起步，勢必影響到知識分子群體的構成，使之在成分上出現(xiàn)專業(yè)分化的趨向，一部分知識分子從而與其專業(yè)所涉的社會領域發(fā)生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茅盾在《讀〈倪煥之〉》中就提出小說需有“時代性”的主張3，經(jīng)濟學家李玉亭形象的塑造，可以說是身兼文學批評家和作家的茅盾對于理論主張的實踐，也彌補了新文學中專業(yè)知識分子角色的缺失。

對于李玉亭的塑造，作者將他置身于三個社會身份中——大學教授的職業(yè)身份，在吳趙之間奔走的調停人，和張素素等交游的知識青年，通過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來突出人物性格和命運，秉承了作者常用的手法。一方面，李玉亭秉持了傳統(tǒng)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道德良心、普遍理性和豐富知識，希望借此來干預社會公共事務；另一方面，他又因其專業(yè)化傾向而成為經(jīng)濟運轉體制的一部分，遵從行業(yè)規(guī)則并為其改造。而在后者，我們還可從文本讀出傳統(tǒng)知識分子所固有的對主上的依附性。作者正是通過社會關系的構建來描寫特殊年代特殊社會中，這樣一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和現(xiàn)代性專業(yè)知識分子的復合體。

“大凡教書的人總是那么灰色的，大學教授更甚。”4拓落不羈的張素素眼里，書齋中的李玉亭無疑缺乏活躍的生命力和叛逆的情性。大學學者和羅志田所謂邊緣化知識分子5的分野或許可以在此體現(xiàn)。但大學教授的視角和學養(yǎng)賦予了李玉亭不一般的洞察力，張素素眼里的“灰色”不妨理解為冷靜理智的代名詞。小說卷首吳老太爺去世的夜晚李玉亭就清晰地為我們描繪了上海社會的性質：“這里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業(yè)界的巨頭；這小客廳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6同屬于知識階層，李玉亭比他相與交往的張素素、范博文、杜新籜等人對于中國社會有著更理性和深刻的了解，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更關切社會的危亡。第九章里五卅運動紀念日上，本文所論及的四位知識分子在大三元酒家共同出場，我們從描寫李玉亭對于社會危機的一番慷慨陳辭中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顯著的對比。“杜新籜的眉頭漸漸皺緊了，再不發(fā)言；張素素的眼光泛出紅潮來，眼光閃閃的，似乎她的熱情正在飛躍。”7杜新籜顯然對于局面有清醒的認識，但是我們知道，留洋歸來的他“什么都看不慣，什么都不在乎”8；張素素追求過度的刺激，恨不能將自己消解于革命大潮中，可惜并無理智的思考。（很明顯，她的立場和李玉亭截然不同）范博文嚴肅的點頭多少與李玉亭有著共通點，但是出自詩人的敏感無法比肩于專業(yè)知識分子的識見。最終，我們看到，“李玉亭詫異地看了杜新籜一會兒，又望望吳芝生范博文他們，似乎想找一個可與莊言的人。”9也只有具備獨立立場判斷力的學府教授對于社會問題能發(fā)起深切的憂慮，沉浸于憂患中的他也不會理解其余人奔赴群眾游行隊伍的行動。

游行結束后，李玉亭作為吳蓀甫的說客拜訪趙伯韜，卻在壓力下自行轉變了使命，向趙伯韜獻上“一片忠心”10；這在李玉亭到不是臨危變節(jié)，而是“努力為大局計，在作和事老，不作撥火棒”11。我們應該同情這位富有“以天下為己任”的道義責任感的經(jīng)濟學家，“一心指望那兩位巨人妥協(xié)和平”12。李玉亭自己也知道做了吃力不討好的事，從而在吳趙兩邊受猜忌。不過，隨著情節(jié)的發(fā)展，李玉亭的公共使命感日益讓位于個人利害。知識分子在講壇上指點江山，資本家也往往欣然恭聽；可是當他們走下講壇步入具體事務時，生存環(huán)境由此變異，理論的指導需退而為策略的籌劃，成為商業(yè)體系中的一環(huán)，否則便不具有其生存空間。雖然作者沒有在書中為我們展現(xiàn)李玉亭“折節(jié)”的原因和經(jīng)過，但在第十七章里，身為大學教授的李玉亭居然跑來夜總會，儼然趙伯韜的謀士，代表趙約請吳蓀甫談話。他是否早已從吳的性格專斷剛毅、經(jīng)濟孤立無援中窺見他必敗的結局，轉而擇善而從？我們不得而知。吳蓀甫諸人眼里李玉亭已成為趙的軍師，但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志節(jié)仍在他內心鏗然有聲。當吳蓀甫順口說看見趙伯韜和他一同進屋時，李玉亭耳根上立刻紅起一個圈——還有那同樣指謂志節(jié)的比喻：“仿佛女人偷漢子被本夫撞見了那樣的忸怩不安也在他心頭浮了起來。”131930年代的知識分子顯然尚未完全擺脫傳統(tǒng)意識。小說先前的筆墨著重表現(xiàn)李玉亭在現(xiàn)代學術系統(tǒng)中的獨立身份和立場，而這一段文字卻為我們暗示了他一直以來護持在心中的依附意識和“忠臣不事二主”的節(jié)操感。從獨立理性的立場轉變?yōu)樗隗w制的一部分，李玉亭的角色轉換原是出于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蓬勃，而此間卻有趣地和傳統(tǒng)意識相聯(lián)系，真切地表露出當時李玉亭一類專業(yè)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tài)和復雜心結。

二，杜新籜

留洋歸來的杜新籜在小說中統(tǒng)共五次出場，引人注目的是“笑”一詞無一次不緊隨著這位儀表落落大方的紳士少年。錢鍾書先生說：“笑的確可以說是人面上的電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間閃爍著牙齒的光芒。”14可是正好像幽默使人發(fā)笑而笑未必表示幽默，不同的笑就蘊含了各類不同的涵義。而將有關杜新籜的笑的描寫作一粗略的歸納，體味表情之下的心語，我們庶幾能從此入手來窺見人物的真實性情：

一，言語中的會心之笑。比如，第九章大三元酒樓上消除范博文的猜疑后，兩人“會意似的哈哈大笑起來”15。笑原是內心歡愉的宣泄，表達了心身的融融和洽與價值觀上的樂觀取向。此處的例子是激賞于自己言語之妙，當然也有對范博文之能夠會意而感到歡欣釋懷。雖然“笑”字成為杜新籜的象征性描繪詞，我們卻發(fā)現(xiàn)這類真正表示歡愉的笑容寥若晨星。和范博文初會時，對范層出不窮的警語，行動上“點頭贊許”，面部也只是“冷冷微笑”16。檢閱全書，大三元酒樓之例外僅余一處：第十四章吳公館里杜學詩在發(fā)表他如何消弭工潮的宏論時，“一口氣轉不過來，驀地就停止了。一片聲的哄笑，連那邊的杜新籜也在內”17。作者此處特地拈出杜新籜的笑，一方面固然是對杜學詩老叔自封的權威的諷刺，另一方面也足以見出杜新籜與人同樂的情景，也實在是難得。我們可以說，他的笑的內涵總與眾人不同，往往脫離了笑的本質涵義，而是作為另外一些更為復雜幽微的情感的符號。

二，對諸事毫不介懷的笑。這一類在文本中最為常見，也最值得細細體味。作為一位留學法國的知識青年，杜新籜舉手投足間確實飄散出彬彬知禮、溫柔可親的風度，如和惠芳見面時“看見四小姐的一雙手都貼在身旁不動，而且回答的鞠躬也多少帶幾分不自在，這杜新籜柔和地一笑，便也很自然地收回手來18”。但其他“毫不介意”卻已不止于禮節(jié)的寬厚和風度的雍容。第十四章受了他六叔的教訓，“微笑著回答”時，杜的神情在“依然是什么也不介意”之外，還添了“什么也看不慣的神氣”。而當杜學詩盛氣指責他后，更是“微笑著搖頭，撮尖了嘴唇，就吹起一支法國小調來了”19；笑或許表露些許毫不介懷的成分，而故意吹起小調，則足以說明這笑容底下其實滿含一種否定、輕蔑和不屑。“看不慣”的神色遠遠地比“不介意”要濃厚。他柔和的微笑與其說是對六叔盛氣沖撞的釋然，更不如講是刻意表現(xiàn)的超然。作者告訴我們，杜新籜原是有很多很多理想，“萬能博士”雅號的獲得，原是出于對知識的熱情，救國的心切。作者開篇就說明，“中國是怎樣復雜的一個社會，他是向來了解的”20。大三元酒樓上他對李玉亭那一番慷慨陳辭抱以雙眉緊鎖的默然很可以作為這句話的印證。然而，在這遍地荊棘的世界里，這位留法學生的理想只能局限于臥床空思。他認為“中國這樣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辦法”21。離開了床，自信和無奈相結，超然與頹唐共生。什么都不在乎的底色，乃是什么都看不慣；認為咎不在己，徒憂無益，卻始終無法擺脫殷憂。于是，我們還看見了同樣時時掛在杜新籜嘴角的冷笑和苦笑。

三，冷笑常常針對他人，如林黛玉，表露出刻薄的意態(tài)；而《子夜》文本中杜新籜的冷笑，則往往是自語自笑，有時是出于高傲，而更多是出于無奈和頹唐。像上文提到的眾人在對曾寶駒議論紛紛時，“杜新籜照例不多開口，只是冷眼微笑”，可謂活畫出一個留洋歸來的中國紳士的冷峻和怡然自足。但是五卅紀念日上，拿起筷子打著節(jié)拍吟誦中國舊詩，“嘴角上浮出冷冷的淺笑”，心情必有所不同。“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夕月復東，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他高吟的這首李白《古風》充溢著日月不居，人生易老的傷感，難怪要引得熱情似火的張素素“皺了眉尖，鼻子里輕輕一聲哼”22。到了文章末尾，這種對繁華易逝的哀嘆順理成章地發(fā)展為及時行樂的想望。可是，我們看到這與活潑天真的林佩珊“閨中少婦不知愁”絕不相同。且看杜新籜這種主張是如何表達的——“一聲狂笑”，“冷冷笑著”，“揚聲叫道”23，這是瀕臨絕望而求排遣的凄厲。杜新籜比李玉亭有著更悲觀的看法，更深切的憂慮，也正因此，他寧愿沉溺于美酒佳人，來逃避自己曾經(jīng)的理想和擔當；他寧愿用嘴角的淺笑，掩蓋內心的絕望和彷徨。

在杜新籜最初兩次出場中，作者特地對其衣著做了描繪：初次是穿著洋服，“有著紳士風”；第二次改穿了中國衣服，“很有些名士遺少的氣概”24。傳統(tǒng)士人的情懷和西洋紳士的風度在杜新籜身上結合了起來。當然其底色卻不是歐美獨立的知識階層對社會時局常常表現(xiàn)的居高臨下的超然，中國文士特有的那種壯志難酬的孤憤與及時行樂的頹唐裹挾在萬事不關心的淺笑中，流露了中國社會1930年代這一類知識分子難言的心語。

三，張素素

從1920年代末《蝕》里的惠女士、孫舞陽、章秋柳開始，到1940年代《腐蝕》里的國民黨女特務趙惠明，茅盾對自己作品中的這一系列新女性的態(tài)度呈現(xiàn)了從褒揚到同情以至批判的趨向。25這些生長在歐風美雨的思潮中的時代新女性有著最本真的生命狀態(tài)，反對克己的繁文縟節(jié)，順從內心的欲望。他們雖然趨于極端，易于動搖，但其思想、性格的叛逆因素仍被作者肯定。正如1929年茅盾所總結的，“只要環(huán)境轉變，這樣的女子是能夠革命的”26。但是隨著作者態(tài)度的改變，他筆調中的批判性因素便逐漸加濃。比如《腐蝕》里趙惠明追求享樂和刺激的利己主義就不再具有反封建的意義，而成為墮落的內因。寫于1930年代初的《子夜》被置于作者態(tài)度漸漸轉向的關節(jié)上。茅盾在塑造張、林兩位知識女性的形象時，贊賞固然是明色調，但批判也一直作為暗線伏于對兩人言行細節(jié)的刻畫中，他并沒有像寫于《子夜》前后的小說里那樣為我們預設了對于這一類女性形象的價值判斷。這使得人物性格的分析獲得了更多可加深掘的開放性，也更能引發(fā)讀者對其命運的走向進行思考。

如果按照某些研究者的看法，茅盾上述那句“只要環(huán)境轉變，這樣的女子是能夠革命的”的論斷同樣地適用于張素素身上，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文本中形容張性格時屢屢出現(xiàn)的“追求刺激”，其反封建的意義究竟何在？環(huán)境的改變對于張素素的意義將有多大呢？作者描寫她醉心于五卅紀念日的群眾游行，很容易令人誤以為意在指明張素素對于革命熱浪的向往和對左翼思潮的認同，從而將她描述為一個類似于章秋柳的雖然易于動搖而最終崇尚革命的形象。然而如果我們梳理文本中一系列對于張素素的描繪，將得到如下的印象： 張素素對于社會運動的熱切和獨立不羈的行事風格多半出于其性格的偏向，而非價值判斷的結果；作者對她的革命性采取了保留的態(tài)度。

記者柯仲謀以為，“這種示威運動，不是反對，就熱烈地參加，成為主動。存了看熱鬧的意思，那還是不來為是”，可是張素素的心理好像恰恰在這三者之外。在群眾示威開場前的一段心理表白暗示了張素素參與游行的動機：“膩煩了平凡生活的她，就覺得眼前的事情有點好玩。”在這里我們見到一種對大事件即將臨到的興奮，似乎存了趕熱鬧的心態(tài)。可是，她前夜也“預許給自己多少緊張，多少熱烈”；當群眾漸漸聚集時，“一股熱氣漸漸從她胸腔里擴散開來，她的臉有點紅了”；柯仲謀勸她回去，她心里想，“你們也小覷我么？好，等我干一下！”這些片段又都足以表明張素素對群眾示威存了極大的熱心和崇高感，她對于躬逢其盛確感到莫大的榮幸。然而，同樣也可以讀到，示威如潮水陡然涌起時，站在張素素一旁的柏青怒吼“反對軍閥內戰(zhàn)”并加入其中，而張素素“滿臉通紅，張大了嘴，只是笑”：一怒一笑，明顯的反差。笑，是見到了熱盼已久的場面的欣喜。她感奮于眾人齊呼的力量的偉大，但不能也從未想到去體悟他們的恨與愛。當她不知就里地以為柏青被捕，沒命似地叫：“犧牲了一個！”張素素所體會到的崇高感并不是起于她對群眾運動的認同，與其說是參加示威，不如講是為體驗熱潮，為滿足自己的某種情結而在一種宏偉壯麗的場面里消融自己。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身處運動中心時張會驚得手心出汗；而跑上大三元酒家后瞬間將精神的偉岸拋諸腦后，倒引起了柏拉圖所謂最低級的食欲。27

小說開頭就借吳老太爺去世的情節(jié)道出了張素素的志愿：“我想來，死在過度刺激里，也許最有味……是狂風暴雨，是火山爆裂，是大地震，是宇宙混沌那樣的大刺激，大變動。”28張素素驚嘆于革命的場面和力量的壯烈，卻未曾想到去體悟其本身的內涵。這類奔放不羈的性格的青年贊美的是革命如火如荼的暴力形式而非其“維新”的實質。作者也在上述種種細節(jié)刻畫中表露了冷眼靜觀的姿態(tài)。

這一類知識分子，的確是干革命的好材料，然而縱觀中國九十年的現(xiàn)代史，有多少張素素們參與的社會反抗是能夠避免始于高潔的理念卻終于禍殃后世的凌夷毀滅的歷史宿命呢？

四，范博文

在以社會分析學派小說名家的作者眼里，范博文是1930年代文學青年的典型。一方面，同樣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茅盾對于當時自己領域內的青年有條件獲得最為直接的觀察和了解，使小說材料的鋪陳一定程度地避免了邏輯結構的演繹；但同時，作者所持的左翼文壇思維方式和政治立場的獨特性使得小說里這一類人物形象又帶上了作者片面化的視角和概念化的構造。

我們可以先通過考察作者對現(xiàn)實中范博文類型的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來探求其形象塑造的衷由和創(chuàng)作的成敗。最為有價值的材料莫過于茅盾對當時詩壇作家所作的直接論評。在《子夜》寫作前后，茅盾寫了著名的8篇“作家論”，集中評述了一批五四時期成名的有影響的作家。這幾篇社會—歷史批評流派的典范型作品和茅盾的小說創(chuàng)作頗有相通之處。其中的《徐志摩論》寫于《子夜》完成不久，其分析視角、寫作立場則與之一脈相承。

茅盾的階級分析方法在《徐志摩論》中顯示了強大的威力，幾乎把全部批評的注意力都放在尋找時代—作家—作品的對應聯(lián)系上。比起具體作品的審美得失，他似乎更關心其中所體現(xiàn)的徐志摩思想意識（特別是政治信仰）的變遷。所以雖然作者論定徐志摩是“中國文壇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繼起者未見有能并駕齊驅”29，而仍然將批評的主力集中于作品對其思想意識的反映上。對于徐集中大量抒發(fā)苦悶憤怒的詩作，如果與現(xiàn)實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沒有直接聯(lián)系，茅盾引用徐志摩自己的話，一并地貶為“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30。在他的傾向功利主義的文藝觀念中，文學的根本是指導人生的教化作用。詩人的自身的藝術視景在1930年代初的茅盾的批評體系里占不到重要的地位。所以那些從個人內心世界汲取詩情，而與時代步伐并不緊密合拍的作家往往不能得到其理解和認同。這就可以解釋，茅盾在分析1920年代中期徐志摩靈感枯窘的原因時，認定是徐的政治立場妨礙了他從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的大時代里掘取詩料，而沒有意識到：一，徐志摩個人生活的因素；二，詩料并不等同詩情。

范博文在《子夜》里無疑是頗為重要的角色，第六章的前半節(jié)幾乎是為他立了專傳。我們通覽小說對于范博文的描繪，可以用以下詞匯概括范博文的特征：機智，脆弱，清高。范博文的形象似乎不像杜新籜或張素素那樣具有多層的可挖掘的深度，但特征鮮明而豐滿。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相當普遍的投身文學的青年們的形象之濃縮。茅盾無疑是欣賞他（也即他們）的才華和智慧的，我們從作者置于范博文口中的層出不窮的俏皮話可以看出。然而，作者對于這一類文學青年的成見也同樣呈諸筆墨。片面化的視角和概念化的構造一旦融入人物的創(chuàng)作，就顯得夸張而不真實。范博文和一切的自由派詩人一樣，沉浸在個人的內心空間里。他和自然關系之密切遠勝和現(xiàn)實社會的關系。茅盾似乎沒有能夠真切體悟這類詩人個人內心詩情的蕩漾。在某些段落中就明顯地融入了作者的主觀傾向，顯得夸張不實。第六章里，范博文因為林佩珊的冷漠而惆悵孤獨，竟起輕身之念作者陳述了如下的心理描寫：“他成為世界上最孤獨的人！于是詩人們在苦悶中常有的念頭——?死?，便在他意識上一點一點擴大作用。”范的赴死是想要博得青年女郎的憐惜，而當他看到水邊玩帆船的孩子時，“詩興忽又在范博文的心靈上一跳。他立刻得了兩句好詩；什么死的觀念便退避了三舍”31。而其后又在縱身一躍之際被后悔兜上心靈。如此曲折入微的描摹為我們呈現(xiàn)出詩人內心的敏感，但多少成了李贄給《琵琶記》第八折《考試》下的批語所謂“太戲！不像！”32。洋溢在字里行間的輕盈語調為我們暗示了作者調侃一般的態(tài)度。這一類刻意夸張的描寫也一方面地表明了作者的不理解和不認同，茅盾當然是不主張詩人沉浸在狹小世界里任“情感無關闌地泛濫”的。而我們從上述茅盾文藝觀可以發(fā)現(xiàn)，作者眼里只有持左翼政治立場和創(chuàng)作動機的詩人才是真正稱職的。范博文最終因為錢莊虧空，“不做詩，研究民訴法了”33。茅盾為設置的詩人黯淡的結局透露出明顯的嘲諷：口口聲聲蔑視布爾喬亞的文人最終不得不投降了資產(chǎn)階級的黃金。34

茅盾本身對于左翼低潮對立面的文學人士的持有許多關涉意識形態(tài)的判斷，并且，將詩人作為社會人群結構的一方面突出表現(xiàn)作法，說明作者似乎混淆了性情和身份的差別。這就使得范博文這一形象在創(chuàng)作過程里特色分明的同時而顯得概念化。

李玉亭，杜新籜，張素素，范博文在作者筆下分別代表了當時社會的專業(yè)知識分子，留洋學生，新女性和詩人。在《子夜》所呈現(xiàn)的社會構成中，他們的命運都通向不可知的道路。李被迫依附于買辦資本家，放棄了作為學者的獨立性；杜雖然超脫瀟灑，但對家長制的干涉下他和林佩珊的婚姻問題無可奈何；張的獨立不能脫離家庭環(huán)境的寬和，她依然沒有真正解決“娜拉走后怎樣”的問題；范則最終向資產(chǎn)階級的黃金繳出詩人之筆。《子夜》里的悲劇不僅僅是民族資本家吳蓀甫個人的，在那個特殊的年月里，一切合理社會所具有的社會人群都無法得到安置。這四位年輕的知識分子（以及林佩珊、吳芝生）在小說中有兩次聚合，五卅紀念日上的示威游行和小說末尾處的游樂園林，作者似乎在向我們暗示，作為社會希望所系的他們，如果不能擔起職責奮起反抗，那就只能順其自然地墮落以至毀滅。

注釋：

1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99頁 本文綜合社會職業(yè)和社會角色兩方面因素，對“知識分子”概念采用如下定義：為創(chuàng)造和傳播符號文化知識的專業(yè)人士和憑借良心、理性和知識來干預社會政治事務的人士。（參考馮崇義：《市場化、全球化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轉換》，收《知識分子與社會發(fā)展》，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103頁）參看《讀〈倪煥之〉》，收《茅盾論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161頁 《子夜》，《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八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302頁（以下《子夜》引文只標明頁碼）邊緣知識分子，指“介于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數(shù)量上構成了知識分子的主體。羅志田認為學生可以納入這一概念中。（可參看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6 見306頁，第一章 7 見514頁 8 見436頁 9 見515頁 見523頁，第九章 11同上 見534頁，第十章 13 見724頁 參看錢鍾書：《說笑》，收《錢鍾書選集》（散文卷），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25頁 15 見507頁 16 見437頁，第六章 17 見655頁 見436頁，第六章。相類的例子又如第十八章，和林佩珊泛舟小河時面對張素素言語中的尖刺，“依然是什么都不介意似的微笑”（755頁）19 見655頁 20 見436頁，第六章 21 見509頁，第九章 22 見511頁，第九章 23 見515頁，第九章 24 分別見437頁，第六章與506頁，第九章 時間心力所迫，筆者未能通讀茅盾全部相關的小說，這里借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中的觀點（可參看178頁。錢理群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參看茅盾《從牯嶺到東京》（轉引自上書，178頁）27 本段引文見501-508頁，第九章 28 見305頁，第一章 參看《徐志摩論》，收《茅盾論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84頁 30 同上書，88頁 31 見423-424頁，第六章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收《錢鍾書選集》（散文卷），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274頁，也可參看其注21（298頁）33 見725頁，十七章

第六章里范博文曾對吳芝生說：“我就是看不起資產(chǎn)階級的黃金！”（426頁）

參考文獻：

茅盾：《子夜》，《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八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茅盾著，樂黛云編：《茅盾論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

錢理群等：《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溫儒敏：《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趙寶煦編：《知識分子與社會發(fā)展》，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

第二篇：《子夜》 讀后感

《子夜》讀后感

《子夜》標志著茅盾的創(chuàng)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一部杰出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長篇。它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寫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動筆以前，還經(jīng)歷了一個較長的準備和構思的過程。

民族工業(yè)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斗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huán)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發(fā)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而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fā)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fā)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為中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零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里又隱伏著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復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xiàn)象通過謹嚴宏大的藝術結構表現(xiàn)出來，這是茅盾作為我國現(xiàn)代杰出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縝密的藝術構思和卓越的創(chuàng)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作家筆下的工業(yè)資本家吳蓀甫，不是庸碌卑瑣的人物。他曾經(jīng)熱心于發(fā)展故鄉(xiāng)雙橋鎮(zhèn)的實業(yè)，打算以一個發(fā)電廠為基礎建筑起他的“雙橋王國”來。但是僅僅十萬人口的雙橋鎮(zhèn)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發(fā)展中國的民族工業(yè)。他的“目的是發(fā)展企業(yè)，增加煙囪的數(shù)目，擴大銷售的市場”。他有這樣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謂企業(yè)家”全部打倒，“把企業(yè)拿到他的鐵腕里來”。不僅這樣，他還知道如果要發(fā)展民族工業(yè)，首先需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視著企業(yè)上的利害關系而外，還“用一只眼睛望著政治”。他具有游歷歐美得來的管理現(xiàn)代工業(yè)的知識，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夠煽起別人勃勃的事業(yè)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吳蓀甫這個工業(yè)界的騎士卻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紀的歐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華民族工業(yè)的咽喉，因而他的發(fā)展民族工業(yè)的雄心不能不成為一個無法實現(xiàn)的幻想。他不能不過一種“簡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幾條戰(zhàn)線上同時作戰(zhàn)：他要與美帝國主義的掮客——金融資本家趙伯韜進行勾心斗角的斗爭；他熄滅不了工廠里風起云涌的罷工運動；他用盡心機收買過來的許多小廠都成了自己脫不下的“濕布衫”，他和孫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經(jīng)營的益中信托公司不得不在軍閥混戰(zhàn)、農(nóng)村破產(chǎn)、工廠生產(chǎn)過剩、趙伯韜的大規(guī)模經(jīng)濟封鎖之下一敗涂地。他們發(fā)起組織益中信托公司，時未兩月，“雄圖”已成為泡影。野心勃勃、剛愎自信的吳蓀甫，也只剩下了一條“投降的出路”。通過上述這些描寫，《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yè)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在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下，中華民族工業(yè)是永遠得不到發(fā)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zhàn)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中國社會經(jīng)濟是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占優(yōu)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華民族工業(yè)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關于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給了托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從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征。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典型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一個鮮明的矛盾的統(tǒng)一體。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業(yè)立場的義憤”，但另一方面，壓倒他的一切的卻是“個人利害的籌慮”。他是“辦實業(yè)”的，他以發(fā)展民族工業(yè)為己任，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一類人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的買賣；但是他也不能不鉆在瘋狂的公債投機活動里。他希望實現(xiàn)他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國民黨反蔣派與地方軍閥的聯(lián)盟“北方擴大會議”的軍事行動趕快成功，然而當北方的軍事進展不利于他的公債活動的時候，他又“惟恐北方的軍事勢力發(fā)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強悍，但又不能不表現(xiàn)出中華民族資產(chǎn)階級先天的軟弱性。他有時果決專斷，有時狐疑惶惑，有時滿懷信心，有時又垂頭喪氣；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實質上則是舉措乖張。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統(tǒng)一在吳蓀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僅從吳蓀甫同趙伯韜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債投機市場上的矛盾和斗爭來描寫他的性格和命運，它還寫出了吳蓀甫同農(nóng)村封建經(jīng)濟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和他對農(nóng)民武裝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tài)度，而在對待工人運動的態(tài)度上，更顯露了他拚命壓榨工人、仇視革命的反動面貌。當他從報紙上知道雙橋鎮(zhèn)被起義農(nóng)民占領的時候，“他獰起眼睛望著天空，忽然轉為貧怒：‘我恨極了，那班混帳東西!他們干什么的?有一營人呢，兩架機關槍!他們都是不開殺戒的嗎?嘿!??’”字里行間仿佛傳出了他的咬牙切齒的聲音。他也有時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那是因為它不能有效地鎮(zhèn)壓革命，“因為他的權力的鐵腕不能直接達到那負責者”。他企圖從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貨傾銷和軍閥混戰(zhàn)所造成的企業(yè)的不振，想吸盡工人血汗彌補他在投機市場上所受到的損失，他利用工賊、特務和反動軍警破壞工人罷工運動。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個仇視勞動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動工業(yè)資本家的形象。作品還從吳蓀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圍人物的描寫烘托出了資產(chǎn)階級由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無情的靈魂。他無法抗拒歷史的必然法則為他安排下的失敗的命運。他只能用偽裝的鎮(zhèn)靜來掩飾內心的惶懼和不安，從來不讓人家看見他也有苦悶沮喪的時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瑤。他依靠強烈的刺激來暫忘“那叫他們抖到骨髓里的時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業(yè)的危機”，只能用“死的跳舞”來排遣失敗時的苦痛，并幾乎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悲劇性的命運。吳蓀甫是我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典型形象。

除吳蓀甫外，茅盾在《子夜》中還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他們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狀態(tài)都打上了時代和階級的深刻印記。屠維岳是吳蓀甫手下得力的鷹犬，正像作者著意渲染吳蓀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樣，他也用不少筆墨渲染了屠維岳的“機警、鎮(zhèn)定、膽量”。吳蓀甫不能改變自己的失敗命運，屠維岳的陰謀詭計也終于破壞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運動。趙伯韜是美帝國主義所拳養(yǎng)的買辦金融資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產(chǎn)物。他憑借蔣介石的法西斯政權的力量，在政治和經(jīng)濟上都具有壓倒吳蓀甫的優(yōu)勢。他不僅操縱了上海的公債投機市場，而且還一手扼住了民族工業(yè)的咽喉。他狡獪、陰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無恥。作品雖然對這個人物的政治社會關系揭示得還不夠充分，但從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寫中，已經(jīng)淋漓盡致地刻劃與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馮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風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農(nóng)民的血汗拿來換取大都會里的“寓公”生活，同時在公債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通過他用自己女兒作“美人計”的一幕丑劇，作品一方面尖銳地揭示了走向滅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無恥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劃了趙伯韜的卑鄙的形象。馮云卿的活動所占篇幅雖然不多，但卻是全書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賣身權門、依靠資本家錢袋過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類所謂的“教授”、“詩人”，也都寫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說，他打算把一九三零年的“新儒林外史”“連鎖到現(xiàn)在本書的總結構之內”，這個打算雖然沒有全部實現(xiàn)，但從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顯示了當時某些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墮落、空虛的精神面貌。

第三篇：子夜讀后感

時代的悲劇

——《子夜》讀后感

《子夜》是茅盾的長篇小說之一。文章通過對主人公吳蓀甫的事業(yè)興衰與性格變化、周邊人物的交錯事件的敘述，還原了中國30年代上海的大致原貌。

文章的一開頭，寫的是主人公吳蓀甫的父親吳老爺子因為在家鄉(xiāng)的農(nóng)村革命運動躲到上海，卻被上海都市與鄉(xiāng)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繁華和光怪陸離所嚇壞猝死。

這里就交代了文章的背景——中國的30年代，一個繁華至極又黑暗不安動蕩的時代。而吳老爺子這個“封建主義的僵尸”的死，眾人對吳老爺子的死不以為然，正是象征著封建地主階級被擠出歷史舞臺，以及資產(chǎn)階級的興起

吳蓀甫是一位民族企業(yè)家，經(jīng)營著一家絲廠。因為當時正值經(jīng)濟危機，所以吳蓀甫和一干人建立了益中信托公司便于資金運轉。但不久吳蓀甫的家鄉(xiāng)雙橋鎮(zhèn)發(fā)生變故，引起了大量農(nóng)民罷工反抗。于是吳蓀甫雇傭了屠維岳，指使他通過蒙騙分裂工人平息工潮。

在這里，工人罷工反抗資本家的殘酷剝削，最終卻被欺騙并毫無改變的結束了工潮的事件，表現(xiàn)了吳蓀甫唯利是圖的階級本性和工人階級的生活悲慘和被動地位，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不安和資本階級對工農(nóng)民的壓迫。

之后吳蓀甫因為企圖擴大民族企業(yè)，與依仗外國的金融資本的趙伯韜產(chǎn)生了矛盾，而且競爭愈演愈烈形成對立局面。趙伯韜野心極大，企圖吞并吳蓀甫的益中信托公司。幾次較量下來，益中信托公司量虧損，吳蓀甫變賣資產(chǎn)希望力挽狂瀾改變局面，但在趙伯韜操縱局勢刻意的為難和同伙的叛變下，最終吳蓀甫徹底破產(chǎn)。

吳蓀甫代表著中國的民族企業(yè)，在當時世界經(jīng)濟危機、軍閥混戰(zhàn)、農(nóng)村經(jīng)濟嚴重破壞的背景下崛起，又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動蕩、企圖改變現(xiàn)狀。雖然最終覆滅，但表現(xiàn)了吳蓀甫敢于反抗帝國勢力控制的一面，也就預示著中國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支持下的資本主義只會導致國家更加殖民化。

《子夜》的語言簡潔細膩，文中運用大量的細節(jié)描寫。如在吳老爺子進城時的所見是“汽車發(fā)瘋似的向前飛跑。”“幾百個亮著燈光的窗洞像幾百只怪眼睛。”形象生動地表現(xiàn)了吳老爺子這個封建主義看見資本主義的取代時的驚訝和惶恐。

《子夜》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揭露了階級之間的斗爭，社會的黑暗殘酷，和人們心中的不安苦悶抑郁。它是我國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中出現(xiàn)的第一部成功的長篇小說，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記載了一個時代悲劇的過程。

第四篇：子夜讀書筆記

子夜讀書筆記

這一次將《子夜》完完整整的過了一遍，說到“過”，想來想去也只能用這個字。因為很少有人能真真正正的讀它。

《子夜》是矛盾最有成就的一部長篇小說，是扛鼎之作。看過的人，也包括看不懂的人，無一不拍手稱贊。書里塑造的人物有出場較多的“巨人”吳蓀甫，將他的性格心理活動從兩個月前果斷狠辣到兩個月后猶豫不絕、擔驚害怕，這一過程刻畫的淋漓盡致。也有鮮少出場的趙伯韜，將他一步步打敗吳蓀甫的過程也描寫的很詳盡。

說到我個人，我較多的偏向吳蓀甫的，但這種偏向也僅僅局限于兩個月前的蓀甫。我喜愛他的狠辣，還有他經(jīng)常獰笑。有時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他，我會怎么做，想得好，可一定沒有他厲害。

只有兩個月的時間，蓀甫從風光的地位變到眾叛親離的下場，太太心里有別人，妹妹從他身邊逃走了，姐夫投靠了趙伯韜，他表侄女劉玉英隨風飄。

我是越看越清楚，造成這一切的卻是他自己，如果不是他的剛愎自用，也許會挽回一些些結局。他不會用人，當他用屠維岳的時候，就應該放些權給他，可他不是，緊緊抓住不放松一點。結果弄到屠一點辦法也沒有。

這個資本家想救國卻無力。可悲的是他救過不了的原因卻是國人不讓他救，這個國人就是趙伯韜也有別人，中國自古就是喜歡窩里斗。真是可悲。

有關讀書筆記的延伸閱讀

讀書筆記的格式

讀書筆記主要有三大類：1．摘要式筆記摘要式筆記是一種在閱讀中把同自己的學習、工作或研究的問題有關的語句、段落等按原文準確無誤地抄錄下來的筆記形式。摘錄原文后要注明出處，包括題、作者、出版單位、出版時間、頁碼等，便于引用和核實。

摘要式筆記又可分為：

（1）索引索引筆記是只記錄文章的題目、出處的筆記。

（2）抄錄原文就是照抄書刊文獻中與自己學習、研究有關的精彩語句、段落等作為以后應用的原始材料。

（3）摘要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按照原文的順序，扼要的地把書中的觀點、結論摘抄下來。

2．評注式筆記這是一種在閱讀中寫出自己對讀物內容的看法的筆記形式。

評注式筆記又可分為

（1）書頭批注這是一種最簡易的筆記作法。就是在讀書的時候，把書中重要的地方和自己體會最深的地方，用筆在字句旁邊的空白處打上個符號，或者在空白和加批注，或者是折頁、夾紙條作記號等。

（2）提綱就是用綱要的形式把一本書或一篇文章的論點、論據(jù)提綱挈領地敘述出來。

（3）提要提綱和提要不同。提綱是逐段寫出來的要點，提要是綜合全文寫出要點。提要可以完全用自己的語言扼要地寫出讀物的內容。

（4）評注就是讀完讀物后對它的得失加以評論，或對疑難之點加以注解。

（5）補充原文就是在讀完原文或文章之后，對感到有不滿足的地方進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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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得式筆記心得式筆記，是在讀書之后寫出自己的認識、感想、體會和得到的啟發(fā)與收獲的一種筆記。

心得式筆記可以分為：

（1）札記讀書時把摘記的要點和心得結合起來寫成的，稱札記。

（2）心得也叫讀后感。讀書后把自己的體會、感想、收獲寫出來。

（3）綜合綜合筆記是讀了幾本或幾篇論述同一問題的書文后，抓住中心評論它們的觀點、見解，提出自己的看法的筆記。

怎樣寫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是指人們在閱讀書籍或文章時，遇到值得記錄的東西和自己的心得、體會，隨時隨地把它寫下來的一種文體。古人有條著名的讀書治學經(jīng)驗，叫做讀書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這“手到”就是讀書筆記。讀完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后，應根據(jù)不同情況，寫好讀書筆記。常用的形式有：

（一）提綱式。以記住書的主要內容為目的。通過編寫內容提綱，明確主要和次要的內容。

（二）摘錄式。主要是為了積累詞匯、句子。可以摘錄優(yōu)美的詞語，精彩的句子、段落、供日后熟讀、背誦和運用。

（三）仿寫式。為了能做到學以致用，可模仿所摘錄的精彩句子，段落進行仿寫，達到學會運用。

（四）評論式。主要是對讀物中的人物、事件加以評論，以肯定其思想藝術價值如何。可分為書名、主要內容、評論意見。

（五）心得式。為了記下自己感受最深的內容，記下讀了什么書，書中哪些內容自己教育最深，聯(lián)系實際寫出自己的感受。即隨感。

（六）存疑式。主要是記錄讀書中遇到的疑難問題，邊讀邊記，以后再分別進行詢問請教，達到弄懂的目的。

（七）簡縮式。為了記住故事梗概、讀了一篇較長文章后，可抓住主要內容，把它縮寫成短文。以上各種形式，可由淺入深逐步掌握。

第五篇：《子夜》讀后感

子夜的曙光民族的春天

——茅盾《子夜》讀后感

《子夜》——“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瞿秋白語），從20世紀30年代中國錯綜復雜的階級斗爭和社會矛盾的典型環(huán)境中——上海，解釋并塑造了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典型——吳蓀甫。在一連串戲劇性極強的情節(jié)中鮮活地展現(xiàn)了人物的性格特點，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族工業(yè)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huán)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1930年左右革命深入發(fā)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全貌。年代上海的畸形發(fā)達已在社會學界成為定論, 它是個危機四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 買辦資本主義日益發(fā)達, 民族的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只能是吳蓀甫的雄心壯志的夢想。封建社會固有的傳統(tǒng)和東西攙雜的殖民地文化不能給女性提供一個自主的空間, 倒是制造了靠色相謀生的徐曼麗、劉玉英、馮眉卿一類的特殊人物。她們引領時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征缺乏確實的經(jīng)濟條件和文化環(huán)境作基礎, 和當時畸形的商業(yè)一樣的浮躁虛幻。周作人在評價上海時曾經(jīng)直截了當?shù)卣f“上海氣”的基調是中國固有的“惡化”, 上海只有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 壓根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 而在“上海氣”的人們看來, 女人是娛樂的器具。吳蓀甫是個民族工業(yè)資本家，也是《子夜》的主人公。他機智果斷，抱負遠大，在上海那個燈紅酒綠拜金的大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精明強干，為自己的夢想雄心勃勃地拼搏。他一口氣吞并了八個小廠，想成為工業(yè)界領袖；他與大興煤礦公司總經(jīng)理王和甫等人創(chuàng)建了益中信托公司；也曾在公債市場上狠賺一筆。但生不逢時，正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不能讓他施展自己的才略。雙橋鎮(zhèn)的農(nóng)民暴動摧毀了他在家鄉(xiāng)經(jīng)營的產(chǎn)業(yè)；他苦心經(jīng)營的絲廠工潮迭起；處心積慮組建起來的益中公司又因為產(chǎn)品滯銷而成為箍在身上的“濕布衫”；在公債市場上又飽受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的打壓。但當他想放棄時，他仍對自己說：“不！我還是要干下去的！中華民族工業(yè)就只剩下屈指可數(shù)的幾項了！絲業(yè)關系中華民族的前提猶大！只要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中國工業(yè)一定有希望的！”這是《子夜》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盡管吳蓀甫最后終因為在公債市場與趙伯韜的角逐失敗而破產(chǎn)，他的這一句話，還是給我留下了無數(shù)的感動與欽佩。

除此之外，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環(huán)境的描寫。例如它用“天空張著一望無際的灰色的幕，只有西邊的天空像是破了一個洞，露出小小的一塊紫云。太陽倉皇的面孔在這紫云后面向下沒落。”這種平淡的環(huán)境描寫，以及其他一些惡劣的環(huán)境描寫暗示人物的命運或喜或悲。茅盾先生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來鮮明顯示人物性格。“他絕不為寫景而寫景，寫景即為寫人。有時是因情取景，有時是借景寫情，情景交融，文無虛筆。”著名評論家馮雪峰在談到吳蓀甫這一人物形象的時候，他明確指出：“這是茅盾對我們文學的一個貢獻，這個貢獻是別人不曾提供過的。”的確，在《子夜》問世之前的文學史上還沒有人塑造過像吳蓀甫這樣成功的民族資本家典型，可以說吳蓀甫的出現(xiàn)為中國文學史的人物畫廊增添了新的藝術元素。

在《子夜》中，茅盾先生自覺地展開了對于自己所處時代的“全方位”的正面描繪，向世人展示了30年代初中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在帝國主義侵略下和經(jīng)濟大崩潰中的買辦資產(chǎn)階級與民族資產(chǎn)階級之間的殊死搏斗，農(nóng)民的破產(chǎn)與暴動，中小城鎮(zhèn)商業(yè)的凋敝，市民階層的破產(chǎn)，知識分子的苦悶與毫無出路，以及面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意識的逐漸覺醒與愛國抗日運動的最初發(fā)動。吳蓀甫作為一個生活在30年代的上海以經(jīng)營產(chǎn)絲業(yè)為主的民族資本家，他無法擺脫內外交困的險惡環(huán)境。第一，他無法改變中國絲在國際市場上受日本絲排擠打壓的被動局面，而當他把損失轉嫁給工人時，必然引起工人的不滿和反抗。

這對于30年代上海急于恢復的工人運動來說,無異于火上澆油；第二，1929年底資本主義世界的經(jīng)濟危機對中國經(jīng)濟產(chǎn)生了嚴重的影響，農(nóng)村的破產(chǎn)促使了農(nóng)民運動的興起，吳蓀甫與雙橋鎮(zhèn)農(nóng)民矛盾的激化，宣告了他的“雙橋王國”理想破滅，這又使他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經(jīng)濟來源；第三，1930年4月爆發(fā)的南北軍閥間的中原大混戰(zhàn)以及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迅速發(fā)展，加劇了上海工業(yè)和金融界的波動，使買辦資本家與民族資本家的斗爭愈發(fā)白熾化。

吳蓀甫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造就了他性格上的兩重性，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性。一方面，吳蓀甫年輕時曾去過歐美，他的留洋經(jīng)歷使他積累了管理現(xiàn)代工業(yè)的知識，掌握了一套剝削工人、經(jīng)營企業(yè)、與同行競爭的經(jīng)驗和手腕。吳蓀甫有著遠大的抱負，他熱心于發(fā)展家鄉(xiāng)雙橋鎮(zhèn)的實業(yè)并打算以擁有十萬人口的雙橋鎮(zhèn)為基地構筑起他的“國家像個國家，政府像個政府”的“雙橋王國”來。這種強烈的事業(yè)心正是吳蓀甫個人獨特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我們容易對其萌生同情感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吳蓀甫又因其階級局限而無法擺脫中華民族資產(chǎn)階級所共有的先天性缺陷。他必須面對兩組矛盾，一是與帝國主義走狗——金融買辦資本家趙伯韜的生死角逐；二是他雖精明能干，但其法蘭西式的資產(chǎn)階級性格使得他與工人的對立日益尖銳。他拼命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尤其是當他受到趙伯韜不斷升級的威脅，感到資金捉襟見肘、生存近乎危險的時候，更是從工人身上蠶食資本。他置身于沖突的中心，事件的進程使他性格的各個側面暴露無遺：他時而果敢專斷，時而猶疑惶惑；時而信心堅定，時而頹廢恐懼；遇事好像胸有成竹，實則往往舉措乖張。吳蓀甫性格的豐富性、復雜性，正是中華民族資產(chǎn)階級兩面性的真實寫照。吳蓀甫的悲劇，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是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法則，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更加的殖民地化了。

時過境遷，改革開放30年以來，與市場經(jīng)濟體制相適應的一個成熟的企業(yè)家階層——民營企業(yè)家快速崛起。他們既是這個時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兒”，又是推動時代變革、刷新中國面貌的重要力量。近年來，黨和政府相繼制定出臺了許多扶持民營企業(yè)的政策方針和法律法規(guī)，并提出對民營企業(yè)實行政治平等。這將有助于進一步打破企業(yè)“出身成分論”，消除對民營企業(yè)的政治歧視，努力營造“政治上認同，社會上尊重，政策上支持，經(jīng)濟上保障”的良好發(fā)展氛圍，為民營企業(yè)的繼續(xù)前進掃除思想認識上的障礙。當前，我國政治清明廉潔，社會安定繁榮，經(jīng)濟健康發(fā)展，這也為民營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和成長提供了優(yōu)越的條件。

現(xiàn)今的民營企業(yè)家，與小說《子夜》中的主人公吳蓀甫存在著不少的相似之處。他們大都白手起家，后來通過不懈努力和艱苦奮斗取得成功，得以在商界占據(jù)一定地位，蔑視那些倚仗強大后臺而有所成就的專橫跋扈者。他們喜歡挑戰(zhàn)，情況越是艱難刺激，他們越是熱情高漲。吳蓀甫瞧不起美帝國主義豢養(yǎng)的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再加上趙伯韜有意要摧毀他的“雙橋王國”，迫使他俯首稱臣，這些都堅定了他要和趙伯韜決一雌雄的信念。然而，當危險嚴重威脅到自身利益的時候，他們又會一反過去的堅決果斷、滿懷信心，變得焦躁不安、優(yōu)柔寡斷，通常欲以孤注一擲挽救失敗。與趙伯韜明爭暗斗了幾個回合，益中信托公司因虧損八萬元栽了跟頭而停業(yè)。趙伯韜欲向吳蓀甫的銀行投資控股，吳蓀甫不合作的態(tài)度強硬。為了不被趙伯韜吃掉，在公債市場的最后決斗中，他把絲廠、住宅以及八個日用品工廠的資本全部拿來押做“空頭”，但由于杜竹齋，這個他一度推心置腹的合股人的倒戈相向，把資金秘密地投到了趙伯韜的名下，吳蓀甫徹底破產(chǎn)了。

但畢竟時代環(huán)境迥然不同，今天的民營企業(yè)家與吳蓀甫在某些方面還是存在較大差異的。吳蓀甫曾留學歐美，有很高的知識文化修養(yǎng)，精通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注重規(guī)模生產(chǎn)，而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富起來的民營企業(yè)家一般個人文化素質較低，缺乏高新科學技術知識和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能力，立足于家族式管理，小作坊式生產(chǎn)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升級慢，發(fā)展后勁不足。此外，吳蓀甫創(chuàng)辦實業(yè)的目的是為了振興發(fā)展民族工業(yè)，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的束縛，最終實現(xiàn)資本主義，表現(xiàn)了他強烈的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而現(xiàn)今的民營企業(yè)家創(chuàng)業(yè)的初衷是為了生計，他們思想守舊，本著“小富即安”的傳統(tǒng)觀念不愿繼續(xù)壯大自己，并且不夠

關心政治，只一個勁地盯著企業(yè)經(jīng)營的好壞看。在對待工農(nóng)群眾的態(tài)度上，吳蓀甫有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一面，又有殘酷壓榨剝削工人、農(nóng)民和仇視工農(nóng)革命運動的一面。當工人為爭取自己的生存生活權利而進行罷工時，他不僅收買“忠實而能干的部下”和蔣汪兩派的黃色工會，在工人中安插工賊，拉攏、分化工人隊伍，還勾結反動勢力，動用大批軍警特務，進行血腥的鎮(zhèn)壓，甚至親自出馬，坐鎮(zhèn)指揮。而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中，工農(nóng)群眾是國家的主人，民營企業(yè)家也均被改造成無產(chǎn)階級，老板與員工之間地位平等，階級矛盾與剝削關系已不復存在，各階層團結友善，共同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奉獻力量。

《子夜》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fā)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復雜的發(fā)展趨勢：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以及中國企業(yè)的封鎖、侵略吳蓀甫的悲劇是民族危機深重時期的產(chǎn)物，它是不可避免的；而民營企業(yè)家的喜劇是民族崛起強大時期的產(chǎn)物，它亦是大勢所趨的。倘若將吳蓀甫和民營企業(yè)家相互調換生活時代，結果依舊如此，只是悲喜劇的主角變了而已。茅盾先生的《子夜》寫出了30年代初期中華民族工業(yè)資本家們生存的困境。外有連連的戰(zhàn)事，內有帝國主義所豢養(yǎng)的買辦金融資本家們的打壓。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像吳蓀甫一類想以工業(yè)振興中華的宏偉夢想只得是幻像，像肥皂泡泡一樣，飛得再高，也終究逃不過破碎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