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企業法務》期末論文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20-20 學年第學期

《企業法務》期末考試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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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法律規制

【摘要】國有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關于國有企業利潤如何分配的問題也探討得越來越多。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是在雙重利益關系主導之下政企關系在財政預算領域的集中體現，涉及企業和國家、企業和出資人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由于在立法上并沒有區分在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雙重利益關系，導致現行法律制度存在許多問題和弊端。筆者通過對國有企業現行相關制度和法律的實踐和理論分析,及對域外類似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和我國現狀的比較，結合公司法和國有資產管理法等部門法中的有關規定.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經驗，嚴格區分并準確適用利潤分配的法律關系與法律責任，構建科學合理的利潤分配制度。

【關鍵詞】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利益關系，經營預算

我國國有資產的比重最大、國有企業的數量最多，這“兩大”國情依舊如故。如何在這一背景之下尋找一條適應新形勢下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改革之路，是當前面臨的重要課題。關于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制度改革，近年來引起學者和政府高度關注。本文試圖對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的演進過程、法律規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揭示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所應遵守的基本原則，進而以此為指導提出完善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法律對策。

一、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制度演進

國有企業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工具之一,與國家存在雙重關系 ,即政企關系和產權關系,相應地國家就有權憑借政治權利和所有權參與企業利潤分配。從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的角度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 ,二者的分配關系總體上經歷了企業基金制度 — 利潤留成 — 利改稅 — 承包責任制 — 稅利分流的變化過程。[1]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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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概念及其本質

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的變革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恢弘歷史背景之下，經歷了計劃經濟時期全部上繳國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初期13年間完全不再上繳、再到2007年開始按稅后一定比例上繳的發展過程，既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結果，也是財政預算體制變革的產物。這一歷史變遷的過程是國有企業所特有的，是由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本質這一深層次原因所決定的。

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的每一次變化都會使各方利益關系處于急劇變動之中，引起不同主體之間利益分配關系的再調整，舊的利益平衡機制被打破，新的利益平衡機制在各種利益的相互較量中逐漸形成。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全部上繳國家，一直到如今探討得如火如荼的應該上繳給國家多少，期間經歷了種種制度的嘗試。為何表面上看似簡單的利潤分配問題，每一次變動都會牽動“制度”乃至“體制”這根神經，這一切都源于這種企業是國有企業，由此決定了這類企業的利潤分配與普通企業的利潤分配在質上的區別。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本源上屬于企業利潤分配的范疇，但由于國有企業特有的產權基礎，使得其比普通企業的利潤分配要復雜得多。事實上，正是國有企業產權基礎決定了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本質。

（二）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歷史沿革

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經歷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歷史時期，粗略地概括為計劃經濟階段、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下文簡稱過渡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階段。[2]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具體方式在這些不同階段所表現出來的差異及其產生的影響，在我國財政預算領域中也體現出來，并從這一角度同時折射出我國財政預算法律制度的歷史變遷軌跡。

計劃經濟階段國有企業與國家之間利潤分配的主要特征是統收統支，即全部利潤都要上繳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把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都集中到國家手里，并由國家直接支配。國家興辦企業，并直接經營企業，這種企業被稱為國營企業，企業的利潤全部上繳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強化了國家控制國有企業的能力，短時間之內可以實現收入最大化，但與此同時，國家也被另外一個問題所困擾一一即激勵與監督約束機制的缺乏，國營企業的缺陷充分暴露出來。

改革開放之后至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之前的過渡階段，國家財政與國有企業之間利潤分配關系的主要特征是放權讓利，目的是為了擴大企業自主權。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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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改革開放之后，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協調不同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以及構建相應的利益分配機制。這一時期先后試行了企業基金制、利潤留成制、兩步利改稅、含稅承包制等探索政企之間財務關系的改革方案。所有制度的構建都是圍繞著確立企業的主體地位以增強企業活力、理順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以重塑政企關系這一思路進行的。其進步意義在于:突破了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對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改革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為向市場經濟體制之下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過渡提供了制度上的鋪墊，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但這兩項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混淆了利潤與稅收的功能差別，直接導致國家雙重職能的混同，掩蓋了國家依據社會管理職能向企業征稅和依據資產所有者職能參與企業稅后利潤分配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因此，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變，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模式也面臨著新的選擇。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之后，國家財政與國有企業之間利潤分配關系的特征是利稅分流。現代企業制度的確立，不僅奠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方向，也為理順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指明了方向。從微觀角度看，恢復國有企業市場主體地位，還原其“經濟人”的本性，承認其追求利益最大化動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時又要對其依法進行有效的約束，直接表現為對企業預算的剛性約束;在國家層面，將國家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和國有財產所有者的身份分離開來，承認國家是國有企業中國有資產的出資人，將國家置于與其他出資人同等的地位。國家與國有企業作為不同的利益主體，其利益配置機制必須納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軌道，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法治化的內在要求。國家制定并實施了《企業財務通則》和《企業會計準則》，這是對我國企業財務會計體系的一次徹底改革，不僅為構建科學合理的企業核算業務制度、更為規范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關系掃除了技術障礙，其直接結果是利稅分流改革在全國的推行，國家恢復對所有國有企業征收所得稅，并在稅后收取國有資本投資收益，實行稅后分利;在1993年試點的基礎上取消對所有國有企業征收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和國家預算調節基金。1994年頒布的《預算法》正式實行復式預算，1995年頒布的《預算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復式預算編制科目分為政府公共預算、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和其他預算。“國有資產經營預算”這一概念的提出，將資本預算與公共預算區分開來，國家的雙重職能得以分離，國家與國有企業的分配關系得以理順，為后續制定體系完善、相對獨立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體系奠定了法律基礎。國家參與國有企業稅后利潤的分配，既徹底分清了稅與利的關系，又可以法定方式將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穩定下來，確立了國家與企業之間科學合理的利潤分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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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關系，為重構符合市場機制的、邊界清晰的政企關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礎和前提條件。

二、國內外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基本原則

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問題是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熱點之一，國有經濟是與國家所有權相聯系的經濟范疇，并非為社會主義制度所獨有，西方許多國家的國有企業有悠久的發展和管理歷史，在漫長的發展歷史過程中，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管理形成了獨有的發展特色和管理方式，在國有企業分紅過程中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并逐漸形成一些基本原則。目前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政策仍處于探索階段，由于歷史原因，有關分紅政策的理論支持仍然不充分。

（一）典型國家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基本原則

國有企業與國家所有權相聯系，這是國有企業獨有的經驗特色，但是從國際上看，政府作為股東，從國有企業分得利潤分紅，不僅是國家掌握國有經濟的重要手段，也是國有企業的重大責任和使命。在世界范圍來看，國家參與國有企業的收益分配是國有企業管理的普遍做法。從理論上講，國外發達國家分紅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股利政策和股利分配制度的理論基礎，合理考慮股權資本成本和企業長遠可持續發展兩個方面的因素制定的，既能滿足政府股東的報酬率，又有利于國有企業的未來發展。

從國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歷史經驗來看，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種分配原則：

一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這是一種以獨立的國家持股基金為中心的社會分配管理模式。如美國，政府反對把國有化作為控制經濟的手段，因此美國從未出現過大規模的國有化運動和建立國有企業。[3]美國的國有企業承包制是一種全權委托式的資產承包，承包者既要上繳承包的利潤，還要承包國有企業資產的保值增值，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原則。在美國，不少州利用其公有資產的收益進行直接分紅，讓老百姓得到實惠。比如，1976 年阿拉斯加州公民投票決定設置一個獨立于政府之外運營的資源永久基金，將該州至少25%的石油資源及相關收入投入永久基金。自1982 年起，阿拉斯加州政府連續20多年給在該州居住6個月以上的公民發放分紅，每人每年幾百至上千美元不等。不僅如此，該州居民還能享受到分紅作用在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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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上的益處。由此可以看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不僅使企業得到發展，公民也在利潤分配過程中得到實惠。

二是權義責相統一原則。這是一種是以財政部為核心的公共財政管理模式。如英國，英國國有企業的營業額占英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1.5%，投資額占英國投資總額的20%。在國有企業的管理過程中，英國議會是最高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議會通過立法來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資產的管理和處置的基本原則都由議會立法決定，國有企業分別由商業部、財政部等11個部門管理，商業部下屬的國有股東事務管理局，則相當于提供專業咨詢服務的投資銀行，主要是為有關部門或地方政府國有企業董事會或管理團隊提供咨詢，同時按照有關部門或地方政府的授權，向國有企業派出董事或管理者。在英國，國有企業一般是采取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負責制，既保證政府意圖的實現，又能給予企業一定的自主權。[4]

三是適度和彈性原則。這是以控股公司為中心的國家參股模式。如意大利，意大利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不同于其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國家參與制。國家參與制企業在意大利具有歷史悠久，壟斷程度高，涉及部門廣，對經濟和社會影響大等特點。國家參與制企業在工業企業中占50%。意大利的國有企業分紅模式是以控股公司為中心的國家參股模式，政府主管部門通過設置大型控股公司來實現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國家通過國家控股公司的形式代行出資者所有權。[5]意大利的國家控股公司猶如一座金字塔，位于塔尖的是控股公司總部，中間是二級控股公司或行業性牽頭業務公司，底層是眾多企業。具體來講，按照國家參與制，國有企業的利潤65%上繳國庫，其余的留存企業作為儲備金和科研開發基金。當國有企業偶然遇到虧損，國庫可以從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中撥付資金來彌補虧損。

（二）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基本原則

從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歷史沿革來看，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大致經歷了一個從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到利潤留存企業的過程，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營狀況管理體制、經營機制都在不斷改善，利潤分配模式也應該隨之改進。2007年12月11日，財政部和國資委共同發文《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宣告央企不向政府分紅的歷史終結，規定資源型國企上繳利潤的10%；一般競爭性國企上繳5%；軍工、轉制科研院所國企暫緩3年上繳或者免交。[6]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簡稱 意見）更加明確了各級財政部門為國有資本經營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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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的主管部門。作為單獨編制的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除了用于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支付國企改革成本之外，必要時，可部分用于社會保障等項支出。所以，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幾乎是以行政規制的原則分配的。

從國企利潤分配政策的提出來看，這是國有企業本身性質的體現，符合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國有企業的大多數資產是國家投資，屬于全民所有，國有企業的利潤完全歸國有企業自身顯然不符合“國有”性質，而這種利潤分配機制能讓全民共享國有企業的分紅，同時使國有企業在競爭中發展。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能源企業多數屬于壟斷行業，比如煤炭、石油、電力，他們占有著大量的社會資源，而這些資源本身是全社會所共有的，由于他們的壟斷地位，決定了他們在市場經濟的博弈中更能勝人一籌。例如，能源行業所創造的利潤，許多并非是他們通過努力經營帶來的，理應由全社會共同分享，不應該為個別壟斷企業所享有。《意見》的提出更體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可以說，在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到了歷史新的起點。現在，國有企業的稅負與外資、民營企業都一樣了。利潤怎么辦呢？利潤該交的要改。規定三類：一類交10%，一類交5%，另一類暫免三年。這只能說國家作為股東用行政手段一刀切的辦法。從試行角度看總是前進了一步，但具體分配原則還是比較模糊。

三、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存在的法律問題

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的歷史發展過程說明，我國目前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制度仍在不斷探索之中，相關法律規范欠缺，配套性差，許多重要的分配關系仍未理順。

（一）國有企業利潤分配中的雙重利益關系

筆者認為，政企關系——即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如何分配企業利潤，只是國有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利潤分配中體現出來的一種利益關系。除此之外，還隱含著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財政預算管理關系。換言之，在國有企業利潤分配與上繳中同時包含著雙重利益關系：政府與國有（獨資）企業之間的政府財政預算管理關系和國有企業與出資人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這兩種利益關系，分屬于不同的法律制度，前者屬于財政預算法律制度，后者屬于公司（企業）法律制度。這進一步說明，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是公法和私法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結果。[7]如果在國有企業利潤分配與上繳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20-20 學年第學期 的實踐中未充分考慮這兩種關系同時存在和相互交織的現實，偏頗任何一種利益關系，都會引發利益各方的矛盾和沖突，導致利益關系失衡，最終影響到國有企業利潤分配與上繳制度的順利實施。

（二）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存在的法律問題

1．傳統法律文化中缺乏財政民主憲政思想

民主憲政體制下的財政體制是公共財政體制，財政預算活動的基本要求是體察民情、反映民意，即兼顧各方利益，合理分權使其能夠相互制衡。但憲政思想與理念在中國缺乏傳統，既缺乏法律制度的傳統，也缺乏法律文化的傳統，從根源上講，民主憲政思想產生于西方國家，我國本土的傳統是大一統的高度集權。因此，民主憲政在我國是舶來品，其傳播以及制度的構建都始于對西方民主憲政的模仿，其移植過程必然是與本土思想、理念、制度、文化之間的沖突與磨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制度的形成最為容易，而將思想、理念和文化融入其中，達到融會貫通則非易事，這也是時至今日在我國仍未形成真正的民主憲政體制、未真正建立起公共財政預算體制的根本原因。

2．立法者未區分不同性質的法律關系

直接針對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頒布的法律法規主要有《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 本經營預算的意見》和《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在這兩個法規中首先對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作出了規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納入國家財政算范疇；財政部是預算主體，國資委是預算單位，財政部編制預算草案，國資委編制預算建議草案；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財政部門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制（修）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各項管理制度、預算編制辦法和預算收支科目；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草案；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支月報，報告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情況；匯總編報國有資本經營決算；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辦法；收取企業國有資本收益。[8]財政部負責審核和匯總編制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決算草案；國資委作為預算單位的主要職責是：負責研究制訂本單位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的政策措施，參與制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有關管理制度；提出本單位年度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建議草案；組織和監督本單位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執行；編報本單位年度國有資本經營決算草案；負責組織所監管（或所屬）企業上交國有資本收益。其次對一些具體問題作出了規定：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企業的范圍；收益與支出的范圍；收益上繳的具體時間和程序等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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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以及各界最為關注的分配比例問題。

在這些規定中，最大的缺憾是職責劃分不清，雖然列舉了財政部和國資委擁有的一些職權，但是具體到預算的各個環節時，財政部與國資委如何分權未予明晰，以至于出現了僵化硬性的“一刀切”比例，這顯然沒有顧及到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直接針對的是企業及其利潤這一不同于公共財政預算的特殊性，具體到國有企業利潤的分配與上繳，如何收繳、如何催繳、怎樣復核等關鍵性問題上未合理和恰當地配置財政部與國資委之間的職權，必然導致該制度實施步入正軌之后兩部門行權梗阻。既然權力分配不明，自然也就無所謂義務的承擔，因此，法律法規中因缺失責任制度而產生重大的立法漏洞。

3．滯后的財政體制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不相容

滯后的財政體制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不相容的根本原因是舊體制與新制度之間的沖突和不適應，是管理者以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財政管理方式管理市場經濟體制之下的新型財政關系和政企關系，是典型的“用舊瓶裝新酒”，是財政部門用以前的老辦法解決新形勢下在三方利益主體間生成的雙重利益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兩種法律關系。

4．現行法律法規效力級別太低以及監督體制落后

現行法律法規多屬于行政部門的部門規章，具體的制定部門基于部門本位的需要，所制定的規章的出發點和側重面多從本部門的實際利益和需要出發，或者維護既得利益，或者爭取更多利益，但對于如何切實履行義務只字未提，更不會自行設定責任追究機制，為自己套上責任的緊箍咒。各個部門法規的制定者不會站在全局的高度統籌規劃，出臺的法律規范或多或少能夠顯現出些許條條分割的印記，加之這些法律規范效力級別都不高，相互之間不適用上位階法律效力優位于下位階法律的基本規則，因此在銜接上就會產生問題，或者規定相互之間沖突，或者出現真空，缺乏一個具有統領地位的高位階法律規范從整體上作出一體規定。此外，由于行政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從事行政管理活動，其強項是對社會公共事務實施管理，并不是制定法律規范，因此，其立法技術不專業或不嫻熟。這樣，在主觀上的不情愿、客觀上的無能力共同作用之下，制定出臺的法律規范粗糙簡陋在所難免。

《中央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建議草案編報辦法（試行）》是由國資委頒布的，《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報試行辦法》和《關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支會計核算的通知》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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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財政部頒布的，《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是由財政部和國資委聯合頒布的，這些都屬于部門行政規章，《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是國務院頒布的，該《試行意見》上升到了行政法規的高度。這些行政法規規章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做了詳細分析，在此不贅述，只是筆者想強調的一點是被寄予厚望的《企業國有資產法》，在涉及到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內容時也僅有寥寥5 條，對于一些重大的法律關系和利益關系仍未予以明確，上述行政法律和部門規章中存在的問題依舊未得到解決，今后在實踐中有可能引發混亂的根源依然存在。[9]

問責制在我國的實施（特別是全面實施）可能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有三個問題困擾著政府信息公開的實施。一是缺乏領導，二是對處理公開申請的人的支持不夠，三是沒有意識到國資委和財政部信息公開的實施并非一次性事件，事實上，它是一個過程，需要長時間的投入。”所以，國資委和財政部的信息缺乏有效的監督。

四、完善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法律對策

從法律制度構建的角度來看，我國現行預算法律制度在整體上缺乏法律責任制度，導致相關法律規范體系殘缺，同時也使得缺乏責任制度做保障的法律規范的權威性和效力性降低。這一問題已經影響到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制度及其實施效果。因此，必須深入研究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的內在規律，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并使之法律化、規范化。

（一）嚴格區分并準確適用利潤分配的法律關系與法律責任

法律為監管提供依據，監管對法律關系和法律結構產生影響，并且法律在為監管提供秩序保障過程中本身發生著變革。在國有企業向國家分配和上繳利潤過程中，法律制度的提供和完善是一方面，但有效的監管也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企業分配和上繳利潤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控制機制而被納入政府財政預算體系之中，財政部是政府預算的唯一主體，因此，財政部就成為最適格的監管者。財政部作為一種組織機構，其監管權最終由其工作人員來行使，財政部監管失當，實際是其工作人員的失職或瀆職行為所致。因此，對財政部的失職行為追究行政責任的結果是對直接責任人員或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行政官員追究行政責任。[10]至于國資委，其本身并不是企業利潤分配與上繳法律關系中的主體，但是由于其是出資人，對所監管企業信息的了解遠比財政部要充分，因此在利潤上繳過程中財政部離不開國資委的協助和配合，在利潤確定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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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需要國資委來行使職權，這些權力（利）可以說是因協助財政部而產生的，也可以理解為是財政部對其進行了授權，不管怎樣理解，國資委行使的這些職權具有監管的功能，可以產生監管的效果。雖然這種監管權的權源迥異于財政部，但既然擁有了這些職權，當其不當行使之時就要為此承擔責任。

對財政部苛以嚴厲的刑事責任的依據是由于政府管制被俘獲而誘發了政府監管的積極性。政府管制俘虜理論雖然受到眾多挑戰，但其不可抹殺的貢獻是：它為政府科學地制定與實施管制政策敲響了警鐘。

如果再回歸到監管與法律互動的關系中來，只能表明此時法律的控制需要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在避免監管產生的副作用或者將副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在這種條件下構建的責任制度比信息不對稱狀態下要復雜得多：法律責任制裁的目標不僅有尋租者，還有“被俘虜者”，即既有針對企業的法律責任設計，也有針對政府行權不當的法律責任構建。在國有企業向國家分配和上繳利潤的過程中，上繳利潤的多少與企業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企業尋租也是預料之中的，而代表國家收取利潤的是財政部，而收取的利潤不會直接轉化為其部門利益，此時便存在代理成本的空間，加之財政部自身的部門利益或自利動機使然，財政部“被俘虜”的可能性同樣存在。[11]對于國資委而言，其被俘獲的情況相對于財政部要復雜得多，一方面因其最了解企業信息，能夠較為有效地堵住企業上繳利潤的漏洞，在監督企業利潤上繳中最有發言權，加之為協助財政部順利推進企業利潤的上繳，國資委在利潤分配與上繳中會擁有一定的職權，尤其是在確定上繳利潤的階段具有決定權，因而國資委本身即是企業俘獲的對象；[12]另一方面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由于其效用函數與企業的效用函數具有趨同性，因此國資委有可能主動要求“被俘獲”，與企業結成同盟，瞞報利潤或擴大免交額，以及濫用減免緩審批權，共同對抗財政部。

鑒于此，在利潤申報過程中，企業有設租的動機，國資委和財政部都有尋租的可能；一種情況是企業單獨針對財政部的設租——尋租行為，另一種情況是企業針對財政部和國資委同時設租——尋租。在設租——尋租行為中財政部或國資委的直接責任人員或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官員，則要依照刑法的規定受到刑事處罰，同時可并處罰金和沒收財產。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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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構建科學合理的利潤分配制度

1．建立科學合理的利潤預測機制

通過利潤預測機制所要達到的最高目標是利潤的預測、計算及其分配與上繳全過程的公開、透明，以實現利潤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必須建立強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披露的環節涉及編制、審批、執行、決算、監督的所有方面預測模型的選取及其確定程序；相關數據的來源渠道及其依據；預測的結論；企業的實際利潤；結果與預測之間的誤差是否在合理范圍之內，如果屬于重大誤差，產生的原因是什么；預定的補救方案；審核的部門及其人員；審核部門人員的組成情況及其理由；公開披露的時效性、范圍以及公眾參與的難度；提出異議的程序以及對異議答復的公布；國家權威機構就公開的信息作出評論，包括對信息的錯誤解釋和濫用；還有后續的利潤上繳的最終數額，是否有減免及其數額、理由等諸多方面。[13]將上述方面的內容以程序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使其制度化、法治化，保證預測過程的公開化和透明度。

2．建立“免繳額”及“減免緩”制度

在確定利潤分配比例時一定要避免行政管理與產權管理相互滲透，既要使政府作為出資人的利益得以保證，又要盡可能防止政府借利潤分配之機對國有企業重新進行干預，通過控制經濟利益干涉企業自主權。所以，需要借助一種技術性的手段在企業與政府之間構筑起一條隔離帶，使雙方的權力（利）都不能逾越該界限，以平衡和協調企業自主權與國家投資分紅權利之間的沖突，免交額是政府不得干預企業經濟利益的底線，將政府干預的“度”用法律規范明確規定下來。但是免交額的確定也需要相關職能部門會同經濟研究的理論和實務部門共同決定，根據行業發展的基本態勢、行業發展的平均成本，行業發展未來前景預期以及再投入的力度，國家產業政策的影響和結構調整等測算出行業發展最基本的需求，依此確定行業的平均免交額，然后根據企業的規模和效率、盈利能力等具體測算出每個企業的免交額。[14]這項工作的性質與預測壟斷利潤基本是相同的。

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遇到特殊情況，導致利潤無法足額、及時上繳時，應該允許其提出“減免緩”申請。但所謂“特殊情況”必須是法律明確規定的，不是當事人自己設定的。第一，對現金流的需求。國有企業由于治理結構的先天缺陷，導致利潤分配機制缺失，通過財政預算機制予以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這一矛盾。第二，如果企業因承擔了重大社會責任或遭遇不可抗力，特別是市場固有的商業風險導致企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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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利潤異常波動的，企業可以提出“減免緩”申請。第三，如果企業有更好的投資機會，在考慮風險的情況下，將應該上繳給國家的利潤留在企業可以帶來更大的投資回報等，也可以申請“減免緩”，但企業要能夠提供翔實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和延期上繳利潤的預期計劃書，并附帶責任保證承諾書。第四，對于企業“減免緩”申請是否予以批準，要有程序上的保障機制。

3.適當提高分配比例

在為企業設計了免交額制度之后，企業自我發展生存的空間得到保證，剩下的任務就是如何合理地保護國家的利益，即劃分具體比例的定位問題。該比例是在企業的利潤超過免交額之后就超出部分在國家和企業之間所作分配的基本標準。在這一環節，利益的重心應該傾向于國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能干預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不能以行政手段強行推行產業政策，只能通過影響企業的成本和其他要素供給條件，以法律手段促使資金從應該壓縮的產業向需要大力發展的產業流動。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比例的確定必然要受到國家產業政策的影響，但產業政策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隨時作出調整和變動，而利潤分配比例是用法的形式固定下來的，基于法的穩定性、權威性和嚴肅性，利潤分配比例不可能經常修改。[15]因此，在設計分配比例時應該有一定的上下浮動幅度，即以固定比例加浮動比例的方式體現利潤上繳比例，以適應產業政策的靈活性：如果是屬于國家產業政策鼓勵和扶持范疇的行業或產業，上繳比例在固定比例的基礎上和浮動范圍內下浮一定比例，如果是屬于限制或禁止的行業或產業，上浮一定比例。

（三）提高法律法規級別，建立健全監督機制

《企業國有資產法》雖然屬于基本法的層面，但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并不是社會各界期待的由全國人大通過，而且在宣傳普法方面與同作為財產保護法的《物權法》相比大為遜色，廣大社會民眾對真正涉及全民個人切身利益的國有資產法知者甚少，即便是從事法學工作的各界人士真正對其了解的也并不多，同樣是財產保護法，而最后的境遇卻是冰火兩重天。所以，從立法部門到實踐部門、從專業的法律工作者到普通的社會民眾，應該對于國有資產法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也是提高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立法水平和立法質量的關鍵所在。

此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一項新興制度，因為涉及社會公眾的利益，因此備受各方廣泛關注，對于利潤的收繳和支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社會保障預算的銜接等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

20-20 學年第學期

問題一直是敏感話題，社會各界要求增加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透明度的預期也很強烈，這種社會氛圍非常有利于加強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領域的監督制度的建立。增加對政府的監督——特別是以法律法規予以規范時，為改善政府行為的公正性，預防濫用職權，對日常的腐敗現象構成威懾提供了一種更有力的工具。[16]通過更多地將政府暴露在公眾的監督之下，對那些最容易出現腐敗和濫用職權的政府流程的問責就會得到改善，并更好地避免浪費公眾的資金。

在我國，出于部門本位的考慮，政府部門對政務公開都有抵觸情緒，公務人員由于習慣性的行事風格、以及明哲保身的處事哲學更不愿意將自己的職務行為公諸于眾，因此，做到國資委和財政部信息全面公開的時機和條件尚不具備。只有當他們信息真正能夠公諸于眾時，問責制的實施才有依據和基礎。

結 語

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法律制度的構建必須在雙重利益關系主導之下進行，以克服現行法律制度的刻板僵化。國有企業利潤分配與上繳既不是單純的財政法方面的問題，也不是絕對的公司（企業）法方面的問題，針對利潤分配與上繳所構建的法律制度必須二者兼顧，切不可“劍走偏鋒”。只有這樣，才能既保證國有企業應分配給國家的利潤能夠順利上繳政府財政，又盡可能避免對企業自主利益的侵害。

本文在全面分析國有企業現行相關法律制度，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經驗基礎上，對我國國有企業利潤分配中的雙重法律關系進行了探討，并對改進我國國有企業利益分配制度提出了相應的法律對策，如建立科學合理的利潤預測機制、適當提高分配比例、建立“免繳額”和“減免緩”制度及提高法律法規層級，強化監督機制等。但是，由于筆者水平有限，仍有許多問題，如國企利潤上交比例如何確定、如何調整、違反利潤上交規定應如何承擔責任等，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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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企業法務工作初探123

企業法務工作初探

應貴司要求，結合本人的工作經驗簡單地談談我對法務工作的幾點認識。

一、法律服務的價值

企業需要法務和外聘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唯一的理由就是——法律服務可以有效地控制日益增加的法律風險，具體來說，法律服務有以下四個方面的作用：

1、法律服務為公司創造價值

一般的看法是法律服務只是救濟手段，只有防范作用，其實法律服務還可以為公司創造價值，如

資金籌措。如企業股票上市、定向募集、債券發行、銀行借貸等。

增加資產。無形的如專利、商標、著作權等知識產權的登記，有形的如知識產權（以商標和技術為主）轉讓、許可，經濟賠償等。

保護資產。知識產權保護、所有權的確認等。

戰略目標實現。投資建廠、技術聯盟、項目合作業務重組等。

2、減少公司的法律風險

這是最為常見的價值，如

減少企業的商業風險。如，購銷合同、勞動保護、環境要求、執法監管等。

避免民事、行政和刑事處罰。如民事上的經濟賠償、補償，行政上的罰款、禁令，刑事上的判刑和罰金等。

缺點。目前國內企業對于就業歧視、性騷擾、非法雇傭、環境污染賠償、產品賠償責任、知識產權保護等的注意力度還顯得不足。

3、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規范企業管理是每個CEO不懈的追求，法律服務無疑會有助于此，如

改進企業內部和外部管理。如，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和規范、企業印鑒管理、簽字和批準權管理、企業文化建設等——這對于一個快速發展的公司尤為重要。

加強社會責任感，如商業道德標準建立、宣傳的合法性、提高產品質量等，避免成為抗議、抵制、負面報道、訴訟等不利行為的目標，增強社會美譽度——這對于食品行業非常重要。

4、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

利潤最大化是企業不懈的追求，法律服務除了以上的作用提高公司的經濟效益，還可以

保護公司的未來收益，主要是控制控制未來可能造成經濟損失的法律風險。

使股東獲得最大價值，進行正確的投資、適當的企業管理、獲得良好的社會責任感和美譽度，獲得不俗的盈余分配都是投資者所感興趣的。

二、企業法律服務的內容

根據我的經驗，一個生產企業的法務工作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訴訟。雖然我們不喜歡訴訟，但市場經濟下，有交易就會有糾紛甚至惡化成訴訟。一旦發生訴訟，我認為最為關鍵的是通過知情當事人了解事情真實情況、搜集證據，這是基礎。當然還需要熟悉相關法律規定，需知正常情況下，打官司其實就是看誰的法律依據更適用于客觀事實。再輔以一定的訴訟技巧和社會關系，定能取得好的效果。這三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由于律師對于企業的不夠了解加上諸如時間等原因，律師為在顧問單位搜集證據的效果一般都不好。再如法律知識，很多老律師對于新法律、新技術、新知識的認知速度相對較慢。

2、勞動爭議。勞動不僅是社會存在的前提也是企業存在發展的前提。勞動形成勞動關系和與勞動有密切聯系的其他關系，如與勞動部門、社會保險、工會、執法監督檢查部門的關系及勞動爭議關系等——勞動爭議尤為重要。我認為在不違反勞動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為維護企業利益，可進行一些適當的法律規避，如在勞動合同中進行對企業有利的約定，注意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的區別。

3、合同審查。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的民事行為特別是交易活動大多通過合同來進行的，為避免糾紛可通過合同審查加以規范。在合同審查中要求首先有業務員和部門負責人簽字，然后是法律審查，然后是財務負責人簽字，再按照權限由分管領導簽字確認，最后再由審計人員簽字。當然對于權限劃分、審查程序、審查內容等可以根據情況加以確定。

4、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主要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鄰接權、商業秘密權（含技術秘密）等。作為一個在全國有影響力，發展特別快的食品企業，需要特別注意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商標權中，不僅要關注商標設計、注冊、續展等常規事務，更需要關注商標監控、商標異議、商標撤消等，對于那些假冒、搭便車等侵權者甚至提起訴訟。這里有很多技巧，比如可以以反不正當競爭和侵犯著作權保護商標等。再比如說商業秘密，可以在勞動合同中對涉密人員進行不得在多少年內進行同業行為的約定外，更為重要的是對于那些有侵權行為者進行追究。

5、法律培訓。意識是行動的先導，行為決定成功于否。正確的意識需要知識和經驗不斷的塑造。對于一個現代企業，法律培訓是比不可少的。對高層，至少需要灌輸公司治理、民法

基本原理、合同法基礎知識等；業務員則需要掌握合同及相關知識；對于企管人員需要強調公司法、經濟法、勞動法上的一些知識，等等

6、法律事項咨詢。除了日常合同審查、經濟訴訟和勞動爭議等外，企業還有諸多法律事務，如企業規章制度、合同履行爭議、商務談判、政府事務等，法務人員不一定都要參加，但卻需全部介入，從法律上把關。

三、建立法務體系的幾個階段

建立法務體系首先需要配置合適的人員，法務人員需要有專業知識、社會經驗、良好的社會關系和良好的職業道德等。我認為一個好的法務人員建立法務體系的步驟應該是：

一月 了解單位的基本情況，包括公司歷史（成長史、以往的失敗案例和成功經驗），公司目前的經營狀況，管理架構，部門結構，業務流程等。

二月三月 著重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經深入了解公司情況，提出改進公司內部管理、控制的建議；對歷史遺留問題加以梳理，重點解決突出的法律問題；保證公司的運營暢通。四月五月 規范各類合同文本。收集公司各類合同文本（包括購銷合同，加工承攬合同，進出口買賣合同等，當然還有勞動合同）。針對收集到的合同文本，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從法律的專業角度進行分析研究，規范合同的各項要件，對原合同中欠缺之處加以修改和審定；協助職能部門制定標準的合同文本。

六月 半年總結。對半年實際運營中所發現的問題加以分析、研究，并與有關部門及人員進行深入探討，總結過去，展望未來，對法務服務模式和實施方案作相應的調整。

七月 勞資法律培訓。針對公司的勞資問題，結合公司的實際勞資糾紛，聯系安排資深勞動法專業律師，深入剖析相關法律，傳教公司相關人員簽訂勞動合同的有關技巧。

八月 九月 協助完善規章制度。通過對公司總體架構運行情況的熟悉，找出其中的弊端，尋求完善的方案，充分調動公司各單元的活力；補充完善公司的規章制度，制定切實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尋求公司效益最大化。

十月 一線人員法律培訓。對公司人員進行法律培訓，針對公司不同的情況委制定相應的施教方案，提高公司員工的法律素養和意識。

十一月 稅務建議。針對公司在稅收交納、代扣代繳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外聘律師一起為公司講解、透析如何合法納稅、取得稅收優惠，實現合法節稅等問題。

十二月 年終總結 綜合評價。回顧整的服務情況，要求公司各部門對法律服務質量和工作方法做出綜合評價；同時就單位的法務工作現狀提出專業的整體評估，制訂下的工作計劃。

以上只是一個大致的步驟，具體操作應因地制宜。

四、幾個應該關注的問題

1、企業法務和外聘律師的分工

企業法務和外聘律師都是為企業提供法律服務，各有千秋；但我認為在同等數量、質量和時間的前提下，企業法務在成本管理、風險承擔和對機構了解程度上要遠好于外聘律師，在資產保護（包括經營許可、信譽維護、品牌、專利等）、商業頭腦、與交易相關的專門法律知識等方面也比外聘律師強，在法律專業性、執業范圍、規模實力上比外聘律師差，因此，我認為企業法務應優先從事成本管理、案件管理等從外部無法獲取的服務，從事關鍵性業務，尖端產品的業務，影響大和戰略意義重大的業務及一些重復性的日常工作。

2、企業法務的職能和結構設計

從宏觀上看，企業法務的職能主要是協助CEO控制公司法律風險和拓展公司業務；從微觀上看，企業法務應該制訂和實施公司法律風險管理戰略，如提出公司面臨哪些法律風險，一旦發生問題如何處理，公司如何監控其法律風險管理工作的效果；協調公司經營戰略與法律風險管理戰略，如協調法律和業務的沖突、協調和律師的分工等；規范公司制度，如起草公司章程、審批權限制度等。

在建筑房屋時，功能決定形式，在建立法務體系時，職能決定結構。個人認為在建立法務體系時應注意法務的責任制度、法務規范、法務是集中管理還是分散管理及法務與外聘律師的協調等內容。

3、中國企業法務的不足和挑戰。

對于新型法律問題認知不足。目前國內企業對就業歧視、性騷擾、非法雇傭、反不正當競爭、環境污染賠償、產品賠償責任、知識產權保護，甚至房地產業務等的注意力度和能力都顯得不足。

法務人員素質和待遇跟不上。普遍來看，法律高學歷者從事法務工作的人員極少，且由于待遇、發展等問題，優秀的年輕者稍加磨練后大多會另謀高就。

法務理論和實踐經驗都不夠。由于我國法務工作起步遲，理論和實踐都不成熟，公司律師、企業法律顧問、外聘律師又各自為政，之間缺少合作和交流；企業法務和業務部門之間也缺少必要的合作。

CEO重視程度不夠。由于中國法治進程的漸進性，法務工作的價值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迫切需要CEO給于高度的關注，如引導介入起草公司章程、起草公司行為規范和審批授權制度、起草訴訟/危機管理制度等等。

4、CEO應該關注的幾個問題

作為一個有抱負的CEO，還應該關注以下問題：

大型/外國公司的法律服務是如何開展的？他們投入的經費占其總收入的比例是多少？企業法務應該向誰負責/匯報工作，如何匯報？

企業法務與其他部門之間發生爭議如何協調？

你的公司需要多少法務？需要多少律師？怎樣協調律師和法務之間的關系？

法務工作是否應該有計劃？如何評估法務工作？

以上是我對法務工作的幾點初步的膚淺看法，鑒于本人水平和時間有限、對貴司認知不夠，文不足之處敬請諒解。

金亞太律師 范圣兵

第三篇：施工企業法務管理制度

法務管理制度

一、總 則

為加強公司的管理工作，確立依法管理的基本制度，明確公司各部門的職責，提高公司的運行質量，保障公司的資產安全，以防范經營風險為出發點，遵循“全員參與、分工負責、過程控制、積極治理”的原則，制定本規定。

二、機構設置及職責劃分

公司法務處是主管公司法務的職能部門，統一管理公司的法律事務及清欠工作，其工作直接向公司總經理及分管副總負責。

公司法務處的職責：

1、為公司的重大經營決策提供法律意見；

2、起草公司依法管理方面的規章制度；

3、負責各類合同文本在法律方面的審查；

4、承辦各項法律事務；

5、對各處室及項目部的法務清欠工作進行指導、督促、檢查；

6、組織公司的法律培訓。

7、負責本單位日常的法律清欠事務。

三、法務管理

1、對于需采取訴訟、仲裁等法律手段解決的經濟事項，由公司法務處統一管理。凡需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的糾紛，必須報集團公司批準后執行。

2、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專業工程分包合同、勞務作業分包合同、設備物資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的簽訂，嚴格執行集團公司《合同管理規定》和《合同評審程序》，規避合同風險。工程項目在施工過程中需要簽訂的補充協議，必須按照集團公司《合同評審程序》進行評審。

3、各項目部應加強合同管理，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履行過程中，項目經理為合同履約第一責任人，負責組織實施本工程全面工作，認真履行合同約定內容，加強施工過程管理與控制。在施工過程中，根據合同約定和項目部實際情況，項目部應隨工程進度不斷識別各種履約風險，制定相應的應對策略和應對措施，并根據項目進度及時進行修正和調整，以達到消除、減少或轉移風險的目的。

4、項目風險管理是全面風險管理的重點，公司對項目部進行合同交底時，要詳細闡述潛在的合同風險事項。在工程施工階段，項目部應根據工程的實際情況注意防范在施工工期、工程質量、工程成本、工程價款結算、施工技術（新產品、新材料、新工藝的專利技術）、協作協調、安全防范、自然災害、環境保護、安全防護、企業信譽以及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經濟調控等方面的風險。

5、對發包人未按照合同約定提供原材料、設備、場地、資金、技術資料等的工程，各項目部要及時辦理簽證和工期順延手續；要加強索賠和反索賠管理，根據合同約定和工程項目的實際情況，及時收集索賠的證據，按照合同約定的期限向發包人提出索賠意向和索賠報告。

6、各項目部必須按照合同要求及時向發包人提交已完工程量報表、已完工程結算書，作為催要進度款和竣工后工程結算定案的依據。

7、因發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緩建的，項目部應及時和發包人辦理書面停工、窩工、機械設備調遷、倒運、材料和構件積壓等的索賠簽證手續。

8、對停建、緩建工程，在發包人有條件復工時應當復工，但復工前必須和發包人簽訂補充協議，在解決好停工損失的同時明確約定順延工期等事項。對復工無望的停建、緩建工程，如發包人拖欠工程款且沒有還款能力的，應在合同約定的竣工時間屆滿后六個月以內，與發包人協議將工程折價，不能達成折價協議的，也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將該工程依法拍賣。建設工程的價款就該工程折價或者拍賣的價款優先受償。

9、在工程具備竣工條件后，應及時向發包人報送《工程竣工驗收報告》，辦理《建筑（安裝）工程結算遞交表》，將工程結算書和技術資料等一起移交發包人，并保存好發包人的簽收回執手續，作為確定工程結算時間的依據。各項目部對工程的施工過程管理、竣工驗收、工程移交、技術資料移交、決算定案等工作負有組織、督促、管理的責任。

10、對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開工竣工報告、工程（預）結算書、付款證明、對帳單、工程變更及簽證、函告、收發簽收登記薄等原始資料，各項目部應整理、存檔。

11、印章使用，必須嚴格執行《三分公司關于印章使用管理的規定》。

第四篇：企業法務工作新模式

探索企業法務工作新模式

按：為促進企業依法經營，加強企業的法律風險防范，經發投集團公司進行了大量的嘗試和探索：準確定位法律顧問機構在企業中的角色，明確法律顧問機構的服務內容，綜合發揮企業內部法律專業人員與與外聘法律顧問機構的互為補充、相互促進的作用，深入發掘法律顧問的價值創造功能。現將經發投集團公司作法編印出來，希望各出資企業從中得到啟示。

? 探索企業法務工作新模式

? 2006年以來，武漢經濟發展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發投集團”）在企業風險防范工作中引入“外腦”，聘請湖北瑞通天元律師事務所作為法律顧問，通過外包的方式，讓法律專業人員提前介入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的各個環節，從源頭上控制法律風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現將有關情況總結如下：

?

一、準確定位法律顧問機構在企業中的角色

? 2004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實施了《國有企業法律顧問管理辦法》（國務院國資委［2004］第6號令），要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企業應當建立防范風險的法律機制，建立健全企業法律顧問制度。

經發投集團聘請的法律顧問，不同于國務院國資委上述管理辦法所指的“企業法律顧問”，屬于《律師法》第26條特指的律師作為企業外部人員擔任企業法律顧問的情形。

從經發投集團聘請法律顧問開展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法律顧問作為出資企業外聘的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在企業經營管理中主要擔當以下角色：

（一）公司合法權益的捍衛者。這是法律顧問最基本的職責。法律顧問在參與集團公司重大法律事務、處理集團公司及下屬企業與他人的經濟糾紛時，首要任務是最大限度地防范集團公司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保護集團公司的合法權益。當集團公司面對法律風險和管理風險時，法律顧問要進行風險評估，提出解決風險的對策，采取必要和可行的法律措施，以防范企業風險、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特別是法律顧問全面負責合同的起草、審查、談判等事項，可以確保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并充分體現和保障集團公司的利益。

（二）公司法人治理的維護者。第一，相對于二級公司來說，集團公司是出資人，法律顧問應成為出資人的法律監護者，從法律上保護出資人的利益；第二，法律顧問應成為集團公司決策執行的監督者，防止發生企業重大決策在執行中走樣的問題；第三，法律顧問應成為企業管理的風險監控員，通過具體的法律事務，為企業管理者提供法律幫助和支持，解決企業運行過程中的法律問題。

（三）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層的參謀者。法律顧問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向董事會和管理層提供法律意見，為集團公司的重大決策當好參謀。現代企業競爭是全方位、多層次和國際化的，企業決策的任何疏忽都可能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特別是決策中的法律風險，是每一個決策者都必須關注的。經發投集團對所有擬投資的重大項目和擬進行的重大資產處置項目決策，都請法律顧問全過程參與，請法律顧問分析每個環節可能存在的風險點，? 提出相應的風險控制措施。由于法律顧問具有超然獨立的地位，可以在日常決策和業務處理中幫助集團公司協調業績和風險之間的矛盾，使集團公司在實現業績最大化的同時，將風險控制在可以接受的限度，從源頭上預防風險。

（四）公司執行法律法規和制度的監督者。保證集團公司嚴格依法依規經營，是法律顧問的又一重要職責。法律顧問通過直接參與集團公司決策過程，審查集團公司各項內部管理制度與上位法律法規和制度的一致性，確保了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在集團公司得到切實有效執行。

（五）公司內部糾紛的仲裁者。在現代企業中，職工與職工之間、職工與企業之間難免發生爭議和糾紛，這時法律顧問就成了依法依規處理爭議、糾紛的仲裁者。《勞動合同法》出臺后，集團公司法律顧問及時對用工制度進行了檢查，提出了完善勞動合同管理制度的建議，審查修改了《勞動合同》格式文本，有效防止了勞動糾紛的產生。

（六）公司員工學法普法的培訓者。法律顧問在推動企業開展普法教育宣傳活動、實施依法治企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集團公司在《常年法律顧問服務合同》中專門明確了法律顧問開展員工法律培訓服務的要求；另一方面，法律顧問在參與日常經營管理涉及的法律事務時，結合集團公司不同部門、不同崗位、不同人員的需要，運用在實際工作中出現的具體案例，使每一個員工在工作中得到學習、培訓和鍛煉，真正發揮了“法律進企業”的作用。?

二、明確界定法律顧問的服務內容

?

根據《律師法》的規定和與律師事務所簽訂的《常年法律顧問服務合同》，法律顧問的主要服務內容包括四個方面：

一是法律參謀服務。一般又將這個方面的內容細化為兩大類。一類是法律咨詢業務，具體包括：解答法律咨詢、依法提供建議；對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方面重大決策的可行性、風險預測及對策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意見；就企業深化企業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生產經營管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等問題提供法律意見；提供與企業經營業務相關的法律信息。另一類是草擬和審查法律文書。具體包括：出具律師意見書、律師函；協助草擬、制訂、審查或者修改合同等法律文書。

二是法律保障服務。主要是代理參加訴訟、調解或者仲裁活動，辦理聘請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務。在《常年法律顧問服務合同》中，這個方面的內容具體包括：參與磋商、談判，進行法律分析、論證；簽署、送達或者接受法律文件；代理各類訴訟、仲裁、行政復議案件；代理企業涉及經濟、民事、知識產權、勞動、行政、刑事等必須進入訴訟或者仲裁法律程序的專項事務；代理企業涉及長期投資、融資、企業改制、重組、購并、破產、股票發行、上市等專項事務。

三是法律培訓服務。主要是在《常年法律顧問服務合同》中明確法律顧問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培訓方面的內容，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由法律顧問單位委派律師所作的法務講座。

四是法律監督服務。主要是對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方面的重大決策和日常工作的合法性提出意見，保證企業依法依規運作。?

三、綜合發揮“內腦”和“外腦”的整體效益 企業外聘律師事務所作為法律顧問，并不意味著企業就可以不培養自己的法律服務隊伍。事實上，律師事務所永遠也無法替代企業內部法律專業人才的作用。究其原因：

一是“內腦”和“外腦”對公司了解的深度不同。律師事務所作為外部機構，其委派的律師作為外部人員，他們對公司戰略發展需要和內部運作要求的了解程度很難達到企業內部法律專業人員的深度，很難做到像公司內部人員那樣對公司業務了解得那么透徹。

二是“內腦”和“外腦”的利益取向和目標不同。企業內部法律專業人員作為企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企業一般具有很深的感情，二者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而外聘法律顧問及其人員的發展并不完全與委托單位休戚相關，所以在提供服務時很難做到跟公司內部法律專業人員那樣盡心盡力，也很難像企業內部法律專業人員那樣時刻關注企業面臨的風險。

三是“內腦”和“外腦”的專業知識側重點不同。外聘律師事務所一般只是從法律法規層面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作出一般的分析。而出資企業本身的管理有其特殊性，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的制度規定已經形成一個龐大、復雜而又完整的體系。受成本、時間因素所限，很難有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在通曉某一方面的法律法規的同時，又能通曉國有資產日常監管的各項規定。在這個方面，企業內部法律專業人員具有更多優勢。

四是“內腦”和“外腦”看待風險的角度不同。外聘律師事務所側重于從法律法規和制度層面分析企業經營管理活動存在的風險，風險分析容易表面化、一般化。而企業內部法律專業人員平時就介入了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環節，不會停留在就“風險”論“風險”、就“效益”談“效益”的水平，他們更懂得將企業的長遠發展與眼前利益結合起來、將政府對企業的要求和企業自身利益訴求結合起來，辯證地、完整地分析風險，控制風險。

上述原因也正是國務院國資委在《律師法》規定了律師的法律顧問服務之后，又專門提出建立企業（內部）法律顧問制度的主要原因。

在企業日常經營管理中，如何采取“內外結合”的方法，充分發揮“內腦補充外腦”的作用，是廣大出資企業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建議還是以“內腦”為主：出資企業必須注重培養自己的法律專業人員，擁有自己精干、專業的法務工作隊伍。在此基礎上，再充分利用外部專業力量，妥善解決好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內腦”和“外腦”兩者不可或缺，不可偏廢，互為補充，相互促進，共同構筑企業風險防范的“銅墻鐵壁”。?

四、深入發掘法律顧問的價值創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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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的價值創造功能主要體現在防風險于未然、為企業謀利益上。法律顧問服務作為一種專業服務在市場中產生，標志著企業的法律事務工作的重點正逐步從過去的事后法律救濟轉移到事前風險控制。這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演變和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2006年以來，經發投集團法規審計部會同法律顧問累計起草合同、協議32份，審查合同、協議246份，出具書面法律意見176份，為集團公司的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為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價值。

面對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在當前特定的階段，法律顧問更應該根據? 企業運作的整體狀況，著眼于大局而不是個案，著眼于戰略謀劃而不是日常瑣碎事務，進一步發掘法律服務的價值。建議當前的法律顧問工作重點圍繞三個方面展開：

一是高度關注企業資金鏈情況。當前，大多數出資企業的現金流比較緊張。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必須加大企業債權清收力度。法律顧問在處理債權債務糾紛時，應盡量以調解為主，規避訴訟時耗，幫助企業盡快收回資金。目前，經發投集團的法律顧問正積極參與下屬交投公司與中意公司、利荷華公司的委托貸款糾紛處置等工作。第二，法律顧問可以幫助企業開拓新的融資渠道，并在企業融資過程中做好法律設計。目前，經發投集團的法律顧問正在參與經發投集團發行企業債的工作。律師的工作目標應該是促成企業債發行，并且在促成的前提下盡量降低企業融資的法律風險。第三，法律顧問對投資金額巨大的新項目應加強法律風險分析，特別注意新項目能否形成可靠現金流的風險分析和控制。

二是高度關注企業資產負債狀況。目前，很多出資企業面臨著資產負債率不斷上升的現實情況，法律顧問可以積極參與完善政府投融資平臺的方案設計，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補充企業流動性的措施和建議。根據《破產法》的規定，只要處于不能償還到期債務的破產狀態或破產邊緣狀態，都可以盡早申請破產保護；否則，一旦引發訴訟和出現財產、帳戶被查封的情況，企業就難以迅速恢復正常經營。法律顧問在這個方面應多做宣傳和風險提示工作。

三是高度關注企業的用工狀況。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盡管出資企業沒有出現大規模裁員問題，但企業經濟結構調整已箭在弦上，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勞動用工方面的糾紛。而《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對企業辭退員工的限制條件越來越嚴格。法律顧問應當深入研究勞動法律法規，結合企業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必要時對擬辭退的員工逐一加以分析，確定是否符合企業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這樣，既可以切實防范法律風險，也可以為企業經營管理者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使其能將主要精力和時間用到應對金融危機、引導企業發展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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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企業法務函20171208111

法 務 函

棗莊市裝備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5日貴司作為供方與我司簽訂了《工業品買賣合同》（以下簡稱為合同）合同編號為：DZ-SJ-201712083，貴司為我方制作操作柜及柜體，合同金額為30.980元。

合同簽訂生效后，我方計劃計劃付款但貴司于2017年12月5日下午17:48致函暫不履行！截止至今貴司仍未回復履行合同，此系違約行為。我方現正式函告如下：

請貴司在收到本函之日起三日內，向我司回復即刻履行合同，否則我方將解除合同并采取法律途徑追究貴公司違約責任，屆時貴公司不但應向我司支付違約金，而且還將承擔我司維權所支出的包括但不限于訴訟費、律師費。

請貴司盡快在上述期限內履行合同義務，以免給貴司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至此

法函

遠通紙業有限公司

201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