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變革中國讀后感

變革中國讀后感

科斯與王寧所著的變革中國一書，淺顯宏觀地闡述了三十余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路。

中國經濟到底是怎么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的？在這本書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經濟發展有兩個推動力量，其一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改革開放，其二是邊緣力量。即使連鄧公也承認，鄉鎮企業的發展，我們沒想到。

中國農村的經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悄悄變革。早在小崗村實現聯產承包之前的幾年，全國各地均已經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只不過，小崗村最出名罷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就等于承認人民公社的失敗，承認集體主義的失敗。只要我們承認人性是自私的，我們就不得不看到，產權明晰才是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而隨后在八十年代涌

現出的鄉鎮企業，則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議，讓這些鄉鎮企業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假裝自己是集體企業，以獲得政治上的認可。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后續問題，導致一批事實上的出資者在爭議中血本無歸，甚至鋃鐺入獄。

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則要復雜得多。國企改革造成了兩極分化：一批國企，利用壟斷地位開始牟取暴利，形成后來的利益集團。比如，電信、金融、電力、煙草、名酒……這些國企沿續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傳統：專賣。早在接近兩千年前，漢代著名經濟學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這個觀點并付諸實施。武帝窮兵黷武，國家財政吃緊。怎么辦？桑老師指出，可以搞一搞鹽鐵專賣。于是乎，中國最早的一批壟斷型 國企就此出現了。鹽鐵關乎百姓生活，在當時都是必須品。對此課以重稅，可以達到一種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范圍之內。這是一種最不痛的

課稅方式——或者說這是間接稅而不像土地稅那樣是直接加重農民負擔的，因為直接向農民征收稅賦容易引發農民反抗危及帝國安全。桑老師這一招的陰險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場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為經濟改革丟掉了性命。桑老師的犧牲，并沒有換取后來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設計，被后人廣泛應用。比如今天，你無論到哪家電信公司辦業務，總會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為你沒有民營公司可選。加油就到兩桶油，油貴油賤定價權必不在你，你也沒有議價權，因為你沒有其他選擇——民營加油站也得從兩桶油進貨。你上哪家銀行存錢，人家也不會給你高利息——因為有銀行業協會管著吶，你不存放家里？一分錢利息沒有，還容易讓老鼠咬嘍。電價從來沒漲過是好事吧？不過你可能不知道，當年修三峽電站時，許給人民的是——每度電8分錢吶。茅臺牛吧，2000塊一瓶子，成本不過40

塊，溢價2000%！憑啥？把私人的酒鍋子國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還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實在是高。有什么樣的國民，就有什么樣的國家。有什么樣的羊群，就有什么樣的頭羊，也就有什么樣的狼群。

國企改革的另一面，則是大批職工下崗。此前，國企的探索經歷了幾個階段：放權讓利，承包經營，股份制改造……國有資產的流失非常驚人。如科斯所言，國企管理者將盜賣國有資產視為天然的權利，而普通職工對此無力阻止。建立產權清晰、權責分明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個紙上目標。事實上，太多的國企改革是以犧牲職工利益為代價完成的。工農業、城鄉間的剪刀差（農民糧食不能自主定價），是農民向市民和城市輸送利益，農民因此成為社會塔基，成為社會保障最薄弱的一環，成為社會最弱勢的群體。國企改革，下崗職工的斑斑血淚，又豈是罄南山之竹可以書寫的嗎？

沒有一次經濟改革是可以脫離政治而獨立存在的。改革開放，引進了先進和技術、人才、管理、思想。偉大的農民有樣學樣，干幾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來當老板，民營經濟就是這樣活潑潑地發展起來的。當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賴以驕傲的，是一個數字。如果剖析數字背后，我們可能就樂觀不起來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弱點昭然若揭。當19世紀的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20世紀的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超級大國時，他們不僅發明了大量新產品，還創立了新的行業。他們的經濟實力來自于創新與生產力兩方面的遙遙領先。

1851年，倫敦，水晶宮，第一次世界博覽會。英國產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質量，在幾乎所有領域都領先，無論是鋼鐵、機械還是紡織品。20世紀則見證了美國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通用汽車，通用電氣，波音，IBM，可口可樂，寶潔，以及近年

來的惠普、蘋果、英特爾、摩托羅拉和微軟，并且這個名單一直在增長。當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他們擁有索尼，富士，豐田，本田，日產，馬自達，佳能，東芝，松下，勝利和夏普這樣的知名企業。韓國經濟總量達到中國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萬人），也擁有三星，LG，現代，起亞和大宇這樣的全球知名企業。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國企業，例如聯想、華為，青島啤酒，海爾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戶曉的品牌。中國在《財富》500強中排名前十的企業分別是：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國家電網、工行、中國移動、中國人壽保險、中行、建行、中國南方電網和中國電信。這些企業，集中在能源與服務行業，受政策保護，沒有開放全球競爭。中國的生產型企業在全球具備競爭力，但大部分企業僅僅依靠低廉的生產成本打價格戰，在創新與提高質量方面，苦苦掙扎。由于創新乏力和缺

乏獨一無二的產品，許多中國企業依賴訂單化生產——從海外市場接受訂單、貼上外國商標后銷售。因此，我們的生產被稱為“沒有產品的生產”。

改革開放解放了中國企業，使他們獲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國際市場競爭。同樣在改革年代，中國的大學與自由和競爭卻漸行漸遠。中國的大學和整個教育體系依舊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在這里，中國市場化改革最嚴重的缺陷暴露無遺。只有在這里，我們才能找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2009年，錢學森臨終前提出了一個清醒異常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事實上，教育改革并沒有帶來思想的自由市場。中國的教授實行計件報酬，收入由職稱和發表論文決定，變成了“發文機器”。而將學術動機與物質利益合二為一，是扼殺科學工作者創造力與原創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無處不在的政府干預，就不難理解中國大學的平庸表現。在任何現代社會，最寶貴的財富都

是那些擁有著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直接導致了科技創新乏力，這早已成為中國制造行業致命的軟肋。

第二篇：變革中國讀后感

讀《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

中國自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的發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是什么力量推動改變，主導改變，而這樣的經濟發展又是怎么樣起步的呢，中央領導人的一系列破土改革是怎么樣引導經濟從一個封閉的、計劃的社會邁向市場化的呢？盡管知道大部分的過程是曲折，不為大部分人所知，而直到我閱讀了《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才對這30多年的驚天巨變有了些許感慨與體會。《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錮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并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展現給了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礎，參考國內外眾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改革過程中的“雙軌結構”。

所謂“雙規結構”是中國經濟成功離不開自下而上的“邊緣革命”。這一點與我們看到了歷史書本里面沒有說到的。在這本書里一共提到了4次“邊緣革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個體戶、鄉鎮企業和經濟特區。這些確定“產權”的活動，其實苗頭都出現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經偷偷摸著石頭過河了。偷偷試行的原因太多了，同時也取得許多發展，并且這些偷偷摸著石頭過河的舉動最終也得到了肯定，為改革開放貢獻了巨大的力量。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就停留于表層，因為盡管有許多的成形的活動，如果忽視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無法切實理解中國改革的真實過程。這本書中的歷史經驗考察也表明，改革并不是一個上層突然施加就能成功的活動，而是有一定的延續性，畢竟中國地域遼闊，存在著太多的無知。而接下來的試點推廣，漸進改革，是中國人耳熟能詳。可是將地方實踐慢慢推廣，也并非易事。

要知道接受新事物的過程不是一觸而就的。于是這就更好理解了陳鄧兩大思想派別的思想爭執給了改革一個緩沖時期，正是這樣的緩沖時期正真給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埋下了基礎。可以說，在中國那個時代的“雙規結構”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指明了方向，鋪平了道路，但是同時不可否認上級領導人的認真斟酌。一面是人民群眾的渴望擺脫貧窮，一面是中國必需堅持發展，于是就在這樣的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國領導人邁出了許多重大意義而踏實的步子。

接下來是對“地方競爭”的分析得到的體會。

對“地方競爭”進行分析，或許有助于理解科斯和王寧想說的中式資本主義的“雙軌結構”，盡管作者們并沒有刻意強調這一點。“地方競爭”這一概念經張五常的傳播而廣為人知，大意是說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稅收承包公司，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后所得的更多份額可以留給地方，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經濟增長的激勵。所以各地都有追求經濟增長的積極性，而一份好看的GDP或也有助于地方行政長官的升遷。盡管很難說經濟績效決定了所有官員的升遷，因為這還同樣取決于中國傳統中深嵌的人際關系網絡以及共產黨長期累積的但并不透明的干部培養制度，但地方經濟差的官員被提升的機會將大大減少。這樣一來，不同地方之間就展開了競爭，從整體上來看，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這在改革初期實際上起到的重大作用不僅僅只是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更多地為當時未知的社會提供了更多地機會。這個競爭在我們今天開來視乎是一個開始，因為在缺乏市場的時代里，大概絕大部分人還不能意識到競爭的重要性。最后，也是收獲最大的一點，思想決定一切。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思想的堡壘經歷了一系列的創新與改革。從固守在毛澤東思想下的絕對社會主義體系，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形成的鄧小平理論體系以及之后的“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這些思想的變革為我們的社會帶來了許多變革。不可否認，在毛澤東經濟時代下，共產黨人的內心對未來充滿了迷茫，但是精神上卻十分滿足，無一不信奉馬克思主義。于是借助了蘇聯的發展模式，自己搞起了經濟發展，但是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待當時，這種借鑒其實只是片面的馬克思主義理解。然而片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并不僅僅體現在經濟上，更加致命的是嚴重地侵蝕著社會反思自己錯誤的過程，于是社會的基本問題不能被發現，經濟不能高速發展的現實沒有被發現，甚至連最初堅持的實事求是都忘記了。這樣的格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被打破。

在以經濟發展為目標的開始后，改革序幕自此拉開。但是要知道，經歷了這么長時間的洗禮，在被如此僵固思想統治下的共產黨員，要怎樣去面對自己過去崇拜了那么就的思想竟然是錯誤的呢？這個時候鄧小平指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化解疑惑，為正真大刀破斧的改革鋪平了道路。曲折的道路卻并沒有因為這樣理念而變得平坦。黨內以及社會的輿論還在進行著，改革的阻力重重，到處有人被抓，到處有人被質疑，在這個階段“走資”還是存在，“走資”還是在被打倒。但是毋庸置疑這個時候的中國只要給一絲的希望，就會為著生活而無比努力的奮斗著。而我們的偉大領導人卻在這樣的時刻始終站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堅持對外發展的原則，逐漸以一種糾正、一種緩和的呼聲不斷的將一項又一項改革推進，并最終取得了勝利。

然而在現在看來，處于改革開放發展瓶頸的中國，決策者也必須意識到之所以目前的決策質量低下，與思想市場發育不足、競爭不充分有很大的關系。而思想市場之所以匱乏，又恰是因為對思想進行了嚴格管制所致。經濟增長依賴資本、稟賦要素例如土地等、還有勞動力。而在資本和要素投入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下，附著在勞動力身上的人力資本拓展，卻能夠帶動經濟的新增長。尤其是其中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創新”的源泉。創新要被激發出來，要形成持續不斷的創新，源頭必須有活水，而思想恰是這源頭活水。盡管GDP高速發展著，經濟沒有因為全球的金融危機受到多大的影響，但是經濟被后的危機以及我們的產業轉型問題等等問題。我們的思想應該創新，我們的改革還得繼續。

時代在發展，我們都在憧憬著中國未來的發展，憧憬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底可以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變化。

第三篇：變革中國讀后感

國道——變革中國讀后感

科斯與王寧所著的變革中國一書，淺顯宏觀地闡述了三十余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路。

中國經濟到底是怎么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的？在這本書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經濟發展有兩個推動力量，其一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改革開放，其二是邊緣力量。即使連鄧公也承認，鄉鎮企業的發展，我們沒想到。

中國農村的經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悄悄變革。早在小崗村實現聯產承包之前的幾年，全國各地均已經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只不過，小崗村最出名罷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就等于承認人民公社的失敗，承認集體主義的失敗。只要我們承認人性是自私的，我們就不得不看到，產權明晰才是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而隨后在八十年代涌現出的鄉鎮企業，則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議，讓這些鄉鎮企業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假裝自己是集體企業，以獲得政治上的認可。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后續問題，導致一批事實上的出資者在爭議中血本無歸，甚至鋃鐺入獄。

城市改革比農村改革則要復雜得多。國企改革造成了兩極分化：一批國企，利用壟斷地位開始牟取暴利，形成后來的利益集團。比如，電信、金融、電力、煙草、名酒……這些國企沿續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傳統：專賣。早在接近兩千年前，漢代著名經濟學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這個觀點并付諸實施。武帝窮兵黷武，國家財政吃緊。怎么辦？桑老師指出，可以搞一搞鹽鐵專賣。于是乎，中國最早的一批壟斷型 國企就此出現了。鹽鐵關乎百姓生活，在當時都是必須品。對此課以重稅，可以達到一種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范圍之內。這是一種最不痛的課稅方式——或者說這是間接稅而不像土地稅那樣是直接加重農民負擔的，因為直接向農民征收稅賦容易引發農民反抗危及帝國安全。桑老師這一招的陰險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場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為經濟改革丟掉了性命。桑老師的犧牲，并沒有換取后來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設計，被后人廣泛應用。比如今天，你無論到哪家電信公司辦業務，總會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為你沒有民營公司可選。加油就到兩桶油，油貴油賤定價權必不在你，你也沒有議價權，因為你沒有其他選擇——民營加油站也得從兩桶油進貨。你上哪家銀行存錢，人家也不會給你高利息——因為有銀行業協會管著吶，你不存放家里？一分錢利息沒有，還容易讓老鼠咬嘍。電價從來沒漲過是好事吧？不過你可能不知道，當年修三峽電站時，許給人民的是——每度電8分錢吶。茅臺牛吧，2000塊一瓶子，成本不過40塊，溢價2000%！憑啥？把私人的酒鍋子國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還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實在是高。有什么樣的國民，就有什么樣的國家。有什么樣的羊群，就有什么樣的頭羊，也就有什么樣的狼群。

國企改革的另一面，則是大批職工下崗。此前，國企的探索經歷了幾個階段：放權讓利，承包經營，股份制改造……國有資產的流失非常驚人。如科斯所言，國企管理者將盜賣國有資產視為天然的權利，而普通職工對此無力阻止。建立產權清晰、權責分明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個紙上目標。事實上，太多的國企改革是以犧牲職工利益為代價完成的。工農業、城鄉間的剪刀差（農民糧食不能自主定價），是農民向市民和城市輸送利益，農民因此成為社會塔基，成為社會保障最薄弱的一環，成為社會最弱勢的群體。國企改革，下崗職工的斑斑血淚，又豈是罄南山之竹可以書寫的嗎？

沒有一次經濟改革是可以脫離政治而獨立存在的。改革開放，引進了先進和技術、人才、管理、思想。偉大的農民有樣學樣，干幾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來當老板，民營經濟就是這樣活潑潑地發展起來的。當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賴以驕傲的，是一個數字。如果剖析數字背后，我們可能就樂觀不起來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弱點昭然若揭。當19世紀的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20世紀的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超級大國時，他們不僅發明了大量新產品，還創立了新的行業。他們的經濟實力來自于創新與生產力兩方面的遙遙領先。

1851年，倫敦，水晶宮，第一次世界博覽會。英國產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質量，在幾乎所有領域都領先，無論是鋼鐵、機械還是紡織品。20世紀則見證了美國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通用汽車，通用電氣，波音，IBM，可口可樂，寶潔，以及近年來的惠普、蘋果、英特爾、摩托羅拉和微軟，并且這個名單一直在增長。當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他們擁有索尼，富士，豐田，本田，日產，馬自達，佳能，東芝，松下，勝利和夏普這樣的知名企業。韓國經濟總量達到中國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萬人），也擁有三星，LG，現代，起亞和大宇這樣的全球知名企業。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國企業，例如聯想、華為，青島啤酒，海爾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戶曉的品牌。中國在《財富》500強中排名前十的企業分別是：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國家電網、工行、中國移動、中國人壽保險、中行、建行、中國南方電網和中國電信。這些企業，集中在能源與服務行業，受政策保護，沒有開放全球競爭。中國的生產型企業在全球具備競爭力，但大部分企業僅僅依靠低廉的生產成本打價格戰，在創新與提高質量方面，苦苦掙扎。由于創新乏力和缺乏獨一無二的產品，許多中國企業依賴訂單化生產——從海外市場接受訂單、貼上外國商標后銷售。因此，我們的生產被稱為“沒有產品的生產”。

改革開放解放了中國企業，使他們獲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國際市場競爭。同樣在改革年代，中國的大學與自由和競爭卻漸行漸遠。中國的大學和整個教育體系依舊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在這里，中國市場化改革最嚴重的缺陷暴露無遺。只有在這里，我們才能找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2009年，錢學森臨終前提出了一個清醒異常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事實上，教育改革并沒有帶來思想的自由市場。中國的教授實行計件報酬，收入由職稱和發表論文決定，變成了“發文機器”。而將學術動機與物質利益合二為一，是扼殺科學工作者創造力與原創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無處不在的政府干預，就不難理解中國大學的平庸表現。在任何現代社會，最寶貴的財富都是那些擁有著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場直接導致了科技創新乏力，這早已成為中國制造行業致命的軟肋。

第四篇：《變革中國》讀后感

讀《變革中國》之感想文

《變革中國》（英）羅納德·哈里·科斯 / 王寧

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恐怕早已不能僅僅於于單純的市場規律的總結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經濟領域變化發展，足夠深刻并且藏有無盡的應驗財富，對新時代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也必將影響深遠。

談經濟，那么必須在政治環境和經濟制度的約束情況下分析。前三十年，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口號給中國經濟的影響近乎是災難性的。一五計劃成功的喜悅氛圍中，無論政治領袖是為權力爭奪還是建立烏托邦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目的，或者基于其他非國家意志非理性的個人訴求，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全社會領域大搞實驗，公社運動,生產隊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大民主，分權運動??所有的這些滿涵歷史意義和政治色彩的名詞，使在那個時代中“經濟”這一詞暗淡無彩。然而不可否認，經濟制度和生產關系卻無時無刻不被中央重視——絕對公有制。在不評價優劣的情況下，公有制被當作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遺產傳給了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在眾多人眼中，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幾個年頭的經濟成就，能夠勾憶起的或許大多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不可否認，有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對極左思想禁錮的解除，實用主義和務實精神才能重新讓中國經濟建設充滿生機與活力。然而，這就很容易引起我們的誤解，即認為今天的經濟成就主要原因是78年以后政府推動的經濟建設成果。

正如所言，毛澤東的經濟遺產在不評價優劣的情況下傳給了后毛澤東時代，其中最醒目的名詞是公有制經濟，蘊藏的因子就是：政府對公有制國企的絕對控制，對私有企業經濟成分的貶低排斥甚至取締，對市場經濟可能侵蝕社會主義純潔性可能會引起的和平演變的恐懼??甚至基于種種此類因素，在毛澤東76年9月9日逝世后開啟的后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改革，沒能如高層領導人所設想的美好藍圖發展。從華國鋒開始的洋躍進四化建設到國有企業包產檔單干，從價格雙軌到87年嚴重通脹甚至發展到政治**，從78年《公報》強調以人民公社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到深圳灣撈尸隊的出現^恰恰體現的是政府工作藍圖事與愿違或者說違背民眾向心。我想闡明的不是對政策制定和決策層的攻擊，而是想指出，一次次的失敗政策只能說明今天的改革成果并非來自政府工作重心所極力培養和呵護的國有企業和公有制經濟成分。

回到改革的出發點來看，78年《公報》的真正實際意義在于思想領域的解放即放棄了本本主義，放棄了階級斗爭，放棄了政治教化，大膽而具有突破性地允許人民在不損傷公有制經濟的原則下嘗試獨立生存，自營謀生。草根經濟便此生根。在政府主導的經濟改革風暴之外發生的種種新生——農業的家庭承包，工商業中的私營企業，個體經濟，鄉鎮企業等邊緣經濟革命才是今天經濟成果的發因。

在經濟領域中，改革開放引起的容忍和觀察知道最后肯定，才使得今天的高層領導人敢于自自信地提出小康和富強的愿景。中國的故事恰恰印證了亞當*弗格森指出的“人類行動的后果而非人類精心計劃的結晶”的精髓。正如我們明白“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歷史性存在的意義，是以往的經歷和歷史經驗教訓能夠更優地知道今人的社會實踐和探索。當前中國經濟正遭受一場關鍵的轉型和蛻變，我們慣于兼聽政府和媒體極力宣傳的實驗和改革口號，“供給側改革”“經濟新常態”“互聯網+”“雙引擎”等等，個人不敢妄自斷論其改革之后的成效將如何，但首先應當明了，無論是公眾個人還是經濟學人都應當基于獨立的知識素養和邏輯認知來解讀當前的經濟熱點和現象。從這樣的原則旁引，當今的學術界思想界現狀，表現出的態度并不能支持其在經濟建樹和改革中缺德多大的影響力和成就。

09年錢學森老先生臨終前提出一個清醒異常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育不出杰出人才？”中國的繼續發展迫切地需要是帶領軍人才，然而知識界學術界迫切地需要一個思想自由，包容多樣化的政治寬容的學術環境。即如我們認識到78年的歷史豐碑在于解放思想，包容務實，過多的行政干預反而將學術自由的思想扼殺在搖籃之中。從經濟到教育，從法律到政治，行政強權和保守官僚主義使中國每個角落都缺乏充滿活力的思想自由。1978年《公報》中提出的“無視嚴峻民生問題的官僚態度”依舊廣泛存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始終無法到來。

在《變革中國》一書中，著者這樣做了結尾：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幾十年中，商品市場不僅將繁榮帶回了中國，也以外地讓中國回歸了自己的文化根基。思想市場的發展將會讓知識與創新引導中國的經濟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這會使中國在多樣的現代社會融合的過程中，實行傳統文化的復興。那時，中國將不僅僅是全球的生產中心，也是創造力與創新的源泉。愿如此書著者所期望，思想市場的繁榮將從塑一個偉大復興之中國。愿高層領導適時明智放開對學術界教育界的行政管制，拋棄保守主義，迎來一個多樣化包容性創造性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共同繁榮的時代。實現“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歷史企盼。

馮凌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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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525262393

2016.3.13 侵權必究

第五篇：《變革中國：市場經濟中國之路》讀后感

《變革中國：市場經濟中國之路》讀后感

在豆瓣推薦書單認真篩選后，我選擇了《變革中國：市場經濟中國之路》一書，在當前世界格局處于大變革之際，了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歷程，對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自信有重要的意義，通讀此書后每一章節都有獨特的收獲，按照本書的章節排序，將主要收獲和感悟總結如下：

一、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國改革的出發點

毛澤東時代，中國對發展經濟做出了不懈探索，雖然1958年的分權運動和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均以失敗告終，但毛主席當時的一些論斷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比如書中列舉的1956年《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我們國家這樣大，人后這樣多，情況這樣負責，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的多”，“為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事，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當地情況的特殊”等。毛主席執政期間，由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也為后來中國經濟改革之路指引了方向。

二、中國在轉折年代——開放和反思的重要性

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兩個最大的變化，一是在意識形態上，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展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為后期的經濟改革奠定了正確的思想基礎，二是在對外開放和自我反省方面的深度，中國代表團集中出訪，一年走訪了五十多個國家，接待了三十余國代表團訪華，思想上的解放讓當時的領導人坦誠過去在經濟改革中的錯誤，接受市場經濟的優勢，同事保持對社會主義高漲的信心。

三、中國市場體制改革的起源——微觀經濟主體的力量

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可能沒有人能夠提前預測到，一場成功改革的起點不是由國家主導的，而是源于一系列的“邊緣革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發揮了農民（當時的微觀經濟主體代表）的積極性，實現個體和集體的共贏。現如今在經濟結構轉型調整期，國家推行萬眾創業大眾創新，推行減稅減負，充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很難說不是從歷史中汲取智慧的做法，進一步改革開放，也是在歷史發展中總結的成功經驗，無論何時都要不能小覷微觀經濟主體的力量。

四、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改革與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政府（計劃）和市場的關系

縱觀這一時期的經濟改革，最主要的問題是對政府（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的認識，以現在的眼光看歷史，顯然“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是錯誤的。正式那個時期的意識形態困境和不斷的探索，使我們今天得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這一論斷，當時西方市場經濟因為看不見的手失靈而反復出現危機時，中國正在靠著這雙有形的政府之手，推動經濟始終朝著正確的方向改革和發展。

五、從單一市場經濟到多元市場經濟——始終堅持社會主義

本章兩句話特別值得回味，“中國的經濟改革，從始至今，從來都沒有想過放棄社會主義，而轉向資本主義”，可見從始至終我們都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中國共產黨在市場化轉型的30年中不但沒有消亡，而且發展的更加強大”，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靈活性和適應性。

30年來，我們黨帶領中國人民不斷探索，正確認識經濟發展規律，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回顧歷史，是為了未來更好的發展，通過閱讀此書，激發了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進一步研究探索的熱情，能都讓我在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更加關注與之相關的經濟學知識，可謂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