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研究觀前街老字號現(xiàn)狀分析論文

[摘要]觀前老字號是經過幾代人努力開創(chuàng)出來的金字招牌，它的輝煌歷史見證了三百多年來蘇州發(fā)達的經濟、昌盛的文化以及祥和的生活氣息。改革開放后的今天，絕大多數(shù)老字號經受住了市場經濟的考驗，經營狀態(tài)良好。但也有少數(shù)企業(yè)生存困難，逐漸萎縮。經營理念陳舊、缺乏創(chuàng)新意識是制約部分老字號發(fā)展的最突出問題。

[關鍵詞]老字號；歷史；現(xiàn)狀；問題

一、觀前老字號的輝煌歷史

觀前街上的老字號，絕大多數(shù)都創(chuàng)辦于清朝。誕生于17世紀以前的歷史最悠久的當屬觀東的陸稿薦。

陸稿薦，創(chuàng)辦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距今已有340多年的歷史。傳說該店前身是一家陸姓店主開設的生熟兼營肉鋪，曾有一瘸足老乞丐前來求宿，店主出于側隱之心收留了他，后主人將乞丐留下的破草薦投入灶內，不料鍋中竟有異香傳出，人們循著香味紛紛前來購買品嘗，生意日隆。店主人心生一計，把呂洞賓化身乞丐借宿留草薦的事大肆渲染，改店名為“陸稿薦”，稿薦即草薦。“陸稿薦”由此聲名大振，所產五香醬肉、蜜汁醬鴨、蘇式叉燒、醬頭肉等長盛不衰。

觀前街上比陸稿薦晚一個“輩分”的百年老店，有雷允上(1734)、稻香村(乾隆間)、松鶴樓(1737年)、春蕾茶莊(乾隆間)、恒孚銀樓(嘉慶間)等。這一時期的蘇州經濟高度發(fā)達，商業(yè)空前繁盛，老字號也越建越多。

稻香村，是國內食品行業(yè)歷史最久、影響力最大的知名品牌之一，被譽為“糕點泰斗、餅藝至尊”。老字號的名稱，大多有著美麗的傳說和動人的故事。稻香村就與《紅樓夢》有關系，史料記載：“店主沈姓……設肆于觀前街，奈招牌乏人題名，乃就商于其摯友，友……喜觀小說，見《紅樓夢》大觀園有稻香村等匾額，即選此三字，為沈店題名。”

乾隆皇帝南巡到蘇州時。御膳中有稻香村的清水玫瑰月餅和松子棗泥麻餅，乾隆嘗后贊不絕口，回京后專門派人前來采辦，并賜以匾額。稻香村從此名揚天下，到民國時，蘇滬寧及北京等地都有以“稻香村”為名號的茶食店。

松鶴樓。是蘇州蘇幫菜館中聲譽最高的老字號，創(chuàng)辦于乾隆二年(1737年)。原是一家小面館，后來增加了蘇州風味菜，講究選料用料、刀工火候，發(fā)揮燉、燜、焐、煨特色，使每道菜肴色、香、味、形俱佳。據(jù)傳乾隆皇帝三下江南時，曾在該店品嘗過“松鼠魚”。其主要名菜有“白汁元菜”、“三蝦豆腐”、“蜜汁火方”等，其中品牌菜肴“松鼠鱖魚”是食客們的最愛。

19世紀的中國處在輝煌與衰敗的更替時期，蘇州觀前街上的老字號幾經戰(zhàn)火洗禮后又頑強地幸存下來，它們是今天的黃天源(1821)、三萬昌(1855)、乾泰祥(1870)、采芝齋(1870)、近水臺(1884)、葉受和(1886)、王四(1887)、元大昌(1896)等。部分老字號即使是在世紀末誕生的，距今也有百年之遙了。

黃天源，素有糕團“中華第一家”的美譽。創(chuàng)始人叫黃啟庭，最初只是在東中市都亭橋增設一粽子攤，因粽子質好味美，生意極好。后擴大成為店鋪，經營糕團、湯團、豬油糕、糖山芋等，“黃天源”的名字也越叫越響。今日的黃天源，已成為遠近聞名的時令食品店，糕團產品月月翻新，“撐腰糕”、“青團子”、“神仙糕”、“端午粽”、“紅豆糕”、“重陽糕”、“冬至團”、“桂花糖年糕”等數(shù)不勝數(shù)，糕團品種多達380余種。

三萬昌，始建于清咸豐五年(1855)，寓意“綿綿不絕，繁榮昌盛”。蘇州人歷來有到茶館品茗習俗，同時茶館也是開展商業(yè)、文化活動的主要場所。蘇州的一些米行、油坊老板每天必來“三萬昌”，邊喝茶邊談生意，由此形成米市茶會和油市茶會，三萬昌遂成當時蘇州糧油交易中心及糧油行情的信息中心。

乾泰祥，創(chuàng)建于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是蘇州絲綢行業(yè)中唯一的“中華老字號”企業(yè)。盡管有關乾泰祥創(chuàng)辦時間的記載不多，但這家老字號在同行中早已聲名遠揚。提起乾泰祥，幾乎是家喻戶曉，蘇州還廣泛流傳著“吃到松鶴樓，著到乾泰祥”的俗語。

采芝齋，在觀前街的老字號里也許最名聞遐邇了。清同治九年(1870年)，河南人金蔭芝在觀前街上設攤，當眾熬糖、剪糖、賣糖。受啟發(fā)于街頭小兒吃粽子的情景，他將小方糖剪成粽子模樣，串起來賣，廣受歡迎，這種糖也就被稱為粽子糖。后來，金蔭芝接手了旁邊一家名為“采芝齋”的古董店，正式在觀前街扎下根來。從此，“到采芝齋買糖去”也被眾口相傳，金蔭芝順水推舟，把店招正式定為“采芝齋”。

傳說在清光緒年間，慈禧太后有病，經宮內太醫(yī)久治無效，蘇州織造局選派蘇州名醫(yī)曹滄洲進京為太后診脈。曹除開列處方外，將隨身攜帶的采芝齋貝母糖貢奉給慈禧作為輔藥，慈禧食后病情好轉，貝母糖從此被列為貢品，蘇式糖果因此身價百倍。金蔭芝自制一塊四周雕有龍形的黑底金字“貢糖”牌子，掛在店門口，從此名聲大振。蘇州城里流傳著“采芝齋的秘制貢糖，治愈太后病”的神奇說法。

觀前街的每一家老字號都有著一個動人的傳說和美麗的故事，觀前街每一塊老字號的招牌上都承載著古城的一段人文歷史。老字號是古城2500多年歷史長河中一顆璀璨耀眼的明珠，體現(xiàn)了蘇州的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和茶文化，反映了蘇州的民俗風情和社會變遷。老字號前輩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憑借奮發(fā)進取、勇于開拓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依靠卓越不凡的商業(yè)智慧和吃苦耐勞的堅毅品質，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創(chuàng)建起一個個極具經濟活力、飽含民族文化豐厚內涵的老字號企業(yè)，為蘇州民族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觀前老字號是經過幾代人努力開創(chuàng)出來的金字招牌，它們繁榮了觀前的商貿，增添了蘇城名街的風采。

二、觀前老字號的現(xiàn)實狀況

老字號是指歷史悠久，擁有世代傳承的產品、技藝或服務，具有鮮明的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取得社會廣泛認同，形成良好信譽的品牌。建國之初，我國老字號企業(yè)約有l(wèi)萬多家，這些企業(yè)憑借良好的信譽、獨特的產品、優(yōu)質的服務，曾在當?shù)啬酥寥珖a生了一定的影響力、知名度和美譽度。到目前為止，我國曾經被認定過的“老字號”共有1600多家，其生存狀況令人擔憂：70％勉強維持，20％長期虧損，10％效益良好。由于無法適應新的市場機制，許多“老字號”已經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而勉強維持的老店也正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tài)，隨時面臨被淘汰的厄運。

上世紀90年代，蘇州有43家老字號被原國內貿易部批準為“中華老字號”企業(yè)，其中觀前街上有27家老字號獲得銅牌。在2006年商務部實施的“振興老字號工程”中，江蘇省有35家首獲殊榮，其中蘇州共有10家位列其中，占了近1／3席位。觀前街幾家老字號赫然在列，它們是：得月樓、松鶴樓、乾泰祥、稻香村、朱鴻興和春蕾茶莊。與全國老字號舉步維艱、發(fā)展受阻形成鮮明對比，蘇州老字號的生存狀態(tài)要樂觀得多，可謂喜中帶憂：70％以上盈利，但也有30％生存困難。

(一)改“前店后坊”為“前店外廠”。觀前老字號原來大都采用手工制作、前店后坊的經營方式，老師傅現(xiàn)做現(xiàn)賣，這種模式的缺點一是工藝流程無法標準化，全憑老師傅的手上功夫；二是空間狹小，難于擴大經營規(guī)模。如今，觀前大部分老字號都把生產車間搬到郊外，改“前店后坊”為“前店外廠”。采芝齋在園區(qū)購地30畝，投入巨資建造現(xiàn)代化工廠，企業(yè)引進機械化加工設備，進行現(xiàn)代化生產。黃天源、稻香村、陸稿薦、葉受和、雷允上等百年老店，也紛紛選址開建新廠房，擴大生產能力。

(二)調整口味結構，不斷推陳出新。提到蘇式食品，人們想到的不外乎糖果、餅干、糕團等，食品的單調已無法滿足現(xiàn)代人的需求。另外，蘇式食品大多含糖量高，多吃甜食容易使人發(fā)胖，不利于身體健康。可見，對蘇式食品的結構、口味等進行調整是老字號經營者們重點考慮的問題，菜芝齋在這方面已走到了前列。

采芝齋對講究“重油重糖”的蘇式月餅進行改進，將傳統(tǒng)月餅減糖、減油，再加進果脯，使?jié)M口甜變成滿口香，但依舊保持蘇式月餅酥皮型糕點的特色。這一改，采芝齋的蘇式月餅又得到了消費者的歡迎。近年來，采芝齋恢復了烏梅餅、山楂糕、貝母貢糖等傳統(tǒng)品種，同時采用不含蔗糖的低聚異麥芽糖為主要原料，開發(fā)出低糖系列的新型蘇式糖果產品，并將現(xiàn)代包裝理念引人傳統(tǒng)產品包裝，使產品更加符合當今人們崇尚營養(yǎng)、美容、食療、健身、旅游和休閑的需求，成為饋贈親友的理想佳品。

黃天源在原有基礎上不斷變換糕點種類，設計制作出多種口味美、造型美、裝飾美的新型禮品糕團，這些產品通過本店和設在其他城市的分店進入千家萬戶，行銷海內外。朱鴻興則堅持以面業(yè)為主，發(fā)展花色點心，又拓展其他餐飲品種的經營戰(zhàn)略。

為使產品不斷做大做強，黃天源和得月樓還開辟了綠色食品原料基地，春蕾茶莊和三萬昌也都建立了自己的茶葉生產基地。餐飲行業(yè)的老字號一方面對傳統(tǒng)經典名菜、名點進行反復提煉，另一方面又不斷推出新品。得月樓精心配制的“姑蘇第一宴”和多種創(chuàng)新菜肴在各種烹飪比賽中頻頻獲獎，并受到了消費者的好評。

(三)拓寬營銷渠道，開展連鎖經營。觀前老字號企業(yè)主要的經營范圍是食品加工、餐飲、醫(yī)藥等。在市場競爭中，已有超過一半的老字號新開分店，走上了連鎖經營的道路。借助現(xiàn)代營銷理念，昔日的金字招牌變得越來越亮。黃天源、采芝齋的連鎖店已有20多家，朱鴻興、雷允上相繼開出30一40家門店，讓人們走上幾百米就能進人這些老字號。通過連鎖經營，觀前老字號的產品覆蓋率、市場占有率得到大幅提高。部分老字號已走出蘇州，在全國小有名氣。觀前稻香村聯(lián)手北京、保定稻香村，一起拓展市場，年產值達3000—4000萬元。黃天源的小糕團10年前就“跳”進了大上海，松鶴樓則把分店開進了北京城。部分老字號還制作企業(yè)網頁，開通電子商務，實行網絡營銷。

以上情況說明，由于老字號經營者們敢于改變觀念，善于改革創(chuàng)新，觀前絕大多老字號頂住了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企業(yè)發(fā)展態(tài)勢良好。但也不可否認，部分老字號生存困難，逐漸萎縮。

如今，觀東陸稿薦底樓的大部分已變成了“威康體育”和“安踏”專賣店，二樓、三樓則是飯店和“培訓廣場”。黃天源一向生意興隆，但其樓上已成了電器賣場。東來儀底樓擺滿了國際品牌Ree—bok和Adidas的服裝、鞋子，二樓大部分已賣起了手機。兒童用品老字號小呂宋二樓開出了一家麥當勞。馀昌鐘表店則被迫告別觀前。

在觀前街上，一家家裝修講究的店面次第出現(xiàn)，一個個帶有洋味的招牌屢見不鮮：美特斯邦威、拜麗德、尤杰斯、佐丹奴、摩高、喬丹專賣……再加上不計其數(shù)的鞋服店、眼鏡店、手機城，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老字號“縮水”了，令人惋惜。

三、觀前老字號的突出問題

觀前街是蘇州商業(yè)店鋪的黃金寶地，其單位面積的客流量之大，人氣之旺，絕不亞于北京王府井和上海老城隍廟。但為什么在這樣的黃金地段上別的商家可以持續(xù)經營，偏偏有著金字招牌的老字號卻難以為繼了呢?是觀前街的店面租金太貴?還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夠?老字號的萎縮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還是自身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品牌意識不強。忽視對無形資產的培育。老字號具有悠久的歷史，豐厚的文化積淀，巨大的無形資產，這是老字號企業(yè)的核心競爭力，是競爭對手無法剽竊和效仿的法寶。在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知名度是品牌的核心。但是有些老字號不注重運用品牌優(yōu)勢尋求進一步發(fā)展，而是固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tǒng)觀念，對外宣傳不夠，致使品牌價值和品牌效應逐漸降低。當然，由于無形資產的歸屬問題尚未解決，束縛了企業(yè)的手腳，這一問題應該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商標意識淡薄，輕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老字號不同于一般企業(yè)的字號，它深深地滲透在企業(yè)的產品、服務和消費者的心中。老字號起到了標識產品、服務來源與品質的功能，實際上就是未注冊的商標。但令人遺憾的是，有些老字號的商標早已被別的企業(yè)注冊，采芝齋至今無法使用“采芝齋”商標，只能另行注冊“采芝圖”商標。陸稿薦只在鹵菜上將字號注冊為商標，但在餐飲等項目上未進行保護性注冊，被成都一家企業(yè)搶注。商標被搶注導致老字號只能在店牌上、產品包裝上使用字號，影響了企業(yè)和產品的宣傳力度。如上所述，產權關系不清晰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是影響老字號發(fā)展品牌自主性的主要原因。

(三)服務意識不強。對待顧客缺乏熱情。當市場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服務已被看作是產品的一個部分，在市場營銷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產品類似、質量相當、價格接近的情況下，與其說消費者在購買商品，還不如講消費者是前來享受服務的。觀前絕大多數(shù)老字號都能秉承“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堅持顧客是上帝的理念，主動、熱情為顧客提供優(yōu)質服務，但也有一些不和諧的音符。有些老字號的銷售服務仍未擺脫“皇帝女兒不愁嫁”的陳舊觀念，對待顧客態(tài)度不夠熱情主動，語言刻板。蘇州是著名旅游城市，許多外地游客都會慕名到觀前老字號購買土特產，有些營業(yè)員竟用蘇州話接待他們，對方指出后，非但不肯改講普通話，還用本地話諷刺人家。老字號的金字招牌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換來的，千萬不要因為服務質量差而丟失了信譽，氣走了顧客。

(四)資金短缺、人才流失。降低了老字號的發(fā)展活力。老字號企業(yè)大部分規(guī)模較小，融資渠道狹窄，長期以來設施設備無法更新，技術手段沒有改進。優(yōu)秀人才大量流失，社會上的人才又難以引進，造成老字號企業(yè)職工年齡偏大、文化水平較低、創(chuàng)新能力較差，企業(yè)缺乏內在發(fā)展活力。

(五)經營理念陳舊，缺乏創(chuàng)新意識。這是老字號面臨的根本問題。新生事物向來能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如果店堂裝飾一新，環(huán)境優(yōu)雅舒適，營業(yè)員的服務熱情周到，廣告宣傳賞心悅目，定會對消費者產生強烈的視覺沖擊力，激發(fā)他們的消費欲望。現(xiàn)如今，麥當勞、肯德基等國際飲食業(yè)品牌的廣告隨處可見，形象清新，充滿活力，緊緊抓住了年輕人和兒童這一消費群體。

比較之下，觀前部分老字號為了保證傳統(tǒng)的風味特色，工藝陳舊、品種單一、包裝落伍，在產品的推出和制作上落后于時代的步伐，無法適應現(xiàn)代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蘇州當年最著名的四大土特產棗泥麻餅、鹵汁豆腐干、麻酥糖和粽子糖，每一種幾乎都是高糖食品，早已不符合現(xiàn)代健康飲食的要求了。在百姓消費日趨多元化、個性化的今天，老字號企業(yè)固有的形象和缺少變化的產品已很難適應多層次消費群體的需求。有的老字號企業(yè)仍然沿用手工作坊式的生產方式，技術含量底，生產效率差，生產規(guī)模小，致使產品競爭力下降。產品和技術陳舊制約著老字號的價值提升。

回顧歷史是為了繼往開來，分析現(xiàn)狀是為了明了得失，指出問題是為了尋求對策。觀前老字號是經過幾代人培育開創(chuàng)出來的金字招牌，它們繁榮了觀前的商貿，增添了蘇城名街的風采。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面前，新一代老字號員工繼承前輩們艱苦創(chuàng)業(yè)、發(fā)奮圖強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解放思想、開拓進取，使老字號企業(yè)保持著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成為彰顯觀前文化街的亮麗窗口。由此可見，轉變觀念、銳意改革是一些老字號免遭淘汰的生存之道。

第二篇：電影研究現(xiàn)狀分析論文（范文模版）

【內容提要】

1997年之后，香港電影研究得到了美國、中國內地多方面的關注。憑借著百年來形成的強大電影工業(yè)、上千部的作品，及其特殊的殖民地身份，香港電影本身有著很多需要研究的方面。本文通過對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本土和英文世界四個方面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現(xiàn)狀的介紹，旨在提供具有學理性的圖譜描繪。針對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做出點題性的分析。

作為一個現(xiàn)代化的商業(yè)城市，香港有著成熟的電影工業(yè)和悠久的電影史。它是全球性電影生產中心之一，同時也是東南亞地區(qū)最大的電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電影廣泛在東南亞及其日本、韓國、中國內地、臺灣發(fā)行放映，有著廣泛的影響。作為龐大的電影中心，對它進行一定的關注是有必要的。

香港一方面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一脈傳承，并以粵語文化為主體；而另外，它又曾是英國的殖民地，是一個獨立的自由港，廣泛積極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這種復雜的社會狀況和文化分布，使得香港電影逐漸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特點。香港電影是屬于中國電影的一部分，同樣這樣百年的歷史，在人員、資本、文化等方面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對香港電影進行多方面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國電影百年的分布歷史，是十分有必要的。

香港作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電影也有著鮮明的商業(yè)生產的特點，這種快產快銷、票房至上的觀點一直是學術界所不屑對待的，所以正式的香港電影研究起步很晚。香港本土一直多以報刊雜志評論為主，多在文中閑談影界瑣事，其自身研究直至1978年之后，才在每次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同時出版一本電影回顧的論文集，方始有較為正式的學術研究；而英文世界中，第一本關于香港電影的學術著作是查奕恩的《香港電影工業(yè)與觀眾之社會學研究》，這是同港大亞洲研究中心合作的一個項目；臺灣方面是在80年代之后，由焦雄屏及其一批高校學者，在注重臺灣電影研究的同時，也注意到了香港電影的重要性；而中國內地直至“九七”之后，才開始略有聲勢的小范圍的香港電影研究。這四個方面對于香港電影的研究各有側重，是目前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香港本土更全面詳細；英文世界方面頗具學理；臺灣注重兩地業(yè)界關系；大陸略重左派電影，及其香港電影和上海電影在戰(zhàn)前的關系。在下面的行文中，將會根據(jù)各自的重點，加以介紹。

一、中國內地方面

中國內地關于香港電影研究以1997“香港回歸”為界。

在1997年之前，內地少有專門的香港電影研究，有價值的研究多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官修”的《中國電影發(fā)展史》書中，有著大量關于1949年之前香港電影的資料，而且早期關于上海和香港之間電影的一些資本關系、創(chuàng)作關系也介紹得比較詳細。某些程度上來講，《中國電影發(fā)展史》作者程季華、李少白、邢祖文當初修史的時候所擁有的資料是唯一的，許多資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該書具有獨特的價值；二是內地關于香港左翼電影公司“長鳳新”（長城、鳳凰、新聯(lián)）的研究，因為是國有資本的關系，內地對其一直視之為己出，例如在1994年金雞百花電影節(jié)的學術討論集《歷史與現(xiàn)狀》中，同樣發(fā)表了李寧的《長城、鳳凰、新聯(lián)、銀都公司的歷史回顧和今后展望》一文。“長鳳新”在香港電影市場中獨特的定位和對早期電影市場的開拓，都極具意義，但更難得的是它是多年來香港電影和內地電影市場間唯一的聯(lián)系，使得這份血緣關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斷。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后，香港和中國內地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改變，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qū)。而內地電影理論對于這一歷史時刻也積極回應，“九七”前后產生了較多的研究香港電影的文章。在1996年11月2—7日，在廣州舉辦了“香港電影回顧展暨研討會”，首次對香港電影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粵語片、武俠片等類型電影問題，胡金銓、徐克的作者論問題，及其香港電影中的文化脈絡問題，當然也不會缺少對“左派電影”的關注。這次研討會的一部分成果在內地的核心電影刊物《當代電影》（1997年3月）以“香港電影專號”的名義發(fā)表。另外，主辦這次研討會的中國臺港電影研究會，在2000年將全部成果結集成書，出版《香港電影回顧》一書。同時出版的還有《成龍的電影世界》一書，是對1999年10月期間“成龍電影回顧展暨研討會”的結集。作為非日常性的學術團體，中國臺港電影研究會于1988年11月成立，在香港電影研究領域有過眾多有益的學術突破。

自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內地錄像帶市場已經充斥了大量的香港電影，而近年來隨著DVD的普及，內地市場又出現(xiàn)了大量邵氏電影、少量電懋電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資料。以這些影像資料為基礎，內地有一些學者對香港電影開始關注，從故事、剪輯、文本、歷史、文化等方面嘗試性地研究香港電影，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蔡洪聲、胡克、李以莊、王海洲、陳山等人，這些學者為中國內地的香港電影研究打下了基礎。

蔡洪聲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電影的研究，是國內著名的香港電影研究專家，他曾多次在《當代電影》雜志關于香港電影某一課題進行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電影研究在內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臺港電影和影星》一書。胡克先生的《香港電影對大陸的影響1976—1996》和《香港電影在中國內地1949—1979》兩篇文章，以獨特的內地視角研究香港電影，分別在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的回顧特刊上被引用。中山大學的教授李以莊女士憑借地理之便，較早地認識到了香港電影研究的特殊性，并進行學術性的探討研究，她正著手寫作的《香港電影史》書稿已完成大部分，將會是國內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一本啟蒙著述。正是通過學者們的視角和努力，香港電影研究逐漸被引進到國內的各研究機構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內地有一股研究武俠電影的熱潮，例如賈磊磊、陳墨、索亞斌等人都曾較早對此題目進行研究，且文章都較多涉及到香港武俠電影的文化根源、剪輯方式、類型問題等。武俠電影研究雖非完全的香港電影研究問題，但由于武俠電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類型，其相關聯(lián)系處相當之多，而國內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也有著獨特的視野和內容。

不可否認，內地研究香港電影有著一定的難度，雖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資料，但對其創(chuàng)作背景和傳播方式的文字資料缺乏，而且內地的電影研究學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兩地，對粵語及文化比較陌生，而兩地間的學術交流又頗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溝通。這些基本條件的限制，使得內地關于香港電影的研究處于初步階段，內地香港電影研究并沒有形成對香港電影工業(yè)和歷史的整體意識。雖然80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之后，電影藝術從大工業(yè)時代脫離出來，出現(xiàn)大量優(yōu)秀的電影和導演，如王家衛(wèi)、徐克、吳宇森等，其快節(jié)奏的拍攝手法和現(xiàn)代都市意識深深地吸引了內地的電影人，并對一些題目做出研究，頗有成效。但由于內地和香港之間學界聯(lián)系極少，及語言和資料問題，使內地學者大多無法研究香港80年代之前的電影，而香港學者本身也極少人有大魄力來內地學術界推廣香港電影。

在新的電影史學界，新一代學者中已經很重視香港電影的研究，并以華語三地的視野來看待香港電影的地位。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國電影文化史》中，有兩個大章節(jié)專門以香港電影為題，分別是第十二章“中國香港：無國無家的漂泊意識”和第十六章“中國香港：‘九七’癥候和電影繁盛”，這種整體的史觀思維，重新設立了內地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框架。

二、臺灣方面

由于戰(zhàn)后香港電影的資本運作關系，臺灣電影一直和香港電影有著親密的關系。所以資料對于臺灣學者來說，并不成為問題。相對于大陸學者來說，有著先天的便利條件。特別是很多臺灣影人是活躍于臺、港兩地之間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銓等，當臺灣電影學者對他們做傳記性研究的時候，總是會涉及很多有關香港電影的問題。

但礙于臺灣電影發(fā)展的自身條件，臺灣電影研究的正式出現(xiàn)也僅是80年代初的事情，而臺灣電影本身也向來問題不斷，并沒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電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陳國富等人引進新鮮的電影作者論、美國電影商業(yè)的研究，這些方法運用在香港電影研究時，顯得十分恰當。焦雄屏在推廣香港電影研究方面成績頗著，她的《香港電懋公司的崛起及沒落》、《故國北望——1949年大陸中產階級的出埃及記》等文章，是難得的以整體意識研究香港電影的文章。另外，焦雄屏香港電影研究的意義還在于她憑借著自身的影響力，編著了多本關于香港電影研究方面的書籍，如《焦雄屏看電影——臺港系列》、《香港電影的傳奇——蕭芳芳和四十年代電影風云》、《香港電影風貌》等書。焦雄屏把香港電影放在中國電影史、亞洲電影產業(yè)、中西比較的框架下，顯示了睿智的判斷力。

臺灣研究香港電影最大的優(yōu)勢，在于研究幾位曾在香港電影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臺灣電影人，如胡金銓、李翰祥、徐楓、張艾嘉等人。由于這些人曾在香港電影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影響了香港電影史的發(fā)展。但對于香港學者來說，胡金銓、李翰祥等在臺灣創(chuàng)業(yè)建立公司那段歷史的資料就不夠詳細，而臺灣學者卻完全掌握了這些人在香港期間的資料，這種信息不平衡的情況，決定了臺灣學界在研究香港電影方面所具備的獨特優(yōu)勢，甚至夸張一點說，就是張徹早期在臺灣一段時間的活動，也只有臺灣學界有立場、有條件研究，而香港學者只能從張徹到香港之后才開始研究。黃仁先生編著的《胡金銓的世界》、李翰祥的自傳《影海生涯》等書雖然僅僅是傳記讀物，但貴在是當事人親歷當年的歷史，對于香港電影研究具有獨特的意義。相當多臺灣電影人和香港電影發(fā)生關系，如徐楓親自投資香港電影生產，岳華是邵氏當紅小生，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臺灣電影和香港電影聯(lián)系起來，這是臺灣研究香港電影的獨特視角。

另外，近年來葉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學者引入新視角研究香港電影，如葉月瑜從音樂角度研究香港電影，林文淇關于關錦鵬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電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當代香港電影研究的存在。

總體來講，臺灣的香港電影研究并不發(fā)達。雖然他們并不缺乏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資料，但因為臺灣學者自身的視野所限，他們更愿意將精力投入到臺灣本土電影或者國外的研究上去。對于中國內地來講，香港電影在戰(zhàn)前和上海間有著直接的關系，“九七”后又有著共同發(fā)展的未來，有把香港電影史引入到中國電影史中來的民族統(tǒng)一的需要。而臺灣學者卻面臨尷尬的自身定位，它無法正確看待和香港電影間的民族關系，而僅僅能以產業(yè)關系或者文化問題來處理。所以，多數(shù)臺灣電影研究學者對香港電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內地學者，但未必能做出專業(yè)的研究來，而多是拿一些香港業(yè)界的瑣事來引申。臺灣學者雖然有著比較鮮明的“華語電影”三地概念，并強調相對于內地電影，港臺電影是一體的，如蔡國榮的《中國近代文藝電影研究》中，多數(shù)篇章是研究香港和臺灣電影，中國內地的方面并不多。但事實上三地電影產業(yè)的不同，從根本上決定了臺灣和香港電影間的區(qū)別，臺灣學者又無法從心理上面對香港電影作為獨立的個體，這是臺灣電影學者一個根本的誤區(qū)。

在遠流出版社浩大的“電影館”叢書中，香港電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極其有限。某種程度上講，臺灣電影研究的深度憑借此套圖書已經提升到一個高度，對世界各地的電影都有了學術化的基礎。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費到國外電影理論的引介上。在香港電影研究問題上，臺灣學者尚未有魄力成為領率者——雖然它本身的研究條件好于內地和香港。

三、英美方面的研究

這個方面的界定需要一定的說明。英語作為香港的第二母語，普及程度很高，像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20余年的回顧特刊中，皆是中英文雙語。因為如果有英文，就可以把香港電影研究推薦給西方國家的學者，而不必受語言的限制，這是香港政府和香港電影界一直都很努力的一個嘗試。事實上，香港政府和電影界所做的努力頗有成效，很多西方學者關于香港電影的研究都是合作項目。

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英語文章頗為特殊，一是因為關注香港電影研究的海外學者多是英語國家的（美國為主），他們的研究成果是英文發(fā)表的，其他語種倒是少見；二是有些具有留學背景的學者，可能是馬來西亞、香港等，如張建德、傅葆石等，他們發(fā)表的成果是以英文形式在西方世界出版，也同樣是具有國際化的知識背景。

第一本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英文專著是美國人I.C.Jarvie在1977年所著寫的《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中文名：查奕恩《香港電影工業(yè)與觀眾之社會學研究》），把香港電影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本書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協(xié)助，書中涉及了大量香港電影歷史、產業(yè)、美學、類型的研究數(shù)據(jù)，翔實有力。而書中采用線索梳理的研究方式，對多個方面的香港電影現(xiàn)狀提出了學術性結論。正像查奕恩在《序言》中所講到：“香港電影產業(yè)的最大貢獻不在于生產出藝術電影，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電影本身和電影產業(yè)告訴了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是什么樣子的。”① 查奕恩本書的兩個觀點可謂珍貴，影響了20多年來香港電影研究的發(fā)展：

1、通過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香港電影工業(yè)，特別是香港戰(zhàn)后電影。她從美國電影工業(yè)的結構來分析香港電影的制作、發(fā)行和放映，從而把香港電影這種獨特的娛樂方式存在狀況和社會價值勾繪了出來（這和社會批判學派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

2、把香港電影研究獨立出來，把香港電影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定位香港電影史是中國電影史的一部分，但在戰(zhàn)后通過來自上海和東南亞資本家的改造，香港電影成為具有特色的地域電影，有著自身的發(fā)展軌跡。

根據(jù)查奕恩書中所提，第一個對香港電影進行研究的是美國電影史家 Jay Leyda（中文名：陳力）②。在陳力著名的中國電影史專著《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中文名：《電影》）中，陳力曾經專門辟出第11章講述香港電影。陳力這一章的很多觀點由查奕恩在著作中加以發(fā)揮。

查奕恩這種整體式的結構研究，在以后很長的時間里并沒有得到延續(xù)。畢竟香港作為彈丸之地，缺乏足夠的研究機構資助本土電影研究。這種局面在1997年前后開始發(fā)生變化，Stephen Teo（馬來西亞人，張建德）的專著《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于1997年出版。但張建德本書的研究方式有所改變，已經從查奕恩的社會學式研究方法，發(fā)展到電影學自身的研究框架中來，分“北方和南方”、“武俠藝術”、“創(chuàng)新者”、“邊緣性格”四部分來探討香港電影史，及電影類型、電影作者與藝術突破間的問題。羅卡和法蘭·賓的著述《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以香港本土最早的默片《莊子試妻》開始論述，一直到70年代的武俠片，詳細論述了香港多位重要的電影人和明星的事跡及貢獻，同時指出東西方的跨文化交匯對香港電影發(fā)展的影響。大衛(wèi)·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作為美國著名的電影學者，他明顯表示出對香港電影的興趣，《香港電影的秘密——娛樂的藝術》（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港譯名：《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是他2000年在香港僅經半年實地研究后出版的一本專著，結構和文風都頗為潦草，但還是代表著目前香港電影研究的較高水平。另外，具有史學背景的poshek Fu（香港人，傅葆石）在2003年出版的專著《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以極具史學價值的方式提供大量素材，論證了香港電影與上海電影間在經受殖民地環(huán)境下的境遇，對戰(zhàn)前香港電影的尷尬身份加以描述。

事實上是，西方學者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成果并非很多，但又有很多電影學者有興趣關注香港電影的藝術、文化、身份及其類型電影，寫成萬多字的文章，所以論文集方式的書籍相對較多。poshek Fu和David Desser合編《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是伊利諾伊大學在1997年秋舉辦的香港電影研究大會的論文集；此外還有加里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Esther C.M.Yau編著的《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這兩本論文集收集了大量香港、臺灣和美國學者研究香港電影的論文。相較來說，前者不論涵蓋面、深度或作者的層次都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本集子中都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專門研究香港本土的身份問題，這是“九七”之后關于香港研究的新話題，前者的第三部分是“身份研究”，后者的第三部分是“文化的喪失：懷鄉(xiāng)、碎言和錯位”。這種來自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在民族性、華人身份、歷史地位上來考慮香港電影。總的來講，在眾多以“中國電影”、“亞洲電影”掛名的學術論文集中，都有一兩篇關于香港電影研究的論文。在《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中的最后一篇H.C.Li所著的《Hong Kong Electric Shadow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English》中，搜集了所有關于香港電影研究英文資料的參考書目；在《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中，Esther C.M.Yau也在最后做了一個參考書目表，這兩個參考書目表具有極高的工具價值。

除去這些專業(yè)的學術性研究之外，香港電影本身也在西方有著很大的影響。自從70年代初李小龍成為第一個在好萊塢產生巨大影響的香港影星后，東方式的功夫片和槍擊片在國外的年青人中深受歡迎，而唐人街中的音像店中幾乎有全部影片的錄像帶。由此，各種關于李小龍、成龍、功夫、影碟購買手冊類的電影暢銷書多不勝數(shù)。舉例來說，有《李小龍傳奇》、《我是成龍：功夫一生》、《功夫：報仇的電影》、《吳宇森傳》、《碎滅愛情的歌：關錦鵬電影》。有些書也是高校學者所著寫，但筆調卻是娛樂暢銷書的手法，邊邊角角，也算是香港電影英文研究的一個主要方面了。

總體看來，英美國家研究香港電影有著自己的特點和優(yōu)勢，超脫于香港本土的各種利害關系而獲得獨立思考的學術態(tài)度，根據(jù)電影學科框架的方式來進行整體的研究。由于研究者普遍都和香港電影業(yè)界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也保證了這些論文并非是簡單的后殖民、后文化現(xiàn)代哲學的盲目套用，而是切實考慮這一獨特的電影基地的產業(yè)、民族身份、美學成就的問題。在涉及問題的深度上，英文方面的書籍和論文是目前香港電影研究中優(yōu)秀的。

四、香港本土方面

香港雖然小，但由于其作為世界金融中心和中轉港的有利條件，有著極強的經濟能力可贊助文化事業(yè)。香港本土也擁有多所著名的大學及研究中心，關心本土的經濟、歷史和文化發(fā)展，而電影業(yè)是香港最重要的行業(yè)之一，全港10％左右的人都與電影業(yè)有關系。對香港電影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有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目前仍是資料最詳細、研究人數(shù)最多、涉獵面最廣、貢獻最大的地域中心。

自從1978年開始，每次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都根據(jù)一個研究專題，出版一本香港電影回顧論文特刊。論文用中英雙語出版，中文編輯曾有林年同、劉成漢、李焯桃、舒琪、羅卡等著名影評人和理論家，英文編輯有高斯雅、張建德等人，每期回顧文集均圍繞一個主題全面展開，旨在推廣香港電影、搜集史料、激發(fā)新思維的出現(xiàn)。截止2000年，回顧特刊的專題分別有：

1.《黃宗 回顧展》，1978。

2.《五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1899—1976》，1978。

3.《戰(zhàn)后香港電影回顧1946—1968》，1979。

4.《香港功夫電影研究》，1980。

5.《香港武俠電影研究1945—1980》，1981。

6.《六十年代粵語電影回顧》（1996修訂本），1982。

7.《戰(zhàn)后國、粵語片比較研究——朱石麟、秦劍等作品回顧》，1983。

8.《七十年代香港電影研究》，1984。

9.《香港喜劇電影的傳統(tǒng)》，1985。

10.《粵語文藝片回顧》，1986。

11.《粵語戲曲片回顧》，1987。

12.《香港電影與社會變遷》，1988。

13.《戲園志異：香港靈幻電影回顧》，1989。

14.《香港電影的中國脈絡》，1990。

15.《八十年代香港電影——與西方的比較研究》，1991。

16.《電影中的海外華人形象》，1992。

17.《國語片與時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1993。

18.《香港—上海：電影雙城》，1994。

19.《早期香港中國影像》，1995。

20.《躁動的一代：六十年代粵語片新星》，1996。

21.《光影繽紛五十年》，1997。

22.《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1998。

23.《香港電影新浪潮：二十年后的回顧》，1999。

24.《跨界的香港電影》，2000。

特刊每期專題對香港電影研究有著指導性的意義，暗含建立香港電影研究整體框架的意義。總的來說，目前已經成為主流的研究課題主要有：

1、武俠——功夫電影研究；

2、香港電影史及其類型研究；

3、粵語片——國語片問題研究；

4、香港“新浪潮”電影研究；

5、上海——香港雙城問題研究；

6、電影工業(yè)體制的研究；七八十年代后香港電影發(fā)展研究等。這些問題的提出，符合香港電影自身的歷史、特點，是研究香港電影不可繞過的課題。

回顧特刊對于香港電影研究具有極大的意義，正如傅葆石所講：“這些論文集對理解香港電影的歷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貢獻，通過辛苦的資料收集，并做出歷史的分析，組委會提供最系統(tǒng)化的研究論文集。”③ 總的說來，這些特刊的最大意義在于搜集了完整的資料，提出思路，以備以后有興趣的研究者使用，例如波德維爾就承認對香港電影的最初興趣來自每年的回顧特刊。④ 另外，回顧特刊中的論文作者，包括港、臺、內地、海外所有的香港電影研究者，全面展示了目前香港電影研究的人員分布。對于任何一個香港電影研究者來講，歷屆特刊是必備的資料。

對于香港本土來講，研究香港電影的單位（個人）主要有以下幾類：各個大學的院系、香港電影資料館、各個電影評論協(xié)會及雜志、報紙影評人，這些單位也經常會結集出版書籍，但從一般現(xiàn)象來講：關于香港電影研究方面的論文集、回憶錄、隨感集、影評集一本接著一本的出版，而體系完備的專著卻鳳毛麟角。下面分類介紹，力求能夠簡單描繪出香港本土關于電影研究的地圖：

1、大學

大學中的香港電影研究人員多具有較好的電影知識，在論述方面比較系統(tǒng)。香港有著眾多的大學，其中香港浸會大學在1991年正式成立香港大學中第一個電影電視系，并有著林年同、卓伯棠、吳昊、史文鴻、鐘寶賢（歷史系）幾位專業(yè)的電影研究學者而顯得特殊一些。

林年同先生（1944—1990）是較早的一位電影研究學者，他研究電影的出發(fā)點是中國傳統(tǒng)美學，曾結集《鏡游》一書（后增訂為《中國電影美學》），提倡中國傳統(tǒng)美學中“游”的觀念是中國觀眾一種重要的欣賞習慣。而最為特殊的是，林年同先生不僅研究香港電影，而且把視野拓展到中國早期電影研究上來，并組織了“中國電影學會”，出版《中國電影研究》雜志。他的這份抱負對于香港學界來說顯得十分大氣，日后劉成漢的《電影賦比興集》、香港電影評論協(xié)會所出的《詩人導演——費穆》都與此有關，這也很大程度上認可了香港電影和上海電影間的美學關系。

卓伯棠先生的專著《香港電影新浪潮》一書，內容翔實全面，分析了香港80年代出現(xiàn)的一批電影創(chuàng)作運動。書中包括新浪潮歷史狀況、電視工業(yè)和新浪潮出現(xiàn)的關系、導演分析、歷史定位等幾個方面，是一本奠基性的著作。

吳昊先生是電視電影系的系主任，有論文集《亂世電影研究》、《香港電影民俗學》、《香港電影類型論》（羅卡、卓伯棠、吳昊合著），另辟蹊蹺，從時代命運和民俗文化方式來觀察香港電影的影像生態(tài)。而歷史系的鐘寶賢女士具備歷史學的知識背景，她的專著《香港影視業(yè)百年》工程浩大，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香港電影產業(yè)發(fā)展線索史。書中所采取的產業(yè)、歷史文化、美學互動的綜合研究方式，源自波德維爾的好萊塢研究，在研究香港電影時取得奇妙的效果，填補了香港電影研究的一塊空白，意義極其重大。

另外，港大的Ackbar Abbas所著的《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是研究香港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必讀書籍。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專門以“新浪潮”和王家衛(wèi)作為文化研究的個案，具有特殊的意義。

2、香港電影資料館

長久以來，香港作為一個電影中心，卻沒有一個公共性的電影資料館從事保存珍貴的電影拷貝、整理歷史的工作。有感于此，羅卡等香港電影人積極努力，終于在2001年1月初正式成立這一公益單位，從事香港電影文化、歷史、導演的各種發(fā)掘工作。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成立，可以認為是一件極具進步意義的大事，稍加思考我們就可以想到，眾多的世界大師級導演的被認可遠非首輪影院的票房效應，而正是通過不斷的文化意義挖掘才逐步被認可的。事實上也如此，自成立以來，香港電影資料館策劃了很多的電影活動，并一一結集成書，大大拓展了香港電影研究的層次。

歷史方面，資料館整理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一之

二、《從手藝到科技——香港電影的技術進程》、《香港早期電影軌跡（1896—1950）展覽》特刊、《六十年代粵語片紅星展覽》特刊、《粵港電影因緣》等一系列活動和書籍，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對歷史話題進行有意義的拓取研究。特別是有“活歷史”之稱的余慕云先生整理的《香港影片大全》，體系浩大磅礴，全面記敘了電影有史以來的全部史料，是一本有價值的工具書，目前已經出到第五卷。

在挖掘香港著名電影公司運作體制方面，資料館整理出版了《邵氏星河圖展覽特刊》、《邵氏電影初探》、《國泰故事》、《穿梭光影50年——香港電影的制片與發(fā)行業(yè)展覽》等研究書籍，搜羅了很多當事人的回憶，全面認識香港電影史上的大制片廠時代，并以肯定的態(tài)度認可其貢獻。

在導演方面，資料館以作者論的方式，重點評述了幾位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導演，旨在希望推介出自己的電影大師，如《李晨風——評論·導演筆記》、《黎民偉日記》、《張徹——回憶錄·影評集》、《劍嘯江湖——徐克與香港電影》等，把天才和產業(yè)間的互動關系統(tǒng)一起來，全面肯定多年來香港電影發(fā)展的歷程。

香港電影資料館是一個常設性的研究和服務機構，藏有大量珍貴的膠片和史料。它的設立，為香港電影研究的發(fā)展提供了完備的條件，當影像資料和歷史史料都充足的時候，也是香港電影研究邁向深度研究的一個契機。

3、回憶錄和傳記

由于早期的較多影人并沒有很好的知識背景，他們的著述就多是回憶錄的樣式了。香港有著寬松的出版環(huán)境，香港影界人士也多愛把自己的一生記錄下來，這些回憶錄的作者多是香港電影發(fā)展多年的親事人，他們的回憶也讓人有親歷歷史的感覺。這類回憶錄實在太過繁多，可以參看余慕云《香港電影八十年》中的三頁列表，下面略微介紹幾本較為重要的：

關文清的《中國銀壇外史》。關文清從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從事電影事業(yè)，而且和大觀片廠有著直接的關系，他的回憶錄中對很多當年的電影事件、影人有著清晰的記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電影史資料。

《邵逸夫傳》，作為控制了香港電影六七十年代的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的生平是香港電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所帶領的邵氏制片策略和資本流動關系，至今影響著香港的影視業(yè)。

薛后所寫的《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作為一個左派影人，薛后先生所描述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界是完全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fā)的。林黛、夏夢、張仲文等一些老明星的軼事，“長鳳新”和國內電影界的關系，和香港業(yè)界的關系，及其80年代內地開放后怎么率先拍攝《少林寺》把香港電影和內地業(yè)界聯(lián)系起來的歷史，這些史料具有獨特的意義。

另外，上面所介紹的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口述計劃，也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兩次口述計劃的主題分別是“南來香港”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被采訪人全部是重要的當事人，這份資料對研究中港電影之間的資本、人才關系，香港五六十年代社會和電影業(yè)狀況，有著極大的價值。

總體來講，香港眾多的回憶錄和傳記本身并不具有太高的學術價值，但隨著歷史的當事者逐漸老去，歷史漸漸就只能成為一個符號來被理解了。能夠保存這些珍貴的當事人的記錄，并非一個功利性的學術課題，而是保留歷史的財富，以供后人享用。

4、影評人

王賡武編的《香港史新編》中提到，香港報紙繁多，專欄是報紙的重要特色，而電影專欄則需要專門的影評人，對新片和電影現(xiàn)象發(fā)表意見，香港主要的影評人有石琪、羅卡、李焯桃、舒琪等人。⑤

石琪是香港電影界的資深評論人士，從70年代開始，每月必有幾篇關系全港的影評，連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的主頁上也專門刊登每月石琪的影評，他主要的文章多發(fā)在《中國學生周報》（早年）和《明報》及其副刊上。石琪的所有影評也曾匯集成書，浩浩蕩蕩八卷本《石琪影話集》，香港電影界天南地北的八卦瑣事，無不一網打盡，對香港電影研究有很好的輔佐價值。他的影評從無破壞性的批評，而多是中肯之言，切實理解業(yè)界的關系。

羅卡可以說是香港電影業(yè)界最重要的學者、策劃人、理論家之一，不論是資料館的成立、電影節(jié)的創(chuàng)辦，還是國外學者的組稿和請教，羅卡都有份參與，但因為他沒有專著出版，所以放在此處介紹。羅卡是香港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學刊物《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的編輯，石琪、林年同等人當年都在他的刊物上發(fā)表文章。羅卡本人僅著有《電影之旅》少數(shù)幾本書，但他的文章總是關注香港電影最關鍵的問題，極具啟發(fā)意義。在歷年的電影節(jié)回顧特刊上，均可看到他的文章。羅卡的文章，并非簡單的評論，而是上升到批評意義的學術觀點，他的觀點極具權威價值。

李焯桃曾從1980年開始主編香港最著名的電影刊物《電影雙周刊》達7年之久，期間支持新浪潮運動，發(fā)表個人論點，頗有法國《電影手冊》主編安德烈·巴贊的影子。李焯桃的論文結集有《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筆記》、《觀逆集——香港電影篇》、《觀逆集——中外電影篇》、《淋漓影響?zhàn)^——拋磚篇》、《淋漓影響?zhàn)^——引玉篇》，深度與廣度俱佳，李焯桃文中極具國際視野，是一個學者型的影評人。

另外的香港影評人眾多，也辦有“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香港影評人協(xié)會等團體。從好的方面看，繁榮的評論和批評環(huán)境，是電影產業(yè)鏈中必要的一環(huán)，負責著聯(lián)系公司意圖和觀眾觀看心理的作用。香港電影的多年繁榮發(fā)展，影評人的地位功不可沒。

5、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及其刊物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作為一個非日常性的學術團體，有著50余人的作者隊伍。自1995年3月成立以來，其宗旨是：團結一群志同道合的影評人，促進電影評論的獨立自主精神；倡導從文化和藝術角度評論香港電影；對香港電影的成就重新做出評價。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每年都會出版一本回顧香港電影的評論文集，可以作為對一年來電影資料的總匯。他們也經常會在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的KUbrICK書店舉辦討論活動，頗具時代小先鋒的意義。需要一提的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編輯的幾本書籍頗為重要：

他們編輯、譯著的書籍有《然后有了光——22位導演作品選析》、《詩人導演——費穆》、《丈八燈臺看電影》、《戲緣》、《從新浪潮到后現(xiàn)代》、《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經典200——最佳華語電影二百部》、《江湖未定——當代武俠電影的域境論述》、《后九七與香港電影》、《王家衛(wèi)的映畫世界》、《我和電影的二三事》。從題目可以看出，他們的文章多反映的是時代緊要的問題和人物，其中頗為重要的有《王家衛(wèi)的映畫世界》、《江湖未定》這兩本書，角度新穎有趣，提出的問題別具一格。

通過上面的一番簡單描述，可看出香港本土在電影研究上的多方面努力。憑借天時地利人和之便，香港本土在電影研究上有著自己獨特的一面，資料翔實，切中實際問題。但有些現(xiàn)象早就暗示了危機，例如專著太少，論文太多的情況，說明本土缺乏足夠的實力和立場來進行總結性的專題研究。在香港電影業(yè)蕭條的今天，一些評論性的文章的作者可能會因為大環(huán)境的困難而放棄寫作，到時香港電影面對明天將會更迷惘。開展更廣泛的文化交流，是香港電影業(yè)界和學術界應該重視的問題。

五、小結

電影學科自從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進入高校，并多設立于文學系下，著重點在于歐洲充滿思考性和藝術創(chuàng)新的大師。同樣的情況可以引用到關于香港電影研究中來，內地、香港、臺灣三地普遍是在80年代之后開始引入電影學科，進行專業(yè)的電影研究，而最初的興趣點多會關注中國第五代、臺灣新電影運動、香港新浪潮電影之類的問題。而面對充滿商業(yè)氣息的都市香港，一種暗含的對立情緒經常會滲透出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人問津香港電影的研究。而“九七”前后對香港電影研究的觀眾同樣是如此的吊詭，政治化和文化性的介入，吸引了人們對于香港電影的關注。

香港電影研究的復雜性，超過任何一個地域的華人電影，因為商業(yè)電影和藝術電影的范疇、高雅性和低俗性的判斷，在這個領域全無意義。它是憑借著百年的歷史、近萬部的電影、眾多的獎項和成就強制吸引了學者們的關注，而并非因為學院派對香港電影的娛樂性感到津津有味。對于香港電影來說，沒有任何一部電影不涉及到觀眾和票房的問題，這種條件下藝術能夠生存的空間微小得有限，但仍舊能夠體現(xiàn)出體制下天才超越的能力。在1994年王家衛(wèi)《東邪西毒》上映之時，香港掀起了一股關于雅俗高低的爭論，但繼石琪在《明報專欄》中批評之后，出現(xiàn)了大量以市民興趣和經濟價值為出發(fā)點的批評文章，專欄作家游清源諷刺那些擁護王家衛(wèi)電影的人為“盟塞”的知識分子，并且影射那些解讀王家衛(wèi)電影的影評文章為“豬肉”，并非珠玉。當時，李焯桃在面對這種兩極化現(xiàn)況時，有以下的見解：

“這種論調（即強調電影的商品本質的看法）其實是個陷阱，港臺兩地的影壇，由于沒有真正的獨立制作及另類發(fā)行系統(tǒng)，根本從來沒有足夠‘個人創(chuàng)作’的空間。而長期面向大眾的影評，更一直充斥犬儒的情緒及反智的傾向，只崇尚直接簡單的作法，對稍為脫軌的作品，往往口誅筆伐譏為悶藝、造作扮嘢、故作玄虛、自戀自溺（甚至自瀆！）。”⑥

從這個視角來看待香港電影的研究，更是無法適時地做出判斷。這也是香港本土如此缺乏專著，而個人論文集很多的原因。雖然香港有較為成熟的社區(qū)和文化形態(tài)，但它缺少足夠的政治、文化身份和立場，無法對模糊的香港電影現(xiàn)狀加以指導和判斷。本土學者同電影業(yè)界一樣，在邊緣化的身份中失落自己的立場。

這種對娛樂性的偏見，限定了香港電影研究的發(fā)展，無法認真嚴肅地對待香港電影的眾多現(xiàn)象，并進行深度的反思。香港本土的學者有著身份的缺陷，中國內地的研究礙于剛剛起步，臺灣的政治身份導致無法做出正確判斷，所以眾多的英文學術研究成為了香港電影研究最具國際化視野、最具學科前瞻性的研究。有個學科的比喻會讓人感到驚嘆：埃及學研究的中心，在歐美而不在埃及！

但好在形勢并非如此惡劣，眾多中國內地、香港的學者在不斷做出突破。近年來關于香港各方面研究的學術專著在不斷出現(xiàn)，鐘寶賢女士的《香港影視業(yè)百年》圖文并茂、觀點鮮明，羅卡和法蘭·賓的英文香港電影史《Hong Kong Cinema: A Cross-Cultural View》已經出版，而廣州的李以莊、周承人的香港電影全史也正在進行。

目前香港電影正在經歷“冰河期”的低谷，但對于電影研究來說并非壞事，而要從現(xiàn)象中觀察必然的邏輯。戰(zhàn)后香港電影幾經轉折，這次絕對不是最惡劣的一次。而歷史和文化的沉淀，回歸7年后的香港應該有個自己的選擇，如何定義香港電影的文化淵源、發(fā)展走向、研究思路。

臺灣電影市場一度和香港電影市場緊密相連，但今日已經不同往日了。臺灣電影的片花，曾是拖垮香港電影的原因之一，⑦ 而臺灣境內搖擺的政治風云，以及在東亞地區(qū)所處的政治立場，其意識形態(tài)觸及的各個方面都影響他們關于電影研究的發(fā)展前景，委實不能讓人對他們在這方面研究上有任何信心。

學習西方香港電影研究的同時，中國內地和香港電影學界的交流值得讓人期待。方言、距離、業(yè)界差異固然不可避免，但面對的是一個良好的契機，內地電影學研究的發(fā)展，在于政府仍沒有放棄挽回電影產業(yè)的努力。市場的逐漸聯(lián)姻，奠定了文化尋求合作的基礎。香港的發(fā)展，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內地的基礎，經濟發(fā)展固然如此，文化上又未嘗不是。在香港電影研究的發(fā)展上，更需要在美學、民族化、產業(yè)模式上走出新的思路。

注釋：

① ［美］I.C.Jarvie: Window on Hong Ko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ong Kong film industry and its audience（查奕恩《香港電影工業(yè)與觀眾之社會學研究》）《序言》，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HongKong, 1977，第1頁。

② Jay Leyda（1910—1989），美國人，電影理論和電影史方面的著名學者，師承蘇聯(lián)電影大師愛森斯坦。他曾在1959—1963年間來到中國，以外國專家身份參與程季華《中國電影發(fā)展史》的資料整理工作，回國后著述了中國電影史著作《電影》一書，在1972年出版，是西方國家第一本關于中國電影史的專著，開創(chuàng)了美國的中國電影研究領域。查奕恩曾和陳力同在紐約大學教書，直接受到陳力關于中國電影研究的影響。

③ poshek Fu: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165頁。

④ 原話是“那些年頭，好友湯尼·雷恩總是按時送來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的特刊，我從而窺知香港電影史的點滴。”參見［美］大衛(wèi)·波德維爾《香港電影的秘密——娛樂的藝術》的《序言》，何慧玲譯，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⑤ 轉引自黃維墚《香港文學的發(fā)展》第十三章，參見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下），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555頁。

⑥ 張美君《文化建制和知識政治：反思“嚴肅”與“流行”之別》，陳清僑編《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態(tài)：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8頁。

⑦ 1988—1993年間，臺灣資金流入香港電影影市形成“片花潮”。臺資的涌入，不單抬高了香港明星的片酬，推高了港片賣埠版權費，而且在濫拍風潮的惡性循環(huán)下，“爛尾”投資不計其數(shù)，即使能夠完工的影片也難以依靠票房收入成本，破壞了香港本土的院線制度。而1993年5月28日，八大臺灣發(fā)行商組成臺北市片商工會國片海外聯(lián)誼小組，提出壓抑制片成本，抵制演員上漲的片酬，并提出三個不利港片的要求。同年，臺灣新聞部放寬西片和日本片在臺灣上映的拷貝數(shù)量限制，使得港片壓力增大。原本在制片和票房領域占有起碼三分之一的臺灣市場，頓時消失，拖垮了香港電影產業(yè)鏈。參見鐘寶賢《香港影視業(yè)百年》，香港：三聯(lián)書店2004年10月版，第360—363頁。

第三篇：論文(現(xiàn)狀分析

農村小學數(shù)學作業(yè)現(xiàn)狀的分析

王學強

數(shù)學作業(yè)的練習，特別是家庭作業(yè)的安排，有積極和消極的影響。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技能，改善他們對學校的態(tài)度，讓學生明白學習是沒有時間、地點限制的，能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性和責任心，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過程，這些是積極的一面。而消極影響也存在，如造成學生生厭，漠視學 生享用閑暇和進行集體活動的權利，家長的參與變成干擾，也可能引起欺騙行為而助長了學生的不良品性，如抄襲等。

新課標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那么農村小學學生的數(shù)學家庭作業(yè)現(xiàn)狀如何的呢？根據(jù)深入細致了解，主要有以下情況：

（一）數(shù)學作業(yè)內容安排分析：

從分析情況看，小學生數(shù)學家庭作業(yè)在“質”和“量”方面問題較多。主要表現(xiàn)為小學生家庭作業(yè)形式單調，內容機械，應用實踐少。具體表現(xiàn)為：

1、家庭作業(yè)內容多（書本、課堂作業(yè)本、一課一練等題目內容按序布置），缺少針對性。

2、家庭作業(yè)知識鞏固多，應用實踐少。

3、家庭作業(yè)書面作業(yè)多，口頭作業(yè)少。

4、家庭作業(yè)統(tǒng)一任務多，自主選擇少。

5、教師布置的家庭作業(yè)與學生喜愛的作業(yè)不完全相同。大部分的數(shù)學作業(yè)多為機械計算題，學生真正的數(shù)學興趣可能會因為枯燥乏味的計算而逐漸喪失。

（二）數(shù)學家庭作業(yè)完成現(xiàn)狀分析：

1、每個班總或多或少的學生完成不了家庭作業(yè)。

2、學生對“知識”這一概念的理解層面過窄過舊；

3、學生“等”、“靠”想法非常強，不愿花時間獨立思考，遇到難題馬上與其它同學“較對”甚至抄襲。

4、學生對作業(yè)存在“任務”觀點，趴在窗臺敷衍了事完成，作業(yè)一交空身回家。

學生渴求嘗試形式新穎有新鮮感，探索性、開放性、與實踐密切聯(lián)系類的創(chuàng)新題題目；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作業(yè)完成的質量，對感興趣的學科不僅認真做而且有時間自找題做，對討厭的學科不認真做甚至不做；當遇到難題心情緊張、害怕，表明學生的自尊心非常強，唯恐受到教師和家長的批評。

（三）數(shù)學家庭作業(yè)評價的現(xiàn)狀分析

學生對作業(yè)的處理方式渴求別人的評價，包括教師和同伴的評價；學生愿意表現(xiàn)“個性化”解法，體驗學習成就感要求迫切，對一般表揚性評語表現(xiàn)的興趣不濃；學生不希望只給予呆板籠統(tǒng)的“優(yōu)、良、合格”評價法，作業(yè)本上紅色的“Χ”嚴重打擊了學生學習的自信心；有些學生對作業(yè)的質量根本不在乎，更談不上什么檢查，錯一點，改了不就完了；學生之間的互相反饋則表現(xiàn)為互相比一下老師打的等級或分數(shù)等。但卻很少有學生去進行自我反饋，查究一下錯誤的原因。

出現(xiàn)以上現(xiàn)象不是偶然的。長期以來，傳統(tǒng)作業(yè)是“教”的強化。在應試教育的教學實踐中，教學論被異化為只有教而無學的“教論”，基于“教論”的作業(yè)逐漸轉向了教師“教的補充”、“教的強化”。在應試教育下，作業(yè)演變?yōu)椤敖痰难a充”、“教的強化”，自然也就成了學生的沉重負擔，無助于學生的真正成長，失去了作業(yè)應有的教育意義。因此，新課改呼喚生活化的作業(yè)設計和應用，多從生活實際出發(fā)，為學生設計一些符合學生認知的生活化的作業(yè)，讓學生在興趣的激勵下，主動的、自愿的去完成作業(yè)，讓學生真正感受到課堂是實際生活的在現(xiàn)，作業(yè)是解決實際生活的鑰匙，讓學生學得輕松，學的有意義。

第四篇：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現(xiàn)狀分析與對策研究論文

隨著工業(yè)及城市化的發(fā)展，生態(tài)安全問題越來越引人們廣泛關注，生態(tài)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防安全、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基礎。從全球范圍看，生態(tài)安全問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是眾多國家關心的焦點問題之一，生態(tài)安全問題如果同人口、種族等因素相遇，就可能引發(fā)暴力沖突，它不但可能影響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穩(wěn)定，還可能導致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從而影響到地區(qū)穩(wěn)定和國防安全。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最多的國家，由于工業(yè)有害物質排放，資源過度開發(fā)，農業(yè)化肥及除蟲藥劑大量使用，生活廢棄物及垃圾的污染等，使我國生態(tài)環(huán)境產生了嚴重的失衡，加上人類的經濟活動和掠奪式開發(fā)，使生態(tài)嚴重破壞，給人類的生存和發(fā)展帶來嚴重的危害。我國生態(tài)安全問題已成為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

筆者認為，通過對我國生態(tài)安全現(xiàn)狀的分析，有助于進一步提醒國人對生態(tài)安全問題引起充分重視，積極解決我國的生態(tài)安全問題，切實保護我國的生態(tài)安全，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生態(tài)安全合作，維護我國國家利益。

一、生態(tài)安全的基本含義、構成和特點

（一）生態(tài)安全的基本含義

生態(tài)安全迄今為止還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概念，但一般認為它包括兩層基本含義：

一是避免由于生態(tài)環(huán)境退化和資源短缺對經濟發(fā)展的環(huán)境基礎構成威脅，從而維護一個國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自然資源對于本國經濟持續(xù)發(fā)展的環(huán)境支撐能力；

二是避免由于生態(tài)環(huán)境嚴重退化和資源嚴重短缺造成環(huán)境難民并引發(fā)暴力沖突，從而防范生態(tài)安全環(huán)境問題對區(qū)域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第二層含義則是外交、軍事范疇新概念。

（二）生態(tài)安全的構成生態(tài)安全就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安全。該系統(tǒng)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內，生物與其生存的環(huán)境及生物與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彼此間通過物質循環(huán)、能量流動和物質交換而形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組成十分復雜，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土地、水、大氣和生物。

生態(tài)安全主要由土地安全、水資源安全、大氣環(huán)境安全和生物物種安全等因素構成。這其中任何一個構成因素出了問題，都會影響生態(tài)安全并進而影響到國家安全。生態(tài)安全的構成示意圖如圖1所示。

（三）生態(tài)安全的主要特點

與影響國家安全的其他因素相比較，生態(tài)安全有其自身的特點：

一是整體性。生態(tài)環(huán)境是自然界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最終達到相互平衡的系統(tǒng)。對局部地區(qū)環(huán)境一個因素的破壞或不合理利用，就會影響到這一地區(qū)整個環(huán)境的穩(wěn)定度和環(huán)境質量的變化。

二是長期性。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人類一旦對生態(tài)環(huán)境施加某種影響，那么這種影響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會作用到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在當前條件下，這種影響以負面影響為主。

三是不可逆性。人類對環(huán)境的過度利用一旦超過環(huán)境自身的承載容量，就會對環(huán)境造成破壞，而且這種破壞是不可逆的。至少在目前科學技術水平條件下，要想恢復大面積受到破壞的環(huán)境是不可能的。生態(tài)安全的主要特點如圖2所示。

二、我國生態(tài)安全的現(xiàn)狀

（一）生態(tài)安全問題嚴重

我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面對13億人口壓力，加上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fā)展經濟以犧牲環(huán)境為代價謀求經濟數(shù)量的增加，做過許多違背自然規(guī)律的事情，造成了巨大的生態(tài)破壞，我國的生態(tài)安全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形勢。當前，我國生態(tài)安全問題在國土資源安全、水資源安全、環(huán)境資源安全和生物物種安全等4個方面的問題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

（二）國土資源安全問題

國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條件。國土資源的多少和優(yōu)劣是決定一個國家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對于一個人口眾多的發(fā)展中大國來說，尤其重要。目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達356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37.08%。20世紀50年代以來，每年因水土流失而喪失耕地267萬公頃，平均每年“流失”耕地6.7萬公頃，我國荒漠化土地面積為262萬平方公里，是全國耕地總面積的2倍多，并且還在以每年2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相當于每年沙化一個中等縣。

我國森林人均占有量是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據(jù)測算，按目前的砍伐速度，我國可采林將在短短7年內被砍完，我國草地面積正在逐年減少，草地質量也在明顯下降，其中中度以上退化的草地已達1.3億公頃，并且還在以每年2萬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

我國濕地資源占世界濕地面積10％，但已有近40％的濕地受到中度和嚴重威脅。其他生態(tài)系統(tǒng)也退化嚴重，造成生態(tài)功能下降，生態(tài)平衡失調，已對國土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我國國土資源安全問題非常嚴重。

（三）水資

第五篇：生活現(xiàn)狀分析論文

生活，不僅僅是吃喝穿戴，衣食住行，生活應該也肯定有更多的內涵：比如，追求財富、維護尊嚴，享受心情等等。

關于生活，我們所了解的都是發(fā)生周圍的事情。總有人自以為是，認為對生活比較了解。其實了解生活，最應該了解的是自己。

人生大多數(shù)苦惱，第一是來自身體上的，第二個是來自我們對生活的分析。也就是說，分析生活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苦惱的來源。

比如說，一個人不管經濟狀況怎樣改善，買不起的東西永遠有很多，一個人不管收入怎樣不斷地增加，也可能他原來設想的東西都已到手，與此同時新的想買的東西又開始在心里琢磨，人是東西越多，卻越是覺得缺乏，相對于以前，所缺乏的東西往往是越來越難得到的，于是讓他“快樂”的事，也就越來越少，也可以說讓他快樂越來越困難。誰之過？是錢財嗎？是他自己。

這與“滿足與否”無關，一個自以為擁有滿足感的人，往往是不得不“滿足”的人，其實人人都應該有一顆永不滿足的心，不要以為懂得知足的人，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一無所求的人是真正的人嗎？

不知足應該是生命的源代碼，是繼續(xù)生活的前提。

生活看起來是那么廣闊，像一片茫然無際的草原，有清風也有暴雨，有花前也有豺狼當?shù)溃性孪乱灿屑诧L勁草，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不時地采擷一朵叫做幸福的小花。

但，生活并非只是生活。

比如說，我們總有無聊的時候，無聊是一件好事，因為只有無聊的時候，我們才思慕著做點什么。

我們也有寂寞的時候，寂寞是我們心生愿望的時候。有人說，愿望即人生。比如，有的人沉湎于衣著發(fā)型穿扮，有的人禁錮于家庭之中爭奪個人地位，有的人喜歡安逸處事總是怎樣順心怎么做，有的人則比較放蕩一些燈紅酒綠之所是他的愛好，更多的人深陷于對物質享受渴望之中。

生活就這樣花花綠綠的，我們總會分析它，稍微一琢磨才發(fā)現(xiàn)原來生活挺麻煩的，尚待解決的問題有一堆，除了近憂，還有一些遠慮，也可以說成除了生活用品的不充足，還有一些心情上的問題。

就是這樣，我們內心想做的事太多了，可是限于經濟能力，我們常常帶著愿望和遺憾一起生活，就是因為有這兩種心情，我們才努力，不管怎樣我們都覺得值得。

分析生活，讓我們干了些與事實作對的事。與事實作對結果難以預料，但不作對注定失敗，這是誰也明白的道理。所以，不滿足是好事，有煩惱也是好事，雖然我們享受不起煩惱，但它不請自來，不享受也得享受，誰讓生活是一連串乏味的成功呢？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有每一次成功都帶給我們或多或少的幸福感，但每一種“幸福”都有讓人乏味的時候，它是不會停留的。就像解放前，許多窮人認為有吃有穿就是幸福的，可是現(xiàn)代有多少人認為這是幸福的呢？

無論怎樣分析，真實的生活永遠以寬容的姿態(tài)與我們面對面，不管我們是消磨，還是打拼，是得過且過，還是日理萬機，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完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