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課程論文

課程名稱： 學年論文Ⅱ

論文題目：美聯儲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姓 名： 吳佳瑩

學 號： 9***

成 績：

美聯儲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摘要：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先后實施了量化寬松政策、加息及目前的加息等手段,從而實現治愈經濟到持續增長的轉變。這些政策也無疑通過多種渠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造成了影響。本文，從宏觀經濟、私人經濟和金融市場三個角度來研究美聯儲貨幣政策沖擊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動態影響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美聯儲：貨幣政策：中國經濟；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跨境資本流動；資產價格；產業結構的時變效應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進程的加快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形勢以及其他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表現出越來越強的敏感性。與此同時，Kim認為發達經濟體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明顯表現出對其他國家(地區)的溢出效應．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溢出效應的顯著性最高。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形勢有著很強的決定性作用．其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的溢出效應更為顯著，尤其在美國次貸危機后期，美國聯邦儲備局實施的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引起了其他國家的嚴重“感冒”，不但對其他國家的制造業造成沖擊，更對其金融市場帶來劇烈震蕩，進而引起宏觀經濟波動。由此可見，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在此進一步探究美聯儲貨幣政策對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跨境資本流動、資產價格、產業結構式變效應的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正?；c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2.1關聯關系

2013年底美聯儲啟動減少購債計劃，直到2014年10月停止購債，對中國跨境資本流動開始造成溫和影響，但也為2014 年“3.17”匯改創造了條件。2014年，美元升值12.6%。在此背景下，2014年初，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快速升值，交易價一度升至6.04。然而，2月中旬起，特別是3月17日匯改將人民幣兌美元日浮動區間由±1%擴大到±2%以后，人民幣匯率快速下跌，最低跌至近6.26，較前期高點貶值了3%以上。受美聯儲減少購債和加息預期影響，2014年7月起美元大幅走強，到2015年7月底累計升值了21.9%。2015年一季度，在美元升值壓力下，人民幣匯率快速下跌，在中國曾經引發一波較大規模的資本外流，但二季度人民幣匯率企穩，資本外流壓力重新回落2015年中，中國股市異動，市場情緒波動，向外匯市場傳染。同時，為穩定股市，央行降準降息、增加流動性供給，加劇了購匯壓力?！?.11”匯改，按照主要參考上日收盤價，綜合考慮國內外匯供求和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走勢優化中間價報價機制。為何選擇啟動“8.11”匯改，其中一個觸發因素有可能是9月份美聯儲加息。2015年12月16日，美聯儲宣布近十年來首次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受美聯儲加息及加息預期，美元進一步走強影響，人民幣再度加速下跌，最低跌至近6.60，釀成第二波市場恐慌。

2017年3月和6月，美聯儲連續兩次加息，然而這一時期美元指數不漲反跌。直至美聯儲9月份例會宣布10月份正式縮表，也沒有扭轉美元的頹勢。2017年前9個月，美元指數累計回落9.1%。受美元走弱的影響，2017年人民幣匯率止跌回升。截至9月底，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境內人民幣交易價（CNY）、境外人民幣交易價（CNH）分別較上年底升值4.5%、4.6%和4.8%，CFETS、BIS和SDR口徑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分別貶值0.5%、1.0%和0.6%。5月底引入“逆周期因子”，以對沖市場順周期行為和更好地反映國內經濟基本面變化，市場理解這是央行在引導或者容忍人民幣匯率更快地升值。特別是8月28日至9月8日間，人民幣中間價連日上調，造成客戶結匯盤蜂擁而出，使得人民幣交易價快速升破6.60和6.50兩個重要關口。直到9月11日以后人民幣匯率開始回調，重新步入雙向波動。8月份，反映銀行間市場外匯供求關系的銀行即遠期結售匯順差34億美元，這是37個月以來首次順差。

2.2 美聯儲貨幣政策正?；c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結論及建議

第一，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對中國的影響是動態發展演變的。開始沒有影響，不意味著以后沒影響；對中國產生了負面沖擊，不意味著負面沖擊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傮w上，美聯儲貨幣政策正?；詠?，人民幣依然屬于一種世界強勢貨幣，2013年初至2017年8月底，國際清算銀行監測的61種貨幣中，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為8.8%和9.1%，均排名第九位。此外，這種溢出效應的發展演變表明，影響匯率的因素很多，即便是同一因素在不同時期對匯率走勢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因此，試圖將某一因素對匯率的影響固定化、公式化是有缺陷的。人民幣匯改的方向仍將是發揮市場主體的決定性作用，匯率調控不是替市場選擇匯率水平，而是避免過度或者異常的波動。

第二，浮動匯率也不能確保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2015年三季度以及2015年底2016年初的兩次人民幣匯率劇烈波動，都是造成美聯儲利率決策推遲的重要海外市場因素。此外，2016年6月份美聯儲例會因為擔心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外部沖擊，也再度延遲加息。結果，美聯儲嘴上鷹派，但行動鴿派，2015年和2016年都是一年僅加息一次。這是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難以兩全的“二元悖論”的真實寫照，同時也引發了對于加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呼吁。

第三，當前貨幣政策的分化也并非是永恒的。2017年以前，美歐日主要經濟走勢和貨幣政策取向分化，是造成美元走強的主要原因。然而，進入2017年，主要經濟體經濟同步復蘇，歐央行和日本央行貨幣刺激不再加碼，又成為美元走弱的主要外部原因。美聯儲貨幣政策與中國跨境資本流動

3.1關聯關系

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先后實施了量化寬松政策、加息及目前的加息結合縮表等手段,從而實現治愈經濟到持續增長的轉變。這些政策也無疑通過多種渠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造成了影響,其中資本流動渠道則是影響最為突出及直接的渠道之一,甚至有國內學者提出美聯儲加息的真實目的就在于引導國際資本回流(鐘偉,2005)。近年來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總體上升。全球金融危機后,美聯儲及歐洲、日本等政府相繼推出了量化寬松政策,為全球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較好的宏觀經濟環境無疑成為了逐利資本的首選。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及利差等因素的驅動下,2010—2011年中國跨境資本流入規模顯著擴大(肖衛國、蘭曉梅,2017)。大量涌入的資本加劇中國通貨膨脹問題的同時也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滋生資產泡沫等問題。隨后兩年雖有所好轉,但2014年全球經濟進入再平衡階段,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和貨幣政策分化,而美國經濟逐步轉好使得其重拾了對資本的吸引力。

自2014年5月起美元開啟了新一輪升值周期,造成其他貨幣不同程度貶值,進而誘發了國際逐利資本流出新興經濟體,中國跨境資金也呈現出一定的偏流出壓力。2016—2018年美聯儲全面退出量化寬松并重啟加息周期,至今共加息8次,聯邦基金利率區間升至2%-2.25%,。當前美聯儲的一系列貨幣政策調整以及未來加息節奏等措施的不確定性均加大了中國資本外流及人民幣貶值壓力,同時也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因此進一步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與中國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關系、影響機制進行研究,對保持中國宏觀經濟良好運行及維護金融體系整體穩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跨境資本流動一直是金融領域研究的重點問題。近年來美聯儲頻頻調整其貨幣政策致使全球逐利資本流動性加劇,對其他經濟體造成顯著沖擊,也使得這一問題成為了眾多學者和政府關注的熱點問題。

現有文獻發現采用線性方法進行實證的研究較多。但考慮到近年來美聯儲政策不斷轉變、中國匯率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因此認為各因素對跨境資本的影響可能存在非線性特征,即影響機制出現非線性變化。胡國良等(2015)通過建立MS-VAR 模型,研究了不同狀態區間下各因素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結果證實匯率及其預期不論在任何狀態區間下均對資本流動具有顯著影響;劉堯成(2016)則運用時變參數狀態空間模型進行分析發現:中美利差、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和美國貨幣乘數波動對中國短期資本流動影響彈性系數的波動性逐步變小,這說明短期資本流動受國際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弱,但是在量化寬松政策推出和退出的變化窗口期卻會對資本流動形成巨大沖擊。目前,常用于研究機制轉換的方法包括門限模型、馬爾科夫機制轉移模型及平滑遷移模型(STR)。相較于前兩者,STR 模型轉移機制是由內生變量決定的,且由于其轉換函數平滑的性質使得機制間轉變為平滑變化,這一設定與現實經濟狀況更加相符。

在不同的LC水平下,各影響渠道對中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沖擊存在非線性特征。當中美利差不斷縮窄至低于門限值后,當期PMI、ER 對中國跨境資本規模的沖擊并未發生變化,但其影響持續期顯著縮短;而當期利差對跨境資本流入的正向沖擊則表現為顯著增強。即在當前中美利差背景下,如利差進一步收窄將顯著加劇中國跨境資本的流出壓力;美聯儲流動性QE 對跨境資本的負向影響有所加劇。因此,面對當前背景如何緩解未來中國短期跨境資本可能面臨的外流壓力加劇,波幅增加的問題,我們更應關注短期中國宏觀基本環境、人民幣匯率水平及中美利差的變化。

3.2 美聯儲貨幣政策與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政策建議

首先,不斷完善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加強監測、分析。及時掌握短期跨境資本雙向流動的規模、流入領域、期限及頻率等信息,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相關預警指標體系。同時加強對重要性金融機構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并深化各部際間協調合作,以形成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領導,“一行兩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等機構管理的協調機制,從而切實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及針對性。同時,還應加強國際間協調、監管合作。積極主動參與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總體框架的設計及管理工具實施等領域的國際間合作,以調解資本跨國流動成本、壓縮制度套利空間。其次,長期來看,面對美聯儲貨幣政策通過匯率及利率渠道對中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其根本解決辦法在于完善匯率市場化機制、削弱對美元的依賴程度、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下,當局的首要任務應聚焦于穩定匯率。因此,應充分把握國際化推進的節奏和順序,重點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赏ㄟ^對跨境資本流動進行逆周期調節,進一步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加強對匯率的間接調控,引導公眾理性預期等方式實現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穩定,從而減緩對中國短期跨境資本的沖擊影響。

最后,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的主要誘因仍然是經濟體的穩定與發展。因此,繼續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保持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經濟基本面,以實現對跨境資本的吸引是政府長期努的目標。美聯儲貨幣政策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

4.1 關聯關系

從資產管理角度看,我國投資者也需要密切關注美聯儲貨幣政策風險，對美聯儲貨幣政策風險進行管理和定價，動態管理投資組合（姜富偉等，2011；Jiang and Tong,2016）因此，本研究對于健全我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體系，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改進貨幣政策風險管理和定價，提高投資者收益都具有重要意義。國內外學者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效果進行了較多探索,研究發現美聯儲貨幣政策不僅會影響本國資產價格,而且會對其他國家資產價格產生溢出效應(Valente,2009；金春雨和張龍,2017)但是，已有研究仍在三個方面有進一步改進和拓展的空間。

第一,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說明貨幣政策制定也需要關注金融穩定和金融市場反應(Taylor, 2007)但已有文獻缺乏從金融穩定和資產管理角度分析美聯儲政策調控對我國金融資產價格的溢出效應。第二，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聯儲頻繁使用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引導和調控市場預期，以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穩定金融市(Campbell et al.,2012)。但鮮有文獻研究美聯儲前瞻性指引對我國的溢出效應。第三,現有文獻對美聯儲溢出效應的探究多使用基于低頻時間序列的向量自回歸(VAR)、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等模型。事件研究法的優勢在于聚焦短時間內資產價格變動對美聯儲貨幣政策信息的反應，剔除長期數據中無關噪音的影響，從而克服現有文獻在捕捉短時間內資產價格變動所含信息方面的不足。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對我國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回報的影響，并對貨幣政策非對稱性進行了研究。其次，用構造的路徑因子作為美聯儲前瞻性指引的測度指標，研究美聯儲前瞻性指引如何影響我國債券和股票市場回報。發現，首先，美聯儲政策調整會顯著影響我國債券和股票回報。美聯儲加息會使我國債券和股票回報下降，而降息則會帶來債券和股票回報上升。而且這種影響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無論是債券市場還是股票市場，美聯儲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都在降息時更為明顯。

第一,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會顯著影響我國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回報，美聯儲加息會使我國債券和股票回報下降，而降息則會帶來債券和股票回報上升。

第二，美聯儲貨幣政策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無論是債券市場還是股票市場，美聯儲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降息階段,加息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并不顯著。第三，預期到的貨幣政策調整對債券和股票回報都有顯著影響,而未預期到的貨幣政策調整和前瞻性指引只影響債券市場回報。第四，美聯儲貨幣政策會影響我國股票市場波動率，市場波動會隨著美聯儲政策調整幅度的增加而顯著增大。其中，未預期到的貨幣政策調整和前瞻性指引會給我國股票市場帶來較大的波動風險，預期到的貨幣政策調整對市場波動沒有影響。

4.2 美聯儲貨幣政策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啟示

第一，貨幣當局應注重加強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美聯儲加息會降低我國資產價格，而且美聯儲政策調控會增大我國金融市場波動。因此，應充分考慮美聯儲貨幣政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盡可能降低金融體系面臨的國際貨幣政策沖擊。尤其當我國政策調控也會造成市場的同向變動時，貨幣當局要準確把握好政策調整的時機,防止市場波動進一步加劇。

第二，加強預期管理,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美聯儲貨幣政策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與預期具有密切聯系，實證結果顯示美聯儲預期與未預期的貨幣政策和前瞻性指引都會對我國資產價格產生影響，引起金融市場波動。因此，貨幣當局應加強與市場和公眾的溝通，充分發揮預期管理和市場反饋的功能，有效利用預期管理降低市場波動（徐忠,2017）。第三,投資者要注意對美聯儲貨幣政策風險進行管理和定價。從風險管理角度來看，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對中國金融市場來說是一個風險事件,美聯儲政策調整會加劇金融市場的波動。因此,投資者要注意對美聯儲貨幣政策所帶來的風險進行管理，根據市場預期動態調整投資組合，降低組合風險。美聯儲貨幣政策對中國產業結構的時變效應分析

5.1 關聯關系

近年來，全球經濟周期波動加快，美聯儲頻繁切換貨幣政策來調控宏觀經濟，進而對中國產業結構產生了顯著性沖擊效應。然而，美聯儲貨幣政策對中國產業結構的影響，會隨著不同貨幣政策操作模式以及不同經濟時期的差異性經濟環境而產生變化，從而導致基于不變參數模型的研究結論嚴重缺乏實際經濟意義，這也是以往相關研究具有爭議性的主要原因。

美聯儲數量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經濟繁榮時期和經濟平穩時期對中國產業結構產生較強的促進作用，在經濟蕭條時期則產生阻礙作用;傳導渠道是主要通過銀行信貸系統影響中國的貨幣供給，進而對中國產業結構產生沖擊作用，效果較強。此外，美聯儲價格型寬松貨幣政策在經濟繁榮時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而在經濟蕭條時期和經濟平穩時期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傳導渠道是主要通過資本價格影響中國的貨幣需求，進而對中國產業結構產生沖擊作用，效果較弱。世紀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以來，中國產業結構發展失衡的弊端頻現，重工業產能過剩、制造業大而不強、服務貿易逆差等一系列產業結構問題嚴重抑制了中國經濟的增長;與此同時，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美聯儲頻繁采取非典型的貨幣政策手段來調控宏觀經濟，對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均產生了顯著的溢出效應。從美聯儲數量型貨幣政策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兩個角度，分別采用二維脈沖響應分析方法和三維脈沖響應分析方法，研究了美聯儲貨幣政策對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時變性影響。

第一，美聯儲數量型貨幣政策角度。經濟繁榮時期和經濟平穩時期，美聯儲數量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國際資本通過資本與金融賬戶流入中國，且此時期中國的首要戰略目標為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由此導致美聯儲數量型貨幣政策對中國產業結構產生以正向沖擊為主的促進作用;經濟蕭條時期，美聯儲數量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國際資本通過經常賬戶流出中國，且此時期外部經濟環境惡劣，中國產業結構的首要戰略目標是刺激經濟發展，由此導致美聯儲數量型貨幣政策對中國產業結構產生較大負向沖擊，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程度較低。與此同時，由于美聯儲數量型貨幣政策是直接通過調控貨幣供應量來影響消費和投資，進而影響中美兩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以及資金流動，因此對中國產業結構的沖擊效果較大，且時滯性較短。

第二，美聯儲價格型貨幣政策角度。經濟繁榮時期和經濟蕭條時期，美聯儲價格型寬松貨幣政策對中國產業結構的脈沖響應效果要強于經濟平穩時期，經濟繁榮時期，美聯儲價格型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引起國際資本通過資本與金融賬戶流出中國，資本流動性不足會對高新技術產業產生嚴重的不理沖擊，由此導致美聯儲價格型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對中國產業結構主要產生負向沖擊效果;經濟蕭條時期和經濟平穩時期，美聯儲價格型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引起國際資金分別通過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流入中國，進而有效解決了中小型新興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拉動新興企業發展的同時，對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由于美聯儲價格型貨幣政策是間接的通過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消費和投資決策行為，以及對中國產業結構作用效果的初期后期的巨大差異，因此中國產業結構對美聯儲價格型貨幣政策的響應值較小，但響應波動劇烈且時滯性較長。

5.2 美聯儲貨幣政策對中國產業結構的時變效應分析啟示

美聯儲不同類型的貨幣政策在不同經濟時期對中國產業結構確實產生了差異性的影響。中國進入經濟新常態時期以來，產業結構失衡、經濟增速放緩等現象可以看出中國正處于經濟周期中的平穩時期。

與此同時，美國經歷了次貸危機以后，美聯儲頻繁切換貨幣政策操作手段，較好的實現了穩定經濟和促進發展的政策目標，整個宏觀經濟體系也逐漸體現出穩定發展的現象，在如此的經濟形式下，各大國際金融機構都給出了美聯儲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采取加息行為來控制金融系統風險的預期。因此，一方面，全球經濟處于平穩時期，另一方面，美聯儲預期采取價格型緊縮貨幣政策，結合本文研究結論即可發現，美聯儲的價格型緊縮貨幣政策在經濟平穩時期會對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顯著性的阻礙作用，基于此，建議中國人民銀行同樣采取價格型緊縮貨幣政策予以應對，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面會提高人民幣對美元的相對購買力，進而促進中國對美國商品的購買，抑制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鑒于以往中國經濟發展較大程度依賴于出口粗放型企業的發展，如此背景下會“倒逼”中國加大力度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進而推進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進程。

另一方面，人民幣利率的上升會引起國際投資機構的套利行為，進一步導致大量國際資金流入中國，資本流動性的充盈有效解決了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進而對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總結與反思

美聯儲貨幣政策對中國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動態發展演變的，當局應注重從各個側面入手，審時度勢，加強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參考文獻：

[1]石建勛[1],趙張霞[1],.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對離岸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研究--基于三重傳導效應的實證分析[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20,0(4)

[2]郝大鵬[1],王博[2],李力[3],.美聯儲政策變化、國際資本流動與宏觀經濟波動[J].金融研究,2020,0(7)

[3]孫杰[1],.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變與不變[J].中國外匯,2020,0(8)

[4]徐瀅[1],.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正?；c人民幣匯率變動——基于時變參數向量自相關模型的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20,0(5)

[5]趙艷平[1,2],秦力宸[1],黃友星[1],.中國企業去杠桿需考慮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嗎?——加息和縮表的比較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2020,0(3)

[6]黃赫男[1],.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對國際股票市場的影響[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20,0(2)

[7]張斐燕[1],.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對全球資產價格的非平衡溢出效應[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9,0(10)

[8]王宇[1],.美聯儲貨幣政策困境與變革[J].南方金融,2019,0(10)

[9]丁一[1],.美聯儲貨幣政策與中國跨境資本流動[J].現代經濟探討,2019,0(10)

[10]吳秀波[1],.美聯儲貨幣政策回歸常態的努力為何挫敗?——引發美聯儲降息的深層原因分析[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9,0(7)

[11]李宗龍[1],李琳[2],.新一輪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研究[J].新金融,2019,0(5)

[12]姜富偉[1],郭鵬[1],郭豫媚[1],.美聯儲貨幣政策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J].金融研究,2019,0(5)

[13]王皓[1,2],許佳[2,3],.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溢出效應分析[J].亞太經濟,2019,0(2)

[14]劉潔[1],陳寶峰[2],吳玲[3],.美聯儲貨幣政策對中國產業結構的時變效應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19,0(3)

[15]熊康莉[1],.基于美聯儲經驗的貨幣政策前瞻性指引研究[J].中國外匯,2019,0(1)

[16]谷源洋[1],.“鮑威爾時代”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動及面臨的兩難選擇[J].全球化,2018,0(12)

[17]江晴,李娜,.對美聯儲貨幣政策工具中利率R2值消失的思考——基于激勵相容和信息效率理論的分析[J].上海金融,2018,0(7)

[18]葛奇,.中性利率與美聯儲貨幣政策選擇[J].國際金融研究,2018,0(4)

[19]莫恒勇,.美國通貨膨脹及美聯儲貨幣政策展望[J].清華金融評論,2018,0(4)

[20]譚小芬,邵涵,.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縮及其溢出效應[J].清華金融評論,2018,0(4)

[21]管濤[1],.美聯儲貨幣政策正?；c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J].武漢金融,2017,(12)

[22]張啟迪,.次貸危機后美聯儲貨幣政策操作框架的演進與啟示[J].債券,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