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約瑟與浙大研究的論文

[摘要]以研究和宣傳中國古代科技史聞名于世的李約瑟博士，曾在1944年兩次訪問處于抗戰困苦條件下的浙江大學，本文對這一訪問的歷史背景、詳細經過進行了史料發掘，并就其歷史意義作了初步討論。

[關鍵詞]李約瑟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史

一

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學家。早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李約瑟就以其對胚胎生物化學的卓越貢獻而飲譽全球，成為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約瑟人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他的一生由此分為兩個差異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為杰出的生物學家和胚胎學家為世人稱頌，后半生則傾注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別感情，以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為己任。他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特別是道家思想的影響，自?“十宿道人”，因為他發現他的名字約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譯音是“十宿”，以“十宿”諧“約瑟”，隱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為“李”，以與老子李聃同姓為榮。

李約瑟作為一個在國際生物學界有重要影響的科學家，癡迷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科技成就，是從二戰期間出使中國開始的。我國抗日戰爭后期（1942-1946），李約瑟博士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資助和英國生產部的支持，出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和英國駐華科學考察團團長，并在重慶組建中英科學合作館。他經由印度飛越駝峰進入昆明，在云南、貴州、四川參觀了一些學術單位。在已經經歷了6年抗戰的貧困中國，親自駕車，踏遍大后方的十個省，東南到達閩、粵，西北直上秦、隴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達云南洱海之濱，行程5萬多公里，訪問了三百余個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機構，接觸到上千位學術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楨、李儼、錢寶琮、錢臨照、劉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濟、陶孟和、王亞南等人。

他積極地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供應當時中國所缺乏的新刊圖書，并從印度代購急需的儀器和化學藥劑；又竭力介紹中國科學家的論文發表于國外科學期刊，推薦很多人到英國進修研究。也邀請了一些英國學者來華講學并協助他工作，為當時受日本封鎖的中國科學家、醫生和工程師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MoyleNeedham）于1944年也來到中國，夫婦倆活躍在大后方的文化學術界。

由于李約瑟等人的積極努力，使中國抗戰期間科學研究成果遠播國外，并加強了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他在此期間向國外發表了大量論文，極力介紹中國的科學文化。1943年他發表了《中國西南的科學》、《川西的科學》；1944年發表了《中國西北的科學與技術》、《重慶工業與礦業展覽會》、《中央科學合作局第一年度工作報告》；1945年發表了《中國科學》、《科學前哨》，《貴州和廣西的科學》等論文和書籍。據有關資料介紹，李約瑟從中國送往國外發表的學術成果，1943年第一年有30篇，到第二年及第三年增至108篇，其中大多數推薦到世界一流期刊，如英國的《自然》、美國的《科學》雜志等。（[5]，P，136）李約瑟對中國科學事業的鐘情和傾力支持，給予中國科學家以極大的鼓舞，因此他受到中國科技界的廣泛尊重。

李約瑟對浙江大學的訪問并把抗戰期間浙江大學在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和科研成果介紹給全世界的科學界，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二

1944年4月10日和10月22日至29日，李約瑟先后兩次到貴州的遵義和離遵義75公里的湄潭，訪問當時為避戰亂從杭州西遷到那里辦學的浙江大學。

當時中國正處于抗戰后期，由于受到戰爭的破壞，國內與國外學術界的聯系極為困難。因此國內學術界對李約瑟的來訪特別重視，將其視為一次難得的與國際學術界交流的機會，希望借此向國外展示中國的最新科學研究成果。

1943年1月6日，中英文化協會致函浙江大學：“英國學者陶德斯、尼德漢（即李約瑟--引者注）二氏將由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Council聘送來華作學術講演，冀藉文化之聯系加強兩國之友誼，二氏約于今年一二月間先后抵達，留華期間約為一年，茲特將其詳細履歷備函檢奉，預為介紹，希查閱為荷。”[2]

1月18日，學校收到來函，校行政談話會成員傳閱后，一致認為英國學者來訪意義重大。時竺可楨校長因公出差重慶，代理校長事務的文學院院長梅光迪在信函上批復：“函復該會，本校歡迎兩英國教授來校講學數日?！盵2]四天后（1月22日）浙江大學復函中英文化協會：“接章：貴會卅二年一月六日大函以英國學者陶德斯、尼德漢二氏將來華作學術講演，預為介紹等由。查該氏來華講學，本校無任歡迎，擬請其來華后惠臨本校講學，并勾留數日，先此函復，即請查照，屆時代為介紹為荷?！盵2]

除了中英文化協會的介紹信函外，學校在1月19日之前，又收到時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致竺可楨校長的一封信，告知請二氏來華講學一事：“按照現時假定秩序均擬請其赴，惟各項程序統須彼等到華以后始能作最后確定。”對此梅光迪批示：“應請兩教授各留本校數日?！盵2]

1944年4月6日，竺可楨校長接到教育部秘書室來函：“查中英科學合作辦事處主任李約瑟博士將于四月中旬作東南之行，途經各地擬參觀貴校；希于李博士到達時妥為招待并惠予指導協助為荷。”[2]

對此浙江大學進行了積極的準備。1944年4月10日，李約瑟從重慶赴貴陽，途經遵義，竺可楨校長親自接待，并請李約瑟博士作《戰時及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的演講。演講完后，李約瑟參觀了浙江大學工學院實驗室，晚上與浙大師生進行座談。

同年10月，李約瑟再次來到遵義，并到了浙大理學院和農學院所在的湄潭。他來湄潭主要有兩項活動，一是應竺可楨校長之邀參加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的紀念活動；二是參觀考察浙江大學的科學研究情況。本來李約瑟只計劃在浙大呆四、五天，結果發現可看東西太多，就增加了訪問時間。（[3]，P，791）10月22日到29日，李約瑟在浙大整整考察了８天，此間的活動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為浙大師生演講。24日上午9點，李約瑟在學生膳廳作《科學與民主》的演講報告。他“首述科學與戰爭之關系，次及納粹之失敗由于民主國國防科學之迎頭趕上，足以證明科學決不為暴君專制者所利用?！薄按问黾翱茖W之興起在近代，與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及商業之興盛有關，而近二十年來俄國對于土壤、地質及胚胎學均有顯著進步，由此可知社會主義并非反科學?！薄巴砩?點在文廟，由李約瑟講科學在中國之發展及其與歐西之比較?！保╗3]，P789，）其他演講的內容還有關于中國的科學與文化等。

二是對浙大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在竺可楨校長和師范學院院長兼理學院化學系主任王進等教授的陪同下，李約瑟先后參觀了位于湄潭的化學系、生物系、數學系、物理系、農化系、湄潭茶廠和在遵義的史地系。李約瑟親眼目睹浙大師生在竺可楨校長領導下，身居偏僻山村，在經費拮據、設備簡陋、交通阻塞、物質匱乏、空襲騷擾、疾病侵身、通貨膨脹等重重困難的情況下，恪守“求是”校訓，弦歌不輟，教學、科研正常進行，且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研成果。僅中國科學社30周年紀念會期間提交宣讀的學術論文就有80多篇。他曾這樣寫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躍的，生物系正在進行著腔腸動物生殖作用的誘導現象和昆蟲的內分泌素等研究。這里關于甲蟲類所有的色彩因素的遺傳方面的工作，在美國已引起很大興趣，較有名的工作有磺胺類藥劑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幾種業已證明具有促進植物生長的功效）。在植物方面，因為限于儀器，工作側重于理論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學、幾何光學等，水平顯然是很高的。這里還有一個杰出的數學研究所。”（[4]，P，497）

三是參加科學社成立30周年的紀念活動。1914年10月創建于美國康乃耳大學的中國科學社是我國第一個綜合性科學社團，它的創始人是一群血氣方剛、始終以救國救民為己任、遠在大洋彼岸美國留學的中國青年，這些人經歷了辛亥革命的洗禮，留學期間聽到袁世凱尊崇孔教、復辟舊學的消息，又目睹中國與美國在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上的巨大反差，為之痛心疾首，進而奮起行動，組辦科學社，出刊《科學》雜志，欲以熱心青年的綿薄之力，為科學救國思想的廣泛傳播而拼命吶喊。這一年是科學社的大慶，原來準備在總會舉行慶?；顒樱蚩箲鹌陂g，社友分散各處，再加上交通困難，不得已改為各地分會分別慶祝。中國科學社遵義地區社友會10月25日上午9點在浙大文廟大成殿召開科學社年會，由社友會會長、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胡剛復教授致開幕詞，然后請李約瑟作《中國之科學與文化》的專題演講。社慶期間還有各種學術報告會和討論會，李約瑟都應邀參加，受到廣泛歡迎。

李約瑟在遵義、湄潭訪問浙江大學期間，對浙大師生在偏僻的山區和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保持濃厚學術研究氛圍，取得許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十分驚嘆。他在為浙大師生作《戰時與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的講演時，把浙大與他所在的英國劍橋大學相提并論，稱譽浙大為“東方劍橋”。

三

李約瑟博士的兩次訪問，對浙江大學的學術研究、浙大與國外的學術交流和向全世界宣傳浙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首先，由于李約瑟對浙大的細致考察，使他發現在湄潭這個小小的縣城卻有這樣一所高水平的大學，云集如此多的知名學者，產出這么多高水平的論文。1945年10月27日，他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發表文章表述了他的深刻印象：“在重慶與貴陽之間一個叫遵義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薄白窳x之東75公里為湄潭，是浙江大學科學活動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學研究活動一派繁忙緊張的景象。”（[4]，P，496）這是一位中國科學社名譽社員、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對浙江大學的最高贊譽，浙江大學經李約瑟等人的傳頌，一時蜚聲海內外。確實，抗戰前后的十年是浙江大學最重要的發展時期之一。期間，在竺可楨校長的卓越領導下，浙大由一所后起的一般性地方大學，迅速崛起為具有相當規模的全國著名大學，并且在西遷的困難條件下，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其中許多居世界領先、在國際上影響重大，如物理系王淦昌教授關于探測中微子的研究等；有一批國內首創、在學術界獨領風騷的研究成果，如著名史學家張蔭麟教授編著的《中國史綱》等；還有一批社會效益較大的研究成果，如《遵義新志》。

第二，他的來訪極大地鼓舞了浙大師生堅持抗戰的士氣和堅持教學、科研的熱情。他為浙大師生作《中國科學史與西方之比較觀察》的演講，在談及中國為何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時，認為主要是中國的經濟制度與歐洲的經濟制度迥然不同，繼封建制度之后是亞洲的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非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他的演講使浙大廣大師生深刻認識到，雖然中國沒有產生近代科學，但中國古代科技文明卻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同時他的《戰時及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的演講也帶來了國際和平主義者的聲音，使廣大師生認識到中國的抗戰不是孤軍奮戰，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與進步人士支持的正義事業，從而堅信中國的抗戰必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此外，他的來訪還給浙大帶來了物質上的直接幫助。如他幫助浙大購買剛發明的維他命D精（Caleiferol），就是一例。因為在貴州，冬、秋兩季陽光極少，人們易產生一種皮膚病，但又缺乏必須的藥品，他帶來的藥品解了浙大的燃眉之急。（[3]，P，750）對他給飽受戰亂的浙大師生帶來的精神食糧和物質幫助，竺可楨校長由衷地說，李約瑟的工作正是中國古話所說的“雪中送炭”。

第三，李約瑟的來訪也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寫作進行了重要的準備。當時浙江大學的許多學者、教授，如竺可楨、王進、胡剛復、錢寶琮、張孟聞等都是中國科學社的主要成員，李約瑟有很多機會與他們接觸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多年以后，李約瑟寫到：“我第一次認識竺博士是在貴州，當時浙江大學疏散到貴州。在那里，我開始熟悉他在天文學史方面所字的很有價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紹，我認識了錢寶琮（及李儼-最杰出的兩位中國數學史家之一）和王進（他刻苦鉆研冶金和化學史）?！保╗1]，P，25）李約瑟博士不僅從他們那里得到了探索中國科學史的巨大鼓勵，而且也得到了許多豐富的資料。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使中國的古代科技成就重放異彩、矚目于世，也為世界新文明的建設注入了力量。這一過程中，李約瑟與竺可楨之間建立起了誠摯的友誼，對以后浙江大學與國外的學術交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寫到：“我們最慷慨的贊助人是著名的氣象學家、長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博士，在我即將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勸說許多朋友四出尋找各種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劍橋后不久，整箱整箱的書就運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圖書集成》（1726年）?！保╗1]，P，25）這部《圖書集成》彌足珍貴，李約瑟生前視為珍寶。此書現藏于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

總之，李約瑟先后兩次對浙江大學的訪問考察，不僅使“東方劍橋”名聲遠揚，而且促進了戰亂時期浙江大學與國際科學界的學術交流，對以后浙江大學的國際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到訪和演講，也極大地鼓舞了浙大師生的教學和科研熱情，使浙江大學在短短十年左右時間里成為國內著名的大學?；仡欉@段歷史，將極大鼓舞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學廣大師生員工更加積極地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朝著建設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的目標邁進，以不辜負李約瑟博士生前對浙江大學的贊譽和厚望。

注釋及參考文獻：

[1]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75年；

[2]浙江省檔案館檔案，英國來華教授陶德斯、尼德漢二氏來校參觀講演，全宗號53·目錄號1·卷號1109；

[3]竺可楨日記(II),人民出版社，1984年；

[4]JosephNeedham，ScienceinKweichowandKuangsi,《Nature》,Oct.27,1945,Vol.156；

[5]錢進，抗戰時期的中英科學合作館，民國檔案，1991年第3期；

[6]李約瑟，戰時及平時之國際科學合作，科學，Vol.27，1944年第2期；

[7]李國豪等主編,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馬伯英，名聞遐邇的李約瑟研究所,科學，1990年第2期；

[9]貴州省湄潭縣文史資料，第四輯，湄潭縣政協文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1987年。

第二篇：浙大論文開題報告

浙江大學遠程教育學院

本科生畢業論文（設計）開題報告

題 目 中小企業發展戰略研究———

關于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方面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專 業 工商管理 學習中心 山西省奧鵬學習中心 姓 名 李瑞瑞 學號 L20760305016 指導教師

曾傳紅

2009年4月7號

《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中的融資問題及對策研究》

開題報告

一、文獻綜述：

（一）、研究現狀：

1、問題背景：

近年來，中小企業發展很快，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據國家工商局統計，我國中小企業已超過4000萬戶，占全部企業數的90%以上，工業總產值和利稅分別占60%和40%，每年出口創匯占60%，提供了75%的城鎮就業機會，已成為我國經濟的活力之源，世界產業鏈的重要環節。未來幾年，我國政府在解決就業、消除收入差距等問題上承擔的責任將日趨明顯，對吸納勞動力就業、增加城鎮居民收入有重要作用的中小企業將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逐漸成為支撐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把握住中小企業，也就把握了未來中國經濟中最有朝氣的經濟主體。然而，近些年來由于企業競爭的激烈以及其自身的特殊性，使許多企業面臨較大的困難，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影響和制約中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因素很多，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也不斷暴露，中小企業所獲得的金融資源與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極不相稱，資金緊張、融資困難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因素，該問題一直是制約地方經濟持續發展的瓶頸。如何改進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更好地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是現階段地方政府、金融部門共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2、中小企業融資現狀：

首先，中小企業融資渠道過窄，獲得信貸支持少。據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8月的調查顯示，我國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僅占1.3%。由于交易和監控成本高等原因，銀行不愿對中小企業放貸。同時，中小企業因資信等級低、缺乏抵押資產、融資成本高等原因，難以得到銀行資金的支持。有的銀行認為中小企業貸款額度小、頻率高、對銀行信貸人員的要求高，銀行的服務成本較高，導致其不愿為中小企業貸款。甚至有的銀行只在統計和書面報告中夸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而實際操作中卻并不出錢功少出錢。

其次，中小企業自有資金缺乏。我國非公有制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企業發展主要依靠自身積累、內源融資，從而極大地制約了快速發展和做強做大。據國際金融公司研究資料顯示，業主資本和內部留存收益分別占我國私營企業資金來源的30%和26%，公司債券和外部股權融資不足1%。

第三、抵押物問題。抵押和保證是銀行對信息不透明的企業提供貸款時保護自己利益的重要工具，而中小企業本身資產就較少，普遍缺乏土地或房產等可用于抵押擔保的資產。第四、通過擔保公司融資。融資對象為成長期和成熟期企業，融資期限1～2年，且能夠在抵押的基礎上，通過借款人提供無限責任保證等給予部分信用融資，但要求企業支付保費，且按月還本。企業融資成本較高，還貸壓力大，資金使用效率低。

第五、中小企業之間互相擔保，申請貸款。一旦一家公司因經營不善而蒙受損失，則會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若短期內急需資金，中小企業之間就會互相拆借，或通過內部融資的方式解決。

第六、財務問題。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財務制度不健全、財務報表不真實可信、財務操作不規范，讓銀行對中小企業財務風險存在儲多擔心。

（二）、研究該問題的進展情況：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先后出臺了一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鼓勵銀行信貸支持中小企業的政策措施，商業銀行也加大了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投放，例如在貸款當中強調一種發展的理念，試圖通過貸款解決中小企業長期發展中的觀念性問題，在滿足中小企業經營需要的同時，使這項業務成為這個組織盈利和成長的主要貢獻者，于是提出了盈利的目標和市場

規模的目標，另外，在具體對象上提出了盈利操作、投資組合增長的目標和不良率控制的目標。從資產方面提高收益，在貸款方面力爭降低管理成本，同時減少損失備付和核銷的比重，在評估方法方面更加注重品質，另外在評估方法方面簡化了程序，在整個貸款的操作程序上大大簡化，同時采取更加密集的監督和跟蹤控制，另外還改進了貸款的回收辦法。

但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也有自己的經營原則，只能向符合其條件的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商業融資雖操作簡單，但一般期限較短。居民能否通過購買股票、債權等將資金轉移給中小企業，取決于該企業是否符合國家規定發行股票和債權的條件。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現象并沒有明顯好轉，效果并不盡如人意，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2008年不少中小企業甚至因為資金問題不得不倒閉或清算。

（三）存在的問題：

（一）中小企業自身的缺陷

1、部分中小企業經營效益相對低下，資信普遍不高。中小企業一般具有資金實力弱、管理人員素質差、市場開發能力不足等特點，加之中小企業規模普遍較小，達不到規模經濟性，因而會大大降低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同時，大部分中小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并且一般處在競爭較為激烈的行業，進入和退出的頻率均相對較高。對單個中小企業來說，其經營風險較大，信貸風險也相對較高。

2、財務管理水平有待進一步規范，道德風險相對較高。一是多數中小企業會計制度不健全，財務管理水平低，銀行考察其真實資信狀況的難度較大；二是中介機構對所有中小企業財務報表進行全面審核的難度較大，金融機構沒有合適的渠道了解中小企業真實的財務信息；三是信息披露意識差，為了逃避稅收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許多中小企業對外披露信息非常謹慎。

3、融資成本較高，銀行不愿支持。中小企業對貸款需求有“急、頻、少、高”的特點。中小企業的貸款一般要的急，多為流動資金貸款，貸款需求頻率高、數量少，管理成本高。據統計，中小企業的貸款需求頻率是大中型企業的5倍左右，戶均貸款數量是大中型企業的千分之五左右，貸款管理成本約為大型企業的5倍左右，客觀上造成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二）金融機構方面的原因

1、部分銀行的經營理念尚未實現應有的轉變。偏好實施“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戰略，盲目“貪大”、“壘大戶”，經營運作仍以大企業為中心，信貸資金不斷向優質大客戶集中。而對于中小企業，總認為其規模較小、風險承受力較差、經營管理不規范、經營透明度較低、貸款成本高、利潤率低，因而對其融資未給予足夠重視。

2、商業銀行機制轉換方面的原因。商業銀行處于機制轉換的變革中，其管理機制僵化，還沒有建立起符合中小企業特點的貸款定價機制、獨立核算機制、高效的審批機制、有效的約束機制、專業化的培訓機制和違約信息通報機制。其審批權過分集中于上級行，不但影響基層行貸款發放的能動性，而且因審批手續、環節過多，影響中小企業取得貸款的時效性，再加上信貸人員綜合素質差等問題比較嚴重，還不能從體制和機制上保障對中小企業貸款的良性開展。

3、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業務創新不夠。目前，銀行能向中小企業提供的金融產品一般只有貸款、承兌匯票、票據貼現等，而存貸質押、倉單質押、股權質押、企業法人連帶責任擔保等新型金融產品相對較少。信貸品種單一，無法滿足企業日益增長的資金以及其他金融服務需求。

由于上述種種因素的存在，使得銀行業、金融機構至今仍對發放中小企業貸款患得患失，甚至是裹足不前，真正適合中小企業貸款需求的融資模式和經營機制遠未真正建立起來。

（三）其他方面的原因

1、我國資本市場體系與結構的缺陷。我國資本市場一方面深度與廣度不夠，發行股票

與債券融資的企業過多，而目前市場規模還不能滿足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融資要求；另一方面我國資本市場中主板市場的融資門檻過高，中小企業幾乎不能通過證券發行來進行直接融資。資本市場尚存在相當多的空白，票據市場發展仍不成熟，利率市場發育不全，市場分割和行業干預比較嚴重，金融壓抑現象還比較明顯，可供中小企業選擇的直接融資渠道有限。另外，中小企業缺乏與資本市場溝通的能力。一方面中小企業主不愿意放松對企業的控制權；另一方面中小企業主缺乏對資本市場的了解，不能有效地從資本市場上融資。

2、為中小企業提供專門融資服務的機構不健全。一是缺乏統一的中小企業服務管理機構；二是專門扶植中小企業的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緩慢；三是缺乏為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的綜合性輔導體系；四是高水平、權威性強的社會中介機構發展緩慢，個人信用評估體系和企業資信評估體系不健全。

3、缺乏完善法律法規的支持保障。一是中小企業立法不規范。目前，按行業和所有制性質分別制定政策法規，缺乏一部統一、規范的中小企業立法，造成各種所有制性質的中小企業法律地位和權利不平等；二是法律執行環境不佳。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自身局部利益，默許甚至縱容企業逃廢銀行債務，法律對銀行債權的保護能力低，從而加劇了金融機構的“恐貸”心理。

4、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持不夠。許多發達國家都建立了中小企業特殊融資機制，如韓國的中小企業銀行、日本的中小企業融資庫等。這些機構一般由政府設立，并在不同程度上依靠政府資金來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在我國，目前還是大企業受到政府更多的重視和政策方面的傾斜，中小企業得不到資金上的便利和優惠。

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不僅是中國現象，也是一個是世界難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等多方合作。我國目前的經濟實力決定了政府財力有限，無法向廣大中小企業直接提供過多資金。因此，以市場手段引導和促進社會閑散資金向中小企業的有效配置，無疑是政策制定的主導思想。筆者試圖通過分析中小企業在發展中的融資問題來提出相應對策。

二、論文提綱

（一）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中的融資問題提出的背景

1、我國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

2、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中的主要問題是融資問題。

（二）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中的融資問題現狀

1、中小企業融資渠道過窄，獲得信貸支持少。

2、中小企業自有資金缺乏。

3、抵押物問題。

4、通過擔保公司融資。

5、中小企業之間互相擔保，申請貸款。

6、財務問題。

（三）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中的融資問題的成因

1、中小企業自身的缺陷

（1）部分中小企業經營效益相對低下，資信普遍不高。

（2）財務管理水平有待進一步規范，道德風險相對較高。

（3）融資成本較高，銀行不愿支持。

2、金融機構方面的原因

（1）部分銀行的經營理念尚未實現應有的轉變。

（2）商業銀行機制轉換方面的原因。

（3）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業務創新不夠。

3、其他方面的原因

（1）我國資本市場體系與結構的缺陷。（2）為中小企業提供專門融資服務的機構不健全。（3）缺乏完善法律法規的支持保障。（4）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持不夠。

（四）根據該問題提出的對策

1、中小企業要加強自身建設。

2、金融機構要完善信貸管理機制，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鼓勵商業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信貸投放力度。

3、積極發展信托市場、租賃市場和典當市場，滿足不同類型中小企業的多樣性資金需求。

4、有效地行使政府職能，完善中小企業金融支持的法律法規建設。加強政府支持力度，設立專門的中小企業管理部門、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業金融機構。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保障。完善社會服務體系，切實發揮中小企業服務指導機構的作用。

5、通過財政建立并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和發展基金。

6、建立和推進信用管理體系。

三、參考文獻目錄

［1］潘傳宏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D］.四川大學，2005

［2］王麗婭 企業融資理論與實務［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3］吳曉求 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現代金融體系.中國人民大學學，2005

［4］張艷寧

［5］李曉東

［6］樊進軍

［7］胡勇士 我國民營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及策略選擇［J］.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05, 融資方式，適用第一[J].理財，2005（3）論利用資本市場促進經濟發展.岳陽職業技術學院學，2006 論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J].甘肅科技，2006（3）

［8］張章 顧曉蕾.突破中小企業融資困局［J］.當代經濟, 2006,（7）

［9］劉麗華 對我國中小企業走出融資困境的幾點建議［J］.商場現代化, 2006，（8）［10］阿迎萍 胡 君 淺論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J].河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9）［11］張成 對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國資本市場的思考.金融理論與教學，2007

［12］崔慶煒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與對策研究［D］.廈門大學，2007

［13］彭伶 緊縮性貨幣政策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探討［J］.當代經濟，2008.（04).

第三篇：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財政學論文

從財政學的角度看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

姓名：毛紅豆 學號：14201317020323

一． 李約瑟難題

(一).李約瑟難題的產生與發展

“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么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么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時提出了這一問題。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很多人把李約瑟難題進一步推廣，出現“中國近代科學為什么落后”、“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于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文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于中國人。”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后，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占0．4%。中國與西方為什么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為何科學發生在西方社會？”是李約瑟問題的反面。從馬可·波羅游記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歐洲掀起了文藝復興與研究東方文明。從1643年牛頓誕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機開啟工業革命、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歐美進入了工業文明時代；然而，1840年的中國卻進入了鴉片戰爭時期。1840年前后，英國的機器化生產已基本取代手工業生產，1831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1847年西門子－哈爾斯克電報機制造公司建立，開啟了電氣化時代。從馬可·波羅的誕生到工業革命電氣化的開始，歐洲經歷了約6百年的努力終于徹底超過了中國。

(二).李約瑟難題的解析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兩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中國的政教分離、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第二段是：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后的歐洲 ？李約瑟難題的實質內容在于中國古代的經驗科學領先世界一千年，但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近代實驗科學？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花費了多年時間與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試圖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李約瑟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國沒有具備宜于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二是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很多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三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李約瑟還特別提出了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這對中國儒家學術傳統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是很好的批評。

中國古代兩千年來的封建專制體制和小農經濟在初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尤其是農業方面，但是后期封建專制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局限在農業方面，其他方面的技術未得到發展。同時隨著西方文藝復新和思想啟蒙運動的發生，反對君主專制，解放思想使得工場手工業的產生，促使資本主義萌芽，西方的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用六百年左右的時間趕超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發展成果。我想正是中西方財政政策的差異才導致我們在后期落后于西方。

(三).李約瑟難題的啟示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這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總的來說，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排在世界第2位，但科技競爭力卻排在世界第29位，科技競爭力遠遠落后于經濟競爭力。美國現在每年申請國內發明專利20多萬件，日本40多萬件，中國只有1．3萬件。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李約瑟難題”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樣甩掉中國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說怎樣能使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同頻共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同時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和生產力。從財政學的角度來說，我們要認識到自身的問題及落后的原因，同時也要對比西方的財政政策，結合自己的發展實際，學習西方財政政策的可取之處，所謂取長補短就是如此。

“李約瑟難題”及他的解答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應該是明確和清醒的，也就是要我們反思自己的財政政策，大力發展生產力，為財政政策的完善提供物質基礎，促進科技進步與發展，追上發達國家的腳步！

二． 錢學森之問

(一).錢學森之問的產生與發展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錢學森生前的疑問，也是錢老的臨終遺言，非常沉重，卻不容我們回避。于是便出現了11位教授聯名發表了給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及全國教育界發出一封公開信,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p>

(二).錢學森之問的解析.錢學森之問，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學校培養創造發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創新創業型人才在社會上發揮作用脫穎而出的機制。發展中國家如何發掘與發揮創造性人才的社會功能與價值，也就是如何從知識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創造型、發明型人才培養方法的轉型。另外，為何中國沒有諾貝爾那樣的發明家型企業家，為何沒有企業家設立科學研究基金會與科學獎？重錢不重人是社會風氣問題所在，以人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財之本也是財之源，一個人本身的品德修養與才學能力是知識與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學才能的培養上，只是放在一些背書知識與技術細節上的話，怎么能造就社會盡職盡業的各類專門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備道德良知與專業才能的商人或稱之為商業人才。

通過“錢學森之問”，可見，中國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國家崛起就會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約。教育學中有一種說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處于教育之外，教育培養可造就的社會主體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來，還有人才評估、管理與激勵等諸多原因。(三).錢學森之問的啟示

錢學森前輩的發問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以前的我們看不到問題所在，如今我們不僅看到了問題所在，而且作了透徹的分析，但是，很現實的問題擺在眼前：民主中國建立百年，卻未能由純中原本土培養出一個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獲獎者。從當初的“西學東漸”到如今的“東西互漸”，可以看出我們在文化上逐漸恢復了自信，但是“西學東漸”我們還是未做得很好，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些東西是要堅決摒棄的。

古代儒家時代是知識進入官場，非儒時代的問題是行政進入大學；因此，大學的去行政化教育和教育的孔子學院世界化就是發展的趨勢。有社會責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圍是創新人才成長的土壤。古代中國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學的文官）入仕途體制，歐洲近現代化形成了以技術發明而成為企業家的知識產權體制。關鍵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創新型和德才兼備人才-設立客觀的科學的人才評估體系，依據曾邦哲的觀點是科技、教育和產業的高效體制和管理模式的創新為一切創新之根本所在，以及精神文化建設、德才兼備教育、孵化器建設、硬件建設、雙向流動、規范升學入學。

如果科研經費、學術教育和人才培養等領域，也按照各類重點和各類資質的行政級別化，就可能導致學術和項目評議的科研經費、市場營銷等行政分配和學術職務行政化；因此，大學、科技機構與產業化市場等領域的去行政級別化可能是必由之路。

三．小結

李約瑟難題，換個角度提出也就是錢學森之問，歐洲能從中世紀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創建近現代科技，為何近代落后的我國卻不能急起直追，培養出自主創新型杰出人才，從而再度成為創造發明的強國呢？中國科技與產業的發展，必須走出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就好比書法藝術，非常難以完全模仿名家筆跡，卻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礎上創立新的流派，科學、經濟、體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擺脫權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領悟科技與產業的創新精神實質。我們的財政體制同樣要思考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

第四篇：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的發展趨向論文

李約瑟生前身后與中國人結下了不解這緣。昔人已乘黃鶴去，一代漢學大師李約瑟逝世有8年時間了，李約瑟的《中國科技技術史》撰著工程亦將全面告竣。于是，中國科技史界開始面對“后李約瑟時代”如何發展的問題，也開始了后李約瑟時代的探索——促進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國際化發展。

1、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

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約瑟始，李約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國學者開展過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們也提出了“中國近代科學為什么落后”、“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類的問題，但中國科技史研究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和認可還是在李約瑟的推動下出現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李約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贏得了世界性榮譽。李約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約瑟個人的因素，也與當時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當關系。⑴李約瑟的成功激發了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興致，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現，繼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決定完成一部由中國人自己撰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本書在資料的搜集等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進展。除此之外，數學史、化學史、物理學史、天文學史、地理學史、生物學史以及中國傳統技術的歷史研究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各方面的專史論著大量涌現。但是，所有這些成果的實現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完成并不意味著中國科技史研究已經達到頂峰，甚至可能如席澤宗院士1990年所講：我們在總體上還沒有超越李約瑟，李約瑟之后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開展。

“后李約瑟時代”的概念是美國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長于2001年提出來的，既寄托了人們對這位西方漢學大師的熱愛和留戀，同時也激勵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未來發展進行深刻思索。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簡單地體現為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也不是幾十部甚至幾百部中國科技史方面的學術著作所能涵蓋的范疇，它反映的是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研究，體現的是中國學者在科技史領域的體驗和探索。近年來已經學者對中國的科技史現狀進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諸多缺陷和問題。⑵如果說“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的話，那么加強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發展則首當其沖。

中國科技技術史研究的科學化包含著三層含義，設置研究機構、培養宇術梯隊、加彊學科建設。前兩個方面我們已經能夠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國科學院設有國家級的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技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先后成立了科學史系、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西北大學、山西大學、南京農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單位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依托于此，很多機構也開展了博士、碩士人才的培養教育。

加強學科建設就要促進科技史研究在科學史的學科范圍內規范化的開展各項工作。按照科學史學科的創始人薩頓的解釋，科學史是唯一能體現人類進步的歷史，是科學的科學?？茖W史從學科結構上有內外史之分，內史探討科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外史則側重于科學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相互關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數學、化學等學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樣，科學史也有其獨立的發展空間。⑶科學史不僅要勾勒出科學發展的歷程，也要向人們指明今后科學發展的方向。⑷科學史研究領域有許多重要工作需要開展，諸如科學發展史、科學思想史以及科學家個人的學術成就等等。長期以來很多中國人把科學史學科等同于中國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因而對李約瑟、對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對中國人的科學史研究產生了許多詮釋性錯誤，也曾一度出現了中國科技史研究中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即內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嚴重不足，目前則表現為內史部分的停滯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復。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撰是中國科書技術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終極月的是發展完善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揚中國傳統文明，后李約瑟時代則應走出李約瑟這座大山，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放到人類歷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這項工作的進行離不開理論指導，構建系統的中國科學史學科體系并發展產生出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派、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科學技術史研究工作已經是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義務。作為學科建設的科學技術史離不開學科體系建設、研究內容拓展、研究方法改進等方面工作的支撐，當國際科學技術史已經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的時候，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研究整體上還停留在薩頓時代，迄今依然處于膚淺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討的階段。⑸

科學史理論的探討既包含了科學起源、科學革命、科學結構、科學的社會功能、科學的歷史發展等一般問題，也涉及一些特殊問題的解釋，“李約瑟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學史學科建設中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們是科學史學科發展的永恒的主題。但是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還沒有對科學史的理論研究進行深入探討，也沒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這方面的工作。中國學者幾十年來的科學史研究主要圍繞“李約瑟問題”而展開，即使這一問題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霧茫茫。

“李約瑟問題”是李約瑟在開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時提出來的，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其一般表述是：為什么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么近代科學，關于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于伽利略時代的歐洲?盡管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們對問題的理解和問題的答案之間似乎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原因之一是我們把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意圖理解為解釋一個“李約瑟問題”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題精神頗值得懷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約瑟問題”是一個多解的難題，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不可能全面解決這一難題，我們的許多續貂之作一時三刻也調理不出琴瑟和諧的音調。

中國學者在科技史學科建設方面的欠缺還表現在與國際科學史界存在階段性差距。⑺20世紀科學史的發展經歷了三次轉向，即從學科史到通史的轉向、從內史到外史的轉向以及從外史到綜合史的轉向，⑻但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迄今還偏重于內史的研究，促進外史研究和綜合史研究的發展對中國科技史研究者來說已是十分緊迫的任務。受制于此，國際科學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中基本還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開墾，其中以科學編史學研究和輝格史學的方法表現最為突出?？茖W編史學是第一代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等開拓出來的一片天地，他們在晚年開始思索科學史的性質、目標、研究標準與編史方法等問題，并以回憶的方式撰文陳述他們的編史學思想，后來科學哲學家對科學編史發生濃厚興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走向科學編史學》，科學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學編史學導論》。近年來，一些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華大學劉兵教授的專著《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就是我國第一部科學編史學方面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也論述了科學史研究中的輝格史學方法。輝格史學的基本范式是參照今日研究過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觀點和標準編織歷史，其名稱來源于英國歷史上的輝格黨。輝格史學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學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當普遍的運用，20世紀50年代以后科學史界開始接受反輝格式方法。⑼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輝格史學的了解和認識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國科學史研究者首先應補上輝格式研究方法這一課。

2、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國際化。

中國曾經有過一句很流行的口號——“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中國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基本現狀是畫地為牢，研究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的篇章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我們并沒有像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科技史那樣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學史的學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學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數。因此出現的局面是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國際交流活動基本限定于海外漢學家的圈子里，長期游離于主流的國際科學技術史群體之外，在國際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鮮見有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國際科學史界最著名的薩頓獎章至今與中國學者無緣。這種傾向近年來已經有很大改觀，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積極參與國際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各種學術活動，有學者還成為國際科技史界的領域人物。中國科技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劉鈍教授1993年當選為國際科學史通訊員院士后，2002年當選為院士，現在擔任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主席等國際職務，韓琦教授1999年當選為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副主席。

在世界科學的發展中出現了東西方兩大系統，各自都有其獨特的體系。近代科學的發生打破了這種兩雄分立的局面，以實驗為手段、以分析為方法的西方科學超越了崇尚陰陽理念和經驗積累的中國傳統科學，一時風靡全球。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同時，又出現矯枉過正的傾向。在世界科學技術史研究領域，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臨過語言關的問題，不但要學習英語，還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輩的科學史家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并多次提出要加強世界科學史研究的意見和建議，中國科技大學錢臨照教授生前就強調要開展世界科學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科技史，也要加強研究古代兩河流域的科技史，為此他還鼓勵年輕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學習進修。

科學史界還要加強與歷史研究者的聯系，緊跟史學研究發展動態，及時學習利用新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以改進我們的工作。有論者多次指出我國科學史界對國外同行的新成果關心注意不夠，封閉保守，科學史領域長期停滯于薩頓階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薩頓、李約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義觀念和孔德實證主義編史方法論為標識，置年鑒學派和各種歷史哲學理論的發展于不顧的境地。在這方面國內史學界的思想要比科學史界更為開明，也應該成為我們學習的典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史學界就大量介紹引入了歐美史學思想，如法國的年鑒學派、英國新社會史、美國的新經濟史以及心理史學等，克羅齊、科林伍德、沃爾什等的歷史哲學理論也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熱點，促使中國史學界拓寬了研究視野、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農史學科中被忽略的兩個問題。

農業史是一個很獨特的學科，作為交叉學科具有農學、歷史學、生物學、環境科學、土壤學、氣象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特征，以至于現在農史界的權威學者也很難論清農業史學科的歸屬問題。劃歸理學范疇的科學技術史似不滿意，放在歷史學中也覺得不倫不類，納入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領域也不可行?？傊?，農業史學科是一個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顯示出明顯個性色彩的學科，在科技史領域農業史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經濟史領域農業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會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總是出現農業史的身影。

如果我們把農業史簡單地割裂為農業經濟史、農業科技史、農村社會史和農業思想文化史等四個部分時很容易為它們找到各自的歸宿，但農業史畢竟是農業史，四個部分密不可分成為一個整體，確實為當前的農史專家出了一個難題。農業史內部各要素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的部門史，古代的農民既是技術專家，又是經驗農學家，同時也是農業生產活動的經濟主體，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史的內容就顯得豐富多彩，妙趣橫生，農業史的學科屑性也就很難用現代的學科門類來界定劃分。其他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雖多有涉獵，但農業史學科的復雜性也時常給他們的工作帶來這樣那樣的困難，對歷史學家來講研究農業史最大的障礙是缺乏現代農業科技知識，對經濟史家來講研究農業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對農業的全面把握，僅僅掌握經濟學理論還不足以研究農村、農民、農業這個三位一體的問題。農業史是一個涉及面如此廣泛、又需要一定的專門知識才能有所成就的學科領域。1997年國家把農業史等各個專門的學科史統一納入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下，屬于理學學科而統籌發展。盡管當時許多學者對此持有異議，但毋庸置疑，農業科技史是農業史領域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最為基礎和關鍵的部分。

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農史研究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發展壯大為中國學術界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面對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農史學科和科學技術史等其他學科一樣需要反思、需要積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這是一個學科為了生存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近年來一些關心農史學科發展的年輕人已經為此而多次奔走呼號，但反映問題多集中在學科理論方法需要改進、研究領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進。

在農業史人才的培養上，近年來隨著高校學生的大規模擴招農史界也出現了一種虛假的繁榮，很多考生都擁擠到農業史學科點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但考生個人專業基礎薄弱的問題十分突出，農業史成為一個其他專業落榜生的棲息之地。或許對個人而言農史的虛假繁榮有助于功利進取(這種功利進取對個人也不見得是有利的，一個學生花費數年的時間卻不能在農史研究領域做出成績，付出的青春代價也是很沉重的。)但對這個學科來講其后果是毀滅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費終生精力在農史研究領域也難有成就。嚴酷的現實迫使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樹幟、王毓瑚、萬國鼎、石聲漢等前輩為農史研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農史學科并非簡單的交叉學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備扎實的農業科學基礎、歷史文獻知識以及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文字學、經濟學、哲學等方面極為寬泛知識積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數十年如一日平心靜氣甘坐冷板凳的奉獻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夠讀書而不拘泥于書本具有走出書山看世界廣闊胸襟。因此農史人才的遴選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情，稍有失誤便會出現后繼無人學科消亡的悲慘局面。當今的農史界個別單位已經為此而自嘗苦果。這種現象不僅在農業史領域有所表現，其他學科史研究中也存在類似情況。⑽

近年來農業史學科的處境極為尷尬。作為科學史的一部分，農業史學科的興起是以農業科技史的研究為開端的。當時一批卓有成就的農業科學家參與其事，如植物生理學家石聲漢教授、昆蟲學家周堯、鄒樹文教授、農業經濟學家萬國鼎教授、植物學家夏緯瑛教授、水土保持學家辛樹幟教授，他們置身其中能夠高屋建瓴開展學科史研究并都取得豐碩成果。但近年來隨著《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的完成以及農史研究隊伍中知識結構的變化，在農業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進展的研究成果日漸稀缺，我們現在的研究隊伍中還缺少像石聲漢、游修齡先生那樣既具備良好小學功底又精通現代農業科技的大師級學者，農業史學科正在逐步遠離其賴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農業經濟史研究則逐漸成為農業史領域的熱門話題，加上社會科學的明珠——現代經濟學學科體系中設置有經濟史分支，因此很多農史研究者盡量把研究方向向經濟史領域靠攏，一時出現了農業經濟史研究一枝獨秀的格局。但農業經濟史研究的表面興盛并不代表著農史研究成果的高質量高水平，一些農史局外的專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農史學人。今后的農業經濟史研究還需要加大力度，農業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強力量，畸輕畸重都不足取。

注釋：

⑴ 何丙郁：《如何正視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學學報，1996，26(2)，p103—98。

⑵ 張柏春：《對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3)，pp88—94。

⑶ 霍耳頓：《科學思想史論集》P3，許良英編，范岱年、顧國慶、許成鋼、王貞平譯，許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顧國慶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關于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0，17(4)，PP39—42。

⑸ 楊浩菊、甘向陽：《世界背景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3，15(1)，pp50-52。

⑹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原題目為《小國的科學與文明》(英文名為SCC)，1960年代小國大陸翻譯出版時山冀朝鼎博士題寫為“小國科學技術史”。據說也得到了李約瑟的認同?，F九人們對這一譯法持不同意見，是非互見。但李約瑟寫作該書的主要動機是作為一個西方學者對小國古代在科學技術上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驚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讓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論”的泥潭，看到遙遠的中國大地上曾經出現過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這與李約瑟一貫所秉持的新人文主義理念是一致的，但與中國人所期許的弘揚中國傳統文明的精神則有本質的不同。

⑺ 張柏春：《對小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23(3)，pp88—94。

⑻ 魏屹東：《20世紀科學業的三次轉向》，自然辯證法通訊，1999(3)，pp3—4。

⑼ 劉兵：《歷史的輝格解釋與科學史》，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3(1)，pp44—52。

⑽ 甘向陽，劉建軍：《數學史研究的科學價值》，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6)，pp531—534。

第五篇：李約瑟與中國科技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李約瑟難題中的語言學維度

李約瑟難題被提出之時，許多學者從各個學科的觀點出發對它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一個國家的科技的發展也許會受到來自地理環境、文化特質、政治環境、經濟形態等方面的制約。李約瑟自己也對這一難題的解答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語言學作為一個方興未艾的學科，在李約瑟的時代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今天，借助語言學的一些研究，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種全新的解釋，而這些研究在語言學領域其實是相當古老的，只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的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了結構主義語言學上。

李約瑟難題的兩個階段，在梁漱溟先生看來，似乎用一句話就能回答了。中國是一個文化早熟的國家，與此同義的一個詞是“理性1早啟”。由此形成的民族風尚就是“向上之心強”和“相與之情厚”2。在這種早熟的文化心理的支配下，中國人的心思聰明的使用就產生了偏向——因為中國人的理智被過早啟迪的理性所壓制了，所以中國人的心思大多被放到了如何在人際關系中實踐道德上，而不是將心思放在如何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上?！熬褚朴玫饺耸律?，于物則忽略?！?自然中國在以后的科技發展過程中就落后于重視理智的西方了。

初看起來這種理論只能解釋為什么中國在十七世紀以后落后于西方以及為什么很早就出現了政教分離、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而不能解釋為什么中國在此之前遠遠領先于西方。其實這并不矛盾。中國在她的文化早期，理性并未取得完全的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宋朝以后，追求理性的儒家成為了社會的壓倒性主流思想以后才是這樣的。在此之前，尚有一個兩者平衡的時期，人們在理性的支配下還存在著一種歷史使命感，所以在技術上仍然有所重視和創新。

雖然這只是李約瑟難題的一種解釋，此外還有從制度差異、經濟學角度、氣候角度甚至形而上學來解釋這一難題。我認為，客觀條件并不能說明問題，因為生產力的持續提高是人們固有的追求，然而中國人卻總是不往這個方向去思考；而上述從主觀角度出發的解釋也存在一個問題，即中國人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心態及其支配下的制度？

一、對思維的載體——語言的考察

20世紀偉大的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寫道：“媒介即訊息。”這看起來是一句難以理解的話。后來的尼爾·波茲曼提出了較為折衷4的觀點：“媒介即隱喻?！薄懊浇闉樗伎?、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話語符號??它們更像是一種隱喻，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語言作為一種最為原始的媒介，必然也有這一特點，所以“我們認識到的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思想，并不是它們的本來面目，而是它們在語言中的表現形式。我們的語言即媒介，我們的媒介即隱 1 梁先生的著作中，理智與理性有其不同于通常理解的意義。從梁對理性的英文翻譯“impersonal feeling”，結合“理智、理性為心思作用之兩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一句，我們不難作出這樣的理解：理智是解決問題的能力，而理性則是一種人的向上之心，它驅使人們向著正確的方向發揮理智，而且這種驅動經常是不為一己私利的。2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七章“理性——人類的特征”，三、中華民族精神所在。3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后之中國”，一、由此遂無科學。4 關于麥克盧漢與尼爾·波茲曼兩人觀點的關系，尚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后者是對前者的繼承，也有學者認為兩者的觀點存在沖突之處。詳細討論兩人的觀點不是本文的任務，在這里只談他們理論的基礎，在這一點上兩者具有較多的共同性，但是后者的說法較為溫和。他認為媒介并不直接傳遞信息，而是在“暗示”。采用后者的說法可以緩和一下前者激進的提法可能招致的反對聲。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的文化的內容。”5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東西方在思維上的差異，是由兩者在思考方式上使用的媒介的根本性差異所決定的。語言的差異決定了它所承載的文化被施加了不同的“隱喻”，因而人們的思路被引向了不同的方向，這也就是梁漱溟所說的心思不在此、理性早啟的原因?！罢Z言對人的主要影響施及他的思維力量，施及他的思維過程中進行創造的力量，因此，在更深刻的意義上說，語言的作用是內在的（immanent）和構建性的（constitutiv）。”6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即使在天性和本質上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他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7，思維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使用的語言的影響和制約，朝著他所使用的那種語言所“偏好”的那種思維方式發展。在這一環境中，所有人對于一種他們共用的符號背后蘊藏的那個概念有著幾乎相同的內心對應，即他們對于一個客觀的、固定的存在，采取的是同一種主觀方式以使之成為進行精神活動的質料。8洪堡特進一步指出：“由于在同一個民族中，影響著語言的是同一類型的主觀性，可見，每一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

二、漢語與西方語言的重大差異

兩者在語言特性上的最大區別在于漢字是“孤立語”，即以單個音節指示概念，而且這個音節和所指示的概念不會因它們在句子中處于不同位置而改變。而西方語言，包括梵語在內，都屬于屈折語言，詞語由音素組合而成，音素組合成的概念會因位置和語法意義的改變而改變。10漢字是通過辨認字形來確認其所指示的概念，換句話說，就是辨認一個圖形的相似屬性。另一方面，漢字的理解強調“模擬”這一過程，通過對一個圖形的辨認，來使它在頭腦中得到相應的概念。而以希臘語為代表的西方語言則大為不同。音素本身和指稱的概念并沒有任何關系，只是由于若干個字母的精確組合才使詞對應某一個概念。在這一過程中，不像漢字對于字形潦草的許可，西方語言要求極高的精確性與確定性，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就存在著一個演繹的過程。純表音的文字在獲得它的主觀性的時候，經歷著大量精確的抽象思維。漢字的理解則主要依賴對圖像的處理，它的特征是更大的具象性。

三、語言差異對思維的影響之淺見

漢字具象與孤立的特點使得中國人可以在段時間內對事物取得直觀的認識，因而有利于早期中國人的技術進步。然而中國的進步大多體現在“技術”上，而不是在“科學”上。前者偏重的是實用——這正是漢字字形在辨認上的優點，在使用漢語的過程中，人們就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習慣。

語言意識在表述感性事物方面對清晰明確性的要求、在表述理性概念方面對純粹的、非實體的限定性要求和分節音的明晰都是成正比關系的。11漢語沒有走上西方語言這種具有高度規律的形式的道路，“智能力量就不得不在自身中尋找進一步飛躍的杠桿??古典語體的 56 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第一章“媒介即隱喻”。

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四章“特殊精神力量的影響：文明、文化和教養（Bildung）”。7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這一過程也正是人們使用“自己的”語言，將組成自己思想的概念用分節音表達出來，使表象在獲得真實的客觀性的同時保持主觀性，并且這種語言的分節音在聽話者的頭腦中也恰好對應著一個幾乎相同的概念，從而為他人所理解的過程。8 之所以采用“幾乎”一詞，是為了說明各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從宏觀上來講，這種細微的差異并不影響一種特定語言對人類思維的特定影響。9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八章“語言的一般性質和特點”。10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十三章“詞的孤立、屈折和粘著”。11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十章“內在語言形式”。漢語具有獨到的長處，那就是把重要的概念相互直接聯系起來；這種語言在簡樸之中包含著偉大，因為它仿佛擯棄了所有多余的次要關系?！?2其實這再次解釋了梁漱溟關于中國理性早啟的觀點，即西方人通過抽象而統一的規則完成的語言過程，中國人是通過“精神勞動”來完成的。然而這樣的“精神勞動”不是在嚴格的形式規定下產生的，所以也不會循序漸進地由認識客觀開始認識世界，而是“徑直從心出發”13。在科技史上的表現就是中國在一開始取得了較快的進步，而終于因為語言不重視精神規律，故不足以推動人們的智能力量持續地在這一方面取得更多的進展，而是轉向“向里用力之人生”。14

李約瑟本人對于這個難題的看法主要是與地理環境結合在一起看的。這一思考維度與語言學的維度顯然是并行不悖的。但是語言的形成與何種因素，當然主要是指地理環境，具有聯系，則是一個過于深奧晦澀的問題。其相互作用已經湮沒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幾乎不可為理性所探知了。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這篇文章絕不是在宣揚語言有優劣之分，只是語言結構的差異會導致人們大腦所收到的“隱喻”有所不同，因而將思想的重心擺在不同方面——因為有一點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科技的進步與否并不是衡量一個文明進步與否的絕對標準。

參考文獻：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 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

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 赫爾德：《論語言的起源》

12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第十七章“語言之間的主要差別：以語言構造原則的純正程度為評判標準。” 13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十二章“人類文化之早熟”。14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十章“治道與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