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發揮基層協商在鄉村治理體系中作用[本站推薦]

發揮基層協商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的作用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并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等具體要求。推行基層協商民主，創新鄉村治理，是新形勢、新時期完善基層社會治理的迫切要求，是加強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載體，是化解基層矛盾沖突的有效途徑。X月X日—X日，省政協民宗委組織部分省政協委員就“自治、法治、德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中的基層協商”專題，分別赴XX、XX進行實地調研，把脈問診，探尋對策。

一、基層協商取得的成效 一是村委會換屆順利完成。在2018年全省第十屆村“兩委”換屆選舉中，XX縣共選舉產生村“兩委”成員XX人，交叉任職比例達到XX％；

依法依規引導村黨組織書記參選村委會組成人員有XX個村實現了書記、主任“一肩挑”目標，占比XX％；

女干部XX人，35歲以下干部達到XX人，村“兩委”班子結構得到優化，村“兩委”在引導村民落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自治權落實上邁出了有力步伐。

二是制度建設得到完善。XX、XX所轄鄉鎮村都成立了村務公開民主管理領導小組，實行縣級領導定點聯系鄉鎮和成員單位聯席例會制度，結合實際情況，制定了村務公開的細則、目錄；

在鄉鎮相應成立了組織機構，明確人員包村，指導村民自治的各項工作和自治權的落實；

在村制定村委會選舉辦法、建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制定村民自治章程、修改完善村規民約、組建村務監督委員會、暢通各種監督渠道，保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維護了村民的參與權、決策權、知情權和監督權。

三是民主協商機制逐步建立。各地普遍建立以村（居）民會議和村（居）民代表會議為主要載體的民主決策組織形式，定期召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做到群眾的事由群眾商量著辦。協商民主的內容包括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重點工作部署在村（社區）的落實；

涉及當地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務、公共環境、公益事業；

居民反映強烈、迫切要求解決的實際困難問題和矛盾糾紛等。協商的主體擴大到村（居）務監督委員會、駐村單位、社區社會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廣泛吸納威望高、辦事公道的老黨員、老干部、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層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負責人、社會工作者參與，保證了協商更加全面公正。

四是鄉風文明逐步形成。根據“十三五”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工作方案的要求，從2016年起，民政部門指導試點村“兩委”組織村民討論、修訂村規民約，將移風易俗倡新風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納入村規民約，讓村民自定規矩，自覺遵守，革除陋習樹立新風。組織村民推舉有威望、有能力、辦事公道、崇尚節儉、有禮儀特長的人士組成（紅白）理事會，制定理事會章程，明確理事流程，倡導喜事小辦，喪事從簡，奢侈風、攀比風得到扭轉。

二、基層協商存在的問題 一是思想認識不高，重視程度不夠。目前還有部分地方沒有認識到村民自治的主體是全體村民，仍然存在鄉鎮政府領導村委會，村委會指揮村民這種錯位認識，導致在落實村民自治權的過程中，工作流于形式，村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

二是基層協商平臺不健全，議事規則不嚴謹。目前有些地方村民議事會和村民代表會由于成員不固定，議事人選隨意，且沒有固定的議事平臺和規范的議事規則，導致協商的公信度和公信力難以獲得群眾普遍認同。

三是協商內容程序不規范，制度化建設不完備。圍繞“協商什么、和誰協商、如何協商、協商成果如何運用”等問題，在協商內容、協商程序、協商議題上，準備工作還做得不夠充分，民主和集中把握得不夠精準，從而影響了協商的效果。

三、推進基層協商的建議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推進基層協商民主，要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分止爭”，以德治“春風化雨”。具體來說，就是要抓好“三個推進”“三個著力”。

（一）推進村民自治建設。堅持自治為基礎，把村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使他們以組織的形式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選好、管好、用好農村基層黨組織帶頭人，鞏固和加強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鼓勵村民自愿結合組成各種社會組織和合作經濟組織，使之成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鄉村治理的參與者、利益協調的當事人。建立健全村務監督委員會，推行村級事務陽光工程。依托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議事會、村民理事會、村民監事會等，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層協商格局，把村級事務的決策權交給群眾，推動村民自治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方向發展。

（二）推進鄉村法治建設。樹立依法治理理念，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務監督等制度，持續開展普法教育，建立農村法律大講堂，定期組織開展法律法規巡回講座和“送法下鄉”活動，依托農家書屋建立法律圖書專欄，增強農民法律素養。加強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推動基層干部群眾形成親法、信法、學法、用法的行為自覺，強化法律在解決農村事務和化解矛盾問題中的權威地位。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村級治理工作機制；

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矛盾糾紛機制，引導和支持農民群眾通過合法途徑維護自身權益，推動“法治示范鄉（鎮）、民主示范村”創建；

規范民主管理制度，依法開展各項專項治理活動，將鄉村民主法治建設向縱深推進。深入開展掃黑除惡，常態化開展農村小微權力腐敗行為整治行動，營造風清氣正的農村發展環境。

（三）推進鄉村德治建設。注重先進道德文化引導，用先進的文化浸潤和引領村民道德建設。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引導農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開展“立家訓家規、傳家風家教，倡文明樹新風、隔陳規除陋習”等主題活動，尋找最美鄉村教師、醫生、村官、家庭的典型事跡，引導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自編自導自演，培塑典型、弘揚真善美、傳播正能量、抵制陳規陋習、貶斥失德失范；

開展好媳婦、好兒女、好公婆等評選表彰活動，用積極向上的行為和輿論力量推進家風建設。

（四）著力提升群眾參與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基層協商的實質是推進基層群眾廣泛參與基層事務，推進“民事由民議、民議后民決”。要讓群眾有感覺，前提是讓群眾積極參與進來。一是暢通參與渠道。一方面，嚴格落實村（社區）干部值班制度，讓群眾隨時能找到村（社區）干部反映問題，至下而上收集協商議題；

另一方面，由村（社區）干部下訪民情，逐家逐戶征求意見，讓群眾足不出戶就能反映問題，基層黨組織隨時隨地能了解掌握需要協商的事項。二是創新參與形式。除了召開議事協商會、群眾懇談會、書面征詢等方式，結合外出務工人員較多的實際情況，廣泛搭建村（社區）QQ、微信議事平臺，讓群眾在手機上就能進行廣泛協商。

（五）著力提升群眾協商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做樣子的”。協商感涉及群眾對協商以及協商真實性和有效性的評價，直接決定著他們對協商的認同、支持和參與情況。一是真協商，避免虛情假意。避免在協商會開始前就暗示與會者表達贊成意見，把協商會開成了情況通報會。二是真引導，避免放任自流。既要引導群眾把深思熟慮后的主張表達出來，也要糾正他們協商就必須是“要聽我們的”等錯誤觀點，避免有民主而無集中的“泛民主化”。三是真落實，避免虎頭蛇尾。協商不是會議開完了、意見統一了就結束，而是要建立跟蹤督查機制，把協商達成的共識一個一個落實到位，讓協商真正起作用，讓群眾認同協商、支持協商、參與協商。

（六）著力提升群眾獲得感。基層協商的主體是群眾，本質是體現和實現群眾當家作主，要堅持協商于民、協商為民，著力提升群眾的獲得感。一是提升群眾物質獲得。群眾參與協商的主要動力是獲得物質利益，這就需要在協商過程中，盡可能進行廣泛深入協商，使參與者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并在反復協商過程中，取得“利益最大化”，讓群眾在協商中獲得利益。二是提升群眾精神滿足。在協商過程中，要更加注重尊重群眾民主權利，更加注重采納群眾合理主張，更加注重肯定群眾所做之事，讓群眾在協商中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三是提升群眾價值認同。隨著基層協商次數增多，參與協商人數增多，在多次協商中形成的普遍共識將成為一個地方、一個階段的價值認同。為此，在協商過程中，應注重提煉共同價值觀，讓共有的價值觀促進協商民主，讓協商民主凝聚共有價值觀，增強群眾價值認同感。

第二篇：發揮好基層黨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

●對黨的基層組織來說，最好的載體和抓手就是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服務上來，實現民心在基層聚集、資源在基層整合、問題在基層解決、服務在基層拓展

●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必須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期盼，高舉民主和法治的旗幟，通過民主和法治建設，調動各方面力量有序參與到基層治理中來，最大程度凝聚各方共識，關切各方利益，整合和調動各方資源，形成基層治理的合力

總書記多次強調，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越繁重，我們越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在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同樣有一個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的問題。要把基層作為切入點和重點，發揮好基層黨組織的作用，把基層黨建的好做法、好經驗制度化，使基層治理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

正確認識和把握基層治理現代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并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六個方面進行了全面部署。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根本舉措。總書記指出：“推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量任務在基層，推動黨和國家各項政策落地的責任主體在基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工作也在基層。”國家層面的各項治理決策和部署，如果離開了基層的探索和創新，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許多問題和矛盾交織在一起，改革的統籌性、耦合性大大增強，許多舉措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解決這個問題，既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又要鼓勵基層大膽探索，把二者結合好是必然選擇。

始終堅持基層黨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領導核心地位和作用。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社會經濟成分、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以及利益訴求的多樣化，給基層治理帶來了許多新問題、新挑戰。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正確處理基層黨組織和新的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群眾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在群眾的組織形式由過去的“單位人”為主變為現在的“社會人”為主的條件下，發揮好黨組織的作用。我國社會治理的新格局新體制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這五個方面，缺一不可。一方面，要高度重視和積極穩妥地推進新的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和群眾自治組織的建設，鼓勵它們發揮好在社會自我調節、自我完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中的特殊優勢。另一方面，要始終堅持黨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領導核心地位，發揮好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

切實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一貫追求。對黨的基層組織來說，最好的載體和抓手就是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服務上來，實現民心在基層聚集、資源在基層整合、問題在基層解決、服務在基層拓展。要不斷擴大基層黨組織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構建城鄉統籌的基層黨建新格局，做到哪里有群眾，哪里就有黨的組織、就有黨員的作用，就有黨組織的服務。要進一步明確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和服務要求。農村黨組織要圍繞推動科學發展、帶領農民致富、密切聯系群眾、維護農村穩定搞好服務；國有企業黨組織要圍繞生產經營和職工隊伍建設搞好服務；街道、社區黨組織要圍繞建設文明和諧社區搞好服務；機關黨組織要圍繞服務中心、建設隊伍搞好服務；高校黨組織要圍繞立德樹人、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搞好服務；事業單位黨組織要圍繞深化分類改革、促進事業發展搞好服務；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要圍繞促進生產經營、維護各方合法權益搞好服務；各種社會組織中的黨組織要圍繞凝聚群眾、激發活力、促進發展搞好服務。要從執政黨的基層黨組織的角度來認識和把握基層黨組織的服務。我們黨是政治組織，應當履行政治組織的職能，發揮政治引領作用。要把黨組織的政治作用與服務作用統一起來。既要為群眾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又要教育引導群眾，用黨的理論武裝群眾，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群眾，不斷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帶領群眾前進。要創新服務載體，提升服務質量。通過考核評價，促使基層黨組織更好地服務發展、服務民生、服務群眾、服務黨員。

堅定不移地發展基層民主、加強法治，整合資源力量，形成治理合力。國家治理現代化離不開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基層治理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方式。從我國國情出發，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必須堅持基層黨組織領導，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發展民主和法治，基層最重要，基層也最緊迫。依靠民主和法治的方法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已經成為最重要、最有效、最為群眾認可的方法。所以，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必須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期盼，高舉民主和法治的旗幟，通過民主和法治建設，調動各方面力量有序參與到基層治理中來，最大程度凝聚各方共識，關切各方利益，整合和調動各方資源，形成基層治理的合力。

關心、愛護、支持基層干部，提高基層干部的素質和能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在人、關鍵在用干部。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基層干部的作用至關重要。基層干部是基層組織的主心骨和帶頭人，是黨在基層的執政骨干，是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到基層的領導者、推動者和實踐者。基層干部生活在群眾中，對群眾最熟悉、最了解，面對的矛盾和困難也最直接，承受著巨大的責任和壓力。而許多基層干部長期收入偏低，工作生活環境亟待改善。不少基層干部的素質和能力與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不相適應，與群眾的期望有差距。因此，對基層干部，一要關心愛護支持，二要嚴格教育管理。要加強對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幫助他們提高素質和能力，引導他們熱愛基層、扎根基層，樹立在基層建功立業的自覺意識，提高基層干部履行崗位職責的能力，提高他們做好群眾工作、化解矛盾糾紛、處置突發事件、促進社會和諧的本領。要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制定和落實激勵關懷基層干部的政策措施。加大從基層一線選拔培養干部的力度，提高基層干部的待遇保障，讓基層干部留下來有干頭、走出去有通道，激發基層干部干事創業的動力和活力。

第三篇：努力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的作用

努力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的作用

【摘要】以人民政協為制度形態和組織載體的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協商民主作為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安排，對于保障政治生活的有序高效運作起著重要作用。人民政協制度本身蘊含著豐富的協商民主理念和價值要求，主要體現在人民政協的發展過程始終貫穿著協商民主的核心理念；人民政協的界別構成體現了協商民主在主體維度的價值理念；人民政協的履職過程踐行著協商民主的價值理念；人民政協的工作原則蘊含著豐富的協商民主理念。努力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的作用，需要做到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建立和完善協商民主的運作制度和法律體系。

【關鍵詞】人民政協協商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宣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一個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新時代，中華民族的發展從此開啟了新的歷史紀元。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人民政協不再代行全國人大的職權，但作為中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1 組織繼續存在，并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以及對外交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60多年來，人民政協以其特有的組織形式和運行方式，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行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以人民政協為載體，運用協商民主所構建的社會治理和政治溝通平臺，對于進一步提高自身的執政能力、凝聚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展過程中，應繼續堅持和完善人民政協這種協商民主的制度形式，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展中的獨特作用。

一、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 協商民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最早是1991年3月江澤民同志在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議黨員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來的，他說：“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力與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這是西方民主無可比擬的，也是他們所無法理解的。兩種形式比—種形式好，更能真實地體現社會主義社會里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1]為了更好地發揮人民政協的作用，進一步規范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2006年2月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指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2]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并且用“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代替了以前的“在選舉、投 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的表述，這更加凸顯了政治協商制度的民主價值。2007年10月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提高參政議政實效。”[3]2007年11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協商民主”的概念，指出：“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大特點。……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拓展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度和廣度。經過充分的政治協商，既尊重了多數人的意愿，又照顧了少數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民主，促進社會和諧發展。”[4]清晰地揭示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鮮明特色是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協商民主作為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安排，與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具有兼容性，對于保障政治生活的有序高效運作起著重要作用。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提出協商民主概念和理論，加強了我國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設，促進了我國協商民主的發展，為人民政協的協商實踐和其他領域的協商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政策支持。

雖然協商民主理論產生于西方，但是協商民主的實踐在我國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政治協商制度早已是我國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民主化成為世界政治發展的取向，每個國家都把民主作為一種必須尊重的基本價值。但是，各國民主模式的形成都會受到其特定環境的影響。西方協商民主理論和模式是在西方特定環境中形成和發展的，深深根植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因此，必然與我國的協商民主理論和模式有著本質區別。我國的協商民主理論和模式必須根植于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水平與實 際情況，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通過總結我國協商政治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構建。“協商民主理論以公民參與決策作為民主的核心價值，把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公民群體之間的平等協商作為實現民主價值的一個主要方面或環節，這豐富了對于民主的認識。”[5]這說明民主既有相互競爭的選舉民主形式，也有平等溝通的協商民主形式。“協商政治不否定選舉，也不否定選舉制度本身的競爭性。從程序上講，它力圖將選舉建筑在有效的政治協商和社會協商基礎上。”[6]因此，在我們講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時，不可忽視選舉民主或競爭性民主。事實上，只有大力發展和完善選舉民主，才能為協商民主的發展和實現奠定良好的基礎。在我國，無論是選舉民主還是協商民主，都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其目的都是為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二、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制度形態和組織載體

協商民主在西方社會尚未催生出嶄新的政治制度模式，但是在中國，現行的人民政協制度恰恰成為實踐協商民主理念的最合適的制度形態和組織載體，因為人民政協制度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協商民主理念和價值要求，是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形式。

(一)人民政協的發展過程始終貫穿著協商民主的核心理念 協商是協商民主理論的核心理念，而人民政協從誕生之日起就蘊含和實踐著這一核心理念。早在人民政協成立之初，周恩來就明確指出，作為新民主主義精神的體現，人民政協的“議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決，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7]協商作為協商民主的核心理念，不僅是人民政協的議事精神，也是人民政 協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恒久主題和行為方式。人民政協因“協商”而產生、發展并充滿活力。新中國建立后，人民政協的“協商”原則和精神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同志提出，在“采取重大措施的時候，如果沒有同有關的黨外人士進行充分的協商，寧肯慢一點作決定”[8]。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人民政協的協商實質不斷深化，協商職能不斷延伸，協商形式日漸多樣化，協商議題不斷拓展。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在要求人民政協“繼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同時，再次明確強調其“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的原則和理念。協商作為人民政協的一種價值偏好，議事精神貫穿于其產生、發展的全過程，是其充滿生命力的源泉。

(二)人民政協的界別構成體現了協商民主在主體維度的價值理念

多元性、平等性和理性是協商民主在主體維度的理念訴求，是協商過程中對參與主體在范圍、資格和素質方面的內在要求。作為我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人民政協在界別構成上的包容性、廣泛性特點及其參與主體的平等資格和理性議政生動體現了協商民主的這一主體維度的理念要求。人民政協自1949年成立以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均匯集了中國社會的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領域、各界別以及海內外各個方面的代表人物和精英人才，并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階層結構的變化不斷吸納新的社會群體的優秀代表。到目前為止，人民政協共設有34個界別，各個界別又匯集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和優秀代表，這些專家和優秀代表雖然有黨 派團體、民族屬地、行業領域的差別，但在法律塑政治上沒有大小區別，沒有多數派和少數派之分，他們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協商機會；雖然有信仰、利益和觀念等方面的差異，但不存在控制被控制關系，他們都具有平等的表達機會與發言權，有充分的批評自由和發表意見的自由；雖然有性格、能力、專業素質等方面的差異，但在履職過程中能夠突破自身觀點和利益訴求的局限，在相互討論和理性交流的基礎上理解他們的觀點和需求從而達到協商結果的一致。人民政協認同多元化的社會現買，適時吸納和匯集不局領域或階層的代表，并保證和要求各界別代表參政資格的平等和參政過程的理性與責任性等，體現和踐行了協商民主在主體維度的價值理念。

(三)人民政協的履職過程踐行著協商民主的價值理念 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機構，人民政協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大基本職能。三大基本職能是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具體實現形式，體現和踐行著協商民主在過程維度的價值要求與理念。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是一種公共政治和程序民主，政協委員在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公共問題，在決策之前進行協商或就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重要公共問題進行協商時，必須遵循嚴格的程序，即協商議題的提出和確定、協商活動的準備、協商活動的進行、協商意見的辦理及反饋等四個步驟。人民政協協商議題的公共性以及協商過程的公開任與程序性，是協商民主的核心價值在中國政治實踐中的生動體現。從民政協的民主監督是一種制衡性的責任政治，政協委員通過政協組織對黨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 作進行監督，以及中國共產黨在政協中與各民主黨派和尤黨派人士之間進行互相監督，這不僅是監督主體公共理性和公共責任意識在履職過程中的體現，也是協商民主對權力制約思想的踐履。人民政協的參政議政是中國式的民主政治，政協委員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公共性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進行協商討論的過程不僅是協商民主的參與性和協商性理念在中國政治實踐的現實體現，也是協商民主精神的集中反映。人民政協履職過程，也是踐行協商民主價值理念的過程。協商過程的程序性、協商議題的公共性、協商主體的參與性等，不僅是協商民主理論的基本價值理念，也是人民政協履職過程的價值向導。

(四)人民政協的工作原則蘊含著豐富的協商民主理念 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實踐形式，人民政協在運行和履職過程中堅持“民主協商、平等議事、求同存異、體諒包容”的工作原則，這一原則是協商民主理論的價值要素在中國政治實踐中的現實闡釋。尊重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領域、各階層代表的不同特點，包容各組成成員在信仰、習俗、利益和觀念等方面的差異，允許其成員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上，平等而自由地對重大政治問題和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和建議，充分理性地表達不同的價值意愿和利益要求，在互動交流和體諒妥協的過程中達到協商結果的一致與共識。人民政協的“民主協商、平等議事、求同存異、體諒包容”原則是民主的平等的協商，而非競爭性的對立與壓制；是理解與包容基礎}二的求同存異，而非強制性的完全一致。人民政協的這一強調平等基礎上的協商、尊重差異前提下的對話、理解妥協基礎上的共識，正是協商民主理念的集中體現和反映，是協商民主的實踐形式和原則要求。

總之，在人民政協中，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上，通過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國家和地方大政方針的制定和貫徹執行情況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和公共事務，在“民主協商、平等議事、求同存異、體諒包容”的原則指導下進行理性協商和參政議政，從而就公共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協商民主理念在中國政治運作程序中的生動體現。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安排，是協商民主理念最直接的實踐途徑和制度形式；人民政協作為中國重要的政治組織機構，是實踐協商民主理念的最佳組織形式。

三、堅持黨的領導，努力提升人民政協的協商質量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對人民政協的性質定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團結和民主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兩大主題。”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我國進行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制度安排。人民政協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的特色就在于它的協商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政協的協商功能對黨和國家的重要政策和決策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如三峽工程、西部大開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等關系到國家重大發展目標的問題，者凝結了人民政協通過協商而形成的建議，這些建議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的作 用，必須堅持以下幾點：

第一，正確把握人民政協發展協商民主的方向。這就要求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的實踐中，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實現方式。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核心作用，能夠有力地推動協商民主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要把三者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偉大實踐之中。人民政協發展協商民主，要做到有利于黨的領導、有利于人民當家作主、有利于依法治國。在協商過程中，自覺地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要求，落實依法治國的法治精神，保證協商民主在我國民主政治體制框架內有序進行。

第二，建立和完善協商民主的運作制度。完善的運作制度是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有效地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加強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推進協商民主的科學化、制度化。用明確的制度規范黨的領導與協商民主的關系，規范協商民主的內容和方式。完善協商民主的運作制度包括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是確定協商議題的制度。協商議題如何提出、如何選定等都必須有明確的制度規定。協商議題的質量直接決定著協商的效果。二是建立協商意見和建}義的反饋制度。在政治協商的過程中，政協委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都是經過了廣泛深入地調查、認真和充分的討論之后提出的，具有較高的科學陛和可行眭，對黨和政府制定政策和進行決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對政協委員提出的協 商意見和建議，黨和政府采納和落實的情況，要及時地進行反饋。要用制度明確保證協商意見和建議能夠進入黨和政府的決策程序。

第三，建立和完善協商民主的法律體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第2條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這說明入民政協的功能定位是“協助”，履職方式是“協商”。這也是由人民政協的非國家機構性質決定的。“人民政協雖然不是國家機構，但因其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項職能對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經濟生活產生深刻影響，所以依法治國方略自然就要求人民政協實現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9]從黨和政府的文件來看，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目前，我國有關選舉民主的法律體系比較完備，而有關協商民主的法律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為了使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有效地發揮作用，對協商的具體內容、程序、方式等，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為各協商主體搭建一個公平、公正的協商對話的平臺，通過各協商主體之間真誠的交流與互動，達成合意，實現共贏，以提高協商民主的可操作性和實效性，更好地發揮出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的作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

(作者：濟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主任，教授)

(責編：吳國挺)

(本文由山東省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推薦)注釋：

[1]《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頁。

[2]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793頁。

[3]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政黨制度》，人民日報2007年l1月l6日。

[5]燕繼榮：《協商民主的價值和意義》，《科學社會主義}2006年第6期。

[6]林尚立：《協商政治：對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種思考》，《學術月：I：Q}2003年第4期。

[7]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頁。

[8]《李維漢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頁。[9]莫吉武、楊長明、蔣余浩：《協商民主與有序參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頁。

第四篇：論統一戰線在基層協商民主中的作用

論統一戰線在基層協商民主中的作用

摘 要：基層協商民主是協商民主的發展方向，它具有政府主導性、普遍性、所探討的內容具體細微、多樣性等特點，是民主協商的必然發展趨勢。統一戰線在基層協商民主中起主導作用，但統一戰線在助力基層協商民主雖然存在難題。在統一戰線助力基層協商民主的過程中提出三點建議：在思想上堅持黨的領導，在組織能動性上充分調動參與者的積極性，在制度設計上搭建好平臺。

關 鍵 詞：統一戰線 基層協商民主 制度設計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指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這指明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方向。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它與中國協商民主的發展有著較大的關聯性，具有協商民主的諸多特質。在開展統一戰線的過程中，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所有社會代表都是以對話、溝通、協商的方式來達成協議，取得共識，充分體現包容、協商與合作的精神。統一戰線在基層協商民主中起到主導作用，但是這個作用的發揮還有賴于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一、基層協商民主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基層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方面，也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礎。基層協商民主，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公民通過基層（主要包括城市社區、企業、農村）平臺，在遵循特定的程序下，自由平等公開地進行面對面的溝通交流，采用對話、商討等方式來表達訴求、參與公共決策和具體細微的基層管理的活動。

基層協商民主發展于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扎根于普通公民之中，有其自身的特點：第一，政府對基層協商具有主導性。我國社會傳統十分認同政府優

勢，不論是城市社區的民主協商、企業的民主協商，還是農村的民主協商，基層政府都是重要的組織者，而且在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方案，也基本交由相關政府部門確認以獲得合法性。第二，基層協商民主主體具有普遍性。基層協商民主的實施與運作主要是在基層平臺進行，參與主體主要是城市社區居民、企業職工、農村村民等，他們沒有身份的要求，普遍參與，共同協商是基層民主協商有別于其他協商民主的一個重要方面。第三，基層協商民主所探討的內容具體細微。基層協商民主所探討的內容都源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這些事情都十分瑣碎，具體細微，正是這樣“貼地氣”民主協商渠道，使得老百姓各方面的訴求得到回應，困難得到解決，踐行了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第四，基層協商民主參與的多樣性。基層協商民主的出現就是民主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在基層這個層面人民群眾不但在決策前可以直接參與，決策中可以直接參與，決策后還可以直接參與，采取直接參與的方式表達看法提出意見，這是基層協商民主的大眾性的特點，同時也是它的一大優勢。

協商民主在我國基層如火如荼的興起與發展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和客觀性。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條件有了極大改善，精神文明日益豐富，維權意識和法治觀念日漸增強，他們的民主訴求日漸強烈。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此外，黨對民主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提高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也都在一定程度呼喚和催生了基層協商民主的發展。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的提出，更是對發展和推進基層協商民主提出了明確需求。基層協商民主的發展趨勢不可阻擋，它既是我黨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人民群眾日益迫切的民主訴求。

二、統一戰線在基層協商民主中的主導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要發揮統一戰線在協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統一戰線不僅具有重要的結構化功能、凝聚共識促進團結的功能，而且具有政治過程功能。所謂結構化功能就是黨通過統一戰線的組織載體而形成獨特的政治結構，而這個結構的構件與發展本身就釋放出政治結構功能，凝聚共識促進團結就是在根本原則、總體目標與全局規劃上的一致性或認同性的達成。政治過程功能則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實施的過程中，通過發揮統一戰線特有的優勢，而實現的意見整合與取向梳理。所有的這些功能在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具有非常巨大的優勢，統一戰線在基層協商民主中起到了主導作用。建立基

層協商民主，保證社會各方面意見、愿望及訴求集中及時的反映，通過深入的對話、溝通和談論，平等協商，達成共識，最終做出符合實際、人民認可的科學決策，在保證機會公平的基礎上實現有序的政治參與，滿足各個階層，不同人權的多元化的利益訴求，進而使黨的工作不脫離人民群眾，達成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的宗旨。統一戰線在基層協商民主發展的過程中，不僅主動促進基層協商民主的建設，而且發展完善黨派、基層政治生活平臺的載體，同時也引導基層民眾參與政治生活。

統一戰線主動促進基層協商民主制度的建設。作為黨實現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方略，統一戰線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實踐。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建設越來越得到我黨的重視，人民民主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地位越來越不可替代，選舉式民主與參與式民主制度建設的步伐明顯加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統一戰線以其特有的優勢發揮著主導的作用。統一戰線以其強大的理論優勢、制度優勢和團隊優勢，不斷的發展和豐富基層社會協商制度。

發展完善黨派、基層政治生活平臺載體，構件社會與政策問題議程形成體制。在基層層面，統一戰線通過發揮單位部門、村居委會、小區及其他基層單位中黨派、團體成員的專業化技術化的作用，建立組織化平臺，從而使得基層協商民主擁有自己的載體。在這個載體上，社會問題、政策問題才能進入商討的軌道，并且以此為契機，不斷的擴大協商的領域范圍和深度，讓民眾有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的途徑，而在這個過程中，就需要統一戰線發揮組織領導的功能，帶領協商民主的群眾建立起協商民主相應規則，并且在意見出現沖突時發揮統一戰線權威性的功能，主導基層協商民主的有序開展。

三、統一戰線主導基層協商民主存在的難題

隨著統一戰線在基層協商民主的作用越來越大，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對黨的統一戰線提出一系列新論斷后，黨的各級組織、廣大黨員干部更加充分認識到統戰工作在基層協商民主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基層黨組織擔心因基層協商民主的倉促發展而失控

基層協商民主的核心是自治，而基層協商民主的主體在意思自由表達的環境下，社會影響力不容小覷。這些基層協商民主的主體本身就來自于社會各個階層，并且在社會各個階層有一定的影響力，一些基層的事務往往通過這些人直接處理，效果好，效率高，并且基層工作已經形成了這樣的習慣。但是由于

我國基層社會組織發育非常滯后，行政化嚴重，基層組織管理的行政化與服務的社會化還沒有清晰的邊界劃分，基層協商民主參與者素質參差不齊，一旦讓他們參與寬范圍、深層次的協商民主，有可能導致重大民生項目、重大政治決策在民主協商中失控，這樣對于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力和執行力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很多統戰工作對于基層協商民主的接納是持懷疑態度的。

（二）基層統戰部門擔心因參與基層協商民主而增加負擔

從廣大統戰成員自身來看，大多數是某個方面的代表人士，通過統一戰線的長期培養，都擔任了領導職務。在現實生活中，工作生活壓力都比較大，加上還要參加各級人大、政協、工商聯及其他社會組織開展的活動，其工作量幾乎是滿負荷運轉。如果在社區還要參加基層協商民主事務，僅工作強度就成為制約基層協商民主的第一制約要素，特別是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統戰代表人士，經常是居住地與戶口地不一致，即使有精力、有積極性，也很難貼近人民群眾的生活，從人民群眾中發現問題，也很難實質性的參與基層協商民主中來。

四、統一戰線主導基層協商民主的突破口和著力點

基層協商民主是一個新的歷史命題，需要每一個黨的基層組織、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統戰工作者去積極探索、大膽實踐。困難總是存在的,我們不能因為有困難而放棄。也正是因為這些困難，基層統戰工作和基層協商民主才有突破口和著力點。只要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的優勢，把握好統一戰線在基層協商民主的著力點，就能促進基層協商民主廣泛制度化發展。

（一）在思想上，堅持黨的領導

基層協商民主的發展，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在社區開展助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工作，就是要在基層黨委的領導下，充分聽取基層黨員干部、社區居民的意見，對助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認真研究、系統論證，取得理解，消除顧慮，達成共識，將統戰工作助力基層協商民主與基層黨委全面推行的社區社會治理有機結合，形成切實可行的工作方案，不失時機穩步推進。與此同時，要處理好統戰部門職能與其他部門職能的關系。發展基層協商民主是社區社會治理有機組成部分，組織部門開展的基層組織建設、政法部門實施的網格化管理、民政部門推行的社會組織培育等工作，都是基層協商民主的基礎性、關鍵性工作，統戰工作助力基層協商民主發展主要是利用統戰思維、統戰資源、統戰手段發現培養代表人士、支持培育發展社會組織，指導民主管

理、民主監督，是對網格化管理、社區自治所需要的基本組織單元和人才儲備的有效補充。只要在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的大格局中找準自身定位，在合理的空間開展工作，利用自身資源實現優勢互補，就能真正做到助力不越位。

（二）在組織能動性上，充分調動參與者的積極性

發展基層協商民主，參與者的積極性很重要，建立基層群眾、組織和社區等利益相關方表達意見、提出訴求、協商討論、形成共識的制度化平臺，自始至終建立有一條與群眾有效協商溝通的便捷渠道。從各地的實踐看，協商民主在基層民主中常用的形式主要有民情懇談會、民主溝通會、民主理財會、社區議事會等，這些組織的建立所需要的骨干力量主要來自于社會組織也包括各類興趣活動組織的代表人士。統一戰線應該牽頭建立社會組織、全程參與協商民主，充分聽取民意、化解民憂、解決民難，只有落到實處解決人民困難，人民的積極性才能被調動起來。同時基層協商民主是參政議政的重要形式和內容，合理的參與渠道不但不會增加統戰的工作負擔，反而會提高參政議政效率。在富有統戰資源的社區，根據各個社區、村社統戰資源的分布情況，完全可以引導統戰代表人士就地參與社會組織建設；在統戰資源匱乏的社區，可以引導統戰代表人士根據自身政治安排、實職安排和社會安排的工作關聯性，跨區域參與社會組織建設。讓統戰代表人士或者牽頭建立，或者參與建立，或者只單純從經費方面協助支持社團組織中的代表人士建立相應的社會組織，帶頭參與社區自治。統戰代表人士通過參與或者支持社會組織的建設，既可以為利用政府購買服務、社區群眾受益、社會組織獲利的方式實現多贏探索路徑，還可以在資金、場地、人力等方面支持建立社會組織積累經驗，對于整個社會組織的建設將會起到極強的主導作用。通過充分調動基層協商民主參與者的積極性，為發展基層協商民主營造良好的群眾基礎。

（三）在制度設計上，以搭建平臺為主

統一戰線在社會協商中能否發揮出主導作用，還取決于平臺載體的開發與創建。從制度設計方面來考慮，統一戰線對基層協商民主的著力點應該表現為制度化的平臺搭建，特別是社會協商工作團的建設和會商年會制度的建立。

社會協商工作團是統一戰線進入社會協商事務領域的制度化設計。組成跨層級、跨領域的社協商工作團隊，是促進社會協商有序發展、顯現民主效能、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組織基礎。在地方統戰部設立社會協商事務協調中心各級各類黨委、黨工委負責統戰工作的領導均與協調中心建立起聯系機制，在基層

社會如社區的黨務管理中設專人承接統一戰線事務，并與協調中心一體化聯動。社會協商工作團的建立，將使得社會協商事務納入整體的社會治理的框架，從而克服其自發性、無序性缺陷。這也將是加強黨對基層協商活動領導的一個重要途徑和機制。

創設會商年會制度。會商即以會議形式開展商量、協商活動。會商年會為的重要協商大會。它是在日常各種分散的、不拘形式的、多種多樣的協商互動基礎上，匯聚重要意見、梳理重要問題、形成重要議題、醞釀政策議程、整合社會的重要平臺。協商年會應在每年“兩會”召開之前，以街道社區為單位舉行。各個年會結束后，會議成果集中匯總，經由統戰部社會協商事務協調中心對所有問題分類梳理，并采用多種途徑和方式，如報告、專報、通訊等，分別送達決策機關和社會傳播網絡。這樣制度化的設計將形成意見收集的系統，它所傳達的是基層人民群眾真正的訴求，這樣的訴求形成有效的大數據，有助于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實際上，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大量決策和工作，主要發生在基層。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重點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通過各種方式、在各個層級、各個方面同群眾進行協商。要完善基層組織聯系群眾制度，加強議事協商，做好上情下達、下情上傳工作，保證人民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務” ?1?。創設會商年會制度將是一項有重要實際意義的制度創新，這個制度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它由基層群眾來管理和運作，服務于基層群眾對公共生活的參與，將成為基層協商民主的重要制度。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09-22（1）.

第五篇：基層法院在依法治國中應發揮七種作用

基層法院在依法治國中應發揮七種作用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推進依法治國六項任務。作為司法機關的基層法院，應當發揮七種作用，完成歷史使命。

一、維護穩定作用。

穩定是干事創業的基礎，法院在維護穩定中發揮打擊刑事犯罪職能，遏制犯罪高發態勢，全力維護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對社會危害性大、主觀惡性深、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嚴重刑事犯罪，在法定幅度內從重從快判處，震懾犯罪，穩定人心，振奮人心。云南昆明暴力恐怖案件發生后，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政法機關迅速組織力量全力偵破案件，依法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堅決將其囂張氣焰打下去。所以，嚴厲打擊各種暴力恐怖犯罪和黑惡勢力，全力維護社會穩定，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是法院在新形勢下的一項主要任務。對“兩搶一盜”等危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等類型犯罪，依法運用法律，用足打擊手段，予以從重從快打擊，維護社會秩序。

二、懲治腐敗作用。

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演越烈，最終會亡黨亡國。十八屆四中全會把反腐敗提到重要議事日程，說明黨中央反腐的決心和能力。在全國反腐強勢下，法院嚴厲懲治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推動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能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廉潔的政務環境。十八大提出，要堅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府，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貫徹依法治國精神，要把思想統一到十八大精神上來，把力量凝聚到實現十八大確定的各項任務上來，切實擔負起黨和人民賦予的光榮使命，扎實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要堅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廉潔執法，教育和懲戒腐敗違紀行為利國為民。這是歷史的重任和時代的呼喚，法院必須以身作則，勇于擔當。

三、服務發展作用。

發展是硬道理，法院應為發展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務。法院要整章建制，常抓不懈、注重落實，把服務發展環境融入各項審判工作中，把審判庭變成當事人交流思想感情的平臺，增強互信，化解仇怨。通過自身努力，用良好的社會聲譽，為發展環境打下堅實的基礎。目前，各種新型案件如知識產權案件不斷上升，法院是動力與壓力共存，挑戰與應戰同在。一個新興企業，面臨訴訟困境，如果按法律條文生搬硬套，很可能把企業扼殺在起步階段。如果給企業提供發展的機遇，企業就可以抓住機遇，得到第一桶金，繼而擴大再生產，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四、促進和諧作用。

和諧社會的基本含義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大同小異。和諧社會六項主要內容都與法院民事審判工作有內在聯系，互相制約，互相促進。民事審判是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對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判決，包括對案件的受理、審查、調解、判決與執行等活動。民事審判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事案件約占基層法院案件總數的60%左右，涉及千家萬戶，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要把著力化解人民內部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作為民事審判工作的目標，抓鐵有痕，踏石留印。通過民事審判工作，盡可能減少當事人的對抗性，力促當事人實現實體權利，讓人民群眾在每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司法的公平與正義。

五、普法宣傳作用。

宣傳法制是法院的一項重要任務，有利于形成憲法至上、守法光榮的良好氛圍，能夠促進全民學法、懂法、守法。法院司法公開和裁判文書上網，就是進行法制宣傳和接受人民群眾監督。在司法公開前提下，法院認真落實法律釋明、判后答疑、庭后感言等制度，增強裁判的說服力，減少當事人對裁判結果的對抗。在法制宣傳中，發揮好典型案例的指導作用，開展送法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村組，多方參與、齊抓共管。在普法宣傳中，一份質量優良的法律文書，就是一本生動典型的普法宣傳材料，能起到審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輻射作用。

六、惠及民生作用。

司法為民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題，刑事審判懲治犯罪分子，依法保護人民群眾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就是司法為民。民事審判直接處理承包案件、合同案件、婚姻家庭案件，是為人民群眾排難解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內容都與法院工作緊密相連。依法懲惡揚善、扶困濟貧，打通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提前建成小康社會是法院審判工作的最終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法院制定了相應的司法為民措施。關鍵是如何抓好落實，讓書面上的司法為民變成活生生的現實。

七、綜合治理作用。

2014年3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發了《2014年全省法院參與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工作要點》，明確要求全省法院要為全省改革發展穩定提供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和保障，為推進平安河北建設營造和諧穩定的法治環境。因此，基層法院要建立起規范、合理、科學、有效的綜治工作領導機制，形成維穩工作與目標考核直接掛鉤的責任體系。對一些苗頭性問題做到早發現、早掌握、早解決、早處理，不留死角。信訪工作是綜治工作的重要環節，要盡力將矛盾和問題解決在本地、化解在萌芽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