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洗錢罪的論文文獻綜述

洗錢一詞是由英語 money laundering 直譯而來，最初的含義與犯罪活動并無關系。據說在二十世紀初，美國舊金山市一家名叫圣?弗朗西斯飯店的老板，看到自己飯店里日常流通的一些硬幣粘滿油污，他怕弄臟顧客所戴的白手套而影響飯店的生意，便用洗滌劑將收到的硬幣清洗一遍，被清洗后的硬幣如新的一樣干干凈凈，就叫洗錢。到了二十世紀 20 年代，美國芝加哥出現了以阿里?卡彭、約多里奧和勒基?魯西諾為首的龐大的有組織犯罪集團，他們利用美國經濟發展中所使用的現代化生產技術，發展自己的犯罪產業，謀求巨額的經濟利益。該有組織犯罪集團的一個財務總管購置一臺自動洗衣機，在為顧客洗衣服的同時，向顧客收取現金，然后將這一部分現金連同其犯罪收入一起向稅務機關申報，于是其犯罪收入變成合法收入，掩蓋了非法收入的罪惡性質，這就是現代意義上洗錢一詞的淵源。但真正洗錢的現代含義卻遠遠超出上述范圍。

目前國際社會關于洗錢罪概念的類型主要有以下三種：

（一）狹義的洗錢罪

狹義洗錢罪的特點是將洗錢罪概念與毒品犯罪相聯系，作為毒品犯罪的派生犯罪而加以規定。如 1988 年 12 月《聯合國禁毒公約》第 3 條把洗錢罪定義為：“為隱瞞或掩飾因制造、販賣、運輸麻醉藥品或精神藥物所得之非法財物來源、性質、所在，而將該財物轉換或轉移”的行為。該定義將洗錢罪的對象定位在隱瞞或掩飾因毒品犯罪所得之財物，范圍最為狹隘。采用這種立法概念的國家有日本、新加坡等國家。

（二）廣義的洗錢罪

廣義洗錢罪的特點是將洗錢罪概念與所有犯罪相聯系，作為所有犯罪的派生犯罪而加以規定。如西方七大工業國和其他志愿加入的國家組成的金融行動小組（fatf）在 1989 年 7 月將洗錢罪定義為：“凡隱匿或掩飾因犯罪行為所取得財物的真實性質、來源、地點、流向及轉移或協助任何與非法活動有關系之人規避法律應負責任者，均屬洗錢行為。”這里洗錢的對象不限于毒品交易非法所得，而是指對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采用這種類型洗錢罪立法概念的國家有荷蘭、俄羅斯、瑞士、澳大利亞、英國等。

（三）適中的洗錢罪

適中洗錢罪的特點是給洗錢的對象確定一個大致相當的范圍，既非一切性質的犯罪所得，也不限于毒品犯罪所得，將洗錢罪概念與某些特定的犯罪相聯系，作為某些犯罪的派生犯罪而加以規定。采用這種類型洗錢罪立法概念的國家有德國、法國、意大利、美國、加拿大、中國等。

在上述三種類型的洗錢罪概念中，狹義的洗錢罪立法概念應當說只是單純地履行《聯合國禁毒公約》所確立的將毒品洗錢定為刑事犯罪的法定義務，沒有超越該公約規定的義務而追隨當今世界擴大洗錢罪概念范圍的最新潮流；廣義的洗錢罪立法概念極大地超越了《聯合國禁毒公約》規定的清洗毒贓犯罪的概念范圍，對洗錢活動的刑法干預范圍空前地擴張。雖然便于動用刑罰手段扼制一切洗錢行為，但也會存在由于刑罰干預過多，受制于司法機關的執法能力，反而產生刑法執法效率低下的可能；適中的洗錢罪立法概念考慮到擴大洗錢罪概念范圍的世界潮流，但又根據實際情況，有所限制地擴大洗錢罪概念的范圍，采取折衷的態

度。因而可以說，這種立法概念既履行了《聯合國禁毒公約》所規定的將毒品洗錢定為刑事犯罪的義務，又一定程度地超越了該公約的規定，將洗錢罪概念與某些特定犯罪相聯系而規定，從而擴展了洗錢罪概念的范圍。縱觀三種類型的洗錢罪立法概念，筆者認為，相比較而言，采用適中的洗錢罪立法概念既能考慮到反洗錢刑事立法發展的前瞻性，又能照顧到反洗錢刑事司法狀況的現實性，比較科學、合理。

我國對洗錢犯罪的立法經歷了一段較長時間的發展與演變。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政府對經濟，金融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犯罪分子處理他們的贓款，贓物就只能以窩贓或者銷贓等原始手段來進行，因此，我國刑法對上述行為就以傳統的窩贓、銷贓罪名來定性，并未規定洗錢罪罪名。

改革開放后，洗錢活動開始在我國出現并愈演愈烈，我國批準加入《聯合國禁毒公約》后，根據公約要求各締約國在國內法中將隱瞞或者掩飾販毒收益確立為刑事犯罪的規定，于1990年12月8日通過了《關于禁毒的決定》，該決定第四條明確規定，為犯罪分子轉移，隱瞞毒品犯罪所得財物的，以掩飾，隱瞞出售毒品獲得財物的非法性質和來源的，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處罰金，這是我國對洗錢行為刑事犯罪化的首次反映。

隨著國際社會反洗錢斗爭和反洗錢法律規范的發展，各國及國際組織在自己的法律、法規中相繼擴大了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圍。1996 年，在一些學者的建議下，根據實際情況，公安部修改《刑法》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全國人大法工委報送了《關于在刑法中增設洗錢罪的建議》。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第 5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經過修訂的新《刑法》，在第 191 條規定了洗錢罪的罪狀和法定刑，將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從毒品犯罪擴大至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和走私罪，并正式確立了洗錢罪這一罪名，第191條規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走私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沒收實施以上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

（一）提供資金賬戶的；

（二）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或者金融票據的；

（三）通過轉賬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的四）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質和來源的。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新刑法頒布后，我國國家金融主管部門相應加快了反洗錢配套立法的步伐。中國人民銀行 1997 年以來先后制定頒布了《關于嚴禁公款私存套取現金的公告》、《大額現金支付登記備案規定》、《關于大額現金支付管理的通知》和《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等一系列現金管理規定。國家外匯管理局和海關總署也針對外匯現鈔交易、攜帶與匯款出境制定了一系列相應規定，如《關于居民、非居民個人大額外幣現鈔存取款有關問題的通知》、《關于提高境內居民因私兌換標準的通知》、《境內外匯賬戶管理規定》、《關于攜帶外匯進出境管理的規定》、《境內居民外匯存款規定》等。這些行政性規范，對于預防境內或者跨境的洗錢犯罪都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XX 年 1 月 13 日至 15 日，中國人民銀行連續頒布了《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人民幣大額和可疑支付交易報告管理辦法》和《金融機構大額和可疑外匯資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等三項法規，目標直指洗錢活動，并于 3 月 1 日起開始執行。

XX年12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

（三）》對洗錢罪作了進一步修改，將恐怖活動犯罪納入洗錢罪上游犯罪當中，同時對于單位犯罪的，規定了情節嚴重的法定刑。即“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XX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

（六）》再次對洗錢罪作出修改，將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納入洗錢罪上游犯罪。將“協助將財產轉換現金或者金融票據的”修改為“協助將財產轉換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以適應打擊洗錢犯罪的發展需要。

XX年11月31日　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對反洗錢監督管理、金融機構反洗錢義務、反洗錢調查、反洗錢國際合作以及法律責任分別作了相關法律規定。

比對各國反洗錢立法可以看出，我國洗錢立法存在諸多問題，如缺乏相關罪名，對金融機構等反洗錢相關部門制約不夠；上游犯罪范圍過于狹窄，不利于同國際間進行司法協助；對于洗錢罪的主觀方面要求為“明知”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操作；對洗錢罪的處罰力度過低，不足以打擊其越來越猖獗的局勢等。我將在論文中提出一些自己解決這些問題的觀點。

第二篇：論文 文獻綜述

廣告英語語言特色探析

摘要：廣告英語作文一種應用語言，已經逐漸從普通英語語言中獨立出來，發展為一種具有創新、精煉、生動、活潑等風格的非規范化的專用語言，它不僅在詞語的運用‘句型的謀劃上巧妙精細，在修辭的運用上也頗為講究，從而產生獨特的宣傳效果，有效地影響受眾對產品的態度，以達到推銷產品的目的。關鍵詞：廣告英語；詞匯特色；句法特征；修辭手法

廣告即“廣而告之”，它是廣告主有計劃的通過各種形式的媒體向公眾傳播信息，以推銷商品、勞務、宣傳各種啟事或觀念的信息傳播手段。廣告除了有幫助消費者認識商品的作用外，還有誘發消費者感情，引起購買欲望、促進消費行動的心理功能，并能給消費者以美感享受的美學功能。

中國加入WTO后，中西方貿易的日益頻繁，大量的外國商品涌入中國市場，同時大量的中國商品也出口到國外市場，市場的競爭使廣告的使用更加頻繁，廣告大戰幾乎趨于白熱化，憂郁英語是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語言，因而成了許多國家推銷商品的廣告語言，形成了廣告英語這一比較特殊的英語文體，它也成為一種具有很高商業價值的實用文體。廣告英語作為這種應用語言，受多門學科的諸多影響，使其具有獨特的語言特征，從英語語言學角度究其原因則是因為它在選詞撒會難過具有獨特的特點，主要表現在詞匯、句法和修辭手法三個方面，這些語言特點使廣告詞豐富多彩，引人入勝，說服力強。修辭手法的運用也別具一格，如語意雙關、文字游戲等，使人感到幽默中見智慧，平淡中顯新奇。廣告語言在形式上極具鮮明特點，或行文平整，對仗押韻，或節奏感強，朗朗上口，或一鳴驚人、耳目一新，有耐人尋味、久久不忘之效。廣告是一門濃縮的、綜合的、商業性的藝術。做為一種應用語言，廣告英語已成為一種獨立的語體，廣告英語作為一個獨立體系已成為一個語言表達的重要方面，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因此，研究廣告英語的語言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人通過收集大量的有關廣告英語方面的文獻資料，在探析英語語言在廣告詞中的有關資料中，通過本人的總結得出：多數資料主要從廣告英語的詞匯特色，句法特征和修辭手法的運用這三個方面闡述了廣告英語作為一種應用語言與普通英語的區別，并慎重對待英漢廣告語在遣詞造句方面存在的差別。對此問題的研究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首先，一則絕妙的廣告是設計者匠心獨運，精心雕琢的心血之作，它簡明扼要，通俗易懂，一字傳神。它在有限的空間、時間、篇幅內

傳播信息，建立形象，刺激消費。因此，閱讀和欣賞精彩的廣告，了解其語言特色，對我們提高語言的能力，拓寬知識面，培養對英語語言的審美意識。其次一則成功的廣告可以吸引人們對商品的興趣，便于消費者根據廣告提供的信息及時找到自己需要購買的商品，豐富、活躍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引導人們的消費潮流。最后，廣告作為爭奪市場的策略，能夠幫助企業拓寬國內、國際市場，有效地宣傳企業的產品，增加廠商的利潤。

正是在這種背景和研究意義之下，本人在數據搜索中，主要在中國知網期刊全文數據庫，在搜索過程中，本人主要采取輸入“題名”為主要的搜索方式，如需要廣告英語方面相關的文獻、論文及觀點，本人就會在“檢索詞”里輸入“boby language”，通過網絡搜索和圖書館查閱者兩種途徑，本人就可以獲得756篇有關文獻資料，但實際上課提供本人實際需要的可能最多只有50篇。

在所借鑒參考的文獻幾書目中，本人根據需要方面對它們進行了細分，對此主要將它們分為以下幾方面分別進行簡述：

<一> 論證廣告英語語言的詞匯特色方面的文獻、論文及相關觀點簡介 這一部分涉及的文獻主要是為了研究廣告用語的詞匯方面具有的特征，為了尋求強有力的實例支持，相關主要文獻有：

1.Leech.Geoffrey N.：《Advertising in English》

在本書中英國語言學家G.H.Leech（1966）對廣告英語中的形容詞和動詞分別做了研究，其中動詞按其頻率高低依次排列，前二十個分別是：make, get, give, have, see, buy, come, go, know,keep, look, need, love, use, feel, like, choose, take, start, taste。這些高頻動詞均為單音節詞（monosyllable）。這些單音節動詞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可以說是英語中的核心詞匯，易讀易懂、意義明確。易于為人接受。同時讓受眾一目了然、印象深刻，很容易引起受眾的注意合興趣，又有助于強調廣告的主題

2.陳贇贇： 《廣告英語的高頻動詞及其詞組的研究》

作者指出，動詞是增加廣告語言表現力的一種有效手段。該文試圖探究廣告英語中高頻動詞的特點以及動詞詞組的相關特征。該項研究結果試圖為兩個問題提供實證依據：（1）廣告英語中最常見的動詞有何特點？（2）為什么廣告英語中的動詞詞組多以一般現在時和主動語態出現？這一分析結果不僅可以給英語廣告的創作者以及英語學習者增進知識水平，而且也有助于增強對語言的認知和運

用能力。

3.郭貴龍 ：廣告英語中造新詞的時效、方法及漢譯

筆者對如何體現現代廣告英語中生造新詞的時效性；如何生造新詞，翻譯生造新詞要注意哪些問題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作者概況了廣告英語模擬新造詞的幾種方法：簡化拼寫創造廣告英語新詞、巧用錯拼創造英語新詞、使用前綴和后綴生造廣告英語新詞、合理組合創新廣告英語新詞組、虛構復合前置修飾語創新詞、借用外來語創造生詞。拼湊廣告生造詞增強了廣告的“記性價值”、“審美價值”及“情感價值”。

<二> 論證廣告英語語言的句法特色方面的文獻、論文及相關觀點簡介

1.韓禮德，哈桑 ：：《英語的銜接》

廣告英語語篇的構成機制不同于其他語篇的構成機制廣告的形式和內容必須引人注目,通俗易懂,并且要使人讀后印象深刻。正是這些需要使廣告語篇的銜接機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語篇的銜接機制,而是形成了自己的銜接風格。禮德把銜接分為語法銜接(grammatical cohesion)和詞匯銜接(lexical cohesion)兩種。語法銜接又分為四種:照應(reference)、省略(ellipsis)、替代(substitution)和連接(conjunction)。詞匯銜接也分四種:重復(repetition)、同義P反義(synonymyPantonymy)、上下義P局部—整體關系(hyponymy meronymy)和搭配(collocation)。,王小芳 ：《廣告英語標題的句法探析》

本文旨在從句法層次方面對英語廣告標題的特征作出分析探討，在句型方面作者具體表現在簡單句、主動態、祈使句、陳述句、省略句及感嘆句等運用，使廣告英語具有文字簡潔別致、措辭獨特新穎，句式精彩紛呈。

3.古玉芳、雷云 ：《廣告英語主題句的簡約原則》

作者認為廣告主需要承擔廣告費用，因而簡約就成為經濟原則在廣告業中具體體現，經濟原則是人類行為的一條根本性原則，對于語言而言，主要是盡量使用較少的、省力的語言單位來盡可能多的傳遞信息在此原則的指導下，廣告語言的常用手段之一就是省略。本文從詞匯、句法及文化語境方面進行了省略句式的分析，在簡約原則指導下的省略，是英語廣告主題句中非常常見且值得重視的現象。

<三> 論證廣告英語語言的修辭手法方面的文獻、論文及相關觀點簡介

1.布占廷 ：《廣告英語口號中頭韻修辭探微》

作者指出，為達到最佳宣傳效果，廣告口號中大量運用頭韻的修辭手法。文中把頭韻修辭細分為詞首輔音的重復、詞首輔音連綴的重復、詞首元音的重復、詞首音節的重復、詞首字母的重復、詞首字母重復但是發音不同、相近發音的重復、非重讀音節中或音節的中間或末尾。同時還闡述了構成頭韻多用力量強的爆破音、摩擦音等，具有一定的語音象征性。本文結合大量的語料，就廣告英語口號中頭韻的種類幾押韻輔音的分布特點展開討論。

2.劉曉霞 ：《論廣告英語雙關語語用功能與技巧》

作者認為在眾多修辭手法中, 最受歡迎并且引起廣大學者與研究者注意的的是雙關語，作者把雙關分為一詞多義雙關、同音異義雙關、仿擬雙關、語法雙關等。雙關語的運用, 能打動人心, 激發人們的購買欲望。但從語用學的角度去分析雙關語,它違背了Grice提出的合作原則中的第四種, 即說話人公然不執行某一準則。運用恰當的雙關語能產生幽默、風趣、經濟和警告的作用, 使人享受語言的美。

3.周結：《廣告英語中的修辭特色》

廣告英語中修辭手法運用頻繁，本文著重探討了廣告英語中比喻、仿擬、雙關押韻夸張排比設問等修辭手法的特色。廣告英語的詞法和句法以多種不同形式表現，構成了廣告英語語言濃縮精煉簡潔扼要創意新穎生動別致富于幽默韻律優美等他的，使廣告語言成為人類社會展現語言藝術的重要方面。

以上是本論文作者研究撰寫論文時一些參閱借鑒的書籍專著、相關文章及學術期刊，這些資料主要是與廣告英語相關的一些知識，與本論文研究廣告英語語言特色的內容密切相關，而且這些資料大部分涉及到具體的廣告英語并提供了許多的實例。本人對廣告英語語言特色不得不參閱和綜合這些專業大家的文獻資料，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資料多是專業人士或行業權威的成功論著，也是眾多相關課題研究的主要參閱借鑒對象，其權威性不容置疑。在這些資料中，相關到廣告英語細致而深入的研究，包括詞匯特色、句法特征和修辭手法都對本論文以后極大的參閱價值。廣告英語作為傳播信息的手段，其研究范圍和角度都很寬。就目前來說，無論是專業人士或行業權威對廣告英語的研究都全面且深刻，但是廣告英語復雜且多變，對其研究空間還是相當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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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布占廷 廣告英語口號中頭韻修辭探微[J]東方論壇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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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結 廣告英語中的修辭特色[J]咸寧學院學報 2010

[9]劉曉霞 論廣告英語雙關語用功能與技巧[J]山東理工大學學報 2010

[10]王小芳 廣告英語標題的句法探析[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 2007

[11]孫曉麗 廣告英語與實例[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5

第三篇：論文文獻綜述

一、馬克昌的觀點。馬克昌在《刑法學》中認為兩罪的區別主要有：“

1、對象不同。報復陷害罪的對象必須是與自己有利害關系的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舉報人4種人；而誣告陷害罪的對象可以是任何人，包括犯人。

2、客觀行為不同。報復陷害罪表現為濫用職權、假公濟私進行報復陷害，即是以利用職權或國家權力為前提條件，而誣告陷害罪是捏造他人犯罪事實，進行告發，且行為的實施不要求必須利用職權進行。而且，國家工作人員如果利用職權誣陷他人的，則要從重處罰。

3、手段方法不同。報復陷害的手段，既可以用捏造事實（不能是犯罪事實）的方式進行報復，也可以利用客觀存在的某種對被害人不利的事實進行報復，而誣告陷害罪必須是以捏造犯罪事實的方式進行。

4、犯罪主體不同。報復陷害罪的主體只能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而誣告陷害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

5、犯罪目的不同。報復陷害罪是以楔私憤報復他人為目的，而誣告陷害罪則以使他人受刑事處分為目的。”[1]

二、袁廣林的觀點。袁廣林在《誣告陷害罪若干問題探析》中認為兩罪的差異在于：“

1、犯罪主體不同。誣告陷害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是年滿16周歲，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均可成為該罪主體，可以使國家工作人員，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報復陷害罪廣。報復陷害罪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靠職務實施的犯罪，具有職務性，其主體只能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2、犯罪客體不同。誣告陷害罪的客體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而報復陷害罪的客體僅僅是公民的民主權利。

3、犯罪行為內容不同。誣告陷害罪和報復陷害罪雖然都是憑借國家權力進行的犯罪，但誣告陷害罪是通過捏造犯罪事實，虛假告發的方式借助司法機關的權利達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為人本人沒有司法權，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責任。報復陷害罪則是行為人本人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能夠利用自身職權、假公濟私直接對被害人進行政治、經濟、行政等方面的整治。

4、犯罪行為侵害對象不同。誣告陷害罪侵害的對象是任何人，對身份、地位等沒有任何要求，而報復陷害罪的對象則是特定的，必須是對行為人提出張國斌、宋志偉的人。

5、犯罪的構成對行為結果的要求不同。誣告陷害罪只要行為人捏造的犯罪事實為司法機關知曉就構成即遂，而不論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處罰。報復陷害罪則要求行為人的報復陷害行為必須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沒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嚴重不構成犯罪。”[1]

三、蘭惠君、周偉萍的觀點。蘭惠君、周偉萍在《淺論誣告陷害罪》一文中對兩罪的區別闡述為：“

1、不同：報復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權利；誣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民主權利。

2、對象不同：報復陷害罪的對象是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和舉報人；誣告陷害罪的對象是一切公民。

3、主體不同。報復陷害罪只能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誣告陷害罪是一般主體。

4、行為表現不同。報復陷害罪表現為濫用職權、假公濟私，進行報復陷害；誣告陷害罪表現為捏造犯罪事實，作虛假告發。

5、目的不同。報復陷害罪是一般報復目的；誣告陷害是意圖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2]

四、張國斌、宋志偉的觀點。張國斌、宋志偉在《誣告陷害罪 報復陷害罪》中認為兩罪的區別在于：“

1、主體不同。誣告陷害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可以是國家工作人員，也可是一般公民。而報復陷害罪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犯罪的主體只能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國家工作人員不能成為報復陷害的主體。

2、犯罪行為侵害的對象不同。誣告陷害罪侵害的對象是任何人。可以是國家干部，也可以是一般公民。而報復陷害罪侵害的對象是特定的，依刑法規定，必須是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檢舉人以及舉報人、執法人、證人。

3、告陷害的最終目的能否實現，不取決于誣告陷害行為人的主觀意愿和行為，而報復陷害罪的目的可以直接通過行為人自己的行為來實現。

4、犯罪行為的具體內容不同。誣告陷害罪和報復陷害最雖然都是憑借國家權力的犯罪行為，但是其犯罪手段是不同的，主要體現在運用國家權力的方式不同。誣告陷害罪的行為人本人沒有司法權，不能直接對誣告人進行刑事追究，只能假借司法機關的權力來實現自己的犯罪目的。因此，誣告陷害罪的行為人是以捏造犯罪事實，作虛假告發的辦法企圖借助于司法機關的權力，達到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報復陷害罪則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假公濟私，在自己職權范圍內或者利用職權之便指使要挾他人利用職權直接對被害人進行政治上、經濟上的、行政上的整治。

5、兩種犯罪的構成對于行為結果的要求不同。按照法律規定，誣告陷害罪，主要行為人實施了捏造犯罪的事實，并向司法機關和有關機關告發的行為就是犯罪既遂。至于被誣告人是否受到刑事處罰，是否造成了某種危害后果，不影響犯罪的成立。但是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及后果的輕重、大小，在量刑時應作為情節予以考慮。而報復陷害罪則要求行為人的報復陷害行為必須造成一定的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沒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后果不嚴重則不構成犯罪。”[1]

五、王敏的觀點。王敏在《報復陷害罪若干問題探析》中認為兩罪的區別在于：“

1、犯罪手段不同。報復陷害罪必須是基于職務，濫用職權或者假公濟私；誣告陷害罪則不需要利用職權。

2、目的不同。報復陷害罪的目的是打擊報復陷害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和舉報人；誣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3、報復陷害罪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靠職務實施的犯罪，具有職務性，其主體只能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誣告陷害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年滿16周歲，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均可成為該罪主體，可以是國家工作人員，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報復陷害罪廣。

4、陷害的對象不同，報復陷害罪的受害人僅限于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舉報人這四種人；而誣告陷害的受害人可以是任何人。”[2]

關于報復陷害罪與誣告陷害罪的區別的討論.，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專家對兩罪的區別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但是兩罪都同時具有陷害的淵源，容易產生混淆，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方面加以區分：

一、兩罪客體的界限

依據刑法的規定，兩罪侵犯的都是復雜客體，其中都侵犯了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但是報復陷害罪侵害的客體是我國公民的民主權利，即公民依法享有的控告權、申訴權、批評權和舉報權；誣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從侵犯的對象看：報復陷害罪侵害的對象則是特定的，必須是對行為人提出控告、申訴、批評、舉報的人；誣告陷害罪侵害的對象是任何人，對身份、地位等沒有任何要求。

二、兩罪客觀方面的界限

兩罪在客觀方面都表現為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了陷害行為，但報復陷害罪的客觀方面要求行為人是利用職權、假公濟私對控告人、批評人、舉報人和申訴人等侵害對象進行打擊報復，其中行為人濫用自己的職權是必不少的要件；誣告陷害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故意捏造犯罪事實，向國家司法機關或其他有關單位告發。

三、兩罪主體的界限

報復陷害罪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靠職務實施的犯罪，具有職務性，其主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誣告陷害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是年滿16周歲，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均可成為該罪的主體，可以是國家工作人員，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報復陷害罪廣。

四、主觀方面的界限

兩罪都是故意犯罪，且是直接故意，行為人在主觀上都有陷害他人的目的，但是行為人產生陷害目的的內心起因不同。報復陷害罪的行為人是因為被害人依法行使控告、申訴、批評、舉報等民主權利，直接或者間接的涉及行為人的利益而產生報復意圖；誣告陷害罪的起因則多種多樣，有的是為了實現某種經濟的、生活的目的，有的是出于政治斗爭之目的等。

五、兩罪構成要件的界限

犯罪的構成對行為結果的要求不同。誣告陷害罪只要行為人捏造的犯罪事實為司法機關知曉就構成即遂，而不論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處罰。也就是說，報復陷害罪并不是情節犯；報復陷害罪則要求行為人的報復陷害行為必須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沒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嚴重不構成犯罪。

六、行為表現不同：報復陷害罪表現為濫用職權、假公濟私，進行報復陷害；誣告陷害罪表現為捏造犯罪事實，作虛假告發。

七、犯罪行為內容不同。誣告陷害罪和報復陷害罪雖然都是憑借國家權力進行的犯罪，但報復陷害罪是行為人本人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能夠利用自身職權、假公濟私直接對被害人進行政治、經濟、行政等方面的整治；誣告陷害罪則是通過捏造犯罪事實，虛假告發的方式借助司法機關的權利達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為人本人沒有司法權，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責任。

八、目的不同。報復陷害罪的目的是打擊報復陷害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和舉報人；誣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九、犯罪手段不同。報復陷害罪必須是基于職務，濫用職權或者假公濟私；誣告陷害罪則不需要利用職權。

綜上，國內學者對報復陷害罪與誣告陷害罪的區別尚未達成共識。在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社會的今天，正確區分罪與非罪、明確此罪與彼罪對于法學理論研究和具體的司法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篇：城市規劃論文文獻

關于加強中小城市用地規劃管理的探索與思考

摘要

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加強城鎮化管理，不斷提升城鎮化的質量和水平。城鎮化發展是全面推進我省經濟結構調整和加快現代化建設，實現“兩個率先”目標的重要途徑。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帶來人口的大量轉移和集聚，必然導致城鎮建設用地的擴張和需求。加強中小城市用地規劃管理是合理配置土地、集約、節約使用土地的最重要途徑。本文著重就中小城市用地規劃管理現狀、存在問題及解決對策幾方面進行探討和研究，以期對其他中小城市的規劃管理有所借鑒。

關鍵詞:用地規劃管理；中心城市

（一）、當前中小城市用地規劃管理現狀

1、用地規劃管理依據

我國的城鄉規劃工作始于20世紀50年代，當時主要借鑒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計劃體制的經驗。改革開放以來，城鄉規劃法制建設取得一定成績，1989年和1993年，《城市規劃法》和《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先后出臺。但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上述的?法?條例逐漸暴露出許多問題和不足，特別是城鄉二元分治體制，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2008年1月1日起實施的《城鄉規劃法》解決了土述弊端，并在法律上第?次明確了控制性詳細規劃（以下簡稱“控規”）的法律地位。《城鄉規劃法》第38條規定“在城市、鎮規劃區內以出讓方式提供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在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前，城市、縣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應當依據控制性詳細規劃，提出出讓地塊的位置、使用性質、開發強度等規劃條件，作為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組成部分。未確定規劃條件的地塊，不得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該條明確了控規是用地規劃管理的直接法律依據。201 0年7月1日，《江蘇省城鄉規劃條例》正式施行。該條例對如何實施規劃管理更具有操作性。

2、用地規劃主要工作及做法：

①、規劃編制工作

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工作。城市人民政府或規劃主管部門依據當地政府要求，牽頭負責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工作，并按照《城鄉規劃法》和《江蘇省城鄉規劃條例》規定要求，履行報批程序。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工作。規劃主管部門或區政府根據城市發展需要，組織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工作。控規必須依據總規并且不得突破總歸相關規定和要求。城市設計或地塊方案編制工作。有的重要地塊還會在土地出讓前，要求組織編制城市設計或地塊方案。不論是城市設計還是地塊方案均不得突破控規要求。

②、土地幽讓規劃條件確定工作

土地出讓規劃條件應當明確出讓地塊的位置、范圍和面積，使用性質，容積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退讓、綠地率、出入口方位、停車泊位、必須配置的公共服務設施和市政基礎設施、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等規劃要求，以及有關規劃引導要素，并附規劃用地紅線圖。需要建設單位編制修建性詳細規劃的，應當在規劃條件中予以明確。因規劃條件直接影響到建設內容、土地價格，因此，規劃條件除處室會審外，局里也要會審，對經營性用地要報給市政府分管領導有的甚至是市規劃審查委員會組織審查，以保證地塊規劃條件的合理性、科學性、可操作性。

③、規劃條件變更及監管工作

規劃條件變更主要包括出讓前規劃條件變更和出讓后規劃條件變更兩類。出讓前規劃條件變更的，主要涉及控規變更，這就要求編制部門要按照《江蘇省城鄉規劃條例》規定要求，履行變更報批程序。出讓后規劃條件變更的，除按《江蘇省城鄉規劃條例第45條執行外，還需按照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以及市政府文件要求履行組織專家論證、變更公示、報政府批準、函告國土、監察部門等手續，以確保規劃嚴肅性、法定性。

（二）、用地規劃管理存在問題及根據分析

1、總體規劃存在不同程度的滯后性

由于城市總體規劃編制時間、審批時間均較長，有的從開始編制到審批結束要超過2、3年。在規劃時限上，總體規劃的規劃期限通常為10-20年。而在我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很少有哪個城市能按批準的總規實施10年以上的，中小城市更是如此。宿遷市1996年成立地級市，當年完成第?輪總體規劃編制及審批工作，但隨著城市快速發展，原有規模己無法滿足城市發展需求，到200

2年不得不進行第二輪總體規劃編制工作。同樣，到2008年，開始著手第三輪總體規劃編制工作，但由于種種原因，至今還未完成總規綱要論證工作。而總規不批準，超出原總規范圍外的區域，就無法編制控規，用地也就缺乏法定依據。由此可見，總規時間的滯后性?定程度上影響了用地規劃管理工作。

2、控規存在不同程度的可操作性問題

①、規劃控制的剛性與市場需求的彈性之間的矛盾

現行控規的控制內容強求統?、面面俱到。2006年實施的《域市規劃編制辦法》將各地塊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積率、綠地率、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套等6方面的內容規定為強制性內容。但在實際的控規編制中，相應的控規內容包括十余項要素，這些控制內容。經編制完成，即成為?個個“死的”指標。但是，善變的市場發展熱點不斷轉移，土地開發模式不斷變化，房地產銷售熱點及模式也在改變，且政府、企業等多元的開發建設利益主體并存，在多變的市場需求面前傳統控規顯得過于僵化。控規的編制與實施是?個空間與時間的雙重概念。控規的編制與實施必定是?個動態的過程，傳統控規僅強調控規的空間層面，而對規劃本身的動態性、時效性體現不夠。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發展的復雜性和多變性要求控規的控制內容更具彈性，要求研究控制指標的彈性和應變范圍，使之控而不死，變而不亂。

②、規劃的公共屬性不足

傳統控規缺失中觀層面的公共設施規劃，僅依靠用地布局中編制的公共設施用地規劃很難保障其最終的可實施性。因為在多變的規劃實施中，規定的容量限制屢被突破，造成公共設施容量嚴重不足，無法滿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停車泊位。2004年，省技術規定居住小區為0 4輛／戶，而后未再有新的規定，但隨著汽車家庭化后，停車矛盾日益突出。同時，傳統控規是?個技術文件，如果不加解釋，普通市民很難理解，也就很難發揮公眾參與規劃編制并提出意見的作用。由此可見，傳統控規的公共屬性相對較弱，因此，控規中必須增加?個中觀層而的公共設施規劃，諸如公共政策那樣，是+個“活的”、可供管理部門使用的工具，具有可讀性和可識別性，體現公平性，且易執行，可以根據市場和城市發展的情況進行不斷的調整。

③、專項規劃研究不足

目前，由于專項規劃研究不足，特別是在公共配套、宜居、慢行系統、城市空間設計等方面研究不足，導致規劃編制僅依據上位規劃和少有的專項規劃就開始進行規劃編制。而總體規劃為了滿足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提出的往往是宏觀專項研究的內容，由此導致在控規中缺乏專項深入的規劃和設計研究，特別是在某些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當中，缺少各種專項研究和設計的積累。傳統控規是以地塊為目的的，依據總體規劃直接編制控規，不易充分反映和對接總體規劃的內容。當前，城鄉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居民對宜居要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不斷提高，若沒有眾多專項規劃支撐，控規可操作性兢很難達到。

④、用地規劃管理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中小城市的規劃管理者大多都不是規劃專業出身，加之在吸納人才方面缺乏吸引力，造成了中小城市整體規劃管理專業性的薄弱。例如，宿遷市規劃局用地處現有人員共3人，沒有?個是規劃方面的專業人員。基于此，更需要有一個更為科學、合理、便于中小城制管理的法律性規劃。

⑤、國土與規劃脫節

由于體制原因，經常存在國土與規劃脫節現象，特別在原城鄉結合部，脫節現象更為突出。在許多地方，城市規劃中是建設用地，但在土地部門，這些地塊卻沒有土地指標。有的甚至規劃條件都發出了，國土部門才發現中間有部分土地還是集體建設用地，不得不重新出具拍賣紅線圖和規劃條件。由于國土與規劃脫節，造成用地規劃管理相當被動，特別是?個地塊兩次出讓，很容易引發矛盾。

（三）、加強用地規劃管理的建議

①、加大規劃編制、審查力度，確保規劃成果的及時性和科學性

加大總規編制力度。總規是控規和專項規劃編制的上位規劃，直接影響?個城市的發展性質和發展方向。在上?輪總規無法滿足經濟發展需要時，要及時啟動新?輪總規編制工作。同時，在新總規未報批時，可以對原規劃進行局部調整，這樣做既可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又可保證用地工作法定性。加大專項規劃編制力度。規劃部門要超前制定專項規劃編制計劃，特別要對涉及民生的公共配套工程（醫療機構布點、教育設施布點、保障性住房布點、公交設施、能源站點等）、涉及宜居的慢行系統、綠地系統等專項規劃超前研究。

加大規劃審查力度。+要多組織專家審查，保證規劃成果的科學性。二要如強公示，組織各界社會群體參與，以保證群眾對規劃的參與權和知情權。②、提高控規編制水平，進一步增強控規的彈性和公共屬性

在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的今天，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控規作為承上啟下、控制和引導城市建設的重要法定技術文件，在規劃管理方面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完善自身的管控體系，以有效、科學、規范地保障控規的順利實施。

首先要加大編制力度。城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前應當編制控規，出讓地塊必須具有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的規劃設計條。件及附圖。應對多變市場的最好途徑就是擴大控規的覆蓋面，這樣、無論市場如何變化，都有管理的依據。當然，在實施控規全覆蓋可行性較弱的地區，也可采取重點地塊全覆蓋一般地塊制定通則的管理形式。

其次，要增強控規彈性。為應對市場的多變靈活性，最好的手段就是給予指標?定的彈性。例如，為了鼓勵開發商建設公益性項目，可適當放寬容積率，為了避免沿街界面的過分單?化，可鼓勵開發商多退道路紅線：還可采取兼容性的方式解決用地性質過分僵化的問題。對停車泊位問題，可以形成文字性要求內容，以便執行層面人員操作。

最后，在控規編制過程中，還要對周邊編制單元進行研究，以進?步提開城市宜居和公共配套工程均等性。

③、加強人員培訓，提高管理人員專業水平

俗話說：“三分規劃，七分管理”，規劃管理的好壞對規劃意圖的實現將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筆者建議強化規劃專業人才引入機制，對在職人員進行專業培訓，與規劃設計工作者進行廣泛的經驗交流，全面提高規劃管理水平。爭取規劃設計者，當地規劃管理相關部門和公眾三方的合作，增強城市控規編制的科學合理性、可操作性，且使之富有當地特色。

④、加大國土與規劃部門溝通力度，進步增強兩個規劃的銜接性。

要建立部門間定期溝通機制。對要出讓的土地，規劃部門要及時溝通聯系，對無土地指標的或還不是國有建設用地的，國土部門要積極向上爭取，盡量避免。

第五篇：論文文獻綜述

武漢紡織大學 畢業設計[文獻綜述]

院系名稱

外語系 專業班級 英語21002班 學生姓名

XX 指導老師_ XXX

文 獻 綜 述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聯系與交流日益密切，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英語作為一種世界應用廣泛的語言，在世界交流大舞臺上有著重要的作用性，熟練應用英語已經成為一個成功人士的必備素質之一。正是英語的重要性，旋起了全國學英語熱。中國家長特別關注孩子的未來，自古中國有句古話“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因此，幼兒英語學習在我國日益受到家長、幼兒園以及社會各界的重視。

以母語為基礎，英語為特色的雙語教育符合幼兒身心發展的規律和學習能力。合理的分配雙語教育的比例，以習得為主、學得為輔的方法實施英語教學。小班，側重于培養幼兒學習英語的興趣及聽力，激發幼兒參與英語活動的積極性；中班著重培養幼兒正確發音，掌握常用單詞，進行簡單對話的能力；大班注重培養幼兒學習和運用英語的基本能力和技能，掌握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最基本的英語表達能力。通過學習，使幼兒掌握豐富的詞匯和日常英語，了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感受兩種語言的文化特點，從而形成多元化的教育思想。幼兒英語教育的發展

我國幼兒英語教育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文化奴役時期，從鴉片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初。幼兒教育在清末時開始有初步的發展,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港口城市。

第二個時期是中洋混雜時期,從1922年到1949年.五四運動后,中國的新教育,主要受歐美的影響,特別是美國影響占主位。中華民國時期,政府無暇發展幼兒教育事業。所以官辦幼稚園發展不大,民辦幼稚園和外國人辦的幼稚園較前有明顯的發展。

第三個時期是英語空乏時期,1949至1979年改革開放前。這個時期,中國處在歷史的特殊時期,國內外各種情形都比較復雜。一方面,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封鎖和破壞,另一方面,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以蘇聯模式為自己的模式,各級各類學校把俄語作為外語,英語教育受到極大的政治局限,所以幼兒英語教育作為當時尚未得到重視的教育階段,未能深入開展。

第四個時期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開放至今。在本時期里,中國國力日益增強,英語不再是英美等國文化滲透的工具,也不再是英語國家的專利,是世界人民共有交流工具,中國毫不例外地學習和使用這個工具與世界各國交往,振興中華。

2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學前教育理論界對“幼兒園英語教育”的關注始于八十年代，但廣泛地探討這一問題卻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第一，關于幼兒園英語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探討，表現為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贊成者認為，兒童早期是學習外語的關鍵期或最佳期，幼兒學習英語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反對者認為，幼兒學習英語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學習負擔，會將英文字母與漢語拼音混為一團，不利于幼兒到小學去學好漢語拼音。學前兒童說外語只能通過非正規的習得方法而不能通過學習方法去獲得，而目前國內缺乏習得的條件和環境，“在我國，讓年幼兒童學外語既不科學亦不經濟”。第二，關于幼兒園英語教育的組織實施研究，具體表現在教育目標、教育效果和教育指導書等方面。

根據對所占有資料的分析，幼兒英語教學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教學目標、教學模式、教學策略：

2.1．關于幼兒英語教學目標的研究

語言的多元化傾向是多元文化社會的一個鮮明特征，中國學前兒童的英語學習應該在讓幼兒學好母語的前提下，為幼兒提供多元文化的語言環境，引導幼兒學習英語。在我國所謂的英語教學，包括英語在內的任何其他語言及其教學，在通常情況下都應成為EFL(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即把英語(教學)作為外語(教學)。幼兒園雙語教學的提法不夠準確，恰當的提法應是幼兒園英語教學(雷秋云，2003)。陳穎(1999)將幼兒英語教學目標定位在四個方面：第一，激發幼兒學習英語的興趣。為日后的英語學習打下基礎。第二，培養幼幾幼兒初步的英語英語口語交際能力。第三，培養幼兒對英語語言的敏感性。第四，幫助幼兒了解英語語言國家的一些粗淺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知識

2.2．關于幼兒英語教學模式的研究

國內研究表明(高敬，2004)，幼兒英語教育模式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把英語作為一門學科、一種外語教學課程的教學式模式，另一種是把英語作為一種教育媒介、工具來組織幼兒一日活動或半日活動的浸入式教學模式。黃淵柏和張文蘭則認為幼兒英語教學共有六種教學模式：第一種是學科英語教學模式；第二種是“全英語課堂”教學模式；第三種是以主題活動課為核心的教學模式；第四種是全新的“多媒體互動英語”教學模式；第五種是浸入式整合性課程模式；第六種是交際法教學模式。在這些教學模式中教師的語言輸入是幼兒園英語教學的一個關鍵。

2.3關于幼兒英語教學策略的研究

美國薩拉赫·德爾森指出：“在語言教學中，少兒學習要主動，而不是被動：他們要參與各種語言訓練活動；他們要開展有意義的操練，并使用語言去完成這些操練。”。阿貝探討了在自然中如何連貫的表達語言，意識到少兒是整體連貫的而不是靠通過分析來理解事物。?國內學者在探討英語教學的過程中，從心理學、語言學等角度探索英語教學的理論，提出了英語教學過程主要包括英語輸入、英語習得、英語輸出、英語背景四個變量，因此，研究者針對英語教師的教育機智提出了以下要求：提出應確定好幼兒英語學習的方向，選擇好適合幼兒所學的內容；不同年齡的幼兒，學習的重點和難度應有所側重。束定芳和馬相明另外還指出：適當借鑒國外的一些教學方法并與自己的教學目標和環境結合起來，選擇其合理之處或于我有用之處而用之，具體包括：直接法(The Direct Method)、聽說法(The Auidio．Lingual Method)、情景教學法(The Situational Approach)、交際法(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沉浸法(immersion)、全身反應法(TPR,Total Physifcal Response)、整體語言教學法(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其它的學習方法還有：模仿法、感官綜合法、表演法、游戲法、隨機法、使用應驗法、示范法。余珍有(1998)在全面分析我國幼兒園英語教學方法上的基礎上，提出目前我國幼兒園英語教學方法存在兩種傾向：成人化傾向和西洋化傾向。所謂成人化傾向是指幼兒園英語教學中更多的是借鑒了中小學的英語課堂教學方法，如以上所說的翻譯法、直接法、聽說法和視聽法等，但是如果“結合我國幼兒園教育的宗旨和適合幼兒身心發展特點等來考慮，這些方法明顯不適于幼兒園英語教育”。

3、幼兒學習英語的優勢

(一)心理障礙小

大人學習英語時，會介意自己的語法是否正確、發音是否標準，說錯了會覺得沒有面子；而小孩子的“語言自尊”尚未形成，只管學舌好玩，自然就不會有心理壓力，抗拒英語的學習。

(二)母語發音尚未定形，口腔肌肉彈性好

人的發音器官，與身體其他器官一樣，在青春期前皆處于發展 狀態，具有相當大的彈性。而就語言發音而言，幼兒期是最佳的學習時間。例如，從外國回來的3歲小孩，只需要幾個月就可以掌握中文的發音。那是因為器官會配合這些語言發音系統調整形狀，發出這些語言需要的各種聲音。而過了青春期再學習另外的語言，由于發音上會有一些限制，就會產生所謂的腔調問題。但這并不表示青春期以后就不可能學好另一種語言，只是說明成人在發音上會有限制，需要花費更大的工夫才能達到幼兒時期所擁有的發音彈性。

(三)記憶力好、模仿力強

幼兒從出生后，就能夠從各種情境中不斷吸收、記憶所聽、所看以及觸摸到的東西，漸漸地組成有意義的概念。而從一二歲開始，孩子就能模仿大人的自然動作及語言發音。例如：“車車”=“Car”、汪汪=狗=Dog。幼兒在努力去模仿成人運用的語言，并盡力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感受。用語言與他人進行日常交往，通過語言學習知識、獲得經驗，并以一定有效的方式在記憶中儲存、整理、歸納。

(四)學習要趁早

語言的學習，需要靠時間來累積詞匯量；而語法的掌握，也必須在時間和經驗中修正改進。越早的學習英語，詞匯量也就越豐富，孩子就越能將意思表達清楚；而掌握語法的能力越好，孩子就越能將英語流暢地表達出來。

4如何平衡幼兒英語教育

通過這篇論文，以我自己的角度探討如何促進城鄉幼兒英語的公平共同教育：

（一）政策扶持，均衡經費投入

政府是學前教育事業發展最有力的支持者，在發展學前教育事業過程中政府應承擔重要的直接責任。因此，在幼兒教育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政府及相關行 政部門需要參與其中，制定政策，提供幫助，并從立法角度和職業道德層面嚴格要求幼兒教育實施者遵守保障鄉村幼兒教育的健康發展，縮小城鄉幼兒教育的差距同時，均衡經費投入，對于鄉村幼兒園，要參照城市幼兒園的建設標準，逐步加大經費投入，加強鄉村幼兒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實行鄉村幼兒教育政策傾斜，加強師資建設，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盡量縮小城鄉幼兒教育巨大差距，逐步實現城鄉教育均衡和公平，為鄉村孩子創造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

（二）積極探索，發掘本土教育資源

城市幼兒園建設完善，設施配備齊全，教師學歷高經驗足，有利于多途徑高效率開展幼兒教學在鄉村不健全的幼兒園建設條件下，開展幼兒教育不能完全照搬城市模式，必須積極探索適合鄉村的幼兒教育方式方法 陳鶴琴先生說：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 在鄉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有偉岸的高山，有秀美的河流，是農林牧漁業的天然場所，是休閑旅游的上佳去處，是可以區別于城市的鮮明特色 充分利用這些特色資源，探索釋放其教育價值，豐富鄉村幼兒教育內容，獨樹鄉村特色教育及幼兒特色教育旗幟。

區別于城市的普遍與共性，鄉村隱藏著許許多多千百年傳承下來的傳統文化比如，民間游戲內容豐富這些游戲無需購買昂貴的操作材料，就可以組織起實施來，可以達到教育幼兒的目的，符合各地鄉村幼兒教育的實際經濟情況因此，鄉村幼兒教師可以精心篩選和改編民間游戲，為己所用，為幼兒教育所用。

（三）交流合作，共享城鄉優質教學資源

取長補短，互利共贏，城鄉幼兒教育可以加強合作，共享優質教學資源 城市幼兒園尤其是公立優質示范幼兒園，教學設施齊全，師資力量雄厚，辦學理念先進，辦公經費充足 雖然鄉村幼兒園在政策扶持經費和師資力量等方面與城市幼兒園有較大差距，但鄉村幼兒園獨倚自然山水這個大平臺，具備鄉村得天獨厚的資源特色通過城鄉幼兒園合作辦學，可以逐步改變鄉村幼兒園辦學條件不足的現狀，共享優質資源，培養當地師資，提高管理經驗和教育水平，促進鄉村幼兒教育的發展 城市幼兒園則可以適時帶領城市幼兒深入鄉村，切身感受與領略大自然的原始魅力，有利于促進城市幼兒的身心健康和全方位知識結構的架設與基本生存能力的提高 顯然，打通城市幼兒教育和鄉村幼兒教育的合作渠道，互補城鄉教育優勢，深化教育改革，是縮減城鄉幼兒教育差距的有效措施。

今天的幼兒是明天的青壯年，祖國的未來即是城市幼兒的未來，也是鄉村幼兒的未來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提供給城鄉幼兒同等謀求發展和成功的機會，就要從改變城鄉幼兒教育差距開始 這既是城鄉幼兒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保證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永立世界名族之林的需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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