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 溫州商人跑路

淺談 溫州商人跑路

前不久，同學在課堂上作過了關于溫州商人跑路事件的Daily Report，老師也為我們做了一些簡明扼要的分析。眾所周知的，這一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然而溫州老板為什么要跑路？在這里，我想說說我的看法。

如今網上流傳一個溫州老板跑路清單，名單中已被證實的公司不乏當地龍頭企業。如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浙江天石電子公司、巨邦鞋業有限公司、“百樂家電”、浙江信泰集團以及浙江泰爾銅業有限公司等等，接近30家的企業每一家都是所涉金額達幾千萬甚至幾億元。

很多人認為，在中國現有的金融制度安排下，由于金融機構對風險的控制，銀行主要為大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服務，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個人，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一定的道德風險很難從銀行貸到款。因此，企業或個人要發展，只能轉向地下錢莊或向一些親朋好友等特定人群或公眾借貸。但是，民間借貸的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市場利率。所以，國有銀行“一刀切”的限貸政策是導致民間高利貸的主要原因，它們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但是，我認為單方面地把責任歸咎于國有企業，是不合理的。從另一方面講，溫州老板為什么要跑路，首先，跑路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可見溫州商人的可貴品質逐漸喪失。逐取暴利使得部分溫州商人放棄了發家時的實體經濟，轉而投資房地產等暴利行業。這些跑路的老板過于依賴高利息的民間借貸而且無法自拔，最終只能飲鴆止渴，作繭自縛。

看了一些關于溫州商人跑路的相關報道級分析之后，我一直有一個疑問，這一現象已經發生，那么政府應不應該救市呢？或許政府應該給高利貸一個正當的名分，讓它能由地下轉為地上，這樣可以對整個金融市場起到一個很好的調節作用。政府可以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在各方面都制定一些規范的政策，合理調節企業投資環境，對中小企業給予適當的幫助，以鼓勵它們健康經營與發展。

第二篇：溫州商人,經營新模式。

“溫州老板務實，對虛無飄渺的資本市場興趣不大”——隨著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資本市場的活躍，這個慣例已經被徹底打破。有人說溫州眼下的私募基金如同前幾年溫州人炒房地產一樣火熱，過去兩年里，溫州民企頻頻觸“基”，溫州本土PE(私募股權投資)在募資方面呈爆發式增長。溫州式創投帶來的究竟是什么樣的信號？溫州商人到底適不適合PE？

溫州有多少PE公司？

在溫州車站大道財富中心的寫字樓里，眼下就駐扎著多家PE企業。這些機構所掌握的資金從數千萬元到10多億元不等。據業內人士介紹，其資金來 源主要是在實業中已初具規模的民營企業。神力集團、正泰集團、佑利集團、環宇集團等溫州傳統大型企業，都以合伙或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立了創業投資公司。

溫州究竟有多少家PE投資公司？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記者：“據我所知，目前在溫州本土從事PE投資的企業大概有七八家，包括環 亞、通泰、恒生資產、首華創投、溫商創投、國瑞創投等；溫州以外地區，溫州人創辦的PE投資公司也有十余家，如正泰在上海創立的云杉等。”而溫州的那些只 有資金、沒有投資團隊的資產投資管理公司，他們是否有參與私募股權投資，數據還難以證實。可以肯定的是，在剛剛過去的兩年里，溫州民間資本試水私募基金得 到了飛速發展，PE已經成為溫州民間資本尋找出路的一種新嘗試。

據了解，目前溫州商人運作股權投資的方式基本有三種，一是出資成立有限合伙制公司，不委托基金管理公司，而是自己管理，如環亞投資；二是成立 有限合伙制公司，同時出資成立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由自己出資的基金管理公司運作，如云杉投資；三是直接成立股份制公司，如國瑞創投等。

PE“土八路”的競爭力

作為長三角第一家有限合伙創投機構，東海創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今年4月與其管理團隊北京杰思漢能分道揚鑣，東海創投聯席會主席胡旭蒼重組成立了“環亞創投”。

作為先期試水PE的摸索者，胡旭蒼自稱還是一個PE“土八路”。日前上海某PE創投公司來溫考察市場，其間在邀請溫州本土PE人士舉辦的座談 交流會上，胡旭蒼表示，環亞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有一支企業出身的溫州投資者團隊，他們在學習國際慣例與經驗的同時，更會把溫州人的智慧放進去。“土洋集 合，但土的成分更多一點。”他笑著說。

按慣例，在歐美國家，LP(有限合伙人)出資后絕不干預GP(普通合伙人或執行合伙人)的具體投資決策，GP每年向LP匯報數次。LP給GP 的大多是建議或者在GP需要的時候，為其提供人脈和資源方面的幫助。而環亞標新立異的一點是：有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組織創新——即讓LP參與管理，GP既做 GP也做LP，也同樣出資。

“我們團隊都是企業出身的，我們這批人非常清楚怎么考察一家企業。中國的民營企業老板心態都差不多，專家看不出來，我們一瞄就知道。”

胡旭蒼舉例說，他們曾在昆山考察一家企業的項目。進去只聽了3分鐘老板的介紹，他

就溜到廠區，問一個車間老伯：“很累吧，你們一天那么多貨車發出去。”“不累，一天下來都沒幾車貨。”這一聽，就知道可以走人了。

而對一些所謂的高新科技，胡旭蒼稱也有自己的調查方法。“基金管理公司一看高科技項目，發改委科技立項的，好得很，值得投資。但我們不管他有 沒有科技立項，不看文件，我們到客戶那里去看。調查他前十大客戶，看銷售記錄。就像某些鞋服企業，銷售記錄是賣到某專賣店100雙，但我們到專賣店一 看，1個月來沒賣出幾雙，那樣肯定不好。”

目前，環亞創投已成功募集了10多億元的資金。今年5月，我們投資的民和股份(002234)掛牌上市。預計今年年底我們投資的還有2家企業將上市；明年3月，通過環亞創投上市的企業將達到5~6家。胡旭蒼對自己的新事業充滿了信心。

在成立環亞創投之后，胡旭蒼也認識到服務的重要性。為此，他還專門成立了博智咨詢有限公司，聘請了國內外30多個各大領域的投資專家。

海歸派“云杉”的做法

相對于胡旭蒼的“土八路”風格，正泰出資的云杉投資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以上海為平臺，以正規的海外管理模式為樣本——LP出資，GP管理。只不過，這GP也是正泰集團出資成立的。這種模式，也可以說是自己出資，自己管理，GP人才則從外引進。

43歲的胡云耿是我國第一批金融“海歸”，長期從事資本市場工作，涉足投資銀行、金融咨詢、基金管理、項目融資等領域。去年8月加入正泰后，他的身份是上海云杉投資管理公司總裁，并籌建了云杉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云杉基金是把正泰股東、協作企業和溫州眾多閑置資金持有者的資金集中起來，用基金管 理的專業技術和方法，開展對外投資。去年12月，該基金初始規模為5億元，其中正泰集團公司首期以有限合伙人身份認購2億元。

對于云杉的盈利模式，胡云耿反復強調一點，他們的投資期限比較長，著眼中長期，所以不會在意股市短期波動。另外在行業選擇上，傳統制造業和高新技術裝備制造業是投資重點，純粹的風投和沒業績支撐的高新技術行業則不會輕易介入。

2007年底，云杉基金達成了其第一筆業務。他們投入9240萬元購買焦化行業龍頭山西陽光焦化集團的股權，按照他們的進程，這家集團公司預 計2009年上市。同時，他們也根據行業發展趨勢、企業經營狀況和中國證券市場的預期對收益率進行了測算，保守估計年均投資收益率為60%左右。

談到基金管理模式，胡云耿認為，環亞的做法，有著合伙制形式，但又有公司化管理的味道。這是一種嘗試。而有限合伙制的PE本來是要委托給基金 管理人操作，目前基金管理人不到位，只能說明中國缺少好的基金管理人，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這種制度。云杉在去年的牛市行情中，堅持嚴謹的分析。他稱，做 PE，一切靠的是投資技術而非運氣。

國瑞創投進行式

2007年年末，溫州又一大制造企業——神力集團攜手浙江富得寶、迅通冶煉、鯤鵬建

設、飄蕾服飾等民營企業，成立溫州國瑞創投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金3000萬元人民幣，高科技產業、礦產資源、特色地產和股權投資等都是該公司投資方向。“實業產業投資加PE項目，是成立公司的初衷。目前公司已 有幾個PE項目正在做前期調查工作。”該公司副總梁朝暉表示，目前他們的股份制公司以產業投資項目為主，比如房地產項目、礦產項目等，成立有限合伙制企業 正在規劃中。

梁朝暉告訴記者，股份制公司同樣可以投資PE，也可以邀請基金管理人專家團隊，但要面臨雙重征稅的問題。

另外，合伙制的優勢還可從PE基金的資金募集和退出可操作性上體現出來，一方面，合伙人可承諾分期認繳基金，出資完成風險投資基金的資金募集；另一方面合伙人可直接將基金權益賬戶中資金退出，這種操作性良好的資金募集和退出方式能有效提高風險投資基金的運營效率。

哪種模式更適合溫商？

本土PE目前還處在先期試水的摸索期，不管是哪一種商業模式都還只是嘗試。但從本質上說，PE是出資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間的委托與代理關系，是資本與資本運作能力的委托與代理關系。它首先要有實力的出資人，其次要有專業的團隊，還要有良好的機制與商業環境等。

胡旭蒼在做創投后的將近8個月的時間里，每天睡覺時間沒有超過6小時，非常辛苦。有時候為了搶在人家前面做項目，光研究合同文字就要3天3夜不睡覺。連跟著他的司機都笑說“快要崩潰了”。胡旭蒼感嘆道，原先以為資本投資是一個好方向，比辦企業省力，但現在發現，資本投資更累。

正如北京杰思漢能負責人所說，溫州企業家做實業在行，但是在資本市場上的經驗普遍不足。他們要身體力行，顯然還有一個很長的適應過程。

更多業內人士稱，從長遠看，出錢的不管事兒，給專業的基金管理人更大的空間，這才是PE投資更好的選擇。但這里也需要注意一個問題，現階段PE基金經理從業時間普遍不長，國內缺乏成熟的基金管理公司，所以尤其要注意選擇專業的、高水平的運作團隊。

業內人士分析，就溫州本土PE機構來說，最大優勢是他們代表了中國民營企業最徹底最務實的理念。在目前溫州商人初涉PE的情況下，應該按照溫 州模式與特色去做，而不能照搬照抄國際PE管理慣例。也只有在一輪大浪淘沙之后，才會真正出現那些規范運作、專業管理、適合本土企業的PE機構。

實業＋PE的冷思考

眼下，“實業穩定發展，股權投資增色”已經成了為數眾多的溫州企業主理想中的發展方向，也是眾多溫州商人的新財富夢。

“溫州應以私募基金為突破口實現金融創新和金融深化。”溫州本土經濟學家馬津龍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表示。他認為，相比上海、天津等地，溫州最 大的優勢，是民資充裕，民

營企業眾多。這為PE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條件。而據其透露，有PE投資者已向溫州市領導提出“將溫州打造成私募基金總部基地的報 告”。

不過，溫州商人真的適合PE嗎？介入PE是否就意味著機遇？對此，坊間也有學者表示質疑。

目前眾多初入PE領域的投資人一個共同處境是，在“資金過剩”的市場供求關系中，一個項目出現同好幾家機構談的情況比比皆是。據了解，溫州一 家創投企業，募集資金過億，但半年多時間過去仍然還找不到一個項目投資。胡旭蒼也為此感嘆：“有投資潛力的項目就那么幾個，就像美女，要靠搶。”

此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由于“短、平、快”戰略投資項目高度稀缺，自2007年以來，中國私募參股項目的估值水平在龐大熱錢哄搶下一路 走高，一般PE股權市盈率定價6~7倍間，但目前PE股權估值水平普遍在10~12倍。而中國股票市場上證指數從6100多點跌至不到3000點，動態市 盈率從年初的35~40倍一路下滑至目前的17倍左右，金融資產價格泡沫破裂慘烈，PE投資風險遞增。對此國瑞創投副總梁朝暉就向記者表示：“從長線考 慮，中國PE還剛剛起步，還有非常大的前景，但現階段，我們還是以考慮產業基金項目居多。”

胡云耿指出，PE投資者需要調整自己的投資預期回報率，同時不要受二級市場太大影響，堅持中長期投資理念。按照國外PE行業的情況，過去三十年來平均收益33%左右，而動輒幾倍收益是罕見的。中國PE還剛剛起步，有待成長。

目前溫州本土創投業還很年輕，和許多新興產業一樣，泡沫和浮躁勢必會夾雜其中。對于那些希望涉足PE投資的溫州商人，胡旭蒼稱有必要給他們提 個醒，首先，這是高風險、高投入、高回報的行業，不要盲目涉足。很多GP到溫州募資，不是很成功。因為溫州目前缺乏好的有限合伙人。其次，一定先要學習。真的很想賺這個領域的錢，就先要去學。學不成GP，至少要學會成為一個好的LP。第三，最好有熟人帶隊，因為這個行業水很深。團隊中大家比較了解，互相非 常信任很重要。只要這樣，才能保證在認可發展方向后，快速啟動項目。

第三篇：溫州創業商人的市場之道

溫州創業商人的市場之道

1樓

據不完全統計，700多萬溫州人中有200余萬人活躍在溫州之外的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國，以精通商業留下口碑，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

“溫州人精神”常被概括為四句話，即：白手起家、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闖蕩天下、四海為家的開拓精神；敢于創新、善于創新的創造精神。

作為溫州商人的代表人物——黃邦謙，林余存具備了溫州所有商人身上的這種潛質,而且表現得尤為突出。

黃邦謙：扭住市場的“牛鼻子”

在京城，談起溫州人黃邦謙，無論是商界的朋友、同行，還是接觸過他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總是會帶著贊許和奇怪兩種看似矛盾的口吻說：他經商辦市場真的很“牛”！黃邦謙經商辦市場，為什么會辦一個活一個“牛”一個呢？

穩打穩抓、敢為人先

1988年，28歲的黃邦謙初涉商海，但那時僅限于承包柜臺，代銷服裝。1991年，機會從天而降——緊靠北京的河北香河有一大宗出口俄羅斯的豬皮服裝業務，由于量大時間緊迫，誰都不敢接手。黃邦謙了解情況后，一口氣將2萬件皮裝業務攬了下來，并以“虛擬經營”的方式將之委托給在京老鄉的40多個加工場。這次大宗外貿業務的成功，增添了他創大業的雄心和豪氣。

1994年，當他得知外商云集的北京日壇賓館南樓可以出租的消息，即火速趕往談判，幾個回合下來，他簽下了承包該賓館南樓的合同，創辦了南樓服裝市場（即北京對外東歐國家商務中心市場），吸引了國內100多家經營外貿服裝的廠家和商戶，產品輻射3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國家出口創匯做出了貢獻。

1998年上半年，當他發現北京大紅門一帶賓館不多，生意往來頻繁的浙江人在這里吃住不方便時，具有敏銳眼光的他，當年即以500萬元的低成本投入，通過改造集體企業廠房創辦了集吃住和娛樂為一體的大紅門賓館。

1999年他在分析了北京的市場布局和走向后，和幾個樂清老鄉提出了在豐臺區的環球橡膠廠廠區辦市場的構想。一些股東一聽，大呼：“你瘋了，這個地方可是北京政府部門定下來的重點工程外來人口居住點，想改變可能嗎？！”然而黃邦謙不慍不火，說：“只要我們把科學的數據及充分的理由提出來同有關領導溝通，我想，只要是開明的領導，是會接納我們的意見的。”2000年9月27日，幾經努力，北京市政府正式發文同意在北京環球橡膠廠廠區辦輕紡市場。當占地2萬平方米的“眾人眾”輕紡市場開業那天，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光英親自為市場題詞，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萬國權和北京市、浙江省的有關領導親臨剪彩。

這個市場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牛”市場：不僅輻射到東北三省和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等省市、自治區，還吸引了我國香港、臺灣以及韓國、俄羅斯、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客商，成為京城最大的服裝面料專業市場，市場日客流量上萬人次，年成交額達幾十億元，上交稅收幾千萬元。

此后，黃邦謙帶領“眾人眾”人又相繼創辦了北京亞能鴻業房地產有限公司、北京富邦鴻業科貿有限公司，并將“眾人眾”品牌向浙江、湖北、陜西等省市延伸，創辦了一批投資規模上億元的市場和經濟實體。

由于黃邦謙業績顯著，他當選為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常務理事和樂清市政協委員。

“右派”的兒子、年輕的鐵匠

黃邦謙出生于書香門第。父親黃士華曾是浙江省重點中學樂清中學的教導主任。小時的黃邦謙在校讀書時也很認真，小學畢業考試名列全班第一，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發展前途的“苗子”。然而由于父親是“右派”的緣故,小學畢業之時，小小年紀的他被迫輟學。后來他所在的長嶠村辦了一所中學，在他人幫助下，他才有了繼續上學的機會。初中畢業后，黃邦謙便又面臨著失學。當時讀書無用論在全國泛起，作為“右派”的兒子，哪個學校敢接收他呢？

初中畢業那年，他才17歲，經人介紹去拜師學“打鐵”，當起了年輕的鐵匠。在“叮當”、“叮當”一聲聲脆響中，在天天汗流浹背、一身灰塵中，磨練了他堅強的體魄和毅力。

黃邦謙不僅會“打鐵”，鍛造螺絲標準件，還會油漆。油漆是粗活，但也是細活，有很多的技術要求。他總是埋頭苦干，每天回來總是腰酸背痛，漆斑點點。這樣干了幾個月。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父親黃士華托了全會的福，得到了平反，又在樂清師范學校當起了古典文學教師。這一年，黃邦謙作為家屬臨時工，走進了樂清師范，工作便是油印考卷和有關資料。在黑暗的房間里，他推去拉來，經常忙得滿頭是汗，最多時一天印幾千張。一天下來，每天他可賺上一二元錢。

1979年，他和哥哥到條件艱苦的甘肅和青海做油漆活。由于兄弟倆干活勤快、質量好而且價格適中，使得生意很好，客戶都按先來后到的順序排隊。兄弟倆忙得不可開交，每天能賺上二三十元錢。苦是苦，但數著一張張嶄新的或滿是油膩的人民幣，他們卻有說不出的舒暢。

談起過去的經歷,黃邦謙說自己很懷念，是那些艱難困苦的經歷，使他對人生、對財富、對友情、對親情等有了更深的理解，使他一步一步走向了成功。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有責任感的企業家，近年來黃邦謙在家鄉以及有關地區修橋鋪路、興建學校、抗洪救災、抗擊“非典”、扶貧濟困等社會公益事業中，或慷慨解囊，或奔走呼號，譜出了一曲曲奉獻之歌。

林余存：闖蕩市場競風流

全國商業優秀創業企業家、北京世紀天鼎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林余存就出生在溫州熱土，多年闖蕩市場的經歷和不斐的成就，證明了他是溫州商人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中學畢業即開始創業

林余存

出生于溫州沿海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983年中學畢業后他即隨享譽全球的章光101集團創始人趙章光先生，開始了企業創辦和集團創建工作。從西子湖畔的事業起步，到進軍河南鄭州建廠，再到北京建立毛發再生精廠，林余存承擔了許多重要任務，為101事業的奠定基礎和求得更大發展揮灑了辛勤的汗水，體現了過人的膽識和智慧。

他勤奮好學，謙遜謹慎。在創業起步、發展過程中，他拿到了大學文憑，從一個企業普通的工作人員成長為企業科長、廠長、經理直到集團的黨委副書記、常務副總經理。大家說他的路子是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作為一個黨務工作和民營企業家，他不計個人得失，親力親為。在他和趙章光總裁的努力下，企業健全了各項管理制度，嚴明了工作紀律，為101集團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為被譽為“東方魔水”的“章光101”毛發再生精獲得奧斯卡發明獎和紐約國際發明展覽會金獎等15項國際大獎鋪就了陽光大道。

正當章光101事業如日中天時，善于思考的林余存便想到了改造公司閑置的臨街店房開個酒店，這樣既可以擴大集團的經營范圍，增收節支，還可為浙江溫州同鄉提供一個交際聚會之所。拿定主意并獲得集團董事會通過以后，他說干就干，積極協調方方面面的關系，從運籌、規劃到設計和建筑施工，僅8個月，一座裝潢精致可同時容納300余人就餐的高檔酒店——新粵漁村于1997年元月正式開業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聽了林余存的創業事跡后，親臨開業典禮，并題詞“大展鴻圖”以表祝賀和鼓勵。

新粵漁村經營正宗溫州菜和粵菜海鮮，在當時京城餐飲中獨樹一幟，受到了多方好評。他還連續幾年在新奧漁村舉辦溫州同鄉聯誼會，每次都有數百位在不同崗位上做出不凡業績的同鄉參加，體現出了濃濃的鄉情和上進之心。

自主創業貴在堅持

為了更好地開拓事業，繼新粵漁村之后，他又創辦了北京南方創業有限公司。2001年8月,林余存領銜成立了北京世紀天鼎投資有限公司。2002年5月，林余存挫敗眾多競爭對手，拿到了崇文區大都市街被譽為“亞洲最長的內聯式商業圈”中的一棟蘇式建筑和56個“蒙古包”的使用權和經營權。林余存和他的投資搭擋們都興奮得睡不著覺。很快，他們投入巨資給這個取名為“世紀天鼎”的面積達3萬多平方米的品牌服飾市場進行改造裝修，他要在這里打造成全國品牌服飾的“信息中心、展示中心、貿易中心”。

然而盡管林余存和他的投資搭檔進行了精心的謀劃，但是美好的藍圖卻沒有打動品牌客商，他們更多考慮的是進駐一個新商圈必須付出的前期代價。爾后，不愿服輸的林余存等人又多次在北京國際飯店等地舉行了項目推薦會，有關政府部門也出面為他們做工作，然而效果依然不理想。

正當林余存苦思冥想尋找突破口時，一個消息傳來：南中軸路要改造，原天橋周邊的6個商品市場全面拆遷，上千商戶急需安置。他憑著多年的市場闖蕩直覺，認定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機。于是他馬上緊急召集股東開會，并將有關情況向崇文區政府匯報，要求及時轉型激活市場，并很快出臺了一系列實實在在的優惠政策。

可是就在大市場即將建成投入使用之際，林余存遭遇了2003年“非典”在北京的肆虐，面對上億元的大投資壓力，面對北京“非典”期間不能舉辦大型活動的壓力，他絞盡腦汁，協調了各種關系，實施特殊時期的“降低規模標準”的緊急招商引資，在短短的兩個月內招進了1300多商戶，并在“非典”警戒期尚未正式結束之時的6月初使世紀天鼎商品交易市場開業，此舉幾乎轟動了北京。

如今，北京世紀天鼎交易市場已成為全國商業優秀企業，中國商業聯合會會長何濟海還親臨市場，對他的系列舉措表示贊賞，并勉勵他繼續將企業做大做強。最近，林余存又利用前門大街改造和自己在浙江老鄉中的良好口碑，吸引了上百商戶進駐市場，創辦了世紀天鼎美容美發用品用具城，又創下了“京城第一”。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由于林余存的突出表現，各種社會榮譽和職務接踵而來：北京市青聯委員、浙江省在京十佳優秀經營者、崇文區政協委員、工商聯常委、全國商業優秀創業企業家……

第四篇：關于商人造句

1、他父母有的是錢，以致他可以敷衍了事地作個商人。

2、她從“害羞的瑪麗”轉變成一名商人和職業婦女。

3、你需要權勢幫助你達到目的，如果你不是商人尤該如此。

4、這個商人銷掉了一大批劣貨。

5、我有足夠我們倆的的寶石，比其他商人合在一起都要多。

6、然后我們就把它賣給棉花商人。

7、別不自在；我有足夠我們倆的的寶石，比其他商人合在一起都要多。

8、穆斯林商人則把他們的信仰帶到世界遙遠的角落。

9、他是什么樣的商人？

10、它們可能是與定居者和商人一起從歐洲來到美國的。

11、那人可能是當地的農民、地主或者商人。

12、因此當股票投資者經歷一年的苦痛，許多流通業的商人將告訴你他們過個相當不錯的一年。

13、現年47歲的商人馬德瓦說：“他還記得我和我的家人，因為那時我們除了是同學外，還是鄰居。”

14、要想全面勘查這個吸引全世界每個角落商人的消費麥加，你可能需要花費數月時間。

第五篇：商人與政治

商人與政治

1911年4月，同盟會在廣州傾全力籌劃的起義，以近百人的犧牲宣告失敗，孫中山等革命派領導一時心灰。沒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槍響，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轟然坍塌。

這半年間，究竟發生了什么，導致這種“戲劇性”的變化？

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紳商對清王朝與革命黨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的態度決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敗。發動辛亥革命的是革命黨，但決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卻是紳商。

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開始轉型。在這個過程中，紳商由不關心政治到不得不關心政治；從支持清王朝改革、立憲，反對革命，到最后背棄清王朝，支持激進的革命。這個階層的“心路歷程”，引人深思。

“富商大賈視官宦如帝天”

“抑商”是中國傳統。鴉片戰爭使中國面臨現代性挑戰。創辦大機器生產的現代企業是現代化的主要內容，然而，現代企業在清末的發展卻困難重重，致使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也步履蹣跚。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國內農民戰爭的沖擊，使統治階級內部的少數開明派開始認識到洋槍洋炮的厲害，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取得一定權力的漢族地方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動力，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開始興辦現代企業，即以大機器生產新式武器的軍工廠。

興辦生產新式武器的現代軍工企業對鎮壓農民起義、反對外患至為重要，可以說關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對中國要不要引進大機器生產，一些“理論家”們堅決反對。他們提出只要“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便可“明體達用”，“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制造輪船、洋槍之理乎？”他們根據《論語》，認為“民勞則善心生”，把科學技術說成是使人懶墮狡詐、貪財噬利、人心變壞、破壞儒家倫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學綱常是“立國之本”，引進科技自然便是破壞“國本”。

在經濟政策上，頑固派以《論語》為據，堅決反對此時出現的“重商富民”思想，并論說機器生產是“末富”，傳統勞作才是“本富”；現代工商業是“末富”，傳統農業耕織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絕機器生產和工商業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則是舍本逐末。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權勢之強辦新式企業阻力尚且如此巨大，無權無勢的平民、商人在這種環境中就更不可能興辦現代企業。如19世紀70年代初曾有華僑商人在廣東南海設立以蒸汽為動力的繅絲廠，結果卻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奏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購置”為由，將其拆除。

話又說回來，曾、左、李是官員，辦的是“官企”，“所有權”屬于官家，朝廷可以有否決的權利。但是，民辦企業所有權不屬于官家，按說他們是用傳統方式生產還是用現代機器生產應是他們的自由。然而官家卻就是有權禁止其用新式機器，甚至將違令者查封。這說明，商人其實只有有限“產權”，禁與否，權力全在官方。因此，沿海某些地區想經辦現代企業的商人，只能給洋人當買辦。久而久之，這些商人積攢了大量財富，因為不能自立門戶，只能“掛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國旗昌洋行其實一大半都是華商股本。

政府本就禁止商人興辦新式企業，再加上反對新式機器生產的保守力量十分強大，所以中國商人根本不可能興辦新式工商企業。為解決此問題，李鴻章想出了“官督商辦”的方法。即“由官總其大綱，查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冀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簡單說，就是從法律上說是“官辦”企業，但股本與實際經營，主要靠商人。這種由商人出資認股、政府委派官員經營管理的模式當時對新式民用企業的建立、民間工商資本的發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后開辦了開平礦務局、電報局、上海紡織織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業。由于有政府的保護、支持并取得相當壟斷權，官督商辦企業獲利豐厚，并在一些方面開始與外資競爭。洋務運動從“軍工”轉向“民用”、從“求強”深化為“求富”、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意義非同尋常。

“官督商辦”主要是靠頗為現代的發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興辦，剛開始商人大都對此持觀望態度，但隨著幾個企業的成功經營，商人對“官督商辦”企業的信心大增，許多買辦紛紛從洋行撤資，入股利潤更加豐厚的中國“官督商辦”企業。以官督商辦的方式經營現代企業，促使中國第一批資本主義民用企業后來脫穎而出，中國最早的資本家也是由這些投資者轉化而來。

然而，如何對待“商”，清政府內部一直有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曾任駐英公使的郭嵩燾在1875年上了一道奏折，強調西方富強之本在于政府保護工商，“惟其以保護商賈為心”，所以有養兵的財力。中國應“先欲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這種觀點，遭到保守力量的強烈批判。批判者認為如果發展工商，人民財富過多，就會破壞中國“政令統于一尊，財富歸諸一人，尊卑貴賤體制殊嚴”的傳統社會結構，所以朝廷必須“閉言利之門”、“不尚理財之說”，中國必須繼續實行傳統的重農抑商、重官抑商政策：“中國制治必須朝廷操利權”，如此才能“使富商大賈視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睞便以為至榮極寵，斯匍匐以獻其財力而惟恐不納矣”。這是千百年來中國官對商的基本態度和原則。

“官”給了官督商辦企業種種好處，但這些企業需要受“官”很多管轄。許多人具有“官”、“商”雙重身份。早期，這些企業多以“商”為主，“商”大于“官”，所以發展很快。隨著這些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官”見有大利可圖，于是加強了對企業的“管理”或曰干預，將其視同“官產”。官場的任人唯親、貪污腐敗開始在這些企業迅速蔓延，安排的許多“總”“皆不在其事，但掛名分肥而已”。而且，清政府從上到下都將這些官督商辦企業視為己產，予取予奪，經常無償征索。

最大的問題是“所有制”問題，即“產權不明”，這些企業究竟是官府所有，還是商人所有？官方認為本就是官辦企業，當然歸官所有。商人認為雖然名為官辦，但主要是商人投資、經營發展起來，當然歸商所有。一開始官商矛盾就不斷，而后爭斗越來越激烈，結果總是官勝商敗。

生于廣東香山、世居澳門，后到上海為外商當買辦的鄭觀應對中西之間的“落差”感受格外強烈。他在《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一文中，明確提出發展現代航運業的主張特別針對官辦造船企業存在的弊病，他建議“改官造為商造”。因為企業由商人自辦，“則該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關，即無人督責，亦不慮其不造乎精巧”，這才是“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

在李鴻章的延攬下，鄭觀應逐漸參與洋務運動，對政府與商人的關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880年，李鴻章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此后他在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和商辦粵漢鐵路公司等擔任要職。職位越高、時間越久，涉入官商矛盾越深。他看到這些官商惡斗中，商人權益最終被政府侵吞。1894年，他在新著《盛世危言》中深入地闡述了“重商”的道理，對經濟制度與國家政治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的認識更加深刻，專寫了長長的《議院》一文，詳論議院作用與功能。他對幾個重要西方國家議院的組織結構、上下院的不同作用、議員選舉方法等都作了詳細的介紹。他強調中國也應該設立議院，選舉議員。他認為議院能使“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責，草野小民無所積其怨，故斷不至數代而亡，一朝而滅也”。

不是別人，而是商人鄭觀應，代表了那個時期國人對議院、對現代政治認識的最高水平。商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直接啟發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后來對青年毛澤東，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由于沒有法律對政府權力進行限制和對商人進行保護，越是在王朝末年，官督商辦企業中官對商的壓迫越嚴重。鄭觀應在《商務嘆》中對官商關系作了精辟概括：“電報貶價歸國有，不容商董請公估。輪船局權在直隸，商欲注冊官不許。總辦商董舉自官，不依商律由商舉。”“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雖然此時僅鄭觀應個人明確表達出了這種感嘆和認識，但如果沒有根本性體制改革，整個商人階層遲早會集體明確地表達出這種感嘆和認識。

“實業之發達，必持有完備之法律”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于君主立憲的日本，維新失敗，庚子之亂，日本戰敗君主專制的俄國……這十年的風云劇變與個人體驗，使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開始認識到中國實行憲政的必要性。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后被迫在《馬關條約》中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外國在華投資設廠取得合法地位，清政府也就沒有理由再禁止本國人民投資建廠，不得不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中國興起了一次民間投資實業的熱潮。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1900年這5年間，全國新設立的創辦時資金總額在萬元以上的私人企業有127家，資本總額為2027萬銀元，相當于鴉片戰爭后到《馬關條約》簽訂前50年間資本總額的一倍。商人的力量空前壯大，具備了“爭立憲”的客觀力量。

然而，是由下而上經暴力革命實現憲政還是由上而下經有序改革實現憲政，是中國面臨的兩條道路選擇。

當時支持革命者并不多，贊同、支持革命的商人更少。人們大都希望經溫和改革而不是激烈的暴力革命實現立憲。社會中上層的商人，當然更不希望社會動蕩。

中國向來有行會，但現代商會，卻是在西方影響下，遲至1902年才成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1904年，商業會議公所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在上海商會的示范和清政府新政的支持下，各地紛紛成立商會。現代商會的建立，為商人參與政治提供了一個平臺。

商人希望立憲，使自己的財產權獲得根本保障，認為以前的工商不振，是“困厭于專制政體者久矣”。但同時，他們又反對革命，希望保持社會穩定，生意不受影響。“立憲派”以商、學兩界為主，“商”的力量比“學”大得多，是“立憲派”的基本力量。立憲派的態度、主張，實質就是商人的態度、主張。

由于主張立憲，當清政府在1906年秋宣布“預備立憲”時，得到了各地商會的高度贊揚和熱烈響應。或致電中央政府“歡欣鼓舞，翹盼實行”，或發表布告，要本地商家張燈結彩，游行慶賀。

清廷緊接著宣布，為了預備立憲，必須先改官制。政治體制根本改革前，先進行行政體制改革。“路線圖”并無大錯，然而，由于朝廷內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都不愿官制改革中利益受損，結果是爭斗激烈、丑聞不斷。最后，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議”：第一，軍機處之事不議；第二，內務府事不議；第三，八旗事不議；第四，翰林院事不議；第五，太監事不議。在此框架內，朝廷最終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數舊部被裁并，多數未動，軍機處仍舊保留而不設責任內閣，宗人府、翰林院、欽天監、內務府等滿人所掌管的部門全部保留。打破了以前形式上的“滿漢平衡”，滿族官員的權力更大。

官制改革結果一公布，立憲派對清廷是否真準備立憲大起疑心，甚至直斥其為“偽改革”、“襲皮相而竟遺精神”。參與保皇會之憲政會組建的徐佛蘇當即評論道：“政界之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軍機之名亦尚不改動，禮部仍存留并立，可嘆。政界之難望，今可決斷……誠傷心事也。”

為使朝廷“真改革”，立憲派從1907年秋冬開始發動了全國性的國會請愿運動，到1908年夏進入高潮。在立憲派的壓力下，清廷為顯示為立憲真做準備，在1908年7月公布了《各省咨議局章程》、《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并諭令各省限一年之內一律設立咨議局。咨議局為立憲派提供了一個比商會更直接的參政平臺。

張謇是商界代表性人物，本是“末代狀元”，但1894年狀元及第后不肯做官，轉身興辦實業，卓有成效，成為工商界聲動全國的實業家。他是一個成功的實業家，但同時又深深地介入政治，對晚清最后時刻的政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1903年，張謇訪問日本四個月，認識到憲政對工商業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性，回國后就開始熱心鼓吹立憲運動。朝廷規定成立咨議局時，張謇主動為江蘇咨議局草擬了章程，并于1909年當選為江蘇省第一屆咨議局議長。江蘇省咨議局成立后，與位高權重的兩江總督屢有矛盾、沖突，張謇

領導咨議局毫不退讓，據理力爭，最后取得勝利。雖然這些勝利的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但以商人為主體的立憲派竟能公然與地方大員相爭，畢竟反映出商人政治意識的覺醒，而且影響全國，意義深遠。

各省咨議局第一次開會時，張謇發起組織咨議局聯合會。他的提議得到各地的熱烈響應，先后有16省咨議局代表50余人于1909年12月中旬陸續到達上海，開會商量請愿速開國會之事。經過精心籌劃，組成了16省議員共33人的國會赴京請愿代表團。

請愿代表團于1910年1月中旬正式向清廷呈遞速開國會請愿書，要求1911年開國會，但被朝廷拒絕。代表團并不甘心，駐留北京，籌劃第二次請愿。第二次請愿運動比第一次的規模大得多，除各省咨議局代表外，還有各省商會、華僑商會及其他政團代表參加。在向都察院遞交的10份請愿書中，其中商會代表遞交的就有3份。商界幾份請愿書要求不盡相同，言辭亦軟硬不一，有的堅持“在商言商”，有的則有明確的政治性要求，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立憲是國民義務，商人在國民中占有相當的比例，參加請愿責無旁貸。

二、中國工商不興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法律，政府不受議院監督，導致“民窮財盡，公私交困”。“國家、地方之行政經費，彼得以為所欲為，商人不敢過問”，“人民對于國家只有擔任義務之勞，永無安享利權之望”。無國會則國家銀行無信用，實際無國家政策，無法制止政府亂收稅。因此，必須開國會，成立議院。

三、以事實證明如果不開國會，商界的行為“庶幾可告無罪于國人”，是“國家之負我商界，非我商界之敢忘國也”。

四、如果最終不開國會，不僅四萬萬人努力不夠有責，最主要的責任應商人承擔。

從中不難看出，所謂“在商言商”部分，也是要求開國會。在一個經濟、商業被政治緊密束縛、阻礙其發展的體制中，要求發展經濟、繁榮工商，必然要求去其束縛，“言商”不可能不“議政”。對第二次請愿，清廷堅決拒絕，并訓示代表“毋得再行瀆請”。但立憲派并未被朝廷的嚴辭厲聲所嚇倒，反而激起更大憤怒，決定發動第三次請愿。

1910年10月，立憲派發起第三次國會請愿，這一次與前兩次的明顯不同之處是全國18省總督、巡撫、將軍共19人也聯名上奏要求次年開國會。經過御前會議討論，清廷在11月初發布上諭，宣布立即組織內閣，于宣統五年開國會。宣統五年是1913年，比原定1916年提前了三年，但比立憲派和士紳要求的1911年則晚了兩年。

由于清廷宣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以張謇等為代表的溫和派對此充滿期待。清政府危機眼見已過，但1911年5月8日，清廷卻利令智昏地出臺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這個內閣由13人組成，9名為滿人（其中7名為皇族成員）。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只是一個幌子，其實根本不愿放棄一丁點權力的真實面目。士紳、商人階層憤怒異常，抱有一線希望者也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

就在皇族內閣成立的次日，清政府即副署了舉借外債與實行全國鐵路干線國有政策的詔令。從理論上來說，舉借外債與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未嘗不可。但問題在于，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關系到本省的利權存廢，屬于省咨議局職權，必須經咨議局決議通過。然而，皇族內閣對所有的建議、勸

告、反對、警告都充耳不聞，一意孤行。此舉不僅違背了立憲原則，而且也損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資最多的紳商的利益。投資鐵路較多者，更是商人中的上層，且多是立憲派上層的活躍人物。

為了維權，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的立憲派立即領導群眾開展了保路運動。很多立憲派的著名人物，成為保路運動中的領導人，在后來的辛亥革命中又起了重要作用。

從1910年國會請愿運動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絕妥協的政策標志“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出臺，是立憲派迅速走向革命、與革命黨“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統治基礎都離它而去。一個沒有基礎的巨大建筑，轟然垮塌只是時間問題了。

豈止“袖手旁觀”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平地槍響，大清王朝轟然坍塌。武昌首義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以士紳、商人為主體的“立憲派”的支持。10月11日，湖北革命黨人占領了武昌城，由于原先安排好的領導人或傷或逃，一時群龍無首，亟欲找聲望素著的人物充當新政權的領袖。清軍協統黎元洪被革命黨推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而政務、交涉之事，則期望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出面負責。湯被任命為民政部長，在籌款、鼓舞士氣、穩定社會秩序、保持地方治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擔任全國性的各省咨議局聯合會主席的湯化龍是具有全國影響的湖北立憲派領袖，他的表態使湖北其他立憲派人士迅即以實際行動支援革命黨，籌款捐款，維持地方。這對革命黨解除后顧之憂，專心抗擊清軍的反撲，使新政權獲得相對穩定的環境，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武昌起義的初步勝利、新政權的漸漸鞏固及湯化龍等人的通電，使不少省份咨議局迅速響應革命，反過來又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的民眾和立憲派，推動了更多地方響應武昌起義。

張謇在幾十天中也從開始堅決主張鎮壓武昌起義、力勸清廷馬上立憲，轉變為支持共和。他的轉變典型地表明了商人態度的變化。

武昌起義發生時，張謇正在武漢。他于1911年10月4日到武昌，參加他承租的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儀式，準備以此為基地在華中大大擴展自己的實業。10日晚，他登舟東下，只見長江對岸火光沖天，原來武昌起義已經打響。一直不贊成革命的張謇經安慶到南京，請求江寧將軍鐵良、兩江總督張人駿立即前往武昌鎮壓起義。調動軍隊畢竟要經過朝廷，張謇此議并無結果。反對革命而力主改革是張謇的兩個基點，在建議武力鎮壓革命的同時，他又趕往蘇州，連夜替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力勸朝廷改革，立即解散“皇族內閣”，馬上立憲。他提出，此時對革命黨人無論是“剿”還是“撫”，都只是治標之策。而“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惡，實行憲政”。

10月下旬，各省紛紛獨立，他認為共和已是無法逆轉的大勢，轉而支持共和。他與伍廷芳等人聯名致電攝政王載灃，勸清王朝和平退位，接受共和。“是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于此后之中國。為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為天下得。倘行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不特為安全滿旗而已。否則戰禍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又豈能獨存。”最后，他們表示自己“不忍坐觀，敢為最后之忠告。聲嘶淚竭，他無

可言”。11月上旬，他打電報給奉命進攻湖北民軍的袁世凱，勸告袁要順應時勢趕往北京，以防皇室逃亡，要盡快與南方達成協議，確定共和政體，以穩定時局。11月中下旬，他當選為由咨議局改組的江蘇臨時議會議長，標志承認、參加新政權，同時拒絕接受清廷授以農工商大臣、東南宣慰使的任命，公開叛離大清王朝。12月14日，他終于將作為忠于清朝的最后標志的辮子剪掉，并且在日記上寫道：“此亦一生之大紀念日也。”

從武昌首義至四川軍政府成立，50天內，共有14個省脫離了清朝的統治。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已去，為最后傾覆清廷，民國肇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起義各省，立憲派、紳商都不同程度地協助了反清的“獨立”運動，相當一部分省份是以立憲派為主，甚至某些省份還是由立憲派獨自完成。辛亥革命，立憲派功莫大焉。就社會階層來說，立憲派的主體紳商最有力量，而孫中山以前武裝起義未獲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得到立憲派（紳商）的支持。立憲派革命化，從根本上說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協、拒不放棄利益的結果。連張謇這樣與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有密切聯系、直到革命槍響后仍力主鎮壓的商人，最后都轉而支持共和，足以說明清政府政策的整體性失敗。

中國傳統，商人謹守“在商言商”的原則，確是“富商大賈視官宦如帝天”。然而在晚清的最后時刻，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卻空前高漲。正是他們的向背，決定了一個王朝的存亡。歷史上，中國商人從未擔當過如此重任。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中，傳統商人漸漸轉化成為現代新型商人。新的社會階層的誕生與崛起，必然引起社會結構的改變，自然要求規范既往社會結構的種種制度，包括政治制度。

與傳統商業相比，現代商業對法治的要求更為強烈、更為復雜，其中，對政府權力的規范與限制尤為重要。“實業之發達，必持有完備之法律，以為監督保障。內地各種已舉之實業，旋起旋滅，非法律不備，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這是商業的基本規則，也是晚清商人的切身感受。所以，他們再不甘心“視官宦如帝天”的地位，他們的認識由淺而深，有此認識的人數由少而多，越來越積極地參加立憲運動。其最終目的，當然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是為了商業的根本利益。要言之，在沒有憲政的語境下，商人“在商言商”必然會要求立憲，而商人要求立憲，也就是“在商言商”。

（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