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國實用主義及商人理念

美國實用主義及商人理念.txt“我羨慕內些老人 羨慕他們手牽手一直走到最后。━交話費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話那么值錢。美國實用主義及商人理念

一提到實用主義，就是現打現賣，實際上很大程度上不是。這是一種哲學理念，這個理念拯救了西方整整一代人，拯救了西方的文明。實用主義是對美國社會發展和一般思想文化的理論概括，也是美國精神的一種理論總結。大家知道美國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嗎？實實在在有點像我們現在這一代年輕人。雖然我們沒有披頭散發，沒有穿那樣的牛仔褲，但是思想很相似。戰后第一代人，沒有經過奮斗也沒有創業精神，生活條件好了，就找不到北了。開始吸毒、酗酒、閑逛、反社會，沒有信仰，對傳統的道德、理念極度的懷疑、反感，整個一代人陷入危險的境地。

像我那一代人從上學的那天起，就很累但也很充實。印象很深刻的，小學時有一次下課了，我一個人留在教室里學習，一幫男生在外面鬧，我沒辦法就背著書包回家了。結果劈頭蓋臉地挨了我媽一頓罵，這是我媽唯一地一次罵我，然后我又背著書包回去了，又跑到樹林里看書。后來上中學的時候，我們的物理不叫物理，化學不叫化學，叫“工農業基礎知識”，根本不知道牛頓定律。真正的學習是在大學里，晚上從圖書館里帶出書來到路燈下面看到晚上一兩點以后，宿舍里不給開門，去跟管理員吵架，把門打破了鉆進去。回去以后怕影響別人，拿手電筒在被窩里如饑似渴地看，夏天連個風扇也用不上。畢了業以后，還是天天跟學校一樣，辦公室就是我們的家，就是我們的書房，不回家是正常的，甚至結了婚，都改不掉這個習慣。我們那一代比你們差遠了，我女兒小雪的那些教科書我是孜孜不倦、樂此不疲地看啊，你們真好啊！我們當時哪有這樣豐富、科學的教科書啊？這兩代人差距就這么大嗎？代溝就這么深嗎？我們都是人啊，人的最根本的、跟動物最大的區別，不就是有求知欲、有思維、有積極性、有探索精神嗎？有改造自己、有充實自己有追求命運的欲望嗎？這種欲望正是人類最基本的本質，即便到了暮年的時候，這種求知欲、想改造自己的愿望也不能改變。可是我們現在這一代年輕人，已經和我們那一代相差很遠了。缺乏艱苦環境的磨煉，物質條件上很幸福，但精神和信仰也很貧乏了。那怎么辦？

人類能夠從人猿成長到現在的高智能生物，就是我們的祖先一代一代地不斷改造自己的結果。那么我們怎么能把我們最基本的人性丟了呢？好，我來重復一下這個實用主義。沒有信仰，沒有價值，怎么辦？未來是什么？人的未來最終是死亡。那么好，既然人們的生活最根本的是一個黑暗的結果，那我們就要珍惜現在，珍惜現在的每一天，包括享受每一天。舉嬉皮士的一個例子，過去的大學里根本不學習，最后荒廢了，那么怎么辦呢？新一代人有了壓力，明白我現在學習是為了高工資。現在如果荒廢、玩樂，畢了業以后找不著工作，別人都看不起我不尊重我。那好，現在就要努力學習，讀完書后就工作，成為專家，成為社會上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再主動一點我在這個部門里、在社會上、在這個行業里我做“老大”，或者是這個領域數一數二的專家。獲得很大的尊重，有穩定的收入，穩定的未來，會得到汽車洋房，有有薪假期，有和家人團聚的周末。這就構成了美國八十年代以后在實用主義指導下的中產階級一代人，他們被哲學理論救了，被杜威倡導的實用哲學救了。對于傳統的哲學，實用主義更加表現出注重實際、崇尚行動和鼓勵開拓的特點，那么這就形成了個人與社會、團體、公司和國家共同的一個積極環境。

皇明的理念，追求和諧的完美、物以稀為貴、求名求利求發展、崇尚自然等等，都是跟實用主義有關的。也是符合主流的，我們并沒有多么空洞的口號只要大家奉獻，但我們可以高入云端，為了子孫的藍天白云。低，可以腳踏實地，求名求利求發展。我們說最美是商人，最真是商人，現在的商人理念其實就是實用主義，商人講究價值最大化，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各種關系的平衡這就是實用主義，務實講究時效，同時又不限于現在。如果光考慮眼前快樂，只顧眼前不顧未來，到將來我們拼命地掙錢也不夠用了，很不合算。所以要平衡地計算未來，把大局小局進行最優化。珍惜現在就是關注未來，珍惜不遠的將來就要更加關愛眼前。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公司也是這樣。

從新教倫理到實用主義，從“五月花號”走下來的美國商人。清教徒深信勤儉致富乃上帝嘉許的美德。他們限制一切縱欲、享樂甚至消費行為，將金錢全部用在生產性投資和擴大再生產上。因此，在美國初期，不是聚斂和貪婪積累了財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長了社會財富。英國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約翰·衛斯理精辟地概括了清教徒的生活態度：“拼命地掙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捐錢。” 不能理解宗教，就不能真正理解人類文明。對于歐美文明而言，尤其如此。宗教改革是與文藝復興相輔相成的一種思想運動，新教倫理直接影響了一個新大陸。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紀念五月花號清教徒的演說上說：“三百年前到達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改變了這一塊土地的命運，也因而改變了這一個世界的命運。＂ 舊教認為，人是有罪的，需要到教會來向上帝懺悔，并且需要在教會的幫助下贖罪，以便得到上帝的寬恕。教會是獲得救贖的關鍵一環。新教則認為，上帝并不想救助所有信徒，而是有選擇地拯救一部分人，這部分人便是上帝的選民，其他人則只能成為上帝的棄民。任何個人生命的意義，任何個人是否受到了上帝的恩寵而成為上帝的選民，都隱于一種冥冥之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洞悉這其中的秘密。這樣一來，教士和教會就都被拋開了。人們一下子被拋向了茫然的荒野，沒有人幫助他，上帝也不聽他的呼喊，他只能孤獨地面對上帝預選的命運。這種既得罪教廷也不討好信徒的新教教義當然四處碰壁，但是迎合了新興商人的需要。新興商人在舊的教會秩序中本來就沒有什么地位，他們本來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尋求和奮斗，教會賦予他們的只有束縛和壓力。現在束縛和壓力解除了，每個人都平等地以自己的修為去面對上帝的選擇，大家都浪跡人間，都是孤獨的漫游者的形象。對世人而言，每個人在所扮演的角色中恪盡職守，并獲得最大成功，就是為上帝增加榮耀。財富不再是救贖的妨礙，相反，財富被看成是上帝的恩寵。財富的不斷增加，便意味著上帝榮耀的不斷增加。新教因此成了商人哲學的最好概括和總結。為了財富甘冒風險的商業冒險行為受到推崇，歐洲教徒一改溫馴的綿羊性格，涌現出阿伯拉爾、達伽馬、麥哲倫、哥倫布等一批著名的冒險家，他們繞過非洲的最南端，開拓了到達東方的新通道，他們發現了從不為歐洲人所知的美洲大陸，開啟了一片新的世界。信奉新教的清教徒認為“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喚＂，每個個體都可以直接與上帝交流，反對神職人員的專橫、腐敗和繁文縟節、形式主義。他們主張對照圣經，察驗內省，清心愛主，過簡單、實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結果備遭迫害，無處安生。1620年，一批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船駛向美洲，前往新大陸尋找宗教生活的自由。這群不是基于一種派別，而是基于一種共同的態度、共同價值觀聚集在一起的清教徒抵達美國后簽署了美國賴以立國的第一文本——《五月花號公約》，以“公平之法”奠定了美國憲政的基石。他們為了神之榮耀而立約，決心以推廣信仰為名，用更美善之秩序，籌建公民政體。什么是美善的政體呢？自英王查理二世手中得到賓夕法尼亞州的土地權的清教徒維廉·賓爵士認為：“引入最佳保護基督徒和公民自由的律法，以防止所有放縱的和不公義的作為，使得神有神的權利，政府有政府的權利，人民有人民的權利。” 1776年，杰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把這樣的人民的權利和政府的權利的關系看成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據的原則和組織其權利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有可能使他們獲得安全和幸福。1787年，以商人和律師為主體的制憲會議把“主權在民”的原則和“三權分立”的原則確定為立國的根本。“主權在民”和“三權分立”的思想源于英國的洛克，成于法國的盧梭和孟德斯鳩，但是真正落實到憲法并率先得到遵行的是在美國。正是因為政府的惡得到了最有效的遏制，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得到了最充分的保障，美國夢才真正具有不可抵擋的無窮魅力。美國強盛之根基實在于此。除了權力制衡，美國新秩序的建立與維系，還直接得益于清教徒的信仰情操。韋伯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充分闡述了清教徒嚴謹而高尚的情操是如何轉化并體現為一個國家立國的傳統和遺產的。美國早期領袖的人格特質，都能見證清教徒新移民專誠、感恩、嚴格律己、敬天愛人。美國的政壇人物較少感染腐敗，這除了嚴格的法律與新聞自由的監督外，也是源于先賢的傳統。清教徒工作倫理觀是以孜孜不倦的熱忱和信仰，用榮耀神的態度來完成每一件差事。“職業（Vocation）”這一概念，即發端于清教徒精神，Vocation含有宗教意義“召喚、神召”。在清教徒看來，職業亦天職，是上帝安排的任務，這也是職業一詞的最初定義，因此每個人要努力盡個人的本分。在經商營利活動中，清教徒認為人是上帝財富的托管人，人有義務使財富增值。他們要求取之有道，聚集財富一定要符合公義原則，要在商業中誠實守信、珍視信譽，擔當社會責任、扶持社會公正。他們以奉獻精神向社區回饋，創辦了哈佛等長春藤名校，以及無數私立學校、醫院、養老院、救濟院。今天的美國基金會林立，到處可以招募到義工、志工，這些都是以此種奉獻精神為基礎的。清教徒深信勤儉致富乃上帝嘉許的美德。他們限制一切縱欲、享樂甚至消費行為，將金錢全部用在生產性投資和擴大再生產上。因此，在美國初期，不是聚斂和貪婪積累了財富，而是克制和禁欲增長了社會財富。清教徒充滿熱忱，具有排除萬難爭取成功的非凡勇氣和信心，他們敢于創造和創新，不斷地開拓和征服。英國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約翰·衛斯理精辟地概括了清教徒的生活態度：“拼命地掙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捐錢。” 清教徒原本是個綽號，1567年首次出現，用以形容“過分謹慎、無可指摘、不作任何妥協的人”。但是來到美洲新大陸之后，清教徒為適應新的生活環境，開始懂得把原則和變通相結合，塑造了勇敢、機智、有正義感、有幽默感、既堅持原則、又圓通務實的美國人形象。今天的美國人不重思辯而重常識、重經驗、重實際。在美國的政治競選中，爭論的大都是非常具體的問題，極少抽象的意識形態之辯。美國人反權威、反傳統。他們既不承認思想的絕對權威，也不拜倒在領袖的權威之下。民眾對領袖有自由評判的權利，就是華盛頓、杰弗遜、林肯、羅斯福等享有崇高威望的總統也不例外。美國人注重實干，不尚空談。早年的拓荒精神一直延續下來，生活就是求生存求發展，適應和改造環境，使之更適合人類生活。美國的司法遵循習慣法的判例法原則，重在先例。美國法學思想的代表霍姆斯說過：“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這一點與英國同，與法國異。美國人習慣于合法改革而不喜歡暴力革命。除了在奴隸制問題上妥協失敗外，在美國幾百年的歷史中，每當社會發生問題、出現分歧時，總會掀起改革之風，公眾廣泛參與討論，協商解決的辦法，上下合作，合法地改變社會。政權在不同的黨派間移交時，也都能在法律的范圍內進行，各自尊重選舉結果而不必動用軍隊，訴諸武力。也許正因為美國存在著和平改革的可能性，所以避免了不必要的社會動蕩和暴力流血。美國工會也不同于法國工會，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他們追求的是現時現地的福利目標，遵循的是實用主義的改善路線。梭羅和杜威是美國思想的代言人。

第二篇：美國家庭教育理念

美國家庭教育理念

在美國，大多數孩子從呱呱墜地之日起，就被大人當作一個獨立的人看待。美國的父母從不勉強孩子去做某事，而是按照孩子的年齡特點，引導他們去做應該能做的事情。如不滿一周歲的孩子，當他們能自己捧奶瓶喝奶時，父母就鼓勵他們自己捧著奶瓶喝。喝完了，父母還向孩子道謝并加以贊許。

在美國，一般來說，孩子完成了高中學業，不管他們是進大學深造，還是走上工作崗位，就是他們離開家庭去獨立生活的時候了。因此，絕大多數美國青年在很小的時候（至少在別的國家的大人看來還小）就離開家而走上了自我奮斗的道路。他們之所以這樣年輕就走上了獨立這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他們很小的時候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關，與他們的家長的家教觀念有關。美國人的獨立性是從小就培養出來的，美國家長絕大部分都鼓勵自己的孩子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鼓勵他們去獨立完成。正因為如此，美國孩子很小的時候就有了強烈的獨立意識，同樣，他們也很早就具備了獨立生活的能力。

家長輕易不說“不”

美國7歲的女孩潔西卡駕機身亡的悲慘事件引起了全球范圍內的廣泛爭議。但潔西卡的母親在無比的悲傷之余仍然說：孩子想飛就讓她飛吧！我對潔西卡的要求從不輕易說'不'。”這是對自己教育理念的堅持，從這句話看來我們的這位傷心的母親盡管對女兒的死很難過，但她仍然對女兒的這種獨立行為很贊賞。事實上，西方的教育精神就是這樣。他們注重鼓勵、支持，陪伴孩子度過漫長的學習、訓練過程，而不太看重最終的結果。西方人一般不會在孩子想干什么時說“不”。比如孩子想拆一件玩具甚至于電視機，父母也不會發怒。因為這完全可以買一些舊貨來滿足孩子的要求。甚至當孩子看見人家開汽車，自己也想試試時，父母明明不贊成，也會請專業的賽車手來教。他們為的是讓孩子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懂得開車不僅是開得快，而且還要有體能、耐力的艱苦訓練。這樣既滿足了孩子的愿望又讓孩子在實踐當中明白了哪些該做、可做或相反。他們知道，簡單地說“不”，只能破壞親情關系，壓抑孩子的能動性，迫使他們轉入“地下活動”——到那時就悔之已晚。

由此可見，家長首先要尊重和鼓勵孩子的愿望，然后才考慮怎樣去尊重和鼓勵。在這個過程中，父母最應該注意的是了解孩子的真正能力。因為每個孩子的身心發展程度不同，有時孩子只是一種興趣，其實就其能力來講還達不到，這時為人父母的就更應該注意自己的幫助行為，保持他們的興趣，允許他們去嘗試和犯錯誤。但對于潔西卡那樣可能以生命為代價的情況，就不能完全讓他們決定了。

第三篇：江必新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進一步深化司法理念 積極創新工作機制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6月19日至20日在河南法院調研時強調，各級法院要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司法理念，積極穩妥地創新工作機制，堅持在法律的范圍內實現最大的社會效果。

調研期間，江必新認真聽取了河南高院以及商丘中院的工作匯報，對河南法院在行政審判、國家賠償、審判監督、執行工作方面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探索給予積極評價；對商丘市兩級法院積極開展巡回審判、認真貫徹“調解優先”的原則、司法便民等做法給予充分肯定。江必新還到商丘芒山人民法庭看望了基層一線審判人員。

江必新強調，面對紛繁復雜的形勢和任務，做好人民法院工作，必須要有正確的理念指導，各級法院領導和廣大法官要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司法理念的認識，要結合實際深刻領會精神實質，明辨方向，分清本末，貫徹到各項審判和執行工作中。在當前的工作中，特別要強調以下幾個觀點：一是要堅持司法的人民性。人民性是社會主義司法的根本屬性。建國以來我們就始終強調司法的人民性，但在不同的時期，人民的含義和范圍不同，司法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不同，強調人民性的側重點和工作重心也不一樣。當前，強調司法人民性特別是要堅持以人為本，司法為民,把維護好人民群眾權益作為司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二是要強調實質法治。實質法治強調法治和正義的高度結合，強調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的統一，強調實現法律的目的。實質法治要求司法行為不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要正當。三是要樹立能動司法理念。“徒法不足以自行”，沒有人民法院和法官能動作用的發揮，法律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貫徹執行，法律的目的很難得到正確的實現。能動司法也是司法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堅持能動司法，也要符合司法的基本規律，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堅守司法的底線。四是要高度重視司法的可接受性。實踐證明，單純依靠國家的強制力來保障法律實施從來都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只有提高司法的可接受性，才是保障法律實施的真正強大的內在力量；只有被人民群眾廣泛認可和遵從，司法才能贏得公信，司法才有權威，二者相輔相成。當前，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積極倡導調解、開展巡回審判等方式，就是讓人民群眾能夠心悅誠服地接受司法裁判。因此，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擴大司法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必須高度強調司法的權威性、規范性。五是要追求司法效果的最大化。司法效果包括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二者是有機的統一，密不可分。法律本身就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法律本身就包含著對社會效果的綜合考量，依法裁判本身也是社會效果的要求。因此，必須堅持在法律的范圍內實現社會效果的最大化。

江必新指出，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經濟體制轉型、整個社會結構在轉型、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轉型、社會觀念在轉型，新情況、新問題大量出現，人民群眾對司法的需求越來越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如果不進行改革創新，就很難適應時代的要求，很難適應人民群眾的需要，就很難做好司法審判工作。改革創新就是興利除弊，尤其要著眼于“除弊”，只有著眼于“除弊”，改革創新才會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改革創新要事先把可能導致的弊端考慮清楚，并制定

應對措施。改革創新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通過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因素來推動改革創新，確保改革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改革創新還要善于在法律之內尋求支撐點，以確保改革措施的可持續性和連續性。

第四篇：第12章 美國的聯邦主義

第十二章 美國的聯邦主義：制度安排及公共政策

1．美國的聯邦主義制度

（1）真正意義上的聯邦制國家是中央政府及其地方政府都行使獨立的自治權，都分別選舉自己的官員，都向自己轄區內的公民征稅以提供公共服務。而且，聯邦主義制度要求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都由憲法予以保證，如果沒有得到雙方人民的同意，其權力就不能改變。

（2）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德國和瑞士都被認為是聯邦制政體，而英國、法國、意大利和瑞典則不是聯邦制國家。后面這一組國家被認為是單一制。

（3）如果中央政府的權力依賴于或來源于地方政府，那么這種政體就被認為是邦聯制。2．為什么選擇聯邦主義制度 聯邦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反對專制與保護權利

“共和政體的原則”本身——定期選舉、代議制政府、政治平等，并不能夠充分保護個人的自由權利。由國家創始人設計的最重要的防范性措施是聯邦主義制度，它被視為對大政府進行約束的重要源泉。他們尋求建立一種政府體制，把“相互對立競爭的利益集團”結合在一起，通過政府之間以及政府官員之間的相互競爭來實現對政府和官員的制約。

（2）政策的多樣性

聯邦主義繼續允許存在政策的多樣性。整個國家并不是由完全統一的政策所束縛，也不要求每個州和社區都必須遵從這一政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能更勝任處理本州和地方的特定事務。

（3）對沖突的處理

聯邦主義制度有利于處理政策沖突。允許州政府和社區有權制定、執行自己的政策，可以減少由中央政府決定一切而給華盛頓帶來的壓力。聯邦主義還允許公民在州和地方政府的層次上決定一些事情，從而可以避免在全國實行單一政策所引起的斗爭。

（4）分權

聯邦主義主張分權。權力的廣泛分散通常被認為是防止專制的保護手段。（5）增加參與

聯邦主義擴大了政治參與。它允許更多的人參與競選并擔任政治職位。（6）提高效率

聯邦主義有利于提高效率。所有事情都交由中央政府來處理是不可想象的。（7）確保政策的回應性

聯邦主義鼓勵政策的回應性。多元的、相互競爭的政府，與單一壟斷的政府相比，對公民的態度更具敏感性。

（8）鼓勵政策創新

聯邦主義鼓勵政策的試驗與創新。聯邦主義曾一度被認為是激進主義的工具。3．政治與制度性安排

自由主義者傾向于擴大聯邦政府的權力。他們認為，聯邦政府可以行使權力來結束歧視、消除貧困、減少貧民區、確保就業、提高被壓迫者的地位、教育大眾、治療疾病等，從而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

保守主義者則尋求把權力返還給州和地方政府。他們對聯邦政府能夠做善事表示懷疑，增加聯邦政府的權力并不是有效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認為政府應該是小規模的、可控制的，與人民保持密切聯系的。

（1）制度上的競爭與政策偏好

政策的決策權幾乎總是集中于華盛頓，用聯邦政府精英的政策偏好代替州和地方政府官員的偏好。聯邦政府的干涉通常是在政策層面上考慮的——主張在聯邦政府占主導地位的目標和優先考慮的事項也應該在全國實行。

（2）把收益集中到有組織的利益集團 與87000個州和地方政府相比，聯邦政府更可能會反映國家最強大、最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政策偏好。

（3）把成本分攤給沒有組織的納稅人

全國選民的規模允許利益集團把獲得集中的、特殊的利益而花費的成本分攤在廣大選民身上。成本分攤對于利益集團的成功是非常關鍵的。

4．美國的聯邦制：主題的變革

（1）以州為中心的聯邦制（1787—1865年）

從1787年憲法實施到內戰結束這段時期，州是美國聯邦系統中最重要的單位。聯邦政府至高無上的地位經常受到置疑。

（2）雙重性的聯邦制（1865—1913年）

聯邦政府將其精力集中于授予的權力上——國防、外交、關稅、州際商業、貨幣、度量衡、郵政和郵路、批準新州加入等。州政府則決定國內的重要政策問題——教育、福利、醫療和刑事司法等。這種政策責任的分配曾經被比作是“分層蛋糕式”聯邦制，其中，地方政府在底層，州政府居中層，聯邦政府位于頂層。

（3）合作關系的聯邦制（1913—1964年）

在20世紀上半葉，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的責任劃分逐漸模糊了。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呈現新型關系模式，并被稱為合作式的聯邦制。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都要履行福利、醫療、高速公路、教育和司法等領域的職責。這種政策責任的融合被比喻為“花紋蛋糕式的聯邦制”。

（4）中央集權的聯邦制（1964—1980年）在中央集權式的聯邦制度下，州政府的角色就是對聯邦政府的政策給予回應并遵從聯邦制定的規章，這些是得到聯邦資金支持的條件。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僚制等級也變得更加明顯了。

（5）新型聯邦制（1980—1985年）

試圖把權力歸于聯邦政府而把責任歸還給州和地方政府的模式，被稱為新型聯邦制。即減少聯邦政府對國內事務的干預，鼓勵州和市政府承擔更多的政策責任。這些做法包括：把許多分類用途的財政補貼進行合并，以減少資金上的阻礙，結束在稅收上的分擔，減少州對聯邦稅收的依賴。

（6）強制型的聯邦制（1985—？）

在1985年的加西亞決議中，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所有的障礙，使得國會可以對傳統上屬于州的“保留權力”范圍的事務進行直接立法。最高法院改變了以前國會不能對州和地方政府事務進行直接立法的規定，對州政府權力的唯一保障是，保留州政府在選舉美國參議員、眾議院議員和總統中的權力——這就是所謂的“代議制聯邦制”。

（7）代議制的聯邦制

隱藏在“代議制聯邦制”背后的理念是，聯邦制是根據州政府選舉眾議院議員和總統的職責而被界定的。美國保留著聯邦體制，是因為聯邦政府的官員是從下級政府選舉出來的——總統選舉是通過把選舉團的投票在各州之間進行分配來實現的，國會成員的選舉是根據各州的人口進行代表的分配，分給每州兩個議席。

（8）聯邦的優先權

①美國憲法的國家最高權力條款規定，聯邦法律優于州的法律，并且允許國會通過聯邦法律來決定，在特定的領域里州的法律是否處于優先地位。②從整體優先權來看，聯邦政府擁有特定領域的所有管制權力；部分優先權規定，在同一領域里，州的法律只有在同一問題上不與聯邦法律沖突的條件下，才是有效的。另一種形式的部分優先權，即標準化的部分優先權，允許州在聯邦政府作出規定的領域進行管制，前提是州的管制標準至少要與聯邦政府的規定達到同等的嚴厲程度。

（9）聯邦的委托授權

聯邦的委托授權是，聯邦直接命令州和地方政府完成某項特定的任務或提供特定的服務，或者要求州和地方政府在履行職能時遵守聯邦的法律。

（10）“沒有經費”的委托授權

聯邦政府的委托通常給州和社區政府增加沉重的負擔和成本。如果聯邦沒有提供資金來支付這些成本，這種委任管理就被稱為“沒有經費的委托授權”。

5．金錢與權力流向華盛頓 金錢和權力總是并行存在的。當機構獲得財政資源的時候，他們就會變得更加強大有力。權力在華盛頓的不斷集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聯邦政府的財政資源不斷增加的結果。

（1）聯邦援助基金

聯邦的援助基金一直是聯邦擴張權力的主要手段。美國聯邦體制下的中央集權的趨勢不大可能得到永久性的控制或逆轉，而且總統或眾議院的議員也不大可能永遠采取行動來限制聯邦的權力。

（2）聯邦援助的目的

幾乎在州和地方政府活動的每一個主要領域都會得到聯邦的援助。正是因為援助的規模和種類如此眾多，以致缺少關于它們的可獲得性、目的性和要求的信息。

6．聯邦主義制度復興了嗎

對聯邦主義的爭論與美國本身的歷史同樣久遠。而且隨著時間的發展，權力逐漸地流向了華盛頓。

（1）福利改革和“權力下放”

“權力下放”即聯邦政府的職責下放給州政府。福利改革成為權力下放的關鍵。自羅斯福新政開始，聯邦就用現金來保證實施“對有子女家庭補助計劃”，低收入母親和孩子能夠享受到聯邦給予的福利基金。但在1996年結束了長達60年的聯邦福利。

（2）最高法院中聯邦主義的復興

近來，美國最高法院的一些判決表明，起初在憲法上對聯邦主義的設計有部分的復興。1995年，最高法院六十多年來第一次發布了它的觀點，承認對國會在州際商業中的權力加以限制，再次強調了國家的締造者關于聯邦政府只享有在憲法中列舉出來的權力的理念。

7．各州公共政策的比較

美國各州為公共政策的比較分析以及對公共政策中決定性因素的假設檢驗，提供了很好的背景。

（1）州的同化

隨著時間的發展，各州之間的經濟差別逐漸縮小，這被稱為各州的“同化”過程。（2）各州政策持續存在的差異 然而，各州之間的政策差異并沒有隨著時間的發展而逐漸減少。還沒有證據表明各州之間的政策偏好正在趨于一致，即便是聯邦的干預也沒有強制各州實行統一的政策。

（3）經濟實力與公共政策

經濟學的研究很早就揭示了，公共政策與一個社會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8．制度與公共政策 在政治上，符合憲法的決定與政策結果從來是不能分開的。人們都知道各種各樣的制度安排會產生什么樣的政策結果。公民和政治領導人一樣，始終使憲法上的問題服從于當前的政策需要。

（1）公眾對制度和政策的看法 美國人一般更喜歡本地的政府。但矛盾的是，美國人卻希望聯邦政府在許多特定的政策領域里擁有更多的權力。

（2）政府間的競爭與公共政策

我們來考慮一下政府間的競爭對不同類型的政策產生的影響。政策按照其功能可以劃分為分配型、發展型和再分配型這樣幾種類型。分配型的政策主要是指導生產和向消費者分配公共產品和提供公共服務。發展型的政策是指那些直接促進州和社區的經濟福利的政策。再分配型的政策是為了改變財富的流向，使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受惠，以滿足平等的要求而設計的政策。

（3）分配型的政策

聯邦制直接強化了政府的分配職能。分權制使得政府能夠提供滿足各種需求的服務。通過多種政府提供不同種類、不同價格的公共服務，可以實現全體公民更高的滿意度。競爭促使政府在分配活動中更有效率，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務。

（4）發展型的政策

聯邦制和政府間的競爭促使州和地方政府去關注其稅收和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且直接參與發展經濟的活動。州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傳統上集中于提供物質基礎設施，但現在，各州未來的經濟增長可能更多地依賴于州政府對智力基礎設施的投資。

（5）再分配型的政策

政府間競爭的最嚴峻挑戰來自再分配的政策。政府間的競爭是否會傷害貧困人口的爭論停留在搭便車的問題上：相互競爭的州和地方政府會把福利水平設置的低于本地區公民的真實需要，他們擔心如果福利較多，其他地區的貧困人口就會遷移到本轄區。結果是，政府限制了他們的福利供給，使之相當于或者低于鄰近州的福利水平。

第五篇：美國一流大學的理念

美國一流大學的理念

北大改革，爭論得沸沸揚揚。但遺憾的是，焦點都集中在誰該拿飯碗的利益之爭上，很少涉及“大學的精神”這樣實質性的問題。其實，中國大學的精神，乃至中國文化的精神，都應借此有一番改造。但這番改造，首先必須要學習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理念。

一位西方教育家講過，大學的本質，在于把一群優異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讓他們的創造力互相激勵，產生使他們終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專著，還在次要。重要的是，大學的教學，怎么為年輕人創造一種更有成效的互相激發智慧和創造力的環境。

這一基本精神，和中國大學的精神就很不一致。中國大學是傳播知識，我說你聽，好好記筆記、好好考試。本科4年大課一上到底。很少有討論班，很少寫期末論文。知識不少，但創造力貧乏，出來常常適應不了社會。一些本科畢業的優異學生，到了美國的名校，常常無從適應。特別是文科學生，表現令人失望。

美國的一流大學，本科高年級都要上討論班。研究生的課基本都是討論班。筆者在耶魯大學讀了這么多年，竟一次大課沒有上過，上的全是討論班。這種討論班，五六個或十幾個學生與教授圍坐在一起，就自己的閱讀各抒己見，教授只是起引導協調的作用。這就是所謂年輕人智慧的互相激勵。本科生的大課，其實也離不開討論班。因為雖然每周坐在階梯教室聽課，但聽完還要參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討論班。可以說，討論班貫穿大學教育的始終。

在這樣的環境下，每個受教育者都成了教育者，每個學生不僅有學的義務，更有為課堂討論作貢獻的壓力。所以，當畢業后突然被要求為社會貢獻他們的智慧、而不是僅僅學習時，他們不感到突然。他們已經在討論班上習慣了。而且，他們有和教授“過招”的機會，教授的權威也就相對化。

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學生來源的多元化，而不是以考分單一劃線，變得特別重要。因為不同背景的學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階層、種族、文化中的經驗帶進課堂。社會各個集團的思想在這里交鋒、整合。大學實際上也是社會的黏固劑。

這樣的大學精神，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精神。美國的孩子從小就受之熏染。我女兒從1歲就上當地的幼兒園，現在快到4歲，幼兒園卻不教認字。而國內比她小的孩子就已經很有“學問”了。認字不說，什么“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呀，什么“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呀。可女兒全無這些壓力，每天幾個同齡孩子坐在一起，邊玩邊談話。一日，一個大一歲的孩子突然問：“我們是怎么來的？誰造了我們？”另一個孩子回答：“上帝造了我們。”女兒馬上問：“誰造了上帝？”討論沒有結果，似乎也沒有什么知識的積累。但這種討論，要一直跟著她進大學。

回想這樣的討論班，在我們上北大時，只有晚上圖書館占不到地方，幾個好友決定在宿舍“放縱”一下時才有。而且這么聊一晚上，事后常常有負罪感，覺得誤了功課。直到畢業多年后，才意識到那幾個晚上的聊天是在北大最有價值的經歷。如今許多知青出身沒有上過大學的學者能比一些享受了優越得多的教育的后生有創造力，除了個人因素外，和他們干完農活后地頭的這類“討論班”大概也不無關系。

《論語》和《理想國》，兩者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寶，但其風格卻似乎預定了中西文明的傳統。《論語》是年紀越大越讀得有滋味，對孔子的敬意越多。不過有一點，讀《論語》你總要面對一個大權威。《論語》中，常常一方是圣人的訓話，一方是受訓者小心問老師應該如何如何。孔子比別人高的地方在于他知道的最多。

《理想國》中的蘇格拉底則全然不同。他有名的話是：“我一無所知，惟一比你們知道得多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他用他的問題，把那些自以為知道的人逼入絕境，面對自己無知的真實面目。

如果說中西大學真有什么不同的理念的話，那中國大學的理念是孔子式的，西方大學的理念是蘇格拉底式的。在這種不同理念的背景下，北大改革的切入點就很好解讀。所謂“一流的學生，二流的老師”之說，是否符合實際先且不論，卻生動反映了我們中國大學的理念：老師一定要比學生高出許多。北大的改革計劃，其實就是一個創造現代孔夫子的運動。什么名校博士呀，什么國際論文呀，一定要把最大的權威請來，往幾百人的課堂上一站，鎮得學生連大氣也不敢喘。

事實上，就算美國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也并非沒有問題。耶魯一位出身人文學院的博士對耶魯的本科教育就批評說：“你想想看，耶魯教授的名氣，大得如同神靈一般。一個高中剛畢業的學生見了他們，話也不敢說。等到了四年級慢慢醒過來、有點信心和教授交流時，也到了畢業的時間。與其如此，還不如到人文學院這樣的小地方，和教授與同學一起像家庭一樣地過幾年，學到的東西反而多。”

其實，哈佛、耶魯這些名校，對這方面的問題也很有意識，所以嚴格限制課堂里的上課人數。平均課堂人數一多，排名就下降。道理也在這里。

如果能夠學習人家這樣的理念，北大完全可以以更小的陣痛進行更有實質的改革。比如，老師人數過多，正好是為增加小型討論班提供了機會，教學質量也會提高。國家給北大十幾億，北大用來做什么呢？請百萬元教授嗎？其實，在美國，衡量一個一流大學的重要標準，是給學生獎學金的數量。普林斯頓這方面最富，甚至取消了學生貸款，全部代之以獎學金，在大學排名中頻頻領先，給哈佛、耶魯巨大的壓力。

事情明擺著，在大學里教書的，不僅是教授，還有學生本身。給得起錢，才請得起那些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付不起學費的學生來上學（同時教學）。富家子弟才能了解社會底層是怎么回事。在一個社會產生分化、各階層日益隔膜的時期，獎學金可以把社會底層的優異子弟的智慧和經驗帶進大學。這是名牌教授所無法提供的財富。

我1979年進北大時，“文革”剛結束，一批比我們這些剛畢業的高中生大10歲左右的知青和我們同班。這些人在農村呆了10年，社會經驗豐富，實際上成為我們在北大最好的老師。現在的北大學生成分就單純多了。從這個角度說，北大是學生“師資”的水平下降了。

周其仁所謂的“北大對不起學生”，并不在于他講的用“二流老師”教“一流學生”，而在于北大還沒有把社會各階層的一流學生聚集在一起。更沒有為這些學生互相激發彼此的聰明才智提供機會。（好范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