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于整體主義方法論和理念主義世界觀

基于整體主義方法論和理念主義世界觀,溫特建立了他的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這一架構包含了溫特建構主義的兩個重要原則:一是認為國際政治的社會性結構不僅影響行為體行為,更重要的是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二是反物質主義原則,即: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不僅是物質性建構,更是社會性建構①。以此為基礎,溫特提出了建構主義思維范式下的國家利益理論。

一、溫特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國際體系無政府性的顛覆遵循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將分析國際關系的基本變量簡約為兩個: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家行為,二者的關系是:國際體系結構影響國家行為②;新自由制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也將分析國際關系的基本變量簡約為兩個:國際制度與國家行為,二者的關系是:國際制度影響國家行為③。以上兩種學派的基本著眼點都是國家行為,所不同的是影響國家行為的因素,新現實主義認為是國際體系結構,而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認為是國際制度。雖說兩種學派在影響國家行為的因素上存在分歧,不過,雙方都認為,不管是國際體系結構還是國際制度對國家行為的影響,都是基于一個前提:即國際社會是無政府性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關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則④,基歐漢以無政府性為起點研究國際制度,把無政府性視為“表述了國際政治的特征”的基本體系要素⑤。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可派生出兩種結果,一是使得國際體系必然是自助體系,二是使得國家必定推行權力政治。與之相反,溫特則認為自助性與權力政治的產生與存在不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導致的,而是國際體系成員的互動進程和實踐活動導致的,從而從思維范式上顛覆了過去主流理論的根基。首先,關于無政府性是否導致自助性。溫特的看法是:體系是否體現自助性不在于它是否是處于無政府狀態,而是取決于成員間的身份關系⑥。而成員間的身份關系也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為體間的實踐互動來建構。行為體間的身份決定著接下來所采取的行動,如果是敵人則體現行為中的自助性,如果是朋友則體現行為中的助他性。可見,產生自助或是他助的根本原因不是無政府性。其次,關于無政府性是否必然導致權力政治。溫特指出,權力政治是社會建構,不是無政府性必然派生出來的結果。他使用了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沒有預先的互動經驗,那么他們第一次相遇的時候不一定非要感到對方是在威脅自己。如果第一次相遇時他者發出的信息是威脅性的,自我才會感到威脅;如果他者發出的信息是友好的,則自我感到的就不是威脅的。可見,只有在雙方接觸后才能確定他者對自我威脅與否,而這些不是由無政府性確定的,而是在雙方互動過程中確定的。這樣一來,我們看到,國際體系中的自助性和權力政治并不是由無政府性決定的,從而否定了無政府性是國際關系第一推動的命題。在溫特看來,導致自助性和權力政治的關鍵還在于觀念,他指出,“無政府狀態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⑦之所以溫特要對傳統思維范式進行革命,是因為:溫特試圖建立一條介于理性主義和反思主義之間的所謂中間道路,取兩派之長,棄兩派之短,使國際關系理論成為一種既考慮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又堅持科學實在論的理論體系。用溫特自己的話來說,他的目的是在理性主義和反思主義間建立一座橋梁,這一橋梁或曰中間道路就是社會建構主義⑧。

二、溫特國家利益理論的建構在顛覆了主流學派關于國際體系以無政府性為前提的假定,并提出無政府性是由國家間的共有觀念造就的理論后,溫特開始嘗試通過新的視角建構國際體系及國際關系理論。那么,溫特是如何建構其理論,在其理論建構中又是如何體現其國家利益理論的呢?在建構其理論的過程中,與主流學派理論堅持的物質性因素對國際體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理論不同,雖說溫特仍然承認物質性因素的作用,但是,他更強調觀念因素的作用,由此,形成了溫特建構主義理論的第二條原則:反物質原則。在物質性因素與觀念間的關系上,溫特強調物質性因素只有通過行為體的共有觀念才能產生影響行為的意義。這樣,關于國家利益理論,溫特也突破了以往以無政府性為前提的認識,而是以建構主義為前提重新提出了國家利益的確定原則、基本內容等理論。第一,在國家利益的確定原則問題上,溫特之前的國際關系理論及實踐中,都堅持國家利益是以物質性因素為前提的,是在此基礎之上建構的,先于國際體系而存在;而溫特的建構主義則認為國家利益是建構出來的,不是物質性因素建構的結果,而是觀念建構的結果。二戰結束以后,現實主義學派理論盛極一時,其代表人物摩根索提出“歷史證實:,政治家是按照權力來規定利益的概念并進行思考和行動的”⑨,這表明,一國權力有多大,國家利益就有多大,權力與利益是一致的。而體現權力的重點在于經濟、軍事等物質性力量,所以那時的各主要國家紛紛通過擴張軍備提升實力,從而獲得與之相當的權力。進入70年代,隨著第三世界力量的發展壯大,國際社會的特點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作為一個體系,國際社會中的組織、制度及國與國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因素對于國家利益的確定以及實現的影響越來越大,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中心的理論也在逐漸被超越,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從新的思維范式出發確定了與過去不同的國家利益內容和實現原則。其中,以肯尼斯·華爾茲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學派提出,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在實現安全的手段上,華爾茲提出,某些國際后果產生的原因不僅有單位層次上的,同時還有結構層次上的⑩。這樣,在新現實主義看來,國家利益的內容及實現不能僅從國家實力及零和博弈理論角度去理解,而應增加進結構的因素。而以基歐漢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認為,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不能夠對國家的許多行為做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在相同的條件下,以國際制度為標志的體系進程也會產生重要的因果意義○11。這樣,對于國家利益內容的確定及實現上在強調權力分配的同時,它也同樣強調國際制度的影響。與摩根索過分強調國家單位的物質性因素對權力分配及國家利益的影響不同,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則更強調體系內結構及制度等物質性因素對于權力分配及國家利益的影響。雖說二者在側重點上尚有分歧,但二者與摩根索的經典現實主義一樣,都強調物質性因素在國家利益理論中的決定作用,忽視觀念因素的影響。對此,溫特指出,“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權力和利益是國際政治的動力,認為觀念只能起到無足輕重的解釋作用,這是物質主義的理論假定。這種觀點的問題是它把觀念僅僅作為單純因果理論中的另外一個自變量,認為脫離了觀念,權力和利益照樣具有重要的作用”○12。溫特強調,觀念最重要的作用是建構作用,不是因果作用,權力之所以具有意義和內容并因之產生作用,首先是因為觀念使然。當然,溫特這樣說并不是要否認物質性因素的客觀存在,而是反對把物質性因素的客觀存在作為解釋行為體行為的惟一和最主要原因的單純物質主義觀點。溫特認為客觀因素只有通過行為體的共有觀念才能夠產生影響行為的意義,才能具有實質性的內容,從而確定了觀念在行為體身份及利益構建中的核心地位。基于上述認識,溫特認為,國家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結構,不是先天給定的,而是由體系結構建構的,在建構的過程中,觀念性因素起了決定性作用。為了更好地說明國家利益,溫特還引入了國家的身份和行為概念,這些概念間的關系如下。首先,觀念決定國家間身份。國際社會中的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只有在第一次相遇后才會形成雙方之間的共有觀念,這一共有觀念在性質上有三種可能,一是相互敵對,形成霍布斯文化,二是相互競爭,形成洛克文化,三是相互友好,形成康德文化。不同的共有觀念界定了雙方不同的身份,如果雙方的共有觀念是敵對的,那么雙方之間的身份就是敵人;如果雙方的共有觀念是競爭的,那么雙方之間的身份就是對手;如果雙方的共有觀念是友好的,那么雙方之間的身份就是朋友。其次,國家間身份決定國家利益。利益是以身份為先決條件的,沒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自我和他者身份確定的同時,雙方各自的利益也隨之明確。在相互敵對的霍布斯文化中,雙方會各自形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戰爭的狀態”,雙方陷入安全困境,其利益主要通過零和博弈體現出來,即一方利益所得等于另一方利益所失;在相互競爭的洛克文化中,雙方會形成“生存也允許別人生存”的邏輯,這樣會在尊重對方生存前提下確定自己的利益;在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中,雙方會形成“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的邏輯,一國所確定的利益既有事關自我生存的利益,更有事關整個集體的利益。再次,國家利益決定國家行為。行為是維護利益的,有什么樣的利益就會有什么樣的行為。在相互敵對的霍布斯文化中,因雙方確定的利益以零和博弈為主要特征,形成安全困境,受此影響,必然產生自助、無限使用暴力和權力政治等行為;在相互競爭的洛克文化中,因雙方的利益以承認對方生存權為前提,所以會產生維護主權、有限使用暴力、注重絕對收益等行為,軍事作用雖仍在發揮作用,但比較霍布斯文化類型,其作用弱化;在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中,因一國利益中既包含維護生存利益內容,又包含維護集體利益內容,所以在維護利益的行為上主要體現為非暴力及互助原則下的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體系○13。在國家利益的內容上,溫特認為國家利益包括“國家—社會復合體的生存、獨立、經濟財富和集體自尊四種客觀利益”○14。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認為生存是國家惟一的利益。新自由制度主義代表人物喬治和基歐漢指出國家利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生存、獨立、經濟財富。溫特認為,應該在此基礎上再加上第四種利益,即“集體自尊”。對于集體自尊,溫特認為它是“指一個集團對自我有著良好感覺的需要,對尊重和地位的需求”○15。每一個集體都會有其自身的共同利益,這一共同利益理所當然地成為參加國國家利益的有機組成部分,任何一個成員國都有義務維護集體的共同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維護—80—了集體共同利益就等于維護了參加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反之,如果該集體共同利益受到損害,不僅是集體自尊受到損害,更是集體中每一成員國利益受到損害。基于以上對于“國家—社會復合體”背景下國家利益各內容的理解,溫特指出,如果國家—社會復合體要得到安全,就必須滿足這四種利益。雖說有時這些利益間會產生矛盾,需要確定孰先孰后,但是從長遠觀點來看,所有四種利益必須得到實現。如果國家做不到這一點,就會逐漸滅亡。

三、溫特國家利益理論評析溫特的建構主義自產生之日起就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焦點,對它的評價也非常多。本文著重研究溫特建構主義背景下的國家利益理論,在研究中我們認為:第一,因為思維范式的革命,溫特的國家利益理論與過去主流學派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體現了一種理想主義色彩。從國家利益的確定原則上看,強調國家利益是建構的,而非先天自生的,增強了國家利益內容的確定性、合理性,它堅持從整體主義視角上協調不同行為體間的利益沖突、利益矛盾,從而化解沖突、矛盾。比照于過去國家利益理論的極端利己性,它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從國家利益的內容上看,增加了集體自尊內容,從而使得一國國家利益的內容由過去只注重生存、獨立、經濟財富擴展到集體自尊,將前三者置于集體自尊前提下,堅持只有這四個方面共同存在才有意義。比照過去的國家利益理論,它加進了集體主義、整體主義色彩,如果真能實現的話,必將減少國際社會中的爭斗,有利于國際社會的穩定。第二,溫特的國家利益理論尚不十分全面。在溫特的國家利益理論中并沒有涉及國際組織的作用和影響,而在今天隨著全球化的沖擊和影響,各種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一定程度上對于國家利益內容及實現手段的建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對此,另一個建構主義學者費麗莫給予了補充。費麗莫提出,不認識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結構,我們就不能認識國家需要什么,國家利益的再定義常常不是外部威脅和國內集團要求的結果,而是由國際共享的規范和價值所塑造的,規范和價值構造國際政治生活并賦予其意義○16。第三,溫特的建構主義國家利益理論尚存在部分模糊之處,主要有:其一,結構中共有觀念的確定至關重要,在溫特的理論中對于行為體間的觀念的確定論述較多,也很充分,不過,關于如何確定一個集體的共有觀念,并使之具有代表性溫特論述較少。其二,關于這一點即當集體成員國維護集體自尊與維護其生存、獨立、財富利益發生沖突時,成員國應如何處理,溫特的論述也較模糊。注 釋①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歐洲》,2001(3)。②④Kenneth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otics,New York:RandomHouse,1979·③RobertKeohane and JosephNye,Powerand Interdependence,Glenville, IL: ScottForesman, 1989·⑤○11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⑥⑦⑧分別見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328頁,第41頁,第19頁。⑨漢斯·摩根索,《國家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頁。⑩肯尼斯·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中文版《序言》,胡少華等譯,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12○13○14分別見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文版《前言》,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頁,第289—290頁,第303頁。○15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95頁。○16瑪莎·費麗莫:《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袁正清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第二篇：生態主義

生態主義

這里講的生態主義（Ecologism），又稱綠色政治學（Greenpolitics）、環境政治學（Environmental politics）和生態政治學（Ecologicalpolitics）。是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興的政治思潮。是以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以反對傳統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人類社會內部不同群體、不同階級、不同種族、不同國別之間新型關系為內容，是一種突出強調人類整體利益和未來人類利益的新的綠色政治運動。

第一節 生態主義的由來和發展

生態主義形成于20世紀60-70年代。歷史背景：

（一）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看，資本家為了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潤，采取了對環境不負責任的態度。

從資本主義的消費方式來看，資本主義生產所提倡的高消費的生活耗費了世界上的大量資源，并帶來大量不必要的環境污染。

從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重要動力科學技術來看，現代科學技術是把雙刃劍，它一方面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某些危害生態平衡和人類健康的負面效應。

（二）資本主義社會和階級結構的新變化。在科技革命的推動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基本上從工來社會進入了后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出現了一支龐大的中間階級隊伍。這個中間階級隊伍既不同于傳統的工人階級，也不同于過去的中產階級，其自身的構成和政治要求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第一，普遍接受良好的教育，對社會提出新要求。第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點發生了轉移。第三，參與政治的方式發生了變化。

（三）公眾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不滿情緒。生態主義政治是人民群眾對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傳統左翼政黨奉行的改良政策不滿的產物。

（四）傳統對外政策對和平的威脅。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集團和以蘇聯為首的華約軍事集團形成了尖銳的軍事對立，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軍備競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尤其是核武器的競賽，直接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安全。歐洲地處東西方對峙的焦點，戰爭的陰影時刻籠罩著這一地區。同時，歐洲又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人們對戰爭與秤問題更為敏感。由引，在西歐各國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和平反戰運動。

發展：隨著綠色政治運動規模的擴大，綠色和平主義斗爭的主題和內容發生了變化，從早期的動員、宣傳群眾，喚醒社會的生態意識轉為以將生態價值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社會實踐，綠色和平主義者積極參與政治，努力改變國家經濟、政治的發展進程和方向，斗爭內容的轉換使得綠色和平主義早期所采取的遠離議會、遠離國家決策程序的斗爭形式無法再適應新形勢，所以建立統一的全國性政黨漸漸提上了各國生態運動的政治日程。

第二節 生態主義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流派

一、生態主義的基本特征

第一，生態主義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無論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還是別的什么政治派別，只要認同生態主義的基本主張，都可以成為生態主義的成員。

第二，生態主義崇尚一種新激進主義，或者“新烏托邦主義”。生態主義否定工業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及其制度，追求建立一個自然和社會生態平衡的美好的“綠色社會”，其現實性受到西方社會的廣泛懷疑和攻擊，不可避免地戴上了烏托邦主義的政治標簽。

第三，生態主義的思想方法上贊同整體論，反對以培根、笛卡爾、牛頓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學的分析—歸納方法，特別是機械的線性思維方式和原子論觀點。

第四，在哲學立場方面，生態主義者信奉一種后物質主義，批判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無止境的物質追求和物質享樂主義傾向。

二、生態主義的主要理論流派

（一）初期的派別

初期的綠色和平主義至多可以粗略地分為激進派與溫和兩大派。激進派屬于綠色和平主義中的理想主義者，主要是一些綠色政治理論家，激進派表達綠色政治的理想或者終極目標，強高綠色政治內部的一致性以及與其他政治思潮的區別，認為必須拋棄工業資本主義的整個體系才能實現世界的綠化，激進派的主張常常被稱為“深綠政治”。

溫和派屬于綠色和平主義中的現實主義者，主要是一些綠黨政治家，他們出于政治需要，強調綠色政治兼容并包的一面和由此產生的勃勃生機。常被稱為“淺綠政治”。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主要派別

20世紀80年代，綠色和平主義運動中出現了生態社會主義、生態自由主義、生態激進主義、生態現實主義的劃分。

生態社會主義認為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已被資本主義化和物質主義化，無法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目標。

生態自由主義強調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認為環境問題的出現是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工業文明中出現的共同現象，而并非資本主義制度的獨有現象。

生態激進主義包含了生態原教旨主義、生態理想主義、生態自治主主義、生態無政府主義、生態烏托邦主義等多種不同的派別。此派最根本的特征是徹底反對現行的工業制度和社會政治制度。

生態現實主義奉行的改良主義路線，類似于社會民主黨人所奉行的漸進改良主義。

（三）“綠色綠黨”與“紅色綠黨”

所謂“綠色綠黨”即生態運動中以無政府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主張生態中心主義的派別，包括生態原教旨主義、生態無政府主義者和生態自由主義者等。所謂“紅色綠黨”，即生態運動中以社會民主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主張生態社會主義的派別，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

第三節生態主義的基本主張

一、綠色哲學

綠色哲學與傳統哲學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確定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如何評價人類用以征服自然的手段（科學技術）。它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關于科學技術的評價。

二、綠色政治

在政治領域，綠色和平主義者的回歸自然和激進平等思想主要體現在：第一，激進的民主觀念；第二，認同現存國家的部分合理性功能；第三，主張社會公正。

三、綠色經濟

自二戰以來，傳統政治思潮一向以經濟問題為中心，歐美政治學界稱之為“非政治的政治”。事實上，綠色和平主義也非常關注經濟問題，可以說，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政策層面上，經濟問題都是綠色和平主義的主體。綠色經濟在內容上比較全面系統，主要有：第一，綠色發展模式；第二，綠色能源；第三，綠色經濟決策方式；第四，綠色消費方式。

四、綠色外交

堅決反對強權政治、霸權主義和剝削行為，強烈地追求一種平等、和平、公正、共存共榮的國際新秩序，他們的思想形成了綠色和平主義的綠色和平政治理論。

第三篇：素食主義（定稿）

久未謀面的某女告訴我，她素食快一年了。

原來的她曾無肉不歡，但因媽媽生了重病，焦急之下，在寺廟中許下愿心，如果媽媽能夠康復，從此不吃任何有眼睛的食材…后來媽媽康復出院，她果然遵守諾言，食性大變，也就是說，從此告別魚肉蝦蟹。

問她感覺如何，她說，開始還需要克制食欲，時間長了就習慣了，對魚肉海鮮也沒什么興趣了。人瘦了十多斤，身體清爽多了，皮膚也更光滑了。只是和從前相比，手腳有點發涼。媽媽經常擔心她，問素食會不會造成營養缺乏？我說，素食有兩種，一種是吃雞蛋牛奶的蛋奶素食，也有人吃蛋不吃奶制品，或者吃奶制品不吃蛋；另一種完全不吃動物來源食物的純素，奶、蛋都不能吃。還有人不吃肉但還吃魚和其他水產，從營養學上來說，這已經不能叫做素食了。國外研究發現，總體上看，素食者患高血壓、心臟病的風險較低，肥胖的危險也比較小。和其他飲食習慣的人相比，甚至和蛋奶素的人相比，吃純素的人平均血壓和平均體重最低，糖尿病、心臟病等各種慢性病風險都是最小，腸癌、前列腺癌危險也最低。從血液流變學指標上來看，紅細胞的變形性也比較好。不過，素食如果安排不好，也有營養素缺乏的危險。總體來說，蛋奶素的人還比較容易保持營養素平衡，只是鐵吸收率偏低，只要注意不發生缺鐵性貧血就好了。但吃純素的人，不僅貧血、缺鋅的危險較大，而且維生素B12完全缺乏供應，必須配合營養素增補劑和營養強化食品。

某女若有所思：是的，醫生對我說，血色素略微低于正常水平，血壓也略偏低一點，但還沒什么大礙。看來，我要多吃些大棗桂圓山楂黑芝麻什么的補補鐵了。

我說：沒錯。素食并不一定貧血，但素食鐵吸收率低，需要更多的維生素C供應，來幫助鐵的吸收。鮮棗、大棗等水果和水果干里的鐵吸收率比較高，是不錯的選擇。但還需要其他的水果蔬菜幫忙才好，必要時補充VC片。某女又問：我最擔心的是骨骼會不會疏松。聽說吃素會缺鈣…

我說：國外研究發現，吃純素者骨密度的確略低于蛋奶素食者和其他雜食者，原因是鈣、維生素D、蛋白質的攝入量較低。所以吃純素的人應當服用鈣片、魚肝油來作為彌補，并多做室外活動，接觸陽光。但是，像你這樣吃蛋奶素，對骨密度并沒有不良影響，因為奶類、豆制品和綠葉蔬菜里面鈣含量高，而且奶和蛋都含有少量VD。只要你把這些食品吃夠，再多曬太陽，就無需擔心啦。某女開心之余，又不解地問：我吃素之后是瘦了，可我有個同事為什么吃素后發胖了呢？體質還不如從前了！

我說：素食也有健康不健康之分啊！很多營養差的食品，比如白糖、薯片、膨化食品、方便面、油條、甜飲料、果脯蜜餞、人造奶油，都可以稱為“素食”。但它們不利健康。所以素食照樣可能發胖，照樣可能高血糖高膽固醇。只有遠離高油高糖食品，吃大量蔬菜水果、堅果豆類的素食，才是有利于預防慢性病的素食。國外的很多純素者都有營養專家的專業指導，而國內沒有咨詢營養師的風氣，以為只要簡單地不吃魚肉蛋奶就可以，非常容易發生營養不良的現象。我最后總結說，你現在的食譜還不錯，有了蛋和奶，再加豆制品和大量蔬菜，蛋白質充足，B12和鈣也不缺…

某女慶幸地笑道：小得意一下哈，我的健康素食很成功，加點水果干，再多出去做點陽光下的運動，就夠完美了，媽媽無需擔心！

第四篇：新城市主義

“新城市主義”的社區融合思想探析

【摘要】：目前，我國居住社區分化現象日趨顯化。在辨析與借鑒“心城市主義”有關規劃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居住社區融合的若干建議。

近年來，在城市化與居住效區化的進程中，居住社區的分化現象日益突顯，居住社區的空間分化與區隔不斷地加深著不同住宅群體之間的社會排斥問題，筆者在借鑒“新城市主義”社區規劃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居住社區融合的對策。

1、社區融合的基本內容

社區融合包含社區內部融合與不同社區之間融合兩個層次。社區融合不僅承認居住分化的現實，而且提倡保持適度的分化狀態。在允許一定程度分化的前提下，突出社區之間的聯結和形成功能層面上的統一體，并且在社區內部實現社區的良性運行與可持續發展。

社區融合有兩個基本主張：

（1）適度地將某一層次的住宅及消費群體穿插到相近層次的社區當中去，并逐漸取代以往低收入住宅區成片開發的模式。由于處于階層分化序列中相鄰位置的群體在經濟實力、生活方式等方面比較接近，共居后不容易生產新的矛盾，也更可能形成交往，但必須注意配置的比例不宜過高。這樣，盡量避免同一個社區居民之間差距過大，保持社區較高同質性。

（2）更重要的是，要在社區居民相對同質化的情況下，提倡交往活動的多元化，使社區居民進行對話，形成交往。創造出更多多元化的活動，使社區更具生動性和生命力。

有學者指出，社區人際交往不足往往表現為人際活動在空間上與時間上的分散，前者是指在居住區交往空間（公共空間）內活動的人數過少，后者則是人們的逗留時間不夠長久。為促使更加頻繁和具有一點深度的人際交往，一方面應該保證有更多的人使用公共空間，另一方面鼓勵每一個逗留更長的時間。如何實現這樣的目標？筆者將結合對“新城市主義”相關觀點的討論提出相應的建議。

2“新城市主義”社區融合思想

2.1“新城市主義”社區融合思想的形成背景

“新城市主義”與美國居住效區化運動密切相關，該運動在20世紀50年代進入快速發展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效區的發展模式與分區原則使不同年齡、收入水平、種族和家庭的人們分隔開來，而不是形成多樣的、人性化的社區。向效區遷移的同時，人們往往與親朋分離，并切斷了與原來社區間的聯系。原本較為完整的都市感、城市文脈、鄰里關系和社區情感等都被隔斷。更嚴重的是，美國的效區化加劇了階層化與種族隔離等社會問題。美國效區住宅區大多都是“門禁社區”，它“不僅是企圖創造次序的城市政策失敗的象征，卻將不同階層、不同種族的人分離為不同社區，進一步固化了社會分層對立，并使得”種族馬賽克“這種隔離形式表現得更加突出。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興起的“新城市主義“，正是在郊區功能分區及住區分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新的社區開發模式。1981年，安德列·杜安妮與伊麗莎白·齊佰克夫婦在美國佛羅里達州設計了濱海社區，這成為”新城市主義“的初次實踐并成為一個典型個案。建筑規劃師彼特。卡茨出版的《社區建筑：新城市主義》是第一本論述“新城市主義”的專著，書中總結了“新城市主義”的奠基之作。1993年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北部亞歷山大市，第一屆“新城市主義代表大會”召開，標志著“新城市注意”的組織成型，其思想及理論初步確立，“新城市主義“運動正式開始。又經過十年的發展，”新城市主義“在西方國家逐漸成為日趨主流化的規劃理論與效區社區開發模式。

2.2“新城市主義”的核心思想

“新城市主義”運動在闡述了郊區主義局限性的基礎上，“要求回到優秀的美國模式中去，即回到一種緊湊的、聯系緊密的社區。”其核心思想表現為：①重視區域規劃，強調從區域整體的高度看待和解決問題；②以人為中心，強調建成環境的宜人性以及對人類社會生活的支持性；③尊重歷史與自然，強調規劃設計與自然、人文、歷史環境的和諧性。④多元開發的設計理念。”新城市主義“本身就是在吸收建筑學、規劃學、社會學、行為學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多元的、開發的設計理念構成其核心生命力，而”新城市主義“的目標也十分確切，就是通過心的設計理念與模式來”創造居住的多樣化，使不同收入者和不同住房類型共處以創造更為融合的社區“。

2.3“新城市主義“社區開發模式

“新城市主義者”在上述核心思想的主導下，分別推行了兩種具有代表性的開發模式，一種是杜安妮夫婦提出的“傳統鄰里發展模式”,簡稱（TND）另一種是彼得·卡爾索普提出的“公交主導發展模式”簡稱（TOD）。

2.3.1 TND 杜安妮夫婦設計的濱海社區就是典型的TND模式，她們主張向傳統城市規劃理論學習。該模式試圖打破簡單的功能分區，重塑鄰里空間，回歸傳統的社區生活方式，強調交往空間、鄰里單元和傳統街坊的重要性。其主要內容是：以鄰里為社區的基本單元，每個鄰里以400cm左右為半徑，規模約為16—80hm.鄰里有多種類型的住宅和完善的配套服務設施，大部分家庭到鄰里中心的距離都在5min左右；公共設施圍繞鄰里中心進行布置，住宅后巷作為鄰里間交往活動的場所等；以網格狀道路系統來組織鄰里單元，增加出行路徑與方式的可選擇性，盡可能減少交通擁堵等。

2.3.2 TOD模式

TOD模式是以區域性公共交通站點為中心，以適宜的步行距離為半徑來規劃設計社區，將公共空間、居住、商業、辦公服務等組織在一個高密度的步行社區中。該模式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①在鄰里的層面上，注重營造適宜步行的社區，減少對于小汽車的依賴程度；②在區域的層面上，引導空間開發沿區域性公交干線或便捷的公交支線呈節點狀布局，形成有序的網絡狀結構。

TOD模式具有如下特點：①采用高效率的土地使用模式，有助于保護開敞空間；②提供多種不同類型、2價格和密度的住宅，滿足不同階層家庭的需要；③減少了對小汽車的依賴程度，增加包括步行、自行車和公交等各種出行方式的選擇機會；④基礎設施得到充分利用，公共領域使用方便舒適等。

2、社區融合的對策建議

從本質上來認識“新城市主義”，它實際上是試圖通過城市規劃的手段，實現人、社區和自然三者之間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構建融合性社區，營造理想的社區生活。

3.1社區邊界的確立與柔化

新城市主義者認為，一個相對清晰的社區邊界對于社區感，形成局‘民的自我認同意識是必要的。然而，以社區門禁為標志的社區硬性邊界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排斥性，不僅阻礙非社區居民的進入（如中高檔社區常常將非本社區居民從人身到視覺都排除在外），而且社區周邊，尤其是入口處缺少吸引人們停留的設施和場所，只能適用于居民短暫的出入，難以增加人們接觸、交往的機會。柔性邊界則考慮用自然地形

綠化帶或農業用地來形成社區的圍合空間，同時設置一些公共設施，便于人們休息、停留、交流，目的是要增加人們的逗留時間，人們既可以在公共的座椅上休息，也能夠有事可做、有話可談。例如，社區人口處的音樂廣場即為一種柔性邊界形式，人們可以一邊欣賞音樂，一邊在廣場中小憩。當然，柔性邊界并不能完全取代目前大多數社區的高墻鐵柵，尤其在社會治安狀況并補理想的情況下，社區邊界柔化仍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3.2社區規模與密度控制及住宅類型多樣化

為了保證住宅、就業、日常需要和其他活動控制在5—100min步行范圍的需要，也為了讓同一個社區的人們有足夠的交流機會，社區規模應該適度。“新城市主義”認為鄰里交往的前提是在確定空間內有足夠的人群和交往輔助設施，因此必須推行較高密度的社區模式。在居住社區規劃中，可以考慮逐漸采用混合密度空間，即在同一社區內開發不同密度的組團，價格也相應不同。這種方式具有較好的彈性，適應人們的多樣化需要。

目前許多居住社區都采取單一的或一主一輔式住宅類型，如多層、高層住宅社區、別墅住宅社區，或以多層等住宅為主，兼有少量別墅住宅等。在同一個板塊或相鄰地塊上，也以湘潭或相近的住宅類型為主。“新城市主義”提倡在社區內部及相鄰區域中，開發多種住宅形式（如獨立住宅、聯立式住宅、多單元公寓等），使不同經濟水平和年齡層次的人住在相同或相近社區。此外，混合住宅類型的開發可以提供多元選擇的戶型與建筑風格，也更加富于變化和形式美。

3.3功能分區與重組

“新城市主義”強調對各類資源的混合使用，使居民區、工作單位、商業活動等有機融入鄰里和社區的生活中，同時通過有機聯系的街道網絡共同構成居民鄰里生活的舞臺。居住區、工作區、商業區、娛樂區等應進行合理的綜合開發，其實質是將同一區域的功能要素看作一個統一體，在社會、經濟與文化上形成合理的互補關系。圍繞居住社區形成居住、工作及生活消費一體化的格局，目的在于“異中求同”，即在居住空間適度文化的前提下，為不同社區的居民提供共同的活動與交往空間，從而形成不同社區居民的生活共同體，這無疑是針對目前君主社區分化的一個重要思路。

3.4 公共場所與開敞空間的設置

公共空間的建設對于消解不同社區居民之間的交往分化，加強社區融合具有明顯的意義，對于社區內部來說同樣如此。“新城市主義者”強調在社區內設計公共空間，形成公共中心，而其他建筑都圍繞該中心配置。社區中既應該有多種開闊空間，如小廣場、綠地、小公園等，通過合理的設計，提高其使用率，也可以建立一些過渡區域，在這些區域中設立休閑區、游戲區、觀賞區等。對于室內公共空間來說，在有條件的中檔以上社區中可以進一步完善會所等公共場所的建設，增加對外開放程度，對有能力且有意愿來活動與消費的其它檔次社區的居民也應該準許進入，并給予同等待遇。中檔以下社區應該在當地政府部門，如街道、居委會等組織的扶持下，主要由社區自主建設和自主管理。

此外，作為新型的社區，公共空間的社區網路普及化對于社區內部及社區之間的融合具有重要意義。顯然，“建設網絡社區最根本的挑戰在于遵循社會平等原則安排獲取信息的機會，不能采用擴大富有者特權、加劇貧困者邊緣化的做法”。當然，社區網絡的建設是個復雜的問題，涉及到居民的經濟能力、文化水平等因素，但作為政府部門和社區管理者至少應該在提供相關基礎設施等方面盡量做到一視同仁。

3.5 多種出行方式的有效結合

從“新城市主義”的連個主要模式可以看出其對步行與公共交通方式的偏重，“新城市主義”主張借鑒19世紀西方國家的小城鎮規劃中的“可步行社區”設計，提倡人們以步行為主，社區中的道路系統、居住布局、服務設施等都為步行者提供方便。公交系統也盡可能設計在人們步行距離以內。對居住分化問題而言，提倡圍繞步行與公共交通主導方式，來形成網格狀道路系統的意義在于增加人們在室外逗留的時間和直接接觸的機會，為促進更有效的互動提供更多可能。但是從現實來看，城市居民對私家車的購買欲望和能力都在快速上升，因而，比較現實的做法實在步行、公交、私家車極其它方式之間形成均衡關系，如增加公交的路線、班次與站點，提高公交服務質量；道路設計上考慮到行人步行的安全，并且提高道路本身的“樂趣”，增設道路景觀；增加道路兩邊的公共設施，如小型商業設施、小廣場及其它可供休憩賞玩的空間等。

3.6 對自然環境的合理利用與保護

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也是“新城市主義”的一個重要訴求。“新城市主義者”明確指出，應該禁止對社區內部及周邊的自然環境進行切割、開發或改變用途。這無疑也切中了當前國內居住空間分化的要害。對此，一方面，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在對自然資源進行科學分類的基礎上，對明顯影響公眾生活質量的自然環境必須嚴格規定公有共享，尤其逐步取消在土地拍賣過程中將自然資源附帶租售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可以考慮“利用環境保護組織、土地保護組織等進行監督以防止破壞環境”。結語

毫無疑問，伴隨著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與日益深化的階層分化趨勢，居住社區的空間分化以及社會排斥問題將更為凸顯。本研究結合新城市主義規劃思想，從社區規劃設計層面進行的討論只是一種嘗試性努力，還有必要從政府政策調控以及區域整合與管治等層面展開新的探究，此不贅述。居住社區空間分化與排斥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地理現象，亟需從空間——社會統一的視角切入，進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析，這是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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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東方主義

中文系 甲班

陳淳

09309086

從《末代皇帝》等電影看西方人的東方主義視角

摘要：80年代初期開始，西方尤其是好萊塢開始熱衷于探索東方，用他們的理解來創作出他們自以為準確的東方影像，而東方導演又極少能拍出真正代表東方世界的電影，所以東方特別是中國一直擺脫不了這種靠別人的描述展示自己的尷尬處境。本文以幾部經典的西方人創作的關于東方的電影為例，試分析西方電影的東方主義視角

關鍵詞：西方電影；東方主義；奇觀化；定型化

世界不僅由于經濟的差異被分為了發達的西方與貧窮的東方，西方社會所持的文化上的優越感更是將世界分為文明的東方和愚昧的東方。自視甚高的西方人用一種源于種族優劣論的二分發把這個世界簡單化了，這就是貫穿好萊塢電影中的東方主義產生的根源。

《末代皇帝》獲得1988 年第60屆美國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等九項大獎，國人大多認為這是中國故事或者中國文化的一次成功的對外傳播，而我在第一次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也是懷抱著一種自豪、喜悅的心情。殊不知，它，只是西方人在文化分析話語權上的又一次勝利。意大利導演貝納爾多·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展示的只是“他者”眼中的溥儀，東方主義視角下的中國。時隔20年，同樣的事情、幾乎翻版的一個過程發生在同樣是東方文明古國的印度——《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而這20年間西方對東方特別是中國的自我解釋的電影從沒停止過，《拉貝日記》、《黃石的孩子》都是這樣比比皆是的例子。也是因為西方的東方主義視角，這些電影才得到主流意識的正面評論，成為奧斯卡、金球等西方電影盛會的大贏家。

一、“他者”眼中的東方——奇觀化

西方人了解東方嗎？貝托魯奇了解中國嗎？丹尼·博伊爾了解印度嗎？不！《末代皇帝》只是老貝的中國印象的拼湊，《貧民富翁》只是博伊爾對印度的想象和成就自我的美國夢的嫁接，他們展示的是一種奇觀化的社會，滿足了西方觀眾對東方的窺視和獵奇心理，而不是想要解釋或者解決什么實質問題。

在東方主義的視角下，東方是“華麗的、專制、殘酷、奧秘的、異國情調的、神秘的、虛弱的、黑暗的” ①，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中才會有許多讓中國人感覺不和諧的表達：最明顯的莫過于整部影片極力強調的中國的佛教特性，北京的街頭人群中隨處可見紅衣喇嘛的身影；溥儀新婚時東面墻上盡是佛像；溥儀登基時也是紅衣喇嘛立在四周，但在自古重儒的中國，特別是在滿人統治的晚清，佛教所能占的比例，其實是很有限的。其次，整部影片盡顯神秘的氣氛，猩紅的色調、陰暗的大殿，大殿的兩側立著神態各異的羅漢，慈禧邊上是身著各個朝代服裝的侍從。通過這些描述，導演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華麗而神秘，充滿著與“我們”知道的所不同的“他們”的世界” ②，所以，已是少年的溥儀會在眾目睽睽之下解開阿嬤的衣服吃奶；年老的太監會以喝下墨汁的方式來證明皇權的力量依然存在；民國的總統坐在汽車中，身旁卻是不倫不類的華蓋；新婚之夜，奴仆主動往前為正在纏綿的溥儀和婉容寬衣······最夸張的是，在描寫文化大革命不到三分鐘的片段里，雜糅了所有文革的元素，滿眼的紅旗、毛主席像、紅寶書、走資派、紙帽子、宣傳畫、陰陽頭、忠字舞以及震天的音樂和激揚的口號，壓縮在貝托魯奇對東方的想象、對西方的迎合的鏡頭里。我們再把眼光轉到《貧民富翁》看看，影片反映的貧民窟窘困的生活現狀、發指的刑訊手段、激烈的宗教沖突、惡毒的乞丐組織頭目、殘忍的黑幫、幼小卻兇狠的心靈，就連唯一象征秩序的警察也被描繪為混亂和暴力的化身，種種的西方視野下的印度元素都是西方人奇觀化地制造與展覽出來的奇觀符號而已，但絕不會是現實中的印度。我想，印度人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應該跟我們在看《末代皇帝》時有類似的感受吧。

《黃石的孩子》所描寫的抗日戰爭包括一些戰爭中的人物（如八路軍）與真實的抗日戰爭也有著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在我們看來并不是必要的，為什么它們卻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呢，一方面是為了襯托何克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這是一種符合西方觀影的奇觀化要求但也不會傷害一般中國人感情的最佳手段，所以在西方導演看來是絕對必要的。《拉貝日記》也有一些非常令人震撼的場景，當拉貝打開西門子公司大門時，人群猶如螞蟻般洶涌而入，躲在一面碩大的納粹旗下祈求保命，人們在自家的領土上，靠著第三國的旗幟茍活；拉貝在日軍總部時看到的一整排中國人頭顱這些都讓人非常震撼·····即使是根據日記拍的，但還是難免帶有奇觀化的角度和習慣去構造鏡頭。

“奇觀化”是電影創作者在時代背景下為了符合某部分人的審美眼光和審美要求的自覺選擇，當前西方確實比東方發展，才會有好萊塢電影中對東方嚴重的“奇觀化”傾向。

二、西方的拯救者形象——定型化

無論是《末代皇帝》中的莊士敦，抑或《貧民富翁》里給杰瑪美元的白人夫婦，還是《黃石的孩子》中的何克，《拉貝日記》里的拉貝，毫無疑問，在西方人掌握話語權的電影世界里，他們都是拯救者，拯救“落后的、墮落的、幼稚”的東方。西方是有“自覺性和責任感的老師”，“替東方判斷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西方導演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這一觀點用到影片中——

莊士敦與溥儀。影片有個場景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溥儀隔著一張長長的白布在和宮女太監們玩游戲的時候，莊士敦拎著一輛自行車走了進來，不解而無奈地看著這個場景，然后高聲說道：“我希望皇帝沒有忘了要上數學課。”他用一種超過臣對君，超乎我們想象的語氣“喚醒”溥儀，教會他騎車。這一段很有隱喻性，換成意圖語言：溥儀代表東方，莊士敦代表西方，自行車是導演認為的先進文明，當整個東方文明還沉醉在游戲中而迷失了方向時，他們輕易地跨過那道門，帶著對東方落后文明的不解和無奈以及一種拯救者的高傲（莊士敦兩次將自行車重重的放下），給東方帶來了文明，成為了東方文明的重要老師。

溥儀還戴著莊士敦為他配的近視眼鏡，貝托魯奇借此表達的不僅是莊士敦打開了溥儀的眼界，更是西方文明打開了東方的眼界并為東方所接受；在莊士敦的影響下，溥儀有了去國外留學的想法，又有了娶妻的念頭······

總之，在貝托魯奇的敘述里，溥儀的前半生就是由莊士敦在帶領著往前走的，而且是唯一一個沒有把皇帝當皇帝、以老師自居的人，他征服了溥儀，西方征服了東方。

而在《貧民富翁》里，丹尼·博伊爾在塑造“救世主”形象的意圖沒有貝托魯奇那樣明顯，但這種念頭依然沒有被西方導演放棄。這從電影中的一段短短敘述就可見一斑：杰瑪給一對白人夫婦當導游，回到出發點時卻發現車上的東西被洗劫一空，司機生氣地對杰瑪大打出手，杰瑪一邊抵抗，一邊對著白人夫婦說：“你想看真實的印度，這就是！”白人夫婦制止了司機并給了杰瑪100美元。且不說杰瑪說出這句話的突兀，想想，為什么美國的游客真的會那么熱心嗎？為什么給的是一張美元？這個鏡頭不正很好地詮釋出東西方二元對立的關系：“西方對東方的憐憫，富裕對貧窮的施舍，文明對落后的俯視”③。

《黃石的孩子》和《拉貝日記》的“拯救者”情結就更昭然若揭了，何克和女護士麗是《黃石的孩子》著重刻畫的拯救者形象，“他們不畏艱險，克服語言障礙，帶著60多個孩子踏上逃亡之旅，教導孩子們自立自強，最后何克更是為了孩子們而勞累而死”④。即使是周潤發、楊紫瓊飾演的陳漢生和女老板，他們的優良品質也跟西方脫不了關系，陳漢生是畢業于美國西點軍校的中國軍官；銷煙土的女老板因為受過傳教士的教育，才被導演賦予了偉大女性的描寫。而《拉貝日記》中的拉貝就更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救世主形象了。在南京大屠殺時，拉貝堅持留下，在日本飛機瘋狂轟炸南京城是，拉貝打開懸掛納粹黨旗的西門子公司讓上千百姓涌入，和其他人道主義者共同建立了一個叫做“南京國際安全區”的地方，保全了許多無辜的生命。

所有的這些東方視角下的故事都在灌輸我們一個觀念——東方是被西方拯救的！總結:《末代皇帝》、《貧民富翁》都成為當時奧斯卡的最大贏家，票房評論雙豐收，《黃石的孩子》、《拉貝日記》盡管沒像前兩部引起那么大的回響，但也是西方影評家重點表彰和推崇的影片，可見，不管是影片本身，還是西方電影界的評論，都被烙上了深深的東方主義的印跡。回頭想想，中國很多在國際上有較好成績的電影，像張藝謀的《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及《菊豆》等，像陳凱歌的《黃土地》、《荊軻刺秦王》，也都是因為它們所描繪的中國更加符合西方人對中國的種種想象或者說更順從西方人的意識要求而才更容易被認同和接受。

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西方的認同和接受不代表我們的發展，東方主義是我們要努力去批判和摒棄的，絕不能屈服于西方的文化霸權之下。拍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生活和觀念，能夠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才是有擔當的電影人應該追求的！

【參考文獻】：

① 阿雷恩·鮑爾德溫等著，陶東風等譯：《文化研究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② 廖世奇：《〈末代皇帝〉：一個意識形態的隱喻》，[J].《當代電影》，1988年5期：39~41 ③ 康有金.從美國電影大片看美國文化霸權[J].電影文學，2006（05）

④ 范生彪.比較文學視域下對《黃石的孩子》的后殖民批評，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第15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