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瑞號”,讓納稅人情何以堪？

“國瑞號”，讓納稅人情何以堪？

去年我國財政收入超10萬億元，其中稅收收入就高達7.7萬億元，也難怪福布斯發(fā)布報告稱我國稅負世界第二。盡管對于這個“世界第二”，業(yè)界也頗有爭論，但無疑我國是一個稅負較重的國家。如果稅收征得多，用得好，把錢都花在刀刃上也就罷了，可是偏偏有關部門不把納稅人的錢當回事，大把地征稅大把地花錢。一邊極盡征稅之能事，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釋一出臺，就有地方稅務部門競相加收房產加名稅；一邊又花錢如流水，浙江國稅局花271萬購置豪華游艇。

針對網上熱議的浙江國稅局購置豪華游艇“國瑞號”一事，浙江國稅局回應稱該艇系工作用船，用于島上稅收征管、納稅輔導及稅收宣傳等工作。如此冠冕堂皇地解釋，大有“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之意。購置價格高達271萬元的豪華游艇作為工作用船，我只能說，是一個奇跡！“國瑞號”到底是稅收船還是游艇？如果是稅收船，是什么樣的稅收工作需要購置這么高昂價格的豪華游艇？開展“島上稅收征管、納稅輔導及稅收宣傳等工作”，一艘普通快艇足矣，有必要花271萬的巨資買豪華游艇？莫非征稅工作豐富多樣，需要一邊征稅一邊游玩，在工作中游玩在游玩中工作？

別忘了，我國目前仍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發(fā)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還比較低，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依然是100位以后。按國際標準，中國目前約有貧困人口1.5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維持最低的溫飽水平。今年4月份，安徽一男子因為無錢為妻治病，喝農藥自殺。5月份，重慶一名農婦因病無錢手術，揮刀剖腹自醫(yī)。諸如此類新聞，幾乎天天都在發(fā)生，民生之多艱可見一斑。面對依然并不富裕的基本國情，我們政府機關更要帶頭勤儉節(jié)約，在辦公設備采購上更不應有攀比奢華之風，更沒有理由花巨資去購置豪華游艇。我國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納稅人是政府機關的衣食父母，政府機關應該珍惜每一份來之不易的稅收，確保資金用到最急需的地方，為人民謀福祉。然而浙江國稅局不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用納稅的錢購置豪華游艇“國瑞號”，這讓納稅人情何以堪？

第二篇：《北京愛情故事》：鳳凰男的今昔蛻變讓人情何以堪

電視劇《北京愛情故事》在主題歌《再見了青春》的旋律中漸漸落幕，我不知道故事里那幾個人的結局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我像那幾個主人公一樣沒有等到病床上的沈冰醒過來，當時間在冰冷的墻壁上定格，我的喉頭竟然有些發(fā)硬，為他們和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更為他們和我們歷盡苦難的愛情。或許，生活中原本就存在著太多的不可預料和突然變化，曾經以為的永恒，曾經堅信的信仰，曾經向往的純真，轉瞬之間就會轟然坍塌，讓人無處安身。當我們被撕扯著長大，撕扯著走出歲月的沼澤，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些青春的迷茫，青春的傷痛，青春的掙扎，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恢復，慢慢痊愈??

北京，一個總會發(fā)生故事的城市，當我們站在它的任何位置仰望它的時候，鋼精水泥的結構總顯得生硬、冰冷。然而，當我們火熱的內心也開始漸漸冰冷下來的時候，我們沒有理由去抱怨是這個城市讓我們孤苦無依。形形色色的人流穿梭在每一個角落，構成了北京最原始的味道，女人是這個城市的顏色，男人是這個城市的軀殼。而我們要讓他熱情如火還是冷冽如冰，每個人都在努力地把握著他的脈搏。

《北京愛情故事》將三男四女從混沌一片的世界中抽離出來，繼而再給他們各自貼上屬于自己的標簽。劇中的三個男主角來自三個截然不同的家境，他們由于身世原因而性格迥異，高富帥、狂放不羈的富二代程鋒，癡情忠厚的君子吳狄，制造傳奇的鳳凰男石小猛。他們生存于社會的不同階層，卻面對著這樣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歷人生的各種挑戰(zhàn)。他們每個人都在情感、工作、人生面前進行自己不同的選擇，再走上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現實生活中到底有幾個人能過上像程鋒那樣的生活，有幾個人能有吳狄那樣大海一般的胸襟和藍天一般的癡心，又有幾個人能擁有像石小猛那樣遭遇各種各樣的機遇和挑戰(zhàn)。

經歷了北京愛情故事的三個男人，個個都經歷了血肉模糊的情感蛻變，滿目瘡痍的繁華，虛空流離的碎夢，深不見底的悲傷，他們在用雄性的力量譜寫著屬于生命的挽歌??

我曾隨迷失的航船沉沒陷入璀璨虛空的碎夢沉入亂欲冰封的深谷隨爛漫的星群沉??沒??

我看著滿目創(chuàng)痍的繁華感到痛徹心肺的惆悵聽著心在爆裂的巨響陷入深不見底的悲傷

鳳凰男石小猛是無數個奔波在北京這座城市中的草根代表，誘惑這群人的只是一套能安生立命的房子，一份能養(yǎng)家糊口的穩(wěn)定工作，一個噓寒問暖的貼心愛人。就像“北京”這兩個字一樣，當“房子”、“工作”、“愛人”單獨成為一個名詞的時候，這些似乎就是沒有色彩和溫度的東西，它們沒有褒貶的傾向，甚至沒有任何意義，當我們的內心因為某些欲望想要得到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切都開始了變化。面對這座城市里流水一般的人群，其實這里面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拿取笑窮人而樂的富人，另一種是視富人而嫉妒的窮人。石小猛很不幸地成為稱為窮人的人，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去改變，因為他不能一直只是觀眾，他也想要上場，縱然從他開始墮落的時候就明白要遭遇各種利用，算計，陷阱。

依稀記得石小猛帶著心愛的沈冰來到38平米的空房里兩個人那些飽蘸著無比甜蜜的對白，那時的愛情就是買不起房的種種幻想。程鋒的強勢介入讓沈冰感覺到無比的壓抑，從當初的刻意排斥到后來的無可奈何，滿心單純的石小猛突然發(fā)現，愛的房屋頃刻坍塌，那種掙扎是對愛情虔誠還是堅守？每個人都能看出來他的無助，因為他知道失去沈冰自己將一無所有，他怎么可能沒有沈冰。當程鋒父親將一紙合約攤在石小猛的面前，這個曾經視愛情無比神圣的男人竟然猶豫了。背叛連同著墮落從他拿起筆簽完自己名字的那一刻開始，盡管這種蛻變是多么的無奈，石小猛不單單只是褻瀆了愛情。

因為報復，石小猛做了很多陰損得讓人咬牙切齒的事情，但是回望他一路艱辛走過來，我們甚至能夠找到原諒她的理由，見證了他的得到和失去，我們還是愿意把祝福送給他。他是一個被現實逼迫到心里扭曲的男人，他原本以為愛情和面包比起來他可以先選擇后擁有，在它的價值觀念里他感覺應該先吃飽后再追回愛情，可是當他填飽了錢包卻追不回愛人的時候，他開始嫉妒那些既得到面包又擁有愛情都的人，欲求不滿是一種可怕的品質，石小猛的蛻變從貧窮開始，直到擁有一切后再把所有丟棄。在他選擇將愛情賣掉的那一瞬間，這個男人對沈冰的感情開始讓人質疑，沒有人愿意去花時間聯想她的未來。然而，石小猛的結局是慘淡的，當他把錢包扔進垃圾筒，頭也不回地走進檢察院的大門，那個背影足以讓人產生無限感慨。

因為貧窮而墮落并非十惡不赦，石小猛并非天生放蕩，天生卑劣，他的改變是為了活在北京這樣的地方，并且能活的像個人樣來。如果真的有人非要痛罵他，那些人要么是生來衣食無憂，無需操心生活瑣碎的富家公子，要么是涉世未深，尚在象牙塔中大談人生理想的學子。和石小猛一路走過來，從云南的某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到首都北京某一個現代化的寫字樓，他的成功和失敗都在見證著源于內心的拼搏。倘若每個人的人生都能一味的單純，一味的樸實，一味的率真，“城市”這個詞匯之前還有必要放上“冰冷”二字來么？

石小猛生活在這座城市里，讓他改變的是這個城市中形形色色的誘惑，當他每天趕公交的時候，有的人卻可以時常換不同的車開，當有些人住在富麗堂皇的房子里專職享受，他卻在為下個月的房租絞盡腦汁，當他每天在為生計疲于奔命的時候，有的人卻可以在聲色場上揮金如土。當所有的這些差異不是來自個人，而是家庭背景的時候，那些各種各樣的誘惑就變成了一柄尖刃刺痛著石小猛的改變，為了不被踢出這個城市，為了自己也能扎下根來可以有資格爭取到誘惑過他們的東西，他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出賣自己曾經純真的愛情。

有人說愛情是形而上學，是柏拉圖，跟所有的精神類問題一樣，當你用曾經質樸的眼光把她看的很純粹的時候，它只是愛情，是內心無法抑制的純粹精神范疇。可是，當像石小猛一樣，追尋愛情的人同時生活在偌大的城市中時，愛情只有被物質圍的結結實實的時候才能保全自己，物質和愛情是如此密不可分，但又時常矛盾重重，石小猛在二十幾年的貧窮折磨這下該做出怎樣的抉擇，他不是沒有猶豫過。

第三篇：讓“人情消費”回歸理性

讓“人情消費”回歸理性

在中央“八項規(guī)定”為端正黨風、政風作出表率之際，全社會也到了反思“人情消費”的流弊，讓“人情”回歸本真的時候。人與人之間最可寶貴的是至誠至真的感情，“禮物”的本意是“符號”，人情往來的真正價值是通過符號傳遞親情，所謂“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就是這個意思

一年一度的端午節(jié)快到了，面對中國三大傳統(tǒng)節(jié)日，許多人又在為過度的“人情消費”送禮而“白頭搔更短”了。

近年來，最為社會各階層人士詬病，但又欲罷不能的習俗，恐怕非人情消費莫屬。“人情消費”沒有一條成文的規(guī)定，也沒有強制性的執(zhí)行機構，但所有卷入其中的人士都高度默契地遵循著某種不言自明的“潛規(guī)則”，什么場合、什么對象該有什么樣的“人情表示”，都不會搞錯，也不能搞錯。更讓人頓生驚悚之感的是“人情消費”超越時代的生命力：不管是保留歷史之根的農村，還是引領時代的都市；無論是信息閉塞的老人，還是新潮的青年；無論是量入為出的工薪階層，還是日進斗金的富裕人士；幾乎都為“人情消費”所左右。就覆蓋面而言，唯一可以與之相匹敵的習俗可能就是清明祭掃，而且在性質上，祭奠是否可以視作生者對逝者的“人情消費”？如果此說能夠成立，那豈不是等于承認祭掃因為“人情消費”而存在，而不是相反？

“人情”已失去經濟合理性

表現為特定場合送禮的“人情消費”，在小農經濟時代有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合理性。在日常收入有限而人生重大場合支出龐大的傳統(tǒng)社會，個人及其家庭積蓄有限，“小額貸款”之類的金融服務極為有限，而且利率相當高，生活中因此自發(fā)地形成了親友圈湊錢幫助某一成員解決重大開支的機制，這就是“人情消費”最初的經濟功能。如果只是單純幫襯，原本不需要規(guī)定具體數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即可。但由于親友圈內在的就是一個“互惠圈”，今天你幫我，明天就該我?guī)湍悖Y尚往來是公共行為的邏輯，“人情消費”自然形成了“對等交換”的原則，而金額標準一旦明確，“人情消費”對送禮人的壓迫馬上顯現：現在“人情”的金額不取決于送禮者的能力，而決定于送禮的場合和受禮者的地位，而恰恰是這兩點，在“人情”不再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之后，產生出越來越大的社會和道德的負面效應。

在經濟高速發(fā)展3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中完全需要依靠親友送禮來支付重大場合的情形，客觀上越來越少，“人情”時常就在親友相聚的場合直接就被“消費”了。這意味原本“化零為整”的集資策略，現在已經被重大場合的“化整為零”顯擺策略所完全對沖。問題是，辦事者可以不在乎親友的禮金，而親友中卻絕對不會沒有深感送禮壓力的人士。更令人不堪承受的是，翻箱倒柜湊齊的禮金被浪費了，而日后自己有事需要幫襯時，好不容易收來的禮金，又不能用于需要的場合，而只能在“夸富宴”中被糟蹋，這才是真正的“暴殄天物”，也是“人情消費”為深受其壓迫的人士所詬病不止的原因。

從“人情消費”到權錢交易

然而，越是沒有了日常生活的功能，越是衍生出非生活的功能，其中最為負面的就是以“人情消費”為名收賄賂之實的腐敗之風。一些身居官位大權在握的人物在舉辦生日、子女結婚、第三代滿月等場合，廣發(fā)“英雄帖”，不是親友勝似親友，幾十桌、成百桌地舉辦各種“喜宴”，“人情”更沒有了規(guī)矩，收禮者來者不拒，多多益善，送禮者趨炎附勢，相互攀比，硬是把情感往來的場合徹底變成“拉關系，托人情”的烏煙瘴氣場所。“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彼此心照不宣地做成了一筆筆權錢交易。最后，不但敗壞了社會風氣，助長奢侈浪費，甚至導致違規(guī)、違紀乃至違法、犯罪。如此“人情”消費的已經不是金錢，而是道德和法律，等待這些斂財者的不是送禮者的無奈，而是公眾的憤怒、輿論的譴責和黨紀國法的懲處。

樹立理性正確的“人情”觀

在中央“八項規(guī)定”為端正黨風、政風作出表率之際，全社會也到了反思“人情消費”的流弊，讓“人情”回歸本真的時候。人與人之間最可寶貴的是至誠至真的感情，“禮物”的本意是“符號”，人情往來的真正價值是通過符號傳遞親情，所以，“人情”的象征性意義應該遠遠大于其經濟價值，所謂“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就是這個意思。

現如今中國大部分家庭已進入“不差錢”時代，人情往來可以卸下過于沉重的經濟負擔，而更側重于象征性：親友特別是兩代人之間可以多些問候和探視，盡心達意就行，而不一定非得大包小包的；同事同學尤其是上下級之間也不是不能送禮，但可以多用點心思，給人多一點溫馨之感，而不應該“以錢論親疏”。送禮其實是一個需要智慧的場合，體貼到位，送得讓人高興，才是禮物的最大價值。“平常即智慧心”，在人情問題上，雙方多點平常心，不被錢財迷了心竅，才是聰明人。

對于國人來說，能否樹立理性正確的消費觀念，少追求面子消費與人情消費，多去挖掘和品味傳統(tǒng)節(jié)日背后的文化內涵，恐怕才是眼下最為緊要的。

第四篇：新聞發(fā)言人算“高危人群”讓礦工情何以堪？

新聞發(fā)言人算“高危人群”讓礦工情何以堪？

背景：國資委一位負責人表示，自去年央企建立新聞發(fā)言人制度以來，一年來運行總體良好。他同時也表示，新聞發(fā)言人是一項高危行業(yè)，由于語言表達能力以及個人素質的差距，有時可能會被斷章取義，也希望媒體及社會各界給予包容和理解。

中國青年報發(fā)表志靈的文章：一些新聞發(fā)言人在就有關央企的社會熱點問題與公眾進行溝通交流時，不是想方設法考慮如何通過更為坦誠的交流以及更為詳盡的信息公開，來盡可能地消除公眾的疑慮，而是一味地想著如何通過技巧性的危機公關來盡快“滅火”。這樣一來，新聞發(fā)言人制度的效果只可能是“抽刀斷水水更流”，非但解決不了可能的斷章取義，反倒會讓新聞發(fā)言人本人“惹火上身”。何況，公眾對于央企的很多批評言論，也不是新聞發(fā)言人借助個人魅力或者發(fā)言技巧就能應對和解決得了的。如此一來，既然發(fā)言或者不發(fā)言，批評聲音都會存在，反倒是新聞發(fā)言人的發(fā)言會成為“導火索”，新聞發(fā)言人索性“不發(fā)言”——反正“不發(fā)言”是制度的責任，而發(fā)言一旦有任何問題，就有可能像王勇平或王旭明那樣“所有問題都自己扛”。新聞發(fā)言人的危機和問題，折射的是其所“代言”機構的危機。這樣的危機，縱然新聞發(fā)言人本人有再高超的“發(fā)言技巧”，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此，央視記者張泉靈有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新聞發(fā)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緊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過去是門兒都沒有的。出了事兒的時候，只靠新聞發(fā)言人來撐著，更像超薄緊身衣濕了水，連爛瘡都隱約可見。這時候趕來揭爛瘡看到你還拿件破衣服遮遮掩掩，自然怒不可遏。如今，罵聲不絕，換件衣服，身材不好還是不好，爛瘡還是爛瘡。”

小蔣隨想：沒事兒的時候，一些新聞發(fā)言人說點“正確的廢話”，倒是四平八穩(wěn)，頂多使人昏昏欲睡；可一旦出了事兒，相關單位成為被責問與質疑的焦點，無論新聞發(fā)言人再怎么巧舌如簧，也不可能把黒的說成白的。所以，被噴在所難免。另一方面，不少單位將許多東西列為敏感話題，秉承著秘而不宣的態(tài)度，設立新聞發(fā)言人是因為上級要求的不得已。由此，發(fā)言人在面對公眾時沒法暢所欲言，吞吞吐吐、繞圈子、打擦邊球、甚至說瞎話，必然會招致迫切希望知曉真相的媒體與公眾的強烈反感。在很多時候，新聞發(fā)言人被媒體與公眾狂噴，主要是替其代表的單位所發(fā)生的問題“頂雷”。某些單位希望新聞發(fā)言人能夠巧妙地回答問題，甚至可以起到積極引導輿論、平息事態(tài)的作用。不得不說，這種想法過于理想化。因為，這年頭民智大大開化，媒體記者更是一個比一個嗅覺靈敏、腦瓜兒比猴還精，處于輿論漩渦中的新聞發(fā)言人“全身而退”尚且很難，指望其“舌戰(zhàn)群儒”基本是奢望。社會各界不是非要和某些新聞發(fā)言人過不去，“擊潰”幾個新聞發(fā)言人對媒體與公眾也沒什么實質意義。關鍵是，遇到重大問題時，被關注的單位與機關的作為要贏得公眾的首肯、必須秉承開誠布公的態(tài)度。若此，新聞發(fā)言人才會獲得良性的生存環(huán)境。

司法局長帶頭違法公款游，寫檢討就拉倒？

背景：深圳市龍崗區(qū)司法局局長何旅華去年9月19日帶隊前往上海、蘇州、杭州等三地公款旅游，24人全程入住五星級酒店，5天共花費約14萬元，平均每人花費5800元。深圳市龍崗區(qū)紀委表示，情況基本屬實。

新京報發(fā)表舒圣祥的文章：和此前曝光的所有公款旅游一樣，公務考察只是一個借口，本質上就是公款旅游福利。《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七十八條規(guī)定：“用公款旅游或者以考察、學習、培訓、研討、招商、參展等名義用公款出國(境)旅游的，情節(jié)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jié)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jié)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公務員法》也規(guī)定“違反財經紀律，浪費國家資財”的行為應當依法依規(guī)進行懲戒。但現實中的問責顯然不夠力度。2008年山東濱州市工商局黨組書記、局長邵立勇因在抗震救災期間公款組織旅游被免職，不到一年，邵立勇復出又被任用。既然，這次公款旅游事實已經基本查明，而且性質、影響均非常惡劣，期待深圳對這次公款旅游事件處理能給公眾一個滿意的答復。對此事的處理，不只是問責何旅華，也包括旅游團的其他公職人員。倘若這次活動“經過組織上批準”，批準者也應承擔相關責任。事實上，龍崗區(qū)司法局的“考察式私人旅游”絕非個案。問責程序如果僅僅停留在表面，對官員的警示作用將非常有限，關于公款旅游的舉報就只能是放空炮，減少“三公經費”更會成為走不出紙面的規(guī)定。

小蔣隨想：此事的最新進展是，龍崗區(qū)紀委責令龍崗區(qū)司法局參與旅游的全體人員退回違規(guī)旅游費用，何旅華已作出書面檢討。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宣布何旅華已作書面檢討的當天上午，何旅華面對記者時還否認公款旅游、堅稱是去公務考察學習。可到了下午，“書面檢討”卻已做完。這樣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讓人感嘆，何旅華的“思想轉變”速度真叫一個快。但是，僅僅是退錢與檢討，會對當事人產生多大觸動？又會對其他懷著公款游玩心思的人起到怎樣的“警 示”？司法局局長帶頭觸犯《公務員法》中“浪費國家資財”的條款，更讓人看到了知法犯法者的“愛誰誰”心態(tài)。鑒于以往一些案例的后續(xù)處理以不了了之收場，或是涉事官員免職不久又上任，人們還需對此事的后續(xù)處理做進一步地觀察。但愿，當地紀委表示還將按程序做進一步處理，處理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布，能夠禁得住社會的考量。

中國青年報發(fā)表志靈的文章：一些新聞發(fā)言人在就有關央企的社會熱點問題與公眾進行溝通交流時，不是想方設法考慮如何通過更為坦誠的交流以及更為詳盡的信息公開，來盡可能地消除公眾的疑慮，而是一味地想著如何通過技巧性的危機公關來盡快“滅火”。這樣一來，新聞發(fā)言人制度的效果只可能是“抽刀斷水水更流”，非但解決不了可能的斷章取義，反倒會讓新聞發(fā)言人本人“惹火上身”。何況，公眾對于央企的很多批評言論，也不是新聞發(fā)言人借助個人魅力或者發(fā)言技巧就能應對和解決得了的。如此一來，既然發(fā)言或者不發(fā)言，批評聲音都會存在，反倒是新聞發(fā)言人的發(fā)言會成為“導火索”，新聞發(fā)言人索性“不發(fā)言”——反正“不發(fā)言”是制度的責任，而發(fā)言一旦有任何問題，就有可能像王勇平或王旭明那樣“所有問題都自己扛”。新聞發(fā)言人的危機和問題，折射的是其所“代言”機構的危機。這樣的危機，縱然新聞發(fā)言人本人有再高超的“發(fā)言技巧”，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此，央視記者張泉靈有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新聞發(fā)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緊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過去是門兒都沒有的。出了事兒的時候，只靠新聞發(fā)言人來撐著，更像超薄緊身衣濕了水，連爛瘡都隱約可見。這時候趕來揭爛瘡看到你還拿件破衣服遮遮掩掩，自然怒不可遏。如今，罵聲不絕，換件衣服，身材不好還是不好，爛瘡還是爛瘡。”

第五篇：申論熱點：“生死承諾書”,讓環(huán)衛(wèi)工情何以堪？

申論備考：“生死承諾書”，讓環(huán)衛(wèi)工情何以堪？

近日，有網民爆料，蘭州城關區(qū)環(huán)衛(wèi)局要求超過退休年齡的環(huán)衛(wèi)工簽訂“生死承諾書”，承諾工作期間產生的一切人身損害都由本人承擔。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眾多網民轉載和關注。記者從蘭州市城關區(qū)市容環(huán)境衛(wèi)生管理局了解到，該局正在追查此事，并稱簽訂此承諾書只是個別環(huán)衛(wèi)隊的行為。

一邊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zhàn)略進行科學部署，一邊卻是有些政府單位的胡作非為，面對相關部門要求環(huán)衛(wèi)工人簽訂“生死承諾書”的荒唐行為，既暴露出有關領導愛民情懷的嚴重缺失，也反襯出其法紀意識的嚴重不足。即便環(huán)衛(wèi)工人真的被迫無奈簽訂了這樣一份“生死承諾書”，難道在工作期間發(fā)生意外，相關部門便可以將責任推的一干二凈嗎？

作為城市的“環(huán)境美容師”，環(huán)衛(wèi)工人用他們的日夜堅夜與默默奉獻，為公眾營造著干凈整潔的城市環(huán)境。然而，現實生活當中，很多地區(qū)的環(huán)衛(wèi)工人不僅薪酬很低，而且，本該享受的各項福利待遇也往往淪為“鏡中花”。當然，在節(jié)假日里，按照《勞動法》他們也應當享受相應的“加班費”，但對于很多環(huán)衛(wèi)工人來說，這恐怕是想也不敢去想的??

如此種種情形，不僅會讓一線環(huán)衛(wèi)工人感到心寒，也暴露出相關環(huán)衛(wèi)部門對于《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政策的不屑。不過，最近幾年，我們欣慰地看到，也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將保障環(huán)衛(wèi)工人的福利待遇作為一項重要民生事項，不僅最大程度地提高他們的薪資，也在不斷優(yōu)化福利待遇，有的地區(qū)專門為環(huán)衛(wèi)建起了休息室，有的地區(qū)為環(huán)衛(wèi)工人提供免費早餐等，著實體現了愛民情懷。

相比之下，蘭州市城關區(qū)環(huán)衛(wèi)局要求超過退休年齡的環(huán)衛(wèi)工簽訂“生死承諾書”的做法，未免有些令人寒心。環(huán)衛(wèi)工人不僅辛苦，更是一項高風險的行業(yè)，近些年來關于環(huán)衛(wèi)工人遭遇車禍等意外的消息時有發(fā)生。在這樣的情況下，相關部門理應給予環(huán)衛(wèi)工人更多關愛，無論是為他們提供更加顯眼的穿著，還是提醒大家注意做好自我防范，以及為他們購置意外保險等，都不失為好辦法。

可是，豈能為了推托責任而要求年邁的環(huán)衛(wèi)工人簽訂“生死承諾書”，一份“生死承諾書”，赤裸裸地反襯出相關管理部門的管理丑態(tài)，也暴露出有關領導缺乏真心誠意的愛民情懷！

希望有關部門能早日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給公眾更是給環(huán)衛(wèi)工人一個圓滿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