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經濟學與社會關懷

作為法學與經濟學之間交叉的一門邊緣學科，法律經濟學當初剛被介紹到中國來時即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它從經濟學成本投入與資源分配等角度出發，對法律與制度的安排作經濟的分析，以期使這種安排達到最佳效益。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法律經濟學開闊了法學研究領域的新視野，對于解釋現行的法律制度，預測其發展趨勢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令筆者憂慮的是，作為在當今中國雄霸學術界控制著話語權的作為顯學而存在的經濟學與法學兩門學科的結合所產生的新生兒，法律經濟學的誕生，會不會難以避免地沾染上豪門習氣？事實證明，筆者的憂慮絕非是杞人憂天。當今中國法學界在法律經濟學的研究中往往過份注重煩瑣的數學及技術的分析，甚至陷入其中自得自樂以致不能自拔，但卻忽略了作為社會科學所應當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社會關懷。

問題還得從一件事情談起。前些年沈陽市出臺了一部交通事故處理的地方性法規，內容大意是如果行人違章而機動車輛并無違章，那么發生交通事故依該規定責任將全部由違章的行人負擔，機動車駕駛一方不負賠償責任。經媒體炒作，將其內容形象地概括為“撞死人白撞”。此法規一出，立即在全國激起了軒然大波，贊成者固然有之，但聽到更多、更普遍的是反對者的聲音，我國著名的民法學家梁慧星教授也加入了聲討行列，將其喻為是反人道、反人性、野蠻的規定。由于媒體的關注和推波助瀾，一時間，沈陽市的這部法規成了過街老鼠，處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但是，爭論歸爭論，盡管對沈陽市有沒有權力制定這樣一部涉及到人的健康權甚至生命權的地方性法規以及這部法規本身是否違反憲法的精神或直接違反立法法的規定可以作進一步詳細的法理分析，盡管反對者眾多，沈陽市的這個法規還是實施了，后來聽說武漢和上海兩市也有了相類似的規定。本來嘛，學者也僅僅就是學者罷了，唐詩不早就有云：“百無一用是書生”嘛，而更何況偉大的領袖亦曾豪情萬丈地寫下過“劉項原來不讀書”的偉大詩句呢。作為百無一用的書生縱然反對又能如何呢？最終不還是徒勞嗎？這場討論后來漸漸地平息下來了，因為這個世界變化實在太快了，人們的注意力也轉移得實在太快了，人們實在沒有耐心長期關注一個已失去新鮮勁的類似祥林嫂和阿毛之間發生的這一類的故事。雖然隨后武漢和上海的兩位教授喪生滾滾車輪下的慘劇讓媒體抓住又猛炒作了一把，讓善良的容易感動的人們掬了一把同情的淚水和又憤慨了一回，但不可否認的是法律就是法律，絕不是說著玩兒的，盡管你可以把它歸到自然法概念中的“惡法”之列，盡管它可能與亞里斯多德所稱的那種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應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理念相左，盡管它可能直接或間接地與公平、正義、人權的憲政精神相違背，但因為它是法律，所以盡管人們可以自由地批評它，但同時還是必須嚴格地遵守它，因為違反它的后果必然要付出相應的沉重的代價?！皭悍⑷恕钡睦釉跉v史上也是不絕于書的，誰都不會忘記，作為西方文化史上的兩位圣人蘇格拉底和耶蘇都是為惡法所殺的，因此，兩位教授之死也頗具悲壯與神圣色彩了。我本不想加入這場討論來湊熱鬧，尤其是在一個話題冷場之后再提起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最近讀到的一篇文章卻不得不讓我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了。

這篇文章出自一位法律學者的手筆。談得就是上面所述的沈陽市的那個法規，他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該法規進行了分析，運用的是一些數學的、技術的方法，過程不太能引得起我的興趣，但是其通過以上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結論倒是引起了我的關注。作者的結論是，沈陽市出臺的該法規的背后是有經濟學根據的，符合經濟學原理與規律，換句話說這部法規是合理的。認為這部法規的出臺將有助于促使行人自覺遵守交通規則，言下之意即是：如果沒有這類的規定，行人橫穿馬路將很難禁止。而且他進一步認為，由于行人橫穿馬路，車輛就需慢行，那么道路就會不暢，從而影響到交通運輸的效率。如果造成事故，事故的處理必然就會造成交通的堵塞甚至癱瘓，將造成巨大的社會資源的浪廢，因此，在處理交通事故時這些損失都應考慮在其中，應由責任人來承擔。通過以上的分析，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這部法規的出臺是合理的。至此，我不禁拍案而起不得不有話要說了。

首先，這位作者完全可以放心，他所預料的那種如果沒有此類的規定將會出現的他所描述的災難性的后果絕不會出現。目前對于交通事故的處理，公安交通部門依據的是1991年國務院發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中的有關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普遍的做法也是依據該規定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23條“高度危險作業”條款棄置一旁的。當然，對于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權的處置的這么一個如此重大的問題，國務院是否有權制定這樣的一個《辦法》，筆者持謹慎的態度。但即使是依據這樣的一部在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問題上簡單地采用過錯責任的《辦法》的規定，對于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造成對方人員死亡或者重傷，機動車一方無過錯的，應當分擔對方10%的經濟損失。這里規定得很明確，這10%不是賠償，僅是一種損失的分擔，亦即是一種人道的補償。雖然10%的人道補償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性質上均遠遠不及梁慧星教授所主張的發生交通事故機動車一方應承擔無過錯責任的全部賠償，但畢竟它還是體現了一線人道之光與人情溫暖的。雖然即使有10%的人道補償，但是誰都可以設想，絕不會有任何行人為了這區區10%的補償而故意將自己的血肉之軀與滾滾流動的鋼鐵相碰撞，因為后果誰都可以預料。因此，連這區區10% 的人道補償都要取消的交通法規的出臺是否能真正起到阻止行人橫穿馬路的預期效果是很值得懷疑的。

其次，與一些贊成者的觀點一致的是，這位作者的觀點中還隱含

這樣的一個暗示，即當前行人素質差，而且短期之內無望有大的提高，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提高素質這一途徑走不通，那么制訂這樣的一個法規或許至少可以起到鎮懾和教育這些人的作用。幽默一點地說也可稱之為以鮮血來擦亮人的眼睛吧，以此來迫使人人知法畏法從而自覺守法最終達到交通順暢的目的。其觀點實際上也大謬不然。行人素質低，那么機動車駕駛員素質就一定高嗎？只要去交警部門了解一下每年你所在的城市有多少機動車駕駛違章，只要上街看一看許多司機是如何開英雄車、霸王車，尤其是在過沒有設紅綠燈的斑馬線時是如何置行人于不顧呼嘯而過，行人過斑馬線時是如何戰戰驚驚、如履薄冰的情形，我想任何人恐怕都不能斷然得出肯定的結論。另外，就算是行人的素質低，但這種素質低能成為立法犧牲其生命健康權的理由嗎？這兩者沒有也不可能有必然的邏輯聯系。此外，我們還應考慮到行人橫穿馬路的種種復雜的情形：其中可能有智障者；有老人、小孩；有急事須橫穿者；有因交通設施設置確實十分不合理，為避免繞太遠的路而圖方便橫穿者；也有因習慣了在鄉間田野或小路上任意馳騁，還不明白城市文明的交通規范的剛剛進城打工的農民等等。不分清紅皂白地在立法上對這些特殊情形一概不予考慮，合理嗎？

另外，眾所周知，我國城市交通的普遍現狀是街道窄、人多、車多、交通擁擠，沒辦法，誰讓咱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呢?，F在頗值得我們自豪和津津樂道的是作為當代中國人財富與地位向征的汽車越來越多地進入了家庭。但汽車數量的劇增與短期內城市道路交通狀況不會有太大的改善之間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這使得原來就擁擠不堪的城市交通狀況更趨惡化。而在我國大部分城市，作為有限公共資源的城市道路是如何分配的呢？其做法是左右兩邊為人行道，供行人與非機動車通行，中間以道路中心線為界左右各有一至三個左右的機動車道。但細心的人們往往會注意到，通常左右兩邊的人行道加起來還不足一個機動車道寬！這樣劃分道路也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是符合經濟學原理的，也是效率的，但這樣的分配規則是民主商定的嗎？它公平嗎？與行人相比，機動車一方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既然作為機動車駕駛員你享受了更多的道路資源，而且駕駛機動車屬高速行駛的危險作業，如果與非機動車、行人之間發生事故，機動車駕駛員受到的人身傷害要比行人受到的傷害小得多，或者是根本不會受到任何傷害，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機動車駕駛者在駕駛時就應付出更多的注意，應隨時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因自己的稍一不慎而釀成的事故。這應是一個符合邏輯的必然結論，也符合資源占用的數量應與付出的數量成正比的經濟學原理與現代法治“抑強撫弱”的精神。但現在好了，因為出臺了這樣的法規，駕駛員因此而“有法可依”，那么盡可以“放心”駕駛去了，只要自己不違章，自己的注意力可以比以前放松了，甚至在關鍵時刻也可以不用踩剎車了，因為即使撞死了人也不用負什么責任嘛，緊急踩剎車沒準還翻車使自己受到傷害呢，誰那么傻呢，危急的時候首先保護自己是人的本能嘛。這部法規會不會起到這樣的暗示作用呢？我想我們完全有理由作上面的假設。也許這部法規的制定者們是從性善論的角度出發，將司機們都想象成君子了吧，但我們卻實在無法將所有的司機都想像成謙謙君子。因此，在立法時，與其從性善論出發倒不如從性惡論出發，立法時做到先小人后君子。而且立法者在涉及到行人的生命健康權與車輛通行權取舍的重大問題上時，絕不能簡單地單純地從追求效率的經濟學角度出發，為了保護車輛的通行權而漠視對行人生命健康權的保護。

無論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得出的結論證實這部法規的出臺是多第的合理，但這種數學的技術的分析卻始終無法回避一個問題——公平的問題。經濟學不是萬能的，如果沒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和哀民生之多艱的那種悲天憫人的社會關懷，產生那種諸如著名的經濟學家看不到當代中國失業嚴重的社會現實，反而大力倡導現在應鼓勵人們在城里和鄉下各有一套住宅，周末開車去鄉間度假的那種不切實際的只有在富人俱樂部中才可聽到的論調和虛浮的理論一點也不奇怪。有鑒于此，學者何清漣女士從一個社會學者的道義與良知出發一再呼吁將人類關懷引入到經濟學研究領域。關注國計民生的經濟學固然不能忽視社會關懷，作為以追求公平、正義為終極價值目標的法學則更應體現人性、人道與社會關懷。那么，兩者結合產生的嬰兒法律經濟學又該如何呢？我想，作為法學與經濟學結合的產物的法律經濟學更應博采兩家之長，而絕不能為數學而數學，為分析而分析，為數字和技巧所迷惑而陷入其中淪為數學和技術分析的奴仆最終忽略了作為社會科學應始終關注的社會關懷。

作者：高軍，史學碩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劃、晚報法制版記者、編輯、現任大學法學講師、兼職律師

通信地址：廣東省惠州市惠州學院政法系 郵編：51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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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人文科學系法律經濟學《勞動合同法》與社會和諧

A

《勞動合同法》與社會和諧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society harmonious

系 名： 專業班級： 學生姓名： 學 號： 指導教師姓名： 指導教師職稱：

2011 年 12 月

目 錄

引 言................................................................2 第一章 勞動合同法概念與特征...........................................2

1.1勞動合同的概念..................................................2 1.2勞動合同的特征..................................................3

1.2.1勞動合同雙方主體具有特定性................................3 1.2.2勞動者天然的從屬性........................................3 1.2.3勞動合同內容對主體雙方具有權利和義務的對應性..............3 1.2.4勞動合同具有諾成性、雙務性、有償性的特征。................3

第二章 勞動關系不和諧的現實表現及分析.................................4

2.1農民工與大學生---焦點就業群體...................................4 2.2農民工就業困境----非正規就業的權益保護問題......................4 2.3大學畢業生就業困境-----非正規就業的艱難選擇.....................4 2.4大學生比農民工就業難的更深次的原因..............................5 第三章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5

3.1現階段和諧勞動關系的內涵........................................5 3.2發展和諧勞動關系的調整模式研究..................................5

3.2.1集體談判制度..............................................5 3.2.2工人組織無獨立地位，政府角色不明確........................6 3.2.3資本強勢使集體談判制度徒有形式............................6

結 論.................................................................6 致 謝.................................................................7 參考文獻.............................................錯誤！未定義書簽。

《勞動合同法》與社會和諧

專業班級：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

職

稱：

摘要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以胡錦濤總書記為代表的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集體，適時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全新的理念和偉大目標。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定義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關鍵詞 《勞動合同法》、和諧勞動關系、社會和諧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society harmious Abstract Since the 4th Plenum(Plenary Session)of the 16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 China President Hu Jint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 timely proposed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the new ideas and great goals.The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s defined as democratic rule of law, justice, sincerity, amity, vitality, stability and order, man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Key words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society harmonious

引 言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以胡錦濤總書記為代表的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集體意識到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負效應，已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中國進一步健康發展，適時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全新的理念和偉大目標。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定義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把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原則，在繼續平穩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時，開始著手解決經濟發展過快帶來的負面效應。胡錦濤在《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 》中指出“由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只有兩個字的改動，但卻有著十分深刻的內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除了涵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部內容外，還對經濟發展的理念、目的、戰略、途徑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們要正確處理好和快的關系，堅持好字優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發展方式。只有發展和諧勞動關系，才能讓社會主義中國的勞動者有尊嚴的勞動、有安全的勞動、有保障的勞動。而《勞動合同法對》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具有重要作用,進而對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章 勞動合同法概念與特征

本文明確了和諧勞動關系的內涵、勞動合同法的概念、勞動合同與勞動合同法律規范、勞動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1.1勞動合同的概念

合同又稱契約，它是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當事人之間，就確立、變更和終止某種權利和義務關系而依法訂立的協議，即交換權利和義務的雙方當事人的合意。

勞動合同作為各種合同形式的一種，也是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合意。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聘關系、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協議。1.2勞動合同的特征

1.2.1勞動合同雙方主體具有特定性

一方是勞動者，即具有勞動權利能力并且勞動行為能力的中國人、外國人或者無國籍人；另一方是用人單位，即具有使用勞動權利又具有使用勞動能力和行為能力的個體、企業經濟組織事業組織、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等用人單位。

1.2.2勞動者天然的從屬性

勞動者在身份、經濟、組織都要從屬于用人單位，特別是雙方在實現勞動過程中具有支配與被支配、領導與服從和管理與被管理的從屬關系。

1.2.3勞動合同內容對主體雙方具有權利和義務的對應性

一方享有的勞動權利是另一方必須承擔的勞動義務，反之亦然。就是說勞動者被用人單位錄用后，就應當完成該單位分配的勞動任務，用人單位就應當按照勞動合同的約定支付勞動報酬，提供勞動條件，保障勞動者的社會保險及社會福利等合法權益。

1.2.4勞動合同具有諾成性、雙務性、有償性的特征。

諾成合同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就勞動合同條款內容達成一致意見，勞動合同即成立。雙務合同，即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均享有一定的權利并履行相應的義務。有償性是指在用人單位根據勞動者的 數量和質量給付勞動報酬，不能無使用勞動力。

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簽訂的勞動合同是兩者權利和義務的憑證，同時又是產生勞動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勞動合同在維護勞動關系穩定，保護勞動者權益，保證用人單位合理使用勞動力、規范勞動紀律、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二章 勞動關系不和諧的現實表現及分析

2.1 農民工與大學生---焦點就業群體

首先說明，本章有關就業問題的分析是以經濟危機爆發前就業形勢為基礎，經濟危機使就業形勢更加復雜化，它可能使一些問題提前暴露,也可能掩蓋一些餓的東西。本文以經濟危機爆發前的就業狀態作為分析的基礎。

2008年以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總量矛盾正逐漸減輕，但群體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短缺與過剩并存，一方面是部分地區的“民工荒”另一部分是大學生“就業難”。短缺是接受較低文化水平的勞動者，“過?！钡氖撬^接受高等教育 大學畢業生?！岸倘薄迸c“過?！币悦黠@表現在工資水平的變化上，近年來，農民工的工資持續不斷上漲，而大學生起薪水平一再下降。甚至出現了部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超過部分大學生的起薪水平，“讀書無用論”重新抬頭。若這樣下去，國民素質，國家未來令人擔憂。所以挖掘兩大就業群體現象背后的根源以及《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兩大就業群體的影響并采取相應的措施是我國在勞動關系處理上的重要課題。

2.2 農民工就業困境----非正規就業的權益保護問題

從上世紀就是年代以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規模越來越大。并且近幾年農民工中“遷徙式”流動就業也有所增加，農民流動就業形式由過去的個體流動為主逐漸演變成現今的家庭式流動和個體流動并存。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調查數據，2004年農民工舉家外遷有2470萬人，比2003年增長1.6%，約占農村外出人口的20.9%。到目前為止，農民工這一群體已超過了傳統上由城鎮居民構成的產業工人的數量，使中國產業工人隊伍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2.3大學畢業生就業困境-----非正規就業的艱難選擇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逐年下降,近幾年的就業壓力前所未有,許多畢業生面臨著畢業就失業的尷尬局面。

從知識水平講，大學生要比沒有經過培訓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知識水平高。但 為什么農村外出務工的畢業青年就很容易找到工作，而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找份工作就那么難?一些學者認為大學生專業技能欠缺、教育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錯位，也有學者認為是勞動力市場存在二元分割的制度是大學生就業困難的主要原因，作者比較認同這種看法。大學生經過多年的人力資本投資，促使他們自己及父母對將來的工作收益有較高的期望，許多大學生希望畢業后進入收入高且體面的一級勞動力市場。其次，二級勞動力市場具有的非正規就業的特性使他們對進入二級勞動力市場望而卻步。

2.4大學生比農民工就業難的更深次的原因

大學生與農民工出現的就業問題,表面上講是由于非正規就業與正規就業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引起的,實際上是由于我國產品價值鏈結構決定了我國就業結構,分析問題還是從描述產品價值鏈結構的經典微笑曲線開始。

第三章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3.1現階段和諧勞動關系的內涵

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正義、誠信和友愛、充滿活力、安定而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來看：和諧勞動關系至少應當包括這樣五方面：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我國勞動關系在法制化、公正性、穩定性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問題，與誠信友愛、充滿活力的標準則離得更遠，難以真正和諧。

3.2發展和諧勞動關系的調整模式研究

3.2.1 集體談判制度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勞動者與企業之間對等的協商處理相互間矛盾也成為政府日益關注和重視的問題，在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集體談判制度被引入到了我國，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正式規定了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制度，據統計，截止2007年9月底全國企事業單位已簽訂集體合同97.5萬份覆蓋企業107.3萬個，覆蓋職工12823.7萬人?？梢娂w談判制度在我國發展很快，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徒有形式，除國有企業外，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推行的效果很差。

3.2.2工人組織無獨立地位，政府角色不明確

我國工會沒有獨立地位，可以說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一級工人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各省工會很強勢，也算半個政府組織。但到了基層企業工會層面，工會并無自己獨立地位。勞動者在與資方出現勞資糾紛的時候，往往會尋求政府的幫助，工會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而政府角色也不明確。勞動者在尋求政府幫助時，政府與工會角色出現“錯位”現象。

3.2.3資本強勢使集體談判制度徒有形式

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集體談判制度中既要維護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同時也不希望看到 企業的利益受到損失。自放在談判中占絕對優勢和主導地位?！拔譅柆斁芙ü笔录褪琴Y本強勢最有利的證明。爾瑪的工會也沒有組建起來，這與資方在目前經濟發展中處于強勢地位有很大的關系。如果政府在資本強勢的情況下失位，那么集體談判制度只能徒有形式。

結 論

《勞動合同法》加大了企業對勞動者權益侵害的懲罰力度，保護了勞動者的應該享有的合法收益，增加了勞動者的收益，提高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另一方面，《勞動合同法》改善我國“裸體工資”式的薪酬結構，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企業保證勞動者的社會保障性的收入，使勞動者對未來生活有一個穩定、安全的預期，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原來勞動者不敢消費的潛力。在當前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受到“消費的制約”而越來越不受到“生產的制約”的發展模式下，《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因為提高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和促進了的 消費潛力這兩個角度講，《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為經濟良性循環提供了一種契機。

致 謝

本文能夠順利完成，特別要感謝我的導師---S老師。導師嚴謹的治學風格、淵博的學術造詣、達觀的人生態度以及開闊的眼界都給了我極大的影響。導師總是在我無所適從的時候指點迷津；在我灰心喪氣的時候給我鼓勵、學生的點點滴滴進步，都凝聚著導師的心血與教誨。從他的身上，我不僅學到了成就事業的才干，而且還學到了許多做人的道理。在此，謹向盧老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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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律與社會 - 副本

法律與社會——農民工權益現狀保障分析

摘要：農民工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群體，由于現實與歷史的原因，農民工群體一直處于城市的邊緣，受到社會的歧視—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城市的發展離不開他們汗水的付出，而他們的生存與權益得不到保障同時也在刺痛我們的良心與責任。所以我們應該保障農民工的權益，讓他們切實享受建設城市的成果，同時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必然趨勢。關鍵詞：農民工；現狀；權益；保障； 1.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

據抽樣調查結果推算，201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5278萬人，比上年增加1055萬人，增長4.4%。其中，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增加528萬人，增長3.4%。住戶中外出農民工12584萬人，比上年增加320萬人，增長2.6%；舉家外出農民工3279萬人，增加208萬人，增長6.8%。本地農民工9415萬人，增加527萬人，增長5.9%。（1）農民工缺乏最基本、最必要的工傷保險。

進城農民工從事著苦、臟、累、險的職業或工種；就業中普遍存在著勞動條件差，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的現象。但是有工傷保險的農民的不到3%，致傷、致殘、致死的事故非常多。

（2）工傷事故頻發、職業病危害嚴重。

2009年，我國發生各類較大事故1760起，各類事故死亡人數為83196人，特別是在礦山開采、建筑施工、危險化學品三大高危行業，農民工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80%以上。我國從事有毒有害生產的企業數量約1600萬家，接觸職業危害因素的人數約2億人左右，其中接觸粉塵、毒物和噪聲等職業危害的職工超過2500萬人，農民工是職業病患病主體人群。（3）農民工工傷保險參保率低，工傷賠付標準低

2009年底，全國農民工總量近2.30億人，而參加工傷保險人數約為5000萬，比例為21.8%。2011年起我國安全生產事故一次性死亡補償金標準按上一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計算，以2010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計算，死亡補償金近40萬元，但其數額仍低于其他事故造成的死亡補償標準。如涉外海外人身傷亡損害賠償最高金額為80萬元人民幣。

（4）相關法律法規對農民工權益保護存在缺陷。

根據《勞動法》第二條的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都適用勞動法。所有勞動者都享有平等就業、取得勞動報酬、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勞動法》是將農民工視為普通勞動者，將他們與城鎮及其他勞動者一體調整與保護的主體；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出臺的政策規章卻又將農民工加以特殊對待，把農民工視為城市的二等公民，使得農民工遭受不公正的對待，這種對法律主體定位的不確定性，使得農民工的權益遭到侵害。同時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很不完善，農民工對法律法規的訴求我們還不能滿足，這使得農民工因為我們的制度不完善而去買單。2.農民工權益受侵害之成因分析

農民工這個弱勢群體，處于社會的最底層，由于出生農村本身社會地位低及我國勞動法制建設滯后不能滿足農民工現實的需求。加之經濟上的貧困，導致社會政治參與程度低，因此很少有人去聽他們的疾苦或者給予他們恰當的幫助，這樣其權益極易遭到侵害，農民工權益受侵害同時也在刺痛社會的良知和公平正義的理念。（1）勞動保障法制建設滯后。

首先，我國目前的現狀缺乏專門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法律。農民工作為特殊的社會群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來越重要。但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保護農民工權益的法律，在保護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權益上存在盲區，保護農民工權益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據。（2）勞動監察部門執法不力和工會保護職責缺位。

執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勞動監察部門的執法不力和工會組織存在欠缺等方面。首先，各地勞動監察部門人員配置嚴重不足，使執法監察無法落實到位；經費不足、調查手段落后，導致勞動行政執法監察力度不夠。而引起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缺失。（3）農民工權利被侵害的救濟程序和法律援助不足

首先，由于勞動爭議實行“先仲裁，后訴訟”的解決方式，造成尋求公力救濟的金錢成本和時間成本過高，而救濟效率卻很低，使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保障；其次，由于大多數農民工法律知識貧乏，缺乏維權意識和能力，這就使得他們在進入勞動力市場時處于一種很不利的地位，只能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工作，當權利遭到侵害時，舉證能力有限，加上一些其他人為的社會阻力，造成農民工無法舉證或無力舉證的情況屢屢出現，也不利于農民工權益的保護；再次，由于現行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使得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很難獲得法律援助，農民工維權出現制度性障礙。3.加強農民工權益的法律保障 農民工也是作為一個公民的存在，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理應該反映在農民身上。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政治經濟文化權利貧困是他們集中的寫照，通過他們自身力量維護權益是遠遠不夠的。農民工就業不能單純的看作從農村到城市務工的過程，我們還應給予他們進城提供保障和公平的待遇，溫家寶總理曾說過一個人就業不僅僅解決生存問題，而且體現了一個人的尊嚴，為此我們應該要讓農民工在城市里面找到歸宿及認同感，讓他們的尊嚴實踐在我們國家城鄉一體化的格局進程當中。（1）應盡快出臺保障農民工權益保護的專門法。

2006年3月，《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出臺，指出“解決農民工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任務”﹑“大量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的現象在我國長期存在”，明確要求“起草、制定和完善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法規”，這是我們制定農民工權益保障法的綱領性文件，再加上農民工群體的特殊性、維權的復雜性以及重要的社會作用，都決定了制定專門的《農民工權益保護法》的必要性。（2）完善工資發放機制，建立用人單位的“信用檔案“

工資是農民工生存的保障，本著生存權高于一切原則。首先要加強農民工工資發放執法檢查，尤其對農民工需求較多的建筑、勞動密集型加工等企業工資支付情況的執法檢查，督促用人單位及時支付工資，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等違法行為要及時、嚴厲查處。其次要暢通舉報投訴渠道，向社會公布舉報投訴電話，加強舉報投訴接待力量，做好對舉報投訴案件的調查處理工作，做到對此類違法案件，發現一起，及時處理一起。再次勞動行政監察部門，應與財政、金融等系統密切配合，統一打造一份國內所有用人單位工資發放情況的“信用檔案”，我國的個人和企業“信用檔案”已運行幾年，實踐中它已使守信者受益，讓失信者付出代價。(3)建立民工社會保障體系，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的范圍

我國農民工主要集中在臟、累、險的工作崗位，發生工傷事故的概率很高。我們根據自身的情況，考慮農民工繳費能力較弱，國家財力也有限，為此根據有關風險對農民工危險程度，以及農民工自求，分類推進，建立有差別的社會保障方案，盡量滿足農民工的現實需求。(4)能動司法，助推規范化的勞動合同。

能動司法就是規范用人單位的行為在法律視野上運行，這是司法公正活的靈魂。法院審判一線的工作人員要加強審判案例指導作用，把活的法律送到到企業中去，通過典型案例督促用人單位在使用農民工過程中，應當依法與農民工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并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進行用工備案；不得采取欺詐、脅迫等手段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必須由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用人單位與農民工本人直接簽訂，不得由他人代簽，特別謹防包工頭等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不能作為用工主體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其次要完善勞動合同內容，包括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時間、勞動保護和勞動條件、勞動報酬、勞動紀律以及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等都應作出詳盡規定。以保證農民工權益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注釋：

[1]《勞動法關聯法規精選》，法律出版社，2008年。

[2]常凱，2009：勞權保障與勞資雙贏—《勞動合同法》論，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 [3]常凱，2007年，聚焦《勞動合同法》。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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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凱，2002：《從承受艱難到分享公平—關于新時期勞動關系問題的多角透視》，工人日報。

[3]黃躍欽，2003：《勞動法新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4]韓長賦，2004：《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三農”問題》，農業出版社。[5]常凱，2005：《勞動關系學》，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6]黎建飛，2007：《勞動與社會保障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7]常凱，2009：勞權保障與勞資雙贏—《勞動合同法》論，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第四篇：法律與社會控制

法律與社會控制

丁衛 原刊于《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7年第6期

摘要： 社會控制是國家主導，政府自上而下推進的一種治理手段，它通過對社會成員的行為、思想及其價值觀念進行指導和約束，以及對各類社會關系進行調節和制約，從而達致一定的社會秩序。在諸多社會控制手段中，法律控制是最具約束力也最為形式理性化的一種。本文簡略地梳理了社會控制思想的演化，指出“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是維系社會秩序的有力手段。在對晚清以降的社會控制進行初步考察的基礎上，本文指出當代中國的社會控制體系正在由改革開放之前的組織控制轉變為1980年代以后的法律控制

通過社會生活的結構化和人們行為的標準化而形成的社會制度和行為規范是社會秩序的具體反映。[1]271社會組織管理通過把社會生活結構化和把人類行為標準化來實現社會的秩序化；而社會控制則通過對社會成員的行為、思想及其價值觀念進行指導和約束，以及對各類社會關系進行調節和制約，從而達致一定的社會秩序。從形式上看，社會控制有諸多手段，譬如，統治者可以通過道德、宗教、法律乃至社會輿論等各種手段來達到既定的統治秩序，只不過，法律是其中對社會成員最具約束力，從而也最為形式理性化的一種。

一、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社會控制思想較早可以追溯到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生物進化論。達爾文認為，生物進化是通過自然選擇實現的。生物個體為了在大自然中繼續生存下去，保持自己的物種不被消滅，就必須不斷發展自己的適應能力。適者生存，弱者滅亡，物競天擇，自然淘汰，這就是自然界對生物個體的控制機制。[2]75-148由生物進化論發展出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社會是控制者，個人是被控制者。既然人具有動物習性，那么社會就必須控制人的這種動物習性。否則，由于人人都存在著追求自我利益的傾向，結果難免會使整個社會墮入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中去，社會秩序因此而無法建立和維系。

受進化論思想的影響，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1901年出版的《社會控制》[①]一書中最先使用了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這一概念。在他看來，社會控制是指社會對人的動物本性的控制，以限制人們發生不利于社會秩序的行為。他認為人的天性中存在著一種“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它包括同情心（Sympathy）、互助性（Sociability）和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三個組成部分。人性中的“自然秩序”成分，使人類處于自然秩序狀態，人們彼此同情，互相幫助，相互約束，自行調節個人行為，避免出現因人與人之間的爭奪乃至戰爭所引發的社會混亂。然而，這種自然秩序狀態卻被19世紀末20世紀初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大規模移民所否定。在現代的美國社會，初級群體和社區迅速解體，人們不得不生活在完全陌生的社會環境中，社會交往的“匿名度”大為提高，人性中的“自然秩序”再也難以對人的行為起約束作用，越軌與犯罪等社會問題愈益嚴重。立基于此，羅斯認為，必須用社會控制這種新的機制來維系社會秩序，即由社會有意識、有目的地采取各種措施，對個人和群體的行為加以規制和約束。[3]173-313不難看出，經由社會控制所形成的社會秩序實質上是一種人為秩序。羅斯根據社會秩序的形成過程所作的“自然秩序—人為秩序”之兩分，有助于我們據以區別社會運行的自發機制與人為機制，并依此視角來考察法律與社會控制的關聯。羅斯指出，“由于一代人的道德習慣不能成為下一代的本能，持續的控制是必要的”。[4]46雖然，實現社會控制的手段有許多，如輿論、法律、信仰、社會暗示、社會宗教、個人理想、禮儀、藝術、人格、啟蒙、幻像、社會價值觀和倫理法則等等，但法律仍然是社會秩序大廈的基石。[4]95從功用上看，法律作為國家整合和控制社會的基本手段，顯然具有其他社會控制手段所不可比擬的作用——法律應該而且必須從根本上影響著其他的社會控制，在法律與其他社會控制的互動關系中，法律具有主導性，社會越發達，法律的控制作用和影響就越重要。[5]5

作為美國社會學法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的法律思想明顯受到了羅斯社會控制理論的較大影響。[6]480仔細疏理龐德的法律思想，一條緊繞社會控制而展開的邏輯線索始終清晰可辨。龐德學說的核心，是強調法律的社會作用和效果，他認為，道德、宗教和法律是進行社會控制的三種主要手段，隨著文明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日益復雜化，道德和宗教作為早期控制社會的基本手段逐漸和法律相分離，“從16世紀以來，法律已成為社會控制的首要工具”和發達社會中控制社會的“最終有效工具”，[7]12-89所有其他的社會控制手段只能行使從屬于法律并在法律確定范圍內的紀律性權力。因此，法律的功能在于控制社會。[8]89 龐德指出，人類具有雙重本性，一方面是相互合作的社會本性，另一方面是個人主義的本性，這種“擴張性的或自我主張的本能使他只顧自己的欲望與要求，不惜犧牲別人來設法滿足這些欲望與要求，并克服一切對這些欲望與要求的阻力。”通過論述法律與文明的關系，他進一步推展其社會控制理論。他認為，作為社會控制的主要工具，法律和文明有著密切關聯。從歷史看，法律是文明的產物；從現實看，法律是維護文明的手段；從未來看，法律是推進文明的手段。文明可以使人類力量得到最完善的發展。而文明的兩個面向：一個是對外在的自然界的控制；另一個則是對內在的人類本性的控制。惟有通過科學的發展才能實現對外在自然界的控制，保證人類過富裕生活。而惟有社會控制方能實現對人類本性的控制。而“對內在本性的支配，過去是，現在也是通過社會控制來保持的，即通過人們對每個人所施加的壓力來保持的，目的在于迫使他盡自己的本份，支持文明社會，并制止他從事違反社會秩序的行為?！盵9]409在《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一書中，龐德寫道：“今天許多人都說法律乃是權力，而我們卻認為法律是對權力的一種限制。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但是法律決不是權力，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化和系統化起來，并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盵7]26由于法律是對權力的一種限制，并非權力本身，因而，法律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制度，正如龐德在《法律哲學導論》中所言：“我愿意把法律看成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即在通過政治組織的社會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而滿足人們的需要或實現人們的要求的情形下，它能以付出最小代價為條件而盡可能地滿足社會需求——即產生于文明社會生活中的要求、需要和期望——的社會制度。就理解法律這個目的而言，我很高興能從法律的歷史中發現了這樣的記載：它通過社會控制的方式而不斷擴大對人的需求、需要和欲望進行承認和滿足；對社會利益進行日益廣泛和有效的保護；更徹底和更有效地杜絕浪費并防止人們在享受生活時發生沖突——總而言之，一項日益有效的社會工程?！盵10]147龐德認為，社會的發展使得人類活動按照一定的社會行為規范而進行，通過某種社會力量使人們遵守社會規范，維持社會秩序的過程，就是社會控制。他主張將法律作為控制工具，即“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四、簡短的結語

社會控制是國家主導并由政府自上而下推進的一種治理手段，其主要功用在于通過對社會成員的行為、思想及其價值觀念進行指導和約束，以及對各類社會關系進行調節和制約，從而達致一定的社會秩序。在諸多社會控制手段中，法律控制是最具約束力也最為形式理性化的一種，“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亦是維系社會秩序的強有力的手段。晚清以降迄至民國時期，政府均須通過紳士階層等中介環節來實施對于基層社會的控制，法律控制并不居于特別重要的地位。20世紀上半葉，統治階級的腐敗伴隨著紳士階層的“劣化”，由于組織控制的失效致使整個社會秩序迅速崩解。中共依據其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建政之初即以高度組織化的形式來控制整個社會的有序發展，法律控制并未受到足夠認真的對待，毋寧說“重視”。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同質的總體性社會向異質的分化性社會轉變，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社會生活的復雜化也亟需形式理性化的社會控制模式，在這種宏觀歷史背境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遂作為國家的基本方略而被確定下來，“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也因此顯示了其作為國家治理方式所特具的優越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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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5.[5]沈大明.《大清律例》與清代的社會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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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俗、道德和宗教

（1）習俗及其社會控制作用習俗是人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漸形成并共同遵守的風俗、習慣。習俗對人們的行為有指導和約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社會控制作用。這表現為違背習俗的人常常會受到周圍人的嘲笑、攻擊和孤立。

（2）道德的社會控制作用 道德是以善惡評價為中心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它是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是非、善惡、正義和非正義、正當和不正當進行評價的標準。它包含了對一個人的人格進行優劣評價的因素。道德靠人們的內心信念、社會輿論來促使人們自覺遵守社會的行為規范。道德行為會受到社會贊揚，不道德行為則會受到社會的譴責，使行為者在思想上、心理上感受到壓力。因此，道德對人的行為是有明顯的指導意義，同時也對違反道德的行為具有控制作用。

（3）宗教及其社會控制作用 宗教是一種和神或神圣物相聯系的信仰和規范體系。作為社會規范的宗教，主要表現為教規和宗教儀式。宗教通過教育和制裁兩種手段來約束和控制其信徒的活動。在政教合一的情況下，宗教發揮著極強的控制作用。而在現代國家，隨著宗教世俗化，他的控制力量在減弱。2．政權、法律和紀律

（1）政權的社會控制作用 政權是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是國家一切權力的基礎。統治階級通過建立行政體系，設置各級政府和委任政府官員來實現對內的管理，并憑借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專政工具來對破壞國家利益、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進行制裁。因此，政權是一種強有力的社會控制手段。

（2）法律的社會控制作用 法律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制定，國家政權保證執行的行為規則。它以國家規定的形式告訴人們可以做什么，不能作什么，并靠國家政權控制力量來推行，是最嚴厲、最權威、最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

（3）紀律及其社會控制作用 紀律是國家機關或社會組織為其成員規定的行為準則，是他們用來指導和約束自己的成員，促使其承擔一定的責任和義務，以實現組織目標的手段。具有一定的約束性和一定程度的強制性。3．社會輿論和群體意識

社會輿論是社會上眾人關于某一事件或現象的議論和意見，它包含了對于此事件或現象的是非曲直之評價。由于社會輿論是一種公意，是大多數人的意見，因此，它對少數人的言行具有一定的指導、約束及社會控制作用。其內在的機制是：社會輿論作為一種評價性意見，會對少數人的、與眾人意見不同的言行產生環境壓力，少數人為了緩解這種壓力，會改變或放棄原來的言行，與眾人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

社會輿論可以產生兩種控制效果，當它代表社會正義時是一種正確意見，有積極的社會控制作用。但是，社會輿論未必總能對社會現象給予正確評價，特別是對于新生事物，革新者畏于人言，就可能改變或放棄自己的觀點，這時它的社會控制作用就是消極控制。

第五篇：淺論經濟學如何走向人文終極關懷

文章標題：淺論經濟學如何走向人文終極關懷

摘要：

快樂經濟學要真正走向人文終極關懷，就必須：

1、把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明確規定為人的自我實現；

2、引導經濟活動與人的自我實現緊密結合起來；

3、聽從現實經濟的深情呼喚；

4、真正走向美學；

5、切實“回到馬克思”。

關鍵詞：快樂經濟學人文終極關懷美

學馬克思

快樂經濟學高調、強力關注經濟的人文終極關懷，這的確是件不同尋常、令人鼓舞的事，問題是：經濟的人文終極關懷是人的快樂與幸福嗎？筆者以為，由于某些快樂與幸福對人而言不在終極意義的層面，這可能導致快樂經濟學在實際上關注的并非經濟的所謂人文終極關懷，快樂經濟學要開拓創新，奮發有為，真正走向人文終極關懷，就必須：

1、把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明確規定為人的自我實現；

2、引導經濟活動與人的自我實現緊密結合起來；

3、聽從現實經濟的深情呼喚；

4、真正走向美學；

5、切實“回到馬克思”。

什么是人文終極關懷

快樂經濟學把快樂、幸福作為人類行為的終極目的，認為國民快樂和幸福應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與終極價值，這種觀點似是而非，經不起推敲。

眾所周知，滿足導致快樂，收獲催生幸福。如果這種滿足、收獲對人而言僅僅是物質意義上的，限于吃飽穿暖、衣食無憂等，限于人的物質生活，那么，于此產生的快樂、幸福怎么可能對人而言具有形而上性質或終極意義呢？快樂經濟學如把這樣的快樂、幸福也作為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顯然不得要領，是弄錯了，把這樣的快樂、幸福作為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不僅會使得快樂經濟學在實際上關注的并非經濟的所謂人文終極關懷，而且顯然是把人貶低了，人無異于動物。

快樂、幸福是人人都渴望追求和獲得的，但并非所有的快樂、幸福對人而言都具有根本的形而上性質或終極意義，可以作為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對人的快樂、幸福我們必須作出具體分析、深入了解。

當然，一些快樂經濟學家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認為，經濟增長與快樂、幸福之間似乎并沒有完全的正相關關系，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后，人的快樂感、幸福感就漸次消失了，由經濟增長帶來的快樂與幸福對人而言不具什么形而上性質或終極意義等。甚至他們也認為，人如單純追求物質財富，謀取經濟利益，就把自己降低為一般動物，失去了做人的高貴與尊嚴。但是看到這些，看到了有些快樂、幸福對人而言不具形而上性質或終極意義，就不該籠統地提什么是快樂、幸福而不是收入和GDP才是我們人類行為追求的終極目標，關乎人文終極關懷，而應具體地提是什么樣的快樂、幸福才是我們人類行為追求的終極目標，關乎人文終極關懷。這樣做，也許才不會使快樂經濟學陷入可能面臨的諸多迷思，也構成快樂經濟學深化自己的正確和可靠途徑！

筆者以為，所謂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就是人對自己生命的一種最終或最后意義上的關注或懷想，并且這種關注或懷想只能是一個，即人活著為什么？顯然只有人生的目的問題，對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質或終極意義。

人活著為什么？或者說，人生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人的本質是“自我”，馬克思講：“人的根本是人本身?！薄叭耸侨说淖罡弑举|?！闭侨说摹白晕摇?，人自我生命的價值或意義，才能使人成為人，使人作為人獲得落實。如人不能活出自己，實現“自我”，不能開顯或敞亮自我生命的偉大價值或崇高意義，人作為人就無從落實，此種情況下，人將不人，人還存在什么呢？而人活著，人生的目的，顯然也就在達到自己的本質，使人成為人，使人本身獲得落實，也就是活出自己，實現“自我”，開顯或敞亮自我生命的偉大價值或崇高意義。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曾講：人生的目的，不是去獲取和積累那些僵死的物質的東西，而是人生命的自我實現。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在自己著名的人的需要層次理論中，認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可以分為五個層次，而只有人的自我實現需要才是人的最高需要，對人具有著形而上性質或終極意義。

由此，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價值或意義，是人生存的根據和理由，也才構成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在此基礎上獲得的快樂與幸福，對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質或終極意義，是所謂人真正的快樂與幸福。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高清海就講：“所謂生命的享受是發揮生命的創造潛能，使生命的能量變成一種價值存在。這才是享受生命，人的幸福都在于此?！?/p>

而如上所述，快樂經濟學家提出的所謂收入與快樂之間不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就是因為有些情況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的恰恰不是人自我的實現或完成，而是相反，是人自我的消弭或喪失，即人的“異化”。人的自我都喪失了，人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或意義，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精神處于漂泊無著狀態，人還哪里有什么快樂與幸?？裳阅?？

快樂經濟學還提出這樣一些問題：基于核心價值的經濟增長

是否存在理性限度？經濟增長如何持續促進快樂增長？如果經濟有發展而快樂無提高，則經濟增長定然無有意義。那么，經濟增長又如何能夠無限地正相關于人們的快樂？如果我們把經濟的增長與人的自我實現緊密聯系起來，這些問題可能就都應刃而解了。

如何走向人文終極關懷

經濟學誕生之初雖然就與人類的幸福、快樂密切相關，邊沁、斯密、馬歇爾等著名經濟學家均對快樂、幸福的理論有過諸多闡述，一些經濟學家甚至還把快樂作為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根本范疇，但是在事實上，由于人們并不理解什么樣的快樂與幸福對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質或終極意義，所以這樣的經濟學還遠遠沒有走向所謂的人文終極關懷，達到人文終極關懷應有的水準與高度。

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價值取向上走向單一，它只關注經濟利益，重視物質財富，放棄了對人快樂與幸福的關注與思考，這樣的經濟學，當然與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之間更是南轅而北轍，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新興的快樂經濟學重提快樂，主張“回到邊沁”，以圖“追索人類行為的真諦”，但實在說，這樣的經濟學由于也不能理解什么樣的快樂與幸福對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質或終極意義，所以它也仍然沒有能走向真正的人文終極關懷，沒有達到人文終極關懷應有的水準與高度，它在實際上仍然停留在人類行為的一般意義，沒有達到“追索人類行為的真諦”！

經濟學要走向人文終極關懷，筆者以為關鍵就在關注經濟活動中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價值或意義，引導人們把自己的經濟活動與自己的實現自我、實現自我的生存價值、生命意義緊密聯系統一起來。關注經濟活動，這是經濟學的立身之本，使命所在。如果離開經濟活動去研究所謂的人文終極關懷，這不是經濟學所做的，這是經濟學陷入了誤區；關注經濟活動中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價值或意義，這是經濟學的人文終極意義或本質所在。不考慮和關注人的價值、人的意義，經濟學顯然就失去了自己的核心內涵或人文本性。只有在價值取向上既關注人的物質利益，又關注人自身的價值或意義，把經濟的發展與人的自我實現即快樂工作聯系起來，體現一種經濟的發展與人的自我發展同步，實現經濟增長與人發展的高度統一，物質特性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這才是真正的快樂經濟學，也是經濟學的最高境界！

現實經濟的深情呼喚

作為對人類行為——經濟活動的反映，經濟學關注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這是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過，就目前而言，經濟學走向人文終極關懷似乎還有另一重要原因，這就是現實經濟的深情呼喚。

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引導下，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只關注物質財富，重視收入或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不關注人的價值、人的意義，這種“見物不見人”的經濟行為，造成了“物的法則”的勝利，“人的法則”的失靈，導致了人的“異化”，人成為“物”的奴隸。但是，現今，這種情況正在悄然發生改變，在一些經濟行業或領域，人的價值或意義正在為一些人所高度關注，人的地位正在逐步凸顯和提升。比如，中國的中集公司、美國的星巴克公司、百事可樂公司等，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它們把企業的經營發展與企業員工實現個人生命的價值或意義緊密聯系統一起來，使員工個人在企業的經營、發展活動中各從所好，所騁所長，充分施展自己，發揮個人的生命潛能，結果，不僅員工個人在企業中快樂工作，各得其所，活得高貴，有尊嚴，而且極大地提升了企業本身的競爭力，使企業獲得了非?？捎^的經濟效益。實際上，一個企業，只有幫助員工實現自我，實現自我生命的價值或意義，讓員工在企業經營與管理中體會到生命的快樂與幸福，才能充分激發員工的工作潛能，實現企業自身的價值。如果企業的經營與管理不能使員工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或意義，體驗自己生命的快樂與幸福，員工的工作只限于解決自己的溫飽或生計問題，那么員工還從哪里產生那種強勁的和持久不衰的深層工作動力呢？

人活著，在活出自己，實現自我。一份“美國企業性靈調查”研究報告顯示，7成以上的上班族希望自己的工作能體現“性靈”，更有意義，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所謂“性靈”，就是“人類對尋找生命意義的基本欲望”。中國的情況也是這樣。最近一項調查顯示，新一代上?！靶±习濉辈辉傧?0年前的“4050”人員那樣，僅僅是為了養家糊口而“被逼無奈”踏上創業之路；今天的年輕人當老板，除了為改善經濟條件，更多的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希望在企業中實現自身的價值。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不斷提高，人們就業，從事工作，自然就會把能否活出自己、實現自我作為自己的根本考量，以圖活到自己的本質上，把自己的個性、生命發揮到極致，獲得生命的快樂與幸福，正象美國心理學學會會長塞格利曼所預測的，享受工作所帶來的審美快樂以及心流體驗，將會取代物質報酬，成為投身職場的主要動力。加之，將性靈、將人的生命意義引入工作，引入企業管理，不但不會降低企業營運的績效，反而還有提高企業工作效率的效用，所以，象上述富有遠見卓識和人文情懷的中國中集公司以及美國星巴克公司、百事可樂公司等的企業領導就自然地開始把經濟的發展與員工個人生命價值的實現結合起來，開啟了下一波經濟的人文化大潮流。熟悉產業脈動的《Forbes》雜志發行人卡加德就認為，下波商業潮流的走向將是“意義、人生目的和深層的生命體驗”。

而面對這一波即將到來的經濟人文化大潮流，經濟學可以無動于衷嗎？經濟學走向人文終極關懷，在現今，也許更多的還是出于這種經濟人文化大潮流的深情呼喚，是勢在必行！

轉向美學

在邊沁那里，關注人的快樂與幸福，是一種經濟學與倫理學的有機結合。由于快樂與幸福作為一種主觀的感受與體驗難以測度，難以用數字精確把握與準確表達，所以，到后來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快樂與幸福便漸被摒棄了，這樣，經濟學又遠離了倫理學，從價值取向上偏離了人類對快樂和幸福的探索和追尋。新興的快樂經濟學主張“回到邊沁”，主張經濟學仍然要把人類的快樂、幸福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作為自己的核心范疇，但其中的快樂、幸福還是倫理學意義的，這可以看作是經濟學向倫理學的一次復歸。

但是，人類行為的人文終極關懷顯然不是一個簡單、一般的倫理學問題，而是一個根本的美學問題，因為它關涉的不是人的所謂行為準則，而是人的最高的行為本身，人的行為準則才屬于道德范疇，是倫理學問題，人的最高的行為本身就超出了道德范疇，走向審美領域，是美學應該關注和研究的根本或核心問題。為什么人的最高的行為本身走向了審美領域，構成了美學應該關注和研究的根本或核心問題呢？因為，作為人的最高的行為本身，這種活出自己、實現自我一旦完成，人就進入一種自洽自足的審美狀態，獲得了美感愉悅與精神滿足。也就是說，是人的自我實現，自我確證，把人的生命納入到一種審美狀態，構成了人美感愉悅、精神滿足的實踐論根據。人如不能活出自己，實現自我，就會內心不安，精神空虛，思想迷惘，情感焦慮等，還從哪里獲得美感愉悅和精神滿足呢？

因此，經濟學要真正走向人文終極關懷，就不是與什么倫理學有機結合，而是要轉向與美學的自然聯姻，只有與美學攜起手來，經濟學的人文終極關懷才可能真正落到實處，或者說，轉向美學，是經濟學走向人文終極關懷的一種必然選擇或根本要求！

回到馬克思

為反撥工業化時期效用與快樂的本末倒置，也為了糾正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價值取向上的單一偏向，實現經濟學的核心概念由效用向快樂復歸，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卡尼曼撰寫了《回到邊沁》一文，響亮地提出了經濟學“回到邊沁”的主張，應該說，這些都是積極的和有益的。不過，現在看來，因為人文終極關懷不是一個一般或普通意義上的倫理學問題，而在根本上是一個美學問題，并且這個美學問題在馬克思那里早有系統而深刻的論述，所以，經濟學要走向人文終極關懷，從根本上就不是要“回到邊沁”，而是要“回到馬克思”，只有馬克思的經濟審美學思想才顯然為經濟學追求一種人文終極關懷開辟了正確的道路。

馬克思沒有專門的美學著作，他的美學思想主要散見于他的各種經濟學著作之中，與他的經濟學思想相互滲透，彼此融合。不過，正是在這種美學思想與經濟學思想的相互滲透、彼此融合中，才形成了馬克思的經濟審美學思想，馬克思的這種經濟審美學思想不僅最充分最深刻地體現著一種偉大的人文終極關懷性質，也為經濟學達致一種崇高的人文境界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在經濟學著作中，馬克思歷來反對勞動或實踐那種只作為“謀生手段”的單一價值取向。在馬克思看來，作為單純地追逐物質利益、獲取實際好處的勞動或實踐，是一種“謀生的勞動”或“物質實踐”，它不僅把人降低到了動物的層次和水平，而且往往容易導致人的“異化”，使人“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這種勞動或實踐，是不人道的，也是反人性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由這種勞動或實踐所導致的大量的人的“異化”現象進行了無情揭露和深刻批判。馬克思認為，人類理想的勞動或實踐，是既追求物的效用價值，更追求人的生命意義；既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獲得，更是人的自我實現、自我確證；既給人帶來切實的物質利益，實際好處，又能使人獲得一種美感愉悅、精神滿足。在這種勞動或實踐中，物的效用價值與人的生命意義高度統一，經濟的發展與人的自我發展彼此同步，人的經濟利益與人的審美活動相互貫通，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完美融合。這種勞動或實踐并不排斥物的效用意義，它只是超越了物的效用意義，它從追求人的生命意義的高度，自然地把物的效用意義納入或包含在自身之中。這種勞動或實踐，是人的“真正的生產”，也是人的“第一需要”；這種勞動或實踐，因為創造審美價值，實現審美意義，所以，為區別“謀生的勞動”或“物質實踐”，我把它稱為“審美實踐”，馬克思這種“審美實踐”思想的確立，深刻地揭示了經濟的人文終極關懷性質，充分體現了自己的經濟審美學思想，也使經濟學由于與美學的實際聯姻而實現了偉大的變革，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與境界。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一文中，馬克思旗幟鮮明地講：“誠然，勞動是勞動者的直接的生活來源，但同時也是他的個人存在的積極實現?！雹亳R克思這段話最充分最深刻地揭示了審美實踐的偉大思想內涵，即作為一種勞動或實踐，審美實踐是物質財富與人的價值的高度結合與完美統一。

馬克思還講：“我在我的生產中物化了我的個性和我的個性的特點，因此我既在活動時享受了個人的生命表現，又在對產品的直觀中由于認識到我的個性是物質的、可以直觀地感知的因而是毫無疑問的權力而感受到個人的樂趣?！雹谒^“我在我的生產中物化了我的個性和我的個性的特點”，就是指人的自我實現、自我確證，即“審美實踐”。在此基礎上，人才能“享受”“個人的生命表現”，“感受到個人的樂趣”，即獲得一種美感愉悅和精神滿足。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講：“誠然，動物也生產。它也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密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同它的肉體相聯系，而人則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進行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③這是說，與動物不同，人“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這種生產，就是“謀生的勞動”，或“物質實踐”，但是，“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這種生產，才是人“真正的生產”，而這種人“真正的生產”，實際還是指人的自我實現、自我確證，即“審美實踐”，所以馬克思才會接著講，“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馬克思還講：“人不僅象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雹芩^“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還是指人的自我實現、自我確證，即“審美實踐”，在此基礎上，才會有人的審美欣賞，即人作為審美主體“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即感受、體驗、判斷和評價自我生命的偉大價值或崇高意義。

人的自我實現、自我確證對人而言是內在的、本質的和必然的，又是一種自然與人的相互作用、彼此統一過程，所以，它又往往具體地表現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鑒于此，馬克思也常常從“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出發探討和研究美學問題。馬克思講，隨著“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只有當對象對人說來成為人的對象或者說成為對象性的人的時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對象里面喪失自身”⑤。這就是說，隨著“自然的人化”，自然對象成為了“人的對象”，即對象凝結著人的智慧與創造力、生命價值或生存意義；隨著“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自然對象又成了“對象性的人”，即人以一種自然對象的形式顯身或存在。這樣，在自然對象身上就實現了一種自然對象與人之間的現實統一關系，這種統一關系，我稱之為“審美價值”，正是這種“審美價值”，標志著人實現了自我或完成了自我，也就是馬克思所講的“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對象里面喪失自身”。有了這種“審美價值”，才會有藝術作品等，人的審美欣賞、美感愉悅等也才有了自己的客觀現實基礎或本體論根據。馬克思講：“只是由于人的本質的客觀地展開的豐富性，主體的、人的感性的豐富性，如有音樂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總之，那些能成為人的享受的感覺，即確證自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感覺，才一部分發展起來，一部分產生出來。因為，不僅五官感覺，而且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志、愛等等），一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⑥這是說，“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還產生了人的審美感覺、審美意識，這就為人的審美欣賞、美感愉悅等提供了相應的思想基礎或認識前提。否則，“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說來，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不是對象”⑦，或者，“囿于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只具有有限的意義”⑧，“憂心忡忡的窮人甚至對最美的景色都沒有什么感覺”⑨。因為，“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說來才有意義）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⑩。

總之，經濟學要走向人文終極關懷，必須回到馬克思，馬克思的經濟審美學思想正為經濟學走向人文終極關懷樹起了一塊豐碑，也是經濟學走向人文終極關懷的一個光輝范例！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日

參考文獻：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8頁，第37頁，第97頁，第97頁，第125頁，第126頁，第126頁，第126頁，第126頁，第126頁。

作者簡介：

張正方，本名張夢中，1961年2月23日出生，山西省潞城市天脊中學，校長，中學高級教師，美學愛好者。郵編：047507，電話：0355-6891596（辦）***（手機），傳真：0355—6891596，電子郵箱：tjzxzmz@yahoo.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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