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問題研究

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問題研究

胡勝友 陳廣計

【內容提要】因果關系認定難是困擾和制約反瀆職侵權職務犯罪工作深入開展的重要原因之

一。應當用傳統刑法學因果關系理論作為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的理論基礎并進行立法規范；引入和參照共同犯罪理論；多渠道加強辦案人員的分類專業化管理；上提一級該罪的立案偵查權等，以正確認定瀆職侵權犯罪的因果關系。

【關鍵詞】瀆職侵權 職務犯罪 因果關系

一、近五年來瀆職侵權職務犯罪案件因果關系呈現出的主要特點

通過安徽省合肥、巢湖、淮南、滁州、宣城、馬鞍山等市檢察院研究室分別提供的數據，再加上蕪湖市提供的數據表明，近五年來，上述七個地市共立案查辦各類瀆職侵權職務犯罪案件共392件508人；其中濫用職權類案件133件169人；玩忽職守類案件172件206人；徇私舞弊類案件46件62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類案件26件46人；提起公訴的案件276件333人；作出不起訴決定的65件85人（均是相對不起訴）；被作出有罪判決的235件294人；被撤銷案件的14件15人。綜觀上述各類瀆職侵權職務犯罪案件情況，確立因果關系較為復雜，主要特點有：

（一）瀆職侵權行為直接導致瀆職侵權犯罪本身結果的發生較少。由于行為人瀆職侵權行為的發生沒有其他因素的介入，直接導致了瀆職侵權職務犯罪結果的發生，也就是說，行為人瀆職侵權的行為是產生瀆職侵權職務犯罪結果的直接原因。此類案件在我們所調研的案件中不多，有35件43人，占整個案件數和人數分別為8.9％和8.4％。如某拆遷辦管理人員，2006年在管理拆遷補償工作中，收受他人賄賂或為照顧親友，利用職務之便，為多位拆遷戶虛報冒領拆遷征地款大開方便之門，致國家直接經濟損失達1200余萬元。

（二）瀆職行為直接導致另一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發生，這種情況占有較大的比例，而侵權行為導致另一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發生幾乎沒有。在調研中，我們發現由于行為人瀆職行為直接導致重大責任事故、環境污染、詐騙、脫逃等另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發生的有154件209人，占所調研的案件和人數分別為39％和41％。如，2006年4月份周某無證在某區開辦非法診所，某區衛生局局長章某曾對周某的非法行醫行為進行查處，并作出罰款和取締周某非法行醫診所的決定。后周某托人向章某說情，章某即對周某的非法行醫行為放任不管。后周某對某一病人進行輸液時違反醫療操作規程，致使該病人死亡，構成非法行醫罪。而在侵權職務犯罪案件中，尚未發現因侵權行為導致另一普通刑事案件發生的情況。

（三）瀆職侵權職務犯罪案件多因一果的現象所占比例較高。此類案件共有357件465人，占我們所調查的瀆職侵權職務案件的件數和人數的90.1％和90.6％。主要表現有：

1．由瀆職侵權行為與第三方行為相結合導致瀆職侵權職務犯罪結果的發生。即瀆職侵權犯罪結果的發生，是行為人實施了瀆職侵權行為的同時或者之后，由于第三方行為的介入，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導致的。在檢察工作實踐中，第三方介入的行為主觀心理狀態既有故意，也有過失。如，2008年11月9日，某市公路管理站路政執法大隊副隊長羅某和隊員冀某違反有關規定，在沒有交警的配合下，單獨上路查處車輛超載問題，在查處趙某駕駛的一輛大貨車時，認為其車已經超載，便讓沒有執法資格的外聘隊員李某上車引導趙某將大貨車開到停車場聽候處理。李某上車后，與大貨司機趙某發生爭執，在搶奪方向盤過程中，導致車輛失控翻倒，造成路上行人被砸死4人、重傷5人的嚴重后果。

2．由瀆職侵權行為與發生自然事件相結合而導致瀆職侵權職務犯罪結果的發生。即瀆

職侵權職務犯罪的危害后果不是由行為人瀆職侵權行為單一因素造成的，而且由于介入不可預見或不可抗力等自然事件因素相互作用導致職務犯罪結果的發生。如，2008年5月份某縣財政局局長晏某在收受某私營服裝廠廠長劉某的2萬元好處費后，利用職務之便，違反財政管理規定，私自從財政調用資金100萬元給劉某解決資金周轉困難，約好2個月歸還。結果劉某的私營服裝廠因發生重大火災損失殆盡，致該100萬元無法追回，從而給國家造成100萬元經濟損失的嚴重后果。

3．由瀆職侵權行為與被害人自身行為相結合而導致瀆職侵權職務犯罪結果的發生。這種情況通常多發生于侵權案件中，如，2007年某區區委書記張某發現其手下某局局長范某舉報其犯罪行為，遂利用職務之便，以有貪污受賄行為為由，指令司法機關立案查處，對其進行打擊報復，造成范某不堪精神壓力過大而自殺的嚴重后果。

（四）不作為及不認真履行職責導致瀆職侵權職務犯罪危害后果發生情況的比例略高。在調研瀆職侵權案件因果關系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由于行為人不作為，即不履行應該履行的職責，以及履行職務時草率馬虎、不到位（包括介入其他因素），從而導致瀆職侵權職務犯罪危害后果發生的案件所占的比例略高，共有230件295人，占我們所調研的案件總數和人數分別為59％和58％。如，2006年7月下旬，某市河道管理局管理所所長楊某在抗洪搶險期間負責帶領工作人員巡查河堤。7月30日凌晨1時，正下暴雨，有關工作人員巡查時發現一處河堤有輕微漏水情況，便立即向楊某作了匯報，征求意見是否要立即采取措施或向上級匯報。睡意正濃的楊某卻說：“沒關系的。”致使該段河堤管涌產生重大險情。之后政府迅速組織大量干群及武警官兵加固河堤排除了險情，但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15萬余元。

（五）考量危害結果中的經濟損失都是認定為直接經濟損失。在調研所辦理的瀆職侵權案件中，我們發現，在處理行為人的瀆職侵權行為導致危害結果所造成經濟損失的問題上，辦案部門都是將瀆職侵權犯罪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這一危害結果認定為直接經濟損失；而認定危害結果中的間接經濟損失的情況卻沒有。

二、認定瀆職侵權職務犯罪案件因果關系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一）介入因素條件下的刑法意義上因果關系理論不統一，直接影響了瀆職侵權因果關系的統一認定。目前，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的認定在學術界爭議較大，既有傳統法學理論上的必然因果關系說和偶然因果關系說；⑴又有因果關系條件說；⑵還有少數學者提出相當因果關系說、預見說、近因說等。這些理論上的因果關系不同見解用于確立和認定瀆職侵權案件因果關系，一般情況就會形成這樣的狀況；對瀆職侵權犯罪行為直接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之情況，如果運用必然因果關系和因果關系條件說理論去分析認定因果關系的成立，都不會有多大的爭議；但有其他因素介入后能否認定存在因果關系，則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

（二）現行法律對瀆職侵權職務犯罪因果關系的成立條件及其標準的規定缺失，造成瀆職侵權因果關系的統一認定無相應法律依據支撐。目前，我國無論是刑事立法及立法、司法解釋，都沒有對瀆職侵權職務犯罪因果關系的成立條件及標準作出規范性的規定，以致于司法實踐中都是靠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和司法實踐經驗去認定瀆職侵權案件的因果關系，必然會因各人的理論觀點和經驗差異而產生爭議。

（三）瀆職侵權行為的責任具有分散性和模糊性，造成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存有一定的復雜性和困難。長期以來，認定瀆職侵權案件因果關系的最大難題，在于瀆職侵權行為的責任具有明顯的分散性和模糊性。因為在現實職務實施的實踐中，既有決策者，也有指揮者，還有執行者。不少瀆職侵權行為，有的是領導集體研究或領導班子集體會議研究作出決定的；有的是在領導指使或縱容下實施的；有的實施者認為是執行領導的指示或者經過領

導批準才實施的等等，以致于瀆職侵權行為責任分散，給司法實踐中準確認定瀆職侵權因果關系帶來一定的復雜性和困難。

（四）對瀆偵辦案人員進行通才管理模式的現狀，難以適應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復雜性的及其認定水平的提高。目前，根據現行刑法，檢察機關有權立案管轄的瀆職侵權犯罪共有42個罪名。這么多罪名涉及到各種類別的國家機關管理及其內部的管理規則，情況非常復雜，并且分類專業化程度較高，要認定有關部門的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既要考慮到國家統一的法律規定，又要考慮到其職能部門的內部專業化規定。因此，對有關部門的職能及其運行狀況如果不熟悉，要想及時發現和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非常困難。但是，檢察機關對反瀆職侵權辦案人員實行通才式管理模式，導致瀆職侵權辦案人員對瀆職侵權犯罪分類了解不足，特別是對房地產、稅務、金融、海關、招投標等領域知識及其規章掌握不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認定水平的提高。

（五）由于瀆職侵權犯罪大都涉及敏感崗位及敏感人員，在依法認定其因果關系時往往會有來自權力及人情的干擾。通過調研發現，瀆職侵權案件幾乎95％以上的案件都有來自權力或者人情方面的干擾，成為影響瀆職侵權案件辦理的嚴重障礙之一，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依法認定瀆職侵權因果關系上。有的權力部門或人員以行為人是工作失誤為由否認行為人的瀆職侵權行為與危害結果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有的部門或人員以行為人是純粹為了工作或是好心而否認行為人的瀆職侵權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有的權力部門或人員則以所謂的“全國普遍都這樣”為由，反對認定存在因果關系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辦案部門對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的依法正確認定。

（六）由于“間接經濟損失”認定標準不好掌握，致使反瀆職侵權司法實踐很少將其納入瀆職侵權犯罪的危害結果去考量。在我們所調研的瀆職侵權犯罪案件中，沒有一起瀆職侵權犯罪案件將“間接經濟損失”作為“瀆職侵權犯罪”危害結果的。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在于，認定瀆職侵權犯罪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標準及其程度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規定不明確，難以把握；間接經濟損失由誰認定才具有法律效力也無相應具體規定。這種情況下，如果在辦案實踐中認定瀆職侵權犯罪造成“間接經濟損失”，必然會給辦案帶來證明風險和困難。

三、完善認定瀆職侵權職務犯罪因果關系的對策建議

（一）應當用傳統刑法學必然因果關系和偶然因果關系理論作為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的統一理論基礎，并加以完善。筆者認為，綜觀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發展概況，傳統刑法學中的必然因果關系和偶然因果關系理論已經比較成熟，能較好解決包括瀆職侵權犯罪在內的犯罪因果關系的確立和認定問題。其后一些學者陸續開始研究將外國的“條件說”、“相當因果關系說”等理論引入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從而引起爭議。這雖然有利于因果關系理論研究的繁榮，但對司法實踐準確認定因果關系卻不利。因為理論上的觀點“混亂”，必然會造成司法實踐的無所適從。因此，我們認為，理論上可以繼續爭議，但司法實踐中應當用較為成熟的傳統刑法學必然因果關系和偶然因果關系理論作為認定包括瀆職侵權犯罪在內的各類犯罪因果關系的理論基礎，并加以完善。具體來說，在瀆職侵權犯罪必然因果關系的認定上，一般無爭議；針對爭議較大的瀆職侵權行為在介入因素下與危害結果所形成的偶然因果關系，是否認定因果關系的問題，筆者建議可以引入過錯和意外事件理論加以完善。即如果瀆職侵權行為人在介入因素（包括第三方行為、被害人自身行為和自然事件）情況下對危害結果有主觀過錯，即已經預見或應當預見，那么行為人的瀆職侵權行為與危害結果的因果關系不中斷，就構成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如，某市鹽務局鹽政科副科長劉某和工作人員于某根據群眾舉報查處某副食品公司用精制工業用鹽冒充食用鹽銷售的違法行為，發現群眾舉報屬實，只是口頭要求某副食品公司停止銷售，但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后某副食品公司繼續銷售假食用鹽，造成群眾食用工業用鹽發生大面積中毒的嚴重后果。對此，劉某和于某在履職的范圍內應當預見某副食品公司有可能繼續將工業用鹽冒充食用用鹽銷售，但卻不采取有效的制止行為，因此，其不作為履職狀態，對群眾大面積食用工業用鹽出現中毒的嚴重后果應有因果關系。反之，如果瀆職侵權行為人在有介入因素的情況下，對危害結果的發生不可能預見，則瀆職侵權行為與危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就中斷，沒有因果關系。如，某監獄監管人員李某2008年5月份違反規定為罪犯韋某辦理暫予監外執行。韋某出獄后，在回家乘車途中發生交通事故死亡。對此，某監獄監管人員李某對自己違反監管規定辦理暫予監外執行的行為負責，但無法預見罪犯韋某會因交通事故死亡。因此，李某的瀆職行為與韋某的死亡結果應當沒有因果關系。通過上述司法實踐中統一刑法學必然因果關系和偶然因果關系理論基礎，不僅與犯罪行為客觀實際相適應，也與行為人主觀心理狀態相適應，為正確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提供理論根據。

（二）應當引入和參照共同犯罪理論來確立和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以解決責任分散和復雜情況下的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問題。針對司法實踐中在瀆職侵權行為人責任分散和模糊等復雜情況下，確立和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難的問題，筆者建議可引入和參照共同犯罪的理論，以有效解決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難的問題。即運用共同犯罪人在整個犯罪中所起作用決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程度理論來確立和判定有關涉嫌瀆職侵權行為人的行為與其犯罪危害結果的因果聯系程度。即有關涉嫌瀆職侵權行為人的行為如果對瀆職侵權犯罪危害結果起了主要作用，就應當確立和判定其涉嫌瀆職侵權行為人的行為與其造成的犯罪危害結果形成主要因果關系，從而構成行為人對瀆職侵權犯罪負主要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對瀆職侵權犯罪的危害結果起次要作用，那么行為人的行為與瀆職侵權犯罪的危害結果就形成次要因果關系，構成行為人對瀆職侵權犯罪負次要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如果涉嫌瀆職侵權行為人的行為對瀆職侵權犯罪的危害結果起輕微作用或不起作用，就可判定行為人的行為與瀆職侵權犯罪的危害結果沒有因果關系，即構成行為人無須對瀆職侵權犯罪結果負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筆者認為，引入和參照共同犯罪的理論即可有效對紛繁復雜的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進行分類，能很好地廓清瀆職侵權行為責任分散和模糊情況下職務犯罪因果關系及其程度問題，從而為有效分清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及其程度奠定堅實的客觀基礎。

（三）應當多渠道不斷加強反瀆職侵權辦案人員的分類專業化建設，以適應瀆職侵權犯罪門類眾多及其因果關系復雜性和認定水平提高的需要。針對當前檢察機關對反瀆職侵權辦案人員實行通才式管理模式難以適應瀆職侵權犯罪門類眾多及其因果關系復雜的現實情況，筆者建議當務之急應當多渠道加強反瀆職侵權辦案人員的分類專業化建設水平：一是分類建立專業化辦案組織。即在市（設區的市）級以上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按照現行法律規定的瀆職侵權罪名類別，設立3—7個專業辦案內設機構（科、處、局）；在縣、區基層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設立3—5個分類專業辦案小組。二是加強分類專業化瀆職侵權辦案業務教育培訓。三是定期選派辦案骨干到政府有關房地產、交通、工商、海關、財政、稅務、審計、商檢、招投標、技術監督、食品醫藥安檢、規劃等瀆職侵權犯罪易發和多發部門進行掛職鍛煉，以熟悉其職能及其運行情況、內部規則，有利于及時認定瀆職侵權犯罪的因果關系。四是定期選招政府熱點部門一些既懂法律理論知識，又了解政府部門職能及其運行情況的專業人員充實檢察機關反瀆職侵權辦案部門。

（四）應當將瀆職侵權職務犯罪的立案偵查級別管轄權上提一級，以有效擺脫來自權力及人情對依法正確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的干擾。針對當前反瀆職侵權辦案實踐中判定

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經常有來自權力及人情方面干擾的實際情況，筆者建議應當將瀆職侵權職務犯罪的立案偵查級別管轄權上提一級，即取消縣、區基層檢察院對瀆職侵權犯罪的立案偵查管轄權，由市（設區的市）級及以上的檢察院行使對瀆職侵權犯罪的立案偵查管轄權。這樣可有效擺脫來自地方的權力和人情對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的干擾，保證檢察機關依法獨立正確認定瀆職侵權犯罪因果關系。

（五）應當進一步完善瀆職侵權犯罪造成“間接經濟損失”危害結果的認定標準，并將其認定結果狀況納入辦案考核指標體系。《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中附則采取概括和列舉相結合的方式規定的“間接經濟損失”是指直接經濟損失引起和牽連的其他損失，包括失去的在正常情況下可以獲得的利益和為恢復正常的管理活動或者挽留所造成的損失所支付的各種開支、費用等。這種規定雖然為依法認定瀆職侵權犯罪行為所造成的間接損失數額提供了法律根據，但是令反瀆職侵權辦案人員感到困惑的：一是“間接經濟損失的邊界”如何確定；二是由檢察機關反瀆職侵權辦案部門自身確定瀆職侵權犯罪所造成的“間接損失”數額是否公正。對此，筆者建議：

1．應合理確立“間接經濟損失”的邊界問題。瀆職侵權犯罪行為和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樣，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其他因素的介入，引起間接經濟損失的后果不斷延續。如果任由其延續下去，就會造成瀆職侵權犯罪行為人對危害結果責任的不當擴大。為此，應從以下方面正確認定瀆職侵權犯罪行為所造成“間接經濟損失”的邊界問題：一是應以“瀆職侵權犯罪行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所引起或牽連的“直接”或者首次經濟損失”為邊界點，來確立“間接經濟損失”的具體數額。即確立瀆職侵權犯罪行為所造成“間接經濟損失”數額，應當以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引起或牽連的必然性經濟損失或者第一次經濟損失為準，不能再問接下去或延續下去。否則，就會陷入“雞生蛋，蛋生雞、雞再生蛋??”謊謬圈；二是應以“承接直接經濟損失的主體”為邊界點。即確立瀆職侵權犯罪行為所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數額，應當將所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承受主體為邊界點，不能擴大到“新的可能承受主體”。如，工商行政管理人員濫用職權將王某花100萬元合法購買、運輸，并按合同要以160萬元賣給批發商劉某的養殖野生動物扣壓，結果由于天氣太熱造成野生動物死亡失去利用價值，同時也造成批發商劉某生意損失40余萬。對此，工商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的犯罪行為所造成“間接經濟損失”只能及于王某的60萬元，不能及于批發商劉某的40萬元。三是應以通過正常途徑“恢復原狀”為邊界點。瀆職侵權犯罪行為，不僅會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危害后果的產生，也會引起間接經濟損失危害后果的產生。對此，考量“間接經濟損失”數額，要以有關權利人為恢復有關權利被損害前的現狀所支出的正常費用為邊界，不應及于超出為恢復原狀所支出費用的必要限度，或者明顯超出恢復原狀所支出的費用。四是應以權利被侵害的人不能因此獲利為邊界。高檢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明確規定“為挽回所造成的損失所支付的各種開支、費用”為“間接經濟損失”之一，考量此“間接經濟損失”數額應及于“為挽回所造成的損失”所支付的“各種開支、費用”，不應超過瀆職侵權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本身，造成被侵權人獲利的結果。

2．應當由社會中介專業機構確認瀆職侵權犯罪所引起的“間接經濟損失”具體數額。為了提高社會公眾對檢察機關所確立的瀆職侵權犯罪所引起的“間接損失”數額公正評價程度，筆者建議應通過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反瀆職侵權部門在辦理瀆職侵權案件過程中，如要確立瀆職侵權犯罪所引起的“間接經濟損失”具體數額，要聘請“會計事務所”或“審計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出具鑒定性的確認書，供檢察機關認定，以顯客觀公正。

3．應當確立“間接經濟損失”和具體數額程度及其最終被法院判決確認的狀況，納入檢察機關反瀆職侵權辦案考核指標體系。針對當前反瀆職侵權辦案部門很少將“間接經濟損失”作為瀆職侵權犯罪所引起危害后果的考量結果的實際情況，筆者建議，可引入競爭獎懲考核機制：對反瀆職侵權辦案確立“間接經濟損失”數額及其被法院判決最終確認的，要按

照數額程度不同給予考核加分；否則，予以“扣分”。這樣可促進反瀆職侵權辦案部門積極將“間接經濟損失”納入瀆職侵權犯罪危害結果的考量中。

注釋

⑴高銘暄主編：《刑法學》（修訂本），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130頁。⑵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頁。

【作者介紹】安徽省蕪湖市人民檢察院。

【文章來源】《中國刑事雜志》2012年第1期

第二篇：瀆職侵權犯罪“四難”問題分析及破解對策

瀆職侵權犯罪“四難”問題分析及破解對策

時間：2012-07-02作者：司利臣 劉鋒 吳春燕

來源：正義網

隨著反瀆職侵權工作的深入發展,反瀆職侵權工作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社會管理創新、社會和諧穩定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同時,圍繞如何突破反瀆職侵權工作面臨的“四難”問題,即發現難、立案難、取證難、處理難,推動反瀆職侵權工作深入健康發展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和解決的突出問題。下面結合司法實踐就“四難”問題的表現、原因以及破解“四難”問題的措施和建議談幾點認識。

一、“四難”問題在辦案實踐中的具體表現以及給反瀆工作帶來的制約和影響

(一)發現難。人們對瀆職侵權犯罪缺乏認識或認識不清,導致案件線索發現難。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瀆職侵權犯罪具有多樣性、隱蔽性、欺騙性、智能性的特點,容易使人發生認識偏差。瀆職侵權犯罪大多是過失犯罪,往往發生在履行職務過程中,常與職務行為交織在一起,從表面上看具有“為公”的性質,危害性不直觀,與一般工作失誤很難區分,因此人們通常對其性質認識不清,易為發案單位和不明真相的群眾所同情。當瀆職侵權犯罪發生后,發案單位總是想方設法予以掩蓋,把一些已發生的瀆職侵權犯罪行為辯解為一般工作失誤或工作不到位,很少有或者根本不愿意控告或舉報。二是在人們的印象中,瀆職類案件比較抽象,社會認知度低,人民群眾甚至部分官員都不清楚瀆職侵權犯罪是什么,反瀆職部門的職責是什么,負責哪些案件,一般人對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瀆職侵權犯罪認識不到或認識模糊,因而不知如何舉報、該不該舉報。三是未能充分發揮案源移送機制的作用。反瀆部門與行政執法機關聯系不多,行政執法機關對行政執法過程中發現的瀆職犯罪不夠重視,往往以部門利益為重,對在其行政執法過程中發現的涉嫌瀆職犯罪的案件,不是主動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而是以行政處分、紀律處分“降格”處理。甚至某些單位害怕已發現的瀆職犯罪案件 “一票否決”,影響或詆毀單位“政績”,于是以黨紀、政紀處理而了結,致使一些有成案價值的線索流失。這就造成了反瀆案件線索來源狹窄、渠道不暢、線索不足、質量不高,可查性差的局面。反瀆職侵權部門尋找案源的主要途徑是在一些重大事故發生后上門“撿案子”,具有較大的偶然性,缺乏穩定性,“等米下鍋”,甚至“無米下鍋”的情況成為基層反瀆職侵權工作的常態,墨守成規和坐等舉報發現案件線索的方式已經不能滿足打擊犯罪的形勢需要。

(二)立案難。一是因果關系認定難。瀆職侵權犯罪案件往往多因一果,在確定因果關系上存在一定難度,查找直接責任人更困難,有些事情甚至多是集體討論決定的,責任分散。如在查辦造成人員傷亡的安全責任事故所涉瀆職侵權犯罪案件過程中,往往事故原因來自多方面,從而導致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犯罪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往往難以認定;二是犯罪的情節認定難。如徇私類瀆職犯罪的“徇私”情節難以認定,檢法兩家認識不一致,檢察機關認為,徇私包括徇個人之私和單位之私;而審判機關堅持認為徇私只能是徇個人之私;三是損失后果認定難。對于玩忽職守、濫用職權案,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標準中均規定了“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對這一標準很難把握,如因某公安人員的玩忽職守行為致使他人被超期羈押,這種情形是否達到立案標準,是否應追究刑事責任;又如在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立案標準中均有“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規定,但在實踐中什么情況屬于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一般由司法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具體把握,這就對案件的認定有很大的彈性,有時會因認識分歧給辦案工作帶來一定影響。

(三)取證難。首先,瀆職侵權犯罪主體大多是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社會活動能力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罪手段具有多樣性、隱蔽性、智能性的特點,反偵查能力較強;而且這些人關系 1

網厚,尤其是一些領導干部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易訂立攻守同盟,轉移偵查視線;其次,犯罪嫌疑人與原案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存在一致性,容易形成攻守同盟,涉案的當事人不會輕易交代案情,這些都為反瀆部門的調查取證工作增加了不少難度。

(四)處理難。瀆職侵權犯罪案件涉及面廣,案情復雜,所以在案件處理過程中,不同程度地會碰到以各種理由說情、施壓、拆臺等現象,有的查到一半就被叫停了,有的已偵結,但得不到應有的處理。犯罪嫌疑人或被不訴,或被判緩刑、免刑,在案件處理上普遍存在從寬、輕緩問題。在實際偵查過程中,往往辛辛苦苦地偵結一起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由于證據、認識、環境等多種原因限制,不得不半途而廢,辦案工作“只開花不結果”或處理結果“輕描淡寫”的現象普遍尋在。

二、形成“四難”問題的主要原因

(一)瀆職侵權犯罪案件具有很強的專業性,難以認定其行為的性質

刑法規定的瀆職侵權犯罪罪名多達44個,范圍涉及司法、工商、稅務、交通、土地、林業、教育、衛生防疫等諸多行業和部門。“隔行如隔山”,各行各業都有各自的行業規定和管理法規,涉及的法律法規多,領域廣,技術性、專業性和政策性強，發生在這些領域和行業的瀆職侵權犯罪,也難以為一般人所發現;同時,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他們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或專業培訓,有的甚至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或資深人士,通曉本單位、本部門涉及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擅于鉆法律、政策的空子,呈現出很強的智能性特征。

(二)社會上對瀆職侵權犯罪缺乏認知,不愿舉報,不會舉報,導致案件線索發現難

長期以來,人們對瀆職侵權犯罪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對于腐敗犯罪的認識只停留在“將公家的錢裝入個人腰包才是犯罪”, 對其行為是否涉嫌瀆職犯罪難以界定,對于某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裝入個人腰包”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巨大損失的,認為只是工作失誤。同時,瀆職侵權犯罪特別是玩忽職守犯罪,因是發生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的過失犯罪,與一般工作失誤有時很難界定,故特別容易被“失誤”或“缺乏工作經驗”所掩蓋,且大多為公務員,一旦處刑要丟掉飯碗,也容易引起他人的同情和“幫助”,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加上檢察機關宣傳的廣度、深度不夠,有影響的瀆職侵權案件較少,一般干部、群眾對檢察機關反瀆職侵權職責、任務不甚了解,由此出現不知如何舉報或不愿意舉報。“不把違法當違法”,“不把犯罪當犯罪”的現象普遍存在,這種認識不僅在普通群眾中存在,一些領導干部中也有,從而導致人民群眾的舉報意識不強。

(三)犯罪嫌疑人與原案當事人之間的利益一致性,容易形成攻守同盟

瀆職侵權犯罪案件往往都有與之相關的原案,而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原案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在多數情況下是一致的,只有少數情況下才會發生沖突。這是因為,瀆職侵權犯罪行為絕大多數都是行為人因徇私或者徇情,應當事人的請求實施的,雙方因此結成一個利益聯盟。雙方的行為都是國家法律、法規所明文禁止的,如果不被發現,都可從中獲取一定利益,如果有一方行為敗露,則勢必危及另一方,不但既得利益保不住,而且雙方都難逃脫法律的追究。所以,這類案件當事人雙方都會嚴密對外封鎖消息,線索一般難以發現、難以突破,即使行為露出馬腳,他們也會極力掩蓋真相,千方百計阻撓偵查、規避法律。

(四)獲取案件線索的途徑不多

檢察機關獲取案件線索的途徑主要通過自行發現,雖然已主動與紀檢監察、法院、公安、審計、工商、稅務等單位和部門建立起案件線索移送和信息反饋制度,但實際工作中,這種聯系機制只停留在互相聯合行文建立機制的表面形式,相關單位對本單位的案件線索大都以政紀、黨紀形式作了處理,無法形成合力,收效甚微。對于在執法過程中行政執法人員是否存在瀆職侵權現象無法及時掌握,檢察機關在向有關單位和部門了解情況時往往又得不到積極主動的支持和配合,這使得瀆職侵權案件線索來源長期徘徊在低谷。

(五)小集體利益、部門保護作祟掩蓋瀆職侵權犯罪,線索難尋

某些涉案部門和單位,從本單位、本部門的利益和政績出發,擔心問題暴露后被追究領導責任,為保住本人和本單位的所謂“政績”,不愿意把本單位發生的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而是采取袒護包庇的態度用黨紀政紀代替刑事處罰或者顧及到單位聲譽,瞞案不報、內部消化的現象較為普遍;或其自身就存在腐敗問題,怕拔出蘿卜帶出泥,怕受到牽連而“投鼠忌器”,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從而放縱了一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侵權犯罪,致使檢察機關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線索極難獲取。

(六)處罰輕緩,影響辦案積極性

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的查處對象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一經查實判刑就意味著丟飯碗,為減輕處罰,避免被判刑,行為人、發案單位等動用各種關系對司法進行干預的現象十分嚴重,造成在案件處理問題上普遍存在從寬處理,判免刑、緩刑的多,判實刑案件數量少,從而導致辦案效果差,降低了群眾舉報和工作人員辦案的積極性。

三、破解“四難”問題的措施和建議

(一)強化情報信息的收集、研判意識,打破影響和制約檢察機關反瀆部門發展的“瓶頸”,切實解決反瀆案件線索“發現難”問題

一是拓寬線索捕捉渠道,逐步建立情報信息網,增強發現和搜集線索的能力。堅持群眾路線,深入重點領域、重點行業,善于從不正常、不正當的社會現象中發現案件線索。密切關注各級黨委、政府重視的突出問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新聞媒體曝光的重大事故、事件等焦點問題,善于從給當地政府和人民利益造成損失后果的重大責任事故、重大違法案件和重大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中發現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線索。

二是改變“等案上門”的辦案觀念和模式,變被動為主動,增強自身捕捉案件線索的敏銳性。針對近年來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的特點,通過研究行業特點,認真分析建管、土管、環保、技術監督、稅務等領域的工作特點、運作規律以及可能存在的“潛規則”,查找制度上的漏洞及監管上的薄弱環節,掌握其發案規律,選準主攻方向,有計劃地進行調查摸排,提高成案率。加強外聯內合,通過完善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切實加強與安監、國土、質監、環保、社保、稅務、林業等職能部門的聯系與溝通,解決信息溝通不暢、案件移送不及時、協作配合不規范等問題,強化檢察機關的檢察監督權,綜合運用聯席會議、信息共享、提前介入、情況通報等機制,找準切入點,促進“兩法”有效銜接,以發揮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對于打擊犯罪和規范行政執法活動的積極作用。完善與檢察機關內部各業務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協作配合制度,加強案件線索的移送和協查工作機制。

三是建立線索情報信息庫,做好案件線索的儲備、審查評估工作。案件線索是查辦案件工作的基礎,只有充分經營管理好案件線索,才能提高案件查處的成功率。我們要樹立線索“經營”理念,打破線索少這一制約瀆職侵權犯罪案件查處的瓶頸。應當認識到,建立健全渠道暢通、反應靈敏的情報信息工作機制,是提高自行發現和突破案件能力的必由之路和發展方向,也是新形勢下實現反瀆工作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逐步建立市縣兩級職務犯罪線索信息庫,完善市院對全市反瀆案件線索實行統一管理、統一審查、統一調配制度。建立線索管理和分析評估制度,將以往所積累的,以及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案件線索統一歸類、整理,建立專門的信息庫,儲備線索。對線索進行科學管理,統一登記和受理,編號備案,對登記的線索進行逐案審查評估,確定是否立即初查、緩查或存查,分類管理,確定不同線索的長、中、短期經營策略,實現線索的綜合利用。

(二)強化證據意識,在提高偵查水平上下功夫,切實解決反瀆案件“查證難”問題

一是改進偵查工作思路,靈活運用各種偵查手段、偵查技術。辦案實踐中,反瀆部門普遍存在偵查謀略、偵查手段、偵查技術單

一、滯后等問題,這與辦案人員偵查工作思路拘泥守舊、證據意識不強有很大關系。一方面在偵查工作中,工作中心一般都放在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上,待取得口供后,再依口供進行偵查取證,形成了由供到證的思路模式。這種偵查思維一

旦發生犯罪嫌疑人作不實供述或翻供的情況就難以定案,同時也使偵查人員容易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導致偵查方向上的錯誤。另一方面,偵查工作一旦能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便不去考慮證據鏈條問題,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顯得過于單薄,發現不了新的證據,這也是制約反瀆工作大要案少、實刑案件少的重要因素。因此辦案中我們要注重偵查謀略的運用,科學偵查,把偵查謀略、偵查手段、偵查技術有機統一起來,使能夠證實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的證據鏈條環環相扣,互相印證。

二是要依法、客觀、及時、全面收集證據。證據是證實犯罪的核心和保證案件質量的基礎。在辦案中要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和《證據規則》的相關要求,依法、全面收集證據,有效保障辦案質量;要加強辦案流程管理,從案件線索、初查、立案、采取強制措施到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等,每個環節都要嚴格規范,防止質量不高案件進入訴訟程序;要準確適用法律。對法律界限不清、認識分歧較大的案件要慎重對待,不能草率立案,把握不準的要及時請示、匯報;要加強與批捕、公訴等部門以及法院的溝通協調,全程跟蹤案件處理。

三是要嚴格、規范辦案,用足搜查、查詢等偵查手段,善用、會用強制措施。對于過失犯罪以及認罪態度好、能夠配合偵查的犯罪嫌疑人,考慮到辦案的整體效果,可以適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強制措施;對侵犯人權的犯罪,有串供、毀證可能和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犯罪,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就要果斷適用拘留、逮捕強制措施,避免犯罪嫌疑人訂立攻守同盟、人為設置阻力干擾辦案等情況的出現。反瀆案件的查辦往往以事找人,現有犯罪事實已成型的條件下,在辦案中往往很少使用搜查、查詢等偵查手段,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實際運用也很少。用足搜查、查詢等偵查手段,依法用好各項強制措施,可以使案件查深查透,及時固定犯罪證據,勢必會提高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從辦案效果上,不管是對犯罪嫌疑人的震懾力,還是社會影響力都會大大增強。

(三)強化質量意識,使每起案件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切實解決反瀆案件“處理難”問題牢固樹立辦案質量是生命線的觀念,確保反瀆案件立得起、訴得出、判得了。一是要強化精品意識,在查深查透上下工夫。辦案工作不能停留在滿足于完成辦案任務,滿足于只查處相對容易的過失犯罪案件低層次水平上,要強化精品意識,力求查深查透,在提高查辦瀆職侵權犯罪案件大案要案比例、實刑判決率上下工夫。要通過提高偵查水平,在立查瀆職罪名的基礎上,切實增強深挖意識,注意在查處瀆職犯罪的同時嚴查與瀆職行為有關的貪賄犯罪案件、侵權案件。二是切實提高辦案效率。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要做到快偵、快結、快訴,實踐證明,這也是提高辦案質量的有效措施。案件初查時就要全面,及時固定證據,為以后的偵結、起訴、判決奠定基礎,一旦事實清楚,證據扎實,就要快立、快結、快訴,有的案件一拖,不僅調查取證的最佳時機錯過,而且時間拖得越長,說情等干擾、阻力就越大,造成有的案件久拖不決,影響了辦案質量。三是在提升質量、擴大效果上下工夫。正確處理數量和質量的關系,在篩選線索、初查、立案等環節就強化質量意識,不辦湊數案。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加大辦案力度,把數量規模建立在保證質量的基礎之上,用提升偵查素能和辦案水平來保證辦案質量。

(四)加強組織領導,完善偵查一體化工作機制,切實解決反瀆職侵權案件“干擾多、阻力大”問題

一是要積極爭取各方面重視和支持,努力營造良好的執法環境。黨的領導和人大監督是做好反瀆職侵權工作的根本保證。要緊緊依靠黨委領導和人大監督,進一步解決面臨的突出困難和問題,排除辦案中的阻力和干擾,積極爭取各級黨委和有關部門對于反瀆機構編制、偵查裝備、辦案經費等方面的支持,為進一步開展反瀆職侵權工作創造良好環境。堅持請示報告制度,對黨委政府關注、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焦點案件,積極行動,迅速果斷查處,對所查辦的在當地有影響、有震動的大案要案,積極向黨委請示報告,主動爭取黨委的支持,并將查處結果及時向黨委匯報。要進一步加大反瀆工作宣傳力度,增進社會各界對反瀆職侵

權工作的了解和支持,著重解決對瀆職侵權犯罪危害性認識不足,同情甚至袒護,導致發現難、取證難、處理難和干擾大的問題,為反瀆職侵權工作深入開展營造更加良好的輿論氛圍和執法辦案環境。

二是要大力推行偵查一體化工作機制。解決“三難一大”也好,“四難”問題也好,最好的辦法是依靠“上下一體化”。要繼續深化偵查一體化工作機制,健全重大復雜案件專案調查機制,加強對重大復雜案件的統一指揮協調,增強工作合力,集中優勢力量突破疑難重大案件,形成縱向指揮有力、橫向協作緊密的一體化辦案格局,這也是突破疑難案件,提升辦案效果,提高辦案效率的有效途徑。

三是以全面提高偵查能力為重點,強化崗位練兵和培訓,提高反瀆職侵權隊伍的綜合素能。反瀆工作是一項政策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既要求干警精通刑事法律,又要熟悉行政法規,了解行政執法程序;既要有較強的專業技能,又要具有相關的財會、稅務等知識;既要精通偵查技巧,又要擅用偵查謀略。隨著反瀆工作的深入,對辦案人員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加強業務學習,提高業務素質和偵查能力是形勢任務的迫切需要。為此,必須加快干警專業知識的提高,要通過自學、培訓、研討、檢察官教檢察官等活動,來調整、更新、充實反瀆干警的專業知識,提高干警對于價值線索的識別能力和挖掘案源的作戰能力,提高科學運用偵查策略、強制措施突破犯罪的能力。

作者單位: 淄博市人民檢察院反瀆局

第三篇：青少年犯罪問題研究

有多少青春年少可以重來

——由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引發的思考

少年是祖國的花朵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但曾幾何時，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卻越來越突出，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近期我院受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敲詐勒索案，犯罪嫌疑人張某是一個年僅16歲的少女，在看守所里看著面前這張稚嫩的臉，讓人很難將她與犯罪聯系到一起。通過與張某的交談，我們了解到了整個案件的始末，更引發了我們對未成年犯罪這一問題的更為深入的思考。

一、花季少女怎樣一步一步走向犯罪

（一）張某的成長環境

張某的父母均在葫蘆島市政府機關工作，家庭收入較為穩定，是典型的小康之家。張某作為家里的獨生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對她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從小到大張某不管犯什么錯誤，最嚴重的頂多只有父母幾句責罵；在生活方面，張某從小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除了讀書以外，幾乎所有事情都由父母代勞，十幾歲了還不會洗衣服不會疊被子，自理能力很差。

在父母的溺愛下成長起來的張某養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任性、驕縱、自私且依賴性強。2008年9月，張某被父母送到阜新市某職專讀書，嬌嬌女的性格使張某在新的學校里很難處理好同學關系而倍受排斥，于是張某開始頻繁出入學校周圍的網吧，在虛擬世界里尋找安慰和寄托。

（二）交友不慎入歧途

白某是張某的男友，二人在網吧里相識，確立了戀愛關系。白某沒工作、沒收入身邊卻有一群酒肉朋友整天游手好閑、花天酒地。趨新求異的張某沉迷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不能自拔，最終因逃寢被學校退學。退學后的張某非但沒能深刻反省，反而千方百計擺脫父母的管制，于2010年年初只身從葫蘆島返回阜新和白某過上了同居生活。和白某同居后張某每天除了上網就是和白某 1

及其的一干朋友繼續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終于入不敷出生活捉襟見肘。

2010年4月，張某在網絡上結識了田某（本案的被害人），通過網上聊天，了解到田某是阜新市另一所職專的學生，家在錦州農村，家境困窘，于是萌生了介紹田某賣淫的念頭。2010年5月張某先是以陪人吃飯賺錢為由約田某見面，田某欣然赴約。張某介紹田某同白某的朋友白某某認識，一頓飯過后白某某給了張某、田某各500元。田某見識到白某某的“大方”，在第二次和白某某見面時未能抵御金錢誘惑而和白某某發生了賣淫關系，白某某因此而前后給了張某幾百元錢作為“好處費”。張某因此找到了一條“生財之道”于是，開始在網上發布賣淫信息，通過網絡又聯系到嫖客王某介紹給田某，之后王某又介紹自己的朋友王某某給田某，這樣張某又分別從王某、田某等處獲得幾百元“好處費”，這種不勞而獲讓張某嘗到了“甜頭”。

（三）利欲熏心，無知女孩身陷囹圄

在王某同田某第二次發生性關系時，張某將王、田二人的賣淫過程用手機拍成視頻。張某拍攝視頻的原因至今三方各執一詞，但正是這段視頻引發了本案這場鬧劇。

拍攝完視頻后，張某把此事告知白某，白某腦筋一轉立刻想到了一條生財“妙計”。白某唆使張某給田某打電話并教張某如何恐嚇田某讓其出7000元錢贖回這段視頻，田某萬般無奈之下答應了張某和白某的要求，雙方約定每周末在興隆大家庭交易，直至付清7000元。雙方交易數次后，田某無力承擔7000元費用索性向公安機關報案……

二、花季少女緣何以身試法——隕落的童真誰來買單？

十六歲正值女孩最美的花季，然而張某在此時卻走上了一條犯罪的道路，而使自己的大好年華暗淡無光，讓人唏噓感嘆的同時，更加發人深省。綜合考量案件的緣起，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一）家庭教育的誤區

與以往的未成年人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不同，張某有一個完

整的家庭、父母都在政府機關工作、小康之家，集父母萬千寵愛于一身的張某卻最終走上的犯罪的道路，讓人很難理解。

在看守所里，當我們問及張某父母的一些情況時，她的態度很漠然，她坦言被學校退學后曾被父母強行帶回家中，后來趁父母上班時離家出走回到阜新，并和男友白某同居。問她為什么這樣做時，她回答“不想面對她的父母。”問她不想面對父母的原因時，她說“因為他們不夠關心我。”

其實并不是張某的父母不關心張某，而是他們對于女兒的教育陷入了一個誤區。客觀地講，張某的父母對張某具有生命的決定權、物質的提供權、照顧的程度權、個性的決定權。如果替她問一問父母：“我”是怎么來的？就可以發現，“我”的胃口是喂出來的；“我”的脾氣是帶出來的；“我”的觀念是嘮叨出來的；“我”的殘忍是孤弱無助熬出來的；“我”的無恥是百般遷就溺愛出來的……張某的犯罪看似是她自己的選擇，其實從一個側面來講是父母行為的反作用的結果，家庭撫養不僅僅是物質的，更重要的是心理撫養；人性教育比智力教育更重要，性格才真正決定命運！

（二）學校教育失當

張某于2008年9月來到阜新某職專讀書，2009年9月退學。和張某的談話中了解到，其之所以退學是因為連續逃寢十五天而被學校退學處理。我們不禁要向學校發問：張某為什么逃寢十五天？她怎么能夠連續逃寢十五天？這難道不是學校監管不力導致的問題嗎？

學校的監管不力導致張某沉迷于網絡，每天流連網吧而疏于學業；學校的監管不力導致張某認識白某后更加恣意妄為，夜不歸寢，整日沉醉于白某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

學校對于未成年學生本負有監管的義務，但學校的監管體現在哪里？僅僅是學生連續逃寢十五天后被校方發現而退學么？可以說張某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向犯罪，學校難逃其咎。

（三）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

談及社會不良風氣，我們不得不提本案的其余幾位當事人，白某、白某某、王某、王某某及田某。

白某是一個典型的“三無”社會青年，好逸惡勞、只會和身邊的酒肉朋友吃喝享樂，是他一步一步推著張某走向犯罪道路。白某帶給張某的不是愛情而是不計后果的放縱和享樂、是災難。該人在本案案發前即因涉嫌盜竊罪被羈押在看守所。白某某、王某及王某某三人年紀都在四十多歲，都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白某某是一名藥劑師，是一名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王某、王某某是事業單位的職工，然而這三個人在個人生活方面的不檢點卻與其職業形象南轅北轍，讓人心寒。田某今年20歲，作為一名學生，她非但沒有運用個人學識為自己獲得一份正當職業，反而自甘墮落到以出賣個人肉體換取物質上的享樂。從刑事犯罪角度出發，田某是這起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但是從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上來講，田某又何嘗不是將不良風氣帶給張某的媒介之一呢？

這五個人在整個案件中的地位不同，但是從道德層面而言和對未成年人交叉影響的角度而言，這五個人又何嘗不是將張某推向犯罪的幫兇？

（四）張某自身問題

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風氣等皆是外因，相比之下內因——張某自身的問題更加不容忽視。通過和張某聊天不難發現張某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

1、意志薄弱，是非觀念模糊。張某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抗腐蝕能力較差，尤其當她脫離父母管教時這一問題就會變得特別明顯，面對外界的各種誘惑，很難做到事事明辨。面對新鮮事物時，獵奇心理更會占據上風，容易受到外部條件的不良誘惑或熏染。

2、自身文化水平和閱歷局限。張某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但終歸閱歷有限加上過早地脫離學校教育，自身文化水平較低，對于許多問題的認識僅流于表面，對于諸如犯罪此類嚴肅的話題更是知之甚少，因此容易被蒙蔽，可謂一失足成千古恨。

3、性格各方面綜合問題。作為獨生女，父母的溺愛造就了張某自私自利的性格，這樣的性格令她難以在新的環境中交到朋友；另外，處于叛逆期的她對于父母的管教抱有逆反心理，內心

渴望獨立但經濟、人生閱歷等諸多方面的局限讓她難以獨立，白某的出現讓她將自己對獨立的渴望寄托在白某身上，對于白某產生依賴心理，而被其利用，導致自己身陷囹圄。

三、讓凋謝的花兒重新綻放

在和張某談話的最后，我們問到張某對日后生活的打算，這個16歲的孩子抬起頭茫然地看著我們，哭著說只想安安心心地守著父母，對于自己的未來的發展沒有任何的打算，抱著一種聽之任之、得過且過的心理，她的回答讓人憂心忡忡。其實，在少年成長的路上，面臨一個又一個人生的臺階，他們只有穩健地登上這些臺階，才能成長為健康的社會人。在臺階上摔倒并不可怕，讓人擔憂的是他們自己直接放棄了攀登臺階的渴望，在某一個不被認可的邊緣徘徊，這不僅對社會造成影響，更重要的是，使其自身承受更大的痛苦，付出慘痛代價。

為了避免這種后果的出現，應該采取有效措施，幫助迷途的孩子重歸正途：

1、張某的性格驕縱、自私，她是一個讓人頭痛的孩子，但從本質上來講，她并不是一個壞孩子，只是在成長的過程中缺乏正確的引導，應加強思想教育同的同時加強法制教育，讓她明白哪些事情是一定不可以做的。張某的案例從一個側面也反應了針對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學生，我們的法制宣傳工作是不到位的、近乎空白的。應與在各中小學、職專、中專等學校溝通、開設專門的法制教育課，讓孩子們從小樹立守法意識。

2、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回訪制度。以本案為例，責成專人負責張某的教育改造工作，定期進行回訪，再此過程中，充分重視社區在未成年人犯罪分子矯正中的作用，與張某所在社區積極保持聯絡，形成“雙保險”。了解其近況及心理動態，及時發現問題即使溝通，以其杜絕再犯罪的可能性。

張某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條的規定，構成敲詐勒索罪，等待她有可能是刑罰的處罰，刑罰對于一個十六歲的女孩而言的確是一道沉重的枷鎖，但張某犯罪時已滿十六周歲，根據《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其應當負刑事責任。然刑罰僅僅是一種

手段，并非目的，我們更希望看的是張某能夠吸取教訓，迷途知返，讓凋謝的花兒重現綻放起來！

第四篇：參觀檢察院預防瀆職侵權犯罪參觀心得

全國檢察機關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

巡回展覽觀后感

張慧彬

為了更廣泛地宣傳黨和國家關于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牢固樹立法制意識，我局科級以上干部于4月13日上午參觀了“法治與責任——全國檢察機關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巡回展覽”。

這次展覽在晉中市人民檢察院舉行，分為“法治與責任”、“宗旨使命”、“懲治成效”、“警示啟迪”、“預防治本”、“建設發展”六個專區。共有61個展板，1000多幅圖片，選用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查辦的在國內有重大影響的62個瀆職侵權案例，通過多種形式展示，已取得警示和防止犯罪的效果。整個展廳內容豐富、主題鮮明、圖文并茂、重點突出，展覽結合實際，對在場的領導干部進行了一次實在、深刻、形象、具體、生動的預防職務犯罪教育。所展出近年來發生的瀆職侵權犯罪的要案無一不給我強烈震撼，不僅加深了對新時期黨的反腐敗工作指導思想、基本經驗和推進反腐敗倡廉工作的認識，也看到了黨堅決反腐敗的決心和力度。

在解說員生動的講解中，我了解到，這次全國舉辦以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為主要內容的展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駐足在一組組令人震撼的照片中間，我想起了一本書中的一句話：“一個人的地位變了，思想就更容易變了”。從一樁樁發人深省的案例來看，瀆職侵權違法犯罪者往往隨著他們職務的升遷，地位的變化，理想信念開始淡化，便放松學習、放松對世界觀改造，導致了人生觀、價值觀、金錢觀紐曲，充分暴露出他們在黨性修養和道德品質方面存在著嚴重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用權不慎，麻木不仁。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把權力變成以權謀私的資本。二是心存僥幸，私欲膨脹。他們在私欲放縱的時候，常常用僥幸心理來寬慰自己，一旦打開了這個心靈的缺口，就一發而不可收拾，最終成為人民的罪人。三是道德滑坡，不畏法紀。展覽中轟動全國的“文強案”就是思想道德滑坡，對黨紀國法缺乏敬畏之心典型案例。這一切令我更為深刻的認識到，作為一名領導干部要多從主觀上找問題，多從思想上引以為戒，切實做到警鐘長鳴。

長期以來，人們對官員的要求更多的是廉政，認為只要不貪污賄賂，在勤政方面有一些缺失似乎也能容忍，對于是否嚴格依法行政的關注度并不是很高。但實際上瀆職侵權犯罪的社會危害并不比貪污賄賂罪小，瀆職侵權犯罪又被稱為“不揣腰包的腐敗”。細觀這次展覽，選用的案例涉及能源資源與生態環境、政府投資安全、民生民利、生產安全、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諧穩定、國家秘密安全等八大領域，都是近年來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瀆職侵權案件。透過真實案例的情景展現，我真切地感受到瀆職侵權犯罪不僅造成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損失，而且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破壞和諧穩定大局，危害后果遠大于一般刑事案件和貪污賄賂等其他職務犯罪案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重任。

在仔細觀看了展覽后，我認為這次展覽非常必要和及時，既展示了我國加大懲治職務犯罪力度和反腐敗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又通過這一系列內容起到了對領導干部教育警示的作用。通過觀看展覽，我深受教育、收獲良多，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通過展覽集中、系統地學習了黨和國家關于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的方針、政策，法律規定；了解了檢察機關依法查辦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的重要舉措及取得的成效。第二，通過展覽更形象直觀地認識到瀆職侵權犯罪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了解了瀆職侵權犯罪的特點、規律，加強了我對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第三，展覽警示了我局所有的參觀者，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將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樹立起牢固的法制意識，積極穩妥地履行工作職責，勤于職守，依法辦事，絕不越“雷池”一步，從思想上杜絕瀆職侵權犯罪行為的發生，在各項工程的規劃工作中堅決做到“守土有責”。

依法懲治和有效預防瀆職侵權犯罪，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參觀全國檢察機關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犯罪展覽，我深深認識到責任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工作中嚴格遵守法律法規明確的各項程序，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

第五篇：以亮劍精神懲治瀆職侵權犯罪

以亮劍精神懲治瀆職侵權犯罪

牛正良

懲治和預防瀆職侵權違法犯罪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責，檢察人員在反瀆職侵權工作中要發揚亮劍精神(亮劍精神就是藐視一切困難的敢于擔當，是永不言敗的理想信心，是鍥而不舍的執著追求)，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切實承擔起反瀆職侵權的職責使命。

要在“敢”上下功夫，敢于亮劍。瀆職侵權犯罪因其主體特殊、行為特殊和后果特殊，致使在工作中存在發現難、立案難、查證難、處理難，干擾阻力大等問題。因此，做好反瀆職侵權工作首要的是解決精神狀態問題，在“敢”上下功夫。在反瀆職侵權工作中弘揚亮劍精神，就是要有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勁頭，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精神狀態，敢于履行職責，真正把總書記“有案必辦、有腐必懲，不使小案拖成大案，以反腐倡廉的實際行動取信于民”的要求落到實處。必須清醒地認識瀆職侵權違法犯罪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嚴懲瀆職侵權犯罪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持黨的先進性、維持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必須清醒地認識反瀆職侵權工作在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中的作用。要充分認識到瀆職侵權違法犯罪是一種嚴重的腐敗現象。必須采取有力措施著力解決司法實踐中重揣腰包的腐敗(貪污賄賂犯罪)，輕不揣腰包的腐敗(瀆職侵權犯罪)的做法。

必須清醒地認識反瀆職侵權工作在法治中國建設中的作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行政管理、行政執法、司法活動中實施的瀆職侵權違法犯罪是與法治中國建設背道而馳的。必須充分認識到做好反瀆職侵權工作是維護社會主義法治權威的最好體現，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有力保障手

段，是推動法治中國建設的最有效途徑。

必須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要查處領導干部違法違紀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要在“善”上下功夫，善于亮劍。瀆職侵權犯罪政策性、法律性和行業性較強，社會關注度較高，有其特點規律。在查辦這些案件中，我們僅有亮劍精神、敢辦還不行，還要十分注意講究辦案的方式方法，在善辦上下功夫。

根據瀆職侵權犯罪是結果犯的特點，在“果”、“因”、“人”、“責”上下功夫。堅持和遵循由“果”找“因”、由“因”查“人”、由“人”確“責”的辦案規律。瀆職侵權犯罪案件是結果犯，要么造成人員傷亡，要么造成財產損失，在查辦案件中必須抓住這一特點。第一步由果找因即根據危害后果，找到造成危害后果的原因;第二步由因查人，查明人的因素大小，即行為人是否盡職盡責，履責情況與危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何等;第三步由人確責，查明人的責任大小，以及應該承擔何種責任(是黨紀政紀責任，還是法律責任，以及構成何種犯罪等)，進而有效地突破案件。

準確把握查辦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的關鍵點。瀆職侵權犯罪案件關鍵是要查明主體、職責、行為、后果和關系。(1)主體。瀆職侵權犯罪的主體是以職責論進行界定的，看行為人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受國家機關委托依法行使國家管理職責的人員;(2)職責。要評價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失職瀆職，關鍵看他是否具有這方面的職責，即要搞清楚行為人的法定職責、崗位職責、授權的職責等，進而確定他是否瀆職;(3)行為。主要看行為人是否依法依規履行其職責，是否存在失職瀆職行為，履行職責中是否做到盡職盡責，并以職責標準衡量其行為是否屬于瀆職侵權犯罪等;(4)后果。行為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危害后果是否達到瀆職侵權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等;(5)關系。瀆職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存在客觀上的關聯性，進而確認行為人的責任大小等。

要著力提高“五個”能力，有效破解難題。即提高發現犯罪的能力，解決無案可辦的問題;提高突破犯罪的能力，解決查證難的問題;提高運用法律的能力，解決立案難、處理難和干擾阻力大的問題;提高調查研究能力，解決法律規定和辦案機制體制不完善的問題;提高組織協調能力，解決合力不強的問題，努力營造良好的執法辦案環境。

要在“法”上下功夫，依法亮劍。作為一種嚴重的腐敗現象，瀆職侵權違法犯罪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在反瀆職侵權工作中，強調敢辦解決的是精神狀態問題，強調善辦解決的是偵查技戰術問題。但只有這兩條還不行，還必須強調依法辦理。

在查辦案件中，必須始終嚴格依法、依規履行職責。既要遵守國家的刑事法律法規，又要掌握行政法律法規，始終堅持實體法與程序法并重。

必須高度重視辦案力度、執法能力、案件質量和辦案安全。始終堅持四者統籌協調發展，避免出現案件力度不大、執法水平不高，或者案件質量不行等問題，確保辦案效果。

必須注意執法辦案方式方法。堅持理性、平和、文明和規范執法，不斷規范執法行為，確保效果。

查辦瀆職侵權犯罪案件要始終堅持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有機統一。只有做到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廣大人民群眾才會擁護，檢察機關才會對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發揮好職能作用。(作者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廳重大責任事故調查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