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問題解答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問題解答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關于印發《立案問題解答》的通知

滬高法立〔2011〕1號

市第一、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各區、縣人民法院及鐵路運輸法院立案庭：

為進一步統一全市法院立案標準，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就近期立案工作中遇到的難點問題，我庭經充分調研并與全市法院立案條線、本院相關部門進行多次研討，對有關問題形成了如下解答意見。現將有關解答予以印發，供參照執行。執行中遇到的問題，請及時向我庭反映。立案工作中所涉及的其他疑難問題，將在繼續調研后下發相關解答。

附件：《立案問題解答》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立案問題解答

問：起訴時，以公司為被告確定管轄的，如認為公司實際經營地為主要營業地即公司住所地的，應提供哪些證據?

答：實務中，很多公司異地經營，如原告主張被告實際經營地為其住所地的，原告至少應提供被告公司在此經營的證據材料，如掛牌營業的近期照片、租房協議、網站公示營業地或類似證據。問：起訴時，以個人為被告確定管轄的，原告起訴時難以提供證明被告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的證明材料，應如何處理?

答：原告為證明被告的題述事項，一般需提供身份證、戶籍資料或相關單位證明等材料。但原告因客觀原因確實只能提供明確地址而無法提供相關證明材料的，各法院可根據各自情況利用社區法官、調查法官或其他方式對相關地址予以核查后作出處理，如無法核查，也應先予以立案，不能以原告未提供相關證明材料為由拒絕受理。

問：關于涉外婚姻受理的范圍?

答：涉外婚姻案件主要涉及兩個因素：一是婚姻雙方國籍；二是婚姻締結地。其中只要有一個因素不涉外，我國法院即有管轄權，并應按《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確定管轄法院。如兩個因素均涉外，即原、被告均為外籍且婚姻關系在國外締結，則只有原、被告雙方共同選擇接受我國法院管轄且確需由我國法院處理時，人民法院才能受理。

問：敬老院是否可作為當事人的經常居住地?

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規定，公民的經常居住地是指公民離開住所地至起訴時已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醫的地方除外。敬老院(養老院)雖會對住院老人的疾病進行一定的治療，但畢竟不是專業醫療機構，是一些老人晚年固定的養老場所。在敬老院安享晚年與住院就醫有實質區別，故只要當事人在上述地點至起訴時連續居住一年以上，可視為經常居住地。

問：關于消費者在網絡買賣中對“送貨地“的約定，可否認定為是對合同履行地的認定?

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確定經濟糾紛案件管轄中如何確定購銷合同履行地問題的規定》明確，當事人在合同中只有明確約定履行地點或交貨地時上述地點才能認定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約定的貨物到達地、到站地等，均不應視為合同履行地。雖然網絡買賣中的“送貨地”與規定中的“合同履行地”及“交貨地”均有較大區別，其更類似“貨物到達地”的概念，但我們認為該約定仍可視為對合同履行地的約定。具體理由為：首先，上述規定是在1996年出臺，當時網絡購物還不常見，因此上述規定主要是針對傳統的買賣合同做出的。而就現有的網絡購物交易模式來看，貨物的流轉通常為買家在網上提交訂單后，賣家根據買家確定的送貨地點進行送貨，買家確認收貨后交易完成，故“送貨地“在一般情況下意義同于“交貨地”。其次，網絡購物買家遍布全國各地，如約定的“送貨地”不能作為合同履行地確定管轄，此類案件將全都由被告住所地管轄，既不利于保護消費者利益，也明顯不符合管轄的兩便原則。因此，在受理網絡買賣案件時，雙方當事人對送貨地的約定可視為是對合同履行地的約定(電話、電視購物可參照適用上述意見)。

問：實踐中，對民訴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協議管轄五個聯結點所設定的范圍應如何掌握?

答：協議管轄的約定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示，因此最大限度地尊重當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判定協議管轄條款效力的重要原則。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的《關于當事人在合同中協議選擇管轄法院問題的復函》中規定，如果當事人約定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以外的人民法院管轄的，因其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應認定該約定無效。但我們在掌握五個聯結點范圍時不應機械地理解，而應從當事人的約定與案件的關聯性角度出發予以適用。就當事人住所地而言，原、被告的住所地、實際經營地、居住地均應包含在這一范圍內。標的物所在地，應不僅限于訴請中提出的標的物，與案件直接相關的標的物也應包括在內。如房地產中介合同中，當事人約定在房屋所在地法院起訴應視為有效約定。

第二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刑事法律適用問題解答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庭、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

刑事法律適用問題解答

一、關于單位犯罪的認定問題

1.單位故意犯罪的認定標準如何掌握

答：認定單位故意犯罪，首先應當查明單位是否屬實。具體可從兩個方面進行審查：一是從單位的成立形式和組織結構看，經過有權機關或組織（如工商局、上級主管部門等）審批、登記注冊的社會經濟組織、實體等，可以認定為單位。但是，有些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形式上雖然經過工商部門審批登記注冊，如果確有證據證實其實際為特定一人出資、一人從事經營管理活動，主要利益歸屬于該特定個人的，應當根據查證屬實的情況，以刑法上的個人論。至于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各股東的出資比例大小，以及是否具有親屬關系（具有財產共有關系的家庭成員除外），二般來說并不影響對單位的認定。二是從單位的實際活動性質看，如果單位主要從事違法犯罪活動，或者成立單位的目的就是為了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應當否定其正當的單位人格，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以個人違法犯罪行為論。

在查明單位屬實的基礎上，要認定單位故意犯罪，應當主要把握兩個構成特征：一是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即單位故意犯罪是經單位集體研究決定或由負責人決定的。如果單位中的一般工作人員擅自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事后未得到領導認可或默許的，應認定其危害行為系出于個人意志，可以個人犯罪論處。二是非法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即單位的故意犯罪在客觀上表現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的行為，或者違法所得實際歸屬于單位或其中的部分股東單位。只有同時具備以上兩個特征的行為，才能認定為單位故意犯罪。

如果單位中的個人假借單位的名義實施犯罪，為個人謀取非法利益的，或者雖經單位集體研究決定實施犯罪，但違法所得實際由個人共同分取的，因這兩種情形都不具有利益歸屬的團體性特征，對此仍應以個人犯罪論處。

對于單位集體決定實施犯罪，個人共同分取違法所得的案件，尤其應當注意貫徹懲辦少數、教育多數的刑事政策，將共同犯罪活動的組織、領導、指揮者和起主要作用的實行犯納入治罪范圍。

2.單位分支機構等能否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答：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分沒有可供執行罰金的財產，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在具體處理上，應當注意兩點：（1）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參與實施了一般犯罪行為（非起主要、關鍵作用的犯罪行為）的人員，可以不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2）在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裁量刑罰時，應當盡量根據各自在單位犯罪中實際所起作用的大小，分清主次罪責，以便罰當其罪。

3.幾種特殊對象能否成立單位犯罪的主體

答：個人承包企業能否成為刑法上的單位，應以發包單位（必須符合刑法上單位的標準）在被承包企業中有無資產投入為標準，分兩種情況分別認定：1）發包單位有資產投入的，因被承包企業是發包單位自主選擇經營方式的結果，是發包單位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表現，并不因為發包而改變其資產屬性和單位的性質，對于該種個人承包企業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應以單位犯罪論處。2）發包單位沒有資產投入的，其實際表現是發包單位僅僅提供營業執照，屆時按約收取固定的承包費。在該種情形下，因被承包企業的經營資本實際由承包者個人投人，且獨立自主經營，主要收益歸屬于承包者個人所有。對于該種個人承包企業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可以個人犯罪論處。

“名為集體、實為個人”的單位能否認定為刑法上的單位？該種名實不符的單位一般包括兩種情形：

一種是本應注冊登記為個人獨資企業或者個體工商戶，卻掛靠國有、集體企業或其他單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單位；另一種是原為國家或集體所有的企業或其他單位，經改制后，已為個人實際買斷經營，但仍然沿用原國有、集體單位的名稱，并向其上級主管單位繳納固定的管理費用的單位。因以上兩種單位均實際由個人投資，利益也主要歸屬于個人，對其實施的犯罪行為，應以個人犯罪論處。

境外（含外國）公司、企業或組織能否認定為刑法上的單位，關鍵在于有無確實的證據證明其存在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如果有證據證明系境外合法存在的公司、企業或組織實施有關犯罪行為的，應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如果經偵查所獲得的或境外公司、企業、組織提供的證據、材料，無法證明行為人系以單位身份實施犯罪行為的，或者無法證明境外公司、企業或組織具有合法存在的主體資格的，對行為人所實施的嚴重危害行為應以個人犯罪論處。

二、關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問題

4.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如何掌握

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主要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對此，我國憲法已經作了明文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以下幾種人員也應認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1）受國家機關聘用、委托，實際履行行政管理職能，即從事公務的非在編人員；（2）在鄉級以上中國共產黨機關，或人民政協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3）在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如國家電力總公司、證監會、保監會等）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5.準國家工作人員如何具體認定

答：準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在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其中，“人民團體”是指由國家組織成立的、財產屬于國家所有的各種群眾性組織，如鄉級以上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委派 ”是指受上述國有單位的派遣，代表國有單位在非國有單位中行使一定的組織、領導、監督或管理職責。委派的形式是多樣的，如任命、指派、推薦、提名等。非國有單位將所接受的“委派人員”安排到下屬單位從事一定的管理職責的，不影響國有單位委派人員的認定。

在具體認定中，有必要注意兩點：（1）無論被委派的人是否具有干部身份，也不論是委派單位的原有職工，還是為了委派而從社會上招聘的人員，都可以成為國有單位委派人員。

（2）應注意把國有單位委派人員與刑法第382條第2 款規定的受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區別開來。委派實際上是派遣某人作為代表到另一單位履行職責，被委派者擔任一定的職務，在授權范圍內獨立從事公務，由此使委派與接收兩個單位間發生固定的聯系。委托則是一個單位將一定的事務交給某人管理，被委托者往往要以委托者的名義在委托的權限內進行活動，而且其活動結果一般由委托者承擔責任。

6.“從事公務的人員”如何具體掌握

答：從事公務是刑法上國家工作人員的本質特征，指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單位中，以及被上述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單位中履行一定的組織、領導、監督和管理的職責。從事公務的人員具體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在上述單位中擔負組織、領導、監督和管理職責的人員；如廠長、經理、董事、監事等；二是具體負責某項工作，具有管理性質，以對單位財物的合理使用、保值、增值具有一定的管理支配權限為特征。如上述單位中的會計員、保管員、采購員等。對于上述單位中僅僅對單位財物具有臨時性保管義務的收銀員、售貨員等，因其屬于從事勞動或服務性勞動的人員，應與從事公務的人員相區別。

在司法實踐中，有些單位人員的職責分工不盡明確，如一人身兼會計、出納等多項職責；有些人員的職務相同，卻權限大小有別。在認定是否從事公務時，這些復雜情況不可一概而論，而需具體斟酌，即根據從事公務的基本特性，以所擔負的職責是否具有管理性質為標準，實事求是地認定是從事公務的人員還是從事勞務的人員。對于有些公務與勞務性質確實難以分清的崗位或職責，宜按照刑法上的謙抑原則，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認定。

三、關于非法經營罪的認定與處罰問題

7.認定非法經營罪應注意哪些問題

答：非法經營罪是1997年修訂后刑法規定的一個新罪名。從定罪方面看，目前要注意兩

個問題：一是構成本罪的行為，除了具有未經許可，無證經營的特征外，還應當注意經營對象的特殊性。也就是說，如果行為人非法經營的不是國家有關機關或部門規定應當專營專賣或限制流通的物品，一般宜作為違法行為認定。例如，對于私下買賣內容上既不淫穢、又不反動的碟片或光盤的行為，不能僅僅因為無證經營數量較大、非法獲利較多，就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如果這類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確實達到嚴重程度，且符合其他犯罪構成的，應以其他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二是對于非法經營行為，在考慮認定本罪時，一般應以相關的法律、行政法規所明確規定的刑事罰則為依據。不能把非法經營罪當作新的“口袋罪”擴張適用。

8.單位犯非法經營罪如何處罰

答：單位犯非法經營罪的，對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除依法判處自由刑外，還應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金。在確定罰金數額時，可分以下幾種情況判處：一是能夠查清個人違法所得數額的，判處個人違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罰金（不能少于一千元）；二是單位非法經營虧損，個人確實沒有違法所得的，根據個人的犯罪情節及繳納能力，依照最高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酌情判處不少于一千元的罰金；三是違法所得名義上歸單位占有，實際被個人以各種名目任意揮霍，或者有跡象表明個人從中獲利的，可以考慮以名義上歸單位的違法所得為基數判處罰金。總之，應當兼顧兩個方面：一是對于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一定要依法判處財產刑，決不能讓犯罪分子在經濟上占到便宜。二是在經濟上制裁犯罪時，也應當注意體現刑法的公正性，不能把本應由單位承擔的刑罰，轉嫁或者同時判給個人承擔。

四、關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認定與處罰問題

9.如何掌握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非罪的界限

答：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整頓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中應予重點打擊的犯罪。這一犯罪的基本特征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虛開或者非法抵扣行為會造成國家稅款的流失，仍然實施虛開或者非法抵扣的行為。不具備這一主客觀事實特征，不能認定本罪。因此，對于行為人購買他人貨物，或者接受應稅勞務服務以后，如實支付貨物價款或勞務費，并向開票人交付增值稅，但接受的發票是銷售人讓第三人代開的內容真實，卻屬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只要沒有證據證實購貨人明知銷售人提供了非法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即應認定接受發票的行為屬于善意取得性質，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共犯。

10.如果掌握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他罪的界限

答：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往往與非法出售、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等罪相互關聯。對于行為人將空白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提供給他人虛開，然后按他人虛開發票上的價稅總額按比例提取好處費的，應當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共犯論處。如果行為人與他人談定價格后，將空白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出售給他人用于虛開牟利的，應當依法認定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對于行為人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后，準備用于虛開即被查獲的，應當依法認定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或者非法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如果行為人已經將部分發票用于虛開的，則應將非法購買行為與虛開行為分別觸犯之罪的相應法定刑輕重予以比較，然后擇一重罪處斷。

11.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數額如何認定

答：正確認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數額，是對犯罪分子準確裁量刑罰的重要基礎。目前需要統一認識的問題是：（1）對于行為人向他人虛開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后，為了掩蓋向他人虛開的事實，又讓他人為自己或者自己為自己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應以銷項或進項中數額較大的一項作為“虛開的稅款數額”.不能把銷項與進項發票上的稅款數額累計相加。因為，為掩蓋虛開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而實施的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并不會造成新的國家稅款損失。如果把虛開的進項與銷項數額累計相加，則必然發生對一個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數額，給予重復計算，從而違反刑法上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2）對于行為人既實施為他人虛開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又實施為自己或讓他人為自己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二者沒有關聯，虛開的目的都是為了非法抵扣從事正常生產經營活動應當向國家繳納的稅款數額的，應將所虛開的銷項與進項稅款累計相加，一并作為“虛開的稅款數額”認定。（3）對于行為人在領取增值稅專用發票時，按票面金額的一定比例已預交的增值稅，應當從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數額中扣除，以體現刑法公平原則的要求。

五、關于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需要統一的幾個問題

12.撫養費的賠償標準如何掌握

答：目前，各法院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時，對于撫養費的計算標準掌握不一，有的法院以案件發生地的居民基本生活費為標準，有的以被撫養人所在地的居民基本生活費標準作為賠償依據。為統一執法標準，參照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九）項關于“被扶養人生活費：以死者生前或者殘者喪失勞動能力前實際扶養的、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為限，按照交通事故發生地居民生活困難補助標準計算……”的規定，本市法院今后對撫養費或贍養費賠償標準的掌握，宜按案件發生地，即按本市居民基本生活費標準計算（鐵路法院可以按法院所在地的居民基本生活費標準計算）。

13.喪葬費的賠償標準如何掌握

答：參照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七）項關于“喪葬費按照交通事故發生地的喪葬費標準支付”和本市公安機關《關于調整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標準的通知》第四條“喪葬費：每人三千元，包括辦理喪葬事宜必需的費用”的規定，本市法院今后對于因被害人死亡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一般按死亡一人賠償不低于3000元喪葬費的標準計算。原告方無喪葬費單據或單據費用不足3000元，但原告方有訴訟請求的，可以根據訴訟請

求在3000元標準范圍內賠償，無需強調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供足夠的證據。

14.對因被害人死亡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如何處理

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二款“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規定，對于因被害人死亡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并要求賠償精神損害的案件，人民法院亦不應受理。盡管國務院頒發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所規定的損害賠償項目中有死亡補償金，因目前對死亡補償金能否歸入“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質損失”存在爭議，故在最高法院沒有作出新的明確規定之前，死亡補償金暫不列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交通肇事犯罪案件除外）。

第三篇：20110806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關于辦

理銷贓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

發布單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司法局

文號：[94]滬檢辦135號

發布日期：1994年11月24日

生效日期：1994年11月24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司法解釋，結合本市當前查處銷贓違法犯罪案件中的具體問題，對辦理銷贓案件提出以下意見：

一、如何認定銷贓罪

銷贓罪是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代為銷售的行為。代為銷售，既包括代犯罪分子將贓物賣給他人，也包括向犯罪分子買進贓物再賣出，以及買贓自用，情節嚴重的行為。

與犯罪分子事先通謀，事后對贓物進行銷售或者收買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二、如何認定銷贓罪中的“明知”

認定銷贓罪的“明知”，不能僅憑銷贓人的口供，應當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具體分析。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明知是犯罪所得”：

（一）銷售工業原材料、半成品或生產設備的；

（二）低價成交市場緊俏商品或來路不明的貴重耐用消費品的；

（三）一次性大量成交國家指定專門機構經銷的限制流通物品的。

三、如何認定買贓自用中的“情節嚴重”

買贓自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為情節嚴重，可以追究刑事責任：

（一）一次買受贓物數額特別巨大的；

（二）多次買贓累計數額巨大的；

（三）曾因盜竊、銷贓、窩贓等財產型犯罪被判處過刑罰，買贓自用數額較大的；

（四）曾因盜竊、銷贓、窩贓被勞動教養，解教后三年內，或者受三次以上其他治安處罰后一年內，又買贓自用數額較大的；

（五）明知是未成年人犯罪取得的贓物而向其買贓自用，數額較大的。

四、其他問題

（一）贓物下落不明無法追繳的，但有行為人的供述和有關人員證言并能夠相互印證的，也可認定。

（二）銷贓、買贓行為情節輕微，符合上海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有關規定的，可以收容勞動教養，或依法給予治安處罰。

（三）贓物數額的認定，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四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13）滬高行終字第46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張某某，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漢族，住上海市浦東新區某路XXXX弄XX號XXX室。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浦東新區世紀大道2001號。

法定代表人姜某，區長。

委托代理人徐某某，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委托代理人蔣某某，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工作人員。上訴人張某某因政府信息公開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滬一中行初字第7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3年6月4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張某某、被上訴人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浦東新區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徐某某、蔣某某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2012年9月24日，張某某向浦東新區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獲取“2003年11月23日姜某某與浦東某公司簽訂的《上海市征用集體所有土地拆遷房屋補償安置協議》”。浦東新區政府收到張某某申請后，經調查，依據《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第二十三條第（五）項的規定，于2012年9月28日作出2012

（答）－184號《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答復書》（以下簡稱《184號答復書》）。答復認定張某某要求獲取的政府信息不屬于本機關公開職責權限范圍，建議向上海市浦東新區建設和交通委員會（以下簡稱：浦東新區建交委）咨詢，并告知該委聯系方式、電話等。之后，浦東新區政府向張某某郵寄送達答復書。張某某不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月24日作出復議決定，維持浦東新區政府作出的上述政府信息公開答復行政行為。張某某仍不服，向原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浦東新區政府作出《184號答復書》的具體行政行為。

原審法院認為，浦東新區政府負有辦理政府信息公開事宜的法定職責。依據《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第六條、第二十一條第四款等規定，區、縣房屋土地管理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的房屋拆遷工作實施監督管理；拆遷期限屆滿后的30日內，拆遷人應當將其訂立的所有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報區、縣房地局備案。浦東新區政府認定張某某要求獲取的政府信息不屬于其公開職責權限范圍，依據《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第二十三條第（五）項的規定作出答復符合法律規定，其同時建議張某某向浦東新區房屋拆遷主管部門浦東新區建交委咨詢，并無不當。浦東新區政府收到張某某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后，在法定期限內作出書面答復并送達張某某，程序合法。原審法院遂判決駁回張某某的訴訟請求。張某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人張某某上訴稱，原審判決認定本案所涉政府信息公開事項系浦東新區建交委職權范圍，但浦東新區建交委至今未對該政府信息

予以公開，沒有履行原審判決；上訴人提供2013年4月1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對其來信的回復一份以證明浦東新區政府具有處理本案行政糾紛的職權。請求撤銷一審判決。

被上訴人浦東新區政府辯稱，涉訴協議為浦東新區建交委在履職中獲取，依法不屬于被上訴人公開的權限范圍；上訴人新提供的證據未提及信息公開問題，與本案無關，不能表明被上訴人有公開義務；上訴人對浦東新區建交委是否公開有關信息不服，可以另行尋求法律救濟。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經審理查明，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當事人并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被上訴人浦東新區政府具有作出政府信息公開答復的法定職責；被上訴人在收到上訴人申請后，在法定期限內作出書面答復并予以送達，程序合法；上訴人要求公開的政府信息為有關拆遷協議，而根據《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第六條、第二十一條第四款等規定，拆遷期限屆滿后的30日內，拆遷人應當將其訂立的所有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報區、縣房地局備案。因此，被上訴人答復認為該信息不屬于其公開的權限范圍，建議上訴人向浦東新區房屋拆遷主管部門浦東新區建交委咨詢并無不當；二審中上訴人以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訪辦2013年4月11日有關來信回復作為新證據，但該回復僅系處理信訪事項，與被上訴人是否應當公開政府信息無直接關聯；浦東新區建交委是否應當公開有關信息，不屬本案審理范圍。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張某某的訴訟請求正確，上訴人張某某的上訴請求不能

成立，應予駁回。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訴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上訴人張某某負擔（已付）。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湯軍

代理審判員 王巖

代理審判員 郭貴銀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書 記 員 居雯婭

第五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關于聚眾斗毆、尋釁滋事造成他人重傷、死亡結果的定罪問題》

聚眾斗毆、尋釁滋事造成他人重傷、死亡結果時，對嚴重結果是由共同加害人負責還是由直接造成傷亡后果者單獨負責，可分五種情況分別處理：

1.在共同對相同對象實施的加害行為中，某人或某幾個人的行為強度明顯超出了共同故意的范圍并造成他人重傷、死亡后果的，這種情況屬于共同犯罪的實行過限，對此，應由實行過限者單獨承擔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其他加害人只對預謀實施的聚眾斗毆罪或者尋釁滋事罪承擔刑事責任。在聚眾斗毆和尋釁滋事犯罪中，實行過限的情況通常表現為兩種：（1）共同實行犯明顯超出了教唆、糾集者的故意范圍（如某人糾集多人去“教訓”他人，講明不要造成他人嚴重傷殘或死亡，結果實行犯直接致人死亡的，此時實行犯的行為就是實行過限，應單獨對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2）在共同實行斗毆行為中，某人明顯加重打擊強度、造成他人重傷、死亡后果的（如在一般性的徒手斗毆或挑釁行為中，某人突然掏出匕首捅死他人，這種出乎其他共同實行犯意料之外的重度加害行為，應當由實行過限者單獨對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

2.各加害人之間沒有犯意聯絡，但相繼或同時對同一對象實施侵害行為的，各自的加害行為屬于同時犯，因其不成立共同犯罪，應各自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后果負責。造成他人重傷、死亡者，應依法單獨承擔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沒有造成他人傷害后果者，不負刑事責任（如甲乙兩人見朋友丁與丙推搡，甲即沖上前擊丙面部一拳，乙也跟著沖上前刺丙胸部一刀，致丙死亡。因甲乙之間并無犯意聯絡，乙的行為屬于片面共犯，故乙應單獨承擔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

3.在多人參與的一對一或分散進行的尋釁滋事、聚眾斗毆案件中，如果各加害人的行為始終針對各自固定的對象實施，相互之間沒有協調配合的，各加害人只對自己的加害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如果有人造成他人重傷或者死亡后果的，除加害人外，首要分子（即本次犯罪活動的組織、策劃、指揮者）也要對此嚴重后果一并承擔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其他參與尋釁滋事或聚眾斗毆的人，應依法承擔尋釁滋事罪或聚眾斗毆罪的刑事責任。

4.各共同加害人對發生他人重傷、死亡后果均有概括性認識，客觀上其行為之間存在相互協調配合、并對重傷、死亡后果的發生具有因果關系的，盡管能夠查清死傷后果由誰的加害行為直接造成，仍應全案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但對于各共同加害人的行為，可依據各自對造成他人重傷、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分別裁量刑罰。如果共同加害人既造成他人重傷、又造成他人死亡后果的，因其出于聚眾斗毆的一個概括性犯意，對重傷、死亡后果均在預料之中，是行為人在一個故意支配下實施的不同程度的加害行為，應采用重度行為吸收輕度行為的方法，只認定故意殺人罪一罪，勿須實行數罪并罰。

5.對于共同加害他人造成重傷、死亡后果，但難以查清由誰的行為直接造成嚴重后果的，所有有證據證明參與了直接加害行為的人應共同對此嚴重后果負責，但在裁量刑罰時，應根據各加害人實施的不同行為分別酌情從輕判處刑罰。如果發生死亡后果，綜合全案難以認定加害人具有殺人故意的，可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論處；如果參與了直接加害行為的人也難以查清或確定，則應由本次聚眾斗毆或尋釁滋事犯罪活動的糾集者、策劃者或指揮者對此嚴重后果承擔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