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XX縣科學施策破解農村土地糾紛難題

XX縣科學施策破解農村土地糾紛難題

2011年年初，按照縣委、縣政府統一部署，我縣成立了以XXX副縣長牽頭，縣法院、司法局、信訪局、法制局、農經中心等單位參與的“XX縣農村土地糾紛調處領導小組”，科學施策，破解農村土地糾紛難題，成效顯著。

強化隊伍，“XX縣農村土地糾紛調處領導小組”由各成員單位主要領導參與，同時抽調各成員單位業務骨干開展工作，還聘請具有豐富的農村基層工作經驗的鄉、村干部加入此項工作，組成了我縣最具權威的土地糾紛調解組織，遇有重大信訪問題，組長和各部門“一把手”親自過問，負責到底。

暢通渠道，小組設立了“土地糾紛信訪意見箱”公布“土地糾紛信訪咨詢熱線電話”，建立了“土地糾紛信訪登記預約制度”，“土地糾紛信訪交辦負責制度”，完善了“糾紛處理信息反饋制度”等等，及時掌握村情民意，及時為群眾答疑解難，切實維護好信訪秩序。

科學施策，建立四種工作方法。一是“五心接待法”，即熱心接待、耐心傾聽、專心記錄、細心解釋、盡心疏導，通過心與心的交流，拉近了與上訪群眾間的距離。二是“政策破解法”為上訪群眾逐字逐句地解讀有關法律條文，讓群

眾真正的了解政策法規。三是“換位思考法”，即從不同角度做上訪群眾思想工作，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多為上訪人解決各類困難：對合理訴求，必須解決。對不符合政策的要求，做好解釋工作。四是“深入了解法”，小組工作成員變群眾“上訪”為主動“下訪”，深入村組走進矛盾開展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集思廣益，拿出切實可行的處理方案。

該小組自成立以來，各成員單位密切配合，工作勇于創新，先后十三次到XX、XX等鄉鎮組織召開聽證會、辯論會，現場辦公，面對面解決群眾問題，真正實現了化解農村土地糾紛問題“關口下移”，半年里共解決我縣農村土地糾紛問題XX件，為XX縣社會經濟更好更快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縣委書記XX同志表揚道：“XX縣農村土地糾紛調處領導小組”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好形式，四種做法是做群眾工作的有效手段，為全縣穩定和諧做出了貢獻，希望全縣向他們學習，創新、務實、真抓實干，做發展、民主、穩定的模范，望該組織再接再厲，再立新功。

第二篇：人民調解機制如何破解物業糾紛難題

人民調解機制如何破解物業糾紛難題

（2015-10-31）稿件來源： 法制日報視點

□ 本報記者 潘從武

隨著我國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的不斷發展,物業管理服務走進了千家萬戶。同時,物業管理服務中出現的矛盾糾紛也日趨增多,成為城市管理的難點、基層治理的重點、群眾關注的焦點。

一提起物業公司,很多業主連聲嘆息,痛斥他們拿錢不辦事。物業公司則大吐苦水,說業主們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物業公司與業主這對矛盾體,有時候真可謂“水火不容”。

2014年以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烏魯木齊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克拉瑪依市等地為試點地區,成立物業糾紛調解委員會,將人民調解工作作為預防和化解物業民事糾紛的一項重要手段,適時介入到物業管理糾紛中。

“中間人”調解機制是否能真正發揮作用?近日,《法制日報》記者在新疆進行了走訪調研。

溫馨調解室化解矛盾

一張圓桌,上面擺著一束花,兩邊各放了一個茶杯,如果不是桌上擺著“人民調解”的桌牌,根本看不出這個溫馨的屋子是化解物業矛盾糾紛的地方??這是新疆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匯月社區物業糾紛溫馨調解室的一角。

今年,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匯月社區、水磨溝區七紡片區和天山區日月星光小區三個物業糾紛調解試點區共調解物業糾紛1137件。

在烏市沙區匯月社區,因停水、停電、停暖、漏水事件引發的糾紛頻繁發生。

2014年年底,群眾集體反映,多個小區成片的樓頂因年久失修大面積漏水。這些樓房大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房改房,此類房屋已無維修資金,牽涉范圍大,匯月社區物業糾紛溫馨調解室了解情況后,向片區管委會反映,并請區人大代表參與、介入調解工作,通過人大視察、提交議案、人大會議研究,最終決定由政府對51棟樓房屋頂出資修繕,徹底解決了這個片區的屋頂漏水問題。

烏市水磨溝區七紡片區居民小區多為老舊房屋,糾紛多為管網老化、上下樓漏水等,因此,物調委充分發揮專業技術人員精通物業管理的作用,在調解中做到依理、依規服務。巡回法庭當場“結案”

物業巡回法庭是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在開展物業糾紛調解工作中的創新。烏魯木齊市司法局局長張自敏說:“近年來,物業糾紛信訪案件逐年上升。為此,該區與沙區法院溝通建立了首家物業巡回法庭,形成了人民調解與司法調解、司法訴訟活動緊密銜接的運行機制。”

10月19日,家住烏市沙區匯月社區的居民李先生心里暖暖的。

“沒想到,拖了半年的案子,巡回法庭當場就結了案。”李先生說,他每年都按時交物業費,可車停在小區里被砸,物業公司卻推脫責任。

今年8月,沙區法院在揚子江路片區成立首個物業巡回法庭。李先生將此案起訴至法庭。法官調查取證發現,李先生的車停在小區的消防通道上,通過小區監控查看,車輛是被冰柱所砸,而冰柱形成的原因,是14樓業主加蓋了違規建筑。經法院審判,李先生和14樓的業主負主要責任,小區物業公司負次要責任。審判現場,三方當事人達成了賠償協議。

“許多物業糾紛案件的重復性較大,有的判決并不能達到徹底平息社會矛盾的效果。”張自敏表示,建立市、區縣、鄉街、社區四級物業管理糾紛指導和調解組織體系具有現實意義。

有了調解網絡,如何組織調解隊伍是關鍵。張自敏說:“我們在各試點單位建立了物業糾紛專家人才庫,由法官、律師、物業管理專家、技術人員、人大代表、樓棟長等參與調解,從源頭上解決了隊伍人才不足的問題。” “老娘舅”變“大管家”

“‘黃管家’,你快給我們做主,這小區都建好兩年了,活動室還沒修好。”去年6月的一天,家住新疆昌吉州瑪納斯縣南城社區轄區某小區的老王找調解員黃玉杰求助。

50歲的黃玉杰是瑪納斯縣瑪納斯鎮司法所所長,自從該縣開展物業糾紛調解后,他又多了個身份——“黃管家”。居民和物業公司有了糾紛,都會第一時間來找他。

“我剛到小區門口,就看到有些人拉著橫幅,要求物業公司盡快規劃建立活動室,現場居民情緒很大。”黃玉杰安撫完居民后,到小區物業公司實地了解情況。

之后幾天,黃玉杰通過征求居民意見形成書面材料,經建設局、社區、調解員與房產公司、物業公司、業主代表多次調解,活動室很快開工建設了。

如今,在昌吉州,像黃玉杰這樣的“大管家”有200多個,他們分布在全州87個社區,只要有物業糾紛就有他們的身影。昌吉州司法局局長劉中強說:“自開展物業糾紛試點以來,我們培養了200余名專職調解員。”

劉中強介紹,在整合自身隊伍的同時,昌吉州探索建立了以司法局和住建部門牽頭,將綜治、法院、公安、房管等單位部門組成的領導機構,實現了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的聯動機制。目前,該州從縣(市)、鄉鎮(街道)、社區,不管哪一級物業糾紛在調解中需要這些部門參與,都可以與之溝通協調。政府買單群眾受益

“沒想到我一分錢都沒花,物調委就幫我們解開了心里的‘疙瘩’。”家住克拉瑪依市克拉瑪依區勝利路街道勝利小區的劉阿姨說。

原來,勝利路街道轄區的房屋多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所建,房屋面積小,管線老化、堵塞、個人私自改造等現象嚴重。劉阿姨說:“我家住一樓,由于管線問題,家中的下水道經常被堵。”起初,她和樓上的幾家住戶還會一起掏錢疏通下水管線,但時間一長,大家就相互推諉扯皮。2000年,劉阿姨改建了水管線,自己解決下水被堵的困擾,結果樓上的住戶水管線被堵,兩家的怨氣越結越深。

今年4月,勝利路物業糾紛調解委員會與物管站多次去劉阿姨家,建議一樓單獨走管線,并一一解決了劉阿姨家改線所造成的廚房、地面、廁所和馬桶的維修問題。

解決這一糾紛的物業糾紛調解委員會是由克拉瑪依市政府購買的服務。該市在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建立物業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依托5家物業服務企業設立物業糾紛聯絡站,構建了“自治組織+專業化人民調解隊伍+訴調銜接”輻射全區物業管理區域的物業糾紛調解運行機制。

今年4月20日,白堿灘區中興路物業糾紛調解委員會受白堿灘區人民法院委托,調解了汪某等227名債務人與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瑪依電廠之間的供熱合同糾紛系列案件。

白堿灘區司法局局長王潤剛介紹“目前:,我們已經組織調解205件,其中申請司法確認90余件,涉及金額上百萬元。” 人民調解有獨特優勢

據記者了解,在2012年、2013年、2014年,新疆全區各級司法行政部門調解物業糾紛分別是2952起、4483起、4767起,逐年遞增。

新疆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白莉分析說,近年來,隨著城市化建設的不斷推進,物業糾紛數量逐年遞增,并且這些矛盾糾紛逐漸呈現出問題相互交織、矛盾錯綜復雜、情況互為因果、小區惡性循環、群眾苦不堪言、行政管理部門疲于應付的局面。總的來看,物業糾紛呈現出發生頻率高、發生量較大、案件標的小、問題瑣碎糾纏、持續時間長、容易引發群體性對抗等特征。

白莉認為,物業糾紛如積累久了不能及時化解,輕則影響小區業主正常生活,重則危及小區安寧和社會穩定。這些物業糾紛如果全部依靠司法途徑解決,法院負擔大,程序復雜,也浪費了寶貴的司法資源；如果依靠行政機關解決,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行政機關不便也無法過深介入,投訴量大行政機關也疲于應對,程序復雜既耗時間又費人力物力。而人民調解由于具有扎根基層、分布廣泛、方便快捷、不傷感情等特點,在化解物業糾紛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新疆律師協會會長桑云建議,應當加強物業服務指導,促進業主自治與企業自律,增強行業的凝聚力,強化制度建設與落實、加快完善企業信用檔案誠信服務體系。健全激勵和競爭機制,優勝劣汰,樹立行業品牌,落實物業服務合同監管制度,嚴格履行合同約定。加強矛盾糾紛調處,充分利用司法、行政部門和社會團體的調解資源,加強行政調解、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與行業調解的聯動,在協商、仲裁、訴訟之間建立一道維護社會穩定的緩沖墻。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司法廳廳長阿不力孜·吾守爾表示,新疆各級司法行政部門將積極推動物業糾紛人民調解工作機制的建立,結合物業行業實際,促進調解機制長效運行。還將選精配強隊伍,結合實際吸納具有房地知識、法律知識、熱愛調解事業的人員擔任調解員。全區各級司法行政部門將積極與住建房管部門協調配合,挑選物業行業精英組建物業糾紛人民調解行業咨詢專家庫,督促物業服務企業在各服務小區指定認真負責、業務精通的工作人員擔任信息員。

阿不力孜·吾守爾說,新疆司法廳已起草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關于加強物業管理糾紛調解工作的意見(討論稿)》,將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住建廳加強協調,就已初步形成的《意見(討論稿)》加以研究,條件成熟后聯合印發全區,以切實有效對新疆物業管理糾紛調解工作進行指導、規范,推動新疆物業糾紛人民調解工作規范有序發展。

第三篇：(全省)客觀面對 科學施策 標本兼治

客觀面對 科學施策 標本兼治

——對我省預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幾點思考 今年以來，我省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特別是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呈高發態勢，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截至11月，已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4起，同比增加4起，一次死亡5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19起，同比增加10起，一次死亡5人以上、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總量和增量均居全國之首。進入11月份，一次死亡3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起數更由1至10月全國第8位升至與遼寧等省并列全國第3位，形勢極為嚴峻，損失極為慘重，教訓極為深刻。如何才能遏制事故的高發態勢，減少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是我省也是當前全國交通管理工作面臨的一大難題。作為一名基層交通民警，擬通過對事故成因的分析并結合對各地實踐的了解，發表幾點淺見，以供參考：

一、今年以來我省道路交通事故呈現的特征

今年以來，我省道路交通事故高發，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增幅明顯，事發原因、事故形態雖各有不同，但通過對全省19起5人以上事故分析，其主要呈現五個方面的特點：一是事故發生地域主要集中山區路段。與以往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多發生在平直寬闊路段不同，今年以來我省的道路交通事故大多發生在三州及盆周地區山區路段，19起5人以上事故中，發生在山區下坡、臨崖、急彎路段的共15起，高速公路僅1起，其它平直道路等3起。二是事故車型仍然以客運車輛為主。與普通事故相比，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更多發生在大中型客車或從事非法客運車輛上，在今年我省的5人以上事故中，大中型客車及非法客運車輛事故占到16起，僅有3起為普通家用車輛。三是事故發生時間主要集中在節假日。受群眾節假日出行等因素影響，今年以來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大多發生在周末或節日等人員出行高峰時段。自甘孜“5.22”事故以后的一次死亡5人以上事故僅有1起不是發生在全部發生在節假日，但也是周末后的星期一，僅國慶假日期間就發生2起，而4起10人以上事故則全部發生在節假日。四是單車事故占有相當比例。與以往相比，今年以來，單車事故在整個事故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共為14起，占5人事故總量的2/3以上，這也是今年我省乃至全國道路交通事故最為明顯的新趨勢。五是事故形態以翻墜居多。與事故多發生在山區臨崖、臨水或急彎路段的特征相就，今年我省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多為翻墜引起。19起5人以上事故中，有10起為操作不當或車輛失控直接翻墜于崖下或河中，另有5起為與其他車輛或崖壁發生碰撞后翻墜。

二、事故特征背后顯露的深層次原因

通過對19起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分析，不難看出，盡管這些事故分布在少數地區，發生在個別時段，源自于各種主客觀因素，有著一定的偶然性，但其所表現出來的共性特點也暴露了當前我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在源頭、道路、基礎設施、宣傳教育、執法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諸多薄弱環節，這是我省也是全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現階段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一）駕駛人源頭管理不到位。在19起5人以上事故中，單車事故多達14起，且多是因為駕駛人安全意識淡薄或技術生疏，存在交通違法行為或操作不當所致，這充分說明駕駛人自身素質不高的問題還比較突出，客觀反映出相關部門對駕駛人的監管和教育還很不到位，這與我省近年來駕駛員人數劇增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駕駛人考試方面，部分駕校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僅以考試過關為目的，放松對駕駛學員安全意識和技能的培訓要求，致使許多初領駕駛證的駕駛人安全技能較差，一旦遇到復雜路況或緊急情況，便易發生事故。通過對今年以來全省道路交通事故的統計發現，低齡駕駛人（初領駕駛證1至3年的人）發生事故占事故總量的37.2%，真正成為“馬路殺手”。在日常監管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手段和載體，執法管理部門往往只能利用路面糾違、事故處理、辦牌辦證的時機開展面對面宣傳教育，難以對龐大分散的駕駛人隊伍進行集中有效的日常監管，工作效果十分有限，造成絕大多數駕駛人一旦考試合格后就長期處于脫管狀態。在宣傳教育方面，許多客運企業、企事業單位未有效落實監管職責，沒有定期開展對駕駛人的宣傳教育，對社會駕駛人的宣傳教育則主要依靠公安交警部門單打獨斗，其他負有安全宣傳教育責任的部門參與度不高，導致對駕駛人的安全教育缺失。

（二）對客運企業及客運車輛的監管不到位。所發事故中客運車輛占絕大部分，這與客運企業疏于對客運車輛的管理密不可分，在偶然性的背后是長期對客運企業監管不到位的必然結果。一方面，由于監管部門對客運企業的監管流于形式、缺少配合，導致當前客運企業主體責任不落實，內部管理混亂，掛靠經營中“只掛不管”等現象十分嚴重，“五不出站”、“三關一監督”等內部安全制度形同虛設，車輛安全設施配備不足，車輛安全性能檢查不到位，部分客運車輛存在嚴重安全隱患。同時，洪雅“8.7”事故等還反映出一些擁有9座以上自用客車的單位和企業也存在內部管理制度不落實，車輛及駕駛人管理不到位等現象。另一方面，目前我省已有的聯勤制度、客運車輛抄告制度、“黑名單”制度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基層并未得到大力推廣和落實，各方面執法監管力量協作配合不到位，交警部門“一頭熱”現象明顯，沒有形成強大的管控合力，也弱化了對客運車輛的監管。

（三）路面交通管控不到位。多起重特大事故發生在周末或節日期間，雖與節假日車流量大、人員集中出行較多有關，但也與路面管控力量的薄弱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基層警力匱乏，交警人數的增長與人、車、路的增長極不適應，近10年來全省交警人數幾乎處于“零增長”狀態，近兩年雖然通過各方努力人數有所增加，但相對于駕駛人、車輛及道路的快速增長無異于“杯水車薪”。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部分基層交警大中隊未認真貫徹“勤務跟著警情走，警務跟著事故走”的理念，勤務安排不科學、不合理，周末、節假日警力安排不足，對旅游景區、臨水臨崖等重點路段巡邏查控密度不夠；抓執法監管時緊時松，對超載、酒后駕駛、疲勞駕駛等突出交通違法行為查處不嚴，沒有形成長期嚴管高壓態勢；個別固定執勤點作用發揮沒有到位，沒有嚴格落實檢查制度，路面管控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

（四）隱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全省一次死亡5人以上事故居高不下，大多為單車翻墜事故，雖然從客觀上看有山高路險、多懸崖峭壁臨水臨崖等特殊地理條件的原因，但路面狹窄、安全防護設施不全，隱患突出也充分反映出在道路交通安全隱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的不足。近年來，各地政府不斷加大道路交通安全隱患整治力度，但由于欠帳較多，加之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特別是“村村通”工程的實施，全省通車里程不斷拓展，路面通行條件雖得到了明顯改善，但安全防護設施的配套建設卻相對滯后，新的隱患不斷產生，新舊交織，隱患越積越多，特別是許多臨水、臨崖危險路段尚未安裝波形防護欄或防撞墻，導致翻墜事故不斷發生，問題令人堪憂。省安委會雖然在2003年對各縣下達了每縣每年安裝1000米波形防護欄或防撞墻及10面警示標志的任務，但一些地方未落實，完成情況較差，有的地方雖已安裝但損毀嚴重，又再次成為事故隱患。

（五）農村交通安全管理不到位。高速、國省道路事故減少而農村山區道路事故高發，這一趨勢也充分反映出當前農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嚴峻形勢。近年來，隨著農村道路不斷擴展，交通流量逐步增長，而管控力量卻相對薄弱，農村道路發生交通事故的比率也逐年增加。一方面，部分基層政府法定管理職責不落實，部分主管領導存在麻痹思想，對農村交通安全工作重要性和嚴峻形勢認識不到位，工作僅停留在“開大會、發文件”上，抓交通安全工作積極性不高，工作缺乏措施，力度不強，對上級部門安排的任務敷衍行事，不督促、不落實；另一方面，其它負有管理職責的職能部門作用發揮不明顯，同樣負有管理職責的安監、交通、稽查等部門由于各種原因在農村道路管理方面力量投入不足，巡邏管控力度不夠，沒有真正發揮好管理職能；加之農村交警警力也相對較少，且由于受傳統思想影響，農村交通安全基礎薄弱，安全教育難以到位，群眾安全意識極為淡薄，超員、超載、無證駕駛、酒后駕駛、非客運車輛違法載客等現象嚴重，導致事故頻發。

三、借鑒各地經驗對加強重特大事故預防工作的幾點思考

當前，我省正在建設西部交通綜合樞紐，道路交通飛速發展，農村道路交通建設快速推進，人、車、路急劇增長，道路交通安全面臨的形勢將會更為嚴峻，在此前提下，如何有效預防道路交通事故，盡量減少重特大事故的發生，除客觀面對問題，采取針對性措施突擊治標外，還應在借鑒推廣各地優秀做法的基礎上科學施策，以達到長效治本的目的。

（一）狠抓駕駛人源頭管理。首先，應聯合督促交通部門加強對駕校的管理，落實駕駛人素質跟蹤和培訓質量倒查制度，對各駕校學員的“合格率、違法率、事故率”進行跟蹤、分析、評估，對3年以下新駕駛人發生道路交通死亡事故中負有同等以上責任的情況要進行培訓質量倒查，定期對各駕校及駕校教練的培訓質量進行排名通報，多次排名靠后或經發現存在嚴重培訓質量問題的應取消其辦校及從業資格。要不斷完善駕駛人考試機制，嚴格考試紀律，落實考試民警輪崗交流制度，堅持推行科目三異地交叉考試模式，全面推廣路考儀的使用，加強“機動車駕駛人報名考試質量跟蹤系統”應用，嚴把駕駛證申領、考試關。其次，建議進一步完善推廣廣安、眉山等地建立駕駛人協會的做法。特別是廣安由安監部門牽頭成立駕駛人安全協會的做法既規避了以往協會的弊端，同時又賦予了協會新的服務功能，不但加強了駕駛人車輛的源頭管理，也方便了駕駛人辦事，駕駛人入會積極性高，僅短短幾個月時間，駕駛人入會率就達到75%以上，實現了對社會分散駕駛人有效的教育管理，實踐證明其做法行之有效，應該在全省范圍內進一步推廣。

（二）狠抓客運安全監管。首先，要加大對各級政府的匯報力度，爭取以安委會名義督促聯合相關部門加大對客運企業、站點的監管，督促客運企業對內部安全制度進行自查，嚴厲打擊客運企業違法、違規行為，嚴格落實客運企業的監管主體責任；定期組織在全省范圍內開展對客運企業的交通安全大檢查，對客運企業管理人員和駕駛人進行集中教育，對客運交通安全法規集中進行宣傳，對客運交通安全隱患徹底進行治理，對其他擁有9座以上客車的單位，一律發出警示通知書，督促其加強內部車輛及駕駛人的管理。其次，建議借鑒山東等省做法，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關規定，制定相關政策，強制在7座以上客運車輛安裝行駛記錄儀。由于當前交通部門在客運車輛上安裝的GPS系統僅能起到調度、路線指示的作用，無法對超速、疲勞駕駛等極易引發事故的嚴重交通違法行為進行監控，交警部門在路面檢查中也無法利用其對客運車輛的行駛狀態進行查驗和固定交通違法證據從而實現有效管控，對客運安全監管意義不大，而行駛記錄儀能對車輛行駛過程中行駛速度、停車時間等各種數據進行收集，能實現對車輛超速行駛、疲勞駕駛等嚴重影響安全的交通違法行為的動態監管，能有效減少客運車輛因交通違法而發生事故。

（三）狠抓路面管控。首先，要加大警力投入，通過向各級政府及人事部門積極爭取，確定每年警力增幅與道路及駕駛人、車輛的增幅相適應；通過文職換警的形式，減少各級機關及內勤警力，將大部分警力下沉到一線實戰部門。要加強分析研判和預警，科學安排警務，將事故易發、多發和旅游景區路段作為管控的重點，落實好周末和節假日路面管控力量，并加強對山區道路的巡查。可采取一些地方推行的多地聯合錯時巡查方式，即針對同一條道路，負有管轄責任的多個大中隊聯合起來，統一安排警務，從管轄不同路段向管轄不同時段轉變，既能有效利用警力又能實施有效管控。要通過向安委會匯報，聯合安監、交通等多個部門加強對農村非法從事客運的車輛進行查處，對拼裝、報廢等安全性能不合格的車輛要強制進行報廢處理，對參與非法運營的駕駛人要用足法律手段，頂格處理。加大科技裝備向農村山區道路投入的力度，在各要道、景區、事故多發路段等重點部位安裝固定測速儀、電子監控或智能卡口系統，提升管控效率。其次，建議進一步加大廣安、新津等地農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經驗在全省的推廣落實。廣安通過實施“政府主導、部門配合、社會參與”的農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新機制，加強對農村道路的管控，有效減少了農村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有力地破解了當前農村道路失控漏管的難題，其做法值得在全省范圍內大力推廣。此事雖引起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召開了現場會，但由于在省級層面缺乏監督考核，各地推廣落實不到位，進展緩慢，可考慮在省級層面出臺推進制度或考核辦法，加強推廣落實的力度，促進新機制在全省范圍內的更快落實，發揮管理效能。

（四）狠抓道路隱患排查。首先，要積極協調交通、安監等部門，定期開展道路交通安全隱患拉網式排查，并逐一提出整改建議，及時書面上報政府及相關部門，并積極督促進行整治。對短時間內不能整改到位的，要協調相關部門，實施交通管制，增設臨時防護設施；對安全隱患較多、難以整治或達不到通行條件的危險路段要建議相關部門臨時對道路進行封閉或限行，防止事故發生。其次，要加強安全防護設施的安裝。多地實踐證明，波形防護欄、防撞墻或防護墩能有效防止車輛翻墜事故的發生，鑒于目前各地的經濟實力已大幅提升而波形防護欄等交通安全防護設施成本全面下降的實際，建議省安委會將2003年開始下達的每縣每年安裝波形防護欄或防撞墻1000米和警示標志10面的任務提高到3000米和30面，并責成安監、交通、公安等部門對各縣完成情況進行驗收，并納入目標考核。

（五）狠抓交通安全宣傳教育。首先，要深入推進“文明交通行動計劃”，利用好報刊、廣播、電視、網絡、固定宣傳點等一切載體和媒體，充分依靠社區、村組、學校、企業、單位等基層組織，大力開展對駕駛人及交通參與者的安全宣傳教育，提高交通安全意識；通過與客運駕駛員進行一對一談話，將重大事故帶來的深刻教訓通報至每位客運駕駛員，警醒客運駕駛員關注生命，時刻注意交通安全。利用各地新聞媒體，采取時效新聞與深度專題報道相結合、現場直播與新聞記者隨警作戰相結合等多種形式，集中報道嚴重交通違法行為的危害和后果，形成強大的輿論聲勢，形成濃厚的交通安全氛圍。其次，建議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出臺交通安全教育相關地方性法規。要有效落實各級各部門的交通安全教育職責，只有從法制層面進行完善。美、日、韓等發達國家都有操作性、針對性較強的交通教育法規，而我國目前機動車擁有量、駕駛人數已居世界前列，機動車銷量、駕駛人增幅更居首位，迫切需要相關法律法規來強制落實和規范交通安全教育。

第四篇：農村土地流轉存在的問題及破解之策

農村土地流轉存在的問題及破解之策

摘 要：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建設的不斷完善，實現土地優化使用，調價市場經濟，土地流轉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對土地資源進行合理優化配置才能提高農業競爭力。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還處在完善階段，農村土地流轉的研究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方案，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如何能夠解決農村土地流轉在社會經濟建設中遇到的問題，提高農業效益，已經成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對農村土地流轉進行充分的分析，才能提出促進農村土地流轉的破解之策。

關鍵詞：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經濟發展；破解之策

農村土地流轉指的是農村土地所有權和農村用地性質不變的情況下，擁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將土地使用權從承包經營權中分離出來，轉給農戶和經營者的農村土地使用的流轉。農村土地流轉的實質就是土地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農村土地使用權需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同時，還要激活農村土地的使用率，加快推進農村經濟建設的步伐，農村土地流轉就成為了解決農村土地問題的關鍵。方正縣是我國東北地區的農業城市，在總結其農村土地流轉的經驗基礎上，對規范農村土地流轉有很多建議和方法，也吸收了不少其他農業城市的好的意見，希望探討農村土地流轉的問題及破解之策可以進一步提高方正縣的土地利用率，推動農業城市的經濟發展。

1、農村土地流轉分析

農村經濟建設步伐的加快，需要通過農村土地流轉來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在土地流轉的方案實施過程中，要嚴格按照國家的法律政策進行，并根據理論依據與實踐活動相互結合。

1.1 農村土地流轉的法律依據

農村土地流轉的法律依據主要集中體現在《農村土地承包法》、《物權法》等法律中。法律中規定，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據法律規定，自愿、有償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通過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依法轉包、轉讓、出租、互換或者其他的方式進行流轉。承包方需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經過發包方同意，才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給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承包方之間如果資源聯合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還可以從事農業合作生產。依據國家的法律規定，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可承包荒地等農村土地，可以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規進行經營權的轉讓、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轉。

1.2 農村土地流轉的理論依據

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是根據生產關系進行改革，只有適應生產發展才能存進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土地流轉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其以承包為基礎，結合農村土地制度，解放生產力，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極大的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但是部分農戶承包土地后造成的耕地細碎化，對農業機械作業和先進技術的應用有很大的限制，不能夠進行科學化的作業，阻礙了農業現代化生產的進程，所以農村土地流轉還需要以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應用為基礎，來促進行生產力的發展。

1.3 農村土地流轉的實踐依據

理論依據離不開科學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實踐，主要體現在農村土地的社會生產和自由流動以及資源優化上。推動農村土地流轉有利于落實農村家庭承包經營的選擇權和自主性，對增加農民對土地的投入和使用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村土地流轉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實踐操作需要引進先進的農業技術、先進管理手段。在實踐中不斷的總結經驗，實現產業化和品牌化經營，才能提高農業生產率。通過農村土地流轉，把土地交給具有先進科學農業技術和先進管理的大企業來經營，可以更系統的進行生產，擴大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有利于加快農村建設，加快工業化進程。

2、分析農村土地流轉存在的問題

2.1 解放農民思想，加強土地流轉建設

據了解，方正縣農民存在不愿意土地流轉的思想，農民受到傳統觀念的舒服，對自家的土地有很強的依賴性，怕土地轉讓后收益低，回收率不高。害怕自然災害造成損失，不敢土地流轉進行大規模經營。鄉村干部害怕土地流轉引起矛盾，缺乏工作的主動性。由于農民和鄉村干部對農村土地流轉的認識程度不夠，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農村土地流轉的實施。這就需要更正農民思想，通過對農民進行土地流轉知識的講解，來解放農民思想，只有改變農民自身的想法，才能促進土地大規模、大范圍合理流轉。

2.2 土地產權不明確，影響資源配置

土地進行出讓、轉讓、股份合作等行為都需要明確產權主體，如果產權不清晰，相關法律邂逅，就會很難進行土地承包經營和流轉。土地承包經營需要明確土地產權，才能采取轉包、轉讓、出租或者其他方式流轉，需要當事人雙方簽訂書面合同，采取轉方式流轉。如何解決土地產權不明確的問題，需要根據國家法律規定，將模糊的產權主體，影響到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清晰化，避免因為土地產權不明確問題，阻礙經濟發展。

2.3 市場體制不健全

土地流轉還沒有形成市場化的土地流轉機制。農村土地承包權與使用權同時存在，但是土地流轉后，承包權和使用權便分開管理，這樣就存在使用權管理問題，目前農村土地流轉的管理還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土地流轉的價格也非常低廉，只是象征性的收取農民極低的費用，為了讓企業投資農村土地，流轉的時間一般都會非常長，這樣也給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帶來很多負擔，給農村的穩定帶來了一定的隱患。市場體制還需要健全，讓土地流轉可以通過綜合服務性的中介進行服務，讓土地流轉的信息更加充分的對外展示，解決供求脫節等問題。

2.4 土地流轉形式缺乏引導

農民對于土地流轉的體制認識程度不高，很多農民誤認為土地是歸自己所有的，可以私自出租和亂包。這些都是缺乏法律常識的表現。還有一部分農民缺乏信用約束，不能履行簽訂的流轉合同，在轉包期未到的情況下收回流轉出去的土地，給轉入戶帶來了損失。這些問題都屬于土地流轉形式缺乏引導的問題。所以，一定要提高農民對土地流轉的思想意識，讓農民了解土地流轉的相關法規，加快推動土地流轉，健全農村社會保險系統。

結束語

加快城鎮建設步伐，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需要不斷的對農村經濟發展方式進行轉變和推進。只有解決農村自身的土地流轉問題，才能打破農民心內中的固有思想，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經濟建設的發展。農村土地流轉不僅僅是土地問題和農業問題，也是我國重要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只有處理好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才能保證社會的問題，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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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曉鳴.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需求、困境與發展態勢[J].中國農村經濟.2011（04）：4-8+17

第五篇：破解地方財政難題

破解地方財政難題

新年前后，兩則新聞受到市場廣泛關注：一是截至2014年底的地方政府性債務清理甄別結果，1月5日匯總至財政部，數字尚未出爐，已有消息稱地方上報數據時傾向做大債務盤子；二是各地紛紛調整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除了普遍提高貸款額度、延長貸款期限，還有多個城市下調了二套房首付比例，希望借此提振房地產市場。二者看似并無緊密的相關性，其實都指向同一事實：地方政府“不差錢”的時代已經結束，不得不過上緊日子。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雖然處于深受詬病的事權與支出責任并不匹配的狀態，中國地方政府手中的資金卻相對充裕。一方面，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基于現有宏觀稅負水平、稅費的順周期特性和日益嚴格的征管，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增速連續多年高于經濟增速，動輒年增幅達到20%-30%甚至更高；另一方面，房地產行業快速發展，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屢創新高。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也不降反增，而且，可以將增值的土地作為優質抵押資產注入地方融資平臺，以獲取更充裕的銀行貸款。

不過，該來的終歸要來。這種高歌猛進的局面已經發生變化，過往支撐地方財政高增長的因素紛紛減弱甚至逆轉。首先，最近兩年，中國經濟正處于從高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增速轉換期，與此相適應，公共財政收入不可避免地告別了超常規增長階段。根據財政部的數據，2014年前11個月，中國地方財政收入同比僅增長6.4%，低于同期經濟增速，這是多年來罕見的；陸續公布的各省2014年財政快報數據顯示，公共財政收入的增幅明顯放緩，多集中在7%-8%之間，有的省份甚至不足5%，財政收入放緩在資源大省和傳統產業集中的省份表現得尤為明顯。

其次，房地產趨勢性放緩已成定局，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面臨拐點。由于人口結構和供求關系的變化，加之先期政策調控影響，2014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即使是在降低二套房購買門檻和降息的刺激下，也只是成交量擴大，房價并未出現明顯上漲，在不少二三線城市降幅明顯。與此一致的是，土地出讓收入也出現下滑。德意志銀行認為，進入2015年后，房產市場低迷的效應將全面反映在中國財政收入上，并發出警告：中國將面臨30余年來最嚴重的財政危機。這一論點也許過于悲觀，但其揭示的問題卻值得各級政府高度重視。

中央對地方政府性債務的治理勢在必行，卻客觀上暫時加劇了地方財政的困難。2014年下半年以來，債務整頓力度加大。《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43號文）明確，地方政府對其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隨后，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中證登陸續出臺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和防范企業債風險的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進一步厘清。未來一段時間處于舉債機制的轉軌過渡期，可以預見，地方政府將面臨更大的償債還款壓力，其融資能力勢必受到影響。

在中國改革發展中，地方政府責任重大，其長久處于捉襟見肘窘境并非國民之福。緩解財政拮據，出路無非開源與節流二途。開源不應是變相加稅，加重企業和居民負擔，亦不應繼續絞盡腦汁，通過所謂的“金融創新”“政策創新”，來提升融資能力。有專家擔憂當前熱議的PPP淪為地方政府新的債務工具，并非杞人之憂。可取的做法是順應財稅改革的大勢，逐步提高國有資本上繳比例，真正實現全口徑預算管理，強調預算編制的科學化精細化，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在節流方向，除了近年來提及較多的壓縮行政開支，特別是“三公經費”，治本之策在于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改變軟預算約束，這涉及多項改革。在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有巨大的投資需求和融資需求，這與GDP為主的考核體系密切相關。未來，應在官員的經濟業績考核中，加入對于經濟增長質量和政府資產平衡表的考量，關注長期債務風險，引入“債務問責”。同時，可考慮在債券市場允許沒有系統性風險的城投債違約，使“政府不救助”成為現實，消除投資者的道德風險，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應該承認，財稅體制改革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諸多改革中推進力度較大、進展較快的一項，新預算法出臺、地方債清理等諸多事項都在朝著世人期待的方向邁進。地方財政拮據再次表明包括財稅體制改革在內的諸多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除了當前正在推進的營改增等改革，還應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的調整，呼吁多年的“理順省以下財政關系”也應盡早提上議事日程。改革既已起步，地方政府的拮據，切不可成為放慢改革步伐的借口，須知深化改革是闖過難關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