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秋收起義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轉折

秋收起義是我國民主革命的轉折點

江西萍鄉市安源一中 文紹鋒

郵箱：xiaoweishiayyz@163.com

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是繼南昌起義之后，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低潮時期組織領導的又一次重大武裝起義。秋收起義在中國革命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正如彭真同志指出的“秋收起義及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斗爭歷史，是創建工農紅軍的開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轉折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石”。它之所以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轉折點，是因為在秋收起義中，中國共產黨打出自己的旗號——工農革命軍軍旗；又在起義遭到嚴重挫折后，及時地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把革命的退卻和革命的進攻巧妙地結合起來；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革命旗幟由“戴著國民黨的帽子”向“獨樹旗幟”轉變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為了拯救革命，對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武裝抵抗，在1927年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

南昌起義是以國民黨左派的面貌出現的。８月１日上午，在南昌舉行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了《中央委員宣言》，成立了由宋慶齡、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２５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即起義的領導機構是以國民黨左派的面貌出現的；起義部隊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仍然打著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即“暴動時要戴著國民黨的帽子”①，這主要是想借用國民黨左派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良好影響，以便有利于起義勝利。但是，國民黨右派在各地的屠殺等行為，使他們蛻變為群眾眼中的舊軍閥，由于群眾是很難區分國民黨左派和右派的，所以南昌起義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號并沒有達到最初的目的。1927年8月中旬，毛澤東對正在劇烈變動中的湖南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態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在楊開慧家里，毛澤東邀請五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回長沙城里，他又征詢了由家鄉湘潭韶山來省城的五位農民的意見，調查的結果是：了解到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后，群眾對他們國民黨的看法已完全改變了。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后堅決主張：湖南秋收起義時“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不能再照南昌起義那樣再打“左派國民黨旗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召開的、改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會上就決定，“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②會議還明確指出：“國民黨這塊招牌已經無用”，因為“國民黨這個工具完全為軍閥奪去，變成軍閥爭權利搶地盤的工具”，“壓迫民眾、屠殺民眾的工具”，“國民黨變成軍閥黨了”，因而會議“主張用共產黨的名義來號召”③工農群眾暴動，8月20日，新的湖南省委在給中央的信中說：“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國民黨的旗子已成為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們則應立刻堅決地樹起紅旗。”

秋收起義爆發前，前敵委員會即指派師參謀長陳樹華、參謀何長工、副官楊立三負責設計制作軍旗。修水縣民政局副局長劉烈根，30年前曾采了訪何長工。據他回憶，何長工根據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見過前蘇聯紅軍軍旗的式樣，提出了自己的設計方案，并畫出草圖。經過三人反復推敲、修改，最后設計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軍旗圖樣：旗底為紅色，象征革命；旗中央是顆黃燦燦的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五星內鑲著鐮刀和斧頭，代表農民和工人；旗左邊白色涵管上寫著“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整個旗幟的含義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武裝。軍旗圖樣經營級組織通過

后，軍旗式樣最終確定，何長工立即組織縫制。當時，修水縣城的數十名裁縫主動請纓，義務承擔了軍旗的縫制任務，布店老板無償獻出紅布料。經過群眾幾天幾夜的緊張趕制，100面嶄新的軍旗縫制完成，同時縫制了1000多塊紅領巾、紅袖章，以備起義時用。1927年9月9日，第一面工農革命軍軍旗在特務連的護衛下，在修水縣城升起。

這面軍旗的打出，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工農武裝斗爭的開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從此有了自己的光輝旗幟，革命道路由奪取中心城市向農村包圍城市轉變

我黨成立以來，都是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把工作重點放在城市，企圖通過中心城市的總暴動，達到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目的。“一大”決定黨成立后的中心工作就是領導工人階級、組織工人運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就是以進攻中心城市為目標。但是，中國的革命實際情況與俄國有區別：“二七”大罷工后，城市的革命形勢已經進入低潮；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農村，因此，三大起義都受到挫折。

秋收起義軍隊在向中心城市長沙進攻途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當第一團路過金坪攻打長壽街時、被收編進入起義隊伍的邱國軒部乘機叛變，致使該團腹背受敵，損失200多人，步槍200多支，團長鐘文璋失蹤，被迫向瀏陽轉移。第二團在安源起義后，進攻萍鄉未克，西進攻占了老關、醴陵，又北進占領瀏陽。由于部隊麻痹輕敵，9月16日陷入優勢敵人的包圍，部隊被打散，部分突圍脫險，不少人犧牲。第三團于9月11日在銅鼓起義，勝利占領了白沙鎮，9月12日又占領東門市。9月14日敵人兵分兩路包圍第三團，該團被迫向上坪撤退。9月14日，毛澤東在上坪召開緊急會議，以前敵委書記的名義通知起義各部隊到瀏陽縣文家市集結。9月19日，各路起義部隊到達湖南省瀏陽縣文家市。當晚前敵委員會召開了會議。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會議改變了攻打長沙的計劃，決定保存實力，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中去堅持武裝斗爭，發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義部隊1500余人離開文家市向沿羅雪山脈南下。

秋收起義文家市會師知制定與實施的轉兵決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探索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開端，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

秋收起義為中國共產黨開辟了一條嶄新的民主革命道路，作出了具有開拓性的貢獻。正如羅榮桓生前所言：“秋收起義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它開辟了中國革命前進的道路，這就是向農村進軍，依靠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借此積蓄和發展革命力量，逐漸包圍城市并最后奪取城市的惟一正確的道路。”④

革命武裝向新型的人民軍隊轉變

文家市決策雖然最終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但革命仍然面臨嚴峻的考驗：起義部隊到達三灣的時候，減員較大，人員不足1000人；部隊中組織很不健全，沒有建立基層黨組織，思想相當混亂；雇傭軍隊的影響還嚴重存在，起義部隊中的軍官大多都是從舊軍隊過來的，殘存的舊軍閥主義習氣較為嚴重，隨意打罵士兵的現象經常發生，官兵待遇極不平等；加之作戰失利，連續行軍，斗爭艱苦，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開始動搖。賴毅在回憶到當時的情況時說：“蘆溪受挫后，部隊中彌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一營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并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上哪兒去？”⑤ 在這種情況下，革命軍隊必須及時整改，如果不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不能徹底改變舊軍閥主義習氣、官兵不平等的現象，不僅難以適應艱苦的環境，而且

無法完成艱巨的革命任務。

為了鞏固這支新生的革命軍隊，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毛澤東在到達三灣的當天晚上，就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議，對起義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在整頓和改編的措施中，有兩項是具有首創性的，即實行“支部建在連上”和民主主義。

1． 支部建立在連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南昌起義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時，部隊中黨的組織是支部建在團上。起義軍英勇作戰，艱苦卓絕。但黨的組織系統沒有扎根基層，難以切實掌握士兵、掌握部隊。為改變這種狀況，在三灣改編中，在各級部隊分別建立黨的組織：班、排建立黨小組，連隊建立黨支部，營、團建立黨的委員會；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

支部建在連上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覺悟基礎，增加了部隊的凝聚力，使每一個官兵明白了為誰而作戰、為什么而作戰。支部建在連上使黨的領導融入部隊管理；在組織上把黨的機構與軍隊機構同步設置，使黨的工作有了堅實的堡壘。“支部建在連上”初步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及舊軍人為主要成份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證了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

2．實行民主主義——確立了新型的官兵關系

三灣改編的另一內容是規定實行民主主義：建立士兵委員會，官兵待遇平等。

三灣改編后，紅軍連以上都設立了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有五項：一是參加軍隊管理；二是維持紅軍紀律；三是監督軍隊經濟；四是做群眾運動；五是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據曾經擔任過士兵委員會主任的宋任窮說：“士兵委員會是黨代表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士兵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放在連里面，一個是政治民主，一個是經濟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經濟。那時來自舊軍隊的軍官很多，打人罵人的軍閥習氣嚴重，士兵委員會就同他們那種舊習氣作斗爭。” ⑥王紫峰回憶說：“士兵委員會開士兵會時，每個士兵都有發言權。例如：班長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軍官說話態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會上進行指名批評。對經濟上的意見，士兵同樣可以在大會上講。對排長、連長、黨代表的缺點都有批評的權力。士兵委員會設有經濟委員會或小組，管理連隊的伙食，每個禮拜或每半個月，經濟委員會要清算和理員的賬目，做到經濟公開。” ⑦

由于士兵委員會的建立，使得“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的措施落到了實處。如 三灣改編以前，秋收起義的軍官每頓飯都是四菜一湯，和士兵的待遇懸殊很大。三灣改編以后，因為斗爭很艱苦，那時最需要的是官兵艱苦與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當時連的主要干部都有馬，但誰都不騎，打仗時用來馱傷兵，平時用來馱病號。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

民主主義制度的實行，更加密切了官兵關系，徹底有效地肅清了部隊殘余的軍閥思想和作風，對干部的考驗和改造也起了積極的作用，極大的增強了我軍的戰斗力。我們人民軍隊官兵一致的優良作風就是由此開始傳襲至今。

秋收起義如果中不打自己的旗幟，沿用國民黨的旗號，我們的革命可能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如果不開拓新的革命道路，我們的革命力量還將減弱；如果沒有及時改編，那隊伍可能潰散。總之，如果沒有秋收起義，民主革命的勝利可能要在更長時間的黑暗中摸索；通過秋收起義，升起了自己的革命旗幟，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革命隊伍也得到了及時的改編，使中國民主革命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使秋收起義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轉折點。

曾昭庫（萍鄉市教研室）文紹鋒（安源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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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04頁。②肖克、何長工：《秋收起義》，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頁。

③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14～115頁。④http://news.QQ.com2007年06月01日16:10新華網

⑤ 賴毅：《毛澤東同志在連隊發展黨員》，《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第176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⑥宋任窮：《王佐部隊及其士兵委員會》，《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江西人民出版社83年版。

⑦王紫峰：《難忘的歲月》

19, 《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二篇：為什么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重大的決議。（1）全會完成了黨的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全會全面糾正了自1957年以來黨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發生的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重新恢復了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2）全會完成了黨的政治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現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3）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撥亂反正，并審查和解決黨內一批重大冤假錯案。（4）從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綜上所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也是共和國歷史上一次偉大轉折，它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偉大起點。

第三篇：中國法治的轉折之年

中國法治的轉折之年

黨的法治化，實現個案公正，廢除勞教，2013年的這三個法治主題，代表了從理念轉變到制度建設，從體系的制度到個案的實踐，從壞的制度到好的制度的不同發展過程。作者：本刊記者 葉竹盛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3-12-17

未來的某一天，當我們回顧來路，2013年或許像啟動了法制改革的1978年，通過了《行政訴訟法》的1989年和加入世貿組織的2001年一樣，成為描繪中國法治歷程的里程碑式的一年。

這一年，法治歷程在許多層面和方面一一展開。一些多年前播下的種子已經開花結果，有些橫亙在現實與未來之間的藩籬已經拆除，而有些新的種子才剛剛播下，等待著又一輪的發芽、生根、開花和結果。

2013年，人們更加確信，在變革真正來臨之前，雖然很少人知道尚未發生的未來將何時發生，但幾乎所有人都明白未來將走向何方。

法治的“新增長點”

從十五大到十八大的20年間，法治在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上的地位越來越高。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和“加快建設”法治國家，還提出了新穎的表述，那就是要求“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2013年6月，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專門會議，要求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進行黨的作風建設，這意味著法治不僅是治國方略，也是治黨方略。執政黨的法治化成為中國法治的一個“新增長點”。

黨也要法治化，這一基調在改革開放后不久就已經確立。當時，面對日益嚴重的腐敗，鄧小平提醒全黨：“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但不要搞運動??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鄧小平甚至異常嚴厲地說：“誰也不能違反黨章黨紀，不管誰違反，都要受到紀律處分，也不允許任何人干擾黨紀的執行，不允許任何違反黨紀的人逍遙于紀律制裁之外。”

2013年是密集編織黨內制度籠子的一年。這個層面上，法治化和制度化基本同義。2013年12月，中共歷史上首部《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出臺，“力爭經過5年努力，基本形成涵蓋黨的建設和黨的工作主要領域”，目標是在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黨內法規制度體系。而最為民眾所關注的是如何約束領導干部的特權，比如制定領導干部住房、公車的標準。

在建設法治中國的戰略背景下，依法治黨的更重要層面是黨紀與國法相協調的問題。“文革”后總結經驗教訓，主要成果之一是《憲法》中寫下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在《黨章》里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今年5月27日，中央公布了兩部黨內新法規—《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規定》。這兩部“黨內立法法”增設了黨內法規審議和撤銷程序，規定與憲法和法律不一致的黨內法規應該進行修改乃至撤銷，為銜接黨紀與國法開設了制度通道。

這一方面固然是避免黨紀與國法有不兼容的地方，例如如何將紀委辦案的體制納入法治軌道，但根本上則涉及如何以法治化的方式理順黨與國家立法、司法、行政各部門的關系問題。1991年黨中央《關于加強對國家立法工作領導的若干意見》是黨的歷史上第一份確定黨中央介入全國立法工作的范圍和程序的文件，具體列舉了黨中央介入立法的四種情形。這份文件列入了《規劃綱要》，將進行修訂，“規范黨領導國家立法的工作程序”。

在黨與司法的關系方面，《規劃綱要》提出，將“適時研究制定黨委政法委工作條例，完善黨領導政法工作的體制機制”。一度因隱隱約約閃現在一些爭議案件幕后而備受質疑的政法委，在什么范圍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介入個案，這將是完善黨與司法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規劃綱要》中還羅列了其他一些旨在規范黨政關系、黨內工作規范化的立法計劃。

中國法治建設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解決權比法大，權在法上。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掌握著這個國家最大的政治權力。黨的法治化，正是中國法治突破的關鍵樞紐所在。2013年，黨的法治化已經從理念更新進入到制度建設和實踐落實的階段。這是中國法治進程中具有轉折性意義的重要事件。總書記曾經在政治局專門會議上強調：“中央政治局發揮領導作用的一項基本要求，就在于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絕對不做。”這也是依法治黨與依法治國關系的內在邏輯。執政黨自身能在法治道路上走出多遠，也將決定中國的法治歷程能走出多遠。

平冤之年

2013年是名副其實的平冤年。浙江“張氏叔侄案”、河南“李懷亮案”、“浙江五青年劫殺出租車司機案”相繼洗冤。

其中，最值得記錄的無疑是8月13日由安徽省高級法院改判的“于英生殺妻冤案”。這起冤案幾乎是中國冤案的“集大成者”，涉及可能造成冤屈的幾乎所有制度因素。

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民韓露在家中被人殺害。嚴打的氛圍下，短短20天內，韓露的丈夫于英生涉嫌故意殺人被批捕，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直到2013年5月31日，在于英生家人堅持不懈的申訴之下，安徽省高院決定對該案立案復查，并最終改判無罪。2013年11月27日，根據犯罪現場留下的DNA證據線索順藤摸瓜，殺害于英生妻子的真兇武某某被繩之以法。

冤案是怎樣釀成的？于英生案就是最佳的樣本—刑訊逼供，檢察院失守，法院沒有守住“疑罪從無”的底線。

中院兩次被發回重審，為何不懸崖勒馬，而是一錯到底？真實的原因已經很難追查，或許是為其他機關背書，或許是擔心自己的考核數據不好看。當然，即使出于種種原因，地方的公檢法相繼失守，被告人還有上訴的機會，在上級法院獲得改判的機會。

但是于英生第一次上訴之后，安徽高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蚌埠中院再次開庭，卻仍然固執地維持原判。被告再上訴，高院再次發回重審。蚌埠中院第三次一審，退讓了一小步，“疑罪從輕”，從死緩改判為無期徒刑。自知無罪的被告堅持第三次上訴，高院卻沒有再堅持，而是維持了原判，直到17年后，才改寫這個荒謬的判決。

高院明知案件有錯，為何不直接改判，而是發回重審？甚至最終維持原判，成了冤案制造機器的最后一環？這一切或許與法院內部不合理的數字化管理有關，法院追求低改判率就像官員追求GDP一樣狂熱。

于英生就這樣一步一步被卷入冤案，走向17年的無妄冤獄。

于英生改判無罪后，當地公安機關重新偵查，3個月后真兇落網。于英生案沒有重復以往“真兇浮現”和“被害人復活”這兩種極具諷刺性和偶然性的洗冤模式，開啟了司法機關主動洗冤的新模式。

面對冤案頻發，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發表文章《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呼吁說：“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司法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杜絕刑訊逼供、排除非法證據、堅持疑罪從無、審判獨立、重視律師角色等等都在改革日程上。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列出27條意見，幾乎條條都直指“冤案機器”的病灶。

2013年初，總書記說，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從體系化的制度到個案的公正，這好像是法治歷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要達到這個目標，卻需要完成一整套系統工程的改造，那些一步步將于英生送入冤獄的制度魔障都在其列。

勞教的廢除之路

勞教還是沒能活過“花甲之年”。沒有人為它的退場惋惜，相反，無數人努力多年，目標就是將它終結。

研究制度變遷的大師諾斯認為，除了戰爭、革命這些斷裂性的制度變革外，根本性的制度變遷是由具體的微小變化所構成。在“告別革命”的年代，有的變革快一些，有的變革慢一些，但所有變革背后，都有許多微小的努力。

作為制度遺產，勞教廢止的伏筆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埋下。當時在社會和學界已經出現了要取消勞教的聲音。那時一些基本的法治理念尚未普及，法律是統治工具的理念依然頑固，勞教在許多人眼里是一個“便利”的專政武器，提出廢除勞教尤其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氣和超前的見識。

稀少的異議未能阻止勞教繼續存在，但法治的防線畢竟沒有崩潰。當1986年全國人大討論制定 《勞動教養法》時，在一批立法者和學者的堅決反對之下，勞教無法“轉正”為國家法律，只能繼續以國務院的一紙決定和公安部的規定為依據，頂著灰色的身份游離在現代法制體系的邊緣。那時開始，它的最終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上世紀末，法治寫入了憲法，勞教更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一些濫用勞教的案例開始被報道出來，學術界也開始公開發表言辭堅決的論文，主張要廢除勞教。有案可查的第一篇以廢除勞教為標題的論文由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宋爐安于1996年發表。

進入新世紀，2003年，與“孫志剛案”同時發生的葫蘆島勞教人員張斌被毆致死案也同樣轟動全國。前者使收容遣送被廢除，后者只是將一名管教人員送上了死刑臺，但勞教制度顯然也因此走上了末路。當年，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對勞教制度進行違憲審查。此后，政協委員多次提出針對勞教的議案。質疑聲不再像20年前一樣零星而不合時宜，而是隨著數百位全國人大代表在不同議案上簽名支持，成為了主流聲音。

2005年，《違法行為矯治法》列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議程，變革的曙光初現，但此后數年一直沒有動靜。

與此同時，學界對勞教制度的反思已經不滿足于隨機曝光的驚人案例和理論層面上的批判，而是開始系統分析勞教實務中的“黑幕”，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國社科院于建嶸教授2009年出版的《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批評—基于100例上訪勞教案的分析》，具有說服力地展示了勞教制度如何被扭曲成為地方畸形維穩的便利工具。

轉機發生在2012年。此前一年，重慶成了濫用勞教的“集大成者”，爆發了“一坨屎案”等堪稱荒謬的勞教案。2012年5月起，律師浦志強集中代理了其中6起被勞教人員起訴勞教委的案子。

這些案件經媒體傳播后，推動了一波輿論批評的高潮，新華社、人民日報官微均就此發聲。當年9月，《南風窗》、《南方人物周刊》和《新世紀》不約而同發表針對勞教制度的深度報道。

2013年1月，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宣布，將積極推進勞動教養制度改革，在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將“停止使用”勞教制度。到3月，一些地方已經“停止審批勞教”。但懸念猶存，勞教將走向改革還是一步到位直接廢止？答案最終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改革決定中揭曉：勞教廢止！

勞教走向廢除的過程，這其中有理念的沖突，有現實與理想的調和，有利益的糾葛，這個過程既展現了法治歷程的艱辛，又傳達了這一事業的希望。

黨的法治化，實現個案公正，廢除勞教，2013年的這三個法治主題，代表了從理念轉變到制度建設，從體系的制度到個案的實踐，從壞的制度到好的制度的不同發展過程。這些過程匯總而成一個浩浩蕩蕩的法治歷程，將時代不可逆地裹挾向前。這個歷程說不清開端，卻清晰地留下了每一次的拐彎轉折點；優雅或是兇險，都成為這一歷程上的一個個印跡。2013年無疑是其中一個遒勁的轉折點，所有人都期望，從這里開始，那些尚未發生的未來將漸次步入現實。

第四篇：中國法治的轉折之年

中國法治的轉折之年

黨的法治化，實現個案公正，廢除勞教，2013年的這三個法治主題，代表了從理念轉變到制度建設，從體系的制度到個案的實踐，從壞的制度到好的制度的不同發展過程。

作者：本刊記者 葉竹盛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3-12-17

未來的某一天，當我們回顧來路，2013年或許像啟動了法制改革的1978年，通過了《行政訴訟法》的1989年和加入世貿組織的2001年一樣，成為描繪中國法治歷程的里程碑式的一年。

這一年，法治歷程在許多層面和方面一一展開。一些多年前播下的種子已經開花結果，有些橫亙在現實與未來之間的藩籬已經拆除，而有些新的種子才剛剛播下，等待著又一輪的發芽、生根、開花和結果。

2013年，人們更加確信，在變革真正來臨之前，雖然很少人知道尚未發生的未來將何時發生，但幾乎所有人都明白未來將走向何方。

法治的“新增長點”

從十五大到十八大的20年間，法治在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上的地位越來越高。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和“加快建設”法治國家，還提出了新穎的表述，那就是要求“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2013年6月，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專門會議，要求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進行黨的作風建設，這意味著法治不僅是治國方略，也是治黨方略。執政黨的法治化成為中國法治的一個“新增長點”。黨也要法治化，這一基調在改革開放后不久就已經確立。當時，面對日益嚴重的腐敗，鄧小平提醒全黨：“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但不要搞運動??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鄧小平甚至異常嚴厲地說：“誰也不能違反黨章黨紀，不管誰違反，都要受到紀律處分，也不允許任何人干擾黨紀的執行，不允許任何違反黨紀的人逍遙于紀律制裁之外。”2013年是密集編織黨內制度籠子的一年。這個層面上，法治化和制度化基本同義。2013年12月，中共歷史上首部《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出臺，“力爭經過5年努力，基本形成涵蓋黨的建設和黨的工作主要領域”，目標是在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黨內法規制度體系。而最為民眾所關注的是如何約束領導干部的特權，比如制定領導干部住房、公車的標準。

在建設法治中國的戰略背景下，依法治黨的更重要層面是黨紀與國法相協調的問題。“文革”后總結經驗教訓，主要成果之一是《憲法》中寫下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在《黨章》里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今年5月27日，中央公布了兩部黨內新法規—《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

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規定》。這兩部“黨內立法法”增設了黨內法規審議和撤銷程序，規定與憲法和法律不一致的黨內法規應該進行修改乃至撤銷，為銜接黨紀與國法開設了制度通道。

這一方面固然是避免黨紀與國法有不兼容的地方，例如如何將紀委辦案的體制納入法治軌道，但根本上則涉及如何以法治化的方式理順黨與國家立法、司法、行政各部門的關系問題。1991年黨中央《關于加強對國家立法工作領導的若干意見》是黨的歷史上第一份確定黨中央介入全國立法工作的范圍和程序的文件，具體列舉了黨中央介入立法的四種情形。這份文件列入了《規劃綱要》，將進行修訂，“規范黨領導國家立法的工作程序”。

在黨與司法的關系方面，《規劃綱要》提出，將“適時研究制定黨委政法委工作條例，完善黨領導政法工作的體制機制”。一度因隱隱約約閃現在一些爭議案件幕后而備受質疑的政法委，在什么范圍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介入個案，這將是完善黨與司法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規劃綱要》中還羅列了其他一些旨在規范黨政關系、黨內工作規范化的立法計劃。

中國法治建設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解決權比法大，權在法上。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掌握著這個國家最大的政治權力。黨的法治化，正是中國法治突破的關鍵樞紐所在。2013年，黨的法治化已經從理念更新進入到制度建設和實踐落實的階段。這是中國法治進程中具有轉折性意義的重要事件。總書記曾經在政治局專門會議上強調：“中央政治局發揮領導作用的一項基本要求，就在于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絕對不做。”這也是依法治黨與依法治國關系的內在邏輯。執政黨自身能在法治道路上走出多遠，也將決定中國的法治歷程能走出多遠。

平冤之年

2013年是名副其實的平冤年。浙江“張氏叔侄案”、河南“李懷亮案”、“浙江五青年劫殺出租車司機案”相繼洗冤。

其中，最值得記錄的無疑是8月13日由安徽省高級法院改判的“于英生殺妻冤案”。這起冤案幾乎是中國冤案的“集大成者”，涉及可能造成冤屈的幾乎所有制度因素。1996年12月2日，蚌埠市民韓露在家中被人殺害。嚴打的氛圍下，短短20天內，韓露的丈夫于英生涉嫌故意殺人被批捕，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直到2013年5月31日，在于英生家人堅持不懈的申訴之下，安徽省高院決定對該案立案復查，并最終改判無罪。2013年11月27日，根據犯罪現場留下的DNA證據線索順藤摸瓜，殺害于英生妻子的真兇武某某被繩之以法。

冤案是怎樣釀成的？于英生案就是最佳的樣本—刑訊逼供，檢察院失守，法院沒有守住“疑罪從無”的底線。

中院兩次被發回重審，為何不懸崖勒馬，而是一錯到底？真實的原因已經很難追查，或許是為其他機關背書，或許是擔心自己的考核數據不好看。當然，即使出于種種原因，地方的公檢法相繼失守，被告人還有上訴的機會，在上級法院獲得改判的機會。

但是于英生第一次上訴之后，安徽高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蚌埠中院再次開庭，卻仍然固執地維持原判。被告再上訴，高院再次發回重審。蚌埠中院第三次一審，退讓了一小步，“疑罪從輕”，從死緩改判為無期徒刑。自知無罪的被告堅持第三次上訴，高院卻沒有再堅持，而是維持了原判，直到17年后，才改寫這個荒謬的判決。

高院明知案件有錯，為何不直接改判，而是發回重審？甚至最終維持原判，成了冤案制造機器的最后一環？這一切或許與法院內部不合理的數字化管理有關，法院追求低改判率就像官員追求GDP一樣狂熱。

于英生就這樣一步一步被卷入冤案，走向17年的無妄冤獄。

于英生改判無罪后，當地公安機關重新偵查，3個月后真兇落網。于英生案沒有重復以往“真兇浮現”和“被害人復活”這兩種極具諷刺性和偶然性的洗冤模式，開啟了司法機關主動洗冤的新模式。

面對冤案頻發，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發表文章《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呼吁說：“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司法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杜絕刑訊逼供、排除非法證據、堅持疑罪從無、審判獨立、重視律師角色等等都在改革日程上。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列出27條意見，幾乎條條都直指“冤案機器”的病灶。

2013年初，總書記說，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從體系化的制度到個案的公正，這好像是法治歷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要達到這個目標，卻需要完成一整套系統工程的改造，那些一步步將于英生送入冤獄的制度魔障都在其列。

勞教的廢除之路

勞教還是沒能活過“花甲之年”。沒有人為它的退場惋惜，相反，無數人努力多年，目標就是將它終結。

研究制度變遷的大師諾斯認為，除了戰爭、革命這些斷裂性的制度變革外，根本性的制度變遷是由具體的微小變化所構成。在“告別革命”的年代，有的變革快一些，有的變革慢一些，但所有變革背后，都有許多微小的努力。

作為制度遺產，勞教廢止的伏筆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埋下。當時在社會和學界已經出現了要取消勞教的聲音。那時一些基本的法治理念尚未普及，法律是統治工具的理念依然頑固，勞教在許多人眼里是一個“便利”的專政武器，提出廢除勞教尤其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氣和超前的見識。

稀少的異議未能阻止勞教繼續存在，但法治的防線畢竟沒有崩潰。當1986年全國人大討論制定 《勞動教養法》時，在一批立法者和學者的堅決反對之下，勞教無法“轉正”為國家法律，只能繼續以國務院的一紙決定和公安部的規定為依據，頂著灰色的身份游離在現代法制體系的邊緣。那時開始，它的最終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上世紀末，法治寫入了憲法，勞教更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一些濫用勞教的案例開始被報道出來，學術界也開始公開發表言辭堅決的論文，主張要廢除勞教。有案可查的第一篇以廢除勞教為標題的論文由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宋爐安于1996年發表。

進入新世紀，2003年，與“孫志剛案”同時發生的葫蘆島勞教人員張斌被毆致死案也同樣轟動全國。前者使收容遣送被廢除，后者只是將一名管教人員送上了死刑臺，但勞教制度顯然也因此走上了末路。當年，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對勞教制度進行違憲審查。此后，政協委員多次提出針對勞教的議案。質疑聲不再像20年前一樣零星而不合時宜，而是隨著數百位全國人大代表在不同議案上簽名支持，成為了主流聲音。2005年，《違法行為矯治法》列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議程，變革的曙光初現，但此后數年一直沒有動靜。

與此同時，學界對勞教制度的反思已經不滿足于隨機曝光的驚人案例和理論層面上的批判，而是開始系統分析勞教實務中的“黑幕”，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國社科院于建嶸教授2009年出版的《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批評—基于100例上訪勞教案的分析》，具有說服力地展示了勞教制度如何被扭曲成為地方畸形維穩的便利工具。

轉機發生在2012年。此前一年，重慶成了濫用勞教的“集大成者”，爆發了“一坨屎案”等堪稱荒謬的勞教案。2012年5月起，律師浦志強集中代理了其中6起被勞教人員起訴勞教委的案子。

這些案件經媒體傳播后，推動了一波輿論批評的高潮，新華社、人民日報官微均就此發聲。當年9月，《南風窗》、《南方人物周刊》和《新世紀》不約而同發表針對勞教制度的深度報道。

2013年1月，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宣布，將積極推進勞動教養制度改革，在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將“停止使用”勞教制度。到3月，一些地方已經“停止審批勞教”。但懸念猶存，勞教將走向改革還是一步到位直接廢止？答案最終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改革決定中揭曉：勞教廢止！

勞教走向廢除的過程，這其中有理念的沖突，有現實與理想的調和，有利益的糾葛，這個過程既展現了法治歷程的艱辛，又傳達了這一事業的希望。

黨的法治化，實現個案公正，廢除勞教，2013年的這三個法治主題，代表了從理念轉變到制度建設，從體系的制度到個案的實踐，從壞的制度到好的制度的不同發展過程。這些過程匯總而成一個浩浩蕩蕩的法治歷程，將時代不可逆地裹挾向前。這個歷程說不清開端，卻清晰地留下了每一次的拐彎轉折點；優雅或是兇險，都成為這一歷程上的一個個印跡。2013年無疑是其中一個遒勁的轉折點，所有人都期望，從這里開始，那些尚未發生的未來將漸次步入現實。

第五篇：2014年秋高三歷史第6單元《中國民主革命的轉折》學案華東師大版

第六單元質量檢測卷

（總第55、56課時）

1、辛亥革命過后，社會上出現了女子與男子同校，女子可以不纏足，后來又出現了婚姻自主。這體現了

A．國家對婦女的關懷 B．西方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加快

C．中國女權運動的進步 D．民國變革了滿族的風俗習俗

2、蔡元培曾將纂寫這樣一副挽聯“是中國自由神，三民無權，推翻歷史數千年專制之局，愿我以后死者，齊心協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他悼念的是（）A．陳獨秀 B．宋教仁 C．胡適 D．孫中山 3． 1923年，胡適撰文說：“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文中所說的這個“名詞”應該是（）A．變法 B．革命 C．民主 D．科學

4、陳獨秀因有人指責《新青年》而發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為“Democracy and Science”辯護。這里的“Democracy and Science指（）

A．科學與技術 B．民主與共和 C．自由與平等 D．民主與科學 5、1915年，倡導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的標志是（）

A．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 B．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謅議》 C．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 D．魯迅發表《狂人日記》

6、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功績在于（）

A．沉重打擊了封建正統思想的權威 B．抨擊了中國改良主義思潮

C．解開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篇章 D．確立了“民主”與“科學”的地位

7、一般來說，思想啟蒙總是發生在社會變革之前，而新文化運動卻帶有對辛亥革命“補課”的性質，主要是因為它（）

A．是民主共和觀念從此深入人心 B． 徹底完成了辛亥革命的任務 C．進一步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 D．最早舉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 8．下列關于五四運動的總體評價，代表中國共產黨觀點的是（）

A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B五四運動破壞了了中國傳統文化

C五四運動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轉折點 D五四運動是中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

9、五四運動標志這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主要因為（）

A．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運動 B．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領導工人運動 C．北洋軍閥開除了賣國賊的職務 D青年學生發起的反帝愛國運動

10、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的標志是（）

A．中共三大的召開 B．國民黨一大的召開 C．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成功 D．黃埔軍校的建立 11、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思想基礎是（）

A．中共二大提出的最低綱領 B．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C．聯俄、聯共、扶住工農三大政策 D．新民主主義的推行

12、民國初年，社會習俗變革的歷史原因及其主要內容？

26、請簡述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標志、內容（一定指出文學革命內容及其代表）及影響？

27、“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都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來滿本書上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摘自《狂人日記》

請回答：

（1）魯迅的《狂人日記》在中國近代的地位是什么？這部小說的特點和影響怎樣？

28、簡述五四運動的歷史背景及其歷史意義？

29、簡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條件及其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