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具有什么重大歷史意義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認真地、全面地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從指導思想上進行了撥亂反正，重新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確定了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指導方針。從而使我國的國民經濟能夠沿著一條新的正確的道路向前發展。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全會果斷地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已不適用于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從1979年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全會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所有這些在我國的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策。

全會對經濟發展問題作出了如下決策：

一、對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必須進行調整

全會指出，由于林彪和“四人幫”的長期破壞，國民經濟中存在不少問題，一些重大比例關系失調的狀況沒有完全改變過來，生產、建設、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亂現象沒有完全消除，城鄉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系列問題，必須進行妥善解決?；窘ㄔO必須積極地而又量力地循序進行，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不可一擁而上，造成窩工和浪費。必須在這幾年中認真地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切實做到綜合平衡，以便為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全會討論和原則同意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建議國務院修改后提交五屆人大討論通過。會議認為，這個計劃安排是積極的可行的。

二、經濟管理體制必須進行改革

全會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分集中，必須加以改革。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權力，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減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干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提高工作效率。

三、要盡快把農業搞上去

會議深入討論了農業問題，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全會認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為此目的，必須首先調動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具體措施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障，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干部選舉，帳目公開。今后一個較長時間內，全國糧食征購指標繼續穩定在1971—1975年“一定5年”的基礎上不變，絕對不許購過頭糧。

為了縮小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差價，全會建議國務院作出決定，糧食統購價格從1979年夏糧上市的時候起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50％；棉花、油料、糖料、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也要分別情況，逐步作相應的提高。農業機械、化肥、農藥、農用塑料等農用工業品的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礎上，在1979年和1980降低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處基本上給農民。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后，一定要保證城市職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糧食銷價一律不動，群眾生活必需的其它農產品的銷價，也要堅決保持穩定；某些必須提價的，要給予消費者以適當補貼。

會議還討論了加強農業科學教育，制定發展農村牧業的區域規劃，建立現代化農林牧漁業基地，積極發展農村社隊工副業等重要問題，并決定采取相應的措施。

四、改善城鄉人民生活

全會還指出，城鄉人民生活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必須堅決反對對人民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同時，我國經濟目前還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時不可能很大，必須把有關的情況經常告訴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繼續加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級領導同志必須以身作則。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做出的各種決策，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道路，標志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全黨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現改革開放，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相結合，逐步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主義的理論和政策、路線、方針，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作出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在這條正確路線指引下，在堅決推進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黨領導全國人民緊緊把握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使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開辟了黨的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國家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在經濟領域，工農業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國家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平均收入大大提高。在政治領域，盡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安定因素甚多，但是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在思想領域，那種死氣沉沉的僵化局面，已被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潮流所沖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生動景象正在逐步形成。在文化領域，科技、教育、新聞出版、文學藝術、廣播電視、衛生、體育等事業逢勃發展，欣欣向榮。在軍事國防領域，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在外交領域和實現祖國統一的問題上，外交格局的調整、“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和實踐，使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威望大大提高?？傊?，實踐無可辯駁地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這條路線是黨和人民智慧的結晶，是黨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 , 中國共產黨圍繞著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政策創新。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 , 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中心 , 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形成了黨的總政策 , 并構建了全新的政策體系。

第二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是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是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第一，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撥亂反正的會議。具體表現在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拋棄了“經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為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第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開創未來的會議。全會明確指出黨在新時期的歷史任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

第三，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逐步開辟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0多年來，中國人民沿著這條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

第三篇：為什么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重大的決議。（1）全會完成了黨的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全會全面糾正了自1957年以來黨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發生的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重新恢復了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2）全會完成了黨的政治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現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3）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撥亂反正，并審查和解決黨內一批重大冤假錯案。（4）從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綜上所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也是共和國歷史上一次偉大轉折，它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偉大起點。

第四篇：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三次會議

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三次會議一、八七會議。1927年，由于當時的國民黨政權背叛革命，鎮壓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當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李維漢、翟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顧順章、蔡和森、毛澤東、陸定

一、王一飛等21人。參加會議的還有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鄧小平。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紐曼也出席會議。會議主席李維漢，實際主持人瞿秋白。會議堅決糾正和結束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遵義會議。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云、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三、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１６９名，候補中央委員１１２名。中央及地方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列席了會議。鄧小平的講話實際上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會議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決定在全國進行改革開放；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第五篇：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此次會議被看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歷史轉折，為什么這么說？（二）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此次會議被看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歷史轉折，為什么這么說？（100分）

答：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原定是討論經濟工作。中央工作會議前，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決定，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后，陳云在分組討論中提出要系統地解決歷史遺留間題的意見，得到與會者的響應，從而改變了會議議程。在與會者的強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為“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重大錯案平反的決定。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它為全會實現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轉折奠定了重要基礎。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沖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并且斷然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全會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審查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后兩年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開始了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以這次全會為起點，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黨和國家充滿希望和活力地踏上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