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中國法治建設遇到困難的原因調研

我國在當前正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在法制建設、普法宣傳、嚴格執法等方面頗有成績。然而，仍然存在大量法律不被尊重、得不到有效實施的現實狀況。如今我國走向法治的最大困惑在于：傳統的文化積淀依然深刻地存在于國民心理之中，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進而影響著已經頒布的法律制度的實現，導致許多法律在生效后并沒得到較好的實施

。我國的法治建設可謂步履維艱，困難重重，本文試著從熟人社會、人治社會、傳統道德方面找出其原因。

熟人社會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鄉土社會已經遠遠不是那個傳統的、不流通的、禮俗的社會。從全國范圍來看，完成了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只是沿海少數農村地區，廣大中西部地區的鄉村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還是處于農耕社會時期，大多數中國人仍然生活在轉型初期的鄉土社會。在轉型初期的鄉土社會中，以戶為單位的經營方式與沿襲久遠的封建社會經營方式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家庭仍是核心，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目的的農業生產仍無法沖破封閉的壁壘，血緣、地緣關系的根基雖然有所動搖，一部分人脫離農業生產轉入工業、商業、運輸業，但農民終究離土不離家，從事非農業生產的農民仍然把根扎在鄉土社會，血緣與地緣相結合的關系仍是鄉土社會的主導關系。

農村與城市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人員流動性的差異。農村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經濟發展模式單一，與外界交流很少、社會組成人員較為穩定，因此，雖然從整體來說，當代中國社會的“血緣關系、親緣關系”日趨淡薄，正由“熟悉人”社會邁向“陌生人”社會，但具體到農村，尤其是西部偏遠地區的農村，這種趨勢似乎并不明顯，“熟人社會”仍是這些地方的主要表現。受生產力水平等其他因素限制，村民生活和交往的環境具有小而穩定的特點，人與人交往異常緊密。此時，外界的評價對個體行為產生了強有力的約束，道德層面的要求成了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人們不需要《合同法》、《產品質量法》的保障，就能夠確信交易的安全性，不需要《刑法》的警戒和懲罰就能夠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性。人們的信譽保證機制、刑罰實施機制完全建立于“熟人”之間的信賴關系和私力救濟層面之上。在這種“秩序”環境下，法律的介入反而讓村民覺得麻煩，多此一舉，簡直就是畫蛇添足，還充滿了不可預期性，甚至效力還遠遠低于他們心目中的“法”。

當然，無論怎樣，今天的鄉土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它。曾經浸潤在“禮法文化”中的鄉土社會，面對現代化的沖擊、社會的變遷逐漸失去了“禮治”的基礎。然而，當“法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開始慢慢填補“禮治”退讓出的秩序空白之時，卻又遇到了難以想像的障礙，生長在異域文化土壤上的法律體系有著它的科學性，但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卻似乎難以開花結果。

人治社會 賤訟情結

我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以皇帝的中央集權、君無戲言而延續?；噬暇褪欠ǎ猿龇S。一切制度因皇帝的興趣所好改變，皇上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諸法合體、以刑為主”。封建思想的束縛以及刑罰的威懾作用，一直影響著現在的一部分人。

中國古代民間有著深遠的賤訟、厭訟或者無訟的傳統，廣大民眾往往以“息事寧人”為由而回避訴訟，長期以來形成了“忍”字為先，委曲求全的心理。到了唐宋明清之際，隨著社會的變革，經濟的繁榮，曾幾度出現過訴訟膨脹、健訟之風興起的情況，終被封建正統視野下的輿論打壓得無力生存，無疾而終?？梢?，這種回避、輕厭訴訟的賤訟情結甚為難解，而我國古代歷史總體而言訴訟不興的局面也因此得以形成。

在大多數統治者看來，訴訟紛爭的提起在于小民當忍不忍、禮義教化未宣所致，是道德水平下降的表現。統治者曾對爭訟有過“唇舌細故而致爭，錐刀小利而興訟”的評價，表明了其以爭訟為恥的態度。所謂“得己且己，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璨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于此”?？梢姡敃r正統視野下，那些受過儒家思想教化的人認為詞訟可免則免，能用別的方法解決就盡量不要對簿公堂。提起訴訟有諸多弊端，不僅使得爭訟者自身家破人亡，怨怨相報永無窮盡，而且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和睦關系，敗壞社會倫理道德，威脅社會的安定。因此，統治階級大力倡導“和為貴”，“克己修身”，對民眾進行倫理道德教化，使鄰里、家庭自相慈愛以達到息訟，維護社會安寧的目的。再者，封建家長制的社會背景下，形成以家長處理糾紛的習慣，“家丑不可外揚”，家族禮法排斥提起訴訟。我國古代從西周時候起就建立了“親親”的禮治原則，確立了以嫡長子繼承為基礎的宗法制，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規范家族成員的不同地位，并提出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理想狀態。經過演變和發展，最終形成了貫穿我國整個封建歷史的封建家長制。這種家長制在唐宋明清等封建盛世表現都頗為突出，以至于今天在我國某些落后地區還可見其遺風的影響。

所謂“家天下”已經說明當時包括王族在內都受到封建家長制的制約。家長作為一家之主具有絕對的權威，有權處理家族內部的各種事務，也有權代表家族進行各種交涉活動，大部分糾紛由家長解決是約定俗成的事情。到唐宋時期，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分，也說明，官府鼓勵由家長處理家族糾紛。

而且，貪官污吏是訴訟的最終受益者。這是由中國

傳統社會人情大于法理的隱性人際關系造成的?！把瞄T六扇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句古諺流傳至今頗為深刻地揭示了訴訟的本質。從牢頭獄卒到一方父母官，個個都需要關照、樣樣都需要打點。這成為貧民和訴訟之間豎起的一道高墻，將他們遠遠地隔離在訴訟之外。間或也有勇敢者冒險一試，但無論是勝訴還是敗訴，結局對他們而言都無異于一場浩劫。

民間法——道德使然

我國法制建設起步遲、基礎弱，又受封建思想影響大，使我國在執法中道德因素十分突出。法治社會要求一切都有法可依，不能有多種標準，而多種標準的結果是沒有標準。傳統道德對法律的充斥，在法律內容上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在立法上，皇權至上，法自君出；二是在內容上，寓教于禮，禮法結合；三是在結構上，諸法合一，民刑不分；四是在司法上，行政與司法一體，司法受行政干預。當然，前面三點在當今社會表現并不十分明顯，突出的問題就在最后一點上。儒家有“為政在人”的說法，故司法也在人，這樣導致司法與行政不分，渾然一體。其危害往往是不依法的規定辦事，而依權力的大小辦事。同時，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傳統道德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影響，使得人們在運用法律處理社會問題時往往會考慮到道德因素方面，甚至出現“以情代法”的局面。儒家主張的“仁”的問題也屬于道德問題，他們主張仁政，反對武力征服與戰爭，用禮儀來教化百姓。可以說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對當今法治影響很大。

中國目前一定范圍的“熟人社會”性也決定了某些民間規則存在的必要性。法治最早產生于西方，受到西方“陌生人社會”的青睞，而中國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人們以血緣或地域為紐帶聚居于某地，在這種“熟人社會”中，大家傾向于用道德、倫理和禮俗的內容處理關系、解決糾紛。雖然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城市基本上轉化成了“陌生人社會”，但由于各地農村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和人文傳統的影響，中國的大部分農村仍然是“熟人社會”，而且在未來很長時期內，中國農村無論從地域上還是人口上都會遠超于城市。熟人社會相對于陌生人社會更注重道德與倫理，更厭惡正式法律制度的冷冰冰，更傾向于采取歷史傳承下來的或民間流傳著的社會規則來處理糾紛。因此，中國法律的現代化，如果缺失了對于本土資源的掘取，至少是不完善的。村長被拘留了，而秋菊卻迷惑不解，她要的僅僅是個“說法”，她不懂法律為什么是這樣運作的；山杠爺被逮捕了，但他順應了鄉間民俗，他的行為已經獲得了村民的認可。“這種地方性‘法律’也許不符合那種被認為是普適的客觀真理，但也絕不是人治的暴政。執行這種‘法律’的人盡管可能違反了正式的國家制定法，但他的行為一般說來，必須獲得村民的歡迎和認可，即具有某種合法性”

最后我想說中國的法治建設任重道遠，需要我們每個人共同的努力。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延綿不斷，中華文明燦爛輝煌，足以讓我們汲取營養法律因子。在我們正在興起的法治建設高潮中，不僅要移植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深入挖掘我國的本土資源，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促進中國法治建設順利進行。

第二篇：中國法治建設遇到困難的原因調查報告

我國在當前正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在法制建設、普法宣傳、嚴格執法等方面頗有成績。然而，仍然存在大量法律不被尊重、得不到有效實施的現實狀況。如今我國走向法治的最大困惑在于：傳統的文化積淀依然深刻地存在于國民心理之中，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進而影響著已經頒布的法律制度的實現，導致許多法律在生效后并沒得到較好的實施。我國的法治建設可謂步履維艱，困難重重，本文試著從熟人社會、人治社會、傳統道德方面找出其原因。

一、熟人社會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鄉土社會已經遠遠不是那個傳統的、不流通的、禮俗的社會。從全國范圍來看，完成了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只是沿海少數農村地區，廣大中西部地區的鄉村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還是處于農耕社會時期，大多數中國人仍然生活在轉型初期的鄉土社會。在轉型初期的鄉土社會中，以戶為單位的經營方式與沿襲久遠的封建社會經營方式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家庭仍是核心，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目的的農業生產仍無法沖破封閉的壁壘，血緣、地緣關系的根基雖然有所動搖，一部分人脫離農業生產轉入工業、商業、運輸業，但農民終究離土不離家，從事非農業生產的農民仍然把根扎在鄉土社會，血緣與地緣相結合的關系仍是鄉土社會的主導關系。

農村與城市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人員流動性的差異。農村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經濟發展模式單一，與外界交流很少、社會組成人員較為穩定，因此，雖然從整體來說，當代中國社會的“血緣關系、親緣關系”日趨淡薄，正由“熟悉人”社會邁向“陌生人”社會，但具體到農村，尤其是西部偏遠地區的農村，這種趨勢似乎并不明顯，“熟人社會”仍是這些地方的主要表現。受生產力水平等其他因素限制，村民生活和交往的環境具有小而穩定的特點，人與人交往異常緊密。此時，外界的評價對個體行為產生了強有力的約束，道德層面的要求成了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人們不需要《合同法》、《產品質量法》的保障，就能夠確信交易的安全性，不需要《刑法》的警戒和懲罰就能夠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性。人們的信譽保證機制、刑罰實施機制完全建立于“熟人”之間的信賴關系和私力救濟層面之上。在這種“秩序”環境下，法律的介入反而讓村民覺得麻煩，多此一舉，簡直就是畫蛇添足，還充滿了不可預期性，甚至效力還遠遠低于他們心目中的“法”。

當然，無論怎樣，今天的鄉土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它。曾經浸潤在“禮法文化”中的鄉土社會，面對現代化的沖擊、社會的變遷逐漸失去了“禮治”的基礎。然而，當“法治”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開始慢慢填補“禮治”退讓出的秩序空白之時，卻又遇到了難以想像的障礙，生長在異域文化土壤上的法律體系有著它的科學性，但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卻似乎難以開花結果。

二、人治社會 賤訟情結

我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以皇帝的中央集權、君無戲言而延續?；噬暇褪欠?，言出法隨。一切制度因皇帝的興趣所好改變，皇上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諸法合體、以刑為主”。封建思想的束縛以及刑罰的威懾作用，一直影響著現在的一部分人。

中國古代民間有著深遠的賤訟、厭訟或者無訟的傳統，廣大民眾往往以“息事寧人”為由而回避訴訟，長期以來形成了“忍”字為先，委曲求全的心理。到了唐宋明清之際，隨著社會的變革，經濟的繁榮，曾幾度出現過訴訟膨脹、健訟之風興起的情況，終被封建正統視野下的輿論打壓得無力生存，無疾而終?？梢?，這種回避、輕厭訴訟的賤訟情結甚為難解，而我國古代歷史總體而言訴訟不興的局面也因此得以形成。好范文

在大多數統治者看來，訴訟紛爭的提起在于小民當忍不忍、禮義教化未宣所致，是道德水平下降的表現。統治者曾對爭訟有過“唇舌細故而致爭，錐刀小利而興訟”的評價，表明了其以爭訟為恥的態度。所謂“得己且己，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璨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于此”?？梢姡敃r正統視野下，那些受過儒家思想教化的人認為詞訟可免則免，能用別的方法解決就盡量不要對簿公堂。提起訴訟有諸多弊端，不僅使得爭訟者自身家破人亡，怨怨相報永無窮盡，而且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和睦關系，敗壞社會倫理道德，威脅社會的安定。因此，統治階級大力倡導“和為貴”，“克己修身”，對民眾進行倫理道德教化，使鄰里、家庭自相慈愛以達到息訟，維護社會安寧的目的。再者，封建家長制的社會背景下，形成以家長處理糾紛的習慣，“家丑不可外揚”，家族禮法排斥提起訴訟。我國古代從西周時候起就建立了“親親”的禮治原則，確立了以嫡長子繼承為基礎的宗法制，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規范家族成員的不同地位，并提出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理想狀態。經過演變和發展，最終形成了貫穿我國整個封建歷史的封建家長制。這種家長制在唐宋明清等封建盛世表現都頗為突出，以至于今天在我國某些落后地區還可見其遺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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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談加強法治中國建設

淺談加強法治中國建設

摘 要：當前，要高度重視加強法治中國建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堅持與政治體制改革協調一致，服務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導向，結合我國國情，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關鍵詞：法治建設；加強；意義；原則

一、加強法治中國建設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建設法治中國是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法治的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主與法制建設問題上，黨和國家歷來十分重視。毛澤東同志早在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就曾經指出，“這個工作要注意講規格，沒有規格那是很危險的。要合乎標準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來”。毛澤東同志這里所說的“規格”就是法律。在重視社會主義法制的同時，他還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強調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此基礎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并陸續制定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新中國的法治建設快速起步。但是在民主與法制的建設道路上，我們經歷了挫折，有過十分沉痛的教訓。從1966年到1976年，我們黨內“左”傾錯誤發展到了極致，特別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遭到了毀滅性的踐踏。“文化大革命”中，憲法、法律、黨章變成一紙空文；上自國家主席，下至基層干部、勞動模范、各界群眾，可以任意被批、被斗、被抓、被整；黨紀、政紀廢馳，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受到極大的破壞。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統計，僅因劉少奇而受到株連被定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達26000多件，28000多人。從1965年2月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長達十年都不開會，不立法，不作任何決定，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態，除了1975年對五四憲法作了倒退性修改、制定了1975年憲法外，國家沒有制定過一部新法律，原有的法律法規雖然未被明文宣布廢除，但實際上已成為一紙空文。十年“文化大革命”給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鑒往知來，鑒著知隱”。民主與法制建設中的挫折和失誤使我們反思，從此，中國人民做出了堅持法治建設的選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全面工作，新中國的法治建設又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鄧小平強調，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不行，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兩方面是統一的。為此，他第一次指出堅持發展民主和法制是我們黨的堅定不移的方針。鄧小平明確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這一觀點是鄧小平同志民主法治思想的重大發展，是我國治國方式的進一步完善，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胡錦濤同志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關于法治建設的重要論述，特別是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進一步推進了中國的法治建設。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法治中國建設，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強調，要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二）建設法治中國是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實現中國夢的根本保證。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我們全部工作堅持的基本方針。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發展，必然離不開民主與法制建設。中央早就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做到改革與法制建設的統一，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市場經濟的自主、平等、誠信等屬性，必然要求法律發揮其規范、引導、制約、保障和服務功能。實踐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的過程，實質上是經濟法制化的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想健康有序地運行，必須建立健全各種法律制度，而且保證這些法律制度能夠得以正確實施。只有這樣，經濟活動中的種種弊端，如假冒偽劣、投機倒把等不法現象，才能夠得以預防和消除。在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民主和法律建設得到很大的重視。199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第十五條原條文“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壞國家經濟計劃?！痹谛薷暮笤黾恿恕皣乙婪ā钡淖謽?，變成了“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彪S后，1993年11月中央提出：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完善立法體制，改進立法程序，加快立法步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法律規范。堅決糾正經濟活動以及其他活動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濫用職權，以及為謀求部門和地區利益而違反法律等現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從其建立之初，就要把法制建設擺在一個重要的位置，常抓不懈。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經濟領域的特點，必將對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產生深刻影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過程中，市場關系和契約關系的發育，引起了作為民主和法律行為主體的公民個人對自身平等地位和合法權益的重視與追求，公民的民主意識、法制觀念日益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為我們走向法治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使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得以在更為廣闊的領域發揮作用。綜觀世界各國法治發展的實踐，無不向我們證明，始終堅持法治建設，是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根本保證。

二、加強法治中國建設的基本原則

（一）要堅持法治中國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協調一致。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講社會主義的民主，也要講社會主義的法制。我國過去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主要解決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長期以來存在的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政企不分、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等等弊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法治建設不僅能夠極大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而且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了消除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我們黨進行了有力地改革。1982年憲法特別規定：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這一規定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成為一項重要原則。從中央到基層，一切黨組織和黨員的活動都不能同國家的憲法和法律相抵觸。黨是人民的一部分。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一經國家權力機關通過，全黨必須嚴格遵守。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設對于消除權力過分集中，廢止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等，也具有重要意義。1982年憲法和各國家機關組織法規定了各個國家機關必須在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這一前提下進行合理分工，相互配合。全國人大、國家主席和其他國家機關都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進行工作。并且，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同時，憲法還明確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等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并規定國家依法實行企事業職工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退休制。由此可見，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當前的法治建設要借鑒以往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特別要和政治體制改革保持協調一致，才能全面落實建設法治中國的宏偉目標。

（二）要堅持法治中國建設服務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

基本導向。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根本出發點，就是圍繞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進行的。正確處理民主與法制的關系，是實現國家穩定的前提。社會主義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實現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力。社會主義法制是民主制度的體現。盧梭說：法律是人民公意的體現，一個人，不論他是誰，擅自發號施令都絕不能成為法律。要實現國家穩定，既要講民主，又要講法制，不能將兩者分割開來。講民主不能離開法制，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不能損害安定團結。我們不回避前進過程中的諸多矛盾和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只能用加強民主法制的辦法，不能用無政府主義的辦法。那種損害安定團結、破壞安定團結的所謂民主，絕不是我們所需要的，而是我們要堅決反對的。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當前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改革必須在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中有秩序地進行。沒有全社會的安定團結，經濟建設搞不成，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搞不成。我國改革開放的困難、障礙、矛盾和沖突是十分尖銳和復雜的，不安定的因素很多。堅持法治建設可以增強我們排除干擾，減少和消除不安定因素的能力。在改革過程中，我們要大力加強法治建設，以此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分子，調整利益沖突，緩解和疏導矛盾，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為改革創造良好的環境。

（三）要堅持法治中國建設必須結合我國國情。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不很發達，民主與法制遺產相對貧乏，法治建設面臨許多困難，不能急于求成。首先，我國法治建設基礎薄弱，民主與法制傳統差。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全面轉型期，經濟、政治體制都處于改革之中。特別是在廣大農村，不少地方的人們還習慣于依靠宗法關系和各種倫理來調控各種社會關系。其次，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水平阻礙著法治建設的發展。法治建設的發展，從來不是孤立的，它直接受到文化素質、文化水平的制約和影響。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法制觀念與人們的文化素質有關?，F在這么多青年人犯罪，一個原因是文化素質太低。再次，體制尚未健全，也制約著法治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法律控制之下的高效政府，涉及到權力的劃分和優化權力結構等諸多問題。我國目前體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影響和制約著法治建設的進程。只有積極推進和深化改革，建立起廉潔高效的政府體制，我們的法治建設才能得到真正長足的發展，法治中國的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參考文獻：

[1] 李丹葵.論法治社會與法治國家――兼談中國社會主義法治模式的價值選擇[J].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00年04期

[2] 郭道暉.法治國家與法治社會、公民社會[J].政法論叢，2007年05期

第四篇：淺論建設法治中國

淺論建設法治中國

【摘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設法治中國的戰略部署。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確保依法治國戰略的順利實施。

【關鍵詞】：法治司法體制改革建設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稕Q定》提出了建設法治中國的戰略部署，并且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里也著重強調：“司法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年來，群眾對司法不公的意見比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與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不合理有關。司法改革是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全會決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新舉措。這些改革舉措，對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健全權責明晰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權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把“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列為《決定》組成部分，意義重大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在第九部分設置“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問題之一進行論述，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這次提出的建設“法治中國”目標，相較于既往”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表述而言，這是一個頗具新意的表述，但它也符合現行憲法第5條有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之精神實質。

長期以來，我國的中心議題是改革、發展和穩定，改革是必由之路，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其他問題往往處于邊緣甚至被虛置，這是我國所處的特殊的歷史階段所決定的。因此，盡管我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就決定走法治道路，并且在十五大上就正式把“依法治國”作為基本方略，在1999年就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寫進憲法，也盡管中央近年來始終強力推行法治，但是在改革發展穩定面前，法治很難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盡管我們曾提出“憲法法律至上”；在改革發展穩定的壓倒性地位面前，法治很難處于強勢地位。法治與改革發展穩定被定格為保障與被保障的關系，人們習慣于講“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為改革發展穩定保駕護航”。其潛臺詞在于，當關系到改革、發展與穩定的事情與法治發生沖突的時候，法治得服從被保障的事業。

建國后一段時期把法治視為絆腳石，甚至徹底廢除法治，造成了社會的混亂和歷史的倒退。改革開放后，我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上，投入巨大資源力保社會穩定上，這是在改革發展穩定與法治之間發生的一場并不美麗的誤會。如果說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那么依法辦事就應當是第一要求。就法治與改革的關系，如果改革是最大的時代主題，那么法治就應當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改革。

全會《決定》將“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問題之一進行論述，意味著法治是改革內在的內容，而不只是外在的保障；法治本身就處于時代主題的中心，而不是被忽略的邊緣；法治是開展各項工作的軌道，而不是可以隨意突破的條條框框。因此，可以這樣說，全會《決定》從根本上樹立起法治的極大權威，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法治與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傳統認識。

二、“法治中國”內涵豐富

十八大后，總書記就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法治中國”的命題，全會《決定》對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出了部署安排。有些同志認為，法治中國不過是依法治國的另一種說法。我們認為，法治中國具有比依法治國更加豐富的內涵：“法治中國”是人類法治文明的繼承，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進一步發展。從依法治國到法治中國，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一次極為重要的升級，是中國共產黨探索治國理政規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成果，是中國政治文明進一步提升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契機。

法治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標志，凝結著人類文明和智慧，為各國人民所向往和追求。從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提出的法治概念到亞里士多德對法治的經典論述，從古希臘、羅馬到后來的英國、美國及歐洲大陸，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淀，人類法治文明結出了以下累累碩果：（1）規則治理；（2）良法為治；（3）主權在

1民；（4）人權保障；（5）權力控制；（6）法律平等；（7）法律至上；（8）司法公正；（9）程序正當；（10）人人守法。對這些人類反復甄別并傳承下來的優秀法治文明成果，我國都可以充分借鑒。

一國的法治總是由一國的國情和社會制度決定并與其相適應。法治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主張、理念，也是中國人民的實踐。經歷三十余年的發展,中國探索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道路，并已經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其本質特征與基本標志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堅持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等等。

三、法治中國的基本內容

按照《決定》的內容，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以及發達國家法治的基本經驗，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不斷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各級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啊稕Q定》提出，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彼痉ū簧鐣嵅〉囊粋€重要特點就是司法的地方化，這也是導致司法不公的一個重要根源。這次《決定》可以說抓住了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個要害，推動司法系統逐步脫離地方控制，真正實現司法公正。要圍繞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優化司法職權位置，健全司法權力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機制，加強和規范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

二是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決定》提出，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整合執法主體，相對集中執法權，推進綜合執法，著力解決權責交叉、多頭執法問題，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行政執法體制。”要完善行政執法程序，規范執法自由裁量權，加強對行政執法的監督，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堅決排除對執法活動的非法干預，堅決防止和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堅決懲治腐敗現象，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

三是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啊稕Q定》提出，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健全司法權力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機制，加強和規范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序，建立健全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范化，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四是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國家司法救濟制度?！啊稕Q定》提出，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進一步規范查封、扣押、凍結、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這是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亮點，因為人權保障是一個敏感的話題，這次全會敢于直面并作出了部署，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證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努力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依法公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決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群眾權益。

五是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啊稕Q定》提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憲法是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權威。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會忠于、遵守、維護、運用憲法法律的制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比尕瀼貙嵤椃?，是建設法治中國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國家有關監督機關要擔負起憲法和法律監督職責，加強對憲法和法律實施情況的監督檢查，健全監督機制和程序，堅決糾正違憲違法行為。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使職權，保證憲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時期決定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如果說，1978年以來每一次三中全會都是一座改革的歷史航標，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及其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必將在中國歷史上產生更為根本和更加長遠的影響。這不僅在于它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份科學指南和行動綱領，更在于這是第一份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具備法治化特征的綱領性文獻?？梢栽O想，未來之改革必定滋養于法治，未來之中國必定享譽于法治的成就，未來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國建設的紅利。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2、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3、《奮力建設法治中國》，法制日報2013年3月26日

4、《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瞭望》2013年11月16日

第五篇：建設法治××調研報告

今年11月，區委、區政府部署開展了建設“法治**”，打造“平安**”工作，近日，調研小組對萌水鎮、絲綢路街道、鳳陽集團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了解其在建設“法治**”、打造“平安**”工作中的措施和先進經驗，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基本情況

從調查的情況看，各單位對建設“法治**”、打造“平安**”高度重視，將其作為維護社會穩定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采取有力措施抓緊抓好。

1、黨委、政府重視，工作思路清晰，奮斗目標明確。萌水鎮、絲綢路街道、鳳陽集團將建設“法治**”、打造“平安**”作為一項重要工作、民心工程來抓，迅速進行了動員部署。其中萌水鎮部署開展了建設“法治萌水”、打造“平安萌水”工作，絲綢路街道部署開展了建設“法治街道”、打造“平安街道”工作，并都成立了由主要領導掛帥的領導小組，確定工作人員，并要求轄區內的村、社區居委會也成立相應的領導小組和工作班子，做到了工作事事有人抓、有人管。同時嚴格落實領導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明確獎懲制度，確保各項工作措施切實落到實處，取得實效。

2、依靠群眾，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綜治組織和群防群治組織的作用。從調查情況看，做好建設“法治**”、打造“平安**”工作，必須從基層領導干部抓起，從基層基礎工作抓起，大力加強基層黨組織、綜治組織和群防群治組織建設，形成橫到邊、縱到底、不留死角的防控網絡。萌水鎮以“三級聯創”活動為依托，調整了5個落后村的領導班子，不斷加強110報警服務體系建設；絲綢路街道健全了轄區內的群防群治組織，以公安派出所專職巡邏隊為主要力量，結合各種義務巡邏隊，構建了完整的巡邏控制網絡；鳳陽集團配齊配強了企業保衛處的力量，為保衛人員配備了必要的交通、通訊工具，并投入大量資金加強企業的物防、技防措施。

3、堅持嚴打和集中整治，做好“處法”工作，維護大局穩定。萌水鎮、絲綢路街道堅持打擊和整治雙管齊下，一方面他們按照上級的部署，結合當地實際，對刑事犯罪分子狠狠地予以打擊，其中萌水鎮2003年共破獲各類刑事案件45起，刑事案件發案率同比下降51％，嚴打效果明顯；另一方面，對治安落后村、后進單位實行集中整治，實現了由亂到治。絲綢路街道在“處法”工作中，以“三無”創建活動為總抓手，全力抓好“處法”工作，認真做好了轄區內109名原“**功”練習者的教育轉化工作。

4、堅持抓早、抓小、抓苗頭，積極做好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進一步建立健全了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治部門組織協調、各部門各負其責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制，狠抓了定期排查、檢查指導等制度的全面落實。2003年萌水鎮排查出各類矛盾糾紛16起，調處成功15起；絲綢路街道建立健全了54個基層調解委員會和212人的調解隊伍；鳳陽集團充分發揮企業工會的作用，和員工及時溝通，防止各類矛盾糾紛的發生。

5、加大宣傳，大力開展普法教育。各單位在轄區內采取多種方式廣造輿論，使建設“法治**”、打造“平安**”工作深入人心，對工作中涌現出來的先進人物、典型事件進行了廣泛宣傳，為建設“法治**”、打造“平安**”創造了良好的氛圍。同時，進一步加大普法力度，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普法教育，大大提高了基層干部的法治意識和依法辦事能力。對中小學都聘請了法制副校長，避免和減少了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發生。

二、存在問題

通過深入調查研究，基層干部群眾普遍反映有以下幾方面需要加強：某些基層政法部門的工作作風還不同程度的存在問題，依法能力還需要進一步加強；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還不夠高，尋求法律援助比較困難；群防群治力量薄弱，人員構成不固定，報酬不落實，防范專業化不強；租賃房屋、暫住人口、流動人口需要進一步加強管理；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日趨嚴重；刑釋解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由農村班子問題造成的矛盾越來越多，處理不慎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現有公安派出所勤務制度與實際情況不適合，社區警務建設滯后。

三、幾點建議

1、進一步加強政法隊伍建設，增強隊伍的整體素質和戰斗力。一是抓住深入學習不放松。要抓好經常性的政治學習和業務學習，領導班子要有強烈的學習意識，以此影響和帶動干警加強學習，形成濃厚的氛圍和良好的學風。二是抓住突出問題不放松。尤其要抓住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徹底解決，堅決防止反復。三是抓住制度建設不放松。健全完善各項制度，形成有效的管理、監督和激勵機制，實現“說了算、定了干”的抓落實的良好作風。四是抓住教育培訓不放松。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教育培訓方法，積極探索干警自我教育的新途徑。五是抓住爭創活動不放松。以爭創“五好”基層政法單位為契機，使人民群眾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作風轉變帶來的實效。

2、加大普法力度，縱深發展法律援助工作。要以依法治區、執法為民為主題，大力實施“四五”普法規劃，繼續深入開展“千名農村干部法律素質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