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轉型和轉型期社會綜合現象

文章標題：社會轉型和轉型期社會綜合現象

社會轉型是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過程，是社會的結構性變革和整體性發展。本文具體分析社會轉型的內涵、轉型期社會綜合候癥及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征，以便從歷史的社會的變遷中分析和把握利益關系和利益矛盾。

一、社會轉型的內涵

“社會轉型”(socialtransformation)一

詞來源于西方發展社會學理論和現代化理論，是對生物學“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轉用[1]，西方社會學家借此概念來描述社會結構具有進化意義的轉變。西方社會學家大衛·哈利生最早在《現代化與發展社會學》一書中[2]，運用“社會轉型”來論述現代化和社會發展。臺灣社會學家蔡明哲在《社會發展理論—人性與鄉村發展取向》中首次把“socialtransformation”譯為“社會轉型”，并提出了“發展就是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社會的一種社會轉型與成長過程”的思想[3]。

社會轉型問題是國內外社會學家始終關注的理論話題之一。西方關于社會轉型的研究基本上圍繞社會如何從傳統型轉向現代型的過程展開，“傳統”與“現代”成為研究的基本視點。如英國的H·斯賓賽將社會劃分為“軍事社會”與“工業社會”；法國的E·迪爾凱姆將社會劃分為“機械聯系社會”和“有機聯系社會”，認為社會的轉型與變遷本質上看首先是法律與道德的變遷；德國的F·滕尼斯將社會劃分為“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認為社會的轉型主要表現為從社區轉向社會，包括了由血緣關系轉變為業緣關系、由鄉村轉向城鎮、維系社會整合的基礎----由習俗轉向法律、社會價值觀由靠信仰的力量形成轉向靠輿論的力量維持、生存依賴由靠農業為轉向靠工業為主；德國的M·韋伯將社會劃分為“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認為現代社會的特質是現代性；美國的C·E·梅花將社會劃分為“身份社會”與“契約社會”；美國的H·貝克將社會劃分為“宗教社會”與“世俗社會”；哈貝馬斯則用交往行為理論闡述了規范和重構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問題，等等。從這些大家的研究中，不難發現，“軍事社會”、“機械聯系社會”、“禮俗社會”、“身份社會”及“宗教社會”都是從不同角度或側面反映了傳統社會落后的、靜止的、封閉的和陳舊的社會狀態和觀念，“工業社會”、“有機聯系社會”、“法理社會”、“契約社會”、“世俗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則從不同角度或側面反映了現代社會先進的、流動的、開放的和創新的社會狀態和觀念。

我國關于社會轉型的研究，主要圍繞現代化過程展開，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種[4]：

第一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5]。

第二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變遷，主要指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或者說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變的過程。它和社會現代化是重合的，幾乎是同義的[6]。

第三種觀點是認為社會轉型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包括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過程、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此消彼長的進化過程和整體性的社會發展過程三個方面[7]。

第四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指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結構性變動和整體性轉化。主要包括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化、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化、分化不明顯的社會向高度分化的社會轉化、宗教準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轉化等五個方面的內容[8]。

第五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但對其含義的理解又不完全相同。一種觀點認為廣義的社會轉型，是指人類社會從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轉變，例如從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一種質的變化；狹義的社會轉型是指在同一個社會形態下，社會生活的某一個或幾個方面發生了較大甚至較為劇烈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不涉及社會形態的變化，只是一種量變[9]。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廣義的社會轉型可用于說明社會各層面的變化，如經濟轉型、政治轉型、意識形態轉型等；狹義的社會轉型則是指文明類型的轉變，如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10]。有的還認為狹義的社會轉型，主要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11]。

第六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一種整體性發展，即包括經濟增長在內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會保障、醫療保健、社會秩序等方面在內的社會全面發展，其中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是社會發展的本質內容。

第七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一種特殊的結構性變動，既意味著經濟結構的轉換，也意味著其他社會結構層面的轉換，因此是一種全面的結構性過渡。

第八種觀點認為應把社會轉型提升到哲學層面來思考，即認為社會

轉型是代表著歷史發展趨勢的實踐主體自覺推進社會變革的歷史創造性活動，具體來說可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社會轉型的主體不是社會結構，而是從事現實歷史活動的實踐的人；二是應當從歷史的積極能動因素――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方面和主體的“能動生活過程”去思考揭示社會轉型的本質；三是尋求社會轉型的意義應著眼于人的價值取向與目的，把歷史發展的漸進性中

斷與歷史的上升運動和生活發展觀念聯系起來[12]。

第九種觀點認為從廣義文化學的角度看社會轉型就是文化轉型，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整體性變革，它具有高于政治、經濟結構轉型的超前性和獨立性[13]。

第十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就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樣化的過程[14]。

綜上所述，所謂社會轉型，就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機制從一種型式向另一種型式轉換的運動過程，是一切社會形態的質變、飛躍，社會革命、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改革和變遷等都可視為社會轉型的形式。社會轉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體制轉軌，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二是社會整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即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體系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三是指社會形態變遷，即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所以，社會轉型是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過程，是社會的結構性變革和整體性發展，既包括經濟基礎的變革，也包括上層建筑的調整，通過確定新的社會經濟秩序，整合社會資源，推動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的整體性變遷。

二、轉型期社會綜合候癥

所謂社會綜合候癥，即社會發展中的非常態社會現象。在歷史上，每一次社會形態的更替，都經歷過社會轉型期。轉型期社會一般都存在社會結構的不平衡性、社會矛盾的尖銳性和社會內容的創新性。

1、社會分化的急劇加快。美國當代結構主義理論大師彼特·布勞的結構變遷理論認為：社會結構（socialconstruction）的組成實際上是指由個人所組成的不同群體或階層在社會中所占據的位置，以及它們之間表現出來的交往關系。社會結構可以由一定的結構參數加以定量描述，包括從水平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的類別參數，如性別、宗教、種族、職業等，以及從垂直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的等級參數，如收入、財富、教育、權力等。結構參數就是人們的屬性。這兩類參數之間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從而使社會結構的類型顯得更加復雜多樣。而社會分化（Thesocialdifferentiation）就是指社會結構系統不斷分解成新的社會要素，各種社會關系分割重組最終形成新的結構及功能專門化（TheProfessionalization）的過程。與社會結構的構成相適應，社會分化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是社會異質性增加，即群體的類別增多；二是社會不平等程度的變化，即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拉大。而社會整合是針對社會分化產生的異質性超越原有的規范而提出來的，是指通過各種方式，將社會結構不同的構成要素、互動關系及其功能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從而提高整個人類社會一體化程度的過程。社會結構愈復雜，社會異質性程度愈高，社會分化與整合就愈頻繁。社會轉型實際上就是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環往復中不斷得以進步和發展的，所不同的是，在加速轉型期，社會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廣度比任何時期都要深刻，以致社會整合常常難以適應它的變化而使社會出現“斷裂和失衡”現象，而這正是導致社會不穩定和社會問題大量涌現的根本性原因。所以，社會結構的不斷分化與整合是轉型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和根本動力。

2、社會價值觀的沖突凸顯。所謂社會價值觀，就是指在社會實踐和文化傳承基礎上形成的關于價值關系的取向性、評價性的觀念形式，集中體現了社會行為的態度、準則。社會轉型在價值觀上的反映，就是舊的社會價值體系消解、失效，新的社會價值體系生成、發展的過程。就本質上講，社會轉型是同人的終極關懷、人的完整性、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解放緊密聯系的，客觀上需要以人的價值實現和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為最大擔負。但是，社會轉型造成了主體利益和價值取向多元化的格局，不同利益主體形成不同的群體或階層，在這些特殊利益主體之間必然形成不同的政治價值、倫理價值、人生價值并由此發生沖突和對立，致使原來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被更現實的生存斗爭、生命發展觀念所淡化，個體主體本位意識凸顯，極端個人主義價值觀滋長蔓延。經濟主體的角色，使功利性與實用性成為衡量價值的重要尺度，經濟的增長、適應環境能力的增強和資源利用水平的提高等成為許多經濟主體行動的基本價值取向，只講局部和個人利益，不講全局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他人利益；只顧個人滿足，不顧他人需要；只求當前自身利益的實現，不記長遠后代的發展。一元價值觀與多元價值觀的對立、個人主體本位與社會主體本位的價值觀沖突、道德取向和利益取向的價值沖突，成為轉型期社會價值體系建構與解構過程中最顯著的特點。

3、經濟體制的重新建構。社會轉型在經濟領域的反映，主要表現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轉型的要素之一。西方理論界對轉型期社會的經濟研究主要借用新古典經濟理論和產權理論，共同的結論是社會轉型的過程就是私有產權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的過程。馬其頓經濟學家K·博戈耶夫在《經濟轉型》中提出，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現在進行的轉型的最終目標是從中央計劃管理的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轉變或變成市場經濟的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制度”。捷克的克勞斯認為捷克已進入后轉型時期，即“自由進入政壇、建立私人所有制基礎和政治權限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從供給約束型經濟向需求約束型經濟、從地區經濟向獨立的國家經濟、從以加工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向以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的轉變進程。克羅地亞經濟學家D·沃伊尼奇在其論文集《轉型的經濟與政治》中提出，“轉型”是與“改革”有著本質差別的概念，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主要是期望通過加強某些市場因素來完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而轉型的結果則是建立市民社會、民主和多元化的社會。1996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把轉型的長期目標說成是“建立一種能使生活水平長期得到提高的繁榮的市場經濟”，并指出這是“深入到規范行為和指導管理的體制轉型，既是社會轉型，也是經濟轉型”，認為只有當“轉型中的問題逐步退化為成熟的市場經濟中的正常問題”時，轉型進程才算完成。實際上，轉型期社會就是舊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逐步被新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代替的過程，是社會從較低層次的經濟發展階段向較高層次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從不完全競爭的經濟制度安排向充分競爭的經濟制度安排的轉變過程，主要體現在經濟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的資源取向的根本性變化，市場成為最重要的資源配置手段；經濟形態從鄉村型農業社會向城市型工業社會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的跟進式調整。所以，轉型期社會既表現為體制轉型(I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又表現為結構轉型(StructuralTransformation)[15]，前者主要指社會主義國家從高度集中的計劃再分配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后者遍指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型。體制轉型是在一段時間內完成的制度創新，而結構轉型則是在漫長的過程中改變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16]。

三、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征

社會轉型是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變遷，或者說由農業的、鄉村的、封閉半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關于中國社會轉型的認識，在時間節點、內容、特征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

一是轉型的時間起點上，有的認為總體上中國社會轉型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正式開始，其中1840到1949年為第一階段，1949到1978年為第二階段，1978年至今為第三階段。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開始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五四”運動。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核心是從匱乏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化，只有新中國的成立才具備了這種力量，所以中國社會轉型應開始于新中國的成立。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應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因為從這以時期起，中國才真正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步伐[17]。

二是轉型的內容包涵上，有的從社會的角度把社會轉型的內容具體概括為四個層次：一是在社會的生產和生產力層次上，集中表現為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社會經濟關系、經濟形態、經濟體制層次上，集中表現為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三是在上層建筑層次上，集中表現為高度集權的傳統政治體制向民主政治體制轉變；四是在思想文化的層次上，集中表現為反映自然半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精神文化轉變。有的從以人為本的視角，把社會轉型的過程理解為人的現代化過程，或者說由傳統半傳統的人向現代人的轉變過程，包括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全面變化，也就是人的素質的重塑[18]。

三是轉型的特點概括上，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具有高度的復雜艱巨性和長期性、自覺性和計劃性、系統性和配套性、全方位的大開放性和趕超跳躍性的特點[19]。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基本的特點是二元結構轉換（即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的轉換）和新舊體制轉軌（即從傳統的產品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同時并存。有的認為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顯著特點是復合性、非規范性、不確定性和弱防護性，因為中國社會轉型正處于秩序重構的關鍵時期，原有的生活結構體系被打破，新的生活結構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原有的生活機制難以繼續存在，新的運行秩序的產生又需要一個過程[20]。有的認為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有三大矛盾：一是世界潮流與中國特色之間的矛盾；二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三是調控主體之間的矛盾，矛盾解決了，就說明社會轉型成功了[21]。

實際上，中國社會轉型具有“多重轉型”的特征，現代意義上中國社會轉型雖然起始于鴉片戰爭，但最顯著的社會變革是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革。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征，我們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社會轉型面臨著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背景和條件。從1840年以來，中國就開始了社會轉型的漫長歷程。到20世紀上半葉，社會轉型的進程明顯加快。但是，這種社會轉型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打壓之下進行的：一是現代經濟的增長緩慢而畸型化；二是城市化進程的停滯和畸型化；三是開放的進行但帶有明顯的半殖民地色彩；四是社會分化呈現出一種十分不規則的狀態。這種社會轉型是一種典型的“低度發展”的狀態。在建國后的30年，中國初步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開展了大規模的大眾化教育，為以后中國社會的轉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但長時間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使這一時期的社會轉型呈現出不規則、停滯甚至落后的局面，經濟長期低速增長，城市化進程緩慢，開放低限度進行，階層分化停滯甚至倒退，社會轉型幾乎都表現出一種緩慢、停滯或是走樣的情形[22]。

第二、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法制化的動態發展過程。從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看，我們可以把從1840年開始至今的轉型過程劃分為3個階段：1840年～1949年為第一階段，是慢速發展階段；1949年～1978年為第二階段，是中速發展階段；1978年至今為第三階段，是快速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建立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這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第二階段的目標是從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但受蘇聯模式影響，在路徑選擇上出現的偏差。進入第三階段，中國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轉型。所以，中國社會轉型，包括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變，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同質的單一性社會向異質的多樣性社會轉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轉變等[23]，結構轉型和體制轉型同步進行、相互交織，涉及社會所有構成要素系統的相應變化與調整，是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的過程，也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是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領域全面性的社會變革。

第三、改革成為社會轉型的最大推動力量。中國改革開放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先導的全面社會轉型，經濟體制轉型與社會結構轉型同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著社會結構轉型。也就是說，中國社會轉型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推進的，社會轉型的過程也是改革開放的過程，改革推動了經濟發展，奠定了社會轉型的經濟、政治、文化基礎。中國和西方社會轉型顯著的不同點是，轉型過程中市民社會的興起，西方完全由民間興起，具有自發性；中國則是官方性和民間性、分離性與結合性并存[24]。在這個過程中，強勢政黨主導下的強勢政府，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權力經濟在相當領域影響著改革的價值取向，加速了社會的階層分化。

第四、轉型過程中社會結構超常態分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經濟體制改革不但表現為一系列經濟制度的變遷，同時催生了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市場開始在社會資源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資源配置方式和勞動產品分配方式的改變導致了利益格局的變化。由于社會各個成員在經濟體制轉化過程中的地位不同，社會角色不同，能力不同，利益分化速度加快，形成了新的利益主體和利益矛盾。特別是權力和利益集團的結合，使社會財富分配在多個層面失衡，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強勢集團越來越強，弱勢群體進一步“底層化”。經濟利益的矛盾和沖突是一切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根源，社會轉型期利益分化主導下的社會階層分化，必然隱埋社會矛盾和沖突。

第五、個體價值多元化特征明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逐步占據主導地位，深刻地影響著社會意識、社會價值和道德觀發生的變化，個人利益重新為社會所承認、尊重和保護，每個經濟活動主體都從個人經濟利益出發，按照市場活動的規則和規律進行商品生產、分配和交換。這樣，社會結構中單一利益格局（個體與國家）被利益的多元格局（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個體與國家）所取代，利益格局多元化要求不同個體在面臨選擇時承擔各自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取向，導致個體之間價值的多元化。這在實踐層面上表現為勤奮與懶惰、積極與消極、“拜金”與“厭金”、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等等不同的價值取向共存共生，甚至不同的價值取向能在同一個體中存在。這種個體價值多元化的直接影響就是整體社會價值取向沒有目標性和方向性，無法呈現出一個條理清晰的樹形結構，而是一個交叉復雜的網狀結構。在這個“價值網”里面，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被迅速分散和消耗，無法形成集中的規模性影響。

改革開放以后的20年，隨著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基調的逐漸確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形成，中國社會轉型進入了一個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進時期。可持續發展問題，既是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具體表現，又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志。在中國社會轉型的相當長時期，國家實行非均衡發展戰略，地方為回應這一戰略也采取了有重點的發展策略，其基本目標就是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推動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而對于隨著經濟增長的社會發展的回應，比如環境問題、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公平公正問題、貧富懸殊問題、地區差距問題等等，常常被忽視，導致中國在總體達到小康水平時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群體的居民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彼此之間的利益界限分明、利益要求明確，使得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中的利益矛盾突顯出來，影響整個國家的進一步轉型，這都是中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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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生物學中，“transformation”為生物演化論，特指一物種變為另一物種。“轉型”作為一個生物學范疇，原意指“微生物細胞之間以‘裸露的’脫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轉移遺傳物質的過程”，參見《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9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44頁。

[2]ThesociologyofmodernationandDevelopment，DavidHarrison著，AcademicDivisionofUnwimHymanLtd1988出版，第56頁。

[3]《社會發展理論—人性與鄉村發展取向》，蔡明哲著，臺灣巨流圖書公司1987年7月出版，第66、189頁。

[4]這是郭德宏200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現代社會轉型問題”學術研討會上所作的學術報告，載《安徽史學》2003年第1期。

[5]陸學藝、景天魁：《轉型中的中國社會》，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鄭杭生、李強：《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7]劉祖云：《社會轉型：一種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6

[8]吳忠民：《略論20世紀中國的社會轉型》，未刊稿。

[9]陳國慶：《中國近代社會轉型芻議》，《華夏文化》2001年第2期。

[10]安東霆：《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哈爾濱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

[11]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1期。

[12]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1期。

[13]楠升：《多維視野中的社會轉型――“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3期；王曉明：《'97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研究的新進展》，《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4期。

[14]朱志萍：《首屆“社會轉型與社會心態”學術研討會綜述》，《哲學動態》2000年第5期。

[15]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結構性變化的主要過程包括4個方面：勞動者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生產活動，即工業化過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比例發生了變化，即城市化過程；工業自身尤其是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變化；服務業部門的結構轉變。

[16]李培林著：《中國改革中期的制度創新與面臨的挑戰》，《社會學研究》1997年1月。

[17]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1期。

[18]王曉明：《'97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研究的新進展》，《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4期。

[19]王曉明：《'97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研究的新進展》，《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4期。

[20]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1期。

[21]朱志萍：《首屆“社會轉型與社會心態”學術研討會綜述》，《哲學動態》2000年第5期。

[22]吳忠民：《略論20世紀中國的社會轉型》，未刊稿。

[23]《當代中國轉型期社會形態研究》，賀善侃著，學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7頁。

[24]朱志萍：《首屆“社會轉型與社會心態”學術研討會綜述》，《哲學動態》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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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社會轉型期道德滑坡現象思考

社會轉型期國人道德滑坡現象之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我國的社會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社會也進入轉型期。在此期間，社會的道德環境出現了相當程度的惡化，人心不古的嘆惜聲不絕于耳。當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社會道德水平影響到和諧社會建設時，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道德建設到底哪里出了問題。

當前社會道德出現滑坡現象的主要原因

(一)社會轉型太快，道德體系建設沒有跟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要引起人們道德觀念和行為的變化，這種變化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中國人傳統的義利觀、效率觀中包含的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內容，比如“君子言義不言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重人際和諧不重工作效率。謀人勝于謀事等觀念受到挑戰，逐步被淘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道德觀念開始逐步確立，追求個人正當利益、重視個人價值、開拓創新、平等競爭、講求效率、珍惜時間、崇尚科學、尊重知識和人才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但是社會轉型之快，一時讓人們難以適應。人們久已習慣的道德觀念、道德理想和信念、善惡標準都受到了挑戰和沖擊，而新的觀念和標準究竟是什么，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混淆甚至顛倒了。道德行為失范，道德評價混亂，道德精神迷失，中國的倫理道德狀況成為一個經久不衰的熱門話題。

(二)過分強調物質利益，導致對精神追求淡漠，社會出現貶抑精神價值傾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追求利益，并沒有錯。但往往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黨強調物質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但在社會上長期存在一手軟一手硬。在改革開放以后，已經開始了對追求物質利益公開的鼓勵與倡導，相比以前“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以前是精神的追求比重過大了，就是當年的大躍進，也主要是精神層面的，現實中以失敗而告終。可改革開放之后變了，不是越窮越光榮了。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無形中引導了努力方向，社會中出現貶抑精神價值追求的現象也就在所難免了。

(三)誠信缺失，導致社會信任危機。奶粉里摻三聚氰胺，油條里面摻洗衣粉，炒菜用地溝油，油炸食品里含蘇丹紅，豬肉里面注水，用瘦肉精，上大學冒名頂替，見死不救屢見不鮮，以次充好，假冒偽劣不計其數。這些無論哪一個都能讓人感到很無奈甚至很受傷。

其中，政府部門一些公眾事件處理不當引起了百姓對政府的嚴重不滿，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比如云南晉寧縣的“躲貓貓”事件中看守所的聲明、杭州“5·7”飆車案中交警的速度通報等，都是不負責任的推辭與掩蓋。這些都造成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一些企業甚至是知名大企業的造假行為，比如三鹿集團的毒奶粉，給許多的家庭造成了不幸。這種不誠信行為直接導致了三鹿的破產，但更嚴重的是造成了民眾對企業生產行為的不信任。社會上的詐騙成風，不計其數的人們上當受騙，結果就是人們以鄰為壑，造成人們之間的互不信任。

(四)腐敗問題導致導向偏差。當前，腐敗現象給社會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給整體的干部形象蒙上一層陰影。此外，官員作風不正，還極易引起群眾的仿效，帶壞民風，或者有些群眾為達到自己的功利性目的，奉承迎合，形成社會風氣敗壞。中國古代文化中有“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觀念，官員對于群眾的教育，不

在乎你能講多少馬列主義的大道理，而在乎你的言行是否符合黨對干部的標準和要求，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五)網絡推波助瀾。在一個生活節奏加快、越來越注重物欲和功利化的時代，網絡與電腦也越來越以其自由、便捷、隱秘滲透入人們的生活，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雖然網絡文化活躍了人們的精神生活，豐富了文化的價值內涵，但不可否認，它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明顯甚至嚴重，它對傳統道德價值觀念的消解和顛覆是毋庸置疑的。正因為網絡文化以空前的滲透力消解著當代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念，輕者造成傳統文化的失落、人們精神的困惑與迷茫，重者導致個人主義、物欲主義泛濫成災甚至網絡犯罪的日益嚴重。

重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道德體系的幾點對策

針對我國當前的道德建設困境，我們應該去完善我們的道德建設，使之適應我們面臨的經濟建設，改善民眾的社會生活環境，使人們在其中生活的更加幸福、和諧。為此，有以下建議。

(一)合理揚棄我國傳統美德。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我們民族之魂，我們民族精神的脊梁。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總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經濟、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傳統文化，也是否定歷史，否定民族精神。人為地割斷自己的“根”。我們民族所看重的天人合一的和諧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天下為公的奉獻精神、崇禮重義的仁愛精神、誠實守信的踐行精神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的優秀民族精神，這些都不應該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舍棄掉。它依然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質的核心。所以，重新構建我們的道德體系，不要一味地去拿來主義，多弘揚我們許多優秀的東西。

(二)理順道德建設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好多認為人心不古的人們，把當前社會道德滑坡現象歸罪于市場經濟，認為是市場經濟的逐利特性導致了人們道德標準混亂與水平下降。從實踐上看，恰恰是當前反市場經濟行為是造成不道德和不良風氣的重要原因。真正的市場經濟是公正的、平等的、自由的、法治的、有秩序的，它不允許坑蒙拐騙，也不允許鉆法律空子，從而對道德建設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

(三)適當把一部分道德問題納入法律范疇。新加坡環境一直為國外游人所稱道，可最早時候并不這樣。通過法律措施，對一些違反公德的行為嚴懲不殆，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新加坡罰款項目名目繁多，幾乎涉及所有公共領域。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加坡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罰出來的。通過這樣的道德問題法治化，從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整個國家的道德水平，我們可以借鑒這個很好的經驗。

另外，作為教師，我們的本職工作就是教書育人，我們理應在教育教學的過程當中有意識的培養學生們的良好道德品質。

總之，目前我們所處的道德環境已經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針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有利于我們去努力想辦法，改善我們的道德環境，構建適合我國當前實際情況的道德體系，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更加幸福和諧。

第三篇：體育科研中的社會轉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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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研中的社會轉型現象

作者：王子樸

來源：《體育教學》2012年第10期

社會轉型問題是一段時期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文化乃至政治領域經常談論的一個重大命題。其實何止一段時期以來，我國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似乎一直都處在幾個不同的轉型期內，這就是所謂的社會變遷過程。雖然社會變遷是一個持續不斷緩慢發展的過程，但社會轉型卻是這個過程中相對劇烈一些的階段性體現，社會學曾形象地比喻為“驚險一跳”。當前中國就是處在這樣的一個轉型期中，而且愈發臨近這“驚險一跳”階段，所以這個轉型期是當下我們要高度重視的。

當前我們體育科研領域似乎也到了某種意義上的轉型階段，從小到大的科研隊伍和力量，從點到面的科研主體和對象，從曾經高寒到滿園春色的科研現狀，體育科研今天從繁華程度來講達到了鼎盛時期。只是繁華表面下掩蓋不住那些躁動：成果似海，但有實際價值的不多；研者如云，真正學術自覺者難覓。浮夸、虛假之風大有當年大躍進之勢。這種現狀正說明了當前體育科研領域中的社會轉型特征。

任何時期的社會轉型都有一些共性特征，比如社會躁動不安，不穩定因素增加；比如社會成員格外關注自身利益，引發各種利益矛盾和利益紛爭等等。當前體育科研領域中的繁榮以及之下掩蓋不住的那些浮夸之風，與轉型期社會中的這些共性特征是何其相似，甚至就是一回事。當前社會轉型期內的體育科研，如果說能夠真正承擔著為體育強國服務的使命，應當需要對復雜的內在問題解決，更面臨著體育科研體制轉軌的使命，而且這兩種任務相輔相成，互為促進或制約。

這一個時期，體育科研呈現出的內在問題世人皆知：從研究的內容和價值上，體現在低水平重復，研究結果脫離實際，體現不出任何科研意義；從研究群體的學術道德水準而言，也沒有看出板凳一坐十年冷的踏實作風和科學素養，甚至學術不端行為越演愈烈，查新查偽儼然成為了跨入學術殿堂的第一道門檻。解決此類問題，體育科研體制改革成為必然。也就是說，現階段這種體育科研考評體制得不到很好轉軌的話，當前體育科研的社會轉型期這一“驚險一跳”，其后果將是既驚又險。

當年為了激發體育工作者的科研態度，促進曾經一窮二白的科研水平，我們采用了一些今天看來還十分有效的激勵措施。比如和職稱掛鉤，和獎勵掛鉤等，這原本沒錯，錯的是在到了轉型期時，這種科研考評體制未能很好轉軌，沒有及時地適應轉型期這些問題的出現。量的程度上來了，質的問題沒有跟上來，而且這種體制已經制約了本該源自內在動力方面的學術自覺出現。

第四篇：轉型期呼喚社會管理創新

轉型期呼喚社會管理創新

——關于“十八大”精神社會管理創新有感

學習了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的報告中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想到了我區在加強社會管理創新、引領社會管理發展等各個層面的探索，頗有感觸。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城市管理愈來愈成為政府工作難點。管理就是“管制”、和諧就是“維穩” 成為多數人對社會管理最為直觀的印象。在執法過程中，由具體部門臨時召集幾家執法單位，聯手行動，綜合治理，往往立竿見影，但治標不治本，反復發作，重“管”輕“理”的弊端十分突出。

社會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不但需要執法者秉公執法，牢固樹立“寓服務于管理之中”理念，以科學管理和周到服務來贏得民眾對管理者的理解和信賴，而且還要求其他領域的“建設者”不斷加強頂層設計、疏解發展矛盾，從規劃布局、環境治理、道德教育等各個方面共同努力，激發社會管理共建正能量。

目前，在全區推廣的“大聯勤”對加強社會管理起到了較大作用，實踐證明效果顯著。通過“大聯勤”這一個平臺，將信息、人員、技術、設備等資源有效整合。將關口前移，一線聯勤隊員對轄區開展網格化巡防，通過勸導、服務及時處理問題，解決矛盾。如遇單部門不能解決的問題時，及時由聯勤指揮中心開展多部門聯合處置，并納入常態化巡防。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執法

沖突少了，社會管理效果也提升了，這就是創新社會管理帶來的成效。這些成效，正推動著社會管理不斷轉變。

首先，工作理念發生了轉變，將傳統的整治命令轉換到以人為本，到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其次，職能也發生了轉變，注重運用社會力量、形成多方合力開展工作；第三是措施的轉變，從習慣“滅火”，到注重前端管理的轉變；最后是方式的轉變，從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視運用經濟、行政、道德、科技等綜合手段的轉變。

這些轉變，正推動者創新社會管理這一觀念深入人心。但，無論如何創新，社會管理的落腳點還是改善民生，為民辦實事，于民得實惠。

第五篇：社會轉型期的農村經濟探析

轉自論文部落論文范文發表論文發表

社會轉型期的農村經濟探析

作者：朱玨

摘要：農村經濟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是提高國民經濟水平的前提條件。根據當前的情況，本文通過分析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農村經濟目前存在的問題和制約因素，提出可行的改善農村經濟發展的新策略，為政府提供有益的建議和參考。

關鍵詞：轉型農村經濟；經濟轉軌；農村經濟模式

中圖分類號：F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0

2一、轉型農村經濟概念的界定及文獻綜述

（一）轉型期農村經濟概念的界定

“轉型”一詞屬外來詞匯，原是指發展模型的轉換的意思。轉型概念最早運用于社會學領域，并使用“社會轉型”一詞來表達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結構轉換的內涵。例如，一些學者在我國農村社會轉型是由“全耕農業社會”向“半耕農業社會”轉變，認為農村經濟在轉型時期的社會和改變結構的五個方面改變，包括農民社會心理結構和價值觀的變化，農民和干部的農村社會心理的變化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改變。

在我國經濟學領域早期使用“經濟轉軌”一詞來表達“經濟轉型”的含義，并形成和興起了“轉軌經濟學”（當前稱為轉型經濟學）。經濟轉型概念最早也最典型的含義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現代語義的“經濟轉型”指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和國家現代化三重目標的疊加。農村經濟轉型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狹義上，農村經濟轉型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改革行政村，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發展農民收入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由于農村經濟轉型和農村發展和社會結構的改變和文化是分不開的，所以理解從廣義上講，包括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農業副業”模式轉變的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轉變農民的收入從窮國到富國、生活方式轉變從封閉到開放的現狀，農民新的職業和社會結構轉型的血農村農民產業邊緣農村轉型、農耕文化崇拜（土地）和工業和商業文化融合。研究對象在這種方式，農村經濟轉型的時間限制的歷史起點上，內容也擴展到農村的發展，農村經濟和社會的變化，形成了農村經濟和社會一體化，即農村經濟轉型。

（二）轉型期農村經濟研究綜述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是一個在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同時也吸引了不少學者的關注。邴正、鐘賢巍認為認為，目前，全球社會的發展提出了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的社會活動，信息化快速發展，社會二元化不斷擴大。社會活動組的全球合作的四大趨勢。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結構轉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對社會的發展從匱乏型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社會。陸益龍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從政策獲得更大的利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較大，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逐漸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制度化，民主化。但在農村社會事業發展之間的不協調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一是在欠發達的農村公共衛生體系；二是農村公共制度的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三是城鄉社會發展差距繼續擴大；四農村社會發展的地區差距。

二、轉型期的農村經濟模式分析

中國在市場化改革之后，經濟社會發展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而這些區域差異體現在經濟發展程度、制度變遷程度、經濟增長模式等各個方面。這種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使得不同地區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驅動力量、轉型過程及轉型

后的區域經濟社會形態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性，這種不同區域間的差異構成了不同區域經濟社會轉型的不同模式。有學者將社會轉型的形式歸納為兩種：一種是以階級斗爭為中軸的社會轉型，另一種是以理性化規范結構的現代化過程為中軸的社會轉型。這是一種理論模式或驅動模式的劃分，重點表現了我國兩個重要社會轉折點的社會轉型驅動力的差異，其中前一轉型模式與本書的農村經濟社會轉型的內涵不符，當前的農村經濟社會轉型顯然屬于第二種轉型。

還有的農村經濟學學者根據長江三角洲的推動力的經濟和社會轉型，發展水平和現狀的特征差異，對農村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分成：全面的社會轉型，部分的轉型，半社會轉型，低度的社會轉型四個基本模式，低轉換和各種模式的推動力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總結主要農村類型。

三、轉型期的農村經濟特征分析

我國農村的經濟社會轉型是特定時期、特定國度中的特定類型區域的經濟社會轉型，因而也就擁有不同于其他時期、其他國家和其他類型區域的轉型特點。有學者認為，中國的社會轉型不僅具有完整性和復雜性的特點，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具有長期性的特點。中國當代的完整性是三個交織在一起的社會轉型和社會轉型的一個復雜的轉換，即由獨立的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在中國同時，封建社會開始成為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傳統的農業社會也開始過渡到現代工業和商業社會。和它的復雜性體現在西方人用幾百年才能解決的問題，如工業化、民主化、市場化，積壓在一起一個世紀，中國的定居點，這決定了該地區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中國的現代轉換。另外還從經濟轉型的角度的時間演化認為市場轉型和不平等之間的關系會隨著時間改變U曲線，不平等在最初下降但在然后逐漸接。有學者曾指出，發展的不平衡將貫穿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始終，這種不平衡性表現為地域之間、城鄉之間以及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即提出了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性與社會階層分配的不平衡性是經濟轉型的基本特征。

實踐的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表明，農村經濟的轉型與發展農村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發展是密不可分的，轉變農村經濟發展是村域的前提和發展的基礎，社會和文化轉型因此，農村經濟轉型需要從廣義上理解，它包括自1978年以來發生在農村范圍內的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轉型，和由經濟轉型推動的農村社會轉型和農村文化轉型。我們基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村調查研究，認為我國農村改革發展30年，農村社區總體上已經完成了四大轉型，與傳統農村社區比較具有以下新的特征。

第一，首先所有制結構也已發生重大變化，已由一個單一的集體經濟轉變為，農民經濟、集體經濟，新經濟新模式三足鼎立；但超過半數的村集體經濟薄弱，新經濟體處在起步階段，農戶經濟（包括個體工商戶）仍是社區經濟的主體。

第二，產業結構總體上，它已經成為一個“農業——副業”型轉向基于農業、工業、服務業為主體，支持產業；但多數社區的農業產業內部分化迅速，種植業、養殖業大戶和花卉苗木、水果蔬菜專業戶大量涌現，現代農業因素緩慢生長，工業和商業發展剛剛起步，社區分工簡單，生產力和技術落后。

第三，在總體上已經完成轉型的社區文化，在“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的理念和策略的影響下，農業文化和工業文化，商業文化，相互沖突的整合。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之風吹遍鄉村大地；但仍有部分社區的鄉土文化保留較為完整，居民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仍然具有強烈的鄉土地域特色。

四、轉型期農村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

（一）未來農村經濟發展的非農化

部分農村勞力的非農化傾向。農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非農化傾向本來是發達國家常有的現象。在中國，這種傾向在部分地區已經初見苗頭。但它和發達國家的非農化傾向不

同，它不是由于農業資本集中和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而使農民被擠出農業生產部門所引起的。它也和舊中國農村破產，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擁入城市不同。在商品經濟有所發展以后的現代中國農村，農村勞動力是主動流向城市的。

由于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去從事輔助性勞動，面這種勞動的報酬又大大高于農業，因而有相當一部分人丟下土地，到城市中去作合同工。還有一部分人，由于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興辦了各種各樣的第三產業，其中有的從事服務性行業，有的從事商業，也有從事建筑業和運輸業的。它們的出現，為城市建設添增了一批有生力量。從事這些職業的人，由于工資較高，樂意離農，因而在很多地方的城市郊區發生土地擱荒的現象。城市市政當局也因郊區離農傾向嚴重而為蔬菜供應前途憂慮。這些問題確實是應該認真注意解決的。一般來說，在中國農村非農化趨勢呈現部分的勞動產品的農村商品經濟發展，有利于農村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農村經濟的繁榮。

（二）土地承包到租賃——土地經營制度新的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大量農村務工人員涌入農村，原有的土地承包制度的弊端不斷顯現，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土地經營的方向問題。換言之就是要把農村土地經營逐步轉上社會化、商品化、市場化的道路，并將競爭機制引進承包經營中。個別地方在開發性農業的承包中試行了招標承包方式，是符合這一發展方向的。但要根本改變目前農村所普遍實行的“平均“承包制，需要具備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大量農業勞力的非農化轉移，而這卻是不可能在短期內普遍實現的。

在現行土地經營制度下，還有一個現象極富啟示性。就是在一部分農民放棄土地的同時，相當部分農民在已經轉移到非農產業以后，仍然愿意承包一部分口糧田。他們之所以愿意承包，主要是由于對土地的眷戀，在這種眷戀中，包含著中國農民對于土地的古老信念和對非農產業不習慣的心理，既有感情上的因素，又有經濟上的原因。這是可以理解，也應當尊重的。這一部分農民往往要利用假日或工余來對作物進行管理，也有由家屬負責耕種的。在家庭缺乏勞動力時，他們寧愿通過“轉承包”來繼續保有對土地的權利。這種狀況充分反映現階段農民在土地問題上的心態，而這種心態，歸根結底是由現階段農村生產力的水平所決定的。

（三）農村經濟工業化的方興未艾

“農村工業化”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開始出現，這個現象是與部分農村勞力的非農化傾向同時發生的。在一部分地區，特別是沿海沿江和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已在全鄉范圍內或全村范圍內出現了兩個多數，一個是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產值占80%以上，是多數；另一個是在全部勞動力中，從事工業的勞力占60%以上，也是多數。人們把這種主體產業轉移的現象稱作“農村工業化”。已經實現“農村工業化”的鄉村，不僅在產業結構、勞力結構上有了重大變化，而且隨著他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也都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

（四）市場機制發揮更大作用

市場和價格，這已成為農民關心的頭等大事。放松價格控制，完善市場機制，加強客觀調節，這是我國農村在實施第二步改革即改變統派購制度以后，客觀形勢向人們提出的要求。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相當嚴峻的問題。原因在于農村流通體制改革以后，價格的雙軌制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中的現實，但人們往往對這一狀況沒有給以正視。其原因部分來自習慣勢力，部分來自“市場盲”。改革開放以前農村經濟一直是在行政管理為主的產品經濟體制下運行的，除了行政方法以外，根本不知道還有什么別的有效辦法，所以在遇到問題時，往往用老辦法來對付，“市場盲”對市場信息既嗅不著，亦聽不見。習慣勢力和“市場盲”結合在一起，使農村經濟管理嚴重落后于形勢的要求。

（五）從封閉到開放

對外開放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與這一趨勢相聯系的是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和內地開發戰略正在并行前進。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問題是當前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富于吸引力的問題。有這么一種看法，當前，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著良好的機遇。隨著勞動力成本的變化狀況，調整工業結構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低勞動力成本的地方。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中國的沿海地區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一般來說，沿海地區，超過一億或到一億人口，必須有一個領袖，有一個計劃，一步一步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進一步發展外向型經濟。它應被視為一個戰略。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農村經濟中的反響尤為熱烈。我國廣大農村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很多地方的剩余勞力問題還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這一發展戰略的實施，必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從而有利于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繁榮。

（六）新經濟聯合體

在專業戶，專業村普遍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許多新經濟聯合體，它們推動了農村新的聯合的勢頭。近年以來，各地在專業戶大量發展的條件下出現了許多形式各異，品種繁多的專業村，與分散的專業戶相比，它有許多優勢，其中優勢之一就是便于組織協作，便于進一步在產供銷方面進行分工，一句話就是便于較大規模地發展商品生產。新經濟聯合體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但在新經濟聯合體的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也確實不少，其中問題之一是停滯和逆轉情形的發生。有關部門對個別地區所作的調查表明，聯合體發展停滯與逆轉的原因是：（1）新聯合體底子薄，條件差，往往受資金，能源，設備短缺的影響和信息不靈的困擾而被迫縮小規模，甚至停產下馬。（2）不善經營，在市場競爭中被擠垮。（3）技術落后，產品質量不能保證。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由于鄉鎮企業主管部門對它們既缺乏正確指導，又缺乏政策支持，更缺乏有效服務，這些教訓值得認真吸取。

五、結語

在我國國民經濟當中，農村經濟是基礎，同時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整體的國民經濟發展勢頭和后勁力量也會受到農村經濟的影響。特別是當前經濟改革已進入深水區，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更要注重農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農村經濟轉型更是今后改革關注的重點。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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