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轉型期社會政治、文化調查

轉型期社會政治、文化調查

性別_______學院_____________年級________

1.你覺得周圍同學參與政治討論的積極性如何？（）

A.很積極地討論并分析政治問題

B.缺少興趣，積極性不高

C.認為政治問題很敏感，不愿討論

D.學業負擔較重，有心無力

2.在學校期間你有沒有打算爭取入黨？（）

A 有，會努力爭取B有，已經遞交入黨申請書

C覺得了解不夠，沒想過D想過，但覺得自己還有點距離

3.您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途徑是()

A黨團教育B網絡教育C 自學教育D其他______________

4.政治信任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你覺得影響政治信任度的最主要因素是？（）

A.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B.國家各級干部的親民程度

C.國家政策D.負面信息的影響

5.你認為社會轉型期影響弱勢群體政治參與的因素有哪些？（）

A.要維持生計而無暇參與政治活動B.弱勢群體的社會影響力

C.社會信息方面的障礙D.自身素質的有限性

6.2003年我國報考公務員的人數是8.7萬人；2010年，已增長至146萬，你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

A.公務員無特定專業要求，可競爭面廣B.當代社會競爭普遍比較激烈

C.相當一部分競爭者存有不正確動機D.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7.在轉型時期，你覺得我們應如何統籌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

A.經濟發展必須以政治清明為前提B.經濟發展優先 ,兼顧政治改革

C.側重政治改革以指導經濟發展D.市場化的經濟與政治沒有關系

8.伴隨社會的發展，很多珍貴的民俗文化正走向消亡，你對此有和看法（）

A.民俗文化局限性強，無法適應社會發展B.新時期社會文化應該統一、簡約

C.文化生活已十分豐富，少一些沒什么D.保留文化與尋求利益難以統一

9.您周圍的同學經常議論的中心話題是（）

A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B民主與政體改革C畢業D戀愛問題E同學關系F國際話題

G日常學習與生活問題

10.你認為目前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追求是()

A無私奉獻B功利主義C金錢崇拜D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11.在音樂、電影、書籍等選擇的問題上，你更偏向于本土還是國外？（）

A.本土，貼近我們現在的生活B.國外，有很強的趣味性和欣賞性

C.國外，校園內的氛圍就是這樣D.沒有偏好，能兼顧兩者

12.除了生活費，你最大的開銷是：（）

A購買電子產品B買書C娛樂D游玩E談戀愛

13.在學習之余，你通常會通過哪種方式放松自己？可多選（）

A.看電影B.聽音樂C.看新聞

D.學習非專業知識E.瀏覽社交網絡F.聊天

G.打游戲

14.社會上不時有見義不敢為、遇弱不愿幫的事件發生，你對此有何看法？（）

A.道德與責任感缺失，社會人文前景堪憂B.這些只是個案，不能以偏概全

C.相關方面法制還不健全D.其它______________

15.如果老師可以向你提供任何你想要的知識，你最想得到關于哪方面的知識（多選）（）

A專業課知識B學習方法及技巧

C人際交往的關系及技巧D減壓的方法

E心理疏導方面的知識F實驗技巧與技能

G以后發展指導

16.如果你所在的群體與你的期望相差甚遠，你會（）

A努力改變這個群體，使之成為有利于自己的發展

B順其自然，但會盡力堅持自己的理想

C隨波逐流，我根本抵御不了集體壓力

D離開這個群體，去尋找一個更適合自己的群體

謝謝你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寫我們的問卷(*^__^*)

第二篇：社會轉型和轉型期社會綜合現象

文章標題：社會轉型和轉型期社會綜合現象

社會轉型是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過程，是社會的結構性變革和整體性發展。本文具體分析社會轉型的內涵、轉型期社會綜合候癥及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征，以便從歷史的社會的變遷中分析和把握利益關系和利益矛盾。

一、社會轉型的內涵

“社會轉型”(socialtransformation)一

詞來源于西方發展社會學理論和現代化理論，是對生物學“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轉用[1]，西方社會學家借此概念來描述社會結構具有進化意義的轉變。西方社會學家大衛·哈利生最早在《現代化與發展社會學》一書中[2]，運用“社會轉型”來論述現代化和社會發展。臺灣社會學家蔡明哲在《社會發展理論—人性與鄉村發展取向》中首次把“socialtransformation”譯為“社會轉型”，并提出了“發展就是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社會的一種社會轉型與成長過程”的思想[3]。

社會轉型問題是國內外社會學家始終關注的理論話題之一。西方關于社會轉型的研究基本上圍繞社會如何從傳統型轉向現代型的過程展開，“傳統”與“現代”成為研究的基本視點。如英國的H·斯賓賽將社會劃分為“軍事社會”與“工業社會”；法國的E·迪爾凱姆將社會劃分為“機械聯系社會”和“有機聯系社會”，認為社會的轉型與變遷本質上看首先是法律與道德的變遷；德國的F·滕尼斯將社會劃分為“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認為社會的轉型主要表現為從社區轉向社會，包括了由血緣關系轉變為業緣關系、由鄉村轉向城鎮、維系社會整合的基礎----由習俗轉向法律、社會價值觀由靠信仰的力量形成轉向靠輿論的力量維持、生存依賴由靠農業為轉向靠工業為主；德國的M·韋伯將社會劃分為“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認為現代社會的特質是現代性；美國的C·E·梅花將社會劃分為“身份社會”與“契約社會”；美國的H·貝克將社會劃分為“宗教社會”與“世俗社會”；哈貝馬斯則用交往行為理論闡述了規范和重構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問題，等等。從這些大家的研究中，不難發現，“軍事社會”、“機械聯系社會”、“禮俗社會”、“身份社會”及“宗教社會”都是從不同角度或側面反映了傳統社會落后的、靜止的、封閉的和陳舊的社會狀態和觀念，“工業社會”、“有機聯系社會”、“法理社會”、“契約社會”、“世俗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則從不同角度或側面反映了現代社會先進的、流動的、開放的和創新的社會狀態和觀念。

我國關于社會轉型的研究，主要圍繞現代化過程展開，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種[4]：

第一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5]。

第二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變遷，主要指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或者說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變的過程。它和社會現代化是重合的，幾乎是同義的[6]。

第三種觀點是認為社會轉型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包括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過程、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此消彼長的進化過程和整體性的社會發展過程三個方面[7]。

第四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指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結構性變動和整體性轉化。主要包括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化、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化、分化不明顯的社會向高度分化的社會轉化、宗教準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轉化等五個方面的內容[8]。

第五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但對其含義的理解又不完全相同。一種觀點認為廣義的社會轉型，是指人類社會從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轉變，例如從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一種質的變化；狹義的社會轉型是指在同一個社會形態下，社會生活的某一個或幾個方面發生了較大甚至較為劇烈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不涉及社會形態的變化，只是一種量變[9]。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廣義的社會轉型可用于說明社會各層面的變化，如經濟轉型、政治轉型、意識形態轉型等；狹義的社會轉型則是指文明類型的轉變，如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10]。有的還認為狹義的社會轉型，主要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11]。

第六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一種整體性發展，即包括經濟增長在內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會保障、醫療保健、社會秩序等方面在內的社會全面發展，其中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是社會發展的本質內容。

第七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是一種特殊的結構性變動，既意味著經濟結構的轉換，也意味著其他社會結構層面的轉換，因此是一種全面的結構性過渡。

第八種觀點認為應把社會轉型提升到哲學層面來思考，即認為社會

轉型是代表著歷史發展趨勢的實踐主體自覺推進社會變革的歷史創造性活動，具體來說可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社會轉型的主體不是社會結構，而是從事現實歷史活動的實踐的人；二是應當從歷史的積極能動因素――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方面和主體的“能動生活過程”去思考揭示社會轉型的本質；三是尋求社會轉型的意義應著眼于人的價值取向與目的，把歷史發展的漸進性中

斷與歷史的上升運動和生活發展觀念聯系起來[12]。

第九種觀點認為從廣義文化學的角度看社會轉型就是文化轉型，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整體性變革，它具有高于政治、經濟結構轉型的超前性和獨立性[13]。

第十種觀點認為社會轉型就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樣化的過程[14]。

綜上所述，所謂社會轉型，就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運行機制從一種型式向另一種型式轉換的運動過程，是一切社會形態的質變、飛躍，社會革命、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改革和變遷等都可視為社會轉型的形式。社會轉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體制轉軌，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二是社會整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即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體系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三是指社會形態變遷，即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所以，社會轉型是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過程，是社會的結構性變革和整體性發展，既包括經濟基礎的變革，也包括上層建筑的調整，通過確定新的社會經濟秩序，整合社會資源，推動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的整體性變遷。

二、轉型期社會綜合候癥

所謂社會綜合候癥，即社會發展中的非常態社會現象。在歷史上，每一次社會形態的更替，都經歷過社會轉型期。轉型期社會一般都存在社會結構的不平衡性、社會矛盾的尖銳性和社會內容的創新性。

1、社會分化的急劇加快。美國當代結構主義理論大師彼特·布勞的結構變遷理論認為：社會結構（socialconstruction）的組成實際上是指由個人所組成的不同群體或階層在社會中所占據的位置，以及它們之間表現出來的交往關系。社會結構可以由一定的結構參數加以定量描述，包括從水平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的類別參數，如性別、宗教、種族、職業等，以及從垂直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的等級參數，如收入、財富、教育、權力等。結構參數就是人們的屬性。這兩類參數之間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從而使社會結構的類型顯得更加復雜多樣。而社會分化（Thesocialdifferentiation）就是指社會結構系統不斷分解成新的社會要素，各種社會關系分割重組最終形成新的結構及功能專門化（TheProfessionalization）的過程。與社會結構的構成相適應，社會分化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是社會異質性增加，即群體的類別增多；二是社會不平等程度的變化，即社會群體間的差距拉大。而社會整合是針對社會分化產生的異質性超越原有的規范而提出來的，是指通過各種方式，將社會結構不同的構成要素、互動關系及其功能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從而提高整個人類社會一體化程度的過程。社會結構愈復雜，社會異質性程度愈高，社會分化與整合就愈頻繁。社會轉型實際上就是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環往復中不斷得以進步和發展的，所不同的是，在加速轉型期，社會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廣度比任何時期都要深刻，以致社會整合常常難以適應它的變化而使社會出現“斷裂和失衡”現象，而這正是導致社會不穩定和社會問題大量涌現的根本性原因。所以，社會結構的不斷分化與整合是轉型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和根本動力。

2、社會價值觀的沖突凸顯。所謂社會價值觀，就是指在社會實踐和文化傳承基礎上形成的關于價值關系的取向性、評價性的觀念形式，集中體現了社會行為的態度、準則。社會轉型在價值觀上的反映，就是舊的社會價值體系消解、失效，新的社會價值體系生成、發展的過程。就本質上講，社會轉型是同人的終極關懷、人的完整性、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解放緊密聯系的，客觀上需要以人的價值實現和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為最大擔負。但是，社會轉型造成了主體利益和價值取向多元化的格局，不同利益主體形成不同的群體或階層，在這些特殊利益主體之間必然形成不同的政治價值、倫理價值、人生價值并由此發生沖突和對立，致使原來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被更現實的生存斗爭、生命發展觀念所淡化，個體主體本位意識凸顯，極端個人主義價值觀滋長蔓延。經濟主體的角色，使功利性與實用性成為衡量價值的重要尺度，經濟的增長、適應環境能力的增強和資源利用水平的提高等成為許多經濟主體行動的基本價值取向，只講局部和個人利益，不講全局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他人利益；只顧個人滿足，不顧他人需要；只求當前自身利益的實現，不記長遠后代的發展。一元價值觀與多元價值觀的對立、個人主體本位與社會主體本位的價值觀沖突、道德取向和利益取向的價值沖突，成為轉型期社會價值體系建構與解構過程中最顯著的特點。

3、經濟體制的重新建構。社會轉型在經濟領域的反映，主要表現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轉型的要素之一。西方理論界對轉型期社會的經濟研究主要借用新古典經濟理論和產權理論，共同的結論是社會轉型的過程就是私有產權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的過程。馬其頓經濟學家K·博戈耶夫在《經濟轉型》中提出，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現在進行的轉型的最終目標是從中央計劃管理的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轉變或變成市場經濟的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制度”。捷克的克勞斯認為捷克已進入后轉型時期，即“自由進入政壇、建立私人所有制基礎和政治權限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從供給約束型經濟向需求約束型經濟、從地區經濟向獨立的國家經濟、從以加工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向以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的轉變進程。克羅地亞經濟學家D·沃伊尼奇在其論文集《轉型的經濟與政治》中提出，“轉型”是與“改革”有著本質差別的概念，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主要是期望通過加強某些市場因素來完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而轉型的結果則是建立市民社會、民主和多元化的社會。1996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把轉型的長期目標說成是“建立一種能使生活水平長期得到提高的繁榮的市場經濟”，并指出這是“深入到規范行為和指導管理的體制轉型，既是社會轉型，也是經濟轉型”，認為只有當“轉型中的問題逐步退化為成熟的市場經濟中的正常問題”時，轉型進程才算完成。實際上，轉型期社會就是舊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逐步被新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代替的過程，是社會從較低層次的經濟發展階段向較高層次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從不完全競爭的經濟制度安排向充分競爭的經濟制度安排的轉變過程，主要體現在經濟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的資源取向的根本性變化，市場成為最重要的資源配置手段；經濟形態從鄉村型農業社會向城市型工業社會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的跟進式調整。所以，轉型期社會既表現為體制轉型(I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又表現為結構轉型(StructuralTransformation)[15]，前者主要指社會主義國家從高度集中的計劃再分配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后者遍指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型。體制轉型是在一段時間內完成的制度創新，而結構轉型則是在漫長的過程中改變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16]。

三、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征

社會轉型是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變遷，或者說由農業的、鄉村的、封閉半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變遷的過程。關于中國社會轉型的認識，在時間節點、內容、特征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

一是轉型的時間起點上，有的認為總體上中國社會轉型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正式開始，其中1840到1949年為第一階段，1949到1978年為第二階段，1978年至今為第三階段。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開始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五四”運動。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核心是從匱乏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化，只有新中國的成立才具備了這種力量，所以中國社會轉型應開始于新中國的成立。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應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因為從這以時期起，中國才真正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步伐[17]。

二是轉型的內容包涵上，有的從社會的角度把社會轉型的內容具體概括為四個層次：一是在社會的生產和生產力層次上，集中表現為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社會經濟關系、經濟形態、經濟體制層次上，集中表現為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三是在上層建筑層次上，集中表現為高度集權的傳統政治體制向民主政治體制轉變；四是在思想文化的層次上，集中表現為反映自然半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精神文化轉變。有的從以人為本的視角，把社會轉型的過程理解為人的現代化過程，或者說由傳統半傳統的人向現代人的轉變過程，包括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全面變化，也就是人的素質的重塑[18]。

三是轉型的特點概括上，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具有高度的復雜艱巨性和長期性、自覺性和計劃性、系統性和配套性、全方位的大開放性和趕超跳躍性的特點[19]。有的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基本的特點是二元結構轉換（即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的轉換）和新舊體制轉軌（即從傳統的產品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同時并存。有的認為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顯著特點是復合性、非規范性、不確定性和弱防護性，因為中國社會轉型正處于秩序重構的關鍵時期，原有的生活結構體系被打破，新的生活結構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原有的生活機制難以繼續存在，新的運行秩序的產生又需要一個過程[20]。有的認為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有三大矛盾：一是世界潮流與中國特色之間的矛盾；二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三是調控主體之間的矛盾，矛盾解決了，就說明社會轉型成功了[21]。

實際上，中國社會轉型具有“多重轉型”的特征，現代意義上中國社會轉型雖然起始于鴉片戰爭，但最顯著的社會變革是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革。中國社會轉型的特征，我們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社會轉型面臨著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背景和條件。從1840年以來，中國就開始了社會轉型的漫長歷程。到20世紀上半葉，社會轉型的進程明顯加快。但是，這種社會轉型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打壓之下進行的：一是現代經濟的增長緩慢而畸型化；二是城市化進程的停滯和畸型化；三是開放的進行但帶有明顯的半殖民地色彩；四是社會分化呈現出一種十分不規則的狀態。這種社會轉型是一種典型的“低度發展”的狀態。在建國后的30年，中國初步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開展了大規模的大眾化教育，為以后中國社會的轉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但長時間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使這一時期的社會轉型呈現出不規則、停滯甚至落后的局面，經濟長期低速增長，城市化進程緩慢，開放低限度進行，階層分化停滯甚至倒退，社會轉型幾乎都表現出一種緩慢、停滯或是走樣的情形[22]。

第二、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法制化的動態發展過程。從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看，我們可以把從1840年開始至今的轉型過程劃分為3個階段：1840年～1949年為第一階段，是慢速發展階段；1949年～1978年為第二階段，是中速發展階段；1978年至今為第三階段，是快速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建立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這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第二階段的目標是從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但受蘇聯模式影響，在路徑選擇上出現的偏差。進入第三階段，中國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轉型。所以，中國社會轉型，包括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變，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同質的單一性社會向異質的多樣性社會轉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轉變等[23]，結構轉型和體制轉型同步進行、相互交織，涉及社會所有構成要素系統的相應變化與調整，是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的過程，也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是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領域全面性的社會變革。

第三、改革成為社會轉型的最大推動力量。中國改革開放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先導的全面社會轉型，經濟體制轉型與社會結構轉型同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著社會結構轉型。也就是說，中國社會轉型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推進的，社會轉型的過程也是改革開放的過程，改革推動了經濟發展，奠定了社會轉型的經濟、政治、文化基礎。中國和西方社會轉型顯著的不同點是，轉型過程中市民社會的興起，西方完全由民間興起，具有自發性；中國則是官方性和民間性、分離性與結合性并存[24]。在這個過程中，強勢政黨主導下的強勢政府，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權力經濟在相當領域影響著改革的價值取向，加速了社會的階層分化。

第四、轉型過程中社會結構超常態分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經濟體制改革不但表現為一系列經濟制度的變遷，同時催生了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市場開始在社會資源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資源配置方式和勞動產品分配方式的改變導致了利益格局的變化。由于社會各個成員在經濟體制轉化過程中的地位不同，社會角色不同，能力不同，利益分化速度加快，形成了新的利益主體和利益矛盾。特別是權力和利益集團的結合，使社會財富分配在多個層面失衡，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強勢集團越來越強，弱勢群體進一步“底層化”。經濟利益的矛盾和沖突是一切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根源，社會轉型期利益分化主導下的社會階層分化，必然隱埋社會矛盾和沖突。

第五、個體價值多元化特征明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逐步占據主導地位，深刻地影響著社會意識、社會價值和道德觀發生的變化，個人利益重新為社會所承認、尊重和保護，每個經濟活動主體都從個人經濟利益出發，按照市場活動的規則和規律進行商品生產、分配和交換。這樣，社會結構中單一利益格局（個體與國家）被利益的多元格局（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個體與國家）所取代，利益格局多元化要求不同個體在面臨選擇時承擔各自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取向，導致個體之間價值的多元化。這在實踐層面上表現為勤奮與懶惰、積極與消極、“拜金”與“厭金”、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等等不同的價值取向共存共生，甚至不同的價值取向能在同一個體中存在。這種個體價值多元化的直接影響就是整體社會價值取向沒有目標性和方向性，無法呈現出一個條理清晰的樹形結構，而是一個交叉復雜的網狀結構。在這個“價值網”里面，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被迅速分散和消耗，無法形成集中的規模性影響。

改革開放以后的20年，隨著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基調的逐漸確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形成，中國社會轉型進入了一個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進時期。可持續發展問題，既是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具體表現，又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志。在中國社會轉型的相當長時期，國家實行非均衡發展戰略，地方為回應這一戰略也采取了有重點的發展策略，其基本目標就是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推動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而對于隨著經濟增長的社會發展的回應，比如環境問題、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公平公正問題、貧富懸殊問題、地區差距問題等等，常常被忽視，導致中國在總體達到小康水平時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群體的居民之間“發展很不平衡”，彼此之間的利益界限分明、利益要求明確，使得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中的利益矛盾突顯出來，影響整個國家的進一步轉型，這都是中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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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生物學中，“transformation”為生物演化論，特指一物種變為另一物種。“轉型”作為一個生物學范疇，原意指“微生物細胞之間以‘裸露的’脫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轉移遺傳物質的過程”，參見《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9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544頁。

[2]ThesociologyofmodernationandDevelopment，DavidHarrison著，AcademicDivisionofUnwimHymanLtd1988出版，第56頁。

[3]《社會發展理論—人性與鄉村發展取向》，蔡明哲著，臺灣巨流圖書公司1987年7月出版，第66、189頁。

[4]這是郭德宏200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現代社會轉型問題”學術研討會上所作的學術報告，載《安徽史學》2003年第1期。

[5]陸學藝、景天魁：《轉型中的中國社會》，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鄭杭生、李強：《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7]劉祖云：《社會轉型：一種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6

[8]吳忠民：《略論20世紀中國的社會轉型》，未刊稿。

[9]陳國慶：《中國近代社會轉型芻議》，《華夏文化》2001年第2期。

[10]安東霆：《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哈爾濱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

[11]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1期。

[12]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1期。

[13]楠升：《多維視野中的社會轉型――“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3期；王曉明：《'97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研究的新進展》，《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4期。

[14]朱志萍：《首屆“社會轉型與社會心態”學術研討會綜述》，《哲學動態》2000年第5期。

[15]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結構性變化的主要過程包括4個方面：勞動者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生產活動，即工業化過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比例發生了變化，即城市化過程；工業自身尤其是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變化；服務業部門的結構轉變。

[16]李培林著：《中國改革中期的制度創新與面臨的挑戰》，《社會學研究》1997年1月。

[17]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1期。

[18]王曉明：《'97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研究的新進展》，《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4期。

[19]王曉明：《'97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研究的新進展》，《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4期。

[20]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1997年第1期。

[21]朱志萍：《首屆“社會轉型與社會心態”學術研討會綜述》，《哲學動態》2000年第5期。

[22]吳忠民：《略論20世紀中國的社會轉型》，未刊稿。

[23]《當代中國轉型期社會形態研究》，賀善侃著，學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7頁。

[24]朱志萍：《首屆“社會轉型與社會心態”學術研討會綜述》，《哲學動態》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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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轉型期呼喚社會管理創新

轉型期呼喚社會管理創新

——關于“十八大”精神社會管理創新有感

學習了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的報告中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想到了我區在加強社會管理創新、引領社會管理發展等各個層面的探索，頗有感觸。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城市管理愈來愈成為政府工作難點。管理就是“管制”、和諧就是“維穩” 成為多數人對社會管理最為直觀的印象。在執法過程中，由具體部門臨時召集幾家執法單位，聯手行動，綜合治理，往往立竿見影，但治標不治本，反復發作，重“管”輕“理”的弊端十分突出。

社會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不但需要執法者秉公執法，牢固樹立“寓服務于管理之中”理念，以科學管理和周到服務來贏得民眾對管理者的理解和信賴，而且還要求其他領域的“建設者”不斷加強頂層設計、疏解發展矛盾，從規劃布局、環境治理、道德教育等各個方面共同努力，激發社會管理共建正能量。

目前，在全區推廣的“大聯勤”對加強社會管理起到了較大作用，實踐證明效果顯著。通過“大聯勤”這一個平臺，將信息、人員、技術、設備等資源有效整合。將關口前移，一線聯勤隊員對轄區開展網格化巡防，通過勸導、服務及時處理問題，解決矛盾。如遇單部門不能解決的問題時，及時由聯勤指揮中心開展多部門聯合處置，并納入常態化巡防。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執法

沖突少了，社會管理效果也提升了，這就是創新社會管理帶來的成效。這些成效，正推動著社會管理不斷轉變。

首先，工作理念發生了轉變，將傳統的整治命令轉換到以人為本，到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其次，職能也發生了轉變，注重運用社會力量、形成多方合力開展工作；第三是措施的轉變，從習慣“滅火”，到注重前端管理的轉變；最后是方式的轉變，從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視運用經濟、行政、道德、科技等綜合手段的轉變。

這些轉變，正推動者創新社會管理這一觀念深入人心。但，無論如何創新，社會管理的落腳點還是改善民生，為民辦實事，于民得實惠。

第四篇：社會轉型期的農村經濟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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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期的農村經濟探析

作者：朱玨

摘要：農村經濟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是提高國民經濟水平的前提條件。根據當前的情況，本文通過分析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農村經濟目前存在的問題和制約因素，提出可行的改善農村經濟發展的新策略，為政府提供有益的建議和參考。

關鍵詞：轉型農村經濟；經濟轉軌；農村經濟模式

中圖分類號：F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0

2一、轉型農村經濟概念的界定及文獻綜述

（一）轉型期農村經濟概念的界定

“轉型”一詞屬外來詞匯，原是指發展模型的轉換的意思。轉型概念最早運用于社會學領域，并使用“社會轉型”一詞來表達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結構轉換的內涵。例如，一些學者在我國農村社會轉型是由“全耕農業社會”向“半耕農業社會”轉變，認為農村經濟在轉型時期的社會和改變結構的五個方面改變，包括農民社會心理結構和價值觀的變化，農民和干部的農村社會心理的變化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改變。

在我國經濟學領域早期使用“經濟轉軌”一詞來表達“經濟轉型”的含義，并形成和興起了“轉軌經濟學”（當前稱為轉型經濟學）。經濟轉型概念最早也最典型的含義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現代語義的“經濟轉型”指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和國家現代化三重目標的疊加。農村經濟轉型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狹義上，農村經濟轉型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改革行政村，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發展農民收入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由于農村經濟轉型和農村發展和社會結構的改變和文化是分不開的，所以理解從廣義上講，包括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農業副業”模式轉變的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轉變農民的收入從窮國到富國、生活方式轉變從封閉到開放的現狀，農民新的職業和社會結構轉型的血農村農民產業邊緣農村轉型、農耕文化崇拜（土地）和工業和商業文化融合。研究對象在這種方式，農村經濟轉型的時間限制的歷史起點上，內容也擴展到農村的發展，農村經濟和社會的變化，形成了農村經濟和社會一體化，即農村經濟轉型。

（二）轉型期農村經濟研究綜述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是一個在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同時也吸引了不少學者的關注。邴正、鐘賢巍認為認為，目前，全球社會的發展提出了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的社會活動，信息化快速發展，社會二元化不斷擴大。社會活動組的全球合作的四大趨勢。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結構轉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對社會的發展從匱乏型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社會。陸益龍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從政策獲得更大的利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較大，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逐漸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制度化，民主化。但在農村社會事業發展之間的不協調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一是在欠發達的農村公共衛生體系；二是農村公共制度的供給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三是城鄉社會發展差距繼續擴大；四農村社會發展的地區差距。

二、轉型期的農村經濟模式分析

中國在市場化改革之后，經濟社會發展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而這些區域差異體現在經濟發展程度、制度變遷程度、經濟增長模式等各個方面。這種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使得不同地區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驅動力量、轉型過程及轉型

后的區域經濟社會形態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性，這種不同區域間的差異構成了不同區域經濟社會轉型的不同模式。有學者將社會轉型的形式歸納為兩種：一種是以階級斗爭為中軸的社會轉型，另一種是以理性化規范結構的現代化過程為中軸的社會轉型。這是一種理論模式或驅動模式的劃分，重點表現了我國兩個重要社會轉折點的社會轉型驅動力的差異，其中前一轉型模式與本書的農村經濟社會轉型的內涵不符，當前的農村經濟社會轉型顯然屬于第二種轉型。

還有的農村經濟學學者根據長江三角洲的推動力的經濟和社會轉型，發展水平和現狀的特征差異，對農村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分成：全面的社會轉型，部分的轉型，半社會轉型，低度的社會轉型四個基本模式，低轉換和各種模式的推動力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總結主要農村類型。

三、轉型期的農村經濟特征分析

我國農村的經濟社會轉型是特定時期、特定國度中的特定類型區域的經濟社會轉型，因而也就擁有不同于其他時期、其他國家和其他類型區域的轉型特點。有學者認為，中國的社會轉型不僅具有完整性和復雜性的特點，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具有長期性的特點。中國當代的完整性是三個交織在一起的社會轉型和社會轉型的一個復雜的轉換，即由獨立的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在中國同時，封建社會開始成為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傳統的農業社會也開始過渡到現代工業和商業社會。和它的復雜性體現在西方人用幾百年才能解決的問題，如工業化、民主化、市場化，積壓在一起一個世紀，中國的定居點，這決定了該地區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中國的現代轉換。另外還從經濟轉型的角度的時間演化認為市場轉型和不平等之間的關系會隨著時間改變U曲線，不平等在最初下降但在然后逐漸接。有學者曾指出，發展的不平衡將貫穿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始終，這種不平衡性表現為地域之間、城鄉之間以及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即提出了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性與社會階層分配的不平衡性是經濟轉型的基本特征。

實踐的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表明，農村經濟的轉型與發展農村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發展是密不可分的，轉變農村經濟發展是村域的前提和發展的基礎，社會和文化轉型因此，農村經濟轉型需要從廣義上理解，它包括自1978年以來發生在農村范圍內的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轉型，和由經濟轉型推動的農村社會轉型和農村文化轉型。我們基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村調查研究，認為我國農村改革發展30年，農村社區總體上已經完成了四大轉型，與傳統農村社區比較具有以下新的特征。

第一，首先所有制結構也已發生重大變化，已由一個單一的集體經濟轉變為，農民經濟、集體經濟，新經濟新模式三足鼎立；但超過半數的村集體經濟薄弱，新經濟體處在起步階段，農戶經濟（包括個體工商戶）仍是社區經濟的主體。

第二，產業結構總體上，它已經成為一個“農業——副業”型轉向基于農業、工業、服務業為主體，支持產業；但多數社區的農業產業內部分化迅速，種植業、養殖業大戶和花卉苗木、水果蔬菜專業戶大量涌現，現代農業因素緩慢生長，工業和商業發展剛剛起步，社區分工簡單，生產力和技術落后。

第三，在總體上已經完成轉型的社區文化，在“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的理念和策略的影響下，農業文化和工業文化，商業文化，相互沖突的整合。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之風吹遍鄉村大地；但仍有部分社區的鄉土文化保留較為完整，居民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仍然具有強烈的鄉土地域特色。

四、轉型期農村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

（一）未來農村經濟發展的非農化

部分農村勞力的非農化傾向。農村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非農化傾向本來是發達國家常有的現象。在中國，這種傾向在部分地區已經初見苗頭。但它和發達國家的非農化傾向不

同，它不是由于農業資本集中和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而使農民被擠出農業生產部門所引起的。它也和舊中國農村破產，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擁入城市不同。在商品經濟有所發展以后的現代中國農村，農村勞動力是主動流向城市的。

由于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去從事輔助性勞動，面這種勞動的報酬又大大高于農業，因而有相當一部分人丟下土地，到城市中去作合同工。還有一部分人，由于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興辦了各種各樣的第三產業，其中有的從事服務性行業，有的從事商業，也有從事建筑業和運輸業的。它們的出現，為城市建設添增了一批有生力量。從事這些職業的人，由于工資較高，樂意離農，因而在很多地方的城市郊區發生土地擱荒的現象。城市市政當局也因郊區離農傾向嚴重而為蔬菜供應前途憂慮。這些問題確實是應該認真注意解決的。一般來說，在中國農村非農化趨勢呈現部分的勞動產品的農村商品經濟發展，有利于農村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農村經濟的繁榮。

（二）土地承包到租賃——土地經營制度新的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大量農村務工人員涌入農村，原有的土地承包制度的弊端不斷顯現，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土地經營的方向問題。換言之就是要把農村土地經營逐步轉上社會化、商品化、市場化的道路，并將競爭機制引進承包經營中。個別地方在開發性農業的承包中試行了招標承包方式，是符合這一發展方向的。但要根本改變目前農村所普遍實行的“平均“承包制，需要具備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大量農業勞力的非農化轉移，而這卻是不可能在短期內普遍實現的。

在現行土地經營制度下，還有一個現象極富啟示性。就是在一部分農民放棄土地的同時，相當部分農民在已經轉移到非農產業以后，仍然愿意承包一部分口糧田。他們之所以愿意承包，主要是由于對土地的眷戀，在這種眷戀中，包含著中國農民對于土地的古老信念和對非農產業不習慣的心理，既有感情上的因素，又有經濟上的原因。這是可以理解，也應當尊重的。這一部分農民往往要利用假日或工余來對作物進行管理，也有由家屬負責耕種的。在家庭缺乏勞動力時，他們寧愿通過“轉承包”來繼續保有對土地的權利。這種狀況充分反映現階段農民在土地問題上的心態，而這種心態，歸根結底是由現階段農村生產力的水平所決定的。

（三）農村經濟工業化的方興未艾

“農村工業化”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開始出現，這個現象是與部分農村勞力的非農化傾向同時發生的。在一部分地區，特別是沿海沿江和大中城市郊區的農村已在全鄉范圍內或全村范圍內出現了兩個多數，一個是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產值占80%以上，是多數；另一個是在全部勞動力中，從事工業的勞力占60%以上，也是多數。人們把這種主體產業轉移的現象稱作“農村工業化”。已經實現“農村工業化”的鄉村，不僅在產業結構、勞力結構上有了重大變化，而且隨著他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也都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

（四）市場機制發揮更大作用

市場和價格，這已成為農民關心的頭等大事。放松價格控制，完善市場機制，加強客觀調節，這是我國農村在實施第二步改革即改變統派購制度以后，客觀形勢向人們提出的要求。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相當嚴峻的問題。原因在于農村流通體制改革以后，價格的雙軌制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中的現實，但人們往往對這一狀況沒有給以正視。其原因部分來自習慣勢力，部分來自“市場盲”。改革開放以前農村經濟一直是在行政管理為主的產品經濟體制下運行的，除了行政方法以外，根本不知道還有什么別的有效辦法，所以在遇到問題時，往往用老辦法來對付，“市場盲”對市場信息既嗅不著，亦聽不見。習慣勢力和“市場盲”結合在一起，使農村經濟管理嚴重落后于形勢的要求。

（五）從封閉到開放

對外開放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與這一趨勢相聯系的是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和內地開發戰略正在并行前進。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問題是當前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富于吸引力的問題。有這么一種看法，當前，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著良好的機遇。隨著勞動力成本的變化狀況，調整工業結構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是低勞動力成本的地方。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中國的沿海地區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一般來說，沿海地區，超過一億或到一億人口，必須有一個領袖，有一個計劃，一步一步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進一步發展外向型經濟。它應被視為一個戰略。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農村經濟中的反響尤為熱烈。我國廣大農村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很多地方的剩余勞力問題還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這一發展戰略的實施，必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從而有利于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繁榮。

（六）新經濟聯合體

在專業戶，專業村普遍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許多新經濟聯合體，它們推動了農村新的聯合的勢頭。近年以來，各地在專業戶大量發展的條件下出現了許多形式各異，品種繁多的專業村，與分散的專業戶相比，它有許多優勢，其中優勢之一就是便于組織協作，便于進一步在產供銷方面進行分工，一句話就是便于較大規模地發展商品生產。新經濟聯合體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但在新經濟聯合體的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也確實不少，其中問題之一是停滯和逆轉情形的發生。有關部門對個別地區所作的調查表明，聯合體發展停滯與逆轉的原因是：（1）新聯合體底子薄，條件差，往往受資金，能源，設備短缺的影響和信息不靈的困擾而被迫縮小規模，甚至停產下馬。（2）不善經營，在市場競爭中被擠垮。（3）技術落后，產品質量不能保證。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由于鄉鎮企業主管部門對它們既缺乏正確指導，又缺乏政策支持，更缺乏有效服務，這些教訓值得認真吸取。

五、結語

在我國國民經濟當中，農村經濟是基礎，同時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整體的國民經濟發展勢頭和后勁力量也會受到農村經濟的影響。特別是當前經濟改革已進入深水區，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更要注重農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農村經濟轉型更是今后改革關注的重點。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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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會轉型期人們思想觀念嬗變的調查與分析摘

社會轉型期人們思想觀念嬗變的調查與分析摘要：當今社會轉處于型期，必然引起整個社會在價值觀念、情感心態等文化心理層面產生一系列的變革和更新。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對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管理體制等制度層面的影響，對我國今后的思想路線、道路政策、方向目標的走向有重大的影響。面對當前實際，工作的重要內容應是就社會轉型期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觀、人生觀等）的變化現狀及發展趨勢進行分析與研究，以“十七大“理論精神為指導，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為目標，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社會轉型思想觀念價值觀青年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一場帶有根本性的社會變革。這場變革不僅要改變落后的、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管理體制等等制度層面，而且也必然要求、必然帶來整個社會在價值觀念、情感心態等文化心理層面的一系列變革和更新。現階段中國社會正處于全面轉型時期，價值觀念變革不僅是改革的重要內容，而且是社會轉型期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精神前提。這一時期，由于社會經濟結構多元化引發的社會分配結構的多元化、社會利益結構的多元化、社會組織形式的多元化、社會就業方式的多元化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等等，這些都影響著人們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青年價值取向也就必然呈現多樣化的趨勢。青年作為社會的主體，其對各種思想的篩選與

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社會人們思想觀念的嬗

變。

一、社會轉型對青年的影響

（一）經濟的影響

1、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的影響：隨著經濟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不斷加大，大批國有企業轉制、合并甚至破產，由此帶來了勞動力結構的重大調整，改革的代價是部分人利益的犧牲，對青年而言形成了就業無門及擇業機會增加的背反，大批青年進入非國有企業或從事個體經營，以與父輩截然不同的生活方

式生活和工作。

2、市場化和商品化的影響：目前，90%以上的生產資料和95%以上的生活資料已由市場決定。“包裝”、“炒作”等市場化運作中產生的名詞為人們所熟知甚至為青年所崇尚，經濟上的市場化帶來了文化的商品化，生活的商品化，人際關系的商品化。打開電視收聽廣播，商業廣告鋪天蓋地，時尚節目大行其道，在這重情況下，人們的生活，乃至人際交往無一不具有濃重的“等價交換”的色彩，對青年的影響更大。

3、國際化的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發展，中國經濟對外依存逐年攀升，三資企業大批成立，而其中員工98%以上的為青年，中國包裝總公司加入WTO之后，這樣的情況還會增加，這就直接造成了東

西方文化價值的碰撞，對青年的影響不可低估。

（二）社會的影響

1、“國家——個人”的兩層型社會結構轉化為“國家——民間機構——個人”的三層型結構：這種變化相對減弱了國家對個人的控制力，使個人對行政機構的倚賴性大為降低，單位人正向社會人轉變，可以更多的從個人興趣出發選擇個人的生活方式，而青年總是新生活的開創者。

2、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一方面富有人數增加，出現中產階級，另一方面貧困人口為數巨大，失業人數不斷上升，富人和中產階級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對社會價值觀影響越來越大，青年對各

種不同甚至相悖的價值取向感覺無所適從。

3、農村城市化及進城務工青年現象的產生和增加：城市經濟的迅速增長和生活方式的迅速傳播，使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受到城市文化生活、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行為模式和社會心理的影響，全國各大中城市出現了大量農村務工青年群體，城市與農村的巨大差異造成了他們價值觀的沖突。相對作為弱勢群體，他們的呼聲如果長期得不到重視，價值觀將被扭曲，處理不當，將成為消極力量。

（三）文化的影響

1、青年觀念與傳統意識形態的疏離：文革以后，尤其是近10年，社會文化無論是高雅文化、大眾文化還是流行文化都表現出與正統意識形態疏離的傾向，在青年中表現更為明顯，甚至出現信仰危機、信念危機、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自由主義等，引發了一部分青年對終級性的理想信念的蔑視和鄙棄，更多青年則把實用主義奉為圭臬，使當代青年成為講實惠的一代，并直接導致道德失范，拜金主義等現象的泛

濫。

2、西方價值觀念的影響：在對外開放和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文化過程中，西方文化影響已經波及到文化的各個層面，西方的各種文化理論如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實用主義、存在主義等都被介紹到中國，成為一部分青年的處世哲學，西方民主、自由、平淡、人權等觀念為青年所認同。在廣告文化、營銷文化、服飾文化等方面，西方影響也不可忽視，西方文藝作品對青年的影響更大，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3、文化多元化的影響：多元化可以說是中國轉型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由于正統意識形態的控制能力削弱了，改革開放中社會階層及人群的迅速分化導致文化上的多元化，除了正統社會主義文化和西方文

化的入侵，各種宗教文化也層出不窮，這些都注定了青年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及不穩定性。

（四）信息革命的影響及預測

當代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信息革命將對傳統社會結構、行為模式與價值觀產生重大影響，其對青年一代成長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歷史任何一代人成長時所面對的時代。網上空間具有即時性、虛擬性、交互性、開放性與匿名性，已經或正在成為許多青年人迷戀的生活方式，網絡對青年的影響也是一柄雙面劍，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看，從積極的方向看，數字化社會徹底改變了“知識=年齡+經驗”的傳統社會生存模式，青年將借助于數字化工具與載體，以平等、互助、生動的方式獲取知識和技能，這使他們更加有主動性和創新精神，也更加用于挑戰權威，崇尚獨立，從消極的方面看，社會的青年心理和社會問題會增加，其影響不僅限于思想觀念而且波及到各個方面，主要問題有：消費心理盛行、由信息泛濫導致的信息焦慮、消極數字化人的出現、大眾文化泛濫而高雅文化消褪、色情及消極文化的侵襲等，從而造成青年對信息技

術過度依賴、淡漠國家民族觀念甚至是非觀念。

二、青年價值觀念的轉變

1.由社會本位轉變為個體本位

在轉型期前期社會主體要求個體服從主體，對自我本體持否定、排斥態度，政治上高度統一，個體觀念薄弱，什么時候都是以社會集體利益取向為主，即“舍小家，為大家”，個體利益往往被忽視。隨著社會轉型，人們思想觀念開始轉變，以青年學生為思想先驅，人們價值觀念開始轉變。價值取向由社會本位向個體本位轉化，甚至有個人價值取向超過社會價值取向的傾向。這種價值取向的轉變，滲透到青年價值觀體系的方方面面。他們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角色、社會歸屬、社會地位和社會義務等，他們懂得市場經濟是一種肯定主體自主生存發展的經濟，并且它又為每個利益主體提供創造社會價值和實現自我價值的均等機會。這樣，自他們懂事時自我意識普遍認同，對自我的存在更為重視，往往根據個人自身特點和社會需

要，設計并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因而，就出現了價值主體由社會本位向個體本位的轉變。

2.價值取向由單一轉變為多樣

在改革開放以前，社會環境大一統，人們思想觀念呈單一化，在改革開放以后，人們思想開始多樣化，經濟的全球化，各種思潮的涌入，人們價值的取向的轉變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多元的價值觀成為他們價值觀變化的又一顯著特色。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興趣來選擇生活，從服飾、發型、娛樂、交友方式到職業選擇都是如此。在別人的眼中，不可思議的事情在另外的人們眼中變得正常，吹口哨不再是流氓的行為、男明星留長頭發不再是怪異等等等等。在一項調查中顯示，對待“人應該追求什么樣的生活”問題，有26.5%青年回答“為了理想而奮斗”，有13.6%的人選擇“充實而積極的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的好壞無所謂”，選擇“勤儉節約，精打細算”的占6.2%，贊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占4.3%，“人生在世及時行樂”占5.6%，“拼命的賺錢，瀟灑地消費”占14.4%。這些都反映出今天青年在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的變化趨勢。除此之外，在高校形成了“小集體主義”、合理的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等多種價值觀并存的局面，這些盡管是市場經濟給青年價值取向轉變帶來的負面因素，但也能從另一側面來反映新世紀青年在價值觀上的多層面，這些價值觀之間相互碰撞激蕩，同時也推動著青年價值觀的演變和發

展。

3、價值目標由理想化轉向現實化

20世紀80年代青年往往將個人的前途和命運與國家前途和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90年代以來的青年，在人生價值觀上，那種理想主義的、集體主義的人生追求在逐步淡化，現實的、功利的人生追求正在抬頭，追求個人美好生活成為大學生普遍的人生理想。在價值目標和方向上，青年從比較注重理想追求，到比較注重現實功利；從注重奉獻的理想主義，轉向注重實惠、實用和物質享受的現實生活。當代青年已經走出了“柏拉圖”式的理想國，把自己的視野轉向現實，一種關切中國社會具體問題的傾向開始明顯增強。他們已經意識到，個體不再是脫離現實而獨立存在的，要受到現實各種因素的制約，因而他們更加強調接受現實，把現實作為一種前提條件，在適應社會的過程中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并且在現實利益的追求中試圖把奉獻和索取統一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目標世俗化，短期化和功利化傾向，追求美好的個人生活成為大學生較為普遍的人生理想。隨之而來，也帶了負面的影響，這就是由于價

值取向的偏差而引起的道德滑坡現象，極易導致出現拜金主義。

4、道德取向和利益取向的價值沖突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個人主體作為經濟主體的性質為政治與道德的力量所掩蓋，而市場經濟條件下個體主體作為經濟主體的性質日益凸現，適應這一轉變而形成的價值觀（如奮斗、選擇、創造、競爭、注重經濟利益等）便與作為道德與政治主體相適應的傳統觀念相沖突。如重義輕利、重“理”輕“欲”、提倡 “中庸”而扼殺進取等觀念與個體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獨立的經濟主體的客觀要求很不適應。經濟主體的角色使功利性與實用性成為衡量價值的重要尺度。當義與利相悖時，取利而忘義成為許多人行動的基本價值

取向。

三、社會轉型期青年價值取向整合的趨勢

青年價值取向整合的趨勢，在沖突與調適中實現了個人與社會的結合；與西方國家青年的價值取向在趨近與背離中并存；在延續高度分化的基礎上走向整合。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青年學生價值取向是越來越走向科學的發展方向。改革、進取、創新、務實和辯證的批判精神是青年學生價值取向整合的主流變化趨勢，這種變化是順應歷史發展的。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入，人們對青年學生價值觀的變化認識越來越科

學化，價值取向的評價標準更加合理完善。

1、在自我與社會的沖突與調適中實現個人與社會的結合從總的發展趨勢看，基本上以自我實現為外顯形式，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外顯形式的襯底和背景。自我與社會的尖銳矛盾已成歷史，調整自身適應社會將成為青年主要的價值取向。之所以如此，不僅在于當代中國青年對激進個人主義的反思和對抽象集體主義的放棄，而且在于他們隨著整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實績感染而來的心智上的成熟。揮拆方遒、激揚文字、青春動蕩、指點江山的個人豪情逐漸為市場經濟強

勢作用下的協作、共存所代替。青春性仍在，但畢竟理性多了。面向21世紀，青年明確意識到“個人逞英雄”的時代過去了，個人在與社會互動、適應中求生存成為理智的選擇。自我滿足是大學生群體價值觀念的表現，但又不同于西方典型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念，和我國現階段所主張的個人與集體雙向互動式辯證統一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念，而是表現為在自我價值基礎上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一種整合，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大學生并不排斥社會，而是接受社會，把社會作為自己發展的客觀環境，在現實社會發展中尋求個人

發展，對待社會以一種理性的認知，去分析和解決問題，實現個人與社會的有機統一。

2、中西青年價值取向的比較中的趨近與背離并存

世界一體化時代的到來使得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共同面臨類似的重要問題，如：如何將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納入到人與人的關系的總體圖景中；如何理解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如何處理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等等。共同關注焦點的存在導致主體間價值目標的相對靠近。文化中心主義相對削弱使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價值有了與發達國家對話交流的機會，互相學習、借鑒，承認彼此文化發展的獨特性也使主體間共同的價值認定有了依托。此外，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向全球的擴散也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青年價值觀的趨近有了可能。具體表現在：經濟觀上相似的現實性與理智化；主體價值選擇上主張的自我實現和服務社會的統一；生活方式上類似的求新求變、求高；青年自身身心失范問題上共同存在的復雜性。與趨近并存，還有背離的一面。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與方式的差異。比如：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青年對于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淡出”將需要較長一段時間，這不意味著消費主義完全沖垮了傳統的價值信條，而是說明消費主義與對貧困的恐懼心理結合在一起時產生固著作用的事實。中國青年將在這股思潮裹挾下轉向現代化，而西方發達國家則直接面臨后現代的種種困惑，同一時代遭遇不同的矛盾也將使中國青年價值觀與西方發達國家出現背離。再比如：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本質差異，而這種差異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這也決定著中國青年在未來參與政治生活的方式、對國家政治觀念的體認與世界許

多國家有別。

3.價值取向在延續高度分化的基礎上走向整合當代青年價值取向的特點，在延續了從前的價值觀多樣化、分化的特點基礎上逐漸呈現整合態勢。對進一步分化、多樣化的預測主要來自對青年主體分層的考慮和對他們自身青春性、時效性特征的反思。改革開放20余年來青年主體分層的歷史事實啟示我們：新世紀青年群體更不可能鐵板一塊，主體分化將更加明顯，用某一個先在的整齊劃一的價值觀念去統攝所有青年小群體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了。在新世紀歷程中，我們將會看到“第五代青年”對自己是演員還是觀眾已無所謂，他們只傾心于青春的角色，時尚的舞臺上于是有了風云際會的多種景象。加上青年與生俱來的青春、易動的一面，使青年價值觀在正常穩定的社會環境中自然趨于多樣。價值自身就是一個充滿時效性的概念，相對穩定、絕對多變。時代變了，價值觀念必然發生變化，呈現其充分展開的歷史豐富性。但萬變不離其宗，社會的主導性始終指引著青年價值

取向的發展方向，分化歸于社會價值理念的整合，這也是當代青年價值取向整合的必然趨勢。對青年價值取向逐步走向整合的預見，是依據我國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在未來發展的基本情況，以及大學生自身價值領域的理性思考所得出的。從個人與社會的結合上，體現社會主導價值理念的認同；從中西青年價值取向的趨近與背離體現世界一體化進程；從價值取向的分化走向整合體現價值取向演變的規律。對青年價值取向整合的趨勢有了一定的了解，這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可以由針對性地開展工作。

四、價值觀沖突的原因探析

導致價值觀沖突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其中，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的調整、經濟發展不平衡與貧富分化以及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引起人們價值觀的變化與沖突重要原因。

首先，社會結構的變遷引發價值觀沖突。改革開放后，社會分化速度加快，社會結構要素的類別增多，社會結構諸要素間的差距拉大，體制外活動增加，民間非政治性的經濟活動群體也增多，由此社會結構由總體性行政整合型向分化性契約合作型轉變。地方絕對服從國家的總體生存模式向地方社區相對獨立

生存模式轉變。國家再不是唯一的利益主體，利益的分化使地方成為利益主體，地區間在所有制結構、經濟結構、經濟運行機制、經濟發展速度等方面的異質性明顯增強，地方社區獨立性增強，單一的“全國一盤棋”格局為多元化的政治——經濟格局所取代。由此造成了個體（地方）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價值觀沖突。

其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現狀導致了貧富階層之間的價值觀沖突。對大多數社會成員來說，分享社會資源的機會極其缺乏，只能遠離資源分配的權力中心，當社會利益的需求強烈而致富機會短缺時，有些社會成員會不顧自己的條件，用非正當方法去獲取利益，而當卷入越軌行為的人數量較多時，消極價值觀產生的條件就成熟了。這些與主導價值觀格格不入，但在現實生活中逐步累積起來的消極因素，經過一部分越軌人員的相互交流和補充，構成了消極價值觀，它的一些解釋系統和行為方式

被相關的人所認同和共享。如此，消極價值觀與主導價值觀之間的沖突就在所難免。

再次，由于經濟體制的轉型而導致傳統計劃經濟價值觀與現代市場經濟價值觀之間的沖突。計劃經濟強調集體與社會優先，市場經濟強化人的主體意識，張揚人的主體性；計劃經濟要求的是一種附屬關系，而市場經濟要求一種契約關系。在社會轉型時期，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強調政治忽視經濟、強調精神忽視物質、強調集體忽視個體、強調義忽視利、強調人的社會價值忽視人的個人價值為基本特征的價值觀與現代市場經濟倡導的自主觀念、競爭觀念、效益觀念、平等觀念、開放觀念、法制觀念等主要內容的價值觀

同時并存，這兩種價值觀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

五、價值觀沖突的調適

對當前價值觀的多元化態勢及所呈現的價值觀沖突，科學的態度應該是提倡多樣化，堅持主導性，在法制的基礎上協調、解決各種價值觀沖突，在實踐探索中尋求交流、理解、溝通，逐步達到共識。

1、堅持價值觀“一元”與“多元”相統一。任何一個社會的社會價值觀都是一個以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并有多層面的價值觀與之相結合的結構體系。第一，要努力吸取各種價值觀的合理因素，確立社會主義主導價值觀，使功利價值與超功利價值、個人價值與群體價值、義與利、理與欲之間保持平衡；第二，又要承認其各自的合理性，對各種價值觀采取寬容的態度，避免用主導價值觀去代替一切、將主導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對立起來的做法，力爭沖突各方的融合或達成價值互補；第三，健全各種價值觀交流和對話的平臺

和機制，以有效消除相互沖突價值觀之間的隔膜和誤解，實現多種價值觀在新形勢下協調發展。

2、堅持集體主義主導原則，賦予集體主義以新的時代內涵。我們所提倡的集體主義應該是在兼顧個人利益基礎上的集體主義，而不是那種泯滅個人的集體主義。建構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主導價值觀，不僅要在觀念上形成對集體主義的科學認識，更要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使集體成員的個人利益得到應有的伸張和維護。價值觀體系越是體現對每一個個人的關心，個體就越容易形成集體觀念。我們在傳播我們的價值觀時，一定要使這些價值觀念與人的現實生活相聯系，讓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真正把握這個價值觀念，不是停留在人們的觀念中，而是體現在人們的行動中。例如，在我們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如果說假話、空話、大話者總能獲得實際的好處，以權謀私、損公肥私的行為總是得不到及時而有效的查辦，在經濟生活中那些制造假冒偽劣產品坑蒙拐騙的人總能得到實際的利益，而不會受到嚴厲的懲罰，那么無論我們怎么宣傳要誠實、廉潔，這些觀念都是難以普遍生效的，即使人們認同了誠實廉潔是一種美德，不少人也不會付諸

實踐。

3、健全道德價值導向機制和法規制約機制。道德價值導向機制主要通過良心自律、社會輿論監督和道德教育等途徑得以實現。一是要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倫理道德的教育，堅持助人為樂、扶危濟困的價值導向，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下團結、互助、友愛的新型人際關系。二是在價值觀教育中要堅持以先進價值觀作為價值導向。思想政治工作、宣傳教育工作和文化建設工作都需要有先進價值觀的指導，同時也是為了把這種先進的價值觀變成人民群眾接受、認同和遵從的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三是要為多元價值觀念并存的社會提供有效的社會價值規范，健全法律法規，以引領社會轉型期價值迷茫的人們走出價值沖突帶來的陰影。哈貝馬斯曾對這種規范結構加以肯定，他說：“這些規范結構的發展乃是社會進化的領步者，因為新的社會組織原則意味著新的社會一體化的形式。”所以，要加強立法，用法律來懲治那些

為謀私利而損害他人和社會的損人利己的違法行為。

總之，社會轉型期人們的思想觀念是日新月異、百花齊放的，青年的思想變化尤為顯著，如何把握好其價值取向，是所有人應當深思的，相應的，我們應當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轉、進步。只有解放思想，變革舊的、落后的價值觀念，形成新的、先進的、適合于社會發展新趨勢、新特征的價值觀念，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三個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和“十七大理論”為核心的價值觀念，才

能開創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這是生活實踐向我們提出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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