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監獄工作的認識與創新

監獄工作的認識與創新

對監獄工作的認識就要從監獄工作方針的認識學習開始。監獄工作方針是指引監獄工作前進方向的指針，是黨和政府對監獄工作和監獄事業的發展提出的具有全局性的根本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是黨和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提出的監獄工作發展的總方向和總目標，反映著領導人對監獄工作規律的認識，同時又是制定監獄工作政策的總依據。我國現行的監獄工作方針是“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這一方針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同時也客觀地反映了我國監獄工作發展的歷史必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只有認真貫徹這一方針，才能使監獄工作適應新形勢，完成新任務，為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大局，為預防和減少犯罪做出新的貢獻。

“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方針的新的監獄工作方針，非常簡要地指明了我國監獄工作的發展方向，具有豐富的內容，主要從監獄工作的兩項基本任務實施、監獄工作的主要目的貫徹與基本任務和主要目的間辯證關系的理解學習來加以認識。

同時監獄工作也要在認識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與創新。監獄工作的發展與創新就要堅持可持續發展，形成發展創新機制。監獄的可持續發展突出體現在形成發展的內在動力和發展機制上，改革一切不利于發展，束縛發展的因素，使監獄改革發展有遠景目標，有踏實的步驟，有發展的后勁。

（一）、保持改革創新的精神，實現監獄的可持續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才能夠解決存在的問題，監獄有監獄的特點，監獄特別強調穩定，穩定是監獄的重要特征，應當說穩定也是和諧社會對監獄的基本要求，沒有穩定的監獄就沒有和諧的社會，但穩定不等于不發展。要以開放的心態去對待監獄的改革，要能夠滿腔熱情地對待改革和創新，只有通過發展才能解決監獄工作面臨的諸多問題，不斷實現監獄的文明進步。

（二）加強理論研究，以先進的理論去引導可持續發展。監獄的持續發展要有深厚的理論基礎作支撐，監獄

理論研究要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本著科學態度認真思考，深入調研，廣泛學習，大膽借鑒：要鼓勵探索爭鳴，既要立足監獄，著眼具體工作，收集經驗，總結教訓，更應著眼于整個的打擊和預防犯罪體系，研究監獄的定位，立足和諧社會建設探討監獄的發展。把理論研討與教育宣傳分開來，形成有利出人才、出成果的學術機制；形成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學術風氣，使監獄理論研究切實指導監獄工作的發展。

（三）尋找創新的動力，形成創新機制。“創新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不竭動力”。發展的機制就是一個活力的機制。監獄工作要形成對社會發展敏感的反應機制，一味的固步自封，一味的借口穩定否定變革，就失去發展的活力。監獄工作要形成改革創新的內驅力，形成創新機制必須做到以下幾點：其一，監獄要緊跟時代步伐，深入理解和貫徹黨和國家階段方針政策，圍繞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要求，切實推動監獄的變革；其二，監獄工作要能夠在制度上自省，要有制度變革的機制，要能夠自覺發現新問題，提出新思路，找到新辦法；其三，監獄要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使變革的決策更穩妥，使變革的監督廣泛有力。其四，要更多開展國際交流，要能夠自覺汲取一切人類文明成果。這些理論和實踐對我們監獄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對此，監獄工作要結合國情，聯系實際，深入研究，使我們監獄的發展在文明進步的道路上邁出堅實的步伐。

第二篇：監獄工作幾個基本概念的認識

透視人文關懷下的新理念—— 對監獄工作幾個基本概念的認識

文章來源：安徽監獄網 作者：左登豪

【摘要】罪犯因法律而產生,監獄因罪犯而存在。隨著我國社會不斷地向現代化社會演進，監獄也越來越多地倡導人文關懷，文明治監。從人文關懷的角度詮釋罪犯、監獄、懲罰和改造等概念，必將帶來監獄理念的全方位創新，推動監獄工作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人文關懷 罪犯 監獄 懲罰 改造

無論是以人為本、樹立科學的發展觀，還是 “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入憲，都體現了豐富的人文精神。隨著我國社會不斷地向現代化社會演進，監獄這一特殊的標志物正從“階級專政工具”走向與“社會管理工具”兼容，從“階級保護功能”走向與“人權保障功能”兼容。①我國的監獄也越來越多地倡導人文關懷，文明治監。

曾幾何時，每所監獄的墻上都有這樣三句話，你是誰？這是什么地方？你是來干什么的？每個罪犯都必須回答：我是罪犯！這是監獄！我是來服刑改造的！圍繞這“老三句”，信筆所至，不一定都有嚴密的論證，更不能詳盡地引證資料。權作漫談吧。

第一句話，你是誰？是罪犯。

長期以來，我們對罪犯的認識存在著偏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罪犯身上加入太多的道德情感因素。中華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樣信奉上帝，但卻有著千百年一脈相承、深入人心的道德觀念。甚至事事都受道德的支配，沒有什么問題不可以翻譯成“好”與“壞”、“善”與“惡”的語言。在公眾傳統觀念中犯人都是壞人、惡人，從原始的情感上對犯罪人的態度就是鄙薄他、憎恨他，甚至以打壓他、消滅他而后快。罪犯依法律而產生，“沒有法律就沒有犯罪，沒有法律就沒有刑罰”。②罪犯只是個法律概念，之所以成為罪犯是因為觸犯了法律而不是其他。人民法院判定有罪，不是因為他是壞人，道德低下，而是因為他違法。事實上，犯人中有不少是道德 品質良好的人。比如一個公認的品德高尚的人在開車時不注意，而導致入獄服刑，不會因一個判決馬上道德低下。過去投機倒把是犯罪，現在是搞活經濟，過去犯這種罪的人能說是壞人嗎？還有過失犯罪，義憤殺人，交通肇事犯罪，等等。我們生活中有些人，大家十分憎恨的道德上的壞人，可能并不違法，法院根本不管，也管不了。排除道德因素，以“純文本”的視角，罪犯不就是法律或法官給了一個標簽嗎？在認識罪犯和評價罪犯時，不能讓道德代替法律。

二是在罪犯身上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在一段時間里對監獄僅僅局限于階級斗爭的工具論認識，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監獄就是階級斗爭最集中、最尖銳的地方。罪犯是什么？罪犯就是敵人，是專政的對象，罪犯和人民屬于敵我矛盾。原先獄情不叫獄情，而叫敵情。犯人之間一場普通的斗毆，往往被認為是獄內階級斗爭的新動向。既然罪犯是我們的敵人，那么怎么對待他們都不為過。對犯人要講立場，不能講仁慈，更不能敵我不分。

科學認識罪犯是做好改造工作的前提和基礎。我們可從兩個最基本的方面來分析：第一個方面：罪犯是“人”，是我們的同類，我們開除不了他的“人藉”。是人，就具有人性，有著與其他動物相比所獨具的內在特質與性狀。康德把犯罪看作是一個有理性的人之所為，只有這樣才能加刑于他。③人性的內容是極其豐富多彩的。在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洪流中，盡管人性的本質是什么和人性的同異問題爭論了幾千年，但人性作為人本主義的核心理念或明或暗地貫徹其中。中國人的理想人性就是仁，相信人生來就具有道德良知、良能，人只要擴而充之，就能展現仁、義、禮、智、信等善良品德。長期以來，在人性問題上我們的態度批評多于尊重，貶損多于贊譽，排斥多于借鑒。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就是“抽象的人性論”。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誤解為一種單純的冷冰冰的科學理論或階級斗爭的工具，并延伸為“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的基本結論。即使講人道主義，前面也要加一個限制詞 “革命”。把人性、人權等當成資產階級的“專利”。中國傳統人性立場處處還殘留著不平等的痕跡。國人一旦犯了錯誤，就往往喜歡引用“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這句權威性的格言為自己辯護。一般人往往只注意到這句格言強調人難免犯錯的合理性，但卻忽略了它所包含的另一層意思，即普通人犯錯誤是因為他們畢竟不是圣人，而圣賢是不會犯錯誤的。這也說明了為什么建國后還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場造神運動，把毛澤東推向了神壇，頂禮膜拜。因為在人們的心里像毛澤東 這樣的圣賢是不會犯錯誤的。相反的是，在西方文明中人性善惡要素平等分布的人性立場體現得最為充分、也體現得最為一貫，其始基在于基督教的“原罪”觀念。一方面，每個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有靈魂，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嚴。另一方面，人又有與始俱來的一種墮落趨勢和罪惡潛能，因為人性這種雙面性，人變成一種可上可下 的“居間性”動物，但是所謂“可上”，卻有其限度，人可以得救，卻永遠不能變得像神那樣完美無缺。就人的罪惡性而言，人人平等！陳士涵先生的觀點，罪犯改造并不僅僅是刑罰內容，從根本意義上看，它是人類自我認識、自我完善的一種特殊方式。罪犯是人類難以拒分。在罪犯頭腦里所形成的各種犯罪動機和他各種犯罪行為無論多么怪異、多么丑惡、多么殘忍、多么令人不可思議，體現的卻是人類所

我贊賞執行的一項自我改造、絕的一部們所實施的野蠻、多么共有的弱點和缺陷。馬克思不也說過，“人一旦離開個人的利益，就會使自己出丑”。我們同罪犯的區別在于：借助于道德文明的力量，我們限制和壓抑了人所具有的黑暗的一面、消極的一面、丑惡的一面、病態的一面、動物性的一面；堅持和發展了人所具有的光明的一面、積極的一面、美麗的一面、健康的一面、人性的一面；而罪犯卻沒有。

第二個方面：罪犯是“公民”，我們沒有開除他的國籍，應當享有法律規定的權利。在我們一些民警的意識里，罪犯在監獄里服刑改造有什么權利不權利的，即使有也是低人一等的權利，更多的是要履行義務。民警打罵罪犯被認為不算什么大事，如果罪犯頂撞了民警那就不得了，哪怕是民警有錯在先。現在不少民警感嘆犯人難管，平時不對罪犯進行權利教育，甚至害怕罪犯知道和掌握權利。有的民警甚至說出“罪犯利用法律，與我們進行合法斗爭”這樣荒唐的話。這無疑于把自己放在“非法”的地位上。罪犯維權意識增強確實增加了民警管理的難度，但也要看怎樣認識這個問題。犯罪是因為不信法、不守法而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評價。通過改造，罪犯能依法保護自己，說明了罪犯法律意識的增強，顯示了監獄改造的效果。

強調罪犯的權利，有的民警可能產生這樣的疑惑，難道我們的權利就不重要了嗎？我們的權利難道就不是法治的內容？這多少有些令人費解。權利都是莊嚴和神圣的，監獄民警的權利和罪犯的權利同是法治的內容，但由于背景的不同，性質也不完全一樣，不宜在同一層面上進行簡單的比較。例如，警察如果嫌食堂的飯菜不好，可以不在食堂就餐，而另想辦法，甚至也可以不吃；罪犯沒有辦法可想，如果沒有飯吃會鬧事的。他完全有理由控告監獄侵犯人權。在罪犯的心目中監獄民警是政府的代表，是法律的化身。聯合國的有關規則規定：“監獄長應當服務于囚犯和社會的利益，在涉及職員和外界的情況下代表囚犯的利益。”我覺得這個規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罪犯權利不是監獄及其民警給予的，而是由法律規定并予以保障的，是監獄機關不得推卸和抗拒的義務。罪犯的權利是一種“私權”，法不禁止便自由；監獄機關的權利是一種“公權”，法無授權不行，更不得罰，法有授權必須行。強調保障罪犯的權利，不是將罪犯與監獄及其民警之間的關系致于不適當的定位，更不是不要罪犯履行義務。要解決好民警執法管理權與罪犯維護自身權益的沖突，引導罪犯從初級階段的國情、省情、監獄現狀出發，正確認識和維護自身的權利。使罪犯確立“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思想。對那些不履行義務的罪犯，必須強制其履行；對那些打著維權幌子破壞監管改造的行為，必須堅決依法予以打擊。

刑事人道化、文明化，既是資產階級在同封建階級斗爭提出的響亮口號，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現代國家的立法和司法都應被注入人文主義。法治概念的最高層次是一種信念：一切法律的基礎，都應該是對于人的最基本權利的尊重。法律應體現和實踐出這一人文思想：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尊重和關懷，無論他是誰，無論他做過些什么，不分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收入、階級、地位、職業或其他特點。一個人應受到尊重，沒有任何特別的理由，只因為他是一個人。人類對犯罪的研究歷史悠久，關于犯罪的理論也很多，但總的來說，應該是對犯罪認識越來越褪去感情色彩，對犯罪反擊的思想也越來越人道化、輕緩化，在反擊模式上，越來越走向法制的軌道，越來越深入地把犯罪者作為平等的社會公民來看待，而不是相反。監獄機關是掌握國家行刑權的。在監獄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里追求法治是國家法治的要求。監獄民警在依法懲罰和改造罪犯、維護監管秩序的同時，也要給罪犯應有的寬容和尊重。法律的力量，不僅在于法律的剛性，也在于法律的剛性中所包含的對人文關懷的確定性、堅毅。第二句話，這是什么地方？是監獄。

監獄作為報應觀念的理想模式，千百年來其價值內核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報應的觀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復仇。所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殺人償命，血債血 還”的同態復仇是原始社會中最后的，也是最合理的一種復仇方式，又是復仇向報應演化的前奏。④報應觀念一經出現，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相當長的時期成為主宰著人們行為的一種基本思維定勢。監獄，作為人類社會對自身存在條件的自衛手段，是以對等報復揭開自己歷史的第一頁的。在封建專制社會，監獄只不過是為拘禁犯人使其受苦之所，實行懲罰主義和報復主義。歷史上，也曾出現過憫囚、恤刑，體現德主刑輔、寬緩刑獄的封建思想，但封建獄制的落后、野蠻是不言而喻的。大家比較熟知的《蘇三起解》里洪洞縣監牢、方苞《獄中雜記》所描述的囚犯悲慘待遇，可謂椎心泣血。新中國的監獄改寫了幾千年監獄的歷史，一開始就著意洗去附著在刑罰身上的剝削階級的灰塵，堅決摒棄一切酷刑，立足于人的本質方面的復歸、解放、更新和再造，以勞動改造為基本途徑，投入了大量的教育和思想工作，努力使罪犯得到人道的尊重、人格的提升、人生價值的重新體現和追求，得到深層次的人文關懷，體現了更高層次的、更廣闊的人文精神。這種的極富人文關懷的刑罰樣式，使末代皇帝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和全國政協委員，99％的日本戰犯成為和平友好人士。

我們肯定新中國監獄工作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同時也不得不理性地面對監獄的現實。有人感嘆，建國以來做了50多年的監獄工作，還不知道監獄為何物，聽來確實讓人傷感。這不是危言聳聽，如果說監獄的性質在理論上、法律上是清晰的，那么在實踐中確實模糊。新世紀之初不是還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監獄定位問題的大討論嗎？直至今天，我們不是還在強調，監獄要回歸本質嗎？監獄是什么？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這一項刑事法學定義，反映了在刑事法律關系中監獄所具有的通過剝奪或限制自由的方法以實施懲罰的功能屬性。如果我們從政治或刑事政治學來給監獄定義，監獄則是國家暴力機器的組成部分。這一定義反映了國家將犯罪視為危害其統治的敵對因素而把監獄納入其鎮壓手段體系。它表明在國家的立場上，監獄首要的屬性乃是其政治保障功能。該定義及其理論根據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國家學說”中獲得了明確的分析與表述。我國在很長的時間里將其引為權威定義。其實，我們還可以從經濟關系、社會關系、文化關系等方面來揭示它的內涵。⑤

長期以來，在傳統的法律工具主義認識論和經典的法律階級工具主義認識論的影響下，對監獄價值的認識，往往是基于一定階級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基于社會的普遍性的正義、秩序、人權、效益等為取向的價值。傳統的監獄價值目標具有三個顯著特征：一 是政治工具，監獄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代表著統治階級利益。中國是一個政治氛圍比較濃厚的國度，監獄已陷入名為神圣而實質上是政治神秘主義之中，且使得監獄權置于絕對的和封閉的公權的范疇。監獄問題被普遍認為具有 “政治敏感性”，是一個“刀把子”的問題。新中國監獄制度變化的主線是，監獄始終圍繞政治、為政治服務，其專政工具的作用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二是“犯罪人的倉庫”,追求監禁范圍、監禁數量和監禁能力最大化。“嚴打”使其他執法和司法機關置于第一線，成為政府和公眾關注的焦點。似乎把犯罪人送進監獄、極少量是地獄，“嚴打”的任務就完成了。監獄作為刑罰執行機關，處于同犯罪作斗爭的最后一道程序，變成收押犯人的“倉庫”，而“倉庫”的容量和存量是絕密的。對“倉庫”的要求是“收得下，跑不了”。至于罪犯的再教育和再社會化，是否影響未來社會穩定的目標，已不是政府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了。三是“罪犯勞動的場所”，追求勞動力總量、生產資料總量、經濟總量、經濟效益最大化。1995年，全國表彰了50名優秀監獄長，除個別從事改造工作外，青一色是廠長。在很多人的眼里，一講效益往往想到的就是經濟效益，懂生產會經營的人往往得到重用。改造罪犯還不能成為監獄工作的“主戰場”，監獄的“一把手”大都不是出自主業，任職后主要精力往往也不集中于主業。這自然有他們的苦衷，都是緣于一個“錢”字。長期以往，能者思走、庸者樂留，主業自然不興。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三個特征并不是同一層面的，其中“政治工具”是本質特征，“犯罪人倉庫”是其延伸，而“勞動的場所”則更多表現為現實的無奈。

政治離開法律是危險的。現代法治社會，一定階級的利益或政治價值取向，總是通過他的政黨所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來影響法律的制定并體現在法律之中，通過法律價值的實現而實現其政治價值。法治社會化亦使法律價值與社會價值趨向同一。因而，現代法治社會，法律的價值、政治價值和社會價值是有機統一體。監獄在國家職能分工中是專司刑罰執行的，追求的自然是行刑效率。追求行刑效率包含了兩方面的基本含義：一是實現刑罰對罪犯的懲罰和改造，提高“改好率”，減少重新犯罪的比率，充分發揮刑罰控制和減少犯罪的效能；二是建立良好的內部運行機制，使得刑罰能夠得到準確、合法有效的運行，實現以最小刑事資源的投入，獲取最大刑罰效益的產出。從現實情況來看，行刑效率的理念還不強，還缺乏效率的評價機制。在實踐中，監獄因政治形勢的變化或被重視或不被重視；監獄改造活動或左或右；監獄法盡管已制定，往往得不到真 正實施，監獄權能往往不得不借助政策性運行機制實現。這種狀況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 7 的，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既有物質的，也有文化的。

韋伯講：“過于麻煩的法律和無法強制執行的法律必淪為死法律”，而法律得以嚴 9 格地強制執行最根本的保障不是法院、警察、監獄，而在于它本身與一國民眾的價值觀念相符合，至少不是相沖突。⑥從中國傳統的文化來看，中國社會歷來是將國家和社會看成一體的，思維習慣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在西方社會往往將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分開。國家不一定就能代表社會、個人的利益和需求，甚至還可能背離。有人說，十年**之所以發生，立法不健全和有法不依是重要原因之一。這種說法自然不錯。法律不是明明白白地規定著公民的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嗎？怎么突然間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庶民百姓，生命財產都不受任何保障了呢？怎么會就因為幾句議論政治的話而身陷囹圄呢？法律不是規定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嗎？如果在更大的背景上、更遠的“景深”上觀察問題，法制不完備、有法不依和上述不可思議的現象便變得可以思議，甚至有其必然性了。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將國家與社會等同，或者用國家取代社會是非常有害的。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我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里面就蘊涵著對國家和社會關系的一種新的認識。之所以強調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是因為它對于我們探索未來監獄發展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現代監獄制度客觀要求國家刑罰價值與社會價值趨于一致。我們正在開展的監獄工作社會化建設，是監獄實現社會價值目標重要途徑。

第三句話，你是來干什么的？來服刑。

罪犯在監獄服刑就是接受懲罰和改造。監獄具有懲罰功能，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否則，監獄就不會存在，沒有懲罰屬性，監獄就被社會福利機構、醫療矯正機構所取代。監獄從產生的那天起，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可能成為抗制犯罪的利器，造福社會、造福人類；而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為酷刑，戕害無辜，以其血腥和恐怖危害人類。

梁漱溟先生曾說過，“監獄是人類的病態”。懲罰作為行刑手段，其最大特征是使罪犯有痛苦感、恥辱感、負罪感。令罪犯遭受物質的、肉體的、精神的打擊，并以此呼喚他們的良知、改變他們的犯罪惡習。通過懲罰體現社會正義。“非典”期間干警與家人隔離，每到傍晚與愛妻、子女隔門相望，這一“風景”感人至深，由此想到了犯人。犯人作為人，它的現實和普通社會人很重要的不同點，就是他首先像被囚禁的動物。它 與動物不同的是他有第二信號系統，圍繞自由的靈與肉矛盾所引起的人性糾纏。一般來說，服刑人員的緊張性要遠遠高于普通社會人。如某犯接見時凝望著隔著鐵窗網的未婚妻凄楚動人，心里涌起愛憐的情欲，十分想親吻對方，然而，可望不可即，由此而感到萬分痛苦。現實中很多例子都反映了罪犯人格的兩極對立，對普通人來說可根據自己的意愿加以解決，對罪犯來說卻成了人性意義上的難題。

貝卡里亞指出：“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⑦“刑罰與其嚴厲不如緩和”的格言表述了刑罰程度的謙抑性的思想。對罪犯來說，懲罰如果超過限度，對教育改造就會帶來一定的制約作用，產生負效應。懲罰愈是殘酷，人們的心靈亦愈是殘酷無情，這正如同液體一般總是要和它周圍的物體處在同一水準上一樣。一般來說，初犯和偶犯對懲罰的感受深刻而強烈，而慣犯和累犯則對懲罰早已心靈麻木、感受淡漠，在不斷地接受懲罰中，甚至呈“愈罰愈剛”之不屈不撓之勢。現代行為科學的研究成果更加證實了這一點：“剝奪自由”只不過是一個中性的強刺激，對一些人有作用，對另一些人就未必有作用，它能否成為事實上的“懲罰”，關鍵是看經過這個措施之后，犯罪行為是否減少或消除。如果沒有，或受刑人的主觀惡性得以保持甚至增大，自暴自棄或更加仇恨社會，刑后繼續犯罪甚至惡性犯罪，那么，“這個措施”就不是懲罰而是“行為強化”，所謂“懲罰”和“行為強化”只是一步之遙。因此，單純的“剝奪自由”究竟能否對受刑人起作用，起多大作用，是正作用還是負作用，行刑機關未必能夠左右，因此刑罰可以說是仍處于“必然王國”狀態。從張君暴力犯罪集團案、南京陳正平特大投毒案、石家莊靳如超特大爆炸案等一系列大案中，我們明顯感到“嚴打”帶來的負效應。生物力學在解釋人體骨骼發育的時候，認為受到外界壓力越大，人體產生的反抗就越強，對于生物界的這一自然法則，同樣適用于我們的社會。一個人受刑很多人會因此而痛苦，邊沁稱之為“衍化之惡”。⑧如果我們不以人文精神化解反社會能量，長期積累就有可能引發社會震蕩。按照現代法制觀念，所謂自由刑，就是剝奪自由，監獄的懲罰作用就是對其自由的剝奪，除此以外都是自由刑所不能剝奪的權利。重刑主義思想在我國也是根深蒂固的，社會對監獄懲罰的認識，并不限于法律規定的剝奪自由，而是強體力勞動、饑餓、戴鐐、上銬??懲罰，不僅要在形式上合乎法律規則，更強調其實質上要合乎法律的原則、目的和精神。懲罰一旦失去其人文內涵，將不可避免地發生異化，從而走向其初衷的反面，陷入酷刑的泥潭，而在懲罰之中輸入、滲透人文精神之內涵，則有助于法治精神的社會生成，亦有助于理想的法治人格的確立。有人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懲罰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哪能講什么人文精神呢？將人文與懲罰完全對立。監獄機關是掌握國家行刑權的。在監獄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里追求法治是國家法治的要求。監獄民警是法律的體現者，在依法懲罰和改造罪犯、維護監管秩序的同時，也要給罪犯應有的寬容和尊重，培養罪犯的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盡可能地把懲罰過程轉變為教育感化過程。監獄民警唯有一定的人文素養才能在改造罪犯的過程中實現法律的人文關懷，實現懲罰與教育與人文關懷的有機結合。

最后，談一談什么是改造？

懲罰的目的是改造。改造包含著“改”和“造”這兩個互相聯系、互相統一的方面。《周易》中有這么一句“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國的傳統文化歷來注重“教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深厚的人文精神。列寧也說過：“感人心者，莫乎于情”。“改造罪犯”就是對罪犯的教化，化人的必定是人文的。“改造罪犯”不是一句動人的口號，這里面蘊含著豐富的人文內涵。“改造罪犯”并不一定總是簡單的理性教育，無數成功的改造案例證明，刑罰執行中深切的人文關懷經常是從罪犯的非理性需要入手，經常是通過對罪犯的感化而開始的。在改造工作實踐中也不斷反饋出來以感化為形式的人文關懷在那些所謂頑固不化、窮兇極惡的犯罪分子那里發揮出神奇的作用。

中外古今的罪犯，往往是由于人文精神的欠缺而成為社會的另類。“二戰”結束后，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處極刑的德國法西斯軍備部長奧伯特?斯皮爾在獄中寫了《第三帝國的內幕》，當回想自已是如何由一名才華橫溢的青年淪為戰爭罪犯時，他不無懺悔地說，離開探索社會問題、倫理問題，孤立地學習技術是危險的，技術掌握在沒有人文精神、不講人道的人手里，掌握技術的人就會成為殺人機器、涂炭生靈的魔鬼。由于欠缺人文精神，斯皮爾成了為第三帝國效勞的犧牲品。一般說來，人文的東西，主要是指心性、道德、文化、情操、信仰、審美、學問、修養等人的品性，而不是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的制度。所謂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是對人類命運、人類痛苦與解脫的思考與探索，屬于人的終極關懷，顯示了人的終極價值。乍看起來，頗為“世俗化”的改造與極其高雅而超凡脫俗的“人文”追求和“人文”意境就算不構成對立至少也的確相差甚遠，改造豈敢妄談“人文關懷”、“人文”又何須“關懷”改造？！其實，改造罪犯并非是冷酷無情的，而是充滿了對罪犯的基本權利 的認可和尊重，這就是改造的人文精神所在。

我國監獄改造罪犯的基本取向不是有關監獄執行刑罰的細節性、表面性的完善，例如如何保障罪犯的人道主義待遇，行刑程序方面的完善等等——當然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而是直取人的基本生存問題，對“人為什么活著”、“人活著有什么意義”、“人應該怎樣活著”等等人的基本問題，引導罪犯進行價值角度的人文反思，改善自身社會關系和提升個人素質的價值，準備為今后重返社會去實現自身的價值打下良好的基礎。“真、善、美”是一定意義上的人文精神的凝練，人們經常用來自佛學上的“慈悲”來表示對他人的善意。那么，如果僅僅對罪犯的一些生活條件表示憐憫，給予一定程度的改善；或者堅持取消酷刑，不對罪犯刑訊逼供、打罵侮辱等等，這種處遇主義的監獄行刑，實際上只能說是“小慈悲”，是小善。而只有在關注罪犯處遇基礎上立意于對罪犯重大權益——譬如人格素質的提升和順利回歸社會并能夠得以發展——予以人文關懷的“改造罪犯”，才是著眼于罪犯的人生道路，真正為罪犯的長遠切身利益著想，因而是深層的刑罰人道主義，是“大慈悲”，是大善。這不僅僅是一個刑罰執行的技術性問題，而且是對刑罰執行，進而是對刑罰的人文改進，使人文精神進入到刑罰的深層次。

“監獄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這是清末主持引進西方法律的沈家本的良言。在改造工作中，對犯人實行人文關懷，意義不可小視。監獄民警獲得人文素養不能僅僅依靠政治和法律，其視野應當更為寬廣，要從哲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文化學、心理學、宗教學、倫理學、藝術等“人文科學”獲取對人的歷史、人的存在、人的價值等方面內容的深切體察和感悟。當然，擁有廣泛的人文知識只是為獲得人文素養提供了條件，并不意味著必然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知識是外在于人的東西，必須讓知識進入人的認知本體，滲透到一個人的生活和行為中，才能稱之為素養。人文素養，是在涉獵了文、史、哲學之后，更進一步認識到，人文科學的宗旨是對人的關懷、對人的愛。罪犯大多心靈扭曲、性格怪僻、心理復雜，他們往往將自己置于一種自閉狀態，認為社會拋棄了自己，對未來缺少信心，或自卑、或自棄、或絕望，監獄民警對他們的態度實際上就代表了社會對他們的態度，體現著法律的人文關懷。一個監獄民警如果具備了很高的人文素養，在改造工作中，就會使自己與犯人的對立關系得到很大改善，有利于提高改造效果。注釋：

① 張晶.改造罪犯的科學化：基礎、模式與建構［J］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2，(4)：31.② 張明楷.刑法格言的展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6.③陳興良.刑法的啟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9.④ 田文昌.刑罰目的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22.⑤ 郭明.學術轉型與話語重構［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131.⑥ 梁志平.新波斯人信札［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190.⑦ ［意］貝卡里.論犯罪與刑罰［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59.⑧[英]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商務印書館2000.216.參考文獻：

［1］陳興良.刑罰哲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2］郝鐵川.法治隨想錄［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3］王政挺.傳播：文化與理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英］布萊克博恩，吳宗憲等譯.犯罪行為心理學－理論、研究和實踐［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0.［5］胡木貴等.接受學導論［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6］王政挺.傳播：文化與理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江山.歷史文化中的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圖文編輯：王朝霞

第三篇：監獄與警務運行機制創新

監獄與警務運行機制創新

2010年以來,上海市監獄管理局以構建場所警戒機制為切入點,積極探索提升監管場所安全效能的有效路徑。通過實行“7×24”警務運行模式、建立“指揮中心、監區、現場”三級警戒框架、整合人力和物力資源等一系列措施,著力創新警務運行機制,切實消除安全隱患,將上海監獄場所規范化建設推上了一個新臺階。

“7×24”模式保安全

“7×24”警務運行模式是指:所有監獄實現每周7天警力的全覆蓋和1天24小時的全天候有效控制。為使警力每周每天都能均衡分布,他們采取了“錯時輪休”等符合實戰需要的作息方式,充實雙休日、節假日警力,確保監管場所警力的科學、有效分布。實現了警務運作模式由靜態向動態、由機關化向實戰化的轉變,最大限度地發揮了現有警力效能,實現警力的科學配置。

上海市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鄭善和介紹說:“要加強監獄場所警戒機制,就必須以場所穩定為目標,建成一個反應敏捷、指揮專業、通訊暢通、裝備精良的全天候、動態的場所警戒運行機制。”

提籃橋監獄在執行“7×24”模式時,將值班分為了日班和晚班,白天重點巡查服刑人員勞動現場和服刑人員留監場所,夜間則著重對服刑人員學習和生活現場加強巡查。提籃橋監獄加強民警下班、雙休日和節假日的值班警力,確保了監獄全天候的安全。記者在該監獄行政部門保安值班室看到,墻上貼有詳盡的《值班安排表》,不僅各個日期的值班時段標明清楚,而且具體落實到個人。提籃橋監獄監獄長劉金寶表示:“這樣的值班安排更為合理,而且使值班人員的責任更加清晰,保證了‘7×24’模式的有效運行。”

指揮中心促串聯

“叮鈴鈴——”上海市南匯監獄的指揮中心電話響起。監區一號門門衛打來電話請示是否放行車輛。坐鎮指揮中心的指揮員徐平當即通過大屏幕仔細檢查車輛情況,檢查車輛無誤后發布了放行命令。只見一號門徐徐打開,車輛才得以離開。整個過程流暢、規范、有條不紊。

按照“南匯監獄裝卸車輛出監獄流程”,在任何出監獄車輛開動以前,民警必須首先清點裝卸車服刑人員人賬。民警確認無誤后,帶車民警才能向指揮中心請示出監獄。在此之后,車輛還必須經受兩道門的檢查,最后通過了指揮中心的放行指令才能夠離開。重重把關確保了監獄安全,而整個過程其實已經牽涉了指揮中心、監區、現場三級平臺。

指揮中心通過“定位”,將各個部門涉及警戒職能的工作進行了高效、集約的串聯,建立起健全的工作機制,以便于快速反應、統一指揮。南匯監獄監獄長戴衛東表示:“指揮中心是監獄場所警戒的管理中樞,具有先期指揮、獄情監控、協調警務、警戒信息處理等職能。指揮中心的集成平臺大大加強了我們監獄管理的效率。”

資源整合應危情

不久前,上海市周浦監獄進行了一場應急處置實戰演習:是日上午10時整,監獄突發獄內斷電事件。僅僅兩分鐘后,總務科在確認情況便立刻向上級報告,監獄長、總指揮許仁有當即指示啟動監獄應急預案。一時間,防暴隊加強了監區巡查；武警中隊執行突發停電事件處置方案；警衛大隊控制住監獄大門的人員、車輛進出；后保處迅速聯系供電公司并安排專人接引；各監區則及時將罪犯收監、提前準備了照明物資、安排好用餐和用水。

周浦監獄副監獄長卜少華表示,演習中各部門之所以能夠反應迅速、應對如流,完全要歸功于場所警戒機制對監獄人力和物力資源的充分整合。

根據上海監獄系統現代警務機制建設的要求,各監獄必須建立警衛隊,且警衛隊中40歲以下的中青年民警所占比例不得低于30%,這確保了警衛隊有充分的技能訓練和較強的應急處突能力。另一方面,“平戰結合”的訓練方針和每支防暴隊人數不少于40人的規定則保證了監獄在“戰時”拉得出一支打得響的處突防暴隊伍。

來源: 法制網——法制日報

第四篇：關于做好監獄大政工工作的幾點認識

文章標題：關于做好監獄大政工工作的幾點認識

大政工是我省監獄系統的管理特色，它涵蓋政工、紀檢、工會、行政后勤四個方面。由于這一概念的提出及體系的建立，使上述的四個方面由以前的各自為政、單兵作戰演變為整體驅動、互補協同，也使復雜特殊的監獄工作脈絡清晰、一分為三，即監管改造工作、生產經營工作、大政工工作。這是一種監獄管理的創新，要讓這種創新產生積極的效果，為監管改造及生產經營工作提供卓有成效的支撐和服務，必須對大政工工作進行創造性地思考，并務實地進行推進。

一、切實推進大政工工作體制及運行機制建設，讓人看得清、摸得著、落得實

體制完整是工作完整、不遺漏的保障。我獄在《德山監獄大政工工作方案》中對大政工的體制作了明確的表述：監獄大政工工作在監獄黨委的領導下，黨委書記、監獄長對政治工作負總責，黨委副書記、政委全面負責，以政工各線分管領導、各部門各單位抓政工工作的領導和政工人員為主體，構筑黨組織、行政組織、工青婦等群眾組織和全體警察職工共同參與的全方位、多層次的政治工作格局，形成上下聯動、左右協調、條塊兼容、齊抓共管的大政工工作體制。

在運行機制上，堅持每月初一次政工聯系會。參會人員為政委、紀委書記、工會主席、政治處主任、公司分管人事副總及政工各部門（包括政治處、紀檢監察室、工青婦辦、辦公室、行政科、保衛科、法制科、離退辦、公司辦公室、公司人事部）主要領導。政工各部門小結上月工作，提出下月工作計劃，討論警察職工中所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和隊伍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商議解決辦法和措施，推樹工作典型。政委與分管領導對各部門工作進行點評，部署下月工作任務。季度初的聯系會擴大到相關政治工作負責人，如支部書記、教導員、分會主席，對上季度的工作進行總結講評，對本季度的重點工作進行階段性地布置和安排。每季度召開一次黨委政治工作例會，聽取大政工各線工作情況匯報，研究解決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對重大事項作出決策。

大政工工作的有效實施，必須依靠責任的落實、過程的監督及結果的嚴格考核。大政工所列各項工作，均可實行目標管理，主要考核大政工工作分管領導及各部門中層主要領導。加強對工作過程的管理，考核辦對政工各部門的工作在月中進行檢查督導，在月底進行驗收考核。每項工作的考核實行責任遞延分值累加的原則，即第一次未完成，考核主管科長；下個月又未完成，主管科長責任累加，同時考核分管領導；第三個月再未完成，主管科長及分管領導均責任累加，同時考核政委。

有了健全的工作體制，大政工詮釋了一個完整而清晰的概念，名歸實至；有了務求實效的運行機制，大政工化虛為實，在監獄整體工作這個大舞臺上形象鮮活，鏗鏘有力！

二、切實加強和改善隊伍的素質及作風建設，全面創建學習型組織，進一步轉變工作作風

隊伍的素質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持續穩健地提高隊伍素質，必須依托學習型組織的創建和實施；在隊伍素質得到持續提升的同時，必須要加強隊伍的作風建設，將良好的素質轉化為實際的工作效果，從而實現“基業長青”。

第一，全面創建學習型組織，警察人人參與。以科室、監區為單位，成立若干學習小組，單位的主要領導為學習小組長。學習的內容主要有三部分，即政治理論，也就是中央、省廳局的一些指示精神，以增強政治素養、政治敏感性及政治鑒別力，確保方向不偏；管理知識，也就是公共管理方面的一些基本理論、方法、手段、技巧，以增強日常的管理能力；業務知識，主要是針對不同崗位的一些業務及專業知識，以滿足崗位的特殊需要。學習的方法可根據不同的內容采取不同的方法，對政治理論及管理知識可采取上大課的方式，由監獄領導或外請專家教授講授，也可發放資料由小組自行組織學習，并檢查學習情況及效果。對業務知識，原則上由各小組自行組織學習，由小組成員中的業務骨干輔導，也可分類請外面的專家講授。黨委成立中心學習小組，統攬全獄的學習工作，制定學習計劃，明確學習重點，檢查學習過程，考核學習效果。充分利用監獄的各種媒體，如內部電視、局域網、廣播、報刊及宣傳櫥窗展開學習討論，力求學以致用。

第二，扎實推進作風的轉變，用良好的作風經營事業。首先要讓全體警察把事情當作事業做，事業提升了事情的價值，賦予了或枯燥或呆板或繁雜或瑣碎的工作以生動以使命；把事情變成事業，給轉變作風提供了支點和源動力。我黨歷來重視作風建設，并把它作為黨的生命線對待，幾次整風都給黨注入了新的活力，煥發出了勃勃生機，我黨也因此鑄就了旺盛的生命力。錦濤書記在領導干部中倡導的八大作風，實際上是在和諧背景下對領導干部的一次整風。作為監獄事業同樣需要良好的作風來經營，針對當前監獄的現狀，監獄是專政機關，工作很具體，執法很敏感，新問題屢見不鮮，加上監獄包袱重，警察職工窮，特別需要倡導勤奮好學之風，真抓實干之風，顧

第五篇：監獄二級管理體制下警長工作的認識與思考

監獄二級管理體制下警長工作的認識與思考

摘要：監獄實行二級管理后，增設了警長職位。由于這是一項新生事物，如何認識警長工作在監區乃至整個監獄工作中的重要性，發揮警長崗位不可替代的職能，還需要在工作中不斷地摸索和總結，最根本的是要給予警長角色一個準確的定位，確保責、權、利相對應，這樣才能使警長的職能作用發揮到最佳，符合改革的初衷。

關鍵詞：監獄二級管理 警長 職能

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監獄押犯構成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暴力型罪犯、高智商罪犯和“三涉”犯的增加，使監內獄情愈加復雜。監獄原管理層級組織結構明顯已無法高效運轉，效能的低下，將有可能造成監獄工作局部和全面的被動。因此，監獄實行二級管理，增設警長一職，對于構建一個加快決策速度、實施快速反應的新的管理機構成為必需。但監獄工作實施扁平化二級管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作為新生事物，二級管理在運行中，特別是運行初期，必然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尤其是設置警長職位的初衷是否能夠得到實現，其職能作用發揮得怎樣，又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來突破

一、警長工作的現狀

（一）“問題終結者”現象

這種現象大多存在于剛調整后的監區。所謂“問題終結者”現象就是指監區領導比較熱心隊伍建設、民警管理和監區事務的宏觀管理、決策，把監區內有關罪犯的問題，特別是一些 “疑難雜癥”交給警長處理，警長沖鋒在監區工作一線攻堅克難。二級管理后，個別監區領導十分欣賞警長解決問題的能力，給予警長足夠的信任。監區發生的罪犯問題特別是重大的改造問題、生產問題，如對有自殺、暴力危險的罪犯進行教育，對屢教不改、屢犯監規類罪犯的管控，如何解決罪犯中一些群發性問題，如何調動罪犯的勞動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益等問題直接交給警長處理，而警長憑借豐富的工作經驗也往往是藥到病除，但警長的工作負荷增大了，久而久之，解決問題的積極性逐漸降低。“問題終結者”現象其實質是過分夸大了警長的職能，削弱了監區領導的職能。

（二）“雞肋”現象

二級管理中，監區領導取代了三級管理中分監區長的角色，警長不再是一個獨立責任單位的負責人，對監區民警也不再如分監區長管理分監區民警那樣有考核處罰權，監區民警直接聽命于監區領導，對警長的敬畏度降低。警長雖有“協助”之職，但實際工作中有職無權、有心無力，無處發揮，有時頂替普通民警的崗位做些帶值班事務，有時又安排在監區領導的位置，發號施令、進行決策，充當“趕場人”的角色。警長角色

（三）“萬金油”現象

有些監區雖然實行了二級管理，但由于“慣性”使然，監區民警和罪犯依然把警長看成以前的分監區長，大大小小的事務樂于向警長匯報，期待警長的解決。監區領導專注于一些重大問題上面，對日常事務事前拍板、事后審核，至于過程和細節則放心交給警長去辦。監區哪里有事情，哪里就出現警長的身影，改造方面、生產方面、日常生活方面??“有問題找警長”成了監區里的一道獨特風景。普通民警則習慣于按指令行事，不愿意參與管理。這種現象實際上是把警長當作監區的“管家”或“保姆”。

二、原因分析

（一）監獄管理體制改革引起起認識上的偏差

不可否認，監獄三級管理體制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曾取得了巨大的改造成績，推動了監獄整體工作的開展。但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生產力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使二級

管理體制成為必然。改革不僅僅是名稱的變化、機構的減少，更重要的是要消除三級管理體制下機構庸腫、人浮于事、權責不明、作風拖沓、行政管理成本大、工作效率低下的弊病，實現機構合理、人員精干、權責清晰、管理高效的追求，警長的設立亦是同理。改革是必然的，但又是全新的，沒有現成經驗可循，要 “摸著石頭過河”，應允許改革做實驗、犯錯誤，允許它有一個循環往復再提高的過程，二級管理如此，警長管理模式所取得的工作成績，習慣于用以前的經驗、心得指導自己的工作，用以前的管理模式管理當前的事務，這必然使警長工作走上歧路。

（二）對警長角色定位不準

縱觀各個監獄設置警長，其本意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培養監獄后備人才的需要。二是作為實施二級管理后安置監獄中下層領導干部的渠道。三是政治上體現從優待警，組織上緩解基層警力緊張的考量。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各個監獄對警長的定性上無一例外為：既不是監區領導，又不同于普通民警，低于“官”高于“民”，處于兩者的中間狀態。這種定性可以用清晰的文字來描敘，但卻不具有實踐操作性。監區實際工作中，警長的使用上往往是左右搖擺，警長向“官”上發展，即警長監區領導化，亦即警長職能的強化；向“民”上靠攏，即警長普通民警化，亦即警長職能的弱化。警長職能的強者、實干者的身份出現在監區，然無論怎樣，都與監獄設立警長的本意相悖，所謂“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警長一人扮演多種角色，當然進退失據，事倍功半。

（三）權力分配體系不科學

責、權、利相結合，是行政運行的基礎，也是考核一個單位、領導工作優劣的標尺。相對于三級管理中的分監區長，警長不再是一級獨立單位的負責人，當然也失去了決策、指揮、考核等領導職能。隨著領導權力的失去，其責任和利益也必然要求削減，但實踐是利益調整了，責任卻還在。從目前各個監獄對警長的設置上看，都是定義為“協助”監區領導抓好監區各項工作。但協助標準太過寬泛，就像一個大麻袋，林林有作出明確的規定。但可以預見的是警長做每一件事情，都蘊含著風險，改造工作無小事，“誰主管誰負責”、“首問制”的責任問責機制都是懸在警長頭上的一把利劍，萬一出了事，輕則通報、經濟處罰，重則丟飯碗。有職無權，責任重大，成為制約當前警長工作良性發展一道難過的坎。

三、對策和思考

（一）深化監獄管理體制改革，加強教育和培訓

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心須以改革解決之。要不斷推進監獄管理體制改革，優化二級管理體制的用人體系、權責體系、考核體系，加快磨合二級管理體制下的崗位分工、權力分工，以早日凸顯新管理體制下警長工作的推動性；要加大基層調研力度，深入到基層一線，觀察基層工作運行規律，分析警長工作出現瓶頸到底是結構上、觀念上的原因，還是操作上的原因，傾聽監區不同層面的民警對警長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為推動警長工作良性發展提供實踐上的依據；要適時采取糾編與矯正措施。用對立統一的矛盾論來看待監獄的體制改革和警長工作現狀，動態理性地看待警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與困難，適時出臺有關規章制度，進一步框定警長職務的內涵和外延、理順警長與監區領導、基層民警間的分工與協作；要完善考核機制，遵循“責、權、利”相一致的考核理念，加強結果考核，突出過程考核，確保各司其職、人盡其才。

另外，還要加強民警的思想教育，不僅是普通民警，還包括監區領心態和角色，該放權的要放權，該“沉”下去的要“沉”下去，讓他們認識到警長的設置是監獄工作大局的需要、是改革的需要，認識到警長一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支持、輔助警長的工作，減少工作中的碰撞；對普通民警，應加強對他們的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訓，增強他們的工作責任感、使命感，增強獨立工作能力，使監獄工作效率在“團隊環境”中提高。

（二）塑造清晰準確的警長角色定位

警長工作要想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必須給自身一個十分清晰的定位。結合各個監獄的實踐看，警長總是處于“協助者”的角色，然而也正是“協助者”其內涵和外延太過寬泛才導致警長工作無法實現質的飛躍，竊以為應該對此如下理解：

1、警長是監區必要的協調者

一則廣告說得好：再好的戲，沒有聲音也出不來。二級管理下的監區，罪犯大都在200人左右，監區民警數十人不等，監區事務紛壇復雜，互相干擾，監區領導不可能事必躬親，針對每個人每件事都發出指示，即便發出指示，說不定也會產生曲解，這就凸顯出協調的重要。作為警長，其首要工作就是協調，讓決策者的聲音響徹監區的每一個角落。

（1）搞好上行協調。及時向監區主分管領導匯報當日或近期的工作事項性質及進展程度，分析各項事務的輕重緩急，建議領導采取針對性的措施，請示下一階段的任務，堅決落實領導的指示。

（2）搞好下行協調。主動向監區民警傳達監區領導的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發揮自己的親和力、溝通力，凝聚所有的積極力量，開拓創新，推動監區工作上臺階。針對民警的疑問與思想問題進行“一對一”溝通，將民警的的整合效果。

2、警長要扮演好“守夜人”角色

英國古典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提出了“守夜人” 一專有名詞監區層面被取消，監區領導要直面監區事務最底層，實際上頂替起了三級管理中分監區長的角色。隨著角色的轉換，監區領導也將從重視宏觀調控向重視微觀管理轉變。決策、管理、指揮、控制、考核權達到了合諧的統一。普通民警也只是面臨罪犯的增多和業務分工的不同。其中受到沖擊最大的則是警長，環境的變化使得警長剝離其它職能，凸顯出服務職能。它主要體現在管理層次上警長必須脫離帶有考核權的“硬管理”，執行監獄制度和監區領導的指示，堅守監區領導的方向，秉承監區領導的意圖，以人格魅力、領導權威及靈活的協調溝通能力來管理監區，以此達到“硬管理”的效果。其次，警長還必須在監區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盡量彌補監區領導實施““硬管理”中造成的人際裂痕，實現監區機器運轉通暢，這是警長開展工作必備的要求。再次，還體現在警長要有出色的信息整合能力，能從每天大量的監管改造信息、生產信息、安全信息等信息中分得出輕重緩急，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進行優化整合，幫助監區領導制定科學合理的組織計劃，使其免受錯誤信息、無用信息的困擾。

(三)劃分科學合理的組織機構和責權體系

警長工作之所以出現以上現象，一方面是由于舊的觀念，管理方法所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當前改革過程中常出現的組織機構、權責體系不合理。工作實踐中，警長職能往往在“管理”與“服務”上搖擺不定。依目前的監獄現狀看，監區一級應采用“直線職能制組織結構”，設有兩套系統，即直線指揮系統和職能參謀管理系統。實際運行中，決策權和領導權歸屬于監區領導，一切監區事務須以監區領導的名義或核權。另外，監獄還應細化監區權責體系，區分監區領導、警長、監區民警的工作范圍，明確哪些是監區領導應該做的，哪些是警長必須做的，哪些是監區民警必須做的，制定對應的考核問責機制，什么情況下負領導責任，什么情況下負直接責任，杜絕越俎代庖、多龍治水的現象出現。(免費論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