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過渡期我國的金融改革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過渡期我國的金融改革

□作者：華僑大學商學院林俊國

內容摘要：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反映了國際大銀行風險管理的最新經驗，因此，許多國家表示將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然而，我國卻面臨著雙重挑戰：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我國尚缺乏必要的條件；不實施新資本協議，我國將面臨許多不利的影響。本文著重分析

我國實施新資本協議的兩難選擇及金融改革對策。

關鍵詞：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兩難選擇對策

2004年6月26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正式發布了《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即《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成員國將于2006年12月底開始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新資本協議以國際活躍銀行為基礎，詳細地闡述了監管當局對銀行集團的風險監管思想，同時新資本協議通過對商業銀行計量信用風險加權資產的規范，來約束商業銀行內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以達到保證全球銀行體系穩健經營的目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反映了國際大銀行風險管理的最新經驗，因此，許多非巴塞爾委員會成員國也紛紛表示將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然而，我國卻面臨著雙重挑戰。

挑戰之一：我國缺乏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條件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核心是三大支柱，即資本充足率、監管部門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目前，我國缺乏全面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條件。

我國缺乏實施第一支柱的條件

第一支柱是資本充足率要求。新資本協議在第一支柱中為計量風險提供了幾種備選方案。例如，關于信用風險的計量，新資本協議提出了兩種基本方法：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irb）。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其中最簡單的是標準法。標準法下那些僅具備基本風險管理系統的銀行，要依靠外部評級機構的評級來計算信用風險的資本要求，然而我國具有外部評級的企業非常少。如果監管當局認為不宜采取外部評級，可以規定所有公司貸款的風險權重都為100，而對主權和銀行債權的風險權重可以根據出口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來確定。這樣就可消除對外部評級的依賴。因此，銀行必須不斷提高對風險的理解和改進對風險暴露的管理措施。我國的商業銀行目前不具備實施標準法的能力及客觀條件。相對標準法而言，內部評級法對銀行風險管理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內部評級法不僅要求銀行具備完善的風險管理系統，而且要求監管機構有能力評估和監督這些復雜的風險管理系統。就目前情況來看，國際上只有一部分國際活躍銀行和發達國家有實施這一方法的能力。我國的銀行和監管機構距實施內部評級法的要求還相差甚遠。同時國內各商業銀行的管理水平參差不齊，許多商業銀行的貸款評級體系僅是套用了監管當局規定的貸款五級分類，或者是在此基礎上簡單做了一些細化。這樣的評級系統遠不能用來評估違約概率和違約損失率，對信用風險量化的精確度和準確性遠不能達到新資本協議規定的標準。總的看來，中國的銀行要實施irb法，難度較大。為了改進評級體系以達到采用irb法標準法的要求，我國銀行面臨的挑戰是收集數據、建立必備的內部控制系統、強化信息技術支持和員工培訓。

我國缺乏實施第二支柱的條件

第二支柱是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新資本協議引入了監督檢查對完善整個監管框架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引入了監管當局的檢查，而且有助于鼓勵銀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謹慎性操作。但是，實施第二支柱存在如下一些問題：一是第二支柱所涉及的范圍較廣，問題復雜，而各國監管當局暫時得不到詳細的指導，也不具備相應的監管資源。二是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還要求各國的監管方法逐步趨同。三是監管當局的責任增大，相應有必要提高監管部門監督檢查過程的透明度。

世界銀行認為，對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銀行而言，貫徹實施第二支柱比改進第一支柱可能更加重要。目前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監管當局還沒有能力貫徹實施第二支柱。各國監管當局改進監管工具，提高判斷能力的過程將是非常困難和富有挑戰性。

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看，我國金融監管中還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沒有形成規范、連續和系統性的監管。目前我國金融監管尚未實現規范化和系統化，還沒有真正實現持續性監管，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金融風險監測、評價、預警和處置系統。金融監管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隨意性和分散性，缺乏連續性和系統性，缺乏各種監管手段的有效配合，缺乏對監管信息的綜合運用，缺乏對風險的跟蹤監測，導致監管成本的提高和監管效率的下降，使金融風險得以積聚和擴散，最后忙于事后救火處置。

沒有將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和內控作為監管重心。至今為止，我們對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和內控仍重視不夠，監督不力，往往忙于外部監管。而實踐證明，外部監管不能代替金融機構的內部有效控制，也不能成為金融機構內控的補充。金融機構良好的法人治理結構和

第二篇：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監管研究

龍源期刊網 http://.cn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監管研究

作者：王歡歡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中國加入WTO后，中國的商業銀行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這一變革將使中國的銀行也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面臨空前的挑戰，以金融機構全能化為特征的混業經營體制將成為國際金融業的主流模式。因此，文章指出，為應對新的形勢變化，我國的監管當局應以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為標準建立有效的監管。

[關鍵詞]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風險；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4

[文獻標識碼]A

第三篇：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對金融衍生交易的監管（范文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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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對金融衍生交易的監管

趙承壽

關鍵詞: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金融衍生交易 監管

內容提要: 巴塞爾委員會認為，金融衍生工具一方面可以降低和轉移銀行的信用風險，另一方面也可能帶來其他風險，因此，應采取嚴格的程序和步驟加以控制，并需要將其納入資本監管的范圍。

金融衍生交易是現代銀行風險管理中不可替代的金融手段，也是現代銀行業的重要利潤來源。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金融自由化、投資全球化和技術創新的推動，金融衍生交易市場日新月異，也對銀行業的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巴塞爾委員會2004年6月份正式公布的《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以下簡稱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一、金融衍生交易的特點及其監管難題

金融衍生產品是原生性金融工具的衍生物。金融衍生交易就是通過預測貨幣、債券、股票等原生性金融工具的利率、匯率、股價、指數等的未來市場行情，在支付少量保證金的前提下，借助于遠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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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掉期(互換)和期權等合約形式，進行套期保值或投機獲利的行為。金融衍生交易合約的價值取決于一種或多種基礎資產的價值或相關指數，除了遠期、期貨、掉期(互換)和期權等基本合約形式之外，具有以上任一種或多種特征的結構化金融工具也稱為衍生工具。金融衍生交易主要有交易所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OTC)兩種形式，由于金融衍生交易與銀行的傳統業務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對銀行衍生交易業務的監管也面臨諸多難題。

首先，金融衍生交易是一種具有高杠桿作用的保證金交易，風險的突發性強，監管難度大。由于金融衍生交易具有“杠桿效應”，一旦預測有誤，杠桿的回調作用則可能使投資者遭受巨額虧損，一夜之間足可以使其倒閉。

其次，金融衍生合約的價值具有不確定性，確定資本監管的量化指標極為困難。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種尚未履行的交易契約，是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權利和義務的約定，其風險敞口和合約的價值隨時都處在變動之中。為了控制風險，往往需要借助復雜的數學模型和相關交易的歷史統計數據。但是這些數學模型和統計數據通常是基于一種假設，即衍生產品價格變動的歷史分布能夠很好地說明金融衍生工具未來的價格走勢。而且衍生產品的定價是以連續、平滑的價格變動為預設的。一旦產生大范圍的、快速的價格變動，衍生工具敞口頭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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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使得市場參與者隨時都面臨著巨大的潛在風險，也使得監管當局很難采取有效的預防性措施。

第三，金融衍生交易作為或有事項不在資產負債表中反映，信息披露不充分，監管的會計信息基礎薄弱。現行的財務會計報表是建立在權責發生制的基礎之上的，要求財務報表所確認的事項必須是已實現的事項，而對于可能發生于未來的交易和事項則不予確認，也無須在財務報表中予以披露。由于金融衍生交易對金融機構財務變動的影響發生在未來，無法在當前的資產負債表上得到反映，因此，無法通過資產負債表來了解衍生交易可能面臨的風險，這是近年來衍生交易**頻頻發生、難以采取有效措施進行監管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金融衍生交易創新速度快，法律關系復雜，缺乏有效的監管技術和規制手段。金融衍生產品在設計和創新上具有很強的靈活性，既可以通過對原生性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組合進行創新，也可以對各種衍生工具進行再組合，還可以根據各種參與者所要求的時間、杠桿比率、風險等級、價格等參數進行量身定做，法律關系極其復雜。此外，由于衍生產品總是處在不斷的創新之中，法規制定者對衍生工具的了解與熟悉程度可能不及市場參與者，因此各國的法律條文難以及時跟上。值得注意的是，規避法律和監管往往是部分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動因，因此這些衍生產品可能會故意地游離于法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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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之外。由于上述這些原因，導致某些金融衍生交易無法可依，從而極大地增加了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風險和監管難度。

三、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有關金融衍生交易的主要規定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于金融衍生交易的基本立場可以概括為：金融衍生交易可以降低和轉移信用風險，但它同時也可以給銀行帶來其他風險，比如說法律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因此，銀行應采取嚴格的程序和步驟控制這些風險，并需要把金融衍生交易納入資本監管的框架。新資本協議突出強調了監管資本對衍生交易的風險敏感性，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考慮到金融衍生交易特有的風險對沖功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鼓勵銀行采用金融衍生工具來降低銀行資產的風險。允許其獲得資本減讓。

其次，新資本協議規定，金融衍生交易作為表外業務，在按照標準法計算風險加權資產時，應當通過信用風險轉換系數將其轉換成等額的表內信用風險敞口，納入資本監管的范圍，并按照信用風險的監管要求，計算資本充足率。新資本協議還在附錄中明確規定，與金融衍生交易相關的金融創新工具在一級資本中的上限為15%，而且，在計算衍生交易敞口的風險加權資產時，對衍生產品場外交易(OTC)的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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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手風險權重不設定最高限額，以便降低銀行面臨的高風險金融衍生產品可能帶來的突發性風險。

第三，考慮到金融衍生交易等信用風險緩釋技術雖然可以在總體上降低銀行資產的風險度，但它們同時也可以帶來其他風險，因此，新資本協議規定，通過金融衍生產品進行風險緩釋后的銀行資產，在轉換成信用風險敞口時如果需要獲得資本減讓的話，還必須符合第二支柱有關加強監管者監管的相關規定和第三支柱對信息披露的特殊要求。比如說，在監管方面，監管當局應當評估銀行的內部控制目標和程序是否涵蓋了銀行所面臨的所有實質性風險，包括評估銀行機構所制定的衍生交易限額、業績考核和獎勵方式等與風險控制相關的制度;在信息披露方面，要求銀行披露其所采用的緩釋風險政策、衍生交易風險敞口以及監測緩釋工具持續有效性的策略和過程。如果監管當局對銀行所制定的金融衍生交易政策的作用、適用性及其實施不滿意時，可要求銀行立即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要求銀行針對剩余風險增持額外的資本，直到銀行所制定的衍生交易規程及其實施過程中所存在的缺陷得到糾正，并達到監管當局的要求時為止。

第四，如果銀行采用金融衍生工具進行風險緩釋，在套期保值時產生幣種錯配或者期限錯配 [1]，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則對相關的資本減讓采取非常嚴格的限制措施。比如說，在計算風險加權資產時，對套期保值中未予覆蓋的風險敞口而言，其風險權重采用的是其交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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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風險權重，而不是采用衍生工具的風險權重，這會導致風險加權資產的提高和資本充足率的下降。另外，在計算場外衍生交易的風險加權資產時，也需要用場外衍生交易的風險敞口乘以交易對象的風險權重來進行計算。

第五，為了確保銀行進行風險管理時采用的金融衍生交易與信用風險的降低具有正相關性，并增強監管資本的風險敏感度，在采用信用風險的IRB法(內部評級法)計算特定風險敞口的資本要求時，銀行可以通過調整對金融衍生產品合約的違約概率和違約損失率的估價值，來反映金融衍生交易對降低單筆債務或銀行資產風險敞口的作用，但是這種對估價值的調整，必須考慮衍生交易風險緩釋工具的付款結構、清償水平和清償時間等重要因素。

第六，為了防止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按照1996年1月巴塞爾委員會對1988年資本協議關于市場風險修訂案的有關規定，對銀行的普通貸款賬戶和交易賬戶實行不同的監管原則。新資本協議在處理交易賬戶對手的信用風險時，規定監管當局應當在要求銀行按照一般市場風險和特定風險計算資本要求以外，還要對交易賬上反映的場外衍生交易工具計算風險資本，在計算時采用的風險權重應與計算普通銀行賬戶資本要求時采用的風險權重保持一致，并且明確取消了原來規定的交易對手風險權重50%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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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新資本協議還對銀行采用衍生工具做套期保值時的交易頭寸提出了專項資本要求。如果套期保值時，兩筆交易(多頭和空頭)的價值變化方向完全相反，而變化程度基本相等，銀行可以不必提取專項資本;如果兩筆交易的價值變化方向完全相反，但程度基本不一致，銀行可以只提取20%的專項資本。但對投機交易，則不適用這一規定。

第八，為了降低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風險，新資本協議還對與衍生交易相關的法律文件的準確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即相關的法律文件用語必須規范，含義明確，而且必須對參與衍生交易的所有交易當事人具有有效的約束力，以確保這些文件的效力能夠得到相關國家國內法的認可。

新資本協議雖然不是國際法規范，也不屬于國際公約，對各國政府、銀行監管當局及商業銀行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但該協議凝聚了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與監管的最先進理念和實踐經驗，得到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廣泛認可，因此，關注新資本協議的變化，包括對金融衍生交易的相關規定，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措施，是我國銀行業同國際接軌，發展金融衍生交易的必由之路。

四、發展我國金融衍生交易市場所面臨的主要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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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金融開放和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外資銀行在開拓市場、爭奪客戶方面的競爭日趨激烈，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地運用衍生工具來規避風險和增加收入。但由于我國調整衍生產品交易的規范政出多門，監管的理念、手段和技術都相當落后，因此還有一些亟待解決的監管與法律方面的問題。

首先，衍生交易市場的統一性與分業監管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監管機構的協調問題。衍生交易市場是一個綜合性的金融市場，資金在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之間有著很強的流動性。但是，由于我國對金融市場采取分業監管的模式，金融機構必須分業經營，割裂了金融衍生交易市場的統一性，并導致了監管方面的困難。比如說，批準和監管與匯率有關的衍生產品(包括遠期結售匯)，歷來是由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的;而國務院曾明確規定，所有期貨業務由證監會會同相關部門負責審批并監管。至今我國與衍生產品交易密切相關的三家商品期貨交易所仍然是由證監會負責管理的，國有大型企業在海外利用衍生產品從事套期保值業務也必須獲得證監會的批準;另外，銀監會2004年年初頒布的《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則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從事衍生交易應當獲得它的許可;以此類推，按照我國的分業監管體制，保監會也應當有權頒布保險機構參與衍生交易市場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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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相關法律滯后的問題。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高杠桿率和巨大的利益驅動，金融衍生交易具有很強的投機性，容易引發各種違規行為，特別是在市場還不是很完善的時候這種情況更容易發生，因此需要詳備的法律來保障金融衍生交易的正常秩序。但是我國規制衍生交易行為的相關法律法規極不完善，對市場失范行為的處理往往缺乏法律依據。現在，我國刑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對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的欺詐和犯罪問題一般有了原則性的規定，但如何規制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的違規行為，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法律規范的沖突問題。由于金融衍生交易具有跨國性，會涉及到不同法域的法律沖突問題。實踐中，由于從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的金融機構一般為國際掉期和衍生工具協會(ISDA)的成員，為減少因法律沖突可能導致的糾紛，交易雙方多采用ISDA的一些標準文件。最常用的法律文件是ISDA制作的主協議、補充安排和交易確認書，這些文件對可能存在的法律沖突問題作了一些技術處理。但考慮到ISDA文件的法律背景與我國的法律體系有所不同，因此還需要通過國內立法的形式對國際金融衍生交易市場習慣性做法的效力予以特別承認。

金融衍生交易不僅技術性非常強，而且涉及到的法律關系非常復雜。我國金融衍生交易市場的健康發展，期待著法學界能夠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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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作者簡介：趙承壽(1965—)，男，漢族，湖北荊州人，北京聯合大學經濟法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 北京 100083

[1]提供風險保護的貨幣與存在風險敞口的貨幣幣種不同即為幣種錯配;避險工具的剩余期限不足以覆蓋當前風險敞口的期限時，就會產生期限錯配。

第四篇：探究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風險監管探討與研究

探究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風險監管

探究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風險監管

作者

戚瑩

內容提要：

新巴塞爾資本協議作為國際銀行監管的新標準將對我國銀行業和監管當局產生重大影響，新協議確立的“三大支柱”對我國的銀行風險監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戰，盡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們面臨的迫切任務。關鍵詞：新巴塞爾資本協議 三大支柱 風險監管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1988年公布的資本協議，曾被認為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神圣條約。”然而在過去十幾年中，銀行防范風險的能力，監管部門的監管方法和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該協議對發達國家已越來越不適用。1996年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粗線條的新資本協議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詳細的新協議草案，各國商業銀行和監管當局對新協議草案提出許多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年半時間研究，終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許多重要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委員會計劃于2003年第四季度確定新資本協議以便各國于2006年底實施新協議。在2003年至2006年間，銀行和監管當局將根據新協議的各項標準，建立和調整各項體系和程序。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及有關國際金融組織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中國家必須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另一方面，借鑒國際上先進的金融經驗加強金融監管是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目前形勢下，我國需要切實更新監管理念強化資本監管。本文擬通過對新資本協議的介紹從法律角度來初步探討其對我國銀行風險監管的影響。

一、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

銀行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20世紀80年代由于債務危機的影響，信用風險給國際銀行業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失，銀行普遍開始注重對信用風險的防范管理。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一套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銀行監管與風險管理工作的進程。在近十幾年中，隨著巴塞爾委員會根據形勢變化推出相關標準，資本與風險緊密聯系的原則已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監管原則之一。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更加具有風險敏感性的新資本協議。新協議將風險擴大到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利率風險，并提出“三個支柱”（最低資本規定、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要求資本監管更為準確的反映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進一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規定

新協議在第一支柱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1并為計量風險提供了幾種備選方案。關于信用風險的計量。新協議提出了兩種基本方法。第一種是標準法，第二種是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對于風險管理水平較低一些的銀行，新協議建議其采用標準法來計量風險，計算銀行資本充足率。根據標準法的要求，銀行將采用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來確定各項資產的信用風險權利。當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披露達到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后，銀行可采用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允許銀行使用自己測算的風險要素計算法定資本要求。其中，初級法僅允許銀行測算與每個借款人相關的違約概率，其他數值由監管部門提供，高級法則允許銀行測算其他必須的數值。類似的，在計量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方面，委員會也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方案以備選擇。

2、第二支柱——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

委員會認為，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是最低資本規定和市場紀律的重要補充。具體包括：（1）監管當局監督檢查的四大原則。原則一：銀行應具備與其風險狀況相適應的評估總量資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維持資本水平的戰略。原則二：監管當局應檢查和評價銀行內部資本充足率的評估情況及其戰略，以及銀行監測和確保滿足監管資本比率的能力。若對最終結果不滿足，監管當局應采取適當的監管措施。原則三：監管當局應希望銀行的資本高于最低監管資本比率，并應有能力要求銀行持有高于最低標準的資本。原則四：監管當局應爭取及早干預從而避免銀

行的資本低于抵御風險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資本得不到保護或恢復，則需迅速采取補救措施。（2）監管當局檢查各項最低標準的遵守情況。銀行要披露計算信用及操作風險最低資本的內部方法的特點。作為監管當局檢查內容之一，監管當局必須確保上述條件自始至終得以滿足。委員會認為，對最低標準和資格條件的檢查是第二支柱下監管檢查的有機組成部分。（3）監管當局監督檢查的其它內容包括監督檢查的透明度以及對換銀行帳薄利率風險的處理。

3、第三支柱——市場紀律

委員會強調，市場紀律具有強化資本監管，幫助監管當局提高金融體系安全、穩健的潛在作用。新協議在適用范圍、資本構成、風險暴露的評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資本充足率四個領域制定了更為具體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內容。監管當局應評價銀行的披露體系并采取適當的措施。新協議還將披露劃分為核心披露與補充披露。委員會建議，復雜的國際活躍銀行要全面公開披露核心及補充信息。關于披露頻率，委員會認為最好每半年一次，對于過時失去意義的披露信息，如風險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經常披露信息的銀行要公開解釋其政策。委員會鼓勵利用電子等手段提供的機會，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1、第一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1）外部信用評級機構評級問題。第一支柱提出的風險計算量方法中標準法最簡單。但是標準法的實施依賴于外部評級機構的評級。每個信用評級機構都有盡量提高評級對象信用等級的內在沖動，畢竟客戶可以自由選擇聘請評級機構，支付評級費用，但是這種扭曲評級結果的沖動，通常會因為評級機構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場及投資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斂，畢竟投資者會間接推動客戶對于信用評級機構的選擇。然而，這種非市場化的監管需求推動的評級卻可能會加大客戶對信用評級結束果進行隨意挑揀的沖動，降低能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盈利能力起決定作用的市場威望的重要性。為了限制這種對評級結果進行隨意挑揀的行為，監管當局應該在使用評級結果時，確保信用評級機構仍然會將自己的市場威望視若生命。在這個意義上，監管當局應該全面考慮對特定評級對象的各類評級結果，當評級結果不一致時，應當對最低結果給予更多的重視。

（2）監管方式轉變問題。相對標準法而言，內部評級法對監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監管當局有能力評估

和監督這些復雜的風險管理系統。這要求監管者對各種方法的先進性和合理與否有明確的判斷。如果監管機構不能給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創造空間，就會阻礙銀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將不利于本國銀行競爭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況下被使用，可能導致在一定范圍內風險失控。內部評價法的運用實質上是銀行監管方式的重大轉變，標志著監管方式由“靜態”合規性監管向“動態”審慎性監管轉變。過去，銀行監管局限于資產負債情況，監測由其反映的風險水平，衡量資本充足率和各類資產負債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標準，實質上是一種靜態的風險監管。現在，監管領域的發展轉向了審查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包括風險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風險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對風險進行了及時、準確的度量，監測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資本金抵御銀行面臨的風險等。這種基于風險的審慎監管關注的是銀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風險及其管理能力。就像醫生，給病人開藥方，讓病人把藥拿回家去吃。新協議通過從標準法，初級內部評級法和高級內部評級法這一循序漸進的資本計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鼓勵銀行不斷改進和完善風險管理系統，從而能更精確地度量風險。相應的，監管當局的監管重點應從原來的單一最低資本充足水平轉向銀行內部的風險評估體系的建設狀況上來。

2、第二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引入第二支柱對完善整個監管框架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引入了監管當局的檢查，而且有助于鼓勵銀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謹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實施也向監管當局提出了一些挑戰。首先，改進監管程序的緊迫性尤為明顯，在發生銀行危機的國家，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計算之所以不真實，就是由于監管法規不可靠和公共部門有意寬容。眾所周知，銀行管理部門對銀行面臨的風險最了解，并對管理風險負最終責任。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并不是要取代銀行管理部門的判斷和經驗，更不是要把保持資本充足的責任轉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監管部門應在程序上下功夫通過程序正義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持銀行業整體的穩定，而不是某家銀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監管當局的責任增大，自主權擴大，相應有必要提高對監管部門自身的約束要求，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監管不是萬能的，監管當局與一般市場主體（銀行）一樣，具有內在的利益沖動。隨著監管當局的權力增加，其“設租”動力也在相應增強。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因此，為防止監管當局濫用其監管權力，監管當局應采取措施不斷增強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應從外部加強對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

3、第三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有效的市場紀律需要可靠而及時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對手進行完善的風險評估。新協議將信息披露作為銀行資本充足率的一個內在要求，代表了國際金融業和國際監管的新的發展方向。詳言之，信息披露對強化監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風險行為產生的根源體現了委托人對內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權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優勢，使監管者處于更有利地位；對風險行為的控制不應只注重行為本身，強調信息披露的約束機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開銀行內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對代理人起到威懾作用，使其衡量到風險行為的成本過大而放棄冒險。懲罰不是約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構成對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約束的本質要求，使監管從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轉變，最終達到盡可能減少風險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約束機制實施的前提和基礎。約束機制總是由一定的信息觸動之后產生反應，信息披露的質量制約各種約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種靈活的約束手段，可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賦予經營者更大的活動空間和操作權限，這符合金融業靈活、迅速的經營特色，保證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占據優勢。（5）由信息披露所構成的社會公共輿論監督是有效監管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有助于減少監管中的道德風險。強調信息披露監管制度的適當構造也必然能夠構造公眾監督機制，監管者的行為將受到關注，不符合監管宗旨的行為將得到糾正。從而可以降低監管組織的交易成本，提高組織效率。2

三、我國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及改進建議

1、現在監管理念是風險查處占上風，為什么大家都說人民銀行是消除隊，是警察？主要是因為人民銀行在查處風險。在風險查處理念下始終走不出防范風險、查處風險、處置風險的怪圈，現在要轉移到風險監管上來。首要改變的是觀念，要向風險評價轉變，分析評價商業銀行自身的控險能力、化險能力、排險能力，對商業銀行的健全性、系統的安全性等做出一個綜合性的評價，指出其存在的風險隱患和管理漏洞，并責令其組織實施和改正。在風險評價的理念下，監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現，就不會疲于奔命，干些建臺帳，跟蹤檢查等工作。監管當局要站在客觀的角度，對銀行運行的整個系統進行評價，看整個系統的風險程度有多大。

2、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銀行業發展水平和監管能力都很低。我國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兩呆”的貸款分類法，貸款五級分類才剛剛試行，而對十國集團國家一些大銀行的調查表明銀行內部評級法中僅是營運貸款就平均分為10級。我國短期內仍需采用標準法，但我國缺乏外部評級機構，而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建立和發展需要花費較

第五篇：新巴塞爾協議的意義

巴塞爾協議的三個變化的意義：

一，資本充足率改變的意義：《巴塞爾協議Ⅲ》中提出了強化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大幅提升了對銀行業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水平。提高各級別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旨在提高商業銀行對損失的吸收能力。銀行必須上調資本金比率，以加強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協議還要求銀行保有0-2.5％的逆周期監管資本，這一規則顯示出銀行業監管者更加重視加強銀行體系在順境下的資本緩沖儲備，從而為未來進一步金融監管規則修訂指明了方向。

二，資本框架改變的意義：巴塞爾協議Ⅲ對資本進行嚴格定義，將資本分為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兩大類，取消三級資本，以保證抵補市場風險的資本質量要等同于抵補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的資本質量;提高資本透明度,披露資本工具的所有要素以及與財務報告科目的詳細對應關系。

三，加強流動性監管和引人經營杠桿率的意義：引人桿杠率監管指標，是作為資本充足率的補充。引入兩個流動性風險監管的量化指標，是為了增強單加銀行以及銀行體系維護流動性的能力。

綜上，通過更嚴格的資本金定義、更高的最低資本金要求，以及引進的新資本緩沖，從而綜合確保了銀行能更好地承受經濟與金融壓力，從而維持經濟增長。通過這些改革能促使銀行減少高風險業務，同時確保銀行持有足夠儲備金，能不依靠政府救助而獨立應對今后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

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的影響：

一是資本充足率水平的提高將制約銀行信貸等表內資產的過快增長，影響利息收入；

二是杠桿率的引入將在一定程度上堵住銀行將表內資產大量轉向表外，制約銀行表外資產的過快增長，影響非利息收入

三是為滿足新協議的流動性監管要求，銀行將被迫持有更多的低收益的流動資產

四是二級資本工具合性標準的調整將限制“贖回激勵”等條款，增加銀行的籌資成本

五是隨著新協議的實施，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將會加快，存貸利差將會收窄，傳統的“吃利差”盈利模式將難以為繼

六是資本緩沖機制要求將使我國銀行業未分配利潤受到一定程度負面影

響。目前我國監管層對緩沖資本沒有特別要求。國內商業銀行距離新協議 2.5%的要求尚有差距。新協議的要求迫使銀行提取更多的一般風險準備，從而未分配利潤將受到一定的擠壓。

學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