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巴塞爾協議與巴塞爾協議的異同

巴塞爾協議

與原來的《巴塞爾協議》相比，《新巴塞爾協議》除了包含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的內容外，還將操作風險囊括進來，這樣在某種程度上講，等于提高了對銀行最低資本的要求。

第一是要求大銀行建立自己的內部風險評估機制，運用自己的內部評級系統，決定自己對資本的需求。但這一定要在嚴格的監管之下進行。另外，委員會提出了一個統一的方案，即“標準化方案”，建議各銀行借用外部評級機構特別是專業評級機構對貸款企業進行評級，根據評級決定銀行面臨的風險有多大，并為此準備多少的風險準備金。一些企業在貸款時，由于沒有經過擔保和抵押，在發生財務危機時會在還款方面發生困難。通過評級銀行可以降低自己的風險，事先預備相應的準備金。

第二個支柱即加大對銀行監管的力度，監管者通過監測決定銀行內部能否合理運行，并對其提出改進的方案。監管約束第一次被納入資本框架之中。基本原則是要求監管機構應該根據銀行的風險狀況和外部經營環境，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資本充足率，對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有嚴格的控制，確保銀行有嚴格的內部體制，有效管理自己的資本需求。銀行應參照其承擔風險的大小，建立起關于資本充足整體狀況的內部評價機制，并制定維持資本充足水平的戰略；同時監管者有責任為銀行提供每個單獨項目的監管。

第三支柱是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要求）和第二支柱(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的補充，其有助于幫助銀行和監管當局管理風險、提高穩定性。同時，市場對銀行業的約束，要求銀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使外界對它的財務、管理等有更好的了解。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第一次引入了市場約束機制，讓市場力量來促使銀行穩健、高效地經營以及保持充足的資本水平。穩健的、經營良好的銀行可以以更為有利的價格和條件從投資者、債權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對手那里獲得資金，而風險程度高的銀行在市場中則處于不利地位，它們必須支付更高的風險溢價、提供額外的擔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市場的獎懲機制有利于促使銀行更有效地分配資金和控制風險。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要求市場對金融體系的安全進行監管，也就是要求銀行提供及時、可靠、全面、準確的信息，以便市場參與者據此作出判斷。根據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銀行應及時公開披露包括資本結構、風險敞口、資本充足比率、對資本的內部評價機制以及風險管理戰略等在內的信息。

第二篇：最新巴塞爾協議3全文

最新巴塞爾協議3全文

最新巴塞爾協議3全文

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1]宣布較高的 全球最低資本標準

國際銀行資本監管改革是本輪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9月12日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會議就資本監管改革一些關鍵問題達成了共識。這些資本監管改革措施一旦付諸實施將對全球銀行業未來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會議的基本內容

作為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中的監管機構，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在2010年9月12日的會議上[2]，宣布加強對現有資本金要求的持續監管，并對在2010年7月26日達成的協議進行充分認可。這些銀行資本改革措施和全球銀行業流動性監管標準的推行，履行了全球金融改革核心議程的諾言，并且將在11月份韓國首爾召開的G20領導峰會上提交。

巴塞爾委員會一攬子改革中，普通股(含留存收益，下同)將從2%增至4.5%。另外，銀行需持有2.5%的資本留存超額資本以應對未來一段時期對7%的普通股所帶來的壓力。此次資本改革鞏固了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在7月份達成的關于強化資本約束和在2011年底前提高對市場交易、衍生產品和資產證券化的資本需要。

此次會議達成了一個從根本上加強全球資本標準的協議。這些資本要求將對長期的財政穩定和經濟增長有重大的貢獻。安排資本監管過渡期將使銀行在滿足新的資本標準的同時，支持經濟復蘇。更強的資本定義，更高的最低資本要求和新的超額資本的結合將使銀行可以承受長期的經濟金融壓力，從而支持經濟的增長。

二、增加的資本要求(一)最低普通股要求。根據巴塞爾委員會此次會議達成的協議，最低普通股要求，即彌補資產損失的最終資本要求，將由現行的2%嚴格調整到4.5%。這一調整將分階段實施到2015年1月1日結束。同一時期，一級資本(包括普通股和其他建立在更嚴格標準之上的合格金融工具)也要求由4%調整到6%。(附件一概述了新的資本要求)(二)建立資本留存超額資本[3]。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一致認為，在最低監管要求之上的資本留存超額資本將應達到2.5%，以滿足扣除資本扣減項后的普通股要求。留存超額資本的目的是確保銀行維持緩沖資金以彌補在金融和經濟壓力時期的損失。當銀行在經濟金融出于壓力時期，資本充足率越接近監管最低要求，越要限制收益分配。這一框架將強化良好銀行監管目標并且解決共同行動的問題，從而阻止銀行即使是在面對資本惡化的情況下仍然自主發放獎金和分配高額紅利的(非理性的)分配行為。

(三)建立反周期超額資本[4]。反周期超額資本，比率范圍在0%-2.5%的普通股或者是全部用來彌補損失的資本，將根據經濟環境建立。反周期超額資本的建立是為了達到保護銀行部門承受過度信貸增長的更廣的宏觀審慎目標。對任何國家來說，這種緩沖機制僅在信貸過度增長導致系統性風險累積的情況下才產生作用。反周期的緩沖一旦生效，將被作為資本留存超額資本的擴展加以推行。

(四)運行期限規定。上述這些資本比例要求是通過在風險防范措施之上建立非風險杠桿比率。7月，央行行長和監管機構負責人同意對平行運行期間3%的最低一級資本充足率進行測試。基于平行運行期測試結果，任何最終的調整都將在2017年上半年被執行，并通過適當的方法和計算帶入2018年1月起的最低資本要求中。

(五)其他要求。對金融系統至關重要的銀行應具備超過今天所提標準的彌補資產損失的能力，并繼續就金融穩定委員會和巴塞爾委員會工作小組出臺的意見進行進一步討論。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委員會正在研發一種對這類銀行非常好的包括資本附加費，核心資金和擔保金在內的綜合的方法。另外，加強制度決議的工作還將繼續。巴塞爾委員會最近也發表了一份咨詢文件，建議確保監管資本在非正常環境下的損失彌補能力。央行行長和監管機構負責人贊同加強非普通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工具的損失彌補能力。

三、過渡時期安排

自危機開始，銀行為提高資本水平已經采取了很多努力。但是，巴塞爾委員會的綜合定量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截至2009年底，大型銀行從總體上考慮仍需要相當大量的額外資本才能滿足新的監管要求。那些對中小企業貸款尤為重要的規模較小的銀行，大部分已經滿足了更高的資本要求。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還就執行新的資本標準做出了過渡性的安排。這將有助于確保銀行通過合理的收益留存和提高資本金以滿足更好資本金管理要求的同時，仍能通過信貸投放支持經濟的發展。過渡時期的安排在附件二中有概括，包括：

(一)2013年達到的最低資本要求。在巴塞爾委員會各成員國國內執行新的資本監管要求將從2013年1月1日開始，各成員國必須在執行之前將關于資本新的要求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予以確立。自2013年1月1日起，銀行應符合以下新的相對于風險加權資產(RWAs)的最低資本要求：

3.5%，普通股/風險加權資產； 4.5%，一級資本/風險加權資產； 8.0%，總資本/風險加權資產。

(二)普通股和一級資本過渡期要求。最低普通股和一級資本要求將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逐步實施。到2013年1月1日，最低普通股要求將由2%提高到3.5%，一級資本將由4%提高到4.5%。到2014年1月1日，銀行將必須達到普通股4%和一級資本5.5%的最低要求。到2015年1月1日，銀行將必須達到普通股4.5%和一級資本6%的最低要求。總資本一直要求保持8%的水平，因此不需要分階段實施。8%的總資本要求和一級資本要求之間的區別在于二級資本和更高形式的資本。

(二)扣減項比例過渡期安排。監管的調整(即扣減項和審慎過濾器)，包括金融機構超過資本總額15%的投資、抵押服務權、所得稅時間上有差異的遞延資產，從2018年1月1日起，將完全從普通股中扣除。特別是，監管調整將從2014年1月1日從普通股中減去扣減項的20%，到2015年1月1日的40%，到2016年1月1日的60%，2017年1月1日的80%，最后到2018年的1月1日100%。在這段過渡時期，其余未從普通股中扣除的資本將繼續視同為資本。

(三)資本留存超額資本過渡期安排。將在2016年1月到2018年1月間分階段實施，并從2019年正式生效。在2016年，計提風險加權資產的0.625%，隨后每年增加0.625個百分點，直到達到2019年的風險加權資產的2.5%。經歷過信貸過度增長的國家應盡快考慮建立資本留存超額資本和反周期超額資本。國家有關部門應根據實際情況酌情縮短這一過渡期。那些在過渡階段已經滿足最低比例要求，但是普通股(最低資本加上資本留存超額資本)仍低于7%的銀行，應該實行審慎地實行收益留存政策以使資本留存超額資本達到合理的范圍。

(四)資本中需要取消的項目過渡期安排。現有的政府部門的資本注入將到2018年1月1日后被取消。從2013年1月1日起，不再作為核心資本或者附屬資本的非普通權益的資本工具將通過10年逐步取消。從2013年1月1日起，在確定這類資本工具的名義價金融工具的增值部分的計算將在其到期后逐步取消。不符合核心資本條件的資本工具將自2013年1月1日起從核心資本中扣除。然而，同時滿足下面三個條件的金融工具會不包括在上述扣除對象之中：一是由非關聯股份公司發行；二是作為資本符合現行的會計標準；三是在現在銀行法律下，被承認可以作為核心資本。僅有那些在本文發表之前的金融工具符合上述過渡時期的安排。

(五)監督檢測期安排。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于2010年7月26日發表了對資本充足率比例的階段性安排。監督性監測期間開始于2011年1月1日，并行運行期從2013年1月1日一直持續到2017年1月1日。披露資本充足率和資本構成將于2015年1月1日開始。基于并行運行期的結果，任何最終調整都將在2017年上半年執行，并在采取適當的方法和計算的情況下，作為2018年1月1日正式執行時的最低資本要求。

(六)對LCR和NSFR的時間安排。在2011年觀察一段時間后，流動資金覆蓋率(LCR)將于2015年1月1日被引入。修訂后的凈穩定資金比率(NSFR)將變動到2018年1月1日執行的最低標準。巴塞爾委員會將實施嚴格的報告程序，以監測在過渡時期的資本充足率比例，并會繼續檢驗這些標準對金融市場、信貸擴張和經濟增長以及解決意外事件的意義。

附件一資本劃分框架 附件二：階段性實施安排 附件一資本劃分框架

資本要求和超額資本(所有數字用百分比表示)普通股權益(扣減后)一級資本總資本 最低標準4.56.08.0 資本留存超額資本2.5 最低標準加資本留存超額資本7.08.510.5 反周期超額資本范圍*0– 2.5 *普通股或其他完全損失彌補資本

附件二階段性實施安排(陰影部分表示過渡期)(所有數據都從1月1日起)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1月1日以后

杠桿比例監督性檢測平行運行期 2013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

2015年1月1日開始信息披露遷徙至第一支柱 最低普通股比率3.5%4.0%4.5%4.5%4.5%4.5%4.5% 資本留存超額資本0.63%1.25%1.88%2.5% 最低普通股加上資本留存超額資本3.5%4.0%4.5%5.13%5.75%6.38%7.0% 分階段從核心一級資本扣除的項目(包括超過遞延所得稅資產、抵押服務權和財務額度的金額)20%40%60%80%100%100% 最低一級資本4.5%5.5%6.0%6.0%6.0%6.0%6.0% 最低資本總額8.0%8.0%8.0%8.0%8.0%8.0%8.0% 最低資本總額加資本留存超額資本8.0%8.0%8.0%8.625%9.25%9.875%10.5% 不符合核心一級資本或二級資本條件的資本工具從2013年開始逐步取消 流動資金覆蓋率觀察期開始實施最低標準 凈穩定資金比率觀察期開始實施最低標準 原文來自于：

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是巴塞爾委員會中的監管機構，是由成員國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組成的。該委員會的秘書處設在瑞士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2]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提供了有關銀行監管合作問題的定期論壇。它旨在促進和加強全球銀行監管和風險管理。[3]本文將the 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譯為資本留存超額資本。[4]本文將A countercyclical buffer譯為反周期超額資本

第三篇：新巴塞爾協議的意義

巴塞爾協議的三個變化的意義：

一，資本充足率改變的意義：《巴塞爾協議Ⅲ》中提出了強化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大幅提升了對銀行業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水平。提高各級別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旨在提高商業銀行對損失的吸收能力。銀行必須上調資本金比率，以加強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協議還要求銀行保有0-2.5％的逆周期監管資本，這一規則顯示出銀行業監管者更加重視加強銀行體系在順境下的資本緩沖儲備，從而為未來進一步金融監管規則修訂指明了方向。

二，資本框架改變的意義：巴塞爾協議Ⅲ對資本進行嚴格定義，將資本分為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兩大類，取消三級資本，以保證抵補市場風險的資本質量要等同于抵補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的資本質量;提高資本透明度,披露資本工具的所有要素以及與財務報告科目的詳細對應關系。

三，加強流動性監管和引人經營杠桿率的意義：引人桿杠率監管指標，是作為資本充足率的補充。引入兩個流動性風險監管的量化指標，是為了增強單加銀行以及銀行體系維護流動性的能力。

綜上，通過更嚴格的資本金定義、更高的最低資本金要求，以及引進的新資本緩沖，從而綜合確保了銀行能更好地承受經濟與金融壓力，從而維持經濟增長。通過這些改革能促使銀行減少高風險業務，同時確保銀行持有足夠儲備金，能不依靠政府救助而獨立應對今后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

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的影響：

一是資本充足率水平的提高將制約銀行信貸等表內資產的過快增長，影響利息收入；

二是杠桿率的引入將在一定程度上堵住銀行將表內資產大量轉向表外，制約銀行表外資產的過快增長，影響非利息收入

三是為滿足新協議的流動性監管要求，銀行將被迫持有更多的低收益的流動資產

四是二級資本工具合性標準的調整將限制“贖回激勵”等條款，增加銀行的籌資成本

五是隨著新協議的實施，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將會加快，存貸利差將會收窄，傳統的“吃利差”盈利模式將難以為繼

六是資本緩沖機制要求將使我國銀行業未分配利潤受到一定程度負面影

響。目前我國監管層對緩沖資本沒有特別要求。國內商業銀行距離新協議 2.5%的要求尚有差距。新協議的要求迫使銀行提取更多的一般風險準備，從而未分配利潤將受到一定的擠壓。

學委的

第四篇：巴塞爾協議出臺背景

出臺背景

在雷曼兄弟破產兩周年之際，《巴塞爾協議Ⅲ》在瑞士巴塞爾出爐。最新通過的《巴塞爾協議Ⅲ》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催生，該協議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獲得了最終通過，正在開會

并將于此后的11月在韓國首爾舉行的G20峰會上獲得正式批準實施。《巴塞爾協議Ⅲ》是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巴塞爾銀行業條例和監督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巴塞爾委員會”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爾通過的“關于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協議”的簡稱。該協議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有效地扼制了與債務危機有關的國際風險。《巴塞爾協議III》[1]幾經波折，終于2013年1月6日發布其最新規定。新規定放寬了對高流動性資產的定義和實施時間。發展介紹

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倡議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代表。自成立以來，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銀行監管規定，如1983年的銀行國外機構的監管原則（又稱巴塞爾協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Accord）。這些規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一致同意在規定時間內在十國集團實施。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鑒于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爾協定和資本協議，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高的國家。1997年，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的問世是巴塞爾委員會歷史上又一項重大事件。核心原則是由巴塞爾委員會與一些非十國集團國家聯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并已構成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至此，雖然巴塞爾委員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修改資本協議建議的最新版，同時開始新一輪調查（第三次定量影響測算，QIS3），評估該建議對全世界銀行最低資本要求的可能影響。從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到1999年6月《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或稱“新巴塞爾協議”）第一個征求意見稿的出臺，再到2006年新協議的正式實施，時間跨度長達30年。幾十年來巴塞爾協議的內容不斷豐富，所體現的監管思想也不斷深化。本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內容:最低資本金比率要求、對一級資本的定義以及過渡期安排。

在最低資本金比率方面,草案規定,商業銀行的普通股最低要求將從目前的2%提升至4.5%,也就是所謂的“核心”一級資本比率,另外還需要建立2.5%的資本留存緩沖和零至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此外,商業銀行更寬泛的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限則將從現行的4%上調至6%。根據新規定,銀行需要在2015年前、也就是5年內達到最低資本比率要求,即不包括資本緩沖在內的普通股占風險加權資產的比率達到4.5%,一級資本比率達到6%;而對緩沖資本的落實則更為寬松一些,銀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間分階段落實。

新資本協議對歐洲銀行業的沖擊也比美國更大,特別是對一些經濟困難國家和中小銀行。相對于中小銀行,大型銀行擔心的是更高的資本金要求會限制銀行放貸能力。解讀 巴塞爾協議Ⅲ是全球銀行業監管的標桿，其出臺必將引發國際金融監管準則的調整和重組，影響銀行的經營模式和發展戰略。在巴塞爾協議Ⅲ出臺之際，中國銀監會及時推出了四大監管工具，包括資本要求、杠桿率、撥備率和流動性要求四大方面，及時進行了跟進，構成了未來一段時期中國銀行業監管的新框架。這被業界稱為中國版“巴塞爾Ⅲ”。

有媒體報道，銀監會上報的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流動性四大監管新工具已于近日獲國務院批準。

中國擬實行新的資本監管制度

在資本充足率方面，商業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從現行的4%上調至5%，資本充足率保持8%不變；第二，在撥備覆蓋率的基礎上，引入動態撥備率指標控制經營風險，原則上不低于2.5%；第三，引入杠桿率監管指標，按照監管規劃，“十二五”期間，我國銀行業杠桿率監管標準確定為不低于4%；第四，在現有流動性比率監管基礎上，引入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融資比率指標。預計杠桿率、流動性指引預計將先期發布。而撥備率仍需和財政部做最后協商。

提高資本充足率，強化資本監管。“十二五”期間，我國銀行監管部門擬實行新的資本監管制度，對于銀行資本的數量、質量和標準提出新的要求。

“十二五”期間，銀行業將實施更為審慎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在獲國務院批復方案中，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和總資本的最低要求調整為5%、6%和8%。此外，新的規定還對所有銀行設置抵御經濟周期波動的超額資本，獲批方案留存超額資本2.5%，反周期超額資本0至2.5%。銀監會有關負責人曾指出，只有在出現系統性貸款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才需計提反周期超額資本，大多數時間反周期超額資本為0。獲批方案資本充足指標自2012年年初開始執行，系統重要性銀行于2013年年底達標，非系統重要性銀行2016年年底達標。

執行新標準后，系統重要性銀行最低總資本充足率要求為11.5%，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為10.5%。

巴塞爾協議Ⅲ將銀行核心資本和普通股權限的要求大幅提升，可以看出，順應巴塞爾委員會的要求，我國銀行監管新工具箱的核心監管工具仍然是資本要求。監管部門希望通過實現新的資本監管制度，提高最低資本要求，以便更有效地抵御和化解銀行潛在風險造成的損失。銀監會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年末我國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12.2%，比年初上升0.8個百分點；加權平均核心資本充足強化監管乃大勢所趨。銀行業或將走上資本補血之路

提升撥備覆蓋率，實行動態撥備率指標控制。實際上，2.5%的動態撥備率在去年11月17日銀監會印發的名為《據悉，執行時間由2012年1月1日開始，達標時間系統重要性銀行為2013年年底，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為2016年年底達標，但對個別銀行給予額外2年左右寬限期。

對銀行而言，這些新規將要求它們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舍棄那些被認為具有過高風險的業務種類。由于撥備直接來源于當期利潤，商業銀行需要將收益更多地儲備起來，以應對潛在風險，可供向投資者和員工派發的錢將減少。對消費者來說，新規有利也有弊——在存款利息可能提高的同時，貸款成本也可能增加，并且貸款難度加大。

引入杠桿率監管指標，控制銀行表內外業務風險。根據《商業銀行杠桿率監管指引》（征求意見稿），杠桿率要求為不得低于4%，同時要求各商業銀行從2012年1月1日開始實施。按照4%的標準，比新版巴塞爾協議高一個點，而目前中國銀行業杠桿率普遍都在4.5%以上，這個指標短期內對銀行不會有太大影響。建立流動性風險監管標準 建立流動性風險監管標準，增強銀行體系維護流動性的能力。目前我國對于銀行業流動性比率的監管，已經存在一些較為明確的指標要求，如要求存貸比不能超過75%，流動性比例大于25%，核心負債依存度大于60%，流動性缺口率大于-10%，以及限制了最大十戶存款占比和最大十戶同業拆入占比，超額存款準備金制度等，這些指標對于監控銀行業的流動性起到了較好的作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即便在銀行資本充足和資本質量得到保證的前提下，流動性出現問題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為此，巴塞爾委員會引入了兩個流動性監管新指標，即流動性覆蓋率（LCR）和凈穩定融資比率（NSFR）。具體而言，流動性覆蓋率指銀行流動性資產儲備與壓力情景下30日內凈現金流出量之比，用于度量短期（30日內）單個銀行流動性狀況，目的是提高商業銀行短期應對流動性停滯的敏感性。凈穩定融資比率指可用的穩定資金與業務發展所需資金之比，用于衡量銀行在中長期內可供使用的穩定資金來源是否足以支持其資產業務發展，也可以反映中長期內銀行所擁有的解決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的資源和能力。這兩個指標的提出，將能夠進一步增加銀行維護流動性的能力。

我國將在“十二五”期間引入這兩個新指標。具體而言，對于這兩項指標，銀行監管標準均設定為100%，獲批方案對上述兩個指標設置2年觀察期，將于2012年年初開始執行，并于2013年年底達標。

包括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流動性四大監管新工具的實施，雖然給中國銀行業帶來更大挑戰，但是，這也是促進中國銀行業轉型的一次良機。2內容編輯 概述

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要求。

其中包括：信用風險標準法、內部評級法（Internal ratings-based(IRB)approaches）、公司、銀行和主權的風險暴露、零售風險暴露、專業貸款（Specialised lending）、股權風險暴露（Equity exposures）、IRB 法的實施問題、證券化、操作風險。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其中包括：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要求

流動性要求

據美聯社報道，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員會2013年1月6日公布《巴塞爾協議Ⅲ》中的“流動性覆蓋率”規則。分析人士認為，相關規則遠不如預期嚴厲，且將全面實施時間延長了4年至2019年。

“流動性覆蓋率”的出臺旨在防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重演，新規要求，未來金融機構須持有足量的現金和易于變現的資產，以便度過30天的短期危機。

2013年1月6日公布的新規要求，各銀行可以把更大范圍的流動資產計入緩沖范疇，其中包括一些股票和優質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對比此前披露的草案，新規對計算方法也進行了調整，大幅降低了金融機構必須持有的流動性緩沖資產的規模。

《金融時報》評論稱，新規遠比兩年前公布的草案寬松，是全球銀行業的游說導致了“流動性覆蓋率”標準的最終下降。銀行業認為，原有草案將銀行與主權債務過于緊密地捆綁在了一起，且限制了銀行業對實體經濟的貸款能力。BBC經濟事務分析員羅伯特·佩斯頓指出，新規最引人注目的是，銀行未來將首次可以把企業債券、股票和高質量的可交易證券計入“流動性資產”。這一點令人詫異，因為恰恰是與抵押房貸相關的證券失去“流動性”，最終引爆了金融危機。[2] 3協議影響編輯 對中國

與國外的同行相比,中國的銀行業處境要輕松很多,因為目前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所設定的監管要求已經可以覆蓋《巴塞爾協議III》的要求,而且多數銀行都已經滿足了這些要求。2010年中報數據顯示,中國的大中型銀行資本充足率均超過10%,核心資本充足率也在8%以上,平均撥備覆蓋率則是超過150%。

看2013年協議實施前的最新規定，并分析這些規定在資金、套期保值和貿易融資方面對財務人員有何潛在影響。[3] 對銀行

《巴塞爾協議Ⅲ》確立之后，歐洲的銀行受到的沖擊最大，對于銀行來說，新協議要求銀行縮小資產負債表規模和業務范圍。銀行必須提高儲蓄資金以避免潛在的資產損失，而投資者得到的貸款額將相應減少。受沖擊最大的應該是某些歐洲大型銀行。摩根士丹利分析師指出，德意志銀行、愛爾蘭聯合銀行、愛爾蘭銀行和奧地利第一儲蓄銀行都將陷入資本充足率不能滿足新規定的麻煩。花旗主管們曾表示，新協議將減少銀行的股息派放，并且有可能將持續到2011年。對保險業

保險公司都有自己基于風險的資本框架，這個框架是和美國保險監督官協會的一個準則相適應的。弗吉尼亞·威爾遜，TIAA-CREF公司的CFO說：“這在保險的風險固有類型中占一定比重”。

威爾遜在她向委員會提出的聲明中說，和銀行不同，在出售資產時，保險公司的穩定債務（即未來給客戶的不確定支付）為他們提供了更多選擇的自由，他們不太可能被迫清算資產，以滿足經濟困難時期或市場混亂時期的短期債務。

史密斯看起來最關心的是所有以保險為基礎的SLHC，在準備財務報表和給聯邦儲備委員會（他們新的監管機構）做報告時都使用公認會計原則(GAAP)。State Farm以及其他保險公司，現在用的是法定會計原則(SAP)，一個政府規定的會計系統。

史密斯說，最近以State Farm及其子公司為代表做了一項研究，發現基本上實現一個統一的GAAP和監管報告過程，就需要花費四年的時間，費用高達1.5億美元。威爾遜在她的聲明中說“兩個會計系統有眾多差異，SAP側重于保險公司償付能力，GAAP主要關注公司的收益。”

史密斯建議美聯儲將以保險為基礎SLHC做為藍圖，征求公眾意見重新制定新的規則。即使考慮到慘重的失敗和美國國際集團（AIG）金融危機期間史無前例的政府援助，保險業很難說服或許很難說服監管機構轉變他們的態度。

但是佛羅里達州保險業監管辦公室理事凱文說，巴塞爾協議III也不會阻止AIG的垮臺。監管要求需要被應用到不受監管的金融風險中，就像限制了為覆蓋位置的某一閾值寫衍生品的能力。

AIG金融產品部門在信用違約掉期上累積了數萬億美元，這個部門很少或根本沒有監管，這才導致了2008年公司的流動性危機。

聯邦銀行監管機構并沒有公布美國最終的巴塞爾協議III規則,但巴塞爾銀行業委員會建議美國2013年至2018年期間逐漸采用這個協議。11月初時美國銀行監管業表示，要想讓巴塞爾協議III在1月1日生效，現在所做的準備是遠遠不夠的。[4] 4相關新聞編輯

美聯儲批準巴塞爾協議III[5] 美聯儲(FED)周二(2013年7月2日)批準美國銀行業執行巴塞爾III資本規定，承諾將制定針對華爾街大型金融機構的嚴厲新規，同時還將保護小銀行免受這項新規的一些最嚴重沖擊。美聯儲經過投票批準在美國實施這項全球性規定，新規要求銀行業持有更多股權資本用于支持自身業務，以便在2007-09年信貸危機之后具備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按照2010年金融改革法的規定，美聯儲投票7:0贊成通過了長達792頁的巴塞爾協議III；但該規定也需要獲得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和貨幣監理署(OCC)的批準。美國貨幣監理署主管Thomas Curry表示，他將在下周簽署該規定。規定的最終版本里還具備一些有利于房地產復蘇和小型銀行的彈性，但美聯儲表示將在未來幾個月內擬定四項新規，以應對美國八家最大銀行給金融系統帶來的風險。

巴塞爾III協定以銀行業監管機構--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所在地得名。這份協定旨在加強銀行業的穩定性。之前爆發的金融危機是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

負責監管的美聯儲理事塔魯洛(Daniel Tarullo)概述了進一步的計劃，該計劃將迫使各大銀行犧牲利潤以提高安全性。這些計劃所含的提議包括：迫使銀行持有相對于總資產更高水平的股本，并對最依賴短期批發資金的銀行提高資本要求。這項協定將從明年開始分階段實施，多數銀行必須持有比現行制度要求高出兩倍左右的核心資本，這樣做的目的在于降低銀行業風險，并且保護納稅人不必因代價高昂的援救銀行行動而蒙受損失。

新規定關鍵因素是，所有銀行不分大小都要遵守。新規定包括要求將銀行核心一級資本的最低要求從4%提高到6%，其中，普通股權益資本最低要求將從現在的2%提升至4.5%。總資本金比率將在任意時間必須達到8%。

總資產超過100億美元的銀行中已有95%達到了美聯儲一級普通股權資本充足率7%的最低要求，總資本缺口僅為25億美元。

巴塞爾協議III引入了2.5%的資本留存緩沖，由扣除遞延稅項及其他項目后的普通股權益組成。一旦銀行的資本留存緩沖比率達不到該要求，監管機構將限制銀行拍賣、回購股份和分發紅利。這一機制可防止一些銀行在資本頭寸惡化時也肆意發放獎金和高紅利，從而將建立一個更加安全的資本邊際，使銀行有更大的余地來應對經濟衰退期的困難。

美聯儲還宣布，不會提高銀行所需要的抵押貸款資本要求。分析師指出，規模最大的抵押貸款發起人富國銀行(WFC)將會受益。

第五篇：新巴塞爾協議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新巴塞爾協議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作者：chenyi74

【摘要】：

本文以新巴塞爾協議這一國際性銀行監督管理合約為銀行風險理論為指導，通過對新巴塞爾協議內容的演變，概括出新形勢下國際銀行業監管的趨勢變化，強調中國商業銀行在面臨入世后的國際競爭壓力以及當今全球性金融危機形勢下，必須嚴格遵循國際銀行經營管理的統一規則，接受以新巴塞爾協議為準繩的國際銀行業監管原則、標準和方法。針對中國商業銀行現階段存在的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關鍵詞】：新巴塞爾協議、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正文】：

2004年6月26日，《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以下簡稱新巴塞爾協議或新協議）的終稿正式通過，這標志著國際金融界對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新巴塞爾協議作為一個國際銀行監管標準，提出了以“最低資本要求、監管檢查和市場約束”為核心內容的三個支柱。從而要求資本監管更為準確的反映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進一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新巴塞爾協議雖然不具有強制性，但是在國際上具有很大的影響力。2006年，十國集團成員國銀行首先實施。目前，十國集團成員（不包括美國）、歐盟成員國以及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澳大利亞等亞洲主要經濟體已經正式開始實施新資本協議。

當前，我國也正在積極推進新協議的實施。在監管層面，中國銀監會充分考慮中國銀行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遠期目標，又兼顧與國際資本監管制度接軌的需要，發布了《新資本協議實施指導意見》，體現了“分類指導、分層推進和分步達標”的原則。即對海外設有經營性機構的國際業務占相當比例的大型商業銀行，要求從2010年底起開始實施新協議；其他自愿實施新協議的商業銀行可以從2011年后提出申請，最遲到2013年底國內銀行將全部實施新協議。

隨著期限的日益臨近，且在最近的幾年間，國際金融界發生了許多事件，特別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使我們迫切地感到危機感和緊迫感。對于我國銀行業而言，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全面加強風險管理水平，完善內部控制制度，改進信息披露制度，都是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只有有效的解決了這些課題，才能夠擺脫與國外銀行競爭所處的不利地位，才能在全球的金融危機中保持穩健的發展。

一、新巴塞爾協議內容演變的理論思考

國際清算銀行下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以下簡稱巴塞爾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銀行監管規定。這些規定雖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已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較高的國家，包括十國集團乃至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均自愿地遵守。巴塞爾委員會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在制定的監管準則中，1988年版巴塞爾協議和替代的2004年版新巴塞爾協議在國際銀行業風險監管方面影響巨大，具有極強的代表性。

（一）新巴塞爾協議較老巴塞爾協議的內容變化

1988年巴塞爾委員會頒布了《統一資本計量與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即通常所說的巴塞爾協議。巴塞爾協議在推進全球銀行監管一致化和可操作性方面，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被認為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神圣條約”。具體來說，巴塞爾協議在國際銀行界建立了一套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銀行監管和風險管理的進程。

從內容上看，協議主要包括資本的分類和風險權重的計算標準。資本的分類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對各類資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點進行明確地界定；風險權重的計算標準是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和表外項目劃分為0%、20%、50%和100%四個風險檔次。風險權重劃分的目的是為衡量資本標準服務。可見，巴塞爾協議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的分類。

而新巴塞爾協議從操作層面正式引入了全面風險監管的理念，提出了銀行風險監管的最低資本金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外部監管（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和市場約束（Market Discipline）三大支柱的原則。其中，“第一支柱”重點規范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方法和應當達到的標準；“第二支柱”規定了監管的基本目的、主要原則、總體理念和主要內容；“第三支柱”對銀行資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的指導原則、總體要求、具體內容和時間頻度等都作了具體規定。三大支柱原則的形成將對國際銀行監管和許多銀行的經營方式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與1988年版巴塞爾協議相比，新巴塞爾協議的內容更廣、更復雜。新協議將風險的定義擴大為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各種因素，基本涵蓋了現階段銀行業經營所面臨的風險，并力求把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反映銀行風險管理、監管實踐的最新變化，以保證銀行資本充足性能對銀行業務發展和資產負債結構變化引起的風險程度變化具有足夠的敏感性，為發展水平不同的銀行業和銀行監管體系提供多項選擇辦法。

新協議提出了兩種處理信用風險辦法：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標準法以1988年資本協議為基礎，采用外部評級機構確定風險權重，使用對象是復雜程度不高的銀行。而內部評級法則是新協議資本監管的核心內容。該方法繼承了1996年市場風險補充協議的創新之處，允許使用自己內部的計量數據確定資本要求。內部評級法有兩種形式——初級法和高級法。其中初級法僅要求銀行計算出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其它風險要素值由監管部門確定；而高級法則允許銀行使用多項自己計算的風險要素值。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從一開始巴塞爾委員會就希望新協議的各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于全世界的所有銀行，而不僅局限于十國集團國家的“國際活躍銀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爾委員會并預計非十集團國家的許多銀行都將使用標準法計算最低資本要求。客觀上看，新協議對國際銀行業的影響是深遠的。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很可能會采用新協議來分析各國銀行的資本狀況，而有關國際組織也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的國際標準，協助巴塞爾委員會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新協議，并檢查其實施情況。

（二）金融一體化、多元化是導致內容演變的重要原因

新巴塞爾協議與原協議相比，最突出的是有了兩個方面的改進。即在結構上確立了“三大支柱”的框架和對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方法做出重大修訂。新協議采用了由簡單到復雜的多種方法來計算資本要求，允許管理水平較高的銀行采用內部評級法確定風險權重，將操作風險納入資本充足率計算中。

之所以造成以上的改進，其主要原因在于自1988年至2004年間，全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的金融一體化、多元化導致銀行業飛速發展的同時，風險也在急劇擴大。而1988年版巴塞爾協議對風險監管的范疇尚停留在信用風險，通過對不同類型資產規定不同權重來量化風險，同時信用風險權數級距區分過于粗略，扭曲銀行風險全貌，加上法定資本套利的盛行，以及近幾年大型銀行規模及復雜度的增加，已遠遠不能滿足銀行對風險管理的要求，為此適時地對原有協議的補充和完善成為必然。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的迅速增長，市場風險日益突出，巴林銀行倒閉、大和銀行危機等事件促使國際金融界對市場風險的關注，一些主要的國際大銀行開始建立自己內部的風險度量與資本配置模型，以彌補巴塞爾協議的不足。這一系列的風險事件使得巴塞爾委員會逐漸意識到應將市場風險納入其資本監管要求范圍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96年1月，巴塞爾委員會及時推出了《資本協議關于市場風險的修訂案》，將市場風險納入資本需求的計算，以作為巴塞爾協議的一個補充部分。

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全球金融市場之間緊密聯系、不同市場之間的互相影響、銀行風險和金融危機在國際間的傳播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突出問題，并引起國際金融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以199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損失的事件為代表，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許多金融機構陷入經營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再是信用風險或市場風險等單一風險，而是由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外加操作風險相互交織、共同作用造成的。金融危機促使人們更加重視市場風險與信用風險的綜合模型以及操作風險的量化問題，由此全面風險管理模式引起人們的重視。為此，巴塞爾委員會于1998年推出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集中體現了這一領域的發展，至此，市場風險與信用風險、操作風險一并成為銀行監管部門重點關注的對象。該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銀行監管7個方面的25條核心原則。盡管這個文件主要解決監管原則問題，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監管辦法和完整的計量模型，但它為此后巴塞爾協議的完善提供了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監管框架，為新協議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寬廣的空間。

1999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新的資本適足比率架構咨詢文件，對巴塞爾協議做了大量修改。2001年1月公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草案，修正之前的信用風險評估標準，加入了操作風險的參數，將三種風險納入銀行資本計提考量，以期規范國際型銀行風險承擔能力。2004年6月新巴塞爾協議正式定稿，并希望在2006年年底以前，大多數的國家都能采用此架構。

可以清晰的看到金融一體化和多元化就是一把鋒利無比的雙刃劍，一方面促進了國際金融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又埋下了來自各方的風險隱患。這一切勢必促成巴塞爾委員會根據金融變化發展情況對巴塞爾協議進行不斷的修訂補充，以適應風險防范和風險監管的要求，建立較為完善的市場風險管理體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新巴塞爾協議內容的演變是金融一體化和多元化的必然結果。

二、從新巴塞爾協議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實踐

（一）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實踐的歷程

從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探索和實踐的歷程來看，為時并不長遠，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1993年，國務院出臺《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成為專業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關鍵一步；1994年，三家政策性銀行組建后分離了專業銀行承擔的政策性業務，實現了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金融的分離；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頒布，從法律上明確了商業銀行要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動性為經營原則，實現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此國內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從理論走向了實踐。

1997年11月，國家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后，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措施，包括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將經營效益和資產質量納入對四家銀行管理者的考核等。以信貸資產質量管理為核心的國內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模式逐步形成。20世紀末，隨著信用風險管理經驗的逐步積累，以及風險管理技術的快速發展，國內商業銀行陸續成立了信貸風險管理部門，開始將信用風險的監測、分析、預警和控制職能劃歸由一個專門部門進行獨立管理。

進入21世紀，我國銀行業開始探索全面風險管理。中國建設銀行率先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組織框架，成立了風險與內控管理委員會和風險管理部，統一協調和管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后隨著銀監會《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的出臺，國內商業銀行全面風險管理理念和框架日益清晰，逐步開始由被動、靜態的傳統管理模式，向積極、動態的現代管理模式轉變，從信用風險管理，向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并重的全面風險管理轉變。

2008年，銀監會對《內部評級體系》、《風險暴露分類》、《風險緩解處理》、《專業貸款資本計提》、《操作風險資本計提》和《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資本計提》等六個監管指引形成了第二輪征求意見稿，并于4月組織成立了中國銀行業新巴塞爾協議實施高層指導委員會，10月銀監會已發布了實施新巴塞爾協議的第一批監管規章，包括《商業銀行銀行賬戶信用風險暴露分類指引》、《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內部評級體系監管指引》等5個監管指引，為確保新巴塞爾協議如期實施奠定了基礎。從銀行層面看，大型銀行基本都成立了項目領導小組和項目實施機構，編制了新巴塞爾協議實施規劃，各行的內部評級體系開發都取得一定進展。

就目前情況看，新巴塞爾協議實施工作已進入攻堅階段，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實踐也進入了一個成熟階段。今年3月7日媒體報道，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和招商銀行七家銀行正積極備戰，有望率先成為新巴塞爾協議實施行。可以肯定，這七家銀行的風險管理模式已基本達到或接近新協議實施要求，在未來的一年多時間內，這七家銀行將采取多方措施，加強風險管理，在不同程度地嘗試采用新協議要求的先進數據管理體系和風險管理方法，來對本銀行的風險程度進行壓力測試，以確保新協議的順利實施。

（二）新巴塞爾協議對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影響

應該說，新巴塞爾協議對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影響是巨大的，同時也是深遠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新協議不僅是風險管理模型的變革，對于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來說，也是風險管理流程的重組，實施過程通常需要對風險管理的政策、流程、組織結構、內部授權等制度環境進行大的變革。”（注1）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從風險管理水平的角度看，新巴塞爾協議對我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起到了促進作用。

隨著新巴塞爾協議實施工作的穩步進行，新的風險管理政策、操作指引相繼出臺，各家銀行相應制定了風險管理細則，并將風險管理納入銀行管理人員考核內容。風險管理的高度重視，有效地促進了廣大從業人員對風險認知程度的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的加強，風險管理實踐能力的提升。正如銀監會劉明康主席在2003年7月31日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主席卡如納先生的信中所說：“在新協議的推動下，中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大銀行已開始著手建立符合新協議要求的二維評級體系；小銀行的積極性也很高，力求借鑒新協議的有關內容。”（注2）

2.從風險管理方法的角度看，新巴塞爾協議在風險的識別、計量和控制上提供了多種方法，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已在發達國家銀行采用的先進方法。而這些為我國在實施風險管理過程中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多樣性，同時對我國風險管理方法的制定具有指導和借鑒作用。

新協議就處理信用風險提出了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兩種方法。標準法主要依賴于外部評級的廣泛應用，而從我國現有的情況看，外部評級覆蓋面低，同時國內的多數評級機構還未達到能夠計算違約概率等風險因素的水平，必要外部條件的缺失對實施標準法可謂難度重重；而內部評級法為我國風險管理提供了新的選擇，國內許多的大銀行可以憑借其較為充分的數據準備和較為強大的技術力量，對客戶的基礎財務信息進行深度挖掘、分析研究，產生數學模型，使之標準化、規范化，逐步創造條件，使之能夠在短時期內達到實施標準成為可能。

3.從風險管理制度的角度看，新巴塞爾協議作為一個制度性的綱領文件對我國的風險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正起到了一個高屋建瓴的作用。

新協議給出了針對銀行業風險制定的監督檢查的主要原則、風險管理指引和監督透明度及問責制度，而這些制度也是中國銀監會制定實施新協議監管規章的基礎。

（三）我國實施新協議在風險管理上的障礙

雖然我國銀行業整體風險管理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但各銀行間的水平差異較大，同時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較十國集團成員國在實施方面存在明顯的弱勢。而2008年在全球爆發的金融危機，更為我國銀行業實施新巴塞爾協議的道路上設置了新的障礙。

從風險管理層面上看，我國在實施新協議過程中主要存在五大障礙：

1.在風險管理體系采用上的障礙。對于我國的銀行業而言，在實施新協議過程中，對于采用何種風險管理體系，無論大銀行還是中小銀行，都存在著成本較高的矛盾。

我國的大型商業銀行在發達國家設立分行需要按東道國監管當局的要求執行新協議，而國內總行欲改變仍內部同時采用兩種風險管理體系的現狀，勢必擯棄傳統的風險管理體系采用新體系，而在短時期內改變，即使有一定的過渡期，也會造成銀行這方面成本的急速增加。

而對于中小銀行來說，一方面，需要按照銀監會規定逐步向先進的風險管理模式靠近；另一方面受規模、數據、技術等因素制約，很難單獨建立符合新協議要求的內部評級體系。這兩方面矛盾沖突的結果，勢必導致銀行成本的提高。

2.在風險管理架構重組上的障礙。“在中國，新協議的實施并不僅僅是一個金融風險技術和模型的問題，還有一個風險管理架構的重組問題。相比之下，后者的難度可能更大。”（注3）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堅持的“完全或基本遵守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應作為向新協議過渡的基礎”這一基本原則，對我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進行評判，基本上存在著資本充足率不足的問題。而在實行新協議的過程中，資本金不足的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同時，國內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普遍較差，按照內部評級法對信用風險進行評級，其導致的結果就是資產風險權重的總體水平將會大幅度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將進一步下降。

3.在風險內控機制實施上的障礙。從我國銀行業的風險內控機制看，總體情況不容樂觀。內部評級系統很弱。而新協議基本是建立在評級基礎上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協議的實施進程。

國內銀行雖已根據1988年老協議建立了風險管理的基本框架，但資產風險測算統計工作始終未能有重大的突破，未能形成制度化、標準化。一方面，信用風險的測量面臨工作量大、成本高、外部評級資料缺乏等的現實挑戰；另一方面，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的測量也存在諸多困難，兩方面的原因加之信用環境較差直接影響了內部評級系統的建立和推行。

4.在風險數據信息管理上的障礙。風險數據信息管理主要體現在數據信息的采集、挖掘、分析和披露等方面，我國銀行業在風險數據信息管理的各個層面均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

僅從新協議使用內部評級法對數據信息的要求看，需要一定年限的風險歷史數據。雖然我國早在21世紀初建立了企業征信系統和個人征信系統并實現了信息共享，但由于各家銀行系統的差異性、不兼容性導致上報人行時部分數據錯誤或是丟失；另一方面，采集到的數據不充分、不完整、不及時甚至不真實，都成為后續工作開展的障礙。

在信息披露方面，由于國內銀行需要遵循的信息披露規范太多，勢必造成一家銀行和另一家同性質銀行所遵循的規范可能不同，從而導致市場參與者難以進行有效的分析。同時國內銀行信息披露與新協議要求的銀行提供及時、可靠、全面、準確的信息尚存在著很大差距，在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內容也存在著規范現象。

5.在金融創新風險規范上的障礙。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我們對金融創新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特別是對它的風險防范意識加強了。新巴塞爾協議雖在風險監管方面對金融創新的風險規范尚有所指導，但新協議并沒有也不可能涵蓋所有的創新內容，這是因為金融創新與生俱來的特性所決定的。因此，我國銀行業在手持這把雙刃劍時，如何使用和防范將成為實施新協議過程中的又一個障礙。

對于金融創新而言，新的金融需求和嚴的監管環境，迫使它們繞開法律法規或行政審批以達到自身所期的目的和效果。我國的金融創新還處于起步階段，對于金融創新的負面效應我們面對的會更多一些，如何運用新協議方法有效規避金融創新可能帶來的風險，同時又要滿足我國金融市場不斷產生的新需求，是對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水平的一個嚴峻的挑戰。

三、我國銀行業推進實施新巴塞爾協議的應對措施

離我國大型商業銀行率先實施新協議的對外承諾時間已不到兩年時間了，同樣離最后截止日也不到五年。隨著日期的日益臨近，我國銀行業將迎來自加入WTO后，面對國際金融業的再次發展和挑戰。我們欣喜地看到，面對在新協議的實施過程中所存在的障礙，我國銀行業并沒有對新協議采取被動的態度，而是在積極主動地尋求應對之策。

面對在實施新協議過程中主要存在的五大障礙，我認為也應就這五點障礙進行逐一清除：

（一）加強全面合作，減少過渡成本

新巴塞爾協議所帶來風險管理體系上的深刻變化必然給銀行和監管者帶來較大的過渡成本，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帶來的收益將是深遠的。應該說，在銀行的資本配置和風險模型方面將會帶來極大的提升，這一切必然導致銀行對內提高了自身的“金融適應力”；對外增加了股東的“邊際利潤”。

為此面對這項高額發生的過渡成本，我們應該采取客觀的態度。中國銀監會應保持與市場參與者（銀行）的合作與溝通，加大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普遍意義上，溝通可最大限度保證政策目標和實施計劃有效性，降低銀行因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額外實施成本；特定到新巴塞爾協議實施上，共同研究國別自裁權，保證實施成本和制度有效之間的均衡。

因此，加強與他國監管部門的合作，這樣從根本上杜絕一些因各國的法律體系、計量標準、合格標準的差異而造成我國大型銀行在境外實施新協議產生的不必要的成本；而一些中小銀行應盡可能利用現有的共享資源，借鑒國外銀行在風險管理上的先進經驗，避免重復建設所帶來的成本。

（二）重組管理架構，提高資本效能

新巴塞爾協議允許銀行采取三種方式計算資本充足率，允許風險管理水平較高的銀行提取比較少的資本，通過這種激勵機制以達到鼓勵銀行提高風險管理水平的目的。應該說，這一直接將風險管理水平與銀行最寶貴的資本掛鉤的做法，將迫使銀行正視不同風險管理水平對銀行經營與競爭力可能造成的影響。

因此我國銀行業也應珍視這實施過程中所帶來的機遇，重組風險管理架構，而不再像以往那樣片面追求收益與業務量增長而忽視了風險管理，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從而提高資本效率。使得銀行有條件和能力用較少的資本做同樣金額的優質客戶的信貸業務，對外，賺取更多的邊際利潤，或者在同等利潤水平的情況下以更優惠的條件爭取客戶；對內，提高風險調節后的資本回報，并做到風險與收益的平衡。這樣使業務拓展與風險管理成為保障銀行利潤長期穩定增長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

作為銀行應具備一整套程序，用于評估與其風險狀況相適應的總體資本水平，并制定出維持資本水平的戰略（ICAAP)，包括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的監督、穩健的資本評估、對風險的全面評估、監測和報告系統及內部控制的檢查程序。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真正抵御新協議第一支柱可能為考慮的某些風險和整體經濟風險，有效地提高銀行的競爭能力。

（三）加快內控建設，選擇適當模式

新巴塞爾協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套完備的評級機制。為此面對我國風險內控機制的薄弱環節，應該加大、加快機制的建設力度，使之制度化、標準化。

在建立完善的風險內控機制的同時，應合理的利用機制內容，對實施新協議采取相應的模式。應該說，建立適合自身特點的實施模式是新協議項目成功的關鍵。為此，我國銀行業應該根據自身的銀行特點，包括歷史、未來、組織架構、管理流程、業務和數據等等諸方面的情況，才選擇符合自己特色的模式。也就是說，應避免從形式上套用新協議，而是通過內外兩個方面對風險管理現狀及數據基礎進行評估，借助外部咨詢機構力量，逐步轉化為內部能力。在方法的選擇上，無論是風險敞口計量還是操作風險計量的方法，必須來自于內部風險管理的需要，與內部的風險管理架構相契合。

（四）夯實數據基礎，規范信息披露

對于風險信息數據而言，所涵蓋的面不僅是財務數據，而且還包括定性數據。歷史數據清洗和整合是內部評級體系開發建設的關鍵環節。數據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內部評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為此做好數據的基礎工作將是后續工作順利開展的關鍵所在。

應該說，新巴塞爾協議的實施為我國銀行業統一全行數據定義、明確數據標準，建立廣覆蓋、長跨度、高質量、運行高效和管理規范的數據管理體系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契機。為此，我們應該抓住這一契機，一方面認真開展數據挖掘和數據清洗，擴展數據的歷史跨度和覆蓋范圍，避免風險計量模型成為“空中樓閣”；另一方面建立點到點的數據管理流程及集中統一的數據倉庫和專業化高效率的數據集市。

在數據建模時兼顧協議與銀行的具體要求，可以適當采用成熟的數據模型作為基礎，針對銀行現狀進行定制，快速準確的完成建模工作；在完成了邏輯數據模型的建立之后，為能提供盡可能詳細的差距分析報告，銀行需要通過建立數據評估模板深入到數據字段一級進行全面的分析；在新資本協議項目實施過程中，通過初期的數據差距分析，可以從數據層面對銀行風險管理相關業務流程進行梳理，幫助銀行提高綜合管理的預測能力，然后重新設計前段流程，保證整個業務流程中能夠收集和處理必要的數據；同時借鑒具有實施經驗公司的成熟模型，進行差距分析并制定統一的改進計劃，是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捷徑，避免以后反復對數據模型進行修正。

與此同時，注重信息披露的規范性，逐步統一業界的規范要求，在格式和內容做到統一，并使之符合新協議所要求的及時、可靠、全面、準確的信息披露標準。

（五）注重金融創新，加強風險監控

金融創新給金融業帶了高速發展，同時也埋下了風險隱患。相對于全球市場，國內銀行由于處于相對穩定和封閉的金融環境，以及面對相對有限的金融產品的選擇，其承受的市場風險壓力比信貸和操作風險為弱。然而伴隨著國內利率、匯率逐步自由化的步伐，原來并不突出的市場風險的重要性將會逐步放大。從壓力測試的概念看，風險價值模型只能處理正常市場條件下的損益情況，而壓力測試則可以彌補不足，對市場極端情況的損益狀況進行模擬。為此，應當未雨綢繆，積極設計風險管理工具，強化風險的實時管理與追蹤，并將壓力測試作為一種重要手段應用于日常的風險管理工作。

今年1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穩健的壓力測試實踐和監管原則》征求意見稿。該文件是巴塞爾委員會首次發布的專門的壓力測試監管文件，系統、全面地闡述了對銀行和監管機構的壓力測試要求。在某種程度上說，該文件是針對本次金融危機而對新協議的補充和完善。

文件要求銀行開展覆蓋全行范圍內各類風險和各個業務領域的壓力測試，提供一個全行全面風險的整體法人的情況，以便促進風險識別和控制，彌補其他風險管理工具的不足。文件認為，壓力測試應成為銀行治理結構、風險管理和風險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壓力測試相關分析結果需要應用于管理層決策，包括董事會和高管層作出的戰略性業務決策，文件特別強調董事會和高管層參與對壓力測試的有效實施至關重要。

為此在監管層面，對我國銀行業提出壓力測試的要求，在制度上保障、規范壓力測試體系的開展與運作。而我國銀行業應該根據各行業務發展情況和風險管理水平，制定各行的壓力測試方案，搭建了全面壓力測試體系的初步的制度框架。

從我國市場風險的管理情況看，主要參考了香港金管局的監管體系。其中，建行在市場風險管理方面處于國內領先地位，目前已經根據市場風險管理政策，初步擬定了市場風險限額管理體系。基本建立了風險垂直管理體系、風險價值模型（VaR）體系、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體系、模型回溯檢驗體系等。

我國銀行業在建立市場市場風險限額管理體系的基礎上，應努力實現市場風險管理全球化（Global Financial Market）；進一步完善風險偏好、理清職責，明確市場風險管理在金融市場業務交易流程中的切入點；進一步加強組合管理，加強模型建設，完善相應制度流程。從而在市場風險管理取得突破。

引文注釋：

（注1）巴曙松：《新巴塞爾協議引爆銀行大變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注2）劉明康：《中國銀監會對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意見和建議》，《國際金融報》，2003年8月1日第五版。

（注3）巴曙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下中國銀行業面臨九大挑戰》，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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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瑋、楊兵兵：《Basel II在中資銀行的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4．韓軍：《現代商業銀行市場風險管理理論與實務》，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5．巴曙松：《新巴塞爾協議引爆銀行大變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6．巴曙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下中國銀行業面臨九大挑戰》，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7．劉明康：《中國銀監會對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意見和建議》，《國際金融報》，2003年8月1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