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探究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風險監管探討與研究
探究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風險監管
探究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風險監管
作者
戚瑩
內容提要:
新巴塞爾資本協議作為國際銀行監管的新標準將對我國銀行業和監管當局產生重大影響,新協議確立的“三大支柱”對我國的銀行風險監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戰,盡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們面臨的迫切任務。關鍵詞:新巴塞爾資本協議 三大支柱 風險監管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1988年公布的資本協議,曾被認為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神圣條約。”然而在過去十幾年中,銀行防范風險的能力,監管部門的監管方法和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該協議對發達國家已越來越不適用。1996年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粗線條的新資本協議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詳細的新協議草案,各國商業銀行和監管當局對新協議草案提出許多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年半時間研究,終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許多重要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委員會計劃于2003年第四季度確定新資本協議以便各國于2006年底實施新協議。在2003年至2006年間,銀行和監管當局將根據新協議的各項標準,建立和調整各項體系和程序。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及有關國際金融組織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中國家必須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另一方面,借鑒國際上先進的金融經驗加強金融監管是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目前形勢下,我國需要切實更新監管理念強化資本監管。本文擬通過對新資本協議的介紹從法律角度來初步探討其對我國銀行風險監管的影響。
一、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
銀行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20世紀80年代由于債務危機的影響,信用風險給國際銀行業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失,銀行普遍開始注重對信用風險的防范管理。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一套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銀行監管與風險管理工作的進程。在近十幾年中,隨著巴塞爾委員會根據形勢變化推出相關標準,資本與風險緊密聯系的原則已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監管原則之一。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更加具有風險敏感性的新資本協議。新協議將風險擴大到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利率風險,并提出“三個支柱”(最低資本規定、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要求資本監管更為準確的反映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進一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規定
新協議在第一支柱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1并為計量風險提供了幾種備選方案。關于信用風險的計量。新協議提出了兩種基本方法。第一種是標準法,第二種是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對于風險管理水平較低一些的銀行,新協議建議其采用標準法來計量風險,計算銀行資本充足率。根據標準法的要求,銀行將采用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來確定各項資產的信用風險權利。當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披露達到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后,銀行可采用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允許銀行使用自己測算的風險要素計算法定資本要求。其中,初級法僅允許銀行測算與每個借款人相關的違約概率,其他數值由監管部門提供,高級法則允許銀行測算其他必須的數值。類似的,在計量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方面,委員會也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方案以備選擇。
2、第二支柱——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
委員會認為,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是最低資本規定和市場紀律的重要補充。具體包括:(1)監管當局監督檢查的四大原則。原則一:銀行應具備與其風險狀況相適應的評估總量資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維持資本水平的戰略。原則二:監管當局應檢查和評價銀行內部資本充足率的評估情況及其戰略,以及銀行監測和確保滿足監管資本比率的能力。若對最終結果不滿足,監管當局應采取適當的監管措施。原則三:監管當局應希望銀行的資本高于最低監管資本比率,并應有能力要求銀行持有高于最低標準的資本。原則四:監管當局應爭取及早干預從而避免銀
行的資本低于抵御風險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資本得不到保護或恢復,則需迅速采取補救措施。(2)監管當局檢查各項最低標準的遵守情況。銀行要披露計算信用及操作風險最低資本的內部方法的特點。作為監管當局檢查內容之一,監管當局必須確保上述條件自始至終得以滿足。委員會認為,對最低標準和資格條件的檢查是第二支柱下監管檢查的有機組成部分。(3)監管當局監督檢查的其它內容包括監督檢查的透明度以及對換銀行帳薄利率風險的處理。
3、第三支柱——市場紀律
委員會強調,市場紀律具有強化資本監管,幫助監管當局提高金融體系安全、穩健的潛在作用。新協議在適用范圍、資本構成、風險暴露的評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資本充足率四個領域制定了更為具體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內容。監管當局應評價銀行的披露體系并采取適當的措施。新協議還將披露劃分為核心披露與補充披露。委員會建議,復雜的國際活躍銀行要全面公開披露核心及補充信息。關于披露頻率,委員會認為最好每半年一次,對于過時失去意義的披露信息,如風險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經常披露信息的銀行要公開解釋其政策。委員會鼓勵利用電子等手段提供的機會,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1、第一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1)外部信用評級機構評級問題。第一支柱提出的風險計算量方法中標準法最簡單。但是標準法的實施依賴于外部評級機構的評級。每個信用評級機構都有盡量提高評級對象信用等級的內在沖動,畢竟客戶可以自由選擇聘請評級機構,支付評級費用,但是這種扭曲評級結果的沖動,通常會因為評級機構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場及投資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斂,畢竟投資者會間接推動客戶對于信用評級機構的選擇。然而,這種非市場化的監管需求推動的評級卻可能會加大客戶對信用評級結束果進行隨意挑揀的沖動,降低能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盈利能力起決定作用的市場威望的重要性。為了限制這種對評級結果進行隨意挑揀的行為,監管當局應該在使用評級結果時,確保信用評級機構仍然會將自己的市場威望視若生命。在這個意義上,監管當局應該全面考慮對特定評級對象的各類評級結果,當評級結果不一致時,應當對最低結果給予更多的重視。
(2)監管方式轉變問題。相對標準法而言,內部評級法對監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監管當局有能力評估
和監督這些復雜的風險管理系統。這要求監管者對各種方法的先進性和合理與否有明確的判斷。如果監管機構不能給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創造空間,就會阻礙銀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將不利于本國銀行競爭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況下被使用,可能導致在一定范圍內風險失控。內部評價法的運用實質上是銀行監管方式的重大轉變,標志著監管方式由“靜態”合規性監管向“動態”審慎性監管轉變。過去,銀行監管局限于資產負債情況,監測由其反映的風險水平,衡量資本充足率和各類資產負債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標準,實質上是一種靜態的風險監管。現在,監管領域的發展轉向了審查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包括風險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風險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對風險進行了及時、準確的度量,監測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資本金抵御銀行面臨的風險等。這種基于風險的審慎監管關注的是銀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風險及其管理能力。就像醫生,給病人開藥方,讓病人把藥拿回家去吃。新協議通過從標準法,初級內部評級法和高級內部評級法這一循序漸進的資本計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鼓勵銀行不斷改進和完善風險管理系統,從而能更精確地度量風險。相應的,監管當局的監管重點應從原來的單一最低資本充足水平轉向銀行內部的風險評估體系的建設狀況上來。
2、第二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引入第二支柱對完善整個監管框架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引入了監管當局的檢查,而且有助于鼓勵銀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謹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實施也向監管當局提出了一些挑戰。首先,改進監管程序的緊迫性尤為明顯,在發生銀行危機的國家,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計算之所以不真實,就是由于監管法規不可靠和公共部門有意寬容。眾所周知,銀行管理部門對銀行面臨的風險最了解,并對管理風險負最終責任。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并不是要取代銀行管理部門的判斷和經驗,更不是要把保持資本充足的責任轉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監管部門應在程序上下功夫通過程序正義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持銀行業整體的穩定,而不是某家銀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監管當局的責任增大,自主權擴大,相應有必要提高對監管部門自身的約束要求,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監管不是萬能的,監管當局與一般市場主體(銀行)一樣,具有內在的利益沖動。隨著監管當局的權力增加,其“設租”動力也在相應增強。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因此,為防止監管當局濫用其監管權力,監管當局應采取措施不斷增強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應從外部加強對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
3、第三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有效的市場紀律需要可靠而及時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對手進行完善的風險評估。新協議將信息披露作為銀行資本充足率的一個內在要求,代表了國際金融業和國際監管的新的發展方向。詳言之,信息披露對強化監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風險行為產生的根源體現了委托人對內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權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優勢,使監管者處于更有利地位;對風險行為的控制不應只注重行為本身,強調信息披露的約束機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開銀行內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對代理人起到威懾作用,使其衡量到風險行為的成本過大而放棄冒險。懲罰不是約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構成對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約束的本質要求,使監管從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轉變,最終達到盡可能減少風險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約束機制實施的前提和基礎。約束機制總是由一定的信息觸動之后產生反應,信息披露的質量制約各種約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種靈活的約束手段,可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賦予經營者更大的活動空間和操作權限,這符合金融業靈活、迅速的經營特色,保證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占據優勢。(5)由信息披露所構成的社會公共輿論監督是有效監管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有助于減少監管中的道德風險。強調信息披露監管制度的適當構造也必然能夠構造公眾監督機制,監管者的行為將受到關注,不符合監管宗旨的行為將得到糾正。從而可以降低監管組織的交易成本,提高組織效率。2
三、我國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及改進建議
1、現在監管理念是風險查處占上風,為什么大家都說人民銀行是消除隊,是警察?主要是因為人民銀行在查處風險。在風險查處理念下始終走不出防范風險、查處風險、處置風險的怪圈,現在要轉移到風險監管上來。首要改變的是觀念,要向風險評價轉變,分析評價商業銀行自身的控險能力、化險能力、排險能力,對商業銀行的健全性、系統的安全性等做出一個綜合性的評價,指出其存在的風險隱患和管理漏洞,并責令其組織實施和改正。在風險評價的理念下,監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現,就不會疲于奔命,干些建臺帳,跟蹤檢查等工作。監管當局要站在客觀的角度,對銀行運行的整個系統進行評價,看整個系統的風險程度有多大。
2、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銀行業發展水平和監管能力都很低。我國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兩呆”的貸款分類法,貸款五級分類才剛剛試行,而對十國集團國家一些大銀行的調查表明銀行內部評級法中僅是營運貸款就平均分為10級。我國短期內仍需采用標準法,但我國缺乏外部評級機構,而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建立和發展需要花費較
第二篇: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監管研究
龍源期刊網 http://.cn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監管研究
作者:王歡歡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中國加入WTO后,中國的商業銀行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這一變革將使中國的銀行也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面臨空前的挑戰,以金融機構全能化為特征的混業經營體制將成為國際金融業的主流模式。因此,文章指出,為應對新的形勢變化,我國的監管當局應以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為標準建立有效的監管。
[關鍵詞]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風險;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4
[文獻標識碼]A
第三篇:險監管探究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風
探究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風險監管
探究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風險監管
作者
戚瑩
內容提要:
新巴塞爾資本協議作為國際銀行監管的新標準將對我國銀行業和監管當局產生重大影響,新協議確立的“三大支柱”對我國的銀行風險監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戰,盡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們面臨的迫切任務。關鍵詞:新巴塞爾資本協議 三大支柱 風險監管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1988年公布的資本協議,曾被認為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神圣條約。”然而在過去十幾年中,銀行防范風險的能力,監管部門的監管方法和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該協議對發達國家已越來越不適用。1996年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粗線條的新資本協議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詳細的新協議草案,各國商業銀行和監管當局對新協議草案提出許多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年半時間研究,終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許多重要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委員會計劃于2003年第四季度確定新資本協議以便各國于2006年底實施新協議。在2003年至2006年間,銀行和監管當局將根據新協議的各項標準,建立和調整各項體系和程序。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及有關國際金融組織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中國家必須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另一方面,借鑒國際上先進的金融經驗加強金融監管是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目前形勢下,我國需要切實更新監管理念強化資本監管。本文擬通過對新資本協議的介紹從法律角度來初步探討其對我國銀行風險監管的影響。
一、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
銀行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20世紀80年代由于債務危機的影響,信用風險給國際銀行業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失,銀行普遍開始注重對信用風險的防范管理。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一套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銀行監管與風險管理工作的進程。在近十幾年中,隨著巴塞爾委員會根據 1
形勢變化推出相關標準,資本與風險緊密聯系的原則已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監管原則之一。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更加具有風險敏感性的新資本協議。新協議將風險擴大到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利率風險,并提出“三個支柱”(最低資本規定、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要求資本監管更為準確的反映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進一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規定
新協議在第一支柱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1并為計量風險提供了幾種備選方案。關于信用風險的計量。新協議提出了兩種基本方法。第一種是標準法,第二種是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對于風險管理水平較低一些的銀行,新協議建議其采用標準法來計量風險,計算銀行資本充足率。根據標準法的要求,銀行將采用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來確定各項資產的信用風險權利。當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披露達到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后,銀行可采用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允許銀行使用自己測算的風險要素計算法定資本要求。其中,初級法僅允許銀行測算與每個借款人相關的違約概率,其他數值由監管部門提供,高級法則允許銀行測算其他必須的數值。類似的,在計量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方面,委員會也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方案以備選擇。
2、第二支柱——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
委員會認為,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是最低資本規定和市場紀律的重要補充。具體包括:(1)監管當局監督檢查的四大原則。原則一:銀行應具備與其風險狀況相適應的評估總量資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維持資本水平的戰略。原則二:監管當局應檢查和評價銀行內部資本充足率的評估情況及其戰略,以及銀行監測和確保滿足監管資本比率的能力。若對最終結果不滿足,監管當局應采取適當的監管措施。原則三:監管當局應希望銀行的資本高于最低監管資本比率,并應有能力要求銀行持有高于最低標準的資本。原則四:監管當局應爭取及早干預從而避免銀行的資本低于抵御風險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資本得不到保護或恢復,則需迅速采取補救措施。(2)監管當局檢查各項最低標準的遵守情況。銀行要披露計算信用及操作風險最低資本的內部方法的特點。作為監管當局檢查內容之一,監管當局必須確保上述條件自始至終得以滿足。委員會認為,對最低標準和資格條件的檢查是第二支柱下監管檢查的有機組成部分。(3)監管當局監督檢查的其它內容包括監督檢查的透明度以及對換銀行帳薄利率風
險的處理。
3、第三支柱——市場紀律
委員會強調,市場紀律具有強化資本監管,幫助監管當局提高金融體系安全、穩健的潛在作用。新協議在適用范圍、資本構成、風險暴露的評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資本充足率四個領域制定了更為具體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內容。監管當局應評價銀行的披露體系并采取適當的措施。新協議還將披露劃分為核心披露與補充披露。委員會建議,復雜的國際活躍銀行要全面公開披露核心及補充信息。關于披露頻率,委員會認為最好每半年一次,對于過時失去意義的披露信息,如風險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經常披露信息的銀行要公開解釋其政策。委員會鼓勵利用電子等手段提供的機會,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1、第一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1)外部信用評級機構評級問題。第一支柱提出的風險計算量方法中標準法最簡單。但是標準法的實施依賴于外部評級機構的評級。每個信用評級機構都有盡量提高評級對象信用等級的內在沖動,畢竟客戶可以自由選擇聘請評級機構,支付評級費用,但是這種扭曲評級結果的沖動,通常會因為評級機構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場及投資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斂,畢竟投資者會間接推動客戶對于信用評級機構的選擇。然而,這種非市場化的監管需求推動的評級卻可能會加大客戶對信用評級結束果進行隨意挑揀的沖動,降低能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盈利能力起決定作用的市場威望的重要性。為了限制這種對評級結果進行隨意挑揀的行為,監管當局應該在使用評級結果時,確保信用評級機構仍然會將自己的市場威望視若生命。在這個意義上,監管當局應該全面考慮對特定評級對象的各類評級結果,當評級結果不一致時,應當對最低結果給予更多的重視。
(2)監管方式轉變問題。相對標準法而言,內部評級法對監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監管當局有能力評估和監督這些復雜的風險管理系統。這要求監管者對各種方法的先進性和合理與否有明確的判斷。如果監管機構不能給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創造空間,就會阻礙銀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將不利于本國銀行競爭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況下被使用,可能導致在一定范圍內風險失控。內部評價法的運用實質上是銀行監管方式的重大轉變,標志著監管方式由“靜態”合規性監管向“動態”審慎性監管轉變。過去,銀行監管局限于資產
負債情況,監測由其反映的風險水平,衡量資本充足率和各類資產負債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標準,實質上是一種靜態的風險監管。現在,監管領域的發展轉向了審查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包括風險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風險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對風險進行了及時、準確的度量,監測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資本金抵御銀行面臨的風險等。這種基于風險的審慎監管關注的是銀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風險及其管理能力。就像醫生,給病人開藥方,讓病人把藥拿回家去吃。新協議通過從標準法,初級內部評級法和高級內部評級法這一循序漸進的資本計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鼓勵銀行不斷改進和完善風險管理系統,從而能更精確地度量風險。相應的,監管當局的監管重點應從原來的單一最低資本充足水平轉向銀行內部的風險評估體系的建設狀況上來。
2、第二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引入第二支柱對完善整個監管框架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引入了監管當局的檢查,而且有助于鼓勵銀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謹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實施也向監管當局提出了一些挑戰。首先,改進監管程序的緊迫性尤為明顯,在發生銀行危機的國家,銀行資本充足水平的計算之所以不真實,就是由于監管法規不可靠和公共部門有意寬容。眾所周知,銀行管理部門對銀行面臨的風險最了解,并對管理風險負最終責任。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并不是要取代銀行管理部門的判斷和經驗,更不是要把保持資本充足的責任轉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監管部門應在程序上下功夫通過程序正義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持銀行業整體的穩定,而不是某家銀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監管當局的責任增大,自主權擴大,相應有必要提高對監管部門自身的約束要求,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監管不是萬能的,監管當局與一般市場主體(銀行)一樣,具有內在的利益沖動。隨著監管當局的權力增加,其“設租”動力也在相應增強。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因此,為防止監管當局濫用其監管權力,監管當局應采取措施不斷增強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應從外部加強對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
3、第三支柱對銀行風險監管的法律影響
有效的市場紀律需要可靠而及時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對手進行完善的風險評估。新協議將信息披露作為銀行資本充足率的一個內在要求,代表了國際金融業和國際監管的新的發展方向。詳言之,信息披露對強化監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風險行為產生的根源體現了委托人對內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權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優勢,使監管者處于更有利地位;對風險行為的控制不應只注重行為本身,強調信息披露的約束機制比
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開銀行內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對代理人起到威懾作用,使其衡量到風險行為的成本過大而放棄冒險。懲罰不是約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構成對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約束的本質要求,使監管從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轉變,最終達到盡可能減少風險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約束機制實施的前提和基礎。約束機制總是由一定的信息觸動之后產生反應,信息披露的質量制約各種約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種靈活的約束手段,可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賦予經營者更大的活動空間和操作權限,這符合金融業靈活、迅速的經營特色,保證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占據優勢。(5)由信息披露所構成的社會公共輿論監督是有效監管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有助于減少監管中的道德風險。強調信息披露監管制度的適當構造也必然能夠構造公眾監督機制,監管者的行為將受到關注,不符合監管宗旨的行為將得到糾正。從而可以降低監管組織的交易成本,提高組織效率。2
三、我國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及改進建議
1、現在監管理念是風險查處占上風,為什么大家都說人民銀行是消除隊,是警察?主要是因為人民銀行在查處風險。在風險查處理念下始終走不出防范風險、查處風險、處置風險的怪圈,現在要轉移到風險監管上來。首要改變的是觀念,要向風險評價轉變,分析評價商業銀行自身的控險能力、化險能力、排險能力,對商業銀行的健全性、系統的安全性等做出一個綜合性的評價,指出其存在的風險隱患和管理漏洞,并責令其組織實施和改正。在風險評價的理念下,監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現,就不會疲于奔命,干些建臺帳,跟蹤檢查等工作。監管當局要站在客觀的角度,對銀行運行的整個系統進行評價,看整個系統的風險程度有多大。
2、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銀行業發展水平和監管能力都很低。我國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兩呆”的貸款分類法,貸款五級分類才剛剛試行,而對十國集團國家一些大銀行的調查表明銀行內部評級法中僅是營運貸款就平均分為10級。我國短期內仍需采用標準法,但我國缺乏外部評級機構,而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建立和發展需要花費較長時間。另一方面,數年之后,眾多國際大銀行紛紛采用內部評級法,若我國跟不上,將在國際競爭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國應從現在起就著手開發內部評級法,建立風險內部評級體系是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起點和基礎。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適用的內部評級標準尚未建立,我國監管當局應指導商業銀行在考慮自身的資本狀況、經營規模、風險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評價體系,盡可能使其能全面,靈敏地揭示和控制風險。
監管當局也可根據本國普遍情況提出一個示范模型,但重點應放在對商業銀行的內部評級模型進行有效的評估和指引。
3、由于會計信息不完備,真實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國銀行業在信息披露的質量和數量方面,都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的要求,市場也缺乏足夠的動力和資料深入分析銀行的風險狀況。目前商業銀行信息披露的法規律規范體現在各項法律規章制度中如《金融企業會計制度》、《金融保險企業財務制度》、《會計法》、《企業會計準則》、《商業銀行法》、《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公開發行證券公司披露編報規則第2號》等,上述法律規范除了證監會編報規則第2號處,其他法律規范對商業銀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則性的,沒有具體要求。因此,我們應在信息披露的標準、內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體的可操作的規范,把對信息披露的監管納入到監管當局日常的監管程序之中,對不能遵守的銀行,應根據不披露的性質、影響的時間長短做出反應,輕則對銀行進行建議、批評,重則罰款、停業整頓。
參考文獻:
1、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新馬塞爾資本協議概述》2001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一司譯。
2、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新的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1999年6月,朱平譯。
3、羅平、孟長安《國際金融組織對新資本協議的反應》,《金融時報》2001、11、10。
4、李文泓:《國際金融監管理念與監管方式的轉變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載《國際金融研究》2001、6。
5、陳衛東:《新馬塞爾資本協議評析》,載《國際金融研究》2001、3。
6、毛曉威,巴曙松:《巴塞爾委員會資本協議的演變與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新進展》,載《國際金融研究》2001、4。
7、王曉楓:《對我國商業銀行信息披露問題的研究》,載《國際金融研究》2002、4。
8、劉瑛:《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銀行資本監管的法律完善》,載《法學雜志》2001、9。
第四篇:新巴塞爾協議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新巴塞爾協議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作者:chenyi74
【摘要】:
本文以新巴塞爾協議這一國際性銀行監督管理合約為銀行風險理論為指導,通過對新巴塞爾協議內容的演變,概括出新形勢下國際銀行業監管的趨勢變化,強調中國商業銀行在面臨入世后的國際競爭壓力以及當今全球性金融危機形勢下,必須嚴格遵循國際銀行經營管理的統一規則,接受以新巴塞爾協議為準繩的國際銀行業監管原則、標準和方法。針對中國商業銀行現階段存在的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關鍵詞】:新巴塞爾協議、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正文】:
2004年6月26日,《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以下簡稱新巴塞爾協議或新協議)的終稿正式通過,這標志著國際金融界對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新巴塞爾協議作為一個國際銀行監管標準,提出了以“最低資本要求、監管檢查和市場約束”為核心內容的三個支柱。從而要求資本監管更為準確的反映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進一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新巴塞爾協議雖然不具有強制性,但是在國際上具有很大的影響力。2006年,十國集團成員國銀行首先實施。目前,十國集團成員(不包括美國)、歐盟成員國以及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澳大利亞等亞洲主要經濟體已經正式開始實施新資本協議。
當前,我國也正在積極推進新協議的實施。在監管層面,中國銀監會充分考慮中國銀行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遠期目標,又兼顧與國際資本監管制度接軌的需要,發布了《新資本協議實施指導意見》,體現了“分類指導、分層推進和分步達標”的原則。即對海外設有經營性機構的國際業務占相當比例的大型商業銀行,要求從2010年底起開始實施新協議;其他自愿實施新協議的商業銀行可以從2011年后提出申請,最遲到2013年底國內銀行將全部實施新協議。
隨著期限的日益臨近,且在最近的幾年間,國際金融界發生了許多事件,特別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使我們迫切地感到危機感和緊迫感。對于我國銀行業而言,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全面加強風險管理水平,完善內部控制制度,改進信息披露制度,都是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只有有效的解決了這些課題,才能夠擺脫與國外銀行競爭所處的不利地位,才能在全球的金融危機中保持穩健的發展。
一、新巴塞爾協議內容演變的理論思考
國際清算銀行下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以下簡稱巴塞爾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銀行監管規定。這些規定雖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已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較高的國家,包括十國集團乃至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均自愿地遵守。巴塞爾委員會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在制定的監管準則中,1988年版巴塞爾協議和替代的2004年版新巴塞爾協議在國際銀行業風險監管方面影響巨大,具有極強的代表性。
(一)新巴塞爾協議較老巴塞爾協議的內容變化
1988年巴塞爾委員會頒布了《統一資本計量與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即通常所說的巴塞爾協議。巴塞爾協議在推進全球銀行監管一致化和可操作性方面,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被認為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神圣條約”。具體來說,巴塞爾協議在國際銀行界建立了一套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銀行監管和風險管理的進程。
從內容上看,協議主要包括資本的分類和風險權重的計算標準。資本的分類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對各類資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點進行明確地界定;風險權重的計算標準是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和表外項目劃分為0%、20%、50%和100%四個風險檔次。風險權重劃分的目的是為衡量資本標準服務。可見,巴塞爾協議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的分類。
而新巴塞爾協議從操作層面正式引入了全面風險監管的理念,提出了銀行風險監管的最低資本金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外部監管(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和市場約束(Market Discipline)三大支柱的原則。其中,“第一支柱”重點規范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方法和應當達到的標準;“第二支柱”規定了監管的基本目的、主要原則、總體理念和主要內容;“第三支柱”對銀行資本充足率信息披露的指導原則、總體要求、具體內容和時間頻度等都作了具體規定。三大支柱原則的形成將對國際銀行監管和許多銀行的經營方式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與1988年版巴塞爾協議相比,新巴塞爾協議的內容更廣、更復雜。新協議將風險的定義擴大為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各種因素,基本涵蓋了現階段銀行業經營所面臨的風險,并力求把資本充足率與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反映銀行風險管理、監管實踐的最新變化,以保證銀行資本充足性能對銀行業務發展和資產負債結構變化引起的風險程度變化具有足夠的敏感性,為發展水平不同的銀行業和銀行監管體系提供多項選擇辦法。
新協議提出了兩種處理信用風險辦法: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標準法以1988年資本協議為基礎,采用外部評級機構確定風險權重,使用對象是復雜程度不高的銀行。而內部評級法則是新協議資本監管的核心內容。該方法繼承了1996年市場風險補充協議的創新之處,允許使用自己內部的計量數據確定資本要求。內部評級法有兩種形式——初級法和高級法。其中初級法僅要求銀行計算出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其它風險要素值由監管部門確定;而高級法則允許銀行使用多項自己計算的風險要素值。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從一開始巴塞爾委員會就希望新協議的各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于全世界的所有銀行,而不僅局限于十國集團國家的“國際活躍銀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爾委員會并預計非十集團國家的許多銀行都將使用標準法計算最低資本要求。客觀上看,新協議對國際銀行業的影響是深遠的。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很可能會采用新協議來分析各國銀行的資本狀況,而有關國際組織也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的國際標準,協助巴塞爾委員會在全球范圍內推廣新協議,并檢查其實施情況。
(二)金融一體化、多元化是導致內容演變的重要原因
新巴塞爾協議與原協議相比,最突出的是有了兩個方面的改進。即在結構上確立了“三大支柱”的框架和對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方法做出重大修訂。新協議采用了由簡單到復雜的多種方法來計算資本要求,允許管理水平較高的銀行采用內部評級法確定風險權重,將操作風險納入資本充足率計算中。
之所以造成以上的改進,其主要原因在于自1988年至2004年間,全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的金融一體化、多元化導致銀行業飛速發展的同時,風險也在急劇擴大。而1988年版巴塞爾協議對風險監管的范疇尚停留在信用風險,通過對不同類型資產規定不同權重來量化風險,同時信用風險權數級距區分過于粗略,扭曲銀行風險全貌,加上法定資本套利的盛行,以及近幾年大型銀行規模及復雜度的增加,已遠遠不能滿足銀行對風險管理的要求,為此適時地對原有協議的補充和完善成為必然。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的迅速增長,市場風險日益突出,巴林銀行倒閉、大和銀行危機等事件促使國際金融界對市場風險的關注,一些主要的國際大銀行開始建立自己內部的風險度量與資本配置模型,以彌補巴塞爾協議的不足。這一系列的風險事件使得巴塞爾委員會逐漸意識到應將市場風險納入其資本監管要求范圍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96年1月,巴塞爾委員會及時推出了《資本協議關于市場風險的修訂案》,將市場風險納入資本需求的計算,以作為巴塞爾協議的一個補充部分。
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全球金融市場之間緊密聯系、不同市場之間的互相影響、銀行風險和金融危機在國際間的傳播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突出問題,并引起國際金融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以199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損失的事件為代表,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許多金融機構陷入經營困境的主要原因不再是信用風險或市場風險等單一風險,而是由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外加操作風險相互交織、共同作用造成的。金融危機促使人們更加重視市場風險與信用風險的綜合模型以及操作風險的量化問題,由此全面風險管理模式引起人們的重視。為此,巴塞爾委員會于1998年推出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集中體現了這一領域的發展,至此,市場風險與信用風險、操作風險一并成為銀行監管部門重點關注的對象。該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銀行監管7個方面的25條核心原則。盡管這個文件主要解決監管原則問題,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監管辦法和完整的計量模型,但它為此后巴塞爾協議的完善提供了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監管框架,為新協議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寬廣的空間。
1999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新的資本適足比率架構咨詢文件,對巴塞爾協議做了大量修改。2001年1月公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草案,修正之前的信用風險評估標準,加入了操作風險的參數,將三種風險納入銀行資本計提考量,以期規范國際型銀行風險承擔能力。2004年6月新巴塞爾協議正式定稿,并希望在2006年年底以前,大多數的國家都能采用此架構。
可以清晰的看到金融一體化和多元化就是一把鋒利無比的雙刃劍,一方面促進了國際金融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又埋下了來自各方的風險隱患。這一切勢必促成巴塞爾委員會根據金融變化發展情況對巴塞爾協議進行不斷的修訂補充,以適應風險防范和風險監管的要求,建立較為完善的市場風險管理體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新巴塞爾協議內容的演變是金融一體化和多元化的必然結果。
二、從新巴塞爾協議看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實踐
(一)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實踐的歷程
從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探索和實踐的歷程來看,為時并不長遠,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1993年,國務院出臺《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成為專業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關鍵一步;1994年,三家政策性銀行組建后分離了專業銀行承擔的政策性業務,實現了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金融的分離;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頒布,從法律上明確了商業銀行要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動性為經營原則,實現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此國內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從理論走向了實踐。
1997年11月,國家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后,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措施,包括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將經營效益和資產質量納入對四家銀行管理者的考核等。以信貸資產質量管理為核心的國內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模式逐步形成。20世紀末,隨著信用風險管理經驗的逐步積累,以及風險管理技術的快速發展,國內商業銀行陸續成立了信貸風險管理部門,開始將信用風險的監測、分析、預警和控制職能劃歸由一個專門部門進行獨立管理。
進入21世紀,我國銀行業開始探索全面風險管理。中國建設銀行率先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的組織框架,成立了風險與內控管理委員會和風險管理部,統一協調和管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后隨著銀監會《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的出臺,國內商業銀行全面風險管理理念和框架日益清晰,逐步開始由被動、靜態的傳統管理模式,向積極、動態的現代管理模式轉變,從信用風險管理,向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并重的全面風險管理轉變。
2008年,銀監會對《內部評級體系》、《風險暴露分類》、《風險緩解處理》、《專業貸款資本計提》、《操作風險資本計提》和《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資本計提》等六個監管指引形成了第二輪征求意見稿,并于4月組織成立了中國銀行業新巴塞爾協議實施高層指導委員會,10月銀監會已發布了實施新巴塞爾協議的第一批監管規章,包括《商業銀行銀行賬戶信用風險暴露分類指引》、《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內部評級體系監管指引》等5個監管指引,為確保新巴塞爾協議如期實施奠定了基礎。從銀行層面看,大型銀行基本都成立了項目領導小組和項目實施機構,編制了新巴塞爾協議實施規劃,各行的內部評級體系開發都取得一定進展。
就目前情況看,新巴塞爾協議實施工作已進入攻堅階段,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實踐也進入了一個成熟階段。今年3月7日媒體報道,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和招商銀行七家銀行正積極備戰,有望率先成為新巴塞爾協議實施行。可以肯定,這七家銀行的風險管理模式已基本達到或接近新協議實施要求,在未來的一年多時間內,這七家銀行將采取多方措施,加強風險管理,在不同程度地嘗試采用新協議要求的先進數據管理體系和風險管理方法,來對本銀行的風險程度進行壓力測試,以確保新協議的順利實施。
(二)新巴塞爾協議對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影響
應該說,新巴塞爾協議對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影響是巨大的,同時也是深遠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新協議不僅是風險管理模型的變革,對于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來說,也是風險管理流程的重組,實施過程通常需要對風險管理的政策、流程、組織結構、內部授權等制度環境進行大的變革。”(注1)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從風險管理水平的角度看,新巴塞爾協議對我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起到了促進作用。
隨著新巴塞爾協議實施工作的穩步進行,新的風險管理政策、操作指引相繼出臺,各家銀行相應制定了風險管理細則,并將風險管理納入銀行管理人員考核內容。風險管理的高度重視,有效地促進了廣大從業人員對風險認知程度的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的加強,風險管理實踐能力的提升。正如銀監會劉明康主席在2003年7月31日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主席卡如納先生的信中所說:“在新協議的推動下,中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大銀行已開始著手建立符合新協議要求的二維評級體系;小銀行的積極性也很高,力求借鑒新協議的有關內容。”(注2)
2.從風險管理方法的角度看,新巴塞爾協議在風險的識別、計量和控制上提供了多種方法,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已在發達國家銀行采用的先進方法。而這些為我國在實施風險管理過程中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多樣性,同時對我國風險管理方法的制定具有指導和借鑒作用。
新協議就處理信用風險提出了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兩種方法。標準法主要依賴于外部評級的廣泛應用,而從我國現有的情況看,外部評級覆蓋面低,同時國內的多數評級機構還未達到能夠計算違約概率等風險因素的水平,必要外部條件的缺失對實施標準法可謂難度重重;而內部評級法為我國風險管理提供了新的選擇,國內許多的大銀行可以憑借其較為充分的數據準備和較為強大的技術力量,對客戶的基礎財務信息進行深度挖掘、分析研究,產生數學模型,使之標準化、規范化,逐步創造條件,使之能夠在短時期內達到實施標準成為可能。
3.從風險管理制度的角度看,新巴塞爾協議作為一個制度性的綱領文件對我國的風險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正起到了一個高屋建瓴的作用。
新協議給出了針對銀行業風險制定的監督檢查的主要原則、風險管理指引和監督透明度及問責制度,而這些制度也是中國銀監會制定實施新協議監管規章的基礎。
(三)我國實施新協議在風險管理上的障礙
雖然我國銀行業整體風險管理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但各銀行間的水平差異較大,同時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較十國集團成員國在實施方面存在明顯的弱勢。而2008年在全球爆發的金融危機,更為我國銀行業實施新巴塞爾協議的道路上設置了新的障礙。
從風險管理層面上看,我國在實施新協議過程中主要存在五大障礙:
1.在風險管理體系采用上的障礙。對于我國的銀行業而言,在實施新協議過程中,對于采用何種風險管理體系,無論大銀行還是中小銀行,都存在著成本較高的矛盾。
我國的大型商業銀行在發達國家設立分行需要按東道國監管當局的要求執行新協議,而國內總行欲改變仍內部同時采用兩種風險管理體系的現狀,勢必擯棄傳統的風險管理體系采用新體系,而在短時期內改變,即使有一定的過渡期,也會造成銀行這方面成本的急速增加。
而對于中小銀行來說,一方面,需要按照銀監會規定逐步向先進的風險管理模式靠近;另一方面受規模、數據、技術等因素制約,很難單獨建立符合新協議要求的內部評級體系。這兩方面矛盾沖突的結果,勢必導致銀行成本的提高。
2.在風險管理架構重組上的障礙。“在中國,新協議的實施并不僅僅是一個金融風險技術和模型的問題,還有一個風險管理架構的重組問題。相比之下,后者的難度可能更大。”(注3)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堅持的“完全或基本遵守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應作為向新協議過渡的基礎”這一基本原則,對我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進行評判,基本上存在著資本充足率不足的問題。而在實行新協議的過程中,資本金不足的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同時,國內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普遍較差,按照內部評級法對信用風險進行評級,其導致的結果就是資產風險權重的總體水平將會大幅度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將進一步下降。
3.在風險內控機制實施上的障礙。從我國銀行業的風險內控機制看,總體情況不容樂觀。內部評級系統很弱。而新協議基本是建立在評級基礎上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協議的實施進程。
國內銀行雖已根據1988年老協議建立了風險管理的基本框架,但資產風險測算統計工作始終未能有重大的突破,未能形成制度化、標準化。一方面,信用風險的測量面臨工作量大、成本高、外部評級資料缺乏等的現實挑戰;另一方面,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的測量也存在諸多困難,兩方面的原因加之信用環境較差直接影響了內部評級系統的建立和推行。
4.在風險數據信息管理上的障礙。風險數據信息管理主要體現在數據信息的采集、挖掘、分析和披露等方面,我國銀行業在風險數據信息管理的各個層面均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
僅從新協議使用內部評級法對數據信息的要求看,需要一定年限的風險歷史數據。雖然我國早在21世紀初建立了企業征信系統和個人征信系統并實現了信息共享,但由于各家銀行系統的差異性、不兼容性導致上報人行時部分數據錯誤或是丟失;另一方面,采集到的數據不充分、不完整、不及時甚至不真實,都成為后續工作開展的障礙。
在信息披露方面,由于國內銀行需要遵循的信息披露規范太多,勢必造成一家銀行和另一家同性質銀行所遵循的規范可能不同,從而導致市場參與者難以進行有效的分析。同時國內銀行信息披露與新協議要求的銀行提供及時、可靠、全面、準確的信息尚存在著很大差距,在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內容也存在著規范現象。
5.在金融創新風險規范上的障礙。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我們對金融創新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特別是對它的風險防范意識加強了。新巴塞爾協議雖在風險監管方面對金融創新的風險規范尚有所指導,但新協議并沒有也不可能涵蓋所有的創新內容,這是因為金融創新與生俱來的特性所決定的。因此,我國銀行業在手持這把雙刃劍時,如何使用和防范將成為實施新協議過程中的又一個障礙。
對于金融創新而言,新的金融需求和嚴的監管環境,迫使它們繞開法律法規或行政審批以達到自身所期的目的和效果。我國的金融創新還處于起步階段,對于金融創新的負面效應我們面對的會更多一些,如何運用新協議方法有效規避金融創新可能帶來的風險,同時又要滿足我國金融市場不斷產生的新需求,是對我國銀行業風險管理水平的一個嚴峻的挑戰。
三、我國銀行業推進實施新巴塞爾協議的應對措施
離我國大型商業銀行率先實施新協議的對外承諾時間已不到兩年時間了,同樣離最后截止日也不到五年。隨著日期的日益臨近,我國銀行業將迎來自加入WTO后,面對國際金融業的再次發展和挑戰。我們欣喜地看到,面對在新協議的實施過程中所存在的障礙,我國銀行業并沒有對新協議采取被動的態度,而是在積極主動地尋求應對之策。
面對在實施新協議過程中主要存在的五大障礙,我認為也應就這五點障礙進行逐一清除:
(一)加強全面合作,減少過渡成本
新巴塞爾協議所帶來風險管理體系上的深刻變化必然給銀行和監管者帶來較大的過渡成本,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帶來的收益將是深遠的。應該說,在銀行的資本配置和風險模型方面將會帶來極大的提升,這一切必然導致銀行對內提高了自身的“金融適應力”;對外增加了股東的“邊際利潤”。
為此面對這項高額發生的過渡成本,我們應該采取客觀的態度。中國銀監會應保持與市場參與者(銀行)的合作與溝通,加大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普遍意義上,溝通可最大限度保證政策目標和實施計劃有效性,降低銀行因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額外實施成本;特定到新巴塞爾協議實施上,共同研究國別自裁權,保證實施成本和制度有效之間的均衡。
因此,加強與他國監管部門的合作,這樣從根本上杜絕一些因各國的法律體系、計量標準、合格標準的差異而造成我國大型銀行在境外實施新協議產生的不必要的成本;而一些中小銀行應盡可能利用現有的共享資源,借鑒國外銀行在風險管理上的先進經驗,避免重復建設所帶來的成本。
(二)重組管理架構,提高資本效能
新巴塞爾協議允許銀行采取三種方式計算資本充足率,允許風險管理水平較高的銀行提取比較少的資本,通過這種激勵機制以達到鼓勵銀行提高風險管理水平的目的。應該說,這一直接將風險管理水平與銀行最寶貴的資本掛鉤的做法,將迫使銀行正視不同風險管理水平對銀行經營與競爭力可能造成的影響。
因此我國銀行業也應珍視這實施過程中所帶來的機遇,重組風險管理架構,而不再像以往那樣片面追求收益與業務量增長而忽視了風險管理,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從而提高資本效率。使得銀行有條件和能力用較少的資本做同樣金額的優質客戶的信貸業務,對外,賺取更多的邊際利潤,或者在同等利潤水平的情況下以更優惠的條件爭取客戶;對內,提高風險調節后的資本回報,并做到風險與收益的平衡。這樣使業務拓展與風險管理成為保障銀行利潤長期穩定增長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
作為銀行應具備一整套程序,用于評估與其風險狀況相適應的總體資本水平,并制定出維持資本水平的戰略(ICAAP),包括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的監督、穩健的資本評估、對風險的全面評估、監測和報告系統及內部控制的檢查程序。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真正抵御新協議第一支柱可能為考慮的某些風險和整體經濟風險,有效地提高銀行的競爭能力。
(三)加快內控建設,選擇適當模式
新巴塞爾協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套完備的評級機制。為此面對我國風險內控機制的薄弱環節,應該加大、加快機制的建設力度,使之制度化、標準化。
在建立完善的風險內控機制的同時,應合理的利用機制內容,對實施新協議采取相應的模式。應該說,建立適合自身特點的實施模式是新協議項目成功的關鍵。為此,我國銀行業應該根據自身的銀行特點,包括歷史、未來、組織架構、管理流程、業務和數據等等諸方面的情況,才選擇符合自己特色的模式。也就是說,應避免從形式上套用新協議,而是通過內外兩個方面對風險管理現狀及數據基礎進行評估,借助外部咨詢機構力量,逐步轉化為內部能力。在方法的選擇上,無論是風險敞口計量還是操作風險計量的方法,必須來自于內部風險管理的需要,與內部的風險管理架構相契合。
(四)夯實數據基礎,規范信息披露
對于風險信息數據而言,所涵蓋的面不僅是財務數據,而且還包括定性數據。歷史數據清洗和整合是內部評級體系開發建設的關鍵環節。數據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內部評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為此做好數據的基礎工作將是后續工作順利開展的關鍵所在。
應該說,新巴塞爾協議的實施為我國銀行業統一全行數據定義、明確數據標準,建立廣覆蓋、長跨度、高質量、運行高效和管理規范的數據管理體系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契機。為此,我們應該抓住這一契機,一方面認真開展數據挖掘和數據清洗,擴展數據的歷史跨度和覆蓋范圍,避免風險計量模型成為“空中樓閣”;另一方面建立點到點的數據管理流程及集中統一的數據倉庫和專業化高效率的數據集市。
在數據建模時兼顧協議與銀行的具體要求,可以適當采用成熟的數據模型作為基礎,針對銀行現狀進行定制,快速準確的完成建模工作;在完成了邏輯數據模型的建立之后,為能提供盡可能詳細的差距分析報告,銀行需要通過建立數據評估模板深入到數據字段一級進行全面的分析;在新資本協議項目實施過程中,通過初期的數據差距分析,可以從數據層面對銀行風險管理相關業務流程進行梳理,幫助銀行提高綜合管理的預測能力,然后重新設計前段流程,保證整個業務流程中能夠收集和處理必要的數據;同時借鑒具有實施經驗公司的成熟模型,進行差距分析并制定統一的改進計劃,是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捷徑,避免以后反復對數據模型進行修正。
與此同時,注重信息披露的規范性,逐步統一業界的規范要求,在格式和內容做到統一,并使之符合新協議所要求的及時、可靠、全面、準確的信息披露標準。
(五)注重金融創新,加強風險監控
金融創新給金融業帶了高速發展,同時也埋下了風險隱患。相對于全球市場,國內銀行由于處于相對穩定和封閉的金融環境,以及面對相對有限的金融產品的選擇,其承受的市場風險壓力比信貸和操作風險為弱。然而伴隨著國內利率、匯率逐步自由化的步伐,原來并不突出的市場風險的重要性將會逐步放大。從壓力測試的概念看,風險價值模型只能處理正常市場條件下的損益情況,而壓力測試則可以彌補不足,對市場極端情況的損益狀況進行模擬。為此,應當未雨綢繆,積極設計風險管理工具,強化風險的實時管理與追蹤,并將壓力測試作為一種重要手段應用于日常的風險管理工作。
今年1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穩健的壓力測試實踐和監管原則》征求意見稿。該文件是巴塞爾委員會首次發布的專門的壓力測試監管文件,系統、全面地闡述了對銀行和監管機構的壓力測試要求。在某種程度上說,該文件是針對本次金融危機而對新協議的補充和完善。
文件要求銀行開展覆蓋全行范圍內各類風險和各個業務領域的壓力測試,提供一個全行全面風險的整體法人的情況,以便促進風險識別和控制,彌補其他風險管理工具的不足。文件認為,壓力測試應成為銀行治理結構、風險管理和風險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壓力測試相關分析結果需要應用于管理層決策,包括董事會和高管層作出的戰略性業務決策,文件特別強調董事會和高管層參與對壓力測試的有效實施至關重要。
為此在監管層面,對我國銀行業提出壓力測試的要求,在制度上保障、規范壓力測試體系的開展與運作。而我國銀行業應該根據各行業務發展情況和風險管理水平,制定各行的壓力測試方案,搭建了全面壓力測試體系的初步的制度框架。
從我國市場風險的管理情況看,主要參考了香港金管局的監管體系。其中,建行在市場風險管理方面處于國內領先地位,目前已經根據市場風險管理政策,初步擬定了市場風險限額管理體系。基本建立了風險垂直管理體系、風險價值模型(VaR)體系、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體系、模型回溯檢驗體系等。
我國銀行業在建立市場市場風險限額管理體系的基礎上,應努力實現市場風險管理全球化(Global Financial Market);進一步完善風險偏好、理清職責,明確市場風險管理在金融市場業務交易流程中的切入點;進一步加強組合管理,加強模型建設,完善相應制度流程。從而在市場風險管理取得突破。
引文注釋:
(注1)巴曙松:《新巴塞爾協議引爆銀行大變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注2)劉明康:《中國銀監會對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意見和建議》,《國際金融報》,2003年8月1日第五版。
(注3)巴曙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下中國銀行業面臨九大挑戰》,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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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巴曙松:《新巴塞爾協議引爆銀行大變革》,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06-10/110070946.html。
6.巴曙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下中國銀行業面臨九大挑戰》,http://media.163.com/05/0118/13/1ACPDJVH0014184G.html。
7.劉明康:《中國銀監會對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意見和建議》,《國際金融報》,2003年8月1日第五版。
第五篇:巴塞爾協議Ⅲ與穩健銀行體系監管框架
巴塞爾協議Ⅲ與穩健銀行體系監管框架
引言
巴塞爾協議所提出的監管要求和監管方法,體現了銀行監管中的先進理念和銀行風險管理的最佳實踐經驗,代表著國際銀行業監管的方向和趨勢,它既是指導 各國銀行業監管的核心原則,也是評價各國銀行業資本充足水平和銀行監管當局監管能力的國際性標準。資本監管是銀行業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實施審慎監管的核心 內容,近年來國際金融監管的實踐表明,以資本充足性監管為核心和重點的風險監管已經成為銀行業監管發展的主流趨勢,資本充足性監管的國際標準――巴塞爾協 議已被世界各國所普遍采用,成為國際上衡量單個銀行乃至銀行體系穩健性公認的標準。
經營中的高杠桿率、金融衍生產品的過度濫用和不完善的監管制度,是此次金融危機形成的主要原因。以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迅速蔓延,表 明國際金融監管博弈均衡被打破,是一個尋求新的均衡的過程和必然的結果。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出現重大調整,全球金融監管理念開始逐漸從過度 崇尚自由化和市場化轉向加強監管,金融監管從嚴的趨勢逐漸顯現,資本監管、流動性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監管標準都將大大提高,在注重微觀審慎監管的前提 下,更加強調宏觀審慎的監管原則,金融監管范圍也更為全面。(黃儒靖,2010)
2010年12月16日,歷經長達一年半的充分討論后,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正式頒布了巴塞爾協議Ⅲ,對原有的銀行監管標準和體系實施全面改革,除提高了資本充足率外,巴塞爾協議Ⅲ還首次引入了 全球流動性標準等新的監管標準。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銀行業應對來自金融和經濟壓力沖擊的能力和吸收損失的能力,從而減少金融風險向實體經濟的溢出。本 文在回顧巴塞爾協議發展演進的基礎上,介紹了巴塞爾協議Ⅲ的主要內容,結合中國上市銀行2009~2011年資本充足性狀況,就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 政策框架內容,為構建穩健銀行體系監管框架,提出了相關建議。
一、巴塞爾協議演進與國際銀行監管核心思想體現
縱觀銀行資本監管30年的歷史,理論和實務上,將1988~2004年之間頒布的巴塞爾資本協議及其修訂文件統稱為巴塞爾舊資本協議;將2004年頒布的巴塞爾資本協議及其后的修訂版本(包括BaselⅡ和BaselⅢ)統稱為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一)巴塞爾舊資本協議:BaselⅠ
巴塞爾協議誕生于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創新發展的初期。1974年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與德國赫斯塔特銀行(Herstatt Bank)的倒閉,促使了國際清算銀行下的巴塞爾委員會的產生及1975年9月第一個協議的發布,這個巴塞爾協議的雛形明確了母國和東道國監管當局的監管 責任。1988年7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了《關于統一國際銀行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協議》(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即《巴塞爾資本協議Ⅰ》(BaselⅠ)。巴塞爾協議Ⅰ包括資本的分類、風險權重的計算、標準比率、資本結構以及實施安排等內容。資本監管方面,把總資本對風險資產總額的比率最低標準定為8%,其中一級資本占比至少為4%。1996年,市場風險被納入加權風險資產(Risk Weighted Assets,RWA)范圍。巴塞爾協議Ⅰ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要求銀行維持足夠的、能夠吸收損失的資本,避免導致金融系統的崩潰;二是促使國際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處于統一監 管框架。它體現出來的監管思想是以資本約束風險,進而保持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至今,這個核心思想實際成為現代銀行業監管乃至金融監管的基本規范。
(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BaselⅡ和BaselⅢ
1.BaselⅡ。隨著金融業的迅速發展與變革,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條件下衍生工具的使用,銀行業風險進一步提高。BaselⅠ只考慮單一信用風險而忽視其他 風險,資本計量存在著對風險缺乏敏感度以及無法有效約束資本監管套利等問題。BCBS認識到這樣一些問題的存在,進而也意識到BaselⅠ在體現監管思想 “以資本約束風險,進而保持銀行體系的穩健”方面,實際是存在著漏洞的,于是決定對協議進行逐步修改與補充。為應對經濟全球化、激烈的金融領域競爭和金融 創新帶來的挑戰,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2004年6月出臺了《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即《巴塞爾協議Ⅱ》(BaselⅡ)。BaselⅡ以三大支柱為標志確立了新的資本監管框架,從進一步強化監管核心思想在監管原則中的體現來看,BaselⅡ的重要改進在于,在資本約束原則不 變的情況下,擴大資本計算對風險資產計算的覆蓋面。與BaselⅠ相比,其具體改進主要體現在:(1)創新了計量方法,提高了資本計量對風險的敏感度;(2)將資本計算對風險資產計算的覆蓋面從BaselⅠ只單一針對信用風險擴展至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3)對資產證券化及表外實體提出了監管資本要求。2.BaselⅢ。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后,BaselⅡ暴露出一些缺陷,例如全球銀行資本質量不佳導致抵御風險的可得性差、對系統性風險和順周期效應未引起足夠 重視等問題。這些問題的暴露,體現在BCBS監管核心思想上,仍然是資本對風險的覆蓋不能反映資本對風險真實性的約束要求。2009年12月17 日,BCBS發布了《增強銀行體系穩健性》(Strengthen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Banking Sector)和《流動性風險計量、標準和監控的國際框架》(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Standards and Monitoring)的咨詢文件。這兩份文件提出了對新資本協議的改革措施,被普遍認為是未來BaselⅢ的雛形。2010年7月26日BCBS宣 布,27個成員國的央行和銀行監管機構在金融危機后,就加強銀行資本金設置和流動性風險管理等方面達成廣泛改革方案。方案內容主要包括:資本金定義、交易 對手信貸風險管理、債務股本杠桿率、資產負債流動性標準等,以及如何提高資本金比率,如何施加反周期的緩沖機制等。這個改革方案被金融界稱為《巴塞爾協議 Ⅲ》(BaselⅢ)。同年9月12日,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的GHOS(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會議上,最終就全球銀行業監管的新協議《巴塞爾協議Ⅲ》 的內容達成一致。它無論在銀行資本構成、資產質量還是在資本充足率以及其他流動性指標方面都大幅度甚至成倍地提升了監管要求,代表了全球銀行業監管強化的 新趨向,被認為是最近30年來全球銀行業在監管方面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改革,稱之為歷史性的金融監管協議。
二、巴塞爾協議Ⅲ主要內容、實施安排及不足
2010年12月16日,BCBS網站公布了《巴塞爾第三版協議:更加穩健的銀行和銀行體系的全球監管框架》和《巴塞爾第三版協議:流動性風險計 量、標準和監測的國際框架》等文件。從目前公布的文件看,巴塞爾協議Ⅲ是在新資本協議基礎上提出的一攬子改革方案。這些方案的目標是提高銀行業抗沖擊的能 力,提高風險管理和治理能力,加強銀行的透明度。
(一)巴塞爾協議Ⅲ的主要內容
涵蓋擴大資本覆蓋風險的范圍、增強監管資本工具的損失吸收能力、引入杠桿率監管指標、引入流動性監管標準、建立逆周期資本和準備金框架、重新確定最低監管資本要求等諸多方面。
1.資本框架。8%的資本充足率和4%的核心資本充足率是否充足;風險加權資產計算方法是否反映了風險的大小和本質;在流動性充裕的大環境下,資本 工具在壓力情景下吸收損失的能力也被忽略了。本次資本監管制度改革,主要反思三大要素的上述問題,并提出了進一步的改進方案。(1)強調高質量的資本構 成。一是明確普通股的核心一級資本地位,嚴格其他計入一級資本的工具需滿足的條件;二是明確只有一套二級資本的合格標準,取消子類,取消僅用于覆蓋市場風 險的三級資本;三是嚴格扣除不合格的資本工具,如少數股東權益、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遞延稅資產和銀行自持股票等,貸款損失準備金缺口也要扣除。(2)調 整不合理的風險權重。一是提高了資產證券化交易風險暴露的風險權重,大幅提高相關業務資本要求;二是多角度提高交易賬戶市場風險資本要求;三是重視交易對 手信用風險。(3)提高資本充足率要求。一是建立資本緩沖運行機制(第一類是資本留存資本緩沖,第二類是與信貸過度增長掛鉤的逆周期資本緩沖);二是首次 提高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增加“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監管指標(不得低于4.5%),提高一級資本充足率(從4%上調至6%);三是增加了杠桿率作為清償 力的輔助監管指標。表1為BaselⅢ最低資本要求與BaselⅡ的主要變化。
2.流動性框架。此次金融危機給全球銀行業監管者的一大警示就是要加強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監管,BaselⅢ試圖建立全球一致的流動性監管指標。(1)流動性覆蓋率(LCR)。它是衡量在設定的嚴重壓力情景下,優質流動性資產能否充分滿足短期(通常為一個月)流動性需要,其目的是提高機構抵御短期 流動性風險的能力。該指標是建立在傳統的流動性“覆蓋率”方法基礎之上,要求“優質流動性資產/未來30天內的凈資金流出大于或等于100%”。(2)凈 穩定資金比率(NSFR)。它是用于度量銀行較長期限內可使用的穩定資金來源對其表內外資產業務發展的支持能力。該指標要求“可用的穩定資金/業務所需的 穩定資金大于100%”,要求銀行至少具備對一年內的資產和表外的流動性風險暴露的穩定融資能力,限制銀行過度依賴于批發融資渠道,并鼓勵更加精確地評估 其表內和表外資產的流動性風險。3.系統性風險和關聯性。(1)降低順周期性。一是減緩最低資本要求的周期性波動;二是建立前瞻性的貸款損失撥備;三是建立留存緩沖資本和逆周期緩 沖資本,提高吸收經濟衰退時額外損失的能力。(2)降低系統性重要銀行的道德風險。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銀行在經濟運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之間也存在著 很強的關聯性。“大而不倒”的機制可能引發銀行更大的道德風險,需要通過加強監管來防止道德風險的積蓄。一是在資本計提上有額外獎懲;二是對系統性銀行計 提附加資本(capital surcharge),還可能在流動性上增加附加要求;三是BCBS提出的關于跨境銀行處置的決議為跨境銀行有序倒閉、降低系統性風險開辟了一條新道路。
(二)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安排
為降低國際銀行業實施BaselⅢ帶來的負面影響,從現階段銀行資本充足率、盈利狀況以及銀行在支持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考慮,BCBS將過渡期定為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讓銀行有足夠的緩沖時間適應資本監管新規。
根據實施安排,在銀行核心一級資本(普通股權益資本)充足率方面,過渡期為2013年升至3.5%,2015年達到4.5%;在一級資本充足率方 面,過渡期為2013年升至4.5%,2015年達到6%;銀行的資本留存緩沖規定于2016年開始啟用,初始比率為0.625%,到2019年1月1日 要達到2.5%的標準。
(三)巴塞爾協議Ⅲ的不足之處 BaselⅢ是金融危機催生的產物,是在政治、經濟等諸多壓力下出臺的,文件的陸續發布只有一兩年的時間。BCBS也表示,BaselⅢ不乏可繼續 完善之處:(1)涉及銀行賬戶和交易賬戶劃分以及分別計算資本要求的方法是否仍然合理,交易活動如何定義,交易賬戶的監管資本要求如何計量等;(2)資產 證券化監管資本是否仍與外部評級掛鉤;(3)如何界定系統重要性銀行,如何通過合理的自救及危機處置安排,約束這些銀行的道德風險;(4)或有資本工具(contingent capital)等資本結構安排;(5)大額風險暴露的監管安排。
目前來看,BaselⅢ存在以下幾點不足之處:(1)它重點強調資本補充,過分關注資本充足率公式中的分子變化,對風險管理與內控重視不夠;(2)它整體推進速度過于緩慢,從BaselⅡ完成修訂到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只用了3年時間,而BaselⅢ直到2019年才全面實施,到時恐怕新的危機已經爆 發;(3)它無法克服系統性風險,現代金融危機的系統性風險主要來自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并不完全是監管失當;(4)它的監管標準不統一可能引發新一輪 監管套利;(5)它未能給零售業務和中小企業提供足夠的支持;(6)逆經濟周期的資本要求,理論上很完美,實際上難操作;(7)它尚缺乏與之配套的法律制 度體系。
三、中國實施新監管標準與BaselⅢ資本監管指標之比較
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金融監管當局重新審視全球金融形勢,加快金融監管改革步伐,以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中國于2009年加入BCBS,成為其會員 單位,國內金融監管改革加快推進。中國“十二五”規劃中也提出“參與國際金融準則新一輪修訂”,建立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借鑒BaselⅢ,結 合中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實際國情,2011年2月中國銀監會推出四大監管工具,制定中國銀行業監管的新框架,被業內稱為“中國版BaselⅢ”。2011年5月3日,中國銀監會發布《關于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的指導意見》,在全國評估現行審慎監管制度有效性的基礎上,就資本充足率、杠桿率、貸 款損失準備、流動性風險等監管標準確定了監管要求,并已于2012年1月1日開始執行。2011年6月2日,中國銀監會發布《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確立了中國銀行業杠桿率監管政策的總體框架,明確了杠桿率的計算方法及其監管的基本原則等,構建穩健銀行體系監管框架,健全內部資本評估程序,強化銀行業 穩健運行的微觀基礎。表2為“中國版BaselⅢ”與BaselⅢ資本監管指標之對比。通過表2比較可以發現,“中國版BaselⅢ”比BaselⅢ的監管要求更加嚴格,普通股核心資本充足率最低標準比BaselⅢ4.5的最低標準要 高0.5個百分點,杠桿率監管標準比BaselⅢ3%的最低標準高出1%,還引入了2.5%的撥備率和150%的撥備覆蓋率監管標準,更重要的是“中國版 BaselⅢ”有關指標的過渡期比BaselⅢ的過渡期縮短了兩年。
四、基于中國上市銀行2009~2011年資本充足性狀況分析
截至2011年底,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中,共有17家[1]完成改制上市,進一步拓寬了資本金補充渠道。但與此同時,銀行總資產規模與信貸規模的迅速擴張,也會加劇銀行系統經營風險。
(一)BaselⅢ與資本充足率的衡量變化
BaselⅢ的資本充足率衡量公式表面上被簡化了,即資本充足率的分子增加了“扣除項”,恰恰是這一變化,使得它對風險的覆蓋能力提高了,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總體提高了資本充足率對資本的要求標準,二是利用扣除項提高了資本質量,三是擴大了風險的覆蓋面。
(二)中國上市銀行資本充足性狀況:2009~2011 BaselⅢ對其他無形資產(抵押服務權除外)等12項內容列為扣除項,目前中國商業銀行只將其中的商譽、與資產證券化銷售有關的收益和對監管并表 范圍以外的金融保險機構的重大投資作為扣除項。在統計各上市銀行資本充足率時,已考慮扣除項這一新標準。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商業銀行均 未發行過優先股,所以核心一級資本和一級資本存在趨同(巴曙松,2010)。表3為近三年中國各上市銀行資本充足率、撥備率和總資產情況,所有數據均來自 各上市銀行已公開披露的報告[2]。
(三)中國上市銀行資本充足性狀況分析
從12家已披露的銀行年報來看,2011年資本充足率均已達標,尤其是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較高。撥備覆蓋率最高的浦發銀行接近500%,最 低的中國銀行也達到220%,遠超過監管標準150%這一指標。而貸款撥備率這一指標,中小股份制銀行相對較低,只有華夏銀行一家這一指標超過了 2.5%,深發展只有1.90%。根據監管標準,這一指標很有可能要在2013年底前達標,對于中小股份制銀行來說,任務較為艱巨。
我們注意到,各行近三年來資本充足率基本呈遞增的趨勢,總資本擴張和信貸規模的激增消耗了大量資本金,但是各銀行通過內源性融資和外源性融資兩種途 徑來做資本補充。對上市銀行而言,其目標是以盡量低的成本,在較短的時間內籌集到盡可能多的資本金。目前,中國各上市銀行的資本金補充大部分來源于外源性 融資渠道,例如,發行股票、政府注資、發行可轉換債券、發行長期次級債和發行混合資本債券等,其選擇增加資本金方式的優先級依次是發行次級債-發行可轉債 -增發新股或配股。但具體運用哪種方式和規定哪些具體的條款來增加資本金,需要決策者充分考慮新老股東、大小股東之間的利益以及證券市場的具體情況,上市 銀行資本補充方式比較見表4。
五、BaselⅢ對中國銀行業的實施影響與借鑒
(一)BaselⅢ實施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從短期來看,實施BaselⅢ不會對中國銀行業產生直接沖擊。近年來,中國銀行業整體資本實力較強,流動性較充足。據中國銀監會有關數據顯示,中國 商業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從2003年的-3%提升至目前的12%以上;商業銀行及農村信用機構平均撥備覆蓋率從2002年底的不到7%提高到目前的近170%,風險抵御和吸收能力明顯增強。[3]這個數值已經超過了新出臺的最低資本標準,也高于國際平均水平。
從中期看來,實施BaselⅢ有可能對實體經濟增長造成一定影響。首先,實施BaselⅢ是否給當前脆弱的經濟復蘇進程帶來負面影響,這一擔憂來自 全球許多國家和經濟體,中國也存在類似問題。其次,BaselⅡ實施以來,中國基本都處于經濟繁榮期,這一時期積累的數據和模型傾向于低估風險,由此計算 出的違約率、損失率和資本充足率等關鍵指標都相對樂觀,而未來一段時期并不排除中國經濟整體下行的可能。一旦如此,中國銀行業作為整個投融資體系的主渠 道,將承受巨大的壓力。最后,實施BaselⅢ的一個直接效果,就是限制銀行風險資產的迅速擴張,所以一旦實施,一定會大幅度地抑制信貸增長。對于真實信 貸需求相當旺盛的中國,經濟增長對貸款的依存度較高,所以在實施BaselⅢ時需要合理地安排進度。如果進度過于緊迫,一方面可能造成信貸大幅收縮,另一 方面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渠道還來不及擴充到位,這時就會對實體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從長期來看,未來幾年,實施BaselⅢ將與中國金融體系的許多重大改革問題(如利率、匯率、資本市場、金融資產管理模式改革等)同時推進,必須加以通盤考慮,形成協調統一的戰略性布局,防止因多項改革并行,對中國銀行業形成負向的疊加效應。
(二)BaselⅢ實施對中國銀行業的借鑒 中國于2004年加入BCBS,雖然中國只參與了BaselⅢ的制定,但要實施BaselⅢ,就必須先將BaselⅡ實施到位,這也就間接承認了 BaselⅡ。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2012年3月17日出席第十三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講話中表示,“作為正在融入全球金融市場、國際化程度不 斷提高的中國銀行業,要及時引入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最新成果,與時俱進地推進國際新監管標準的實施。”他還透露,2012年中國銀監會將參照第二、第三版 巴塞爾協議的核心內容,結合中國國情和銀行業具體實際,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和流動性風險管理等方面,出臺新監管標準。BaselⅢ實施對中國銀行業有以下 幾點借鑒:
第一,資本約束是對銀行風險管理的綜合性要求,有足夠的高質量資本來抵御未預期的風險是銀行穩健經營的基礎。提高資本監管標準和資本質量,不僅可以 增強銀行的抗風險能力,而且在約束銀行經營行為、避免過于激進的經營策略等方面還是很有效的。因此,需盡快研究拓寬銀行的資本補充渠道,健全正常的或長效 的資本補充機制。
第二,用杠桿率來評價和監管風險,是控制銀行過度發展、過度創新的重要舉措。可以將杠桿率這個工具用來進行具體的風險管理,在一些高風險領域,如在 一些新業務、新區域的發展上,當風險不可測時,采用杠桿率來控制總體風險,通過總的風險敞口來把控業務風險,要比控制單項風險指標有效。
第三,流動性是銀行生存的基礎,資本充足率再高,沒有可靠的流動性還是會受到沖擊。BaselⅢ明確了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的緊迫性。中國銀監會 2012年3月就明確表示高度關注銀行體系流動性風險,將于今年(2012年)正式推行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監管新標準。它的出臺,將督促中國商業銀行深化 對新的流動性監管指標的理解和應用,加強對流動性風險的監測,強化融資來源穩定性管理,加快完善流動性管理的政策、流程、技術和信息系統支持,建立更有效 的流動性風險管理體系。
六、中國銀行業實施BaselⅢ的應對措施
后金融危機時代,盡管中國銀行業的各項指標優于發達國際的銀行,也遠高于BaselⅢ的新規,但這只是中國經濟發展處于上行時期的情況,一旦經濟周 期步入下行階段,銀行業的風險可能集中爆發,資本充足率的狀況也可能會迅速惡化。由此,中國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就必須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從容應對。
(一)全面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雖然經過多年的商業化改革,中國銀行業的風險控制能力較以前有很大提高,但要滿足新協議的要求,還需要強化“全面風險管理”理念,全面提高風險管理 能力。要實現全面風險管理目標,不僅是要改善風險計量,更重要的是要改善我國銀行風險管理機制,強化資本在銀行全面風險管理中的作用。從銀行公司治理改善 和風險組織架構建設,到基于風險的業績衡量、經濟資本配置、風險定價、銀行發展戰略、業務規模和行業政策及組合管理策略乃至風險文化等方面,都要將風險管 理和業務發展結合起來,形成“風險管理支持業務發展、業務發展依賴風險管理”的局面。要通過建立健全現代資產負債管理體系、提高貸款損失準備質量、提高資 本和風險精細化管理水平、提高并表風險管理能力等多方面,強化風險管理。
(二)改善流動性管理
與信用風險管理中交易對手的集中類似,流動性和融資管理的集中化也是從并表、對沖和降低市場籌資的角度管理銀行的重要工具。各商業銀行要通過整合包 括現金流預測、到期時間階梯、組合分析、融資分散化、壓力測試等工具,提高度量流動性頭寸的精確性。對于監管部門來說,借鑒BCBS關于流動性監管的最新 標準,完善流動性風險監管制度。建立流動性覆蓋率、凈穩定融資比例、流動性比例、存貸比等流動性監管標準以及核心負債依存度、流動性缺口率、客戶存款集中 度、同業負債集中度等流動性監測指標,推動銀行業金融機構建立多情景、多方法、多幣種和多時間跨度的流動性風險監測指標體系,以促進商業銀行做好防范流動 性風險工作。
(三)加強資本規劃和管理體系建設
現代商業銀行的競爭是節約資本使用的競爭,是提高資本使用效率的競爭。為此,各商業銀行必須要加快建立一個以資本規劃、資本補充、資本使用和分配、資本監控和考核、資本使用評估、資本規劃修訂為循環的經濟資本管理體系。在銀行各項業務流程中引入經濟資本管理機制,建立風險定價機制,強化資本約束,降 低資本消耗,提高資本使用效率。通過模式化業務運作,努力建設資本集約化管理和運營的商業銀行。
(四)調整經營模式
資本補充確實能快速解決銀行資本充足問題,但是“融資—放貸—再融資—再放貸……”這種循環往復的方式,只能解決銀行特定時期的一時之需,難以從根 本上解決問題。而且中國經濟高投入、高產出的增長格局可能發生根本轉變,以科技創新、技術進步為主的增長方式不斷擴大,資本和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的貢獻將逐 步縮減。因此,各商業銀行應順應經濟特征的變化,加快推進經營模式轉型。
1.積極調整業務結構。商業銀行應改變高資本占用型的經營模式和過度依賴批發性信貸業務的狀況,拓展資本消耗較低的非利息業務,大力發展風險權重較 低、資本占用較少、綜合回報較高的零售業務、中間業務和表外業務。加快發展住房抵押貸款、耐用消費品貸款、個人理財等低風險權數的零售業務。進一步擴大銀 行卡、支付結算、代理保險、代客理財業務等資本占用低的中間業務的比重,高度重視信用卡和國際結算等發展潛力巨大、收益豐厚的中間業務領域,逐漸由低層次 的代收代付向國債代銷、基金托管等高附加值品種發展。努力創新資產證券化、資產轉讓業務等資產負債表外業務,積極拓展以證券投資基金、企業年金、信托資產 托管等高附加值的資產托管業務,并為發展基金管理、投資銀行、參與設立貨幣市場基金等新興業務創造條件,從而實現基本盈利模式從存貸差占絕對優勢,轉向存 貸利差與中間業務、表外業務并重的軌道上來。
2.創新金融產品。通過產品創新,培育新的增長點,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商業銀行應穩步開展金融創新。例如,與計算機網絡通信服務商、資訊科技服務 商等其他非銀行機構合作經營,加強產品的研究和開發,改變以住批量化、標準化的產品,為客戶提供個性化的金融產品,滿足客戶復雜多樣的金融需求,延長與客 戶之間的價值鏈,形成多元化、個性化的產品結構。
(五)建立資本實時監控系統
目前,一些國際大型商業銀行在強大的信息系統支持下,通過每日風險資本的變化情況,就能及時測算出資本充足率的變化,并不斷修正風險資產增長速度,預測短、中、長期資本充足率,從而根據資本充足率變化提前規劃好資本補充方案。中國商業銀行必須充分利用現有的信息系統,將資產管理、風險管理進一步延伸 到資本管理中,加快資本管理信息化進程,建立資本監控系統,實行深度、實時、精細的資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