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巴塞爾協議一的不足

巴塞爾協議一的不足

巴塞爾委員會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倡議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代表。巴塞爾委員會的核心原則是由巴塞爾委員會與一些非十國集團國家聯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并已構成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銀行 監管國際標準。至此，雖然巴塞爾委員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早期的巴塞爾協議

巴塞爾協議的出臺源于前聯邦德國Herstatt銀行和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閉。這是兩家著名的國際性銀行。它們的倒閉使監管機構在驚愕之余開始全面審視擁有廣泛國際業務的銀行監管問題。

從外部效應和信息的不對稱來看，銀行業務的特性決定了銀行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其外部負效應不僅體現為債權 債務鏈條的斷裂，從而給工商企業和社會公眾帶來巨大損失。而且這些又反過來造成銀行體系的混亂，并殃及社會的穩定；信息的不對稱對銀行而言則是一把雙刃 劍，它既可以掩蓋銀行儲備不足和資產質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喪失而破產倒閉。銀行困境的解脫取決于清償能力尤其是流動性的大小。

Herstatt銀行和富蘭克林銀行倒閉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出臺。這個協議極為簡單，核心內容就是針對國際性銀行監管主體缺位的現實，突出強調了兩點：

1、任何銀行的國外機構都不能逃避監管；

2、母國和東道國應共同承擔的職責。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爾協議》推出。這個協議基本上是前一個協議的具體化和明細化。比如明確了母國和東道國的監管責任和監督權力，分行、子行和合資銀行的清償能力、流動性、外匯活動及其頭寸各由哪方負責等，由此體現“監督必須充分”的監管原則。兩個巴塞爾協議因 此也就沒有實質性差異：總體思路都是“股權原則為主，市場原則為輔；母國綜合監督為主，東道國個別監督為輔”。但是兩者對清償能力等監管內容都只提出了抽 象的監管原則和職責分配，未能提出具體可行的監管標準。各國對國際銀行業的監管都是各自為戰、自成體系，充分監管的原則也就無從體現。

巴塞爾協議的 實質性進步體現在 1988年7月通過的《關于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簡稱《巴塞爾報告》）。該報告主要有四部分內容：

1、資本的分類；

2、風險權重的 計算標準；

3、1992年資本與資產的標準比例和過渡期的實施安排；

4、各國監管當局自由決定的范圍。體現協議核心思想的是前兩項。首先是資本的分類，也 就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對各類資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點進行明確地界定。其次是風險權重的計算標準，報告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 務主體的不同，將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表內和表外項目劃分為0%、20%、50%和100%四個風險檔次。風險權重劃分的目的是為衡量資本標準服務。有了風險權重，報告所確定的資本對風險資產8%（其中核心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重不低于4%）的標準目標比率才具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可見，《巴塞爾報告》的核心內容是資本的分類。

《巴塞爾報告》反映出報告制定者監管思想的根本轉變。首先是監管視角從銀行體外轉向銀行體內。此前的協議都注重如何為銀行的穩定經營創造良好的國內、國 際環境，強調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間的分工協作，對銀行體本身尤其是對銀行防范風險屏障的資本沒有作出任何有實際意義和可行標準的要求。而《巴塞爾報 告》則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資本標準及資產風險兩個方面對銀行提出明確要求，從而解脫了監管當局勞而無獲或收獲甚微的尷尬；其次，監管重心從 母國與東道國監管責權的分配轉移到對銀行資本充足性的監控。《巴塞爾報告》規定銀行必須同時滿足總資本和核心資本兩個比例要求，總資本和核心資本都必須按 明確給定的標準計量和補充。這既是對以往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也表明報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質。第三，注重資本金監管機制的建設。資本金監管的生命力在于它突破了單純追求資 本金數量規模的限制，建立了資本與風險兩位一體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機制。這表明報告的制定者真正認識到資本是防范風險、彌補風險損失的防線，因而必須將其與 風險的載體（即資產）有機相聯。而資產的風險程度又與資產的性質相關。報告以不同的風險權重將不同風險的資產加以區分，使得同樣規模的資產可以對應不同的 資本量，或者說同樣的資本量可以保障不 同規模的資產。資本的保障能力隨資產風險權重的不同而異，體現出報告的動態監管思想。針對以往銀行通常以金融創新方式擴大表外業務以逃避資本監管的現象，報告認識到監管表外資產的必要，因而首次將表外資產納入監管。

協議的補充完善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國際化浪潮的涌動，金融領域的競爭尤其是跨國銀行間的競爭日趨激烈，金融創新日新月異使銀行業務趨于多樣化和復雜化，銀行經營 的國內、國際環境及經營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銀行規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為提高。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爾報告》難以解決銀行實踐中出現的諸多新情 況、新問題。為應對這些挑戰，巴塞爾委員會對報告進行了長時期、大面積的修改與補充。

第一，1991年11月，在認識到準備金對銀行經營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條件下的性質差異后，重新詳細定義了可計入銀行資本用以計算資本充足率的普通準備金與壞帳準備金，以確保用于彌補未來不確定損失的準備金計入附屬資本，而將那些用于彌補已確認損失的準備金排除在外。

第二，初步認識到除OECD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存在國別風險之外，OECD成員國之間同樣也存在國別風險，因而一改《巴塞爾報告》中對所有經合組織成 員國均確定零主權風險權重這一極其簡單化的衡量方法，于1994年6月重新規定對OECD成員國資產的風險權重，并調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韓國等國家的信 用等級。

第三，作為金融快速國 際化的反映，開始提升對市場風險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金融市場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國際銀行業的迅速擴張，加上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得國際金 融市場間的聯系空前緊密，世界金融形勢錯綜復雜；隨著衍生金融品種及其交易規模的迅猛增長，銀行業越來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種的交易，或是以資產證券化和控 股公司的形式來逃避資本金管制，并將信用風險轉化為市場風險或操作風險，銀行與金融市場的交互影響也越發顯著。這使巴塞爾委員會認識到，盡管《巴塞爾報 告》的執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信用風險，但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主的市場風險卻經常發生。這說明僅靠資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范金融風險。

早期《巴塞爾協議》的缺陷 《巴塞爾協議》促進了國際銀行業對銀行風險管理重要性的認識，為國際銀行業實施風險管理提供了相應的統一標準，改變了商銀行經營管理的觀念與方式方法，拓寬了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范圍。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首先，忽視了市場風險。《巴塞爾協議》的重點是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以幾信用風險的更深層次——國家轉移風險及其防范對策。而對商業銀行的其它風險尤其是市場風險幾乎沒有考慮。

其次，對銀行資產風險的判定有欠妥之處。《巴塞爾協議》在確定銀行風險權數時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是否為OECD的正式成員國或者是否已與國際貨幣基金達成特別放款安排的國家，也即以此來確定一國銀行資產的國家轉移風險的級別，如此人為造成了一種不公平的事實。只要是OECD成員國的商業銀行，不論其經營狀況如何，都可以享受較低的風險權數，反之，只要不是OECD成員國中的商業銀行，不論其經營狀況如何，都必須給予較高的風險權數。再如對銀行資產風險權數的具體確定方法有待于進一步細化。再次，《巴塞爾協議》規定的資本充足率不是防范風險的唯一方法和尺度。即有了適量的資本金，并不能保證商業銀行絕對不會遭受重大損失甚至破產倒閉。

200910131057

吳春娜

金工二班

第二篇：最新巴塞爾協議3全文

最新巴塞爾協議3全文

最新巴塞爾協議3全文

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1]宣布較高的 全球最低資本標準

國際銀行資本監管改革是本輪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9月12日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會議就資本監管改革一些關鍵問題達成了共識。這些資本監管改革措施一旦付諸實施將對全球銀行業未來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會議的基本內容

作為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中的監管機構，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在2010年9月12日的會議上[2]，宣布加強對現有資本金要求的持續監管，并對在2010年7月26日達成的協議進行充分認可。這些銀行資本改革措施和全球銀行業流動性監管標準的推行，履行了全球金融改革核心議程的諾言，并且將在11月份韓國首爾召開的G20領導峰會上提交。

巴塞爾委員會一攬子改革中，普通股(含留存收益，下同)將從2%增至4.5%。另外，銀行需持有2.5%的資本留存超額資本以應對未來一段時期對7%的普通股所帶來的壓力。此次資本改革鞏固了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在7月份達成的關于強化資本約束和在2011年底前提高對市場交易、衍生產品和資產證券化的資本需要。

此次會議達成了一個從根本上加強全球資本標準的協議。這些資本要求將對長期的財政穩定和經濟增長有重大的貢獻。安排資本監管過渡期將使銀行在滿足新的資本標準的同時，支持經濟復蘇。更強的資本定義，更高的最低資本要求和新的超額資本的結合將使銀行可以承受長期的經濟金融壓力，從而支持經濟的增長。

二、增加的資本要求(一)最低普通股要求。根據巴塞爾委員會此次會議達成的協議，最低普通股要求，即彌補資產損失的最終資本要求，將由現行的2%嚴格調整到4.5%。這一調整將分階段實施到2015年1月1日結束。同一時期，一級資本(包括普通股和其他建立在更嚴格標準之上的合格金融工具)也要求由4%調整到6%。(附件一概述了新的資本要求)(二)建立資本留存超額資本[3]。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一致認為，在最低監管要求之上的資本留存超額資本將應達到2.5%，以滿足扣除資本扣減項后的普通股要求。留存超額資本的目的是確保銀行維持緩沖資金以彌補在金融和經濟壓力時期的損失。當銀行在經濟金融出于壓力時期，資本充足率越接近監管最低要求，越要限制收益分配。這一框架將強化良好銀行監管目標并且解決共同行動的問題，從而阻止銀行即使是在面對資本惡化的情況下仍然自主發放獎金和分配高額紅利的(非理性的)分配行為。

(三)建立反周期超額資本[4]。反周期超額資本，比率范圍在0%-2.5%的普通股或者是全部用來彌補損失的資本，將根據經濟環境建立。反周期超額資本的建立是為了達到保護銀行部門承受過度信貸增長的更廣的宏觀審慎目標。對任何國家來說，這種緩沖機制僅在信貸過度增長導致系統性風險累積的情況下才產生作用。反周期的緩沖一旦生效，將被作為資本留存超額資本的擴展加以推行。

(四)運行期限規定。上述這些資本比例要求是通過在風險防范措施之上建立非風險杠桿比率。7月，央行行長和監管機構負責人同意對平行運行期間3%的最低一級資本充足率進行測試。基于平行運行期測試結果，任何最終的調整都將在2017年上半年被執行，并通過適當的方法和計算帶入2018年1月起的最低資本要求中。

(五)其他要求。對金融系統至關重要的銀行應具備超過今天所提標準的彌補資產損失的能力，并繼續就金融穩定委員會和巴塞爾委員會工作小組出臺的意見進行進一步討論。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委員會正在研發一種對這類銀行非常好的包括資本附加費，核心資金和擔保金在內的綜合的方法。另外，加強制度決議的工作還將繼續。巴塞爾委員會最近也發表了一份咨詢文件，建議確保監管資本在非正常環境下的損失彌補能力。央行行長和監管機構負責人贊同加強非普通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工具的損失彌補能力。

三、過渡時期安排

自危機開始，銀行為提高資本水平已經采取了很多努力。但是，巴塞爾委員會的綜合定量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截至2009年底，大型銀行從總體上考慮仍需要相當大量的額外資本才能滿足新的監管要求。那些對中小企業貸款尤為重要的規模較小的銀行，大部分已經滿足了更高的資本要求。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還就執行新的資本標準做出了過渡性的安排。這將有助于確保銀行通過合理的收益留存和提高資本金以滿足更好資本金管理要求的同時，仍能通過信貸投放支持經濟的發展。過渡時期的安排在附件二中有概括，包括：

(一)2013年達到的最低資本要求。在巴塞爾委員會各成員國國內執行新的資本監管要求將從2013年1月1日開始，各成員國必須在執行之前將關于資本新的要求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予以確立。自2013年1月1日起，銀行應符合以下新的相對于風險加權資產(RWAs)的最低資本要求：

3.5%，普通股/風險加權資產； 4.5%，一級資本/風險加權資產； 8.0%，總資本/風險加權資產。

(二)普通股和一級資本過渡期要求。最低普通股和一級資本要求將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逐步實施。到2013年1月1日，最低普通股要求將由2%提高到3.5%，一級資本將由4%提高到4.5%。到2014年1月1日，銀行將必須達到普通股4%和一級資本5.5%的最低要求。到2015年1月1日，銀行將必須達到普通股4.5%和一級資本6%的最低要求。總資本一直要求保持8%的水平，因此不需要分階段實施。8%的總資本要求和一級資本要求之間的區別在于二級資本和更高形式的資本。

(二)扣減項比例過渡期安排。監管的調整(即扣減項和審慎過濾器)，包括金融機構超過資本總額15%的投資、抵押服務權、所得稅時間上有差異的遞延資產，從2018年1月1日起，將完全從普通股中扣除。特別是，監管調整將從2014年1月1日從普通股中減去扣減項的20%，到2015年1月1日的40%，到2016年1月1日的60%，2017年1月1日的80%，最后到2018年的1月1日100%。在這段過渡時期，其余未從普通股中扣除的資本將繼續視同為資本。

(三)資本留存超額資本過渡期安排。將在2016年1月到2018年1月間分階段實施，并從2019年正式生效。在2016年，計提風險加權資產的0.625%，隨后每年增加0.625個百分點，直到達到2019年的風險加權資產的2.5%。經歷過信貸過度增長的國家應盡快考慮建立資本留存超額資本和反周期超額資本。國家有關部門應根據實際情況酌情縮短這一過渡期。那些在過渡階段已經滿足最低比例要求，但是普通股(最低資本加上資本留存超額資本)仍低于7%的銀行，應該實行審慎地實行收益留存政策以使資本留存超額資本達到合理的范圍。

(四)資本中需要取消的項目過渡期安排。現有的政府部門的資本注入將到2018年1月1日后被取消。從2013年1月1日起，不再作為核心資本或者附屬資本的非普通權益的資本工具將通過10年逐步取消。從2013年1月1日起，在確定這類資本工具的名義價金融工具的增值部分的計算將在其到期后逐步取消。不符合核心資本條件的資本工具將自2013年1月1日起從核心資本中扣除。然而，同時滿足下面三個條件的金融工具會不包括在上述扣除對象之中：一是由非關聯股份公司發行；二是作為資本符合現行的會計標準；三是在現在銀行法律下，被承認可以作為核心資本。僅有那些在本文發表之前的金融工具符合上述過渡時期的安排。

(五)監督檢測期安排。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于2010年7月26日發表了對資本充足率比例的階段性安排。監督性監測期間開始于2011年1月1日，并行運行期從2013年1月1日一直持續到2017年1月1日。披露資本充足率和資本構成將于2015年1月1日開始。基于并行運行期的結果，任何最終調整都將在2017年上半年執行，并在采取適當的方法和計算的情況下，作為2018年1月1日正式執行時的最低資本要求。

(六)對LCR和NSFR的時間安排。在2011年觀察一段時間后，流動資金覆蓋率(LCR)將于2015年1月1日被引入。修訂后的凈穩定資金比率(NSFR)將變動到2018年1月1日執行的最低標準。巴塞爾委員會將實施嚴格的報告程序，以監測在過渡時期的資本充足率比例，并會繼續檢驗這些標準對金融市場、信貸擴張和經濟增長以及解決意外事件的意義。

附件一資本劃分框架 附件二：階段性實施安排 附件一資本劃分框架

資本要求和超額資本(所有數字用百分比表示)普通股權益(扣減后)一級資本總資本 最低標準4.56.08.0 資本留存超額資本2.5 最低標準加資本留存超額資本7.08.510.5 反周期超額資本范圍*0– 2.5 *普通股或其他完全損失彌補資本

附件二階段性實施安排(陰影部分表示過渡期)(所有數據都從1月1日起)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1月1日以后

杠桿比例監督性檢測平行運行期 2013年1月1日-2017年1月1日

2015年1月1日開始信息披露遷徙至第一支柱 最低普通股比率3.5%4.0%4.5%4.5%4.5%4.5%4.5% 資本留存超額資本0.63%1.25%1.88%2.5% 最低普通股加上資本留存超額資本3.5%4.0%4.5%5.13%5.75%6.38%7.0% 分階段從核心一級資本扣除的項目(包括超過遞延所得稅資產、抵押服務權和財務額度的金額)20%40%60%80%100%100% 最低一級資本4.5%5.5%6.0%6.0%6.0%6.0%6.0% 最低資本總額8.0%8.0%8.0%8.0%8.0%8.0%8.0% 最低資本總額加資本留存超額資本8.0%8.0%8.0%8.625%9.25%9.875%10.5% 不符合核心一級資本或二級資本條件的資本工具從2013年開始逐步取消 流動資金覆蓋率觀察期開始實施最低標準 凈穩定資金比率觀察期開始實施最低標準 原文來自于：

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集團是巴塞爾委員會中的監管機構，是由成員國央行行長和監管當局負責人組成的。該委員會的秘書處設在瑞士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2]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提供了有關銀行監管合作問題的定期論壇。它旨在促進和加強全球銀行監管和風險管理。[3]本文將the 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譯為資本留存超額資本。[4]本文將A countercyclical buffer譯為反周期超額資本

第三篇：巴塞爾協議出臺背景

出臺背景

在雷曼兄弟破產兩周年之際，《巴塞爾協議Ⅲ》在瑞士巴塞爾出爐。最新通過的《巴塞爾協議Ⅲ》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催生，該協議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獲得了最終通過，正在開會

并將于此后的11月在韓國首爾舉行的G20峰會上獲得正式批準實施。《巴塞爾協議Ⅲ》是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巴塞爾銀行業條例和監督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巴塞爾委員會”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爾通過的“關于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協議”的簡稱。該協議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有效地扼制了與債務危機有關的國際風險。《巴塞爾協議III》[1]幾經波折，終于2013年1月6日發布其最新規定。新規定放寬了對高流動性資產的定義和實施時間。發展介紹

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倡議建立的，其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代表。自成立以來，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銀行監管規定，如1983年的銀行國外機構的監管原則（又稱巴塞爾協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Accord）。這些規定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一致同意在規定時間內在十國集團實施。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鑒于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爾協定和資本協議，特別是那些國際金融參與度高的國家。1997年，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的問世是巴塞爾委員會歷史上又一項重大事件。核心原則是由巴塞爾委員會與一些非十國集團國家聯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國監管機構的普遍贊同，并已構成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至此，雖然巴塞爾委員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銀行監管國際組織，但事實上已成為銀行監管國際標準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1日，巴塞爾委員會發布了修改資本協議建議的最新版，同時開始新一輪調查（第三次定量影響測算，QIS3），評估該建議對全世界銀行最低資本要求的可能影響。從1975年9月第一個巴塞爾協議到1999年6月《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或稱“新巴塞爾協議”）第一個征求意見稿的出臺，再到2006年新協議的正式實施，時間跨度長達30年。幾十年來巴塞爾協議的內容不斷豐富，所體現的監管思想也不斷深化。本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的內容:最低資本金比率要求、對一級資本的定義以及過渡期安排。

在最低資本金比率方面,草案規定,商業銀行的普通股最低要求將從目前的2%提升至4.5%,也就是所謂的“核心”一級資本比率,另外還需要建立2.5%的資本留存緩沖和零至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此外,商業銀行更寬泛的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限則將從現行的4%上調至6%。根據新規定,銀行需要在2015年前、也就是5年內達到最低資本比率要求,即不包括資本緩沖在內的普通股占風險加權資產的比率達到4.5%,一級資本比率達到6%;而對緩沖資本的落實則更為寬松一些,銀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間分階段落實。

新資本協議對歐洲銀行業的沖擊也比美國更大,特別是對一些經濟困難國家和中小銀行。相對于中小銀行,大型銀行擔心的是更高的資本金要求會限制銀行放貸能力。解讀 巴塞爾協議Ⅲ是全球銀行業監管的標桿，其出臺必將引發國際金融監管準則的調整和重組，影響銀行的經營模式和發展戰略。在巴塞爾協議Ⅲ出臺之際，中國銀監會及時推出了四大監管工具，包括資本要求、杠桿率、撥備率和流動性要求四大方面，及時進行了跟進，構成了未來一段時期中國銀行業監管的新框架。這被業界稱為中國版“巴塞爾Ⅲ”。

有媒體報道，銀監會上報的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流動性四大監管新工具已于近日獲國務院批準。

中國擬實行新的資本監管制度

在資本充足率方面，商業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從現行的4%上調至5%，資本充足率保持8%不變；第二，在撥備覆蓋率的基礎上，引入動態撥備率指標控制經營風險，原則上不低于2.5%；第三，引入杠桿率監管指標，按照監管規劃，“十二五”期間，我國銀行業杠桿率監管標準確定為不低于4%；第四，在現有流動性比率監管基礎上，引入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融資比率指標。預計杠桿率、流動性指引預計將先期發布。而撥備率仍需和財政部做最后協商。

提高資本充足率，強化資本監管。“十二五”期間，我國銀行監管部門擬實行新的資本監管制度，對于銀行資本的數量、質量和標準提出新的要求。

“十二五”期間，銀行業將實施更為審慎的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在獲國務院批復方案中，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和總資本的最低要求調整為5%、6%和8%。此外，新的規定還對所有銀行設置抵御經濟周期波動的超額資本，獲批方案留存超額資本2.5%，反周期超額資本0至2.5%。銀監會有關負責人曾指出，只有在出現系統性貸款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才需計提反周期超額資本，大多數時間反周期超額資本為0。獲批方案資本充足指標自2012年年初開始執行，系統重要性銀行于2013年年底達標，非系統重要性銀行2016年年底達標。

執行新標準后，系統重要性銀行最低總資本充足率要求為11.5%，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為10.5%。

巴塞爾協議Ⅲ將銀行核心資本和普通股權限的要求大幅提升，可以看出，順應巴塞爾委員會的要求，我國銀行監管新工具箱的核心監管工具仍然是資本要求。監管部門希望通過實現新的資本監管制度，提高最低資本要求，以便更有效地抵御和化解銀行潛在風險造成的損失。銀監會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年末我國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12.2%，比年初上升0.8個百分點；加權平均核心資本充足強化監管乃大勢所趨。銀行業或將走上資本補血之路

提升撥備覆蓋率，實行動態撥備率指標控制。實際上，2.5%的動態撥備率在去年11月17日銀監會印發的名為《據悉，執行時間由2012年1月1日開始，達標時間系統重要性銀行為2013年年底，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為2016年年底達標，但對個別銀行給予額外2年左右寬限期。

對銀行而言，這些新規將要求它們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舍棄那些被認為具有過高風險的業務種類。由于撥備直接來源于當期利潤，商業銀行需要將收益更多地儲備起來，以應對潛在風險，可供向投資者和員工派發的錢將減少。對消費者來說，新規有利也有弊——在存款利息可能提高的同時，貸款成本也可能增加，并且貸款難度加大。

引入杠桿率監管指標，控制銀行表內外業務風險。根據《商業銀行杠桿率監管指引》（征求意見稿），杠桿率要求為不得低于4%，同時要求各商業銀行從2012年1月1日開始實施。按照4%的標準，比新版巴塞爾協議高一個點，而目前中國銀行業杠桿率普遍都在4.5%以上，這個指標短期內對銀行不會有太大影響。建立流動性風險監管標準 建立流動性風險監管標準，增強銀行體系維護流動性的能力。目前我國對于銀行業流動性比率的監管，已經存在一些較為明確的指標要求，如要求存貸比不能超過75%，流動性比例大于25%，核心負債依存度大于60%，流動性缺口率大于-10%，以及限制了最大十戶存款占比和最大十戶同業拆入占比，超額存款準備金制度等，這些指標對于監控銀行業的流動性起到了較好的作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即便在銀行資本充足和資本質量得到保證的前提下，流動性出現問題也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為此，巴塞爾委員會引入了兩個流動性監管新指標，即流動性覆蓋率（LCR）和凈穩定融資比率（NSFR）。具體而言，流動性覆蓋率指銀行流動性資產儲備與壓力情景下30日內凈現金流出量之比，用于度量短期（30日內）單個銀行流動性狀況，目的是提高商業銀行短期應對流動性停滯的敏感性。凈穩定融資比率指可用的穩定資金與業務發展所需資金之比，用于衡量銀行在中長期內可供使用的穩定資金來源是否足以支持其資產業務發展，也可以反映中長期內銀行所擁有的解決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的資源和能力。這兩個指標的提出，將能夠進一步增加銀行維護流動性的能力。

我國將在“十二五”期間引入這兩個新指標。具體而言，對于這兩項指標，銀行監管標準均設定為100%，獲批方案對上述兩個指標設置2年觀察期，將于2012年年初開始執行，并于2013年年底達標。

包括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流動性四大監管新工具的實施，雖然給中國銀行業帶來更大挑戰，但是，這也是促進中國銀行業轉型的一次良機。2內容編輯 概述

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要求。

其中包括：信用風險標準法、內部評級法（Internal ratings-based(IRB)approaches）、公司、銀行和主權的風險暴露、零售風險暴露、專業貸款（Specialised lending）、股權風險暴露（Equity exposures）、IRB 法的實施問題、證券化、操作風險。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其中包括：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要求

流動性要求

據美聯社報道，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員會2013年1月6日公布《巴塞爾協議Ⅲ》中的“流動性覆蓋率”規則。分析人士認為，相關規則遠不如預期嚴厲，且將全面實施時間延長了4年至2019年。

“流動性覆蓋率”的出臺旨在防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重演，新規要求，未來金融機構須持有足量的現金和易于變現的資產，以便度過30天的短期危機。

2013年1月6日公布的新規要求，各銀行可以把更大范圍的流動資產計入緩沖范疇，其中包括一些股票和優質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對比此前披露的草案，新規對計算方法也進行了調整，大幅降低了金融機構必須持有的流動性緩沖資產的規模。

《金融時報》評論稱，新規遠比兩年前公布的草案寬松，是全球銀行業的游說導致了“流動性覆蓋率”標準的最終下降。銀行業認為，原有草案將銀行與主權債務過于緊密地捆綁在了一起，且限制了銀行業對實體經濟的貸款能力。BBC經濟事務分析員羅伯特·佩斯頓指出，新規最引人注目的是，銀行未來將首次可以把企業債券、股票和高質量的可交易證券計入“流動性資產”。這一點令人詫異，因為恰恰是與抵押房貸相關的證券失去“流動性”，最終引爆了金融危機。[2] 3協議影響編輯 對中國

與國外的同行相比,中國的銀行業處境要輕松很多,因為目前中國的銀行監管部門所設定的監管要求已經可以覆蓋《巴塞爾協議III》的要求,而且多數銀行都已經滿足了這些要求。2010年中報數據顯示,中國的大中型銀行資本充足率均超過10%,核心資本充足率也在8%以上,平均撥備覆蓋率則是超過150%。

看2013年協議實施前的最新規定，并分析這些規定在資金、套期保值和貿易融資方面對財務人員有何潛在影響。[3] 對銀行

《巴塞爾協議Ⅲ》確立之后，歐洲的銀行受到的沖擊最大，對于銀行來說，新協議要求銀行縮小資產負債表規模和業務范圍。銀行必須提高儲蓄資金以避免潛在的資產損失，而投資者得到的貸款額將相應減少。受沖擊最大的應該是某些歐洲大型銀行。摩根士丹利分析師指出，德意志銀行、愛爾蘭聯合銀行、愛爾蘭銀行和奧地利第一儲蓄銀行都將陷入資本充足率不能滿足新規定的麻煩。花旗主管們曾表示，新協議將減少銀行的股息派放，并且有可能將持續到2011年。對保險業

保險公司都有自己基于風險的資本框架，這個框架是和美國保險監督官協會的一個準則相適應的。弗吉尼亞·威爾遜，TIAA-CREF公司的CFO說：“這在保險的風險固有類型中占一定比重”。

威爾遜在她向委員會提出的聲明中說，和銀行不同，在出售資產時，保險公司的穩定債務（即未來給客戶的不確定支付）為他們提供了更多選擇的自由，他們不太可能被迫清算資產，以滿足經濟困難時期或市場混亂時期的短期債務。

史密斯看起來最關心的是所有以保險為基礎的SLHC，在準備財務報表和給聯邦儲備委員會（他們新的監管機構）做報告時都使用公認會計原則(GAAP)。State Farm以及其他保險公司，現在用的是法定會計原則(SAP)，一個政府規定的會計系統。

史密斯說，最近以State Farm及其子公司為代表做了一項研究，發現基本上實現一個統一的GAAP和監管報告過程，就需要花費四年的時間，費用高達1.5億美元。威爾遜在她的聲明中說“兩個會計系統有眾多差異，SAP側重于保險公司償付能力，GAAP主要關注公司的收益。”

史密斯建議美聯儲將以保險為基礎SLHC做為藍圖，征求公眾意見重新制定新的規則。即使考慮到慘重的失敗和美國國際集團（AIG）金融危機期間史無前例的政府援助，保險業很難說服或許很難說服監管機構轉變他們的態度。

但是佛羅里達州保險業監管辦公室理事凱文說，巴塞爾協議III也不會阻止AIG的垮臺。監管要求需要被應用到不受監管的金融風險中，就像限制了為覆蓋位置的某一閾值寫衍生品的能力。

AIG金融產品部門在信用違約掉期上累積了數萬億美元，這個部門很少或根本沒有監管，這才導致了2008年公司的流動性危機。

聯邦銀行監管機構并沒有公布美國最終的巴塞爾協議III規則,但巴塞爾銀行業委員會建議美國2013年至2018年期間逐漸采用這個協議。11月初時美國銀行監管業表示，要想讓巴塞爾協議III在1月1日生效，現在所做的準備是遠遠不夠的。[4] 4相關新聞編輯

美聯儲批準巴塞爾協議III[5] 美聯儲(FED)周二(2013年7月2日)批準美國銀行業執行巴塞爾III資本規定，承諾將制定針對華爾街大型金融機構的嚴厲新規，同時還將保護小銀行免受這項新規的一些最嚴重沖擊。美聯儲經過投票批準在美國實施這項全球性規定，新規要求銀行業持有更多股權資本用于支持自身業務，以便在2007-09年信貸危機之后具備更強的抗風險能力。

按照2010年金融改革法的規定，美聯儲投票7:0贊成通過了長達792頁的巴塞爾協議III；但該規定也需要獲得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和貨幣監理署(OCC)的批準。美國貨幣監理署主管Thomas Curry表示，他將在下周簽署該規定。規定的最終版本里還具備一些有利于房地產復蘇和小型銀行的彈性，但美聯儲表示將在未來幾個月內擬定四項新規，以應對美國八家最大銀行給金融系統帶來的風險。

巴塞爾III協定以銀行業監管機構--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所在地得名。這份協定旨在加強銀行業的穩定性。之前爆發的金融危機是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

負責監管的美聯儲理事塔魯洛(Daniel Tarullo)概述了進一步的計劃，該計劃將迫使各大銀行犧牲利潤以提高安全性。這些計劃所含的提議包括：迫使銀行持有相對于總資產更高水平的股本，并對最依賴短期批發資金的銀行提高資本要求。這項協定將從明年開始分階段實施，多數銀行必須持有比現行制度要求高出兩倍左右的核心資本，這樣做的目的在于降低銀行業風險，并且保護納稅人不必因代價高昂的援救銀行行動而蒙受損失。

新規定關鍵因素是，所有銀行不分大小都要遵守。新規定包括要求將銀行核心一級資本的最低要求從4%提高到6%，其中，普通股權益資本最低要求將從現在的2%提升至4.5%。總資本金比率將在任意時間必須達到8%。

總資產超過100億美元的銀行中已有95%達到了美聯儲一級普通股權資本充足率7%的最低要求，總資本缺口僅為25億美元。

巴塞爾協議III引入了2.5%的資本留存緩沖，由扣除遞延稅項及其他項目后的普通股權益組成。一旦銀行的資本留存緩沖比率達不到該要求，監管機構將限制銀行拍賣、回購股份和分發紅利。這一機制可防止一些銀行在資本頭寸惡化時也肆意發放獎金和高紅利，從而將建立一個更加安全的資本邊際，使銀行有更大的余地來應對經濟衰退期的困難。

美聯儲還宣布，不會提高銀行所需要的抵押貸款資本要求。分析師指出，規模最大的抵押貸款發起人富國銀行(WFC)將會受益。

第四篇：新巴塞爾協議的意義

巴塞爾協議的三個變化的意義：

一，資本充足率改變的意義：《巴塞爾協議Ⅲ》中提出了強化資本充足率監管標準，大幅提升了對銀行業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水平。提高各級別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旨在提高商業銀行對損失的吸收能力。銀行必須上調資本金比率，以加強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協議還要求銀行保有0-2.5％的逆周期監管資本，這一規則顯示出銀行業監管者更加重視加強銀行體系在順境下的資本緩沖儲備，從而為未來進一步金融監管規則修訂指明了方向。

二，資本框架改變的意義：巴塞爾協議Ⅲ對資本進行嚴格定義，將資本分為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兩大類，取消三級資本，以保證抵補市場風險的資本質量要等同于抵補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的資本質量;提高資本透明度,披露資本工具的所有要素以及與財務報告科目的詳細對應關系。

三，加強流動性監管和引人經營杠桿率的意義：引人桿杠率監管指標，是作為資本充足率的補充。引入兩個流動性風險監管的量化指標，是為了增強單加銀行以及銀行體系維護流動性的能力。

綜上，通過更嚴格的資本金定義、更高的最低資本金要求，以及引進的新資本緩沖，從而綜合確保了銀行能更好地承受經濟與金融壓力，從而維持經濟增長。通過這些改革能促使銀行減少高風險業務，同時確保銀行持有足夠儲備金，能不依靠政府救助而獨立應對今后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

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的影響：

一是資本充足率水平的提高將制約銀行信貸等表內資產的過快增長，影響利息收入；

二是杠桿率的引入將在一定程度上堵住銀行將表內資產大量轉向表外，制約銀行表外資產的過快增長，影響非利息收入

三是為滿足新協議的流動性監管要求，銀行將被迫持有更多的低收益的流動資產

四是二級資本工具合性標準的調整將限制“贖回激勵”等條款，增加銀行的籌資成本

五是隨著新協議的實施，我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將會加快，存貸利差將會收窄，傳統的“吃利差”盈利模式將難以為繼

六是資本緩沖機制要求將使我國銀行業未分配利潤受到一定程度負面影

響。目前我國監管層對緩沖資本沒有特別要求。國內商業銀行距離新協議 2.5%的要求尚有差距。新協議的要求迫使銀行提取更多的一般風險準備，從而未分配利潤將受到一定的擠壓。

學委的

第五篇：巴塞爾協議3對我國的影響

摘 要：巴塞爾協議III是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吸取金融危機經驗和教訓，對一系列金融監管舉措的改進和強化，巴塞爾協議III的推出將對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產生重要影響。我國商業銀行應采取對監管指標的“順周期效應”進行全面評估、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動態資本撥備計提制度等手段，積極響應巴塞爾協議III的實施。

關鍵詞：巴塞爾協議 商業銀行 監管

2010年9月12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召開央行行長及監管當局負責人會議（GHOS），就提高全球銀行業資本要求和流動性監管標準等一整套銀行監管方案達成一致，并首次將這一套銀行監管方案稱為“巴塞爾協議Ⅲ”（BaselⅢ）。這是全球性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銀行業監管機構針對商業銀行監管所做出的大規模改革，巴塞爾協議Ⅲ必將成為未來數年商業銀行監管的重要內容，并對商業銀行的經營與管理產生深刻影響。

一、巴塞爾協議III的主要內容

（一）更嚴格的資本金要求

巴塞爾委員會認為，盡管在最初的巴塞爾協議中已經涉及了資本監管方面的要求，但由于存在缺乏全球統一監管調整標準、監管科目與會計報表科目不匹配等問題，導致銀行業很多機構不能充分化解相關風險和信貸損失，也使得資本監管工作遇到很多問題，因此，新協議要求將核心一級資本（普通股和利潤留存）充足率由2%提高到4.5%；核心資本充足率由4%提高到6%；包含附屬本在內的資本充足率維持在8%。同時，對于上述監管標準的進程也做了初步的安排。從2011年開始實施，到2013年1月1日，商業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應達到3.5%；核心資本充足率應達到4.5%；資本充足率應達到8%。到2015年1月1日，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達到4.5%；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6%；資本充足率保持8%不變。

（二）設定資本留存緩沖比例

巴塞爾委員會吸取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教訓，為了進一步防范銀行業系統性風險的爆發，保證商業銀行在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期能夠有效避免重大損失，引入了2.5%的資本留存緩沖，由扣除遞延稅項及其他項目后的普通股權益組成。如果商業銀行的資本留存緩沖比率達不到該要求，監管機構將限制銀行拍賣、回購股份和分發紅利等。這一機制可以防止一些銀行在資本頭寸惡化時也肆意發放獎金和高紅利的情況。這項規定將于2016年1月起適用，并于2019年1月開始生效。

（三）提出了逆周期監管的緩沖資本要求

銀行監管當局可以根據對經濟周期的判斷，以及對單個銀行運行狀況的評估，要求商業銀行增持緩沖資本，規模為風險資本的0%～2.5%，全部需要以核心一級資本形式持有。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建議，緩沖資本要求從2016年開始實施，每年增加0.625%，到2019年1月1日，最終達到2.5%。

（四）加強流動性監管

此次金融危機給全球銀行業監管者的一大警示就是要加強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的監管，但至今全球范圍內沒有統一的流動性標準。因此，巴塞爾協議Ⅲ試圖建立全球一致的流動性監管指標。

第一個監管指標是流動性覆蓋率（LCR），衡量在設定的嚴重壓力情景下，優質流動性資產能否充分滿足短期（一個月）流動性需要，其目的是提高機構抵御短期流動性風險的能力。該指標是建立在傳統的流動性“覆蓋率”方法基礎之上的，協議規定，流動性覆蓋率的標準是不低于100%（即高流動性資產至少應該等于估算的資金凈流出量）。

流動性覆蓋率=流動性資產/凈資金流出>100%

第二個監管指標是凈穩定資金比（NSFR），用于度量銀行較長期限內可使用的穩定資金來源對其表內外資產業務發展的支持能力。該指標為銀行可用的穩定資金與所需的穩定資金之比，協議規定此比率必須大于100%。“穩定資金”是指在持續存在的壓力情景下，在1年內能夠保證穩定的權益類和負債類資金來源。凈穩定資金比率=可用的穩定資金/業務所需的穩定資金>100%

（五）在風險資本框架之外，引入了杠桿率監管指標

新協議規定了最低3%的權益資產比指標，以控制銀行的杠桿融資規模。但是，由于銀行經營模式的不同，杠桿率指標與資本充足率監管指標之間可能會存在一定的沖突。因此，巴塞爾委員會建議從2011年1月1日起，各國監管部門開始對杠桿率指標進行監控，以觀察其與資本充足率框架的契合情況。2013年為正式實施期間，所有與杠桿率相關的信息披露應從2015年開始執行。

二、巴塞爾協議III實施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

（一）減少派息和分紅力度，同時將主要融資手段由次級債融資轉向股權融資

按照巴塞爾清算銀行的研究，在過渡期間，一國銀行業整體資本充足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導致該國GDP增速比基準水平低0.32%，滯后影響期為4年半；流動性監管方面，流動性指標的實施會導致GDP增速比基準水平低0.08%。

截至2010年9月末，我國銀行業加權平均核心資本充足率為9.5%，核心資本占總資本的比例超過80%，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為11.6%，較年初上升0.3個百分點。隨著商業銀行融資工作的有序完成，預計到2011年底核心資本充足率將保持在9%以上，國內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高于國際同業平均水平。因此，在我國經濟未發生較大變化、商業銀行經營狀況未有明顯起伏的情況下，新資本協議對我國銀行不會形成較大的沖擊。

但由于在新協議中，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進一步得到提高，這意味著普通股在監管資本中的地位越加重要，因此在融資方式上，商業銀行將由側重于發行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的方式向發行股票籌集核心資本的方式轉變。同時，為了盡可能減少融資成本，商業銀行將會減少分紅派息規模，可能造成短期內股東回報水平的下降。

（二）降低經營杠桿系數，迫使我國商業銀行從傳統的信貸業務向多元化經營方式轉變，擴大表外業務

根據新協議規定的核心一級資本的比例標準，在銀行業全面實施該協議后，將使得經營杠桿倍數理論上從50倍降低至15倍左右，因此銀行業的籌資和放貸能力明顯降低，贏利能力或將受到一定影響。對于嚴重依賴利差收入的我國商業銀行機構而言，將迫使其尋求其他手段以增加贏利能力，例如更加重視表外業務等。與巴塞爾協議Ⅱ強調如何計量風險資產不同，巴塞爾協議Ⅲ則

更加強調對資本尤其是核心資本的計量，諸多條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資本，提高資本的充足率。對于商業銀行來說，為了滿足新協議要求，就必須提高儲備資金以防范潛在風險，從而減少可動用的信貸資金規模。這對于我國粗放式增長的商業銀行來講，將被迫加快經營方式轉變，由過渡依賴利差收益轉向多元化經營，由粗放式發展向細分客戶、細分產品、細分行業、細分區域的 精細化經營方式轉變，例如在對信貸資金投放時，重點考慮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

益率（RAROC）等。

（三）提高了我國銀行業的經營穩定性

新協議不僅對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的監管要求有所提高，還對流動性風險和“順周期效應”等在巴塞爾II中尚未涉及的風險層面進行了探討。所有這些改進，都是朝著提高銀行業經營穩定性的目標進行的。因此，我國商業銀行通過巴塞爾協議III，可以建立一整套更加合理的旨在強化自身風險管理手段和措施，以提高風險抵御能力，同時可以對跨市場的風險積累進行合理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爆發。

三、我國商業銀行實施巴塞爾協議III的建議和 應對措施

（一）對宏觀經濟影響資本充足率等監管指標的“順周期效應”進行全面評估 由于資本充足率監管框架在本質上存在著順周期缺陷，即在經濟周期處于上行階段時，銀行業所面對的整體風險較低、資產價格的波動率不高，因此資本充足率狀況也會趨于良好。但當經濟周期步入下行階段時，隨著實體經濟的下滑以及公允價值會計核算方法、信用評級等因素的推波助瀾，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可能將不斷降低。由于自2004年起，我國宏觀經濟始終處于上升階段，因此按這一期間的現實風險所計算出的資本充足率水平，可能會低估我國銀行業在完整的經濟周期中所面臨的全部風險。因此，不論是我國銀行業監管機構還是商業銀行，都應該對資本充足率等監管指標進行“全周期”核算，同時采取壓力測試等其他風險管理手段，合理評估周期效應對核心監管指標的影響。

（二）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動態資本撥備計提制度

動態撥備制度要求商業銀行在經濟繁榮期多計提撥備，經濟下滑期間則相應減少計提撥備，覆蓋了對未來經濟周期的預測。以全球第一個實現動態撥備制度的西

班牙為例，其要求商業銀行在一般準備金和專項準備金的基礎上，引入統計準備金（statistic provision），以反映對商業銀行潛在信用風險的事前估計，在經濟繁榮期，不良貸款率較低，基于事后計提的專項準備金小于潛在的信用風險損失，因此商業銀行計提統計準備金；而當經濟處于衰退期時，不良率開始變大，基于事后計提的專項準備金不足以覆蓋貸款實際損失，因此采用統計準備金彌補損失。從西班牙實施動態撥備制度的經驗看，其起到了平滑經濟周期影響的良好效果。因此，為了更加完善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制度，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爆發，我國商業銀行業應該建立前瞻性的動態撥備制度。當經濟處于上升周期時，計提動態撥備，使總準備金大于應計提的專項準備金水平，而當經濟處于下行周期時，要相應減少當年計提的專項準備金，采用動態撥備彌補專項準備金的不足，使得資產撥備計提的順周期波動效應得到一定的平和。具體實施時，在建立初期，可由監管部門統一制定計提的標準，隨著內部評級法工作的不斷完善和深入，具備條件的商業銀行可根據自身情況確定不同資產組合的計提系數。

（三）為巴塞爾協議Ⅲ的全面實施打造良好基礎

巴塞爾協議Ⅲ并不是脫離巴塞爾協議Ⅱ的全新監管框架，而是對巴塞爾協議Ⅱ在監管內容和手段上的發展和完善。因此，為了積極妥善地實施巴塞爾協議Ⅲ體系，現階段必須努力推進巴塞爾協議Ⅱ在我國銀行業的實施工作，通過建立有效的風險識別、計量、控制、緩釋、監控和匯報流程，完善銀行業對不同類別風險的管理和信息披露等工作，構建一個基本全面的風險管理體 系。

（四）充分利用好實施巴塞爾協議Ⅲ的過渡期

巴塞爾委員會規定從2013年到2018年為實施新協議的過渡期，因此，我國各商業銀行監管機構和營業機構要合理利用好2013年到2018年這五年的過渡期，穩步統籌推進我國金融機構風險管理體系在監管手段、監管標準、風險計量等方面的工作，努力達到巴塞爾協議Ⅲ的相關要求。

（五）科學制定合理的資本管理規劃和資本金補充機制

一直以來，除內部留存收益方式處于常態化外，我國商業銀行資本補充路徑一般為：貸款增長—資產規模擴大—資本充足率降低—尋找補充資本金的方法—向監管當局提出申請—核準后進行補充資本金的相應準備—實施方案—獲取資本金—盡量使資本充足率與資產相匹配。資本金充實往往是在貸款和資產規模增長帶來監管壓力后才得以啟動，被動性和時滯性缺點顯著。為此，2009年我國銀監會接連發布了《關于對實施新資本協議相關指引征求意見》和《關于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機制的通知》，要求商業銀行大幅提高資本充足率標準，加大次級債券補充資本的難度和建立資本管理規劃等。同時，通過巴塞爾協議Ⅲ可以看出，國際資本監管趨勢正在朝著動態化、合理化和長效化方面發展，因此，我國商業銀行要規劃好資本補充方式，充分發揮資本對資產 的約束機制，并加大資本補充方式的創新力度，加強對信托混合型證券組合（優先股和混合債券組合）等產品的研究，開發切實可行的創新工具。

（六）建立資本實時監控系統

目前一些國際大型商業銀行在強大的信息系統支持下，通過每日風險資產的變化情況，就能及時測算出資本充足率的變化，并不斷修正風險資產增長速度，預測短、中、長期資本充足率，從而根據資本充足率變化提前規劃好資本補充方案。我國商業銀行必須充分利用現有的信息系統，將資產管理、風險管理進一步延伸到資本管理中，加快資本管理信息化工程，建立資本監控系統，實行深度、實時、精細的資本管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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