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豐祥公司訴上海市鹽務局行政強制措施案

原告：上海豐祥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賢區柘林鎮。

法定代表人：金雪才，該公司董事長。

被告：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石門二路。

法定代表人：唐清華，該局局長。

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以下簡稱鹽務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強制措施，認定：上海豐祥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祥公司)違反《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在不具有經營工業鹽資格的情況下，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根據《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對豐祥公司作出了扣押工業鹽共計300噸的行政強制措施。豐祥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公司經工商登記，具有工業鹽的經營資格，于2001年5月11日從山東調入工業鹽300噸。因運輸在途時間，該批鹽于5月16日抵滬。鹽務局卻以我公司違反尚未生效的《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為由進行扣押。因該規定沒有溯及力，鹽務局的行政扣押行為沒有法律依據，故要求撤銷鹽務局作出的暫扣行為。

被告辯稱：《上海市鹽務管理若干規定》于2001年3月26日發布，5月15日施行。豐祥公司明知該規定的內容，卻違反規定，在該規定施行后將工業鹽調入上海。況且，豐祥公司已不具有工業鹽的經營資格。我局對豐祥公司違法調入的工業鹽采取扣押措施，有執法依據，請求維持該扣押行政行為。

被告鹽務局向法庭提供以下事實證據：

1．濟南鐵路局貨物運單三份，證明從濰坊市寒亭區央子鎮第一鹽廠發往豐祥公司的工業鹽重量總計為180噸，到站為上海金山衛西站，到達日期為5月16日。

2．上海鐵路局貨物運單兩份，證明從安徽省定遠縣鹽礦發往豐祥公司的工業鹽重量總計為122噸，到站為上海金山衛西站，到達日期為5月16日。

鹽務局以上述五份貨物運單證明豐祥公司將工業鹽從外地調入本市的違法行為。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原告豐祥公司分別從山東省濰坊市寒亭區央子鎮第一鹽廠、安徽省定遠縣鹽礦調入工業鹽共計302噸，于2001年5月16日到達上海鐵路局金山衛西站。被告鹽務局認定豐祥公司在不具備經營工業鹽資格的情況下，擅自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違反了《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的有關規定，遂于2001年5月21日對豐祥公司作出鹽業違法物品扣押強制措施，并將(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封存、扣押通知書》送達豐祥公司。豐祥公司對該強制措施不服，向上海市商業委員會提起行政復議，上海市商業委員會于2001年8月21日作出滬商復決字(2001)第1號行政復議決定，維持了鹽務局的扣押行為。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認為：

鹽務局作為政府主管部門，依法具有查處鹽業違法案件的職權。鹽務局認定豐祥公司從外省市調入工業鹽至本市，有貨物運單為證，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豐祥公司認為其調鹽行為發生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施行之前，不適用該規定的理由不足：因為豐祥公司將鹽由外省調入本市，是一種持續行為，該行為應以貨物運至本市后為完成。由于該行為完成時，《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已施行，鹽務局適用該規定及《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對豐祥公司調入本市的工業鹽予以扣押，并將扣押通知書送達豐祥公司，適用法律正確，執法程序亦符合規定，并無不當。

據此，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于2001年12月29日作出判決：

維持上海市鹽務管理局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行政強制措施。

宣判后，豐祥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豐祥公司上訴理由是：一審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第一款與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相抵觸；上訴人不是鹽業違法案件當事人，不能適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的有關規定；本案不適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本案購鹽合同的成立時間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實施之前，故該規定對本案沒有溯及力，即便有溯及力，按照該規定鹽務局也不具有查處工業鹽違法案件的職權。故請求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撤銷鹽務局的行政扣押行為。

鹽務局辯稱：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我局具有查處工業鹽違法案件的職權；豐祥公司將工業鹽非法調入本市，是一種持續的行為，該行為的完成發生在《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實施之后，故該規定對上訴人的違法行為具有效力。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豐祥公司對一審法院認定其由外省市將工業鹽計302噸調入本市的事實無異議。庭審中，鹽務局就其具有扣押違法經營工業鹽的職權，向法院提供了以下法律依據：

1．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規定：“輕工業部是國務院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主管全國鹽業工作。省及省級以下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鹽業工作。”

2．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各級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設立鹽政執法機構，負責本轄區內的鹽政執法工作。”

3．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上海市鹽務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據《食鹽專營辦法》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負責管理本市行政區域內的食鹽專營工作，組織本規定的實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領導。”

豐祥公司在質證意見中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鹽務局只負責“食鹽專營工作”，鹽務局對工業鹽經營沒有執法主體資格；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只是部門規章，沒有授權執法主體資格的權力。

鹽務局則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中規定了鹽務局是市政府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鹽務局對食鹽、工業鹽的專營工作均有權管理。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的規定：“輕工業部是國務院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主管全國鹽業工作。省及省級以下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鹽業工作。”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七條規定：“各級行政主管部門，應當設立鹽政執法機構，負責本轄區內的鹽政執法工作。”根據以上國務院、輕工業部的法規、規章的規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了《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其中第四條規定：“上海市商業委員會是本市鹽業行政主管部門。上海市鹽務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據《食鹽專營辦法》授權的鹽業主管機構，負責管理本市行政區域內的食鹽專營工作，組織本規定的實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領導。”因此，本市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是市商委，而非鹽務局。鹽務局只能負責管理食鹽專營工作，并無對本市工業鹽的經營、運輸進行查處的職權，不具有作出封存、扣押違法經營工業鹽行政強制措施的執法主體資格。

庭審中，鹽務局就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提供以下法律依據：

1．輕工業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在鹽業違法案件當事人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下，對違法物品，鹽政執法機構可予以先行封存、扣押，并向當事人出具封存、扣押通知書。”

2．《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第一、二款的規定：“食鹽和純堿、燒堿工業用鹽以外的其他用鹽由市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根據方便供應的原則，市鹽業公司可以委托取得食鹽批發許可證的企業銷售食鹽和純堿、燒堿工業用鹽以外的其他用鹽；未受委托的任

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銷售”。

二審庭審中，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的事實證據。豐祥公司認為，其有權經營工業鹽，并且既非鹽業違法案件的當事人，也沒有隱匿、銷毀證據的情況，《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情況不適用于該公司。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未設鹽業公司的地方，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授權的單位統一組織經營。《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與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的規定相抵觸。

鹽務局則認為，《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與《鹽業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并不抵觸，根據國家輕工業局鹽業管理辦公室中鹽政[2000]109號《關于對上海市鹽務管理局＜關于請求解釋“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的請示＞函復函》的答復內容，市鹽業公司統一經營包括工業鹽在內的鹽業產品，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統一經營鹽產品的采購和經銷。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隱匿、銷毀證據可能的情況”的事實證據，故鹽務局適用《鹽業行政執法辦法》第二十四條對豐祥公司作出扣押工業鹽的強制措施，屬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不當。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食用鹽，國家儲備鹽和國家指令性計劃的純堿、燒堿用鹽，由國家統一分配調撥。”本案涉及的是工業鹽，不屬上述條文規定的由國家實行統一分配調撥的鹽類范疇。《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規定：“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未設鹽業公司的地方，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授權的單位統一組織經營。”根據豐祥公司營業執照的經營范圍，豐祥公司具有經營工業鹽的經營范圍，屬可經營工業鹽的公司，有權經營工業鹽。故鹽務局根據《上海市鹽業管理若干規定》第十四條的規定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屬于適用法律、法規不當。依據《鹽業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本條例由輕工業部負責解釋，鹽務局提供的中鹽政[2000]109號《關于對上海市鹽務管理局＜關于請求解釋“鹽的批發業務由各級鹽業公司統一經營”的請示＞函復函》系國家輕工業局內設機構鹽業管理辦公室的文件，國家輕工業局鹽業管理辦公室無權對《鹽業管理條例》作出解釋，且該復函亦未對外公布，故對外不具有法律效力。

綜上，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本案中鹽務局未能提供豐祥公司有違反相關食鹽管理的事實證據，且對工業鹽不具有封存、扣押的執法主體資格。鹽務局作出扣押豐祥公司工業鹽的行政強制措施，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該具體行政行為不合法。原審法院判決維持具體行政行為，屬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豐祥公司的上訴請求，應予支持。據此，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第2目和第六十一條第(三)項的規定，于2002年5月24日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2001)靜行初字第71號行政判決；

二、撤銷上海市鹽務管理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滬)鹽政[2001]第9號鹽業違法物品扣押行政強制措施。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共計人民幣200元，由上海市鹽務管理局負擔。

第二篇：濫用職權引發行政強制措施之訴

濫用職權引發行政強制措施之訴

作者：張亞琦 實習律師電話：0371—6665550

3【案例簡介】

2011年6月29日鄭州市文化廣播新聞出版局（以下簡稱：鄭州市文化廣電局）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支隊執法人員耿*、朱*、徐*來到盧*工作地點即河南華鼐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鄭東新區商務內環3號樓2單元21層，以“盧*未經批準，擅自設立市場報網絡版河南頻道”違反《報刊記者站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依照《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規定，作出鄭文廣新抽證字[2011]第0000107號《抽樣取證通知書》，扣押電腦主機3臺及其他物品。

2010年7月20日，盧*將鄭州市文化廣電局訴至鄭州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現本案正在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中。

【法學理論】

“先取證，后裁決”是行政主體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應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即行政主體只能以其在做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所依據的證據作為證明其行為合法的依據，而不能以事后收集的證據來證明其已作出的行為合法。這一原則在我國行政訴訟領域則演化為“被告不得進行事后取證原則”。

從舉證責任分配和舉證期限看，我國《行政訴訟法》第32條規定：“被告對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行政訴訟法》

第33條規定：“在訴訟過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0條1項規定“被告在作出行政行為后或者在訴訟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證據不能作為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從證明對象來看，行政訴訟中被告須證明的事實主要包括：一是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具有足夠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二是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程序合法。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也是圍繞這兩個證明對象進行。

【法治現狀】

鄭政文[2012]115號《鄭州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行政機關法定代表人行政訴訟出庭應訴工作的意見》近年來，鄭州市行政訴訟案件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僅2011年就達3016件且敗訴案件不斷增加。不斷增強行政機關法定代表人的法制意識，提高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水平和行政應訴能力，結合實際情況，就加強鄭州市行政機關法定代表人行政訴訟出庭應訴工作提出專門意見。

本案而言，雖提出申請，但鄭州文化廣電局法定代表人避而不見。這又如何能認識到自己的工作錯在哪里，如何化解矛盾，解決爭議？

【律師分析】

關于本案涉訴行政行為性質，雖然鄭州市文化廣電局認為，其抽樣取證只是行政調查的方法不是行政強制措施而且不受時間的限制。但本人認為，根據2011年《行政強制法》對行政強制措施的界定，指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實

施暫時性限制，或者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行為。就本案而言，鄭州市文化廣電局以“盧*未經批準，擅自設立市場報網絡版河南頻道”違反《報刊記者站管理辦法》，依照《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抽樣取證”扣押電腦主機3臺及其他物品。該行為屬行政強制措施，是鄭州文化廣電局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防止證據毀損，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具體行政行為。該行政強制措施行為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屬法院受案范圍。

我國現行立法，是對報紙期刊紙質傳媒的新聞采編與新興網絡傳媒分別立法予以規范。例如，根據2000年國務院令第292號《互聯網信息管理辦法》，2005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信息產業部第37號令《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2011年工業和信息化部令第20號《規范互聯網信息服務市場秩序若干規定》等等，由省級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和省級通信管理局（“電信管理機構”），依法對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互聯網信息服務活動進行監督檢查。

傳統的報紙期刊、新聞記者站、出版等文化，由文化廣播新聞出版部門管理。根據2011年辦市發〔2010〕23號《文化部辦公廳關于下放經營性互聯網文化單位行政許可審批工作的通知》、2011年文化部令51號《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對各級政府文化行政部門就互聯網文化活動即提供互聯網文化產品及其服務的活動進行管理作出詳盡規定，其中互聯網文化產品主要包括：①專門為互聯網而生產的網絡音樂娛樂、網絡游戲、網絡演出劇（節）目、網絡表演、網絡藝術品、網絡動漫等互聯網文化產品；②將音樂娛樂、游戲、演出劇（節）目、表演、藝術品、動漫等文化產品以一定的技術手段制作、復制到互聯網上傳播的互聯網文化產品。對網吧、網絡游戲、動漫公司的設立審批權限在文化行政部門。

綜上，本案鄭州市文化廣電局作出的抽樣取證行政行為，沒有法律職權和法律依據，程序違法。

本案二審正在審理中，敬請關注。

第三篇：喬占祥訴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案

喬占祥訴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案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

河北律師喬占祥起訴鐵道部在今年春運期間對部分旅客列車實行票價上浮一案，2003年2月21日上午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駁回喬占祥的訴訟請求。

據了解，去年１２月２１日鐵道部向有關鐵路局發布了關于２００１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實行票價上浮的通知。通知確定２００１年春節前１０天及春節后２３天北京鐵路局、上海鐵路局、廣州鐵路（集團）公司等始發的部分直通列車實行票價上浮２０％至３０％。為此，喬占祥在今年１月１７日及２２日分別購買的了從石家莊到磁縣、石家莊到邯鄲的火車客票２張，比票價上浮前多支付９元。喬占祥認為鐵道部的通知侵害了他的財產權、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等合法權益，向鐵道部提起行政復議。今年３月１９日鐵道部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決定維持票價上浮通知。喬占祥針對上述票價上浮通知及鐵道部的復議決定，起訴到北京市一中院，請求法院判決：撤銷復議決定，責令鐵道部履行轉送審查職責；撤銷票價上浮通知。

北京市一中院經審理后認定，調整和緩解春運期間客運量與鐵路運能的突出矛盾，是保證鐵路客運正常發展的客觀需要。鐵道部依職權擬定的票價上浮通知體現了價格法的有關規定，包含了市場需求、地區差別、季節變化和社會承受力等因素，符合法律規定及客運市場的價值規律。

另外，鐵道部作出的２００１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價格上浮的決定，是經過有關市場調查、方案擬定、報送國家計委審查，國家計委在國務院授予其批準的權限范圍內予以批準后，鐵道部依據國家計委的批準文件作出的，上述程序未違反有關法律規定。

喬占祥認為鐵道部所作的票價上浮通知未經國務院批準及鐵道部未能提供組織價格聽證會，并由此請求法院對鐵道部作出的上浮票價的通知予以撤銷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而且依據價格法的有關規定，主持價格聽證會不屬于鐵道部的法定職責，因此，本案的訴訟并不涉及價格聽證及其相關問題。

據此，北京市一中院依法作出駁回喬占祥訴訟請求的判決。

喬占祥訴鐵道部票價上浮案行政判決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01）年高行終字第39號

上訴人（一審原告）喬占祥，男，36歲，漢族，河北三和時代律師事務所律師，住河北省石家莊市華興小區20-3-502室。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以下簡稱鐵道部），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10號。

法定代表人傅志寰，鐵道部部長。

委托代理人劉莘，女；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張長江，北京市國源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審第三人北京鐵路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6號。

法定代表人李樹田，局長。

委托代理人朱敏，女，北京鐵路局干部。

一審第三人上海鐵路局，住所地上海市天目東路80號。

法定代表人陸東福，局長。

委托代理人沈國平，男，上海鐵路局干部。

一審第三人廣州鐵路（集團）公司，住所地廣東省廣州市中山一路151號法定代表人張正清，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陳唯真，男，廣州鐵路（集團）公司干部。

上訴人喬占祥因鐵路旅客票價管理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1）一中行初字第149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喬占祥；被上訴人鐵道部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劉莘、張長江；第三人北京鐵路局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朱敏；上海鐵路局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沈國平；廣州鐵路（集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陳唯真出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原告作為購票乘客與鐵道部所作《關于2001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票價上浮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原告堅持對《通知》和《行政復議》同時

提起行政訴訟的請求缺乏法律依據。被告作出的2001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價格上浮決定是經過市場調查、方案擬定、上報批準的，程序未違反有關法律規定。并以（2001）一中行初字第149號行政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喬占祥認為一審判決沒有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全面審查，鐵道部所作《通知》未舉行聽證會，未經國務院批準，違反法定程序；在復議過程中鐵道部未履行其轉送審查國家計委1960號批復的請求，屬不履行法定職責。向本院提起上訴，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撤銷鐵道部所作《通知》，判決確認被上訴人未履行轉送職責的行為違法。

被上訴人鐵道部答辯認為其作出《通知》符合法定程序，上訴人提出對國家計委1960號批復的轉送請求不符合轉送條件，故一審判決正確、合法，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第三人均同意被上訴人鐵道部的答辯意見。

經審理查明，2000年7月被上訴人鐵道部向國家計委上報了《關于報批部分旅客列車實行政府指導價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即：鐵財函（2000）253號。《實施方案》中表述，根據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計委《關于對部分旅客列車運輸實行政府指導價的請示》，我部擬定了對部分旅客列車實行政府指導價的實施方案。其中關于春運票價上浮方案為“春節前（除夕除外）14天，自哈爾濱、上海、廣州、北京?..等局始發，到達指定局（省）的部分列車，春節后23天（初

一、初二除外）自北京、上海、廣州??等局始發到達指定局（省）的部分旅客列車實行票價上浮。春運期間票價最高上浮幅度原則上不超過國務院批準的上浮標準，即：旅行速度100公里以下30%、100公里以上40%。”同年11月8日，國家計委以計價格（2000）1960號文批準了鐵道部的《實施方案》。鐵道部于12月21日作出《關于2001年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票價上浮的通知》，通知決定2001年1月13日至22日、1月26日至2月17日，春運期間在北京鐵路局、上海鐵路局、廣州鐵路（集團）公司等始發的部分直通列車的票價上浮20%至30%。該通知經公布于2001年春運期間實施。上訴人喬占祥于1月17 日、1月22日，分別購買了2069次列車從石家莊到磁縣、石家莊到邯鄲的火車客票兩張，支付票款37元，比上浮前多支付人民幣9元。為此，喬占祥以鐵道部所作《通知》程序違法為由訴至一審法院，一審判決后喬占祥不服上訴。

在二審審理過程中，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對鐵道部所作《通知》的合法性爭議和舉證、質證的主要內容是：

（1）鐵道部所作《通知》的法律依據問題.被上訴人鐵道部向法庭出示的證據是：證據

1、國家物價局有關部門分工重要商品的目錄，證明旅客票價為政府定價范圍；證據

2、國家計委對部分旅客列車實行國家指導價的請示（計價格[1999]1862號）；證據

3、國務院對國家計委

[1999]1862號請示的批復（國辦[2921號]），證明旅客票價由政府定價改為政府指導價已經國務院批準并授權國家計委行使審批權；證據

4、國家公文處理辦法（國法辦[1993]81號），證明國家計委[1999]1862號請示和國務院的批復符合國務院公文處理的相關規定；

5、《實施方案》，證明鐵道部履行了報批程序。證據

6、國家計委對鐵道部《實施方案（[2000]253號）》的批復，即：計價格（2000）1960號《關于部分旅客列車票價實行政府指導價有關問題的批復》，證明鐵道部關于2001年春運旅客列車票價上浮所作的《通知》內容已經得到有權機關批準；證據

7、國家計委就有關問題的復函，證據

8、附件2客運價目表，證明鐵道部經調查對旅客列車票價實行政府指導價的條件已經具備。上訴人喬占祥表示上述上述證據材料在一審時交換過，但認為證據1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以下簡稱鐵路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以下簡稱價格法）相抵觸，證據2未經聽證，未獲國務院批準；證據3只有領導圈閱，沒有明確簽署意見不能證明國務院批準授權國家計委審批，且沒有證據證明證據來源合法；證據4國務院辦公廳批復不符合國務院公文處理辦法規定；證據5與證據6，因為不存在國務院授權的行政法律行為不能證明證據5的合法性；證據7，該函內容應由國家計委行使而不是國家計委辦公廳；證據8無異議。

本院確認被上訴人提供的上述證據合法有效，能夠證明其所作《通知》符合《價格法》和《鐵路法》規定的實行政府指導價的范圍，得到了有權機關的批準。

（2）鐵道部作出通知的程序合法性問題；

被上訴人認為鐵路旅客票價不是依法應當聽證的三種價格，證據1國務院關于重要生產資料和交通暫行規定、證據2第10個五年計劃綱要。上訴人喬占

祥認為，證據1僅僅指三種定價，不能證明不屬價格法23條的范圍；證據2中規定的聽證會鐵道部沒有按照辦理。

本院確認上述證據對本案沒有直接的證明效力，不予采用。

（3）鐵道部在復議過程中是否存在不履行職責的問題。

上訴人喬占祥提供的證據1行政復議申請書，證明其要求鐵道部轉送審查國家計委（2000）1960號文的合法性；證據2鐵道部國復[2001]2號行政復議書。證明鐵道部沒有履行轉送職責。被上訴人鐵道部經質證認為證據1中喬占祥沒有提出轉送要求，證據2中鐵道部經復議認為不符合轉送條件，不存在不履職的問題。

本院確認上述證據不能證明上訴人的要求成立。

本案認定的事實，有以上證據材料和庭審筆錄在案佐證，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

本院認為，鐵道部所作《通知》，是鐵路行政主管部門對鐵路旅客票價實行政府指導價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行為對于鐵路經營企業和乘客均有行政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喬占祥認為該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是符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受案范圍的。但在對原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同時一并請求確認復議機關不履行轉送的法定職責，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且其在復議申請中亦未提出轉送審查的請求，故一審判決駁回上訴人的該項請求并無不當。

鐵路列車旅客票價直接關系群眾的切身利益，依照《價格法》第18條的規定，政府在必要時可以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根據《鐵路法》第25條“國家鐵路的旅客票價??，由國務院鐵路主管部門擬訂，報國務院批準” 的規定，鐵路列車旅客票價調整屬于鐵道部的法定職責。鐵道部上報的《實施方案》所依據的計價格（1999）1862號文已經國務院批準，其所作《通知》是在經過市場調查的基礎上又召開了價格咨詢會，在向有權機關上報了具體的實施方案，并得到了批準的情況下作出的，應視為履行了必要的正當程序。雖然，《價格法》

第23條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會證制度。”但，由于在鐵道部制定《通知》時，國家尚未建立和制定規范的價格聽證制度，要求

鐵道部申請價格聽證缺乏具體的法規和規章依據。據此，上訴人喬占祥請求認定被上訴人鐵道部所作《通知》程序違法并撤銷該具體行政行為理由不足。綜上，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上訴人上訴理由不足，其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61條第1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上訴訴訟費80元，由上訴人喬占祥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王振清

審 判 員 吉羅洪

審 判 員 何謝忠

第四篇：原告吳大朋訴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不服行政處罰案

原告吳大朋訴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不

服行政處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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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浦行初字第289號

行政裁定書

原告吳大朋。

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

法定代表人吳福康，局長。

原告吳大朋訴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不服行政處罰一案，本院于2009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在審理過程中，原告吳大朋于2010年1月8日向本院申請撤回起訴。

本院認為，在訴訟期間，原告撤訴是對其訴權的有效處分，其撤訴行為并不違反有關法律規定，也沒有侵犯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益，依法應予準許。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原告吳大朋撤回起訴。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減半收取25元，由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負擔。

審判長趙忠元

審判員傅佩芬

代理審判員楊澄宇

書記員黃薇

第五篇：張XX訴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行政處罰案

張XX訴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行政處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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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楊行初字第66號

行政裁定書

原告張XX，男。

委托代理人沈XX、劉X，上海XXX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楊浦區XX路。

法定代表人陸XX，該分局局長。

委托代理人楊X，該分局工作人員。

第三人陶X，男，漢族，住上海市楊浦區XXX村XX號XXX室.原告張XX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作出的滬公（楊）（行）不決字（2009）第69號不予行政處罰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于2009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依法受理，并依法追加陶X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原告于2009年12月7日向本院提出撤訴申請。

經審查，本院認為：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訴訟權利，原告申請撤訴，并無不當，依法可予準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一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十）項的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原告張XX撤回起訴。

本案受理費人民幣50元，減半收取計人民幣25元，由原告張XX負擔。

審判長周幼君

審判員崔藝萍

代理審判員丁雅玲 書記員書記員周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