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麗惠訴龍海市民政局離婚行政登記案
王麗惠訴龍海市民政局離婚行政登記案
【裁判要旨】男女雙方申請離婚登記時,一方患有精神類疾病的主張和證明材料。在此情況下,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在審查辦理離婚登記時究竟負有何種義務以及如何審查離婚登記當事人是否具備民事行為能力,便成為確定被訴離婚登記行為是否合法的焦點問題。【案情】
上訴人(原審第三人)潘建祝。被上訴人(原審原告)王麗惠。法定代理人王亞聰。
原審被告福建省龍海市民政局。
2010年3月17日,被告龍海市民政局為被上訴人(原審原告)王麗惠和上訴人(原審第三人)潘建祝辦理離婚登記并向被上訴人(原審原告)王麗惠和第三人潘建祝頒發L350681-2010-000098《離婚證》。被上訴人(原審原告)王麗惠的法定代理人王亞聰不服該離婚登記,向福建省龍海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依法撤銷被告頒發的《離婚證》。
原告王麗惠的法定代理人訴稱,原告與第三人潘建祝于2001年登記結婚并共同生活,2002年1月23日生育女兒潘巧琪。2007年間原告流產引發精神分裂癥,從2007年年底 原告多次在廈門市仙岳醫院治療,并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原告于2009年3月12日至4月27日在廈門市仙岳醫院住院治療,疾病證明書中的檢查:……妄想動搖、自知力未恢復,診斷為:偏執型精神分裂癥。出院后原告時常到廈門市仙岳醫院治療,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反映遲鈍系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屬于重度的精神分裂癥人。為此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多次到民政部門向婚姻登記員藍輝生反映,特別是在2010年3月17日早上原告的法定代理人還帶上病歷向藍輝生反映,但藍輝生卻在當日下午,在明知原告患有精神分裂癥的情況下,核發了離婚證。原告方認為在辦理離婚登記時,原告處于對其離婚意思表示是否真實及離婚后對其生活帶來的各種后果不能正常辨認的狀況,被告未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其管理、審核職能,為雙方辦理協議離婚手續,并核發離婚證,該行為違反《婚姻登記條例》第十二條、《婚姻登記工作暫行規范》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等規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請求依法撤銷被告核發的《離婚證》。
被告龍海市民政局辯稱,因原告有精神病史,原告王麗惠及第三人潘建祝申請辦理協議離婚登記時,被告已進行了勸阻,并告知到法院訴訟離婚,但當事人堅持申請協議離婚。按照《婚姻登記條例》的規定,被告受理了當事人的申請。當事人提供了《婚姻登記條例》規定的證件資料,且完整有 2 效。原告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被告辦證程序合法。請求維持向原告王麗惠和第三人潘建祝頒發的《離婚證》。
第三人潘建祝述稱,原告王麗惠在辦理離婚登記時的意識是清醒的,是自愿離婚。
【審判】
一審龍海市人民法院審判決認為,被告龍海市民政局于2010年3月17日為原告王麗惠和第三人潘建祝辦理離婚登記時已經知道原告王麗惠有精神病史,在其沒有證據證明原告王麗惠的病情當時已屬痊愈的情況下就為原告王麗惠與第三人潘建祝辦理離婚登記,并頒發L350681-2010-000098《離婚證》。因原告王麗惠在辦理離婚登記時系受精神病性癥狀支配下,喪失辨認能力,屬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被告龍海市民政局的該具體行政行為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登記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登記工作暫行規范》第四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原告王麗惠的法定代理人請求撤銷被告龍海市民政局頒發的L350681-2010-000098《離婚證》,應予支持。被告龍海市民政局辯稱辦證程序合法,請求維持向原告王麗惠和第三人潘建祝頒發的《離婚證》,與事實和法律不符,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3目的規定判決:撤銷被告龍海市民政局于2010年3月17日向原告王麗惠和第三人潘建祝頒發的 L350681-2010-000098《離婚證》。本案受理費50元,鑒定費1939元,由被告龍海市民政局負擔。
第三人潘建祝不服該判決向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駁回原告王麗惠的訴訟請求。
第三人潘建祝上訴稱
1、原審判決嚴重違反法定程序。一審法院直接根據龍巖市第三醫院的《司法鑒定意見書》認定被上訴人在辦理離婚登記時系受精神病性癥狀支配,喪失辨認能力,屬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程序嚴重違法。一審法院未盡審查義務,沒有將被上訴人提交的本案的關鍵證據B5郵寄給上訴人。
2、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龍巖市第三醫院的《司法鑒定意見書》作出?原告王麗惠辦理離婚登記時系受精神病性癥狀支配下辦理的,當時喪失辨認能力,無民事行為能力?的鑒定意見是不客觀的。一審法院以一份不客觀的司法鑒定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其作出的事實認定不清楚。
3、原審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合法,不能撤銷。原審被告在辦理離婚登記時已盡到法定的審查義務,程序合法,發給離婚證書完全合法,符合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被上訴人王麗惠答辯稱:
1、原審判決不存在嚴重違反程序的情況。《司法鑒定意見書》是一審法院依法委托鑒定,內容客觀真實,程序合法。一審法院對《司法鑒定意見書》 依法進行了質證,上訴人無異議,不存在所謂未經質證的證據。一審法院依法送達了有關證據材料,庭審中上訴人對有關病歷資料也無異議。
2、原審判決不存在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司法鑒定意見書》是法院依法委托鑒定的,內容客觀真實,上訴人在質證過程中也無要求補充鑒定或是重新鑒定。一審判決認定是能依法成立的。
3、原審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一審判決撤銷是正確的。原審被告未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其管理、審核職能,侵害了被上訴人的合法權益。上訴人提出的有關答辯人當時離婚登記時精神正常等意見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依法不能成立。綜上,請求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原審被告龍海市民政局未提交書面答辯意見,但是在庭審中稱:如果《司法鑒定意見書》是正確的,則本案的離婚登記行為是錯誤的,其相信法院判決。
二審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登記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明確規定,辦理離婚登記的當事人如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婚姻登記機關不予受理。原審被告龍海市民政局在受理上訴人潘建祝與被上訴人王麗惠的離婚登記申請時已經知道被上訴人王麗惠有精神病史,且原審被告提供的證據A9,即廈門市仙岳醫院于2010年3月16日出具的疾病證明書,明確寫明對被上訴人王麗惠診斷的結果是?偏執型精神分裂癥?,檢查結果及醫師意見是:?……以后在門診取藥維持治療,目前病情穩定。?可見,原審被告在辦理本案的離婚登記時是知道被上訴人目前仍需取藥維持治療。司法鑒定結論也證明被上訴人王麗惠于2010年3月17日辦理離婚登記時無民事行為能力。故原審被告在辦理本案的離婚登記時,明知被上訴人有精神病史且目前仍需?取藥維持治療?,在沒有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在辦理離婚登記時已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前提下,便草率地為其辦理離婚登記,未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和謹慎義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登記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依法應予以撤銷。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及請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一審判決正確,應予維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50元,由上訴人負擔。
【評析】
本案中,上訴人潘建祝與被上訴人王麗惠申請離婚登記時,提供一方患有精神類疾病等的證明材料,在此情況下,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在審查辦理離婚登記時究竟負有何種審查義務便成為確定被訴離婚行政登記行為是否合法的焦點問題之一,及這種審查是形式審查或是實質審查。
一、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對辦理離婚登記的形式審查原則。這里的形式審查是指當事人提出申請,只要手續完備,材料齊全,符合登記的規定即可準予登記而不考察當事人提供的申報材料內容是否屬實,有無瑕疵等。形式審查原則有兩點基本要求,一是申請人應當對提交的證明材料的真實性負責;二是婚姻登記機關只對申請人提交的證明材料的合法性負有審查責任,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對其真實性負審查責任。因此,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在作出離婚登記之前,對于當事人提交的材料需要進行形式上的審查,對于符合法定的離婚條件的方可準許登記。當然,形式審查本身并不排斥對某些情形要根據法律的規定進行實質審查,如辦理離婚登記時,當事人應出具雙方共同簽署的離婚協議書,對離婚協議書是否為當事人本人的簽名或簽章;對子女和財產、債務等問題,要求婚姻登記機關審查其真實性,以確保登記的合法性,有著較強的公信力。
二、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在進行離婚登記時的形式審查義務的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姻登記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辦理離婚登記的內地居民應當出具下列證件和證明材料:
(一)本人的戶口簿、身份證;
(二)本人的結婚證;
(三)雙方當事人共同簽署的離婚協議書。離婚協議書應當載明雙方當事人自愿離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對子女撫養、財產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意見。?和第十三條規定:?婚姻登記管理機 關應當對離婚登記當事人出具證件、證明材料進行審查并詢問相關情況。對當事人確屬自愿離婚,并已對子女撫養、財產、債務等問題達成一致處理意見的,應當當場予以登記,發給離婚證。?并按民政部《婚姻登記工作暫行規范》第四十九條關于 ?婚姻登記員受理離婚登記申請,應當按照下列程序進行:
(一)查驗本規范第四十八條規定的證件和證明材料;
(二)向當事人講明婚姻法關于登記離婚的條件;
(三)詢問當事人的離婚意愿以及對離婚協議內容的意愿;
(四)雙方自愿離婚且對子女撫養、財產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雙方填寫《申請離婚登記聲明書》;《申請離婚登記聲明書》中‘聲明人’一欄的簽名,必須由聲明人在監誓人面前完成;
(五)夫妻雙方親自在離婚協議上簽名;婚姻登記員作監誓人。協議書夫妻雙方各一份,婚姻登記處存檔一份。?的規定,就應當依法當場辦理離婚證,否則即構成行政作為。而這種審查只能是形式審查,至于離婚協議是否真實地體現雙方的離婚意愿和一致協議,是否存在欺詐或者脅迫等行為,是否充分保護了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甚至是否存在規避債務等?假離婚?行為,婚姻登記機關不必予以審查。
三、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對離婚登記的當事人是否具備民事行為能力的審查職責
婚姻登記管理機關的離婚登記行為是否違反法定程序 的問題,行政機關遵守法律法規規定的行政程序,是保證行政實體處理正確合法的重要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登記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離婚登記的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記管理機關不予受理:
(一)未達成離婚協議的(二)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
(三)其結婚登記不是在中國內地辦理的。?根據上述第二項 ?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的規定,因此這兩類人辦理離婚不宜適用行政程序,而應適用訴訟程序,在訴訟中必須由監護人代理訴訟。
本案中,被上訴人王麗惠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癥?,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一審人民法院依法委托龍巖市第三醫院的《司法鑒定意見書》的結論,也證明被上訴人王麗惠于2010年3月17日辦理離婚登記時無民事行為能力,那么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就應當對該特殊情況進行相應的審查,由于精神不正常屬于限制行為能力人,根據相關規定,對于離婚登記當事人中存在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婚姻登記機關不予受理。但是,原審被告龍海市民政局沒有盡到審查被上訴人王麗惠是否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義務,并予辦理了離婚登記,違反了法定程序,不符合申請登記離婚的法定條件,原審被告龍海市民政局的離婚登記具體行政行為明顯違反了行政法規、規章的有關規定,因此其發出的離婚證無效,故對被上訴人王麗惠要求撤銷原審被告龍海市民政局為其頒 發的離婚證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按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關于違反法定程序人民法院應當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具體行政行為的規定,作出撤銷原審被告龍海市民政局對上訴人潘建祝與被上訴人王麗惠離婚登記的具體行政行為是正確的。
本案還需提示是,婚姻登記管理機關作為結婚和離婚的登記部門,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掌管著諸多家庭的幸福,因此對于登記工作也就提出了較為嚴格的要求,根據民政部《婚姻登記工作暫行規范》第十八條規定:?婚姻登記員由本級民政部門考核、任命。婚姻登記員應當由地(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進行業務培訓,經考試合格,取得婚姻登記員資格證書,方可辦理婚姻登記。其他人員不得從事本規范第十九條規定的工作。?被告龍海市民政局沒有提供證據證明為被上訴人王麗惠和上訴人潘建祝辦理離婚登記的婚姻登記員具有相應的資格,屬違規行為并造成違法登記,導致了相關當事人的權益受損,這是行政機關要檢討的首要內容。
綜上所述,按照《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婚姻登記管理機關辦理的婚姻登記的職責、權利和義務規定得十分明確。本案中的婚姻登記行為如嚴格按法規審查辦理,根本不會有這場官司。
(編寫人: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李建國 ***)
第二篇:王麗萍訴中牟縣交通局行政賠償糾紛案
王麗萍訴中牟縣交通局行政賠償糾紛案
(《公報》2003·03)
原告:王麗萍,女,44歲,下崗職工,住河南省開封市西郊鄉。
被告:河南省中牟縣交通局。
法定代表人:耿鮮明,該局局長。
原告王麗萍因與被告河南省中牟縣交通局(以下簡稱縣交通局)發生行政賠償糾紛,向河南省中牟縣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原告訴稱:2001年9月27日上午,我借用他人3臺農用小四輪拖拉機,用拖帶的兩輪拖斗運送31頭生豬。路上,被告的工作人員以這3臺車沒交養路費為由,提出扣車。盡管我聲明車上裝的貨物不能停留,請求把生豬卸下后再扣車,被告的工作人員卻置之不理,強行摘下拖斗后駕車離去,致使拖斗內的生豬因自然擠壓和氣候炎熱中暑,共死亡15頭,給我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0500元,其他損失1700元。我向被告申請賠償,被告不予理睬。請求判令被告賠償我的一切經濟損失。
原告王麗萍提交如下證據:
1.張軍明、王老虎的證言,主要內容是:9月27日上午,王相林、王新春、張軍明、王老虎四人駕駛3臺農用小四輪拖拉機幫忙給王麗萍送豬。車走到西吳村南約一公里處,遇到中牟縣交通局地方公路管理所的5名工作人員查養路費。我們說明是農用車,沒有養路費。這些人堅持扣車。這時王麗萍說:“你們稍等一會兒,讓我們把豬送到黨莊村,回來就辦理養路費手續。”這些人仍不同意,強行把車發動著開走,我們就在后面追。追到后黑訾村正東路口,我們又和他們協商,讓他們開走兩臺車,給我們留下一臺,等我們把豬盤到黨莊村,他們再開走這一臺。他們不同意,強行把3臺小四輪主車從拖斗上摘下開走了。當時正值11時,天氣很熱,現場沒有樹蔭,生豬在拖斗里擠成一團現場就死亡兩頭。
2.馬書杰的證明,主要內容是:9月27日,開封實業公司來我的養豬場收豬。由于收豬大卡車不能開到小店村;收豬的人通知王麗萍,讓她把豬送到我的養豬場。王麗萍送豬到了離我的養豬場二里多路時,3臺小四輪車被中牟縣交通局地方公路管理所的人開走,裝豬的拖斗被摘下放在路邊。拖斗一頭著地,車身嚴重傾斜成45度角拖斗內的生豬擠成一團,加之當時氣溫高達30多度,現場沒有樹蔭,沒有水,豬受熱嚴重,當場死亡兩頭。我叫來一輛農用車,幫助王麗萍先把剩下的豬抬上農用車,再從農用車上抬到兩層高的收豬車上,這時又有十幾頭豬奄奄一息。收豬車開到開封生豬中轉站卸車時,13頭豬死亡。其余16頭豬因受驚嚇嚴重,渾身充血,上海客戶看了后拒收,只好在開封市賤賣處理。
3.霍小換的證明,主要內容是:那一天上午十點多,馬書杰讓我去幫忙往收豬車上盤豬。我開車去了那里,才知道是小店村一個女人的豬。當時天氣比較熱,我看到有的豬身上都熱紅了,就趕緊把豬從小四輪拖斗上倒在我的車上,然后再倒裝到收豬大卡車上。裝車時,我就看到有一頭豬死了,被扔在地上。有些豬快死了,我們把它裝上了收豬車。
4.開封市郊區動物檢疫站證明,主要內容是:9月27日下午3點40分,我站接到開封市西貨場中轉站張寶紅的報檢電話,就派呂合星、劉獻忠二人到場檢疫,發現中牟縣王麗萍拉來的29頭豬里,有13頭已經死亡。經詢問和檢疫,認定這13頭豬是熱死的。我站隨即給其他豬出具了檢疫合格準予運出的證明。
5.開封貿易實業公司張寶紅的證明,主要內容是:9月27日,王麗萍賣給我公司活大豬16頭1777公斤,每公斤價格是6.60元,賣豬款共計11720.20元,當時付清。
6.劉毅寫下的欠條,內容是:收到王麗萍死豬13頭,每頭死豬30元,共欠390元。
7.收條,內容是:2001年9月27日,王麗萍收到賣豬款11720元。
8.何東剛的證明,內容是:從2001年10月15日至12月27日,王麗萍租用我的出租1
車到中牟縣辦事往返20趟有余,每趟費用80元,共計費用1700元左右。
9.2001年9月27日的《鄭州晚報》,其上刊登當日白天鄭州地區最高溫度是24℃。
10.王麗萍的賠償申請書以及中牟縣交通局收到該申請書的收條。
被告辯稱:(1)我局工作人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法》第三十六條、《河南省公路管理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查扣了行政相對人王書田、王老虎、張軍民駕駛的3臺沒有養路費繳納憑證的小四輪拖拉機,同時為三人出具了《交通違法行為通知書》和《暫扣車輛憑證》。我局工作人員是依法行政,行為并無不當。(2)原告雇用小四輪拖拉機運送生豬,與小四輪車主之間形成合同關系,小四輪車主有義務把原告的生豬安全運抵目的地。小四輪未交養路費上公路行駛被查扣,如果因此使原告受到損害,那是車主的違法行為造成的原告應當向車主要求賠償。原告起訴的損害結果與被告的依法行政行為沒有直接關系,被告不承擔賠償責任,應當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審理中被告的代理律師又提出:(3)原告用狹窄的小四輪拖斗運豬,每個拖斗內裝生豬10-11頭,運輸途中肯定會擠壓,不是拖斗傾斜才造成擠壓。扣車時正值秋高氣爽,氣溫不足24℃,扣車地點是通風透光的曠野。在這樣的環境下,原告說生豬因中暑死亡,證據不足。再有,扣車地點離原告要去的生豬收購點不足200米,原告本應能設法把生豬送到收購點,卻在3個小時以內不采取任何措施,眼睜睜地看著生豬死去,坐視損失擴大,不可思議。(4)原告在黨莊村把生豬賣給開封貿易實業公司,所有權已經轉移。運抵開封后的生豬死亡,與原告無關,原告不能就此請求賠償。
被告提交如下證據和執法依據:1.1997年7月3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內容是:“燃油附加費征收辦法施行前,仍實行現行的公路養路費征收辦法。公路養路費必須用于公路的養護和改建。擁有車輛的單位和個人繳納公路養路費的,由交通主管部門發給公路養路費收訖標志;公路養路費收訖標志應當放置在車輛的明顯位置。沒有公路養路費收訖標志的車輛不得在公路上行駛。”
2.1995年9月6日河南省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布的《河南省公路管理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二款,內容是:“不按規定繳納或逃繳、拒繳公路養路費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門可以暫扣車輛,待其接受處理后,立即放行車輛。”
3.1994年6月6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發的《河南省公路養路費征收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內容是:“對漏、拖欠、拒繳、抗繳養路費及未審驗的車輛,現場不能及時處理的,養路費征稽機構可以暫扣車輛及牌證,簽發《公路養路費違章車輛(證)暫扣憑證》及《交通行政現場處罰決定書》,責令其自被扣之日起7日內到指定的養路費征稽機構接受處理。”
4.《交通違法行為通知書》(征通字第16-18號)。
5.《暫扣車輛憑證》(扣字第16-18號)。
6.詢問王書田、張軍民、王老虎等人的筆錄。
7.《交通行政處罰結案報告》(結字第16-18號)。
8.張春香、張秀菊、杜秀花的證明,內容是:9月27日下午,第二稽查隊外勤李慶偉送來征收半年養路費的3張單子,每張720元,讓我們內勤人員開票。次日下午來了幾個人,他們把每車720元的養路費交了,當時沒有提出任何問題。我們隨即給他們辦理了車輛放行手續。
9.胡廣玉的證明,內容是:9月27日,中牟縣農用車養路費征收站暫扣的3臺小四輪,停在我負責的停車場,次日這3臺車放行。
根據原告提交的證據,中牟縣人民法院調查詢問了馬書杰、張軍明、王老虎、王相林、王新春、呂合星、劉毅、張寶紅等證人,各制作調查筆錄一份。各證人講述的內容,與他們給原告出具的證明內容一致。證人劉毅證明,其以每頭30元的價格買下13頭因受熱而死的豬,是用于喂養自己的十幾條狗。經庭審質證、認證,中牟縣人民法院認為以上證據內容客觀真實,且能相互印證,足以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根據以上證據認定的本案事實如下:原告王麗萍是開封市金屬回收公司下崗工人,現在中牟縣東漳鄉小店村開辦一個養豬場。2001年9月27日上午,王麗萍借用小店村村民張軍明、王老虎、王書田的小四輪拖拉機,裝載31頭生豬,準備到開封貿易實業公司所設的收豬點銷售。路上,遇被告縣交通局的工作人員查車。經檢查,縣交通局的工作人員以沒有交納養路費為由,向張軍明、王老虎、王書田3人送達了《暫扣車輛憑證》,然后將裝生豬的3輛兩輪拖斗摘下放在倉寨鄉黑寨村村南,駕駛3臺小四輪車離去。卸下的兩輪拖斗失去車頭支撐后,成45度角傾斜。拖斗內的生豬站立不住,往一側擠壓,當場因擠壓受熱死亡兩頭。王麗萍通過倉寨鄉黨莊村馬書杰的幫助,才將剩下的29頭生豬轉移到收豬車上。29頭生豬運抵開封時,又死亡13頭。王麗萍將13頭死豬以每頭30元的價格,賣給了開封市個體工商戶劉毅。同年11月22日,王麗萍向縣交通局申請賠償,遭縣交通局拒絕,遂提起訴訟,請求判令縣交通局賠償生豬死亡損失10500元、交通費損失1700元。
原告王麗萍此次銷售的生豬,平均每頭重110公斤,每公斤價值6.6元。
中牟縣人民法院認為:
原告王麗萍認為被告縣交通局的扣車行為給其財產造成損害,在向縣交通局申請賠償無果后,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應當受理。
行政賠償是一種國家賠償,只有在符合行政賠償責任構成要件的前提下,國家才會對行政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因此在行政賠償訴訟中,解決行政賠償責任的構成是首要問題。
行政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包括:
一、侵權行為主體,是指誰實施的行為有可能引起行政賠償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以下簡稱國家賠償法)規定,能夠成為行政侵權行為主體的主要有:1.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2.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3.受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
4.受行政機關委托的個人。
原告王麗萍指控被告縣交通局的工作人員扣車使其遭受財產損失。縣交通局是行政機關其工作人員是行政機關的公務員。根據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的規定,縣交通局符合侵權行為主體這一要件。
二、行政違法行為,是指什么性質的行為有可能導致國家承擔行政賠償責任。根據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四條以及第五條第(1)項的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只有“在行使行政職權時”侵犯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國家才負責賠償;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與行使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
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不僅包括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符合法定程序,還包括行政機關在自由裁量領域合理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權,明顯不合理的具體行政行為構成濫用職權。
張軍明、王老虎、王書田駕駛的小四輪拖拉機未交養路費而在公路上行駛,被告縣交通局的工作人員據此事實作出暫扣車輛的決定。由于行政相對人張軍明、王老虎、王書田或者本案原告王麗萍都對暫扣車輛決定不存異議,故本案對這一決定的合法性不予審查。
準備暫扣的小四輪拖拉機,正處在為原告王麗萍運送生豬的途中。無論暫扣車輛的決定是否合法,被告縣交通局的工作人員準備執行這個決定時,都應該知道:在炎熱的天氣下,運輸途中的生豬不宜受到擠壓,更不宜在路上久留。不管這生豬歸誰所有,只有及時妥善處置后再行扣車,才能保證不因扣車而使該財產遭受損失。然而,縣交通局工作人員不考慮該財產的安全甚至在王麗萍請求將生豬運抵目的地后再扣車時也置之不理,把兩輪拖斗卸下后
就駕車離去。縣交通局工作人員在執行暫扣車輛決定時的這種行政行為,不符合合理、適當的要求,是濫用職權。依照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第5目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七條第二款第(二)項的規定,應當確認縣交通局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的行為違法。
三、實際損害,是指違法職務行為只有造成一定的損害后果,才會引發國家的行政賠償責任。這里所說的“損害”,是指人身自由的損害、生命健康的損害以及財產的損害,而且這些損害應該是實際發生的損害。
原告王麗萍的15頭生豬因長時間受熱受壓而死亡,這個實際損害足以構成請求國家賠償的理由。
四、因果關系,是指違法職務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可以讓國家承擔行政賠償責任的聯系。
原告王麗萍的15頭生豬因長時間受熱受壓而死亡,是被告縣交通局的工作人員在執行暫扣車輛決定時實施了不合理、不適當的行政行為造成的,二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暫扣車輛的行政決定是縣交通局工作人員自主執行的,因執行措施不當造成的后果,自然應由縣交通局承擔。
綜上,原告王麗萍因被告縣交通局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的行政行為給自己造成了財產損害,起訴請求賠償,其訴訟請求合法,應當支持。扣除出賣死豬得款390元,王麗萍遭受的經濟損失是10500元,縣交通局應當賠償。王麗萍請求賠償交通費1700元,但其提交支持該請求的相應證據無法核實認證,故對該部分請求不予支持。本案證據足以證明,15頭生豬是因小四輪車被扣后,長時間在傾斜的車斗內擠壓受熱而死亡;扣車地點離生豬收購點遠遠超出200米,王麗萍在離開車輛運送的情況下,無法保證生豬安全;出售生豬必須經過檢疫,王麗萍把生豬賣給開封貿易實業公司,如何履行檢疫手續,如何成交,財產所有權何時轉移,是雙方約定范圍內的事務,他人無權干涉;到了開封后發現的死豬也屬于王麗萍所有。縣交通局關于王麗萍應當向小四輪車主索賠,生豬因中暑死亡證據不足、王麗萍不應坐視損失擴大以及對運抵開封后死亡的生豬沒有索賠權等辯解理由,不能成立。據此,中牟縣人民法院于2002年3月19日判決:
被告縣交通局于2001年9月27日上午扣押原告王麗萍借用的3臺小四輪拖拉機車頭造成王麗萍的生豬死亡的行為違法。
被告縣交通局于判決生效之日起3日內賠償原告王麗萍經濟損失10500元。訴訟費430元,由被告縣交通局負擔。
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一審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比例原則的精髓之一就是在比較公益與私益的大小之后——取大而舍小。通常情況下,公益大于私益,但并不絕對,也有例外。例如本案,三個人未交養路費,每人需交720元,合計2160元。這是國家應該獲得的利益。原告的31頭生豬按照賤賣的價格是每公斤6.6元,按每頭豬110公斤計算,合計22506元。這是原告至少應該實現的利益。兩相對比,私益是公益的十倍有余。孰大孰小,清晰明確。采取強制扣押行為,必然會導致間接相對人的損害結果發生,這樣的因果關系,正常理性足以判斷。執法人員明知損害結果的發生而采取放任的態度,已經構成間接故意。在公益與私益不能兩全的情況下,利大者優先,而并非——公益優先。在本案中,執法人員按照如下兩種方式處置是合乎情理和法理的:
1、在時間、人員和其他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派執法人員跟隨欠交養路費的車輛,待其運送生豬完畢,再行扣押。
2、當上述條件不具備之時,寧可放過欠交養路費的車輛,使稅費流失,也不能強行扣押。“可以暫扣車輛”(言外之意:“也可以不暫扣車輛”),其實法律已經留出了裁量的空間。這種情況可以歸入——執法不能的范疇。這不僅不是玩忽職守,而恰恰是真正領會了法律的本來意圖,以國民的根本利益為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從而真正維護了法律的尊嚴。
第三篇:香港居民蔡文祥訴王麗心離婚訴訟管轄權異議案
香港居民蔡文祥訴王麗心離婚訴訟管轄權異議案
案情
原告:蔡文祥,男,40歲,籍貫福建晉江市,香港居民,現住香港北角和富道。被告:王麗心,女,38歲,籍貫福建晉江市,香港居民,現住香港九龍土瓜灣。原告蔡文祥為香港居民,與被告王麗心經人介紹于1980年11月按民俗舉行婚禮,于1981年在福建省晉江市補辦結婚登記手續。婚后感情尚好,生育一男一女,兩子女隨 被告在晉江舍井生活。1992年6月18日,被告王麗心以會夫為由獲準攜兩子女往香港 定居。原、被告在共同生活期間,未能正確處理夫妻關系而產生糾紛,造成雙方于1994 年10月分居生活,原告蔡文祥據此于1994年12月6日向晉江市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 訟。1995年12月25日,晉江市人民法院以原、被告實際分居時間短,夫妻感情尚未 破裂為理由,判決不準原告蔡文祥與被告王麗心離婚。1997年1月14日,原告蔡文祥 再次向晉江市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訴稱:與被告王麗心婚后感情一般,經常產生糾紛,并于1994年10月分居生活。1994年12月6日向晉江市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被判決不準離婚。判決之后,雙方仍分居至今,夫妻已無和好可能,感情確已破裂,故再次 提起訴訟,請求判決準予離婚,子女由原告撫養。
被告王麗心在答辯中提出管轄權異議,稱: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是原告的重婚行
為。本訴訟案并非一般普通離婚案,它涉及在港的重婚問題,在香港可一并審理。離婚案的 雙方當事人及其子女戶籍、生活均在香港,應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受理,以香港法例解決較為 實際;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擁有的共有房屋、物業等,大部分在港、澳,在香港訴訟較為 方便;現已向香港法援處申請離婚,且被接受交法院進行排期。請求將該案交由香港法院受 理。
審判
晉江市人民法院對王麗心的管轄權異議,經審查認為:原告蔡文祥與被告王麗心的婚
姻締結地在福建省晉江市,本院對該案具有管轄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三十八條之規定,該院于1997年8月12日作出裁定:
駁回被告王麗心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
被告王麗心不服一審裁定,向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訴稱:雖然雙方婚姻締
結地在福建晉江,但雙方及婚生子女長期居住在香港,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大部 分在港、澳,同時香港法院已接受上訴人的離婚申請。請求中級人民法院撤銷晉江市人民法 院民事裁定,由香港法院對本案行使管轄權。
被上訴人蔡文祥辯稱:雙方的住所地雖然在香港,但婚姻締結地在福建省晉江市,根 據有關規定,原審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
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查認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的婚姻締結地雖然在晉江市,但雙
方及其子女均居住在香港,且部分夫妻共同財產也在香港,為便利當事人訴訟和今后執行,本案應由當地法院管轄為宜,上訴人王麗心上訴的理由可以成立,原審裁定駁回王麗心對本 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不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的規定,該 院于1997年11月4日作出裁定:
撤銷晉江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本案由當事人直接向香港法院起訴。
第四篇:案例六 楊光群訴四川省瀘州市規劃建設局房屋 行政登記案
案例六 楊光群訴四川省瀘州市規劃建設局房屋 行政登記案
【案例索引】
一審:四川省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法院(2008)江陽行初字第09號(2008年5月16日)
二審: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瀘行終字第31號(2008年11月19日)
【案情介紹】
座落于瀘州市江陽區康樂路3號1幢2單元10號88.25平方米的私產住宅用房一套為楊光群所有。2006年3月2日,瀘州市房監所向該房屋所有權人楊光群填發了瀘市房權證江陽區字第0000104803號《房屋所有權證》。同年3月16日,瀘州市人民政府向楊光群頒發了瀘市國用第03669號《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在楊光群與韓家彬結婚前的2006年10月13日,楊光群對其所有的江陽區康樂路3號1幢2單元10號房屋,經瀘州市公證處予以公證,公證該房屋為楊光群個人婚前財產,屬楊光群一人所有。2006年11月8日,楊光群與韓家彬辦理結婚登記,2008年3月4日離婚。
楊光群以自己的瀘市房權證江陽區字第0000104803號《房屋所有權證》遺失為由,于2007年12月17日向瀘州市房監所申請掛失。該所經查,告知楊光群該房屋已設立了貸款抵押登記,楊光群稱自己從未向龍馬潭區安寧農村信用合作社借款,也未將自己的房屋設立過抵押登記,請求瀘州市房監所注銷該房屋的他項權證。瀘州市房監所以申請登記的資料齊全、登記符合法定條件為由而拒絕注銷登記申請。楊光群不服而訴至法院。
2007年6月28日,瀘州市房監所根據申請人提交的《瀘州市房屋他項權利登記申請表》、楊光群、韓家彬的身份證復印件、結婚證復印件、《房屋所有權證》、《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最高額抵押擔保借款合同》、《房地產抵押合同》、瀘州市龍馬潭區安寧農村信用合作社(該社2008年3月26日并人龍馬潭信用聯社,屬該聯社的分支機構)向瀘州市房監所出具的《房屋現狀說明書》和《承諾書》等材料,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城市房屋權屬登記管理辦法》的規定,經審查,認為符合抵押登記條件,予以 登記,并向抵押權人頒發了瀘市房江陽區他字第00054819號《房屋他項權證》。該證載明房屋他項權人為“瀘州市龍馬潭區安寧農村信用合作社”,房屋所有權人為“楊光群”。
在訴訟中,被告瀘州市規劃建設局提交的2007年6月27日《瀘州市房屋他項權利登記申請表》中,抵押權人簽章處蓋有“瀘州市龍馬潭區安寧農村信用合作社”印章,借款人簽章處有“楊光群”、“韓家彬”簽字并均捺有手印。同日簽訂的農信高抵借字(2007)第180號《最高額抵押擔保借款合同》中載明,貸款人為瀘州市龍馬潭區安寧農村信用合作社,借款人為楊光群,抵押人為楊光群、韓家彬。該合同借款人簽章處為“楊光群”并捺有手印。抵押人簽章處為“楊光群”、“韓家彬” 并均捺有手印。同日所簽訂的合同編號為2007.180的《房地產抵押合同》中載明,抵押人為楊光群,抵押權人為瀘州市龍馬潭區安寧農村信用合作社。該合同約定用以上房地產抵押,借款10萬元。該合同抵押人簽章處為“楊光群”(并捺有手印)和 “韓家彬”。
在訴訟中,原告楊光群稱自己沒有從事過上述借款、抵押、申請抵押登記等活動,并向法庭申請對《瀘州市房屋他項權利登記申請表》、《最高額抵押擔保借款合同》、《房地產抵押合同》上“楊光群”的簽名和捺的手印進行司法鑒定。一審法院依法委托瀘州科正司法鑒定中心對指紋和簽名筆跡進行司法鑒定。該司法鑒定中心于2008年3月6日作出瀘科司鑒中心痕鑒字第1號《楊光群指紋檢驗司法鑒定意見書》和瀘科司鑒中心(2008)文鑒字第2號《楊光群簽名筆跡檢驗司法鑒定意見書》,結論為:送檢的署名《瀘州市房屋他項權利登記申請表》、《最高額抵押擔保借款合同》、《房地產抵押合同》上“楊光群”三字簽名筆跡處印捺的指紋均不是楊光群的指紋、“楊光群”三字筆跡均不是楊光群書寫的。發生鑒定費4000元。
龍馬潭信用聯社以楊光群、韓家彬為被告,于2008年2月 22日向瀘州市龍馬潭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決解除借款合同,判決被告楊光群、韓家彬償還借款本金10萬元及利息。同時申請對抵押的房屋予以保全。龍馬潭區人民法院于 2008年2月25日作出龍馬民初字第243-1號民事裁定,對該房屋予以查封。該民事訴訟案件尚未審結。
原告訴稱:被告在辦理抵押登記時所依據的《瀘州市房屋他項權利登記申請 2 表》、《最高額抵押擔保借款合同》、《房地產抵押合同》上不是原告的簽名和捺印,因此缺乏真實性;同時沒有當面核實當事人的身份,當面簽字捺手印,屬程序違法。請求法院判令被告注銷《房屋他項權證》。
被告辯稱:按照《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規定,原告與第三人按要求提交了辦理抵押登記的所有資料,被告已盡謹慎的合理審核職責,辦理抵押登記合法。本案的鑒定結論不應作為證據使用,因為該鑒定結論與行政登記行為沒有必然的聯系。請求法院判決維持登記頒證行為。
第三人述稱:原告提供的辦理抵押登記的資料齊全,權屬清楚;被告作為法定的抵押登記機關,在辦理抵押登記時,已盡了合理合法的審査;被告依法頒發的《房屋他項權證》,應當受法律保護,從而才能保護第三人的利益。故應維持被告頒發的《房屋他項權證》。
【審判】
四川省瀘州市江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瀘州市規建局作為房地產管理部門,具有對本行政區域內的房地產抵押登記等職能。《城市房屋權屬登記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房屋他項權利登記,由權利人和他項權利人共同申請。《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房地產抵押登記,應當向登記機關交驗抵押當事人的身份證明或法人資格證明、抵押登記申請書、抵押合同、《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可以證明抵押人有權設定抵押權的文件與證明材料等。登記機關應當對申請人的申請進行審核,凡權屬清楚、證明材料齊全的,予以登記。對申請材料的真實性,房地產登記機關只能采取力所能及的實質審查標準,即審查法律、法規規定應提供的材料是否齊全完備,無明顯違法情形即可。本案中,申請抵押登記的當事人向被告提供了符合《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房地產權屬登記管理辦法》要求的文件,被告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定職責,審查后予以登記并頒證。其已盡到了合法、合理、審慎的注意義務,其登記行為合法。但由于申請抵押登記的當事人提供的文件中,“楊光群”處的簽字和捺的手印不具有真實性,根據《房地產 權屬登記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對申報不實的,登記機關有權注銷房屋抵押登記。因此,被告應當履行注銷房屋抵押登記的法定職責。《房地產權屬登記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房屋他項權利登記,由權利人(原告)和他項權利人(第三人)共同申請。本案中申 3 請人提交的材料中“楊光群”的簽名和捺的手印不是原告楊光群所為,由此發生的鑒定費4000元應由第三人龍馬潭信用聯社負擔。一審法院于2008年5月16曰作出如下判決:
被告瀘州市規建局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履行注銷瀘市房江陽區他字第00054819號《房屋他項權證》的職責。
案件受理費50元,鑒定費4000元,共計4050元,由被告瀘州市規建局負擔50元,由第三人龍馬潭信用聯社負擔4000元。
一審宣判后,第三人龍馬潭信用聯社不服,向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訴的主要理由是:
1、原判對《房屋權屬登記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所述“申報不實”的理解錯誤。申報不實是指申報的材料是虛假的,無效的。而本案所提交的材料盡管楊光群的簽名不是真實的,但材料上其他當事人的簽名是真實的。楊光群明知有此筆借款和抵押,不真實的簽名并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合同的效力也不屬于登記機關和行政訴訟審查范圍。
2、撤銷登記應以民事訴訟確認抵押合同無效為前提,否則,抵押登記被注銷,就會出現抵押合同有效,抵押權無法實現的矛盾。本案申報材料的有效性不屬于行政訴訟審查范圍。
3、原判決在認定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情況下卻又判決注銷該合法的具體行政行為,不符合法律的規定,導致認定的事實與判決結果自相矛盾。一審判決錯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
被上訴人瀘州市規建局辯稱:
1、房屋登記申報不實,依法應予注銷。上訴人龍馬潭信用聯社與不是楊光群的人申請房屋他項權登記,所提交的申請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不是楊光群的簽字,應屬申報不實。
2、被上訴人已盡到合理、合法、審慎的注意義務,沒有不當行為。由于申請人的身份不真實,才導致登記結果錯誤。一審判決并不矛盾。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被上訴人楊光群辯稱:楊光群并未向龍馬潭區安寧農村信用合作社借款,未與該社簽訂借款合同和房屋抵押合同,也沒有與該社共同申請房屋抵押登記。上訴人龍馬潭信用聯社也認可申請登記的材料不真實,依法應當注銷房屋抵押登記。一審判決正確,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 4 管理法》規定,國家實行房地產抵押登記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抵押物登記,應當向登記部門提供主合同、抵押合同、抵押物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證書。根據《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規定,房地產抵押,抵押當事人應當簽訂書面抵押合同。到房地產所在地的房地產管理部門辦理房地產抵押登記。該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辦理房地產抵押登記,應當向登記機關交驗抵押當事人的身份證明或法人資格證明、抵押登記申請書、抵押合同、《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或《房地產權證》,共有的房屋還必須提交《房屋共有權證》和其他共有人同意抵押的證明等文件。該辦法第三十條規定,登記機關應當對申請人的申請進行審核。凡權屬清楚、證明材料齊全的,應當在受理登記之日起7日內決定是否予以登記,對不予登記的,應當書面通知申請人。根據《城市房屋權屬登記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房屋他項權利登記,由權利人和他項權利人共同申請。該辦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
(一)項規定,申報不實的,登記機關有權注銷房屋權屬證書。根據上述法律規定,申請房地產抵押登記,必須由權利人和他項權利人共同申請,申請人向房屋登記機關交驗的主要證明材料必須齊全并且真實。本案申請材料雖然齊全,但登記申請書和兩份合同上的簽字以及所捺的手印均不是楊光群本人所為,作為一方當事人的上訴人龍馬潭信用聯社對此并未陳述形成不真實的原因和理由。上訴人稱楊光群明知有此筆借款和抵押,但未向法庭提供相應證據。在楊光群不認可的情況下,不能證明是共同申請。一方申請人的不真實應屬申報不實。登記機關依據不真實的申請實施的登記行為不具有合法性,依法應當予以糾正。
抵押合同是抵押登記的必備條件之一,但不是抵押登記的唯一條件,還需要具備其他法定條件。如果其他法定條件不具備,那么登記行為也不具有合法性。合法的抵押登記行為,必須是抵押合同有效。而抵押合同有效,不等于登記行為合法。本案即使抵押合同有效,也不能證明登記行為合法。一審判決并沒有確認合同的效力問題,而是認定合同上“楊光群”簽字不真實這一事實。
登記機關巳盡到審查注意義務只能證明其自身無過錯,但不等于登記行為必然合法。一審判決認為登記機關“已盡到了合 法、合理、審慎的注意義務,其登記行為合法”的理由不當,依法予以糾正。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雖然理由有所不妥,但結論并無不當。上訴人請求依法改判的上訴理 5 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據此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于2008年11月19日作出如下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50元由上訴人瀘州市龍馬潭信用聯社負擔。【法律問題】
1、房屋登記機構無過錯的抵押登記行為是否必然合法?
2、注銷抵押登記的行政訴訟是否要以抵押合同無效之訴為前提?
3、不動產登記申請是否適用表見代理?
第五篇:王長淮訴江蘇省盱眙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行政確認案
王長淮訴江蘇省盱眙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行政確認案(2011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1]第9期出版)裁判摘要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的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這里的“工作場所”,是指職工從事工作的場所,例如職工所在的車間,而不是指職工本人具體的工作崗位。職工“串崗”發生安全事故導致傷害的,只要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而發生的,即符合上述工傷認定條件,“串崗”與否不影響其工傷認定。原告:王長淮。
被告:江蘇省盱眙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
第三人:江蘇思達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王長淮因不服被告江蘇省盱眙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盱眙縣勞保局)工傷認定結論,向江蘇省盱眙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因本案被訴具體行政行為與江蘇思達醫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思達公司)有利害關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法院通知其作為本案的第三人參加訴訟。
原告王長淮訴稱:2007年起原告進入思達公司工作。2008年5月22日,公司的車間主任徐建華安排原告打掃衛生時告知原告次日跟隨張海軍師傅后面工作。休息時,原告看見張海軍備料至工作臺,想提前熟悉情況,即跟隨張海軍到工作臺旁觀看張海軍操作。由于設備故障,回收酒精崗位發生酒精溢料事故,隨時有爆炸可能,工人均從工作現場窗戶跳出。原告在跳落地面時雙足摔傷,經盱眙縣中醫院診斷為雙側跟骨骨折。2009年2月21日原告向被告盱眙縣勞保局申請工傷認定。被告于2009年4月16日認定原告受傷事故因串崗而不屬于工傷。原告遂請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認定原告為工傷的具體行政行為。
原告王長淮提供了以下證據:
1.被告盱眙縣勞保局于2009年4月 16日作出的盱勞社工傷認字(2009)第011號《盱眙縣工傷認定決定書》,盱政行復決字(2009)第4號《盱眙縣人民政府行政復議決定書》,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存在;
2.盱眙縣中醫院出院記錄,證明原告王長淮受傷住院診斷為雙側跟骨骨折的事實;
3.原告王長淮的陳述,證明其在打掃衛生過程中,車間徐建華主任告知原告次日跟張海軍師傅后邊做。原告等幾人打掃完衛生后在休息時,看張海軍拖料來到回收酒精車間,原告跟張海軍師傅到回收酒精工作臺后發生事故過程的事實;
4.原告王長淮同班組同事何建東的證詞,證明何建東聽到徐建華對王長淮說過次日跟張海軍后邊做,隨后王長淮跟張海軍去到回收酒精車間,再后發生事故及公司安排其去醫院護理王長淮的事實。被告盱眙縣勞保局辯稱:2008年5月 22日上午,公司車間主任徐建華安排原告王長淮打掃衛生,張海軍等人在回收酒精崗位操作設備;原告打掃衛生過程中擅自串崗至回收酒精崗位。當日10時左右,由于設備故障,回收酒精崗位發生溢料事故,原告不了解該崗位情況,慌亂中從窗戶跳下去,造成其雙側跟骨骨折后果,不屬于工傷。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盱眙縣勞保局提供了以下證據:
1.盱眙縣工傷認定決定書及送達回執,盱眙縣人民政府復議決定書,證明原告王長淮申請、被告盱眙縣勞保局依法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及復議結果;
2.盱眙縣中醫院出院記錄,證明原告王長淮受傷住院救治事實;
3.車間主任徐建華及車間員工張海軍的證詞,證明事發當日原告王長淮串崗至回收酒精崗位,因發生溢料事故而受傷的事實;
4.原告王長淮的陳述,證明徐建華主任在事發當日上午,安排王長淮打掃衛生過程中,同時安排原告次日跟張海軍后面學習回收酒精崗位操作,隨后王長淮看到張海軍備料,跟其上了對面的操作間,之后發生事故的事實。
第三人思達公司委托代理人認為:被告盱眙縣勞保局作出的工傷認定符合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告王長淮的工作場所是一車間,應從事打掃衛生工作,而事故發生時,原告在另一車間看報紙,不是基本的工作場所,也不是因工作原因,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第三人思達公司提供了以下證據:
1.盱眙縣工傷認定決定書,證明被告盱眙縣勞保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
2.公司車間主任徐建華、員工張海軍的證詞,證明事故發生當日原告王長淮串崗至回收酒精崗位,發生酒精溢料事故后受傷的事實經過。
3.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以證明第三人思達公司依法設立。盱眙縣人民法院依法組織了質證:
關于被告盱眙縣勞保局提交的證據。被告提供的證據1-2,證明原告王長淮受傷救治經過、工傷認定事實,申請復議經過,訴辯雙方及第三人對證據的真實性均不表異議,法院予以確認。被告提供的證據 3-4以證明原告擅自到其他崗位從事與其本人職務無關的行為,原告質證認為,徐建華安排打掃衛生是事實,但徐建華還口頭安排原
告第二天跟隨張海軍干回收酒精車間的工作。原告對張海軍證詞認為不屬實。法院對原告當日受徐建華主任安排打掃衛生事實予以確認。關于原告王長淮舉證的部分。原告舉證的證據1-2,與被告盱眙縣勞保局舉證的證據1-2相吻合,予以確認。原告舉證的證據3,被告認為,被告提交法庭的證據材料中也有證人何建東的證言,證明當日原告過去是串崗。第三人思達公司認為,何建東不可能聽到徐建華安排王長淮工作,事發當日,原告應該打掃衛生,原告到張海軍崗位屬于串崗。法院認為,原告舉證的何建東證詞,其證實聽到徐建華安排王長淮第二天跟張海軍后邊干即指回收酒精工作。原告在被告調查時也曾陳述相同內容。綜合上述證據分析,原告在打掃衛生過程中,徐建華主任安排原告第二天去跟張海軍后邊干這一事實,能夠予以確認。
第三人思達公司舉證的證據1-2,同被告盱眙縣勞保局舉證的證據1、3,其關聯性、合法性、真實性在被告舉證時已認證。第三人舉證的證據3,法院予以確認。
盱眙縣人民法院一審查明:
原告王長淮自2007年進入第三人思達公司工作,與第三人之間形成勞動關系。2008年5月22日上午,公司車間主任徐建華安排原告打掃衛生。原告在打掃衛生過程中,徐建華亦安排原告王長淮次日跟張海軍后邊工作,當張海軍備料到回收酒精車間時,原告跟其到回收酒精車間觀看學習便于次日跟崗。恰遇回收酒精崗位發生酒精溢料事故,原告為避險,慌亂中從窗戶跳出,摔傷雙足,公司車間主任等人迅速將原告送往盱眙縣中醫院救治。經醫院診斷為雙側跟骨骨折。公司支付了醫藥費。2009年2月21日,原告向被告盱眙縣勞保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被告受理后進行立案調查,于2009年4月16日作出盱勞社工傷認字(2009)第011號工傷認定決定,認定原告不屬于工傷。原告不服,于 2009年5月10日向盱眙縣人民政府申請復議,2009年6月8日盱眙縣人民政府作出復議決定,維持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原告王長淮在換崗時因事故受傷能否認定為工傷。
盱眙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五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工傷保險工作”,被告盱眙縣勞保局具有負責工傷認定的法定職責。該《條例》第十四條規定:“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工傷:(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這里的“工作場所”,是指職工從事工作的場所,例如職工所在的車間,而
不是指職工本人具體的工作崗位。被告盱眙縣勞保局認為原告因“串崗”受傷不能認定為工傷,對此法院認為,首先,原告王長淮臨時更換崗位是按照管理人員即車間主任的安排進行的,并不是擅自離崗換崗,不屬于“串崗”,應為正常工作變動;其次,即使認定原告上班期間“串崗”行為成立,原告僅是違反了相關企業管理制度,其只導致具體工作崗位及相關工作內容有所變動,并不能改變原告仍在工作場所內工作的事實,因此“串崗”行為應由企業內部管理規章制度調整,不能因此影響工傷認定。原告是在第三人思達公司上班期間處于工作場所并因該公司設備故障安全事故導致傷害,符合工傷認定條件,被告作出原告不屬于工傷的具體行政行為與法律相悖。
綜上,被告盱眙縣勞保局作出的認定原告王長淮不屬于工傷的具體行政行為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依法應予撤銷。對原告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盱眙縣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1、2目的規定,于2009年7月29日判決:
一、撤銷被告盱眙縣勞保局作出的盱勞社工傷認字(2009)第011號工傷認定決定書。
二、責令被告盱眙縣勞保局在六十日內重新作出認定原告王長淮為工傷的具體行政行為。
本案訴訟費用100元,由被告盱眙縣勞保局負擔。
一審宣判后,法定期間內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