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倉儲合同糾紛案例

倉儲合同糾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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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8 12:15:15 作者：合同法律師 來源： 瀏覽：0次 文字大小：【大】【中】【小】上訴人（原審被告、反訴原告）上海市寶山區三聯五金廠，住所地上海市寶山區富錦路1588號。

法定代表人沈芳，廠長。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反訴被告）上海盈動實業有限公司，住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鎮新建新村29號。

法定代表人劉翌峰，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王棟，該公司工作人員。

被上訴人（原審第三人）上海寶瀛倉儲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富盛經濟開發區。

法定代表人袁應杰，經理。

委托代理人周建國，該公司工作人員。

上訴人上海市寶山區三聯五金廠因倉儲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2004)寶民二(商)初字第876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上海市寶山區三聯五金廠法定代表人沈芳、委托代理人黃俊英，被上訴人上海盈動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盈動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棟、鮑方舟，被上訴人上海寶瀛倉儲有限公司（下稱寶瀛公司）委托代理人周建國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1、2003年11月27日，上訴人與盈動公司簽訂協議書一份，約定：盈動公司于2002年度儲存于上訴人倉庫進口金屬卷材 2,305.772噸，后其中99.055噸失竊，現經雙方協商，上訴人愿意賠償盈動公司，以每噸成本價3,829元計算，共計379,281.60元。扣除倉儲費 34,586.60元（再扣除2003年1月25日至2003年11月27日的倉儲費4,695元），剩余34萬元上訴人于 2004年6月30日前支付14萬元，2005年6月30日、2006年6月30日前各支付10萬元。協議落款處加蓋了上訴人和盈動公司的公章，由高志明代表上訴人簽名。

2、2001年12月20日，上訴人與寶瀛公司簽訂倉庫租借合同一份，約定：上訴人出租給寶瀛公司富錦路1588號南側倉庫四幢，及現有的辦公、生活用房；上訴人提供用電、用水、電話等設施，費用由寶瀛公司自理；上訴人委派出納負責寶瀛公司經濟往來結算，并優先支付房租；寶瀛公司留用上訴人基本職工九名，并負責管理，月工資參照2001年標準，其他福利標準及工資發放形式由寶瀛公司自定；合同起始日為2002年1月1日。合同落款處加蓋了上訴人的公章和寶瀛公司的合同專用章，由高志明代表上訴人簽名。

3、2002年4月22日，2003年6月18日，盈動公司與寶瀛公司簽訂兩份倉儲合同，約定：盈動公司將各品種鋼材儲放于寶瀛公司的倉庫內，由寶瀛公司負責保管；寶瀛公司憑盈動公司的提單發貨，發貨前應與提單樣張核對；若因寶瀛公司工作失誤造成盈動公司的一切損失由寶瀛公司負責賠償。

4、2002年9月25日，寶瀛公司向公安機關報案并陳述：2002年6月27日，盈動公司將156件計995.915噸熱鍍鋅卷存放在寶瀛公司倉庫內。昨天下午5點，有人憑盈動公司的提單提走13件計99.055噸價值40萬元的貨物。后經盈動公司審核，提貨提單系偽造的。因此，寶瀛公司才知道貨物被騙取，故來報案。公安機關至今尚未結案。

5、2003年1月15日，盈動公司持協議書一份至寶瀛公司處，要求寶瀛公司簽名蓋章確認，但寶瀛公司未予簽署。該份協議書載明：由寶瀛公司賠償盈動公司被失竊貨物損失344,695元，于2004年9月30日前付清。其余內容與2003年11月27日上訴人與盈動公司簽訂的協議書內容一致。

因上訴人未按賠償協議的約定向盈動公司賠款，盈動公司遂訴至原審法院，要求上訴人支付首期賠償款14萬元。

上訴人原審中辯稱，失竊貨物的倉庫事實上由寶瀛公司租賃和經營，故寶瀛公司應對盈動公司丟失的貨物承擔賠償責任。上訴人當時的負責人高志明在對事實和法律上有重大誤解的情況下而與盈動公司簽訂了賠償協議，且盈動公司故意隱瞞了寶瀛公司系賠償責任人的事實，故上訴人提起反訴，請求法院撤銷其與盈動公司簽訂的賠償協議。

被上訴人寶瀛公司原審中述稱，雖然其與上訴人簽訂了倉庫租借合同，但自2002年9月1日后因高志明獨攬審批權，故倉庫雖以寶瀛公司名義對外開展業務，但實際經營方為上訴人，所以寶瀛公司拒絕了盈動公司向其提出的賠償請求；上訴人認為存在重大誤解的理由與客觀事實不符。

原審審理中，盈動公司明確表示在本案中不要求寶瀛公司承擔付款責任。上訴人則陳述為收回寶瀛公司所欠租賃費用，對寶瀛公司支出是否合理進行了審核。

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簽署賠償協議時的負責人高志明，也是上訴人與寶瀛公司簽訂租賃合同時的代表人，上訴人又確認為收回寶瀛公司所欠租賃費用，對寶瀛公司支出是否合理進行審核，故上訴人對寶瀛公司租賃倉庫經營的情況是清楚的，也應明了盈動公司丟失貨物的情節。上訴人在賠償協議上簽名蓋章確認應視為主動承擔債務的真實意思表示，上訴人稱簽署賠償協議時存在重大誤解的辯稱理由缺乏依據，無法采信，故對上訴人要求解除賠償協議的反訴請求不予支持。上訴人應當按照賠償協議的約定賠款。據此判決：

一、上訴人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盈動公司14萬元；

二、上訴人的反訴請求不予支持。本訴受理費4,310元，由上訴人負擔;反訴受理費50元由上訴人負擔。

判決后，上海市寶山區三聯五金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人訴稱，盈動公司只與寶瀛公司建立倉儲合同關系，與上訴人無法律關系，故對于盈動公司儲存貨物被騙的賠償主體應是寶瀛公司，而不是上訴人。高志明系基于對該法律關系的重大誤解才與被上訴人簽訂了賠償協議，且賠償協議內容的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顯失公平，上訴人有權撤銷該協議。故上訴堅持要求撤銷賠償協議，上訴人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被上訴人盈動公司辯稱，高志明對于盈動公司儲存貨物被騙的情況是清楚的，其作為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對于與盈動公司簽訂賠償協議的法律后果也是知道的，不存在重大誤解。賠償協議的性質是上訴人自愿承擔對盈動公司的賠償責任，屬于單務合同，故亦不存在顯失公平，上訴人應當依照協議賠償。故不同意上訴請求，要求維持原判。

被上訴人寶瀛公司辯稱，原審判決符合事實，高志明自2002年9月起就實際控制了寶瀛公司的經營，而且在同年12月和寶瀛公司的周建國一同到盈動公司處與盈動公司人員協商有關貨物被騙一事的處理，寶瀛公司拒絕在盈動公司擬定的賠償協議上簽字也是高志明的意見，故高志明對整個事情經過是清楚的。上訴人應對貨物被騙承擔賠償責任。本院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無誤，本院予以確認。

另在二審中，上訴人申請高志明出庭作證。高志明在庭審中稱：其在簽訂賠償協議之前并不清楚寶瀛公司與盈動公司之間有倉儲協議，也不清楚盈動公司曾先向寶瀛公司提出索賠，否則不會簽賠償協議；2002年12月其是跟著周建國到盈動公司處，但不認識盈動公司的人，只知道去和貨主談要求少賠一點；其由于對法律知識的欠缺而與盈動公司簽訂了賠償協議。

對于高志明的證詞，盈動公司認為已過舉證期限，且高志明系上訴人工作人員，其陳述的內容不可信，故不應采納。寶瀛公司認為，寶瀛公司人員周建國在貨物被騙后，馬上電話告知了高志明，而且高志明參與了貨物被騙之后整個的報案和賠償協商的事宜。本院認為：

（一）雖然盈動公司和寶瀛公司之間定有倉儲協議，形成倉儲法律關系，盈動公司與上

訴人之間無倉儲法律關系，但是上訴人作為倉庫的實際所有人和出租人，其與盈動公司就貨物被騙一事訂立的賠償協議，在法律性質上屬于債務的承擔，即上訴人志愿加入有關責任人對盈動公司所負有的返還貨物或者賠償之債，自愿對盈動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對于債務承擔，債權人有權選擇原債務人或加入的債務人承擔債務，現盈動公司選擇上訴人作為賠償主體與法不悖，上訴人應當按照賠償協議履行賠償義務。

（二）高志明作為上訴人的負責人曾代表上訴人與寶瀛公司訂立倉庫租借協議，并在后期負責對寶瀛公司的支出進行審核控制，其理應對寶瀛公司的經營有所了解。高志明在二審中出庭作證已經超過舉證期限，且其證詞內容有不符常理之處，如其承認在2002年12月與周建國一起前往盈動公司處協商貨物被騙后的賠償事宜，卻又稱不知道協商的對象是誰，這些陳述內容矛盾，故本院對高志明的證詞不予采信。重大誤解是指行為人對于客觀事物性質的認識錯誤，而行為人對法律知識的欠缺不能作為重大誤解的理由，這就好比違法者不能以其不懂法律為由而逃避應承擔的法律責任。賠償協議的內容本身就是上訴人加入他人應負的賠償之債，自愿向債權人盈動公司作出賠償承諾，故協議約定的權利義務雖然是單向的，但并不構成顯失公平。上訴人要求撤銷該賠償協議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上訴人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納。上訴人應當按照賠償協議的約定向盈動公司承擔賠償責任。上訴人作為債務的加入方向盈動公司賠款之后，可以向相關責任人另行主張賠償款的承擔問題。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4310元，由上訴人上海市寶山區三聯五金廠負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馬昌駿

代理審判員 朱志紅

代理審判員 徐子良

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書 記 員 趙 煒

第二篇：倉儲合同糾紛案例

倉儲合同糾紛案例

案情簡介：

原告李某訴稱，2004年原告承包了冷庫，2004年9月5日翟某與李某簽訂倉儲合同，約定儲存蘋果為160噸，每噸160元。合同簽訂后，翟某說資金緊張，暫時不能支付2萬元的定金，寫下欠條一張。合同約定，自2004年9月5日后開始入庫，可被告遲遲不見行動，過一段時間后，原告問被告，被告說這個庫我一定包，等一段時間再入庫。直到最后，被告也未儲存蘋果，造成原告的冷庫閑置一季。減去各種費用，被告應支付原告因其違約而造成的各種損失48000元。法院判決如下：被告翟某于本判決生效后七日內賠償原告損失30000元。判決生效后，翟某不服，向檢察機關申訴。檢察院抗訴，原法院再審判決如下：

一、撤銷原判決。

二、駁回李某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由李某承擔。李某不服再審判決，判決生效后，向中級法院申請再審，中級法院決定提審。

辦案過程：

律所接受再審申請人李某委托，指派本律師承辦本案，律師認真研究案情后，認為本案涉及的法律問題有以下幾點：

1、原再審判決是否正確。

2、倉儲合同是諾成性合同還是實踐性合同。

3、倉儲合同是否解除。本律師及時到法院閱卷，并認真分析。

本律師提出以下代理意見：

一、李某與翟某簽訂的倉儲合同是雙務、有償、諾成性合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81條規定：“倉儲合同是保管人儲存存貨人交付的倉儲物，存貨人支付倉儲費的合同。”雙務、有償性顯而易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82條“倉儲合同自成立時生效”之規定，確認了倉儲合同為諾成性合同，而不是等到倉儲物交付才生效。倉儲合同為諾成性合同，這一點顯著區別于實踐性的保管性合同，即合同從成立時即生效，而不是等到倉儲物交付才生效，這一點在《合同法》上明確定義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在倉儲合同中，保管人是具有專業性和營利性的從事倉儲營業服務的民事主體，合同一旦成立，在倉儲物交付之前其必然要耗費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為履行合同做必要準備，若存貨人此時反悔不交付貨物，必然 給對方帶來損失，若倉儲合同作為實踐性合同，則合同從交付之日才成立，從訂立合同到交付之間的這種損失只能依締約過失責任而不是違約責任請求賠償，作為諾成性合同則不同，只要雙方 達成一致協議、合同成立，則合同立即生效，雙方當事人必須受合同效力的約束，上述損失就可依違約損失獲得賠償。顯然法律的用意在于強調倉儲合同的嚴肅性、穩定性，任何一方在倉儲行為中都要做出慎重的、負責的意思表示，不可隨意為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本案雙方簽訂倉儲合同時就成立生效，合同內容明確具體，雙方都要受合同約束。

二、本案倉儲合同未解除。

倉儲合同的當事人如果需要變更或解除合同，必須事先通知另一方，雙方協商一致才可變更或解除合同。變更或解除合同的建議和答復，必須在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的期限內采用適當的形式提出。本案采用書面形式簽訂，也應采用書面形式解除才比較妥當。如果發生了法律或合同中規定的可以單方變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形，那么擁有權利的一方可以變更或解除合同，但本案不具有這種情形。證人邵某系翟某的合伙人，二人有利害關系，其證言不足以采信。證人尋某指證邵某是翟某的合伙人，尋某與本案及雙方當事人沒有利害關系，其證言足以采信。法院在再審過程中，李某在外地沒能參加訴訟，那么法院應通知原告李某參加或延期審理，因此再審程序是錯誤的。再審民事判決在原告沒能參加訴訟的情況下，也不存在不安抗辯事由（蘋果行情不好，是做生意過程中遇到的正常風險，而不是《合同法》第68條規定的不安抗辯事由，李某有能力正常履行合同義務，也是這樣做的），也不符合《合同法》

第94條合同解除規定的情況下，僅憑被告翟某的個人陳述，就認定倉儲合同已口頭解除，明顯證據不足，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本案定金合同成立但未生效，不影響倉儲合同成立生效、履行及違約責任的承擔。

三、因被告翟某違約，造成原告李某損失57600元。

倉儲合同約定李某為翟某儲存蘋果160噸，儲存費每噸360元，儲存期從2004年9月5日至2005年3月1日。合同簽訂后，李某信守約定，將其一個庫容為350噸的庫洞為翟某保留庫位。李某數次催促翟某前來入庫，但翟某說再等等，由證人常某、荊某證實。2005年1月中旬李某聯系不上翟某，但合同一直未解除，根據倉儲合同的特殊性，李某不能確定翟某能不能履行合同，李某仍為翟某保留庫位，直到2005年3月1日。翟某何時入庫，入庫多少，只要不超過約定噸數，這是翟某的權利，翟某合同期滿有支付倉儲費的義務，這時不支付倉儲費才構成違約，應賠償李某的損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392條規定：“儲存期間屆滿，存貨人或者倉單持有人應當憑倉單提取倉儲物。存貨人或者倉單持有人逾期提取的，應當加收倉儲費；提前提取的，不減收倉儲費。” 本案是諾成性合同，不存在李某未采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的問題。其它證據也證實李某的損失是57600元（360元/噸╳160噸=57600元）。

綜上所述，法院的再審判決是錯誤的，應予撤銷。

法院采納了本律師的代理意見。中級法院再審認為，倉儲合同為諾成性合同，合同自成立時生效，本案中李某與翟某簽訂的倉儲合同已經成立生效。主張法定解除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翟某稱雙方已口頭解除合同，但李某并不認可已接到解除合同的通知，證人邵某與翟某有利害關系，因此不能認定雙方已解除合同。翟某未按約定儲存蘋果，已經構成違約。雙方雖未約定違約責任的問題，但約定了定庫時繳納定金20000元，定金合同從實際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本案中翟某僅書寫了欠定金20000元的證明，故不能認為定金合同成立。但20000元可以作為違約金的約定，翟某應該承擔違約責任。李某在翟某違約的情況下，不及時解除合同，也未采取適當措施防止自身倉儲費損失的擴大，應當減輕翟某的責任。綜上，再審判決認定合同已經口頭解除，屬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撤銷。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判決翟某賠償李某30000元，屬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范圍，應當予以維持。

法院判決：

一、撤銷再審民事判決。

二、維持原審民事判決。

辦案體會：

律師承辦提審案件，說明案情復雜，不宜由原法院再審，提審案件判決為終審判決，承辦律師要高度重視，仔細審閱歷次案卷全部材料，找出對己有利的證據或材料，并向法官提供能支持自己主張的法律依據。如本案，雙方及法官對倉儲合同是否諾成性合同發生爭議，本律師向法官提供了倉儲合同為諾成性合同的法律條文，并進行了詳細闡述。本案沒有任何有效證據證實雙方已解除合同及法律規定。并與法官多次溝通，最終法官采納了本律師的代理意見，使案件得以正確判決。

第三篇：合同糾紛案例

1995年7月，原告海林公司與被告曉星公司協商買賣聚酯切片期間，收到曉星公司傳真來的購銷格式合同要約文本正背兩面。7月22日，雙方經協商一致后在格式合同的正面簽字。合同約定：買方海林公司、賣方曉星公司；買賣貨物聚酯切片1000噸；單價每噸1460美元；裝運期1995年8月20日前；付款方式是通過開立以韓國曉星公司為受益人、按提單日期第60天付款的不可撤銷遠期信用證支付；該信用證不遲于7月31日開出；如買方遲至8月1日未能將信用證電報影印件傳給賣方，賣方有權不經通知取消交易并保留向買方索賠合同金額5％的權利；賣方遲至8月20日仍未發貨，則買方保留向賣方索賠合同金額5％的權利。該格式合同的正面內容中未表明背面條款是否作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雙方當事人也未能就背面條款達成一致意見，故背面的仲裁條款不包括在合同中。7月26日，雙方又達成修改協議，將貨物價格由每噸1460美元修改為CNF廈門1455美元，付款日期由按提單日起第60天付款改為第45天付款。1995年7月27日，原告海林公司向香港新華銀行提出信用證轉讓申請，申請將其下家買方華榕公司根據與海林公司的合同約定，由中國工商銀行廈門分行開出、以海林公司為第一受益人、自提單日起第45天付款的不可撤銷遠期信用證，轉讓給南韓曉星公司。海林公司將這一轉讓用傳真通知了曉星公司駐廣州辦事處。同日，該辦事處表示拒絕接受轉讓的不可撤銷信用證，要求海林公司親自獨立開證。7月28日后，雙方多次傳真往來，曉星公司堅持不接受轉讓的信用證；而海林公司則認為轉讓信用證沒有違反合同約定和國際貿易慣例，并于7月31日通過香港新華銀行和漢城NOVASCOTIA銀行辦理了向韓國曉星公司的信用證轉讓手續。8月1日，曉星公司駐廣州辦事處又發來傳真，仍表示拒絕接受海林公司轉讓的信用證，并單方面宣布解除合同。8月20日，曉星公司未按合同約定履行交貨義務，并于8月22日告知海林公司，其已于8月21日通知漢城NOVASCOTIA銀行拒絕了香港新華銀行的轉證，信用證已經退回。8月25日，因海林公司沒有向華榕公司履行交貨義務，華榕公司向海林公司提出索賠要求。9月18日，海林公司與華榕公司簽訂了賠償協議，海林公司按照約定于10月17日向華榕公司支付了違約賠償人民幣67．5萬元。另查明：原告海林公司用于支付信用證轉讓手續費、郵政電報費等合計13043．04港元，支付律師代理費人民幣15萬元。

案例思考題：

1、海林公司與曉星公司簽訂的合同是否有效？為什么？

2、是哪家公司違反了協議？違反了哪些約定？

3、我國的合同法對違反合同后應承擔的責任是如何規定的？

案例點評：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第五條第三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未作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原告海林公司與被告曉星公司簽訂的買賣合同是符合國際貿易慣例和一般買賣習慣的，應為有效合同。海林公司履行了開證義務，其開證行為并不違反合同的約定和國際貿易慣例，曉星公司拒絕接受該信用證并宣布解除合同，拒絕發貨，其行為違反了涉外合同法第十六條關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任何一方不應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規定，實屬違約。涉外經濟合同法第十九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反合同的賠償責任，應當相當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曉星公司對因其過錯導致海林公司遭受的支付違約賠償金、轉讓手續費、律師費等損失應負賠償責任。海林公司在要求曉星公司承擔賠償責任后，還要求曉星公司按照合同約定承擔違約責任，給其支付違約金72750美元。因曉星公司承擔的賠償責任已大于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故海林公司的這一主張違反涉外合同法第二十條第二款的規定，不予支持。由于曉星公司已單方宣布解除合同，且海林公司也不請求繼續履行合同，故雙方簽訂的合同應當終止。曉星公司提出的反訴于法無據，應予駁回。據此，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判決：

一、被告曉星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向原告海林公司賠償人民幣82．5萬元、港幣13043．04元。

二、駁回原告海林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三、駁回被告曉星公司的反訴請求。案件受理費16545元，由被告曉星公司負擔11030元，原告海林公司負擔5515元。反訴受理費13465元由曉星公司負擔。被告曉星公司不服上述一審判決，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理由是：

1、被上訴人海林公司在本案中實施了兩個行為，即安排華榕公司申請開立信用證和向新華銀行香港分行申請將華榕公司開立的信用證轉讓給上訴人。安排華榕公司申請開立信用證與自己申請開立信用證是有區別的，因此這個行為不是海林公司履行開立信用證的義務。轉讓信用證，也不等同于自己申請開立信用證。況且轉讓是另一個民事行為，其前提必須是轉讓方與受讓方達成一致意見，轉讓行為才有效，否則無效。合同約定的付款方式是，海林公司不得遲于1995年7月31日開立以曉星公司為第一受益人、按提單日期第60天付款的（不可轉讓）不可撤銷的信用證。雖然在合同中沒有明確由誰申請開立信用證，但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應該認定為由合同的買方海林公司承擔申請開立信用證的義務。海林公司沒有履行開立信用證的義務，顯屬違約。

2、海林公司轉讓信用證，第一只給上訴人傳真來新華銀行香港分行的發電稿，不是信用證電報影印件；第二該發電稿只記載了開證行，沒有記載咨詢處，并且言明新華銀行香港分行對該信用證不負任何責任；第三該發電稿明確了轉讓行為的手續費由受讓方負責，增加了上訴人的費用；第四該發電稿給議付／押匯行的特別指示，不能保證上訴人按時收取貨款；第五是由于新華銀行香港分行作為中介銀行的介入，使上訴人收取貨款的途徑復雜化，增加了上訴人收款的風險。這些都將導致損害上訴人的利益。

3、《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以下簡稱UCP500）第四十八條規定，轉讓信用證的行為是一種特別行為，必須經轉讓方、受讓方和轉讓銀行的同意才能實施。海林公司未征得上訴人的同意就擅自轉讓信用證，這一行為不符合國際慣例。原審判決既不符合事實，也無法律依據，應當撤銷。

（二）1990年至1992年間，A廠多次向B廠供應毛條，累計價款1194萬余元。雙方每次供貨、提貨時，均記載了毛條的數量和價款，但始終未簽訂書面采購合同，也未約定付款的具體期限。期間，A廠曾多次向B廠催收部分貨款，但未提出清償全部貨款及利息的要求。與此同時，雙方間供、提毛條的業務仍在繼續進行；B廠在提貨時也曾多次向A廠支付過部分貨款。至今，兩廠間仍有590萬余元貨款未結清。A廠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B廠清償全部貨款和利息，并賠償其經濟損失。

案例思考：你認為A、B兩廠的買賣行為有合同嗎？

案例點評：A、B兩廠之間，雙方對彼此間存在著業務往來意思表示真實、內容合法，所供標的物及標的數量、價款一致的口頭采購毛條的事實均予以認可。雙方雖為以書面形式簽訂采購毛條的合同，也未就毛條的供貨時間、付款方式、供貨方式等做出約定，但因雙方對所供標的、標的數量等均無異議，根據我國《合同法》第12條的有關規定精神，已具備了合同成立的必備條款，且雙方對采購毛條及數量、價款等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因此，應認定雙方間口頭采購毛條的合同成立，雙方雖為就合同的付款期限作出約定，但并不影響本合同的成立。A、B兩廠在履行合同中，就付款的期限，通過再次協商的方式彌補不足。如雙方協商不成，A廠仍可隨時向付款義務人B廠主張權力，要求清償。

三

甲、乙公司于2001年4月1日簽訂買賣合同，合同標的額為100萬元。根據合同約定，甲公司應于4月10日前交付20萬元的定金，以此作為買賣合同的生效要件。4月15日，乙公司在甲公司未交付定金的情況下發出全部貨物，甲公司接受了該批貨物。4月20日，乙公司要求甲公司支付100萬元的貨款，遭到拒絕。經查明：甲公司怠于行使對丙公司的到期債權100萬元，此外甲公司欠丁銀行貸款本息100萬元。4月30日，乙公司向丙公司提起代位權訴訟，向人民法院請求以自己的名義代位行使甲公司對丙公司的到期債權。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定乙公司的代位權成立，由丙公司向乙公司履行清償義務，訴訟費用2萬元由債務人甲公司負擔。丁銀行得知后，向乙公司主張平均分配丙公司償還的100萬元，遭到乙公司的拒絕。

要求：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分別回答下列問題：（1）甲、乙公司簽訂的買賣合同是否生效？并說明理由。（2）簡述乙公司向丙公司提起代位權訴訟時應當符合的條件。（3）丁銀行的主張是否成立？并說明理由。（4）人民法院判定訴訟費用由甲公司負擔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并說明理由。

【答案】（1）買賣合同生效。根據《擔保法》的規定，當事人約定以交付定金作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給付定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經履行或者已經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響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在本題中，甲公司雖未按照合同約定交付定金，但乙公司已經交付全部貨物并且甲公司接受了貨物，視為主合同已經履行。（2）根據《合同法解釋》的規定，債權人提起代位權訴訟時，應當符合下列條件：①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合法；②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③債務人的債權已經到期；④債務人的債權不是專屬于債務人自身的債權。（3）丁銀行的主張不成立。根據《合同法解釋》的規定，債權人行使代位權，其債權就代位權行使的結果有優先受償權利。在本題中，債權人乙公司就其代位權行使的結果享有優先受償的權利，因此丁銀行的主張不成立。（4）人民法院判定訴訟費用由甲公司負擔不符合法律規定。根據《合同法解釋》的規定，在代位權訴訟中，債權人勝訴的，訴訟費用由次債務人負擔。在本題中，訴訟費用應當由次債務人丙公司負擔。

第四篇：合同糾紛案例

“七通一平”是指土地開發程度，即宗地外通路、通電、通信、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氣、通熱力及宗地內土地平整。

案例一、一起沒有施工企業資質的分包隊伍，起訴索要建設工程分包合同欠款糾紛的二審案件：

某村辦的施工隊從黃務建筑公司某處手里承接了某開發公司一宿舍樓工程的勞務部分，當時雙方沒有簽定書面合同。后因開發公司撥款不及時，該施工隊向某區法院起訴索要工程款，區法院經委托鑒定，按照非等級的資質等級為該施工隊確定了與黃務公司結算的決算，并以此為據判令黃務公司償還該施工隊工程款十余萬元。

一審判決后，黃務公司提起上訴并找到律師，請求代理二審訴訟。律師在調查政府有關部門后，取得證據證明該被上訴人沒有任何資質等級。據此向二審法院從多方面說明非等級與沒有資質等級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在當時將建筑施工企業的資質等級劃分為一、二、三、四與非等級的情況下，非等級也就是俗稱的五級，其本身就是一個資質等級，而不能簡單理解為沒有資質的通通都是非等級。通過律師大量的工作及耐心的說服，最終二審法院僅判令黃務公司償還該施工隊一萬多元。

案例

二、對中途停建（半拉子）工程的拖欠款處理

某施工企業承建的新世界商廈附樓商住工程，因合作投資的幾方資金均未落實，使得工程幾度停工。后該施工企業委托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向人民法院起訴索要已經墊入的資金。由于該工程的停頓正是由于資金不足，而前述律師又僅僅提出了索要欠款的訴訟請求，對后期工程如何施工，再發生欠款如何解決等問題都沒有提出意見，而這一切必然導致人民法院對案件的處理停留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被動局面，而施工企業也陷入了要完前段工程款，再墊資施工，施工一段后再起訴索款的怪圈當中。

在此情況下，該施工企業將原聘用的律師辭去委托后，委托其他律師繼續代理該案。該律師接手案件后，經調查提出變更訴訟請求為：解除施工合同；償還拖欠款并賠償停工等損失。從此以后，該案的審理進入了“快車道”，人民法院很快就作出判決，全面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案例

三、中途停建（半拉子）工程的拖欠款處理

（二）位于煙臺開發區一條主干道路邊的某工程，因業主建設

資金不足導致工程長期停頓，施工企業墊入的工程款收回無期。在此情況下，律師向該施工企業提出盡快起訴索款的法律意見，被該施工企業采納并委托律師辦理。起訴的同時原告申請了財產保全申請，查封了主體已經完工的工程。在本案訴訟過程中，因業主尚欠銀行貸款，被銀行起訴后，廠區內的土地使用權又被人民法院另案查封。上述兩案作為債權人的勝訴是沒有問題，關鍵是當事人在房屋、土地被人民法院兩個裁定查封后，怎樣盡快將勝訴轉化為勝果，亦即執行難的問題如何解決。在此背景下，律師經了解得知，債權銀行對兩臺大宇牌挖掘機又有債權，通過工作能夠拿到手，而該挖掘機對銀行來說，處理起來也不容易，但對于該施工企業來說，用途廣泛。因此，向經辦執行案件的人民法院大膽地提出先協調銀行拿到挖掘機，要銀行用挖掘機交換施工企業申請法院查封的房產，最后由銀行取得債務人院內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全部權利，便于其出售變現的整體思路。

最后的結果，施工企業收回了全部欠款及部分利息，債權銀行收回了貸款，一度停建的半拉子工程，經人民法院拍賣易手后，由新業主繼續投資完成后投入使用。

案例

四、延期竣工應承擔違約責任——為業主代理的一起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案例

在律師代理的案件當中，多數是為原告即施工企業代理，作為被告代理人，即為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業主代理的案件，同樣也有出色的表現。

中國某建設公司訴開發區某企業拖欠工程款，原告起訴的標的額為本金1400余萬元及欠款利息。律師在接受委托后，經過認真查閱相關原始證據，建議當事人提起反訴，反訴理由是因為工期拖延，按照合同應承擔逾期竣工違約金。

至此本案當中，雙方當事人本訴、反訴的總額達到三、四千萬元。律師經過精心準備，在法庭上發表了五千余言的代理詞，重點闡述了反訴被告未按期履行交工驗收的義務，并提請法庭注意建設部的有關規章及國家的驗收規范等規范性文件。

律師憑借其深厚的建筑業專業知識，再次為當事人提供了優秀、到位的法律服務，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反訴被告向反訴原告承擔違約金11902221.46元。

一審判決后，施工單位上訴被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

案例

五、對一起合作建房糾紛的代理

律師不但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當中有出色表現，在房地產案件的代理過程當中，也不乏上乘之作。

某建筑公司以國有劃撥土地出資與某開發公司合作建房。房屋全部建成后，由于銷售不暢，導致開發公司拖欠建筑公司部分款項，該建筑公司遂向人民法院起訴索款，并將合作所建房屋申請人民法院進行了查封。這一切對于東挪西湊好不容易將房屋建成的開發公司來講，無疑是雪上加霜。

律師接受開發公司委托后，仔細研究了雙方當事人的合同，建筑公司作為出資的土地的性質等，果斷地提出該合作合同應是無效合同，開發公司出全資建成了房屋，在這種情況下，建筑公司的訴訟請求沒有法律根據。鑒于雙方當事人有著良好地合作關系，律師一邊向人民法院對查封裁定提出復議申請，一邊主持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避免兩敗俱傷。最終人民法院采納了律師的意見，解除了對房產的查封。雙方當事人經過律師的辛勤工作，也通過調解結案，取得了雙贏的結果。

案例

六、2001年9月，在煙臺某建設公司訴煙臺某置業公司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糾紛案件中，王金柱律師被所里指派代理建設公司參加訴訟。本案的事實較為清楚，置業公司欠付建設公司工程價款，建設公司多次索要未果，故起訴。庭審中，雙方對欠款數額沒有異議。我方認為欠款應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計息，但被告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只應按存款利率計息。被告的依據是雙方簽定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某條協議條款，認為該條約定了利息計算應按銀行存款利率；我方經詳細研究合同，認為該條是對違約金利息的約定，而非工程價款的利率約定，合同約定被告不即使支付工程款的違約責任應按照合同條件執行，合同條件未約定利率，而我方具有替被告墊付款項的事實，被告又拖欠兩年之久，具有實際損失，被告應按照貸款利率支付。王金柱律師據此向法庭發表了代理意見，并強調被告拖欠款項的事實及按照貸款利率計息更能突出制裁違約方，保護守約方的社會意義。法庭最后采納了王金柱律師的觀點，判決被告付款并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利息。盡最大程度的維護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本案中，雖然按銀行貸款或存款利率計息在利息總額上不會有太大差距，但本案的判決結果，更能突出保護守約方、制裁違約方的法律價值，同時也會產生良好的社會影響，并為以后同樣的案件提供了判決依據。

第五篇：合同糾紛案例

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造價鑒定糾紛案

[ 2011-10-31 22:48:00 | By: wangfulilawyer ]

基本案情

2000年，申請人某施工單位與被申請人某銷售商簽訂展廳基礎土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采用固定價格一次包死方式，總價為34萬元。工程施工中，被申請人又將展廳裝修、電器安裝、室外雨污水等附屬工程以口頭委托方式交由申請人施工，并就該部分合同外工程項目預支工程款190余萬元。整個工程竣工后，申請人依據施工合同爭議解決條款提請仲裁，要求申請人支付剩余工程款項及逾期付款的利息總計200余萬元。

工程造價鑒定愈來愈成為建設工程糾紛的舉證手段

隨著我國的建筑行業的迅猛發展，隨之出現糾紛、訴訟也就不可避免，工程造價往往是建設工程合同當事人經常發生爭議的問題。在本案中，雙方亦就價款爭議內容提出了造價鑒定的申請。仲裁機構根據雙方申請，就工程造價這一專門性問題委托專業性鑒定機構進行造價鑒定，由此啟動了建設工程造價的司法鑒定程序。

工程造價的鑒定確認應當遵循當事人約定優先原則

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的體現，根據《合同法》的自愿與誠實信用原則，只要當事人的約定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管雙方簽訂的合同或具體條款是否合理，審判機關在處理案件時都應該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鑒定機關的鑒定工作同樣也不能脫離合同的約定內容。本案雙方當事人簽訂的施工合同對施工范圍做了明確約定：展廳基礎土建工程，工程總價款約定為34萬元，并注明工程根據設計一次性包死。申請人仲裁主張支付的工程款項中包括了合同內施工內容工程量增加和合同外展廳裝修、電器安裝、室外雨污水等附屬工程等的價款，申請人就合同約定施工內容工程量增加提供了由被申請人簽認的現場變更、恰商作為證據。由于雙方施工合同約定固定價款一次性包死方式，即便認定合同約定的展廳基礎土建工程發生設計變更、恰商而導致申請人工程量的增加，被申請人的設計變更、洽商也僅是對原合同內工程內容變動確認，而沒有改變雙方合同約定的固定價款，即包死價34萬元，一次性包死計價的方式沒有發生變化，在雙方之間仍具有約束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 》（以下簡稱《解釋》）第十六條：“當事人對建設工程的計價標準或者計價方法有約定的，按照約定結算工程價款。”；在本案中，雙方在合同約定工程價款采用固定價格方式，因此合同工程的結算仍應按照固定價的方式進行。同時《解釋》第二十二條規定：“當事人約定按照固定價結算工程價款，一方當事人請求對建設工程造價進行鑒定的，不予支持。” 因此，申請人提出對合同內工程量增加部分進行造價鑒定沒有法律依據的，此部分應按照雙方合同約定條款進行結算而不能列入造價鑒定的范疇。因此，合同約定的工程造價確認不能因一方的鑒定申請而被否定，遵從約定是鑒定工作的首要原則，貫穿于鑒定工作的始終的。遵從約定也是對雙方訂立合同的全面、正當履行，能夠切實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工程造價的鑒定確認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按照法定原則

本案中，被申請人口頭委托申請人對合同外展廳裝修、電器安裝、室外雨污水等附屬工程進

行了施工，并向申請人預支了該部分款項190萬元。依據《合同法》第61條規定：“合同生效后，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申請人當庭提供了此部分合同外工程的概算書、預算書和核實價清單，以此證明雙方對上述工程進行了結算。但該部分工程價格只有申請人簽字或蓋章，并無被申請人簽字或蓋章。在被申請人方對其真實性不予確認的情況下，仲裁庭認定該證據不是對合同外工程結算價款雙方確認一致的表示，不是對合同外工程的補充協議，更不能以此作為確定工程價款的依據。依據《合同法》第62條規定：“當事人就有關合同內容約定不明確，依據本法第61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適用下列規定：價款或者報酬不明確的，按照訂立合同時履行地市場價格履行。”申請人、被申請人對本案合同外展廳裝修、電器安裝、室外雨污水等附屬工程的價款沒有做出具體明確約定，事后也沒有簽訂補充協議或進行結算工作，雙方由此而產生價款爭議，依據《解釋》第二十三條：“當事人對部分案件事實有爭議的，僅對有爭議的事實進行鑒定，但爭議事實范圍不能確定，或者雙方當事人請求對全部事實鑒定的除外。”因此，本案造價爭議的鑒定范圍僅限于合同外展廳裝修、電器安裝、室外雨污水等附屬工程。鑒定機構進行工程造價鑒定時在確定申請人合同外工程具體施工項目的基礎上，按照《合同法》第62條價款的規定，依據訂立合同時，即合同外工程開工之時，以工程施工行為地即工程所在地作為合同履行地，按照“當時當地”的定額、市場價格信息及相關工程造價管理文件對此部分合同外工程進行造價鑒定。

確定造價鑒定的具體施工項目同樣依據客觀事實及相關證據，只有這樣才才能得出正確的鑒定結論。

鑒定過程中，鑒定資料的提供亦至關重要。本案中，被申請人委托申請人進行合同外工程的施工沒有任何書面協議，雙方未能向鑒定機構提供任何設計圖紙。申請人除提交了單方形成的概算書、預算書和核實價清單，另行提交了此部分內容的少量變更、洽商，但變更、洽商中沒有具體工程量內容，施工部位亦不明晰，同時受工程隱蔽及現場拆改影響，這些都給本案鑒定工作增加了相當大難度。

庭審中，被申請人承認口頭委托申請人對合同外工程施工，為此預支了工程款190余萬元（不含合同固定價34萬元），按照《合同法》第36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采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 由此，可以認定申請人受被申請人委托對合同外工程進行施工這一基本事實是客觀存在的，而對于被申請人對合同外工程中哪些具體項目進行了施工仍須根據客觀事實及相關證據來確認，因此，工程施工過程中形成的施工資料就成為工程鑒定的重要依據。本案中，鑒定機構根據施工合同、恰商變更、雙方質證意見（自認和互認），同時結合現場踏勘的基礎上，完成了鑒定工作并出具了《鑒定報告》，為便于仲裁機構案件的審理，依據雙方主張將鑒定價款區分為爭議和無爭議部分，明析爭點的存在。仲裁機構通過對鑒定材料及鑒定結論的綜合審查、判斷、推理，對證據證明的法律事實做出判斷，結合雙方舉證責任作出了仲裁裁決，部分支持了申請人的支付合同外工程款的主張，裁決作出后，雙方均無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