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寫進十八大報告是我國依法治國方略理念的具體體現。所謂“法治思維”，是指執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和法律邏輯對所遇到或所要處理的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和形成結論、決定的思想認識活動與過程。依法治國作為我國理政的一個重要規則、理念，隨著近年來的推進，正在成為從基層到中央上下一體遵循的基本規則。

要堅持依法治國。法治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性成果，不僅是西方社會的治理模式，同樣也是現代中國社會治理的必然選擇。一方面，我們要能夠正視法治所具有的普世性價值，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充分認識中國的具體國情、挖掘本土法治資源，將法治理想國的普遍性與中國法治現狀的特殊性結合起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法治與社會制度、本土文化密切聯系。我們應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強調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

實現依法治國離不開公民的積極參與，尤其是在黨和政府推動的法治化進程中需要領導干部的身體力行。首先，應當樹立法治理念，培養法治思維。雖然我們處在轉型時期，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但法治的發展方向是不能動搖的。建立“法治思維”、學會“法治手段”，需要通過更多的法律知識的普及、法律知識的培訓以及公眾的廣泛參與。其次，要不斷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促進已建立起來的監督體系和監督制度能夠在監督合力和實效上不斷增強。

第二篇：韓非子法治思想

韓非子法治思想及其歷史影響芻議

楊璞玉?

滕海濱

（寧夏大學政法學院，寧夏銀川

750021）

摘 要：韓非子是戰國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體系。韓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論，繼承了荀子性惡論思想，總結和發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有著進步性和局限性兩方面的歷史影響，本文從韓非法治思想的內容、來源入手分析其歷史影響，以期為今天和諧社會的發展提供方法。

關鍵詞：韓非子 法治 理論來源 歷史影響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漢朝以來，雖然儒家思想開始占據社會政治的主導地位，但經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卻呈現出了更為明顯的儒法合流趨勢，因此，法家思想并沒有退出社會政治舞臺，而是依托著儒家，通過儒法互補，在歷史的長河中體現著其應有的思想理論價值，于今乃于歷史發展的未來，都有著可資借鑒的啟悟方面。當然，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要具有珍重歷史同創造未來相統一的品質，讓有進步意義的優秀思想傳承下去，以成為我們社會不斷探求進步和發展的動力和方法。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內容及其理論來源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內容

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處戰國末期，諸國爭雄，戰亂不斷的時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腳點就是要富國強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國，這也是韓非子思想的[1]核心內容，他認為“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突出表現了法治對于富國強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內容就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眾行為的客觀尺度，它必須公開、詳實、穩定，尤其強調要公開。韓非子認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內卑賤莫不聞知”，制定法令必須要“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圣人之書必著論，[2]明主之法必詳盡事”，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須要簡省明確、內容詳實、言以服人、穩定如一，這樣民眾守法就不會有爭辯，儒生就不會鉆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國家。

第二，“行術”：實行“刑賞二柄”，遵循“法不阿貴”的原則。韓非子說：“無威嚴之勢，[3]賞罰之法，雖舜不能以為治”。他認為沒有權勢和賞罰規則，即使是圣人也無從治理國家，[4]并且賞罰要遵循“賞不加于無功，而誅必行于有罪”。君主利用好賞罰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實于他，這樣就可以達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賞二柄時，不能有等級差別，即要“法不阿貴”。《韓非子·有度篇》曰：“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誠有功

[5]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在韓非子看來，懲罰不能偏袒權貴，行賞不能遺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間要不避親疏，不分貴賤，一斷于法。?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簡介：楊璞玉（1989-），女，漢族，寧夏吳忠人，寧夏大學政法學院外國哲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東方哲學；滕海濱（1969-），男，漢族，山東煙臺人，寧夏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的相關研究。第三，“處勢”：強調“重刑”是韓非子“造勢”的最重要方法。他認為君主應該推行“明

[6]賞嚴刑”的賞罰方法，因為“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對這些“喜亂”之民，就無須講仁慈和惻隱，也不該指望他們能自覺向善，因此，君主就必須用重刑讓他們懾服于刑法、忠實于君主，也就是韓非所說“刑重者民不敢犯”，這樣的重刑罰雖然殘忍但卻是治理國家的長利之道，它能夠維護和鞏固好王權，始終保持君主至高無上的地位。

上述三者抱法、行術、處勢聯系非常緊密，韓非子認為“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

[7]于下”，君主“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沒有權術，雖有權勢和法令則無法知道有奸臣；沒有權勢，法、術就無法實行；最重要的是沒有法令，便會無規則以行事。因此韓非子認為這三者之中，法最為重要，術、勢則是以法治國的方法，所以他強烈宣揚用以法為主，抱法、行術、處勢有機結合的法治思想來治理國家。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論來源

韓非子法治思想產生于戰國末期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家思想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活水源頭。他的思想是雖出入各家，但又不同于各家，韓非子在對諸子思想繼承的基礎上又對他們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改造和發展，形成了其系統的法治理論體系，這主要體現在其對本體論、人性論以及前期法家思想三個方面的繼承和發展。

1、韓非子“以道為常，以法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體論基礎——對老子道本論的揚棄 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就必有其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否則就是空中樓閣。韓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體系也有其堅實的哲學本體論根基，即韓非子所謂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這是對老子道本論思想的繼承。老子哲學的最高范疇是“道”，他一方面認為道是萬事萬物產生的本源及存在、發展的本質和依據；另一方面主張“道法自然”，將道和以道為依據的萬物的特征和存在狀態歸結為“原本如此”之“自然”。韓非子繼承了老子的道本體論，他

[8]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物之所稽也。”并且他認為道與法的關系就是“以道為常，以法為本”，即道為法的理論支撐和本體依據，法的存在皆合道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統一賦予法以形而上學的保證，使法獲得了神圣的意義。

與此同時，韓非子發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論，他引入了“理”的范疇，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體的思想，這就為他的以法治國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學依據。他認為萬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現，即“理”。他說：“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黑白之謂理”、“萬物各

[9]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道理相應”，“理”和“道”的關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關系，道通過具體實在的“理”表現出來，如此，則韓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的玄之又玄，這正是韓非子對老子的玄虛的“道”的一種揚棄。然而韓非子“以道為常，以法為本”的本體論最終是為君主專制服務的，他提出道君同體的思想，宣稱“道”只能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就能夠知道萬物的根源和成敗的緣由，他賦予君主以道的高度，認為君主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和地位，君主與臣民的關系就如同道與理的關系，所以君主要無為，而使臣民無不為，君主只需掌握法、術、勢，從而達到統治臣民的目的，這其實就是“緣道理以從事”。韓非子的法本體論最大程度的為其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哲學依據。

2、韓非子“好利惡害”的法治思想的邏輯起點——對荀子性惡論的繼承與超越

韓非子師出荀子，深受荀子“性惡論”思想的影響，他們身處征戰不斷的戰國末期，如何能富國強兵成為了他們各自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的出發點都是主張人天性好利惡害，但卻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學派，因此，可以說師徒兩人是同出一轍并又是殊途同歸的。這就表現在了韓非子對其師“性惡論”思想的繼承與超越兩方面：

首先，韓非子繼承了荀子人性本惡的思想。荀子認為“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惡、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10]，荀子將人性之惡歸其“本始材樸”的本能欲望。關于人性，韓非繼承了荀子“人之性惡”的基本思路，提出“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屬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11]不免于欲利之心。”，韓非認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這種本能決定了人趨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韓非子思想的出發點與荀子是同出一轍的。

其次，韓非子人性論思想更有價值的則是對荀子思想的超越。荀子雖承認好利惡害是人的本性，但他僅僅看到由此導致的爭奪生，辭讓亡，殘賊生、忠信亡等負面影響，沒有看到人趨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用。他強調要通過“化性起偽”使得“人人皆成堯舜”，即通過后天的教育和學習使人性向善。而韓非子則深化了對人性之惡的認識：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對人性的價值評價，認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還有其不可小視的正面作

[12]用。他說:“人臣挾大利以從事”，即人的自利可以通過君主的“刑賞二柄”促進人積極主動的自為，讓臣民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最大程度的獲得他們所求，從而達到國家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惡論”始終是維護儒家道德禮儀的，他有著和孔孟相同的價值傾向：對仁義的敬仰、追求和肯定。所以韓非子批判荀子的“禮治”，他認為荀子思想脫離了實際，“禮治”不是治愈社會混亂的良藥，人的惡的本性不會因為禮儀教化而轉向善，只憑借人自覺的道德約束來維系社會生活、結束戰亂是靠不住的，因此韓非子強烈主張不務德而務法，法出于道之自然，而禮樂教化純系人為，并堅信惟有強力的法治才能夠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

3、韓非子抱法、行術、處勢不可一無的法治思想體系——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總結和發展

韓非子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離不開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繼承和總結，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術”和慎到“處勢”的法治思想，認為他們的思想“皆未盡善也”。商鞅主張抱法，認為君主要“秉權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國富兵強，韓非子認為抱法卻不行術，君主則“主無術以知奸”，帝王集權就會旁落；申不害強調行術，認為君主必須用術隱藏個人好惡，以免臣民偷窺到君主想法，才能統治住臣民，韓非子認為“徒術而無法”，則不能給群臣百姓提供客觀的行為準則，就會造成[14]“臣無法則亂于下”；慎到主張“處勢”，他認為“民者固服于勢，勢誠易以服人”，所以君主必須以勢服眾，韓非子批判其只“重勢”而無“法術”，如果君主之勢不結合行之有效的實踐準則和方法，那么君主的權威則得不到鞏固和維護。

韓非子分析這三者思想雖未盡善，但其卻相互補充，聯系緊密：“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君主“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所以他總結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張堅持以法為主，同時又必須兼顧行術和處勢，這樣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為最終目的的以法為主，抱法、行術、處勢有機統一的法治思想體系。

總之，韓非批判總結了先秦法家思想，形成了法家思想內部的優勢互補，不僅如此，韓非從更高的理論層面上，為法家思想建構了本體依據和心性依據，形成了一套道法統一、道理相應、法與性惡相互對待的完整的法治思想體系。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歷史影響

韓非子法治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對其所處的時代還是對后世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影響包括進步性和局限性兩方面：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進步性

從政治功績方面講，韓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內容強調抱法、行術、處勢，其所抱之法要“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圣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其法有著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強制性，這為秦朝的法治化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據，也為以后的各個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成文借鑒；行術之術指出要秉持“刑賞二柄”、“法不阿貴”的品質，要求“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韓非子所指法律必須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權貴族，使得民眾在心理上的心悅誠服的去服從法令，這在當時封建宗法等級森嚴的背景下具有著革新的精神和魄力；處勢之勢雖有重刑，但卻力圖極大程度的集中權力于君主、鞏固君主專制、保護中央集權，實現了秦國的富國強兵的目的，這對其所服務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目的來說，有很強的務實性和功效性。總體上說，在戰國整體上戰亂不斷的歷史背景下，韓非子法治思想對結束諸侯割據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進步意義，可以說韓非子的法治思想為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實踐方案做出了貢獻。

從思想文化方面講，韓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有機結合“法”、“術”、“勢”，將法家以法治國的法治思想不斷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統化，盡顯法于平治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使源遠的法家思想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得以流長，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滅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雖然沒有成為后世中獨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續，中國歷代王朝表面上秉持的是以儒之禮樂德教治理國家的理念，但內涵卻建立在法治基礎上，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兩千年以上。法家的治國思想與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禮刑政并舉互補模式，成為中國數千年封建統治最基本的政治[15]模式。在思想觀念上，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諸家思想的較量中，彌補了儒、道等觀念主義的思想所存在的缺陷，相比于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現實要求。

雖然韓非子法治思想有其進步性，但它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受其歷史局限性影響，也存在著一定的弊端。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韓非子過分強調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視了人的權力和尊嚴。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張君主應利用重刑造勢，用嚴刑峻法來控制和制約人自利自為的本性，達到“去刑”的目的，所謂“刑重者民不敢犯”，這樣君主才有足夠的權勢統治好國家。“民智無用”是思想在韓非法治思想中貫穿始終，人民只是君主統治國家的工具，這便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據，而重刑主義本身嚴重的踐踏了人的人格尊嚴，它是不得人心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動的被人服從的，因為人是有主動行為的，極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這樣的法律就不會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擁護和服從，更何況法律的作用也沒有大到可以獨立解決一切問題的份上，因為任何法律都離不開人的運作，正如王伯琦先生所說“韓非之論，始終任法，把人的因素，一筆勾銷。??倘說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白紙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韓非子的法治思想過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間天怒人怨，眾而叛之，最終導致秦朝的滅亡。

其次，韓非子法治思想對道德價值缺乏足夠的尊重，與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相背離。韓非子法治思想過分重視法的客觀強制性，但忽視了對道德價值的尊重，早在法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尚的禮樂文明，它是對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繼承，禮樂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時”、“地利”以求人和的農耕文明發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視禮樂教化有其客觀的必然性。禮樂文明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都是統治者所青睞和標榜的治國理念，已積淀為文化傳統內部的深層底蘊。盡管三代文明傳統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其不合理之處，但卻相對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傳統和建立大一統社會，實現社會關系和發展的需要。法家思想對結束戰亂、一統天下雖功不可沒，但其政治主導的地位和作用卻是特定的，是春秋戰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出于整頓經濟，富國強兵，使其在戰爭中處于主動地位和結束諸侯割據的政治選擇，秦的統治便是一個歷史的典型例證，秦憑借法家思想得以強盛，并最終統一天下，然秦的統治者并未意識到法家思想與傳統農耕文明的抵觸，相反“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為實現“唯法獨尊”而“焚書坑儒”。這也正顯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韓非子主張以法為主，抱法、行術、處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來源于對老子的道本論的吸收，荀子性惡論思想的繼承，和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總結、發展，當然由于他所述的歷史背景，使其法治思想具有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影響，所以我們要以辯證的態度，將珍重歷史同創造未來相統一，批判的繼承他的思想，吸取其積極的思想，不斷反省消極思想，要重視民主、民生和以德治國，這對于今天完善民主法治建設、實現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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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丁辛百.名家講解韓非子[M].吉林:長春出版社，2008，第5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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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治思想的三座豐碑

屹立在世界法律思想史上的歷史豐碑卻只有三座：第一座是古代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第二座上鐫刻著近代西歐三個人的名字——側面的是洛克，前面的是盧梭，后面的是孟德斯鳩；第三座是現代美國的龐德。

亞里士多德首次給法治下了一個定義：“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根據他對法律的分類理論，實行法治的法律還必須是“良法”，必須符合自然法要求，必須符合人類理性，必須體現社會正義或者個人正義的正義之法。按照他的“中道理論”，社會階層可以分為極富、極貧和庸常三個，法律制定時不能考慮兩個極端階層的利益和愿望，因為極貧階層的流氓無產者和極富階層的王公貴族始終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一個往往恃強凌弱、為富不仁，另一個往往不計后果、反抗秩序，他們人數極少，不足全社會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但其中一個階層卻擁有著全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法律是正義的同義語，法律就應當體現正義，而體現社會正義的法律就是要反映人數占絕對優勢的庸常階層的最大利益和根本要求，也就是“良法”。反之，就是“惡法”。

人類法律思想史的第二座豐碑屹立在近代社會的入口處，正面寫著一個人的名字——盧梭，背面鐫刻著孟德斯鳩的名字，側面則是洛克的大名。他們在最黑暗的中世紀末期，向人們預言了新社會的曙光，宣告了未來法治國理想，感召著千千萬萬仁人志士努力奮斗。洛克的分權理論奠定了英國君主立憲制政體的理論基礎，使得第一個民主制政體衍生于專制君主體制下成為可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洛克提出了法治國理想的第一項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針對封建等級特權制度的不平等性，提出這項原則，對于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具有歷史進步作用和現實意義。在憲法出現以后，完成了權力與法律的歷史性較量，法律第一次將歷來不可一世的權力、乃至權力的人格化代表——國王置于自己下面，具有了最高的權威，從而使得人人平等的理想在法律面前成為現實。他認為：“法律一經制定，任何人也不能憑他自己的權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優越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屬胡作非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會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制裁的。”要求平等，反對特權，強調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以取代金口玉言的國王，這一原則所蘊含的革命性認識最終成為未來國家的藍圖。在資產階級革命理論家中，最具革命性和人民性的要數盧梭了，其理論的徹底性和民主主義的堅定性是獨一無二的。自然法學說在近代的復興集中體現在盧梭著名的《社會契約論》一書所表達的社會契約理論中。在自然狀態下，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完全的自然權利。在進入文明時代的時候，人們為了更好的維護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出讓一部分權利出來，構成了公共權力，通過簽訂社會契約即法律，從而建立政府來行使這些公共權力。政府的權

第四篇：法家法治思想的歷史意義

法家法治思想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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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到今天，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已步入正軌，并且有著明確的目標：即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讓我們聯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論，早在數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驅們就樹立起了“法任而國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3]諸多法治思想。可以說，法家思想，雖然內容及其豐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論了。從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論與中國當代的法治理論具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都主張以法為本，強調立法和執法的重要性，強調法律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張法的公開性﹑平等性﹑客觀性和穩定性。對比古今法治，我們可以從中得出很多有借鑒意義的結論。

法家所講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強調法治的目的，是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國現代的法治觀念是與公民的意志相聯系，與民主相一致。法家認為：“法生于君”。[4]“法審則上尊而不侵。”所謂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動無非法”所謂賢臣必須“無有二心”“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5]。“圣人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則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則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適用，也還是為了保護君權。而我國的法治理論的首要內涵，即人民主權原則，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我國《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說明我國的立法權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當代，依法治國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國的依法治國，就是指“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8]由此可見，我國法治社會的貫徹，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礎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內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罰也。”而且這個“刑”還是“重刑”。重刑主義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法家認為，少數人的善良無補于整個社會之治，法家治國關注的是大多數的人，治國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商鞅主張治國莫若用重刑，對犯罪不管輕重，一律從重處罰，他說：“勝法之務，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懾住人們的犯罪行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12]。而且，但我國現代刑法，則堅持罪刑相當原則。罪行相當原則的含義是：凡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判處刑罰，相應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我國《刑法》第五條就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我國現代的法治觀點，更多地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愛戴和尊重為轉移的，而這種愛戴和這種尊重是以內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為轉移的。”（羅伯斯庇爾），而且，我們也逐漸認識到，“在剛剛擺脫野蠻狀態的國家里，刑罰給與那些心靈僵硬的印象應該比較強烈和易感。為了打倒一頭狂暴的撲向槍彈的獅子，必須使用閃擊。但是，隨著人的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和感覺能力的增長，如果想保持客觀與感受之間的穩定關系，就應該降低刑罰的強度。[13]。我國現代法治已覺悟到，人們所苦的并不僅是重刑，輕刑亦為人們所苦，過重的刑罰指揮導致人們的厭惡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罰的效力于過分的嚴厲性混淆起來，前者與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們都贊助公正的溫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對殘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標是打擊“小人”，嚴厲懲罰反抗專制君主統治的臣民。而我國現代的法治則更多的以保護公民之間的平等與自由，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謂“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15]。這些都非常螻蛄的點明了法治的目標是使老百姓不敢有絲毫的反抗，所謂“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 “嚴刑者，民之所謂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圣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陳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不起。”[16]這些，一語道破了加重處罰，嚴厲鎮壓民眾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觸犯法律，結果也就達到了法治的目標。但是現代的中國法治注重對公民權利的保護。自我國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國家十分重視用法律保護公民的權利。國家除了通過制定各種法律明確規定公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享有的各項權利外，還建立健全了權利救濟制度。立法機關通過頒布《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而且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從制度上較好的解決了防范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濫用權力和對已發生的侵權損害給予賠償的問題。

法家思想中，對于法本身并沒有嚴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惡，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嚴格執行。盡管法家也強調法必須順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義，法家始終站在君主一邊，提君主利益辯護。但是我國的現代法治要求發必須是良法，必須符合公平正義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為治理國家的基礎，才能達到實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國”，而我國現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國”。雖然僅有一字之差，卻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差別。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義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則主要是“依靠”“依從”“按照”的意思。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法家所強調的法治，實際上是把法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和手段，作為統治者的為政之具和統治策略，因此很明顯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這樣的法治，即成為人治的法治，專制的法治，最終即歸于人治主義一途。而我國的依法治國原則，則是把法作為一種文明價值的體現，作為一種文明理念的灌輸，作為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普遍觀念和內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狀態下，通過對國家和政府的權力和責任的科學規劃，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層面，人們普遍的依據法律規則，制度，原則去從事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形成一種嚴格有序，井井有條的狀態，并使違法犯罪現象大為減少。在這種法治中，人們要樹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觀念，而且這種觀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義的價值。

但是，我們要本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問題，用現代法治的視角來看待法家理論時，自然不應忘記它的種種缺陷，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價值和指導意義，能夠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法家所借鑒利用。

1）“法不阿貴，刑無等級”，反對特權

法家的刑無等級思想是基于當時領主貴族特權猖獗，守舊勢力嚴重阻礙改革進行的社會狀況下而產生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18]是對這種思想的最好總結，法家主張適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19]在守法上，強調平等性，君主，臣民都應守法。“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說：“守法守職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這些反特權主張，在當時貴族特權登記制度的社會條件下無疑是振聾發聵的時代吶喊，當然，如前文所說，君主專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實踐到避免所有特權，但是不可否認的，在當代人有少數人特別是領導干部，總以為有特權在身，以權試法，而法家這些法特權的思想，無疑是具有先進教育意義的。

2）“明法去私，反對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24]。法家強調，法律是公正無私的，不能因親近友好而隨意賞賜。情感不能代替法，個人的好惡，恩怨情仇都必須服從法，天下為公則天下大治。法家強調法的公正性原則，主張行法，司法必須公正無私。商鞅認為，嚴格依法辦事，這就是“公”，反之為了私利而損害法的施行，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說：“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則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議，國家必定混亂。確定法律就是為了明確人們言行的當與不當，即“明分”，只有保證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國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軌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對此也有很好的闡述，他說：“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于無法。??故有道之國，法立而私議不行。”[27]，慎到還認為，公正是立法，執法的第一要義，法律公正就要拋棄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28]。應該說，法家的這種觀點對現實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以私害法的情況在我們當今社會仍是屢見不鮮。我們應借鑒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執法必嚴，公正辦案，鏟除“人情官司”“權錢交易”等問題，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執法，保護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國家利益。

3）“法與時移”，制定完備的法律體系。

法家主張“法與時移”，立法要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社會要求。商鞅說：“故圣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不宜于是則行之則不干。”[29]韓非子也認為：“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事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30]所謂“古今異俗，新故異備”，而“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雖然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法家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本質上的差別，但時代卻同樣在不斷變化，因此，作為現代法制運行首要環節的立法，也需要及時制定，修改和廢除，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要求，這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主要任務，也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基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從數量上來看，我國制定的法律是比較齊全的，較建國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憲法為核心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這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臺和實施，促進和保障了我國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但由于各種原因，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如：現在我國行政權被濫用的現象還比較嚴重，而行政救濟權利的途徑卻很有限；與市場經濟主體有關的法律制度，如：債券法，反壟斷法等法律制度還不太完善，因此，我國應不斷完善現有的法律體系，對缺失的部分應當補充制定，來保障人民的權利，促進經濟的發展，適應社會的新變化，新發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眾”，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

法家強調，法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據，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現，“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眾”，并爭取做到“家喻戶曉”，讓“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們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放在重要的位置，廣大領導干部應該帶頭懂法，守法，護法。然而，現實情況卻不盡如人意，一些干部無視法的存在，認為權大于法，因此，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法制意識已經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眾中間，同樣存在著法律意識淡薄，遇到法律問題，首先想到的是找關系，托熟人，甚至進行錢色交易，而不根據法律尋求解決的途徑。這樣造成的結果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和辦事成本的提高。因此，當務之急，黨和國家應充分利用各種宣傳載體，如：電視，報紙，網絡來普及法律知識，并且堅持進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樹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論。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書·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韓非子·有度》

[6] 《韓非子·六反》

[7] 《韓非子·有變》

[8]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頁

[9] 《商君書·去疆》

[10] 《商君書·開塞》

[11] 《商君書·畫策》

[12] 《韓非子·解老》

[13] [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

[14] 《韓非子·畫策》

[15] 《商君書·說民》

[16] 《韓非子·奸劫弒臣》

[17] 《韓非子·安危》

[18]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19] 《韓非子·有度》

[20] 《韓非子·有變》

[21] 《商君書·賞刑》

[22] 《商君書·修權》

[23] 《史記·商君列傳》

[24] 《韓非子·飾邪》

[25] 《商君書·修權》

[26] 《商君書·修權》

[27] 《慎子逸文》

[28] 《威德》

[29] 《商君書·壹言》

[30] 《韓非子·心度》

[31] 《商君書·定分》

[32] 《商君書·修權》

第五篇：關于中國古代“法治”思想略談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產生至今不過三百多年的時間.它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會進步，特別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而我們對“法治”的深刻認識，是在黨的十五大報告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詞而言，我們都知道在我國并不是今天的首創。其明確提出可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戰國。它的產生，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舊勢力斗爭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同樣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然而，中國古代的“法治”與今天我們所倡導和實踐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論。它們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主要是兩方面:一是經濟體制基礎不同;二是政治體制不同。現代法治的產生有兩個必要的前提和基礎，即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和民主政治的不斷完善。這兩個條件是中國古代“法治”所沒有，也是無法具備的。除此之外，從法治的對立面來講，當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對于“人治”而言，并強.調“德法兼治”。而中國古代“法治”除強調與“人治”對立外(不對抗君主權威)，主要是針對古代的“禮治”和“德治”.正是通過這樣的對立而使中國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會生活中得到了彰顯。首先是“法治”與“禮治”。禮是西周以來維護奴隸主貴族宗法等級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倫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為規范、典章制度和禮節儀式).荀子給“禮”下了一個定義:“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富貴輕重，皆有稱者也。”它內容體系龐大，涉及到政治、宗教、軍事、飲宴、嫁娶等。其對我國以宗法、血緣為核心的社會結構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而漫長的影響。并對清除奴隸主階級內部分歧，維護統治秩序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戰國時期“禮治”則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傳。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級秩序為核心內容的“禮治”思想體系。它要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各級統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對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說，“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札則不寧。”主張犧牲“法”而保全“禮”，即“為國以禮”。如果說“禮治”代表的是奴隸主貴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戰國時代則代表著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主張。“法治”與“禮治”的對立在當時實際上就是奴隸主貴族與新興地主階級的對立。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把他們反對奴隸主貴族世襲各種特權的宗法等級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須以功勞為標準來授官予爵，讓非貴族出身的新興地主們也能和貴族平等地享受特權等主張，說成是公正的、客觀的。并要求各諸侯國制定統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強制推行。因此，所謂“以法治國”，實質上就是要求將新興地主階級的意志上升為法律，建立起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以保證其貫徹執行，從而實現他們在政治上的權利。由戰國七雄之一的魏國相國李埋編纂的中國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經》，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臺的。《法經》的誕生標志著傳統奴隸主貴族政治的終結，催生和強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權統治，代表了新的歷史發展方向，從根本上動搖了奴隸社會“禮治”的根基。當然，也開始孕育著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與“德治”。這其實是在統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張。在中國古代，堅持“德治”的儒家主張用統治階級的道德感化來統治人民，反對過重地增加勞動人民負擔，提出“使民以時”“博施于民”“薄稅斂”;反對赤裸裸地一味鎮壓，而主張“導之以德”，特別強調道德感化的作用。他們認為殘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階級矛盾，加劇被壓迫者反抗。《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認為政(刑政)只能起鎮壓的作用，德禮則可以籠絡人心。當然，儒家并不是絕對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時才訴諸刑罰。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反對“不教而殺”。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歸納為“德主刑輔”，并發揚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統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國家的穩定，故多被歷代統治者所采納，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古代絕大多數君主專制王朝的治國基本原則。與儒家“德治”強調“以德服人”所不同，堅持“法治”的法家認為治國光靠說教不行，強調“以力服人”。只不過法家所講的力不單純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罰制度為核心內容的國家強制力，包括財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認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國手段，提倡嚴刑竣法，建立官僚制度并監察宮吏職守，以戰求強等。這一“法治”思想最早在秦國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而被推行和實踐。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商軼變法”。變法分兩步。第一步是制定法令，并公之于眾。為保證法令的施行，對阻撓變法的舊貴族勢力堅決打擊，甚至“焚書坑儒”。典刑的例子就是將教唆太子故意違犯新法的兩個老師處以極刑。第二步是在頒布法令的基礎上著力于新制度“建設”。“變法”的結果是“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秦的國力[1][2]下一頁 迅速上升。’雖然商軟終被繼位的太子迫害，遭酷刑而死，但“法治”趨勢已呈不可逆轉之勢，秦國也因此而長期保持強盛的國力，最終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其三是“法治”與“人治”。這是就人與法的關系而言，即在社會生活，特別是治理國家方面，誰更重要。是法的作用大，還是人的作用大。其實這一對立是前述兩種對立派生的。因為不論“德治”還是“豐L治”，其核心都是將國家的治理寄望于道德高尚的統治者。即“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的“賢人政治”。持“人治”觀點的人認為法對于治理國家雖然很重要，但畢竟是人制定的“生法者君也”，治國的成效仍取決于作為統治者的人。其實證是“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對此，堅持“法治”的人卻不以為然，認為法雖然是人(君主)制定的，但立法者不能隨意立法，必須“當時而立法”“法與時轉”，即立法必須適應時代的要求，要承認法的客觀制約性。堅持“法治”的人也不認可“賢人政治”，認為完美無缺的政治家往往千載難逢。“賢人政治”可望而不可及，遠不如“法治”切實可行。[!--empirenews.page--] 通過上述三方面的比較分析，我們可得出一個結論，即中國古代“法治”思想有其積極的一面，特別是在反奴隸社會的斗爭中，是極其先進的，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就其先進性而言，中國古代“法治”特別重視發揮法律的作用和強調加強法制的重要性。在實現和維護國家的統一，防止分裂割據和保障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都收到了應有的效果。它強調立法者不可隨意立法，而必須“當時而立法”，立法必須和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相適宜，即“法與時宜”。這一思想和“法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現代法理觀已十分接近。特別突出的是，法家為了保證法律得以貫徹執行，總結出了一套相當繽密的維護法制統一的辦法，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如，要求法律必須統一，不能政出多門，也不能前后矛盾;必須相對穩定，既不能一成不變，也不能朝令夕改，必須信賞必罰，取信于民以及必須使法令成為論功行賞和定罰量刑的準繩等。為解決“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問題，提“法”、“術”結合，即要加強對各級官吏執法守法的監督。他們對制度建設的重視讓我們想到了鄧小平同志的一段精辟論述:制度(法制)好了，壞人無法干壞事，制度不好，偉人也會犯錯誤。他們還敢于提出取消法外特權，在適用法律上主張貴族和平民平等，要求“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沖破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舊制。力舉“法不阿貴”“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甚至要求君主也須守法，認為“君臣釋法任私必亂”。已經流露出國家與法高于君主的思想。直到今日仍有參考價值，更為可貴的是，中國古代“法治”已延伸到生產領域。例如，基于當時“鐵犁”的發明，秦國通過立法建立了鼓勵保護和飼養耕牛的制度，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證明了中國古代“法治”的內涵已十分豐富.中國古代“法治”思想雖然有許多可取的東西，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的最大局限性就在于沒有提出民主要求，也根本無法要求民主，反而主張把包括立法權在內的一切最高權力完全交給君主，所推行的中央集權實質就是君主集權.“法治”主要是靠君主的權戚自上而下推行，即法家所稱的“勢”，雖然提倡“刑無等級”，但在實踐中根本就行不通。力主“法治”的商軟本人就未曾辦到，太子犯法也只能治其兩個老師，并最終付出診重代價.相反，主張“人治”的福家思想中，民主的成份還多一些。例如，孟子提出:“民為貴，社極次之，君為輕” 的民貴君輕說.體現了鮮明的“民本”思想.另外，中國古代“法治”思想消極的一面還表現在走了“法治”的極端，過分迷信和依賴嚴刑竣法來治理國家。在這種思想支配下，統治者往往對基力情有獨鐘，不計后果加重刑罰，橫征暴斂，濫殺無辜，極易引起反抗.秦王朝的迅速崩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縱觀歷史，中國古代“法治”，有著豐富復雜的內容和特定的時代意義，與我們今天所倡導的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從根本上決定了法治缺乏生長的土續。而它的專制性使“法治”無法具有民主的內涵，現代法治最本質的特征是主張法律高于一切、決定一切和法律至上，法律之上不能再有權力是當代法治的必然選擇.反之，主張“法、勢、術”結合，即實行君主權力之下的“法治”，也只能是中國古代的必然選擇，“人治”無法避免。[!--empirenews.page--] 以史為鑒，我們今天實施依法治國簽本方略，必須堅持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墓本經濟制度，以民為本，堅決落重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在依法治國中的主體地位，充分體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民為主”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這樣的法治才是符合社會前進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