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區法律援助工作的現狀、成因及對策調研

重視法律援助關愛社會弱勢群體

在法治不斷完善的今天，打官司難，尤其是弱勢群體合法權益應如何得到切實保護的問題，已經引起了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國務院頒發的《法律援助條例》，明確界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種責任，司法部、財政部對《法律援助條例》的貫徹落實，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意見和通知。為弱勢群體，特別是為未成年人，殘疾人和農民工提供及時、有效的法律援助，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

為了解我區法律援助機構當前的現狀以及近年來法律援助開展的情況，我們從多方面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調研，深深感到我區法律援助中心現有的援助力量與我區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之間的比例，已經處于一種嚴重的失衡狀態。

一、我區法律援助中心近年來開展法律援助的現狀

根據某某區司法局提供的材料反映，某某區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2年8月，現有專職人員3人（無法律援助專職律師）。具體的援助案件都由瑞盈、勁峰、金鈺三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承辦。由于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無法滿足辦案需求，應該支付給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辦案補貼，也一直都是在打欠條。自成立以來，共受理案件256件，其中刑事案件216件，民事案件40件，免收訴訟代理費60余萬元。接待群眾來信來訪人次，解答法律咨詢865人次，發放各種法律法規讀本和宣傳資料1萬冊，為老弱病殘等社會群體挽回經濟損失100多萬元。

根據某某區法院提供的材料反映，自2005年以來，法院共受理并審結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94件，涉及弱勢群體的民事案件和執行案件150件。法院除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94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依法發函給援助中心為其指定了辯護人以外，對涉及弱勢群體的民事案件這一塊，當事人受到法律援助的狀況，卻成為一紙空白。而民事案件牽涉到的恰恰又是最貧弱的群體，包括婦女、老人、殘疾人、農民工等等。法院雖然在受理涉及弱勢群體的民事案件的入門過程當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給予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和免交，但是，在整個訴訟過程當中，由于這些群體請不起律師，又得不到應有的法律援助，根本不知道應該從哪些方面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基于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法院也無法代替當事人去收集一切必要的的證據。由于訴訟技巧的欠缺和舉證不力，嚴重影響了弱勢群體請求法院保護其合法權益，同時也使法院對弱勢群體在訴訟費問題上提供的司法救助失去其應有的意義，不利于法院公正裁判，無法體現司法為民的精神實質。

我們到各律師事務所了解到的情況是，律師事務所在2000年——2001年期間，都已經脫鉤改制走向市場，成為一個自打鼓、自劃船的社會中介機構，原來的國資律師事務所都不復存在。根據司法部關于貫徹落實《法律援助條例》，促進和規范法律援助的意見的規定，走向市場的律師只是作為法律援助隊伍的一支協助力量，倡導的是一種行業奉獻。但由于某某區法律援助中心沒有配備法律援助專職律師，所有的援助案件都由原某某區改制出來的三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承辦。三家律師事務所現有的執業律師合計只有20來人，本身人力資源不足，又要面臨激烈的社會競爭環境和生存的壓力。而且在辦理援助案件的過程當中，不僅拿不到法律援助的辦案補貼，還要墊付大量的辦案成本費用。因此，辦案過程當中的積極性不高，大多流于形式，在開庭時應付了事，直接影響了援助案件辦理的社會效果。

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直接接觸了未成年人、殘疾人和農民工等幾個方面的弱勢群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反映不知道政府設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性質和目的,不知道應該如何去申請得到法律援助。小部分人雖然知道法律援助中心這么個機構，但是因為門檻過高，手續繁瑣，而且援助案件的辦理質量不高，而喪失尋求法律援助的信心。在這些弱勢群體當中，因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而迫切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以農民工為多數。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國務院在《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要求：“要把農民工列為法律援助的重點對象”。這是《法律援助條例》頒布實施之后，國務院第一次明確法律援助的“重點對象”。不容分辯，農民工已經成為法律援助對象的特殊弱勢群體。我區現有人口為56.56萬人，其中農業人口44.17萬人，占總人口的77.9。目前已進城務工的農民數量多達12萬人，占我區農業總人口的27.16，這些農民工，都無奈地游離于城市社會正規組織和制度之外，面臨著工資低、生活困苦的種種困境。據有關部門的調查表明，全國72.5的農民工工資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拖欠，勞動合同平均簽訂率為57左右，私營企業簽訂率僅為30左右，一旦發生勞動爭議，又得不到必要的法律援助，維權將極為困難。

二、影響某某區法律援助中心援助開

展的原因

從我們調研的情況來看，直接或者間接影響我區法律援助開展的因素很多，如政府的支持力度、社會各界的關心程度、法律服務人員的積極性、特殊群體的知曉率、法律援助的服務質量、經費保障等等。經綜合分析，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以下三個方面：

1、能夠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短缺，應援盡援難。

既然國務院頒發的《法律援助條例》，已經將法律援助明確為政府的責任。那么政府設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本意，也就是在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能夠直接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一個政府救助機構。因此政府有義務組織、配備高素質的法律隊伍來為受援當事人提供最優的服務，以達到其所能達到的最佳援助效果。但是，從我區法律援助中心目前的人力資源現狀來看，由于法律援助專職律師配備不足，基層法律者能力又較弱，從而使作為協助力量的社會律師充當了法律援助服務者主力軍的角色，法律援助中心事實上成為一個中轉站的性質，這與政府設立該機構的本意相違背。

2、部門配合機制不健全，維權成本高、難度大。

當前在法律援助方面的政策、機制還不是很健全，相關部門不把法律援助案件當一回事。比如，工商、房產、國土、檔案等部門對援助人員的調查、查詢、復印資料等仍然堅持要收費，不收費就采取推諉、拖延等。這些情況明顯違背國務院頒發的《法律援助條例》的相關規定，使本來就嚴重不足的法律援助經費雪上加霜。再比如，農民工發生工傷后，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要以勞動爭議仲裁為前置條件，即一定要先仲裁才能訴訟，仲裁費、鑒定費等又無疑給弱勢群體的維權設置了一道門檻。而且如此一來，光走程序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就大大增加。加上弱勢群體的法律意識普遍淡薄，不注意保存相關證據，不知道怎樣拿起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導致超過訴訟時效，或者因舉證不力而承擔敗訴后果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都無形之中增加了法律援助的難度。

3、法律援助經費的撥付不能夠滿足需求。

資金是援助事業發展的保障。因此，資金不足是影響法律援助開展的關鍵因素。有了優質的法律援助服務隊伍，有了廣泛的法律援助對象，但缺少資金這一紐帶，法律援助還是不可能真正落到實處。我區財政雖然已經將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列入到預算當中去，但預算額明顯偏低，與法律援助的需求相差甚遠。今年區財政撥付的援助經費，和普法、安置幫教、清明糾紛調處等費用一起打捆，總共才撥了5萬元。省財政撥付的援助費用唯獨零、冷兩區的沒有到位。因此，僅憑借現有的財政撥付經費，我區法律援助中心援助的開展，也的確是舉步維艱。

三、對某某區法律援助中心援助開展的幾點建議

1、加強援助中心人力資源建設，整合法律援助的社會力量。

為援助中心配備必需的法律援助專職律師，是保障法律援助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單純靠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來承辦援助案件，既不利于律師事務所事業的長遠發展，也不符合政府設立法律救助機制的基本精神，不能夠確保對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法律援助的落實到位。

基于我區法律援助中心目前人力資源匱乏的現狀，我們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給予緩解：第一、向社會公開招聘已經取得律師資格并且愿意從事援助事業的有志人士來充實援助隊伍；第二、整合法律援助的社會資源，鼓勵和支持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等社會團體和組織，為本社團范圍內特定的弱勢群體提供法律幫助；第三、由政府牽頭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隊伍，動員社會各界符合條件的人士自愿參與，為弱勢群體提供與其業務知識和能力相適應的法律援助。

2、加強法律援助機構與相關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調，確保援助途徑的暢通。

法律援助的順利開展，離不開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在現階段援助經費本身緊張的情況下，與相關部門之間的溝通、配合，將有利于大大降低援助的成本，減少不必要的人力和財力的投入，加快援助案件的辦理進程。

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們認為：第一，要加強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不僅要讓弱勢群體了解法律援助的性質和目的，還要讓社會各界都認識到援助深遠的社會意義；第二、由政府出面，以文件的形式直接協調援助機構與相關部門的關系，調集一切社會力量參與到援助中來，共同開通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

3、加大對法律援助經費的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我區法律援助的開展，已經遠無法滿足現階段越來越多弱勢群體的迫切需求，除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經費得不到切實保證。

法律援助雖然是政府的責任，但它同時又是一項社會公益性的事業，因此，對援助經費的補給，應從兩個方面予以考慮：第一、增加財政投入。政府應當根據我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及財力狀況，將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經費數額，專項納入到年度財政預算中去做到專款專用。同時盡可能爭取市財政和省財政的專項撥款；第二、充分利用社會財力。弱勢群體的范圍很廣，需要得到援助的對象很多，僅靠政府財力的投入難以滿足需求。要建立資金籌措的社會化、經常化機制，開辟政府財政撥款以外的法律援助經費籌措渠道，調動社會財力來支持法律援助事業。

第二篇：區法律援助工作的現狀、成因及對策調研

重視法律援助工作關愛社會弱勢群體

在法治不斷完善的今天，打官司難，尤其是弱勢群體合法權益應如何得到切實保護的問題，已經引起了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國務院頒發的《法律援助條例》，明確界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種責任，司法部、財政部對《法律援助條例》的貫徹落實，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意見和通知。為弱勢群體，特別是為未成年人，殘疾人和農民工提供及時、有效的法律援助，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

為了解我區法律援助機構當前的現狀以及近年來法律援助工作開展的情況，我們從多方面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調研，深深感到我區法律援助中心現有的援助力量與我區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之間的比例，已經處于一種嚴重的失衡狀態。

一、我區法律援助中心近年來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現狀

根據某某區司法局提供的材料反映，某某區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2年8月，現有專職工作人員3人（無法律援助專職律師）。具體的援助案件都由瑞盈、勁峰、金鈺三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承辦。由于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無法滿足辦案需求，應該支付給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辦案補貼，也一直都是在打欠條。自成立以來，共受理案件256件，其中刑事案件216件，民事案件40件，免收訴訟代理費60余萬元。接待群眾來信來訪人次，解答法律咨詢865人次，發放各種法律法規讀本和宣傳資料1萬冊，為老弱病殘等社會群體挽回經濟損失100多萬元。

根據某某區法院提供的材料反映，自2005年以來，法院共受理并審結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94件，涉及弱勢群體的民事案件和執行案件150件。法院除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94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依法發函給援助中心為其指定了辯護人以外，對涉及弱勢群體的民事案件這一塊，當事人受到法律援助的狀況，卻成為一紙空白。而民事案件牽涉到的恰恰又是最貧弱的群體，包括婦女、老人、殘疾人、農民工等等。法院雖然在受理涉及弱勢群體的民事案件的入門過程當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給予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和免交，但是，在整個訴訟過程當中，由于這些群體請不起律師，又得不到應有的法律援助，根本不知道應該從哪些方面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基于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法院也無法代替當事人去收集一切必要的的證據。由于訴訟技巧的欠缺和舉證不力，嚴重影響了弱勢群體請求法院保護其合法權益，同時也使法院對弱勢群體在訴訟費問題上提供的司法救助失去其應有的意義，不利于法院公正裁判，無法體現司法為民的精神實質。

我們到各律師事務所了解到的情況是，律師事務所在2000年——2001年期間，都已經脫鉤改制走向市場，成為一個自打鼓、自劃船的社會中介機構，原來的國資律師事務所都不復存在。根據司法部關于貫徹落實《法律援助條例》，促進和規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的規定，走向市場的律師只是作為法律援助隊伍的一支協助力量，倡導的是一種行業奉獻。但由于某某區法律援助中心沒有配備法律援助專職律師，所有的援助案件都由原某某區改制出來的三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承辦。三家律師事務所現有的執業律師合計只有20來人，本身人力資源不足，又要面臨激烈的社會競爭環境和生存的壓力。而且在辦理援助案件的過程當中，不僅拿不到法律援助的辦案補貼，還要墊付大量的辦案成本費用。因此，辦案過程當中的積極性不高，大多流于形式，在開庭時應付了事，直接影響了援助案件辦理的社會效果。

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直接接觸了未成年人、殘疾人和農民工等幾個方面的弱勢群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反映不知道政府設立法律援助中心的性質和目的,不知道應該如何去申請得到法律援助。小部分人雖然知道法律援助中心這么個機構，但是因為門檻過高，手續繁瑣，而且援助案件的辦理質量不高，而喪失尋求法律援助的信心。在這些弱勢群體當中，因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而迫切需要得到法律援助的，以農民工為多數。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國務院在《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要求：“要把農民工列為法律援助的重點對象”。這是《法律援助條例》頒布實施之后，國務院第一次明確法律援助的“重點對象”。不容分辯，農民工已經成為法律援助對象的特殊弱勢群體。我區現有人口為56.56萬人，其中農業人口44.17萬人，占總人口的77.9。目前已進城務工的農民數量多達12萬人，占我區農業總人口的27.16，這些農民工，都無奈地游離于城市社會正規組織和制度之外，面臨著工資低、生活困苦的種種困境。據有關部門的調查表明，全國72.5的農民工工資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拖欠，勞動合同平均簽訂率為57左右，私營企業簽訂率僅為30左右，一旦發生勞動爭議，又得不到必要的法律援助，維權將極為困難。

二、影響某某區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工作開

第三篇：我區農村土地違法的現狀、成因及對策

我區當前農村違法用地的現狀、成因及對策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區違法用地，特別是中心城區規劃區范圍內的農村違法用地亂搭亂建行為居高不下，執法難、難執法的情況未根本好轉，違法用地處罰執行難的問題，已成為推動國土資源執法監察工作的瓶頸，嚴重地影響了執法的公平和公正。為此，結合相鄰一些縣（市）的做法，最近我局對違法用地突出且處理難度較大的部分鎮（鄉）進行了調查研究。

一、農村村民違法用地成因

近年來，中央把“地根”與“銀根”當成宏觀調控的兩個重要閘門，特別是“國六條”和“國八條”先后出臺，進一步加大了土地的管理力度，國土系統普遍加強了領導力度，對嚴格土地管理、加強耕地保護的認識越來越高，思想越來越統一。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隨著我區工業化和城市建設發展步伐的加快，村民搶占宅基地新建住宅或擴建房屋的行為屢禁不止，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謀生”。因住房確實緊張或因災害損害，不得已而為之；二是“謀利”。從調查情況看,以“謀利”為目的依然是導致當前農村違法占地，亂搭亂建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隨著土地房產價位攀升和土地資源日益緊缺，為了謀求利益最大化，部分村民搶占地盤非法建房，用于出租、出售和搞經營。另一方面，工業化和城市建設的發展使地價逐增，要取得用地更加困難，在違法用地得益、合法用地吃虧的思想支配下，不惜鋌而走險，進行違法建設，造成既成事實。以此作為籌碼，期望以后在拆遷賠付中獲取高額的利潤。同時，相當多的群眾土地法律意識淡薄。一些人認為現在違法用地到處可見，已經法不責眾，存在著隨大流，見怪不怪的思想。甚至個別村干部，默許甚至指使違法建房。所以一些人敢于違法用地，即使被依法責令停建的情況下，依然實施搶建，直至建成，增加了處罰執行的難度。

二、當前違法用地處罰執行難的原因

違法用地屢禁不止的現象，侵害了農民利益，已帶來大量土地信訪，嚴重擾亂正常的土地管理和行政管理秩序，增加了違法用地處罰執行的難度，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土地強制執法缺乏法律支撐。要使違法者不敢違法，就必須提高違法的成本，使違法者得不到利益。但制止難、處理難、執行難的現象仍然是土地執法監察工作中的頑癥，使違法者得不到應有懲處。（1）制止難。《土地管理法》賦予了國土部門執法監察人員對土地違法行為的制止權，但缺乏實施強制執行的有效手段，對于那些不聽勸阻的違章者，依照現行的法律，只能宣傳教育，明確責任，交代后果，等待事后按法定程序落實處罰措施，再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如果違章者繼續其違法行為，土地監察部門也沒有相應的措施和辦法，眼巴巴看著其搶建，事后違章建筑已形成。另外在執法過程中，土地執法人員被圍攻、辱罵、毆打的情況時有發生。這種執法上的“缺陷”往往給執法工作

帶來很大被動，造成有些違法案件的查處工作效率不高，甚至久拖而不能解決。（2）處理難。群體性、涉及人數較多等違法用地，是當前我們處理起來最難的案件，既要考慮到法律效果，也要顧及到社會效果，因為一旦強制拆除，當事人往往不惜暴力抗法。從而有時為兼顧后者，往往是回避矛盾，一罰了之或不了了之。（3）執行難。根據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規和有關行政處罰的執行程序規定，從作出處罰決定起至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需要3個月時間，而且法院從受理到執行又是必須經過相應的法律程序,到正式執行，違法建筑也建成，拆之可惜，留之不能，這就給案件的處理帶來被動局面。即使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但由于涉及面廣，難度大，程序復雜，社會成本高，法院現有的人力、物力、財力不僅難以完全適應強拆工作，而且強制執行的費用得不到保障。雖然理論上應由違法者承擔，但在實踐中，違法者的房屋被拆除了，還要他承擔執行費通常是不可行的。

三、當前違法用地處罰執行難的對策

要從根本上遏止違法用地居高不下的勢頭，必須加大打擊力度，樹立執法權威。如果處罰執行難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將導致法院失去維護法律天平的尊嚴，政府失去執法的權威。為此，建議如下：

1、建立聯動強制執行協調配合機制。依法強制拆除違法建筑，事關社會和諧和一方平安，涉及方方面面工作和多個部

門的職能。我區目前采取的是在農村集體土地上的違法亂建由國土局負責，國有土地上的違法亂建由城市建設規劃部門負責的執法機制。從實際效果來看，由于法律沒有賦予國土部門行政強制拆除權，對農村違法占地建設行為必須申請由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造成對違法行為處理程序復雜，時間長，實效性不強。同時對那種農村“未按規劃批準”的建設行為，如批2層建3層的違法建設行為，國土部門更沒有行政處罰權。因此在目前違法亂建既成事實，涉及面廣的情況下，如果每一宗都由國土部門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顯然費時，而且工作量大，可操作性不強。而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在解決實效性方面有明確的規定：“城鄉規劃主管部門作出責令停止建設或者限期拆除的決定后，當事人不停止建設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設工程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責成有關部門采取查封施工現場、強制拆除等措施。”同時，第六十五條也明確規定：“在鄉、村莊規劃區內未依法取得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或者未按照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的規定進行建設的，由鄉、鎮人民政府責令停止建設、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因此，如果從規劃執行方面進行違法查處，地方部門甚至鄉、鎮人民政府即可以直接實施，而不需要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可以大大提高執行的實效性，特別是某些特殊情況下，如遇到雨季、地震、自然災害區違法建筑不及時拆除將危機其他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時具有積極的作

用。在我市其他區縣如峨眉、沙灣等地，對違法亂建行為由政府統一授權城市管理局負責，在處理的實效性上明顯較好，因此，建議建立以建設部門或者城市管理局為執行主體，區府法制辦、國土、城管、公安、鄉鎮等部門組成的強制執行協調配合機制，由區政府法制辦統一協調，相關部門共同參與。

2、委托建立強制拆除違法建筑的專業性隊伍。違法建筑建成后，大部分已在使用，給拆除工作帶來難度。委托拆遷公司實施拆除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提高強拆的速度，另一方面可以解決有人協調保障，無人動手拆屋的被動局面。

3、加大經費投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所需費用，包括行政訴訟費、房屋拆除費、復耕費等費用，確保經費到位是解決處罰執行難的重要保障。

第四篇：基層干群關系現狀成因及對策

基層干群關系現狀成因及對策

——關于涇河鎮干群關系的情況調查

劉貴志

基層干部長期處在農村工作一線，他們直接面對的是廣大農民群眾，干群關系問題則是基層干部所面對客觀現實問題。深刻認識基層干群關系的現狀、存在問題、形成原因以及今后的對策，對于進一步開創農村工作新局面，實現新跨越，謀求新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基層干群關系的現狀及影響干群關系的根源

當前基層干群關系主要有這樣幾種表現：一是關系和諧融洽。主要表現為基層干部能夠較好地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廉潔奉公，勤政為民。二是關系若近若離。這一類型較為普遍，主要表現為干部的群眾觀念淡泊、自律意識不強。三是關系互不相融。個別村的干部素質低，方法簡單粗暴，群眾怨聲載道。特別是第三種表現，導致干群關系疏遠、互不相融，究其成因有其深刻的根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個人能力素質缺乏，群眾信任度不高。當前，基層干部隊伍的中個別素質難以適應新農村建設的需要，具體表現有：一是現代知識的缺乏，本領上服務不了群眾。在基層工作的廣大干部由于知識陳舊，特別是在管理和發展地方經濟的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二是思想動機不正，觀念上背離了群眾。存在著“三觀”的現象：第一，就業觀，認為當個基層干部如同進工廠就業一樣，拿份工資養家糊口；第二，地位觀，一些同志認為自己當上干部地位提高了，把自己臨駕于百姓之上；第三，發財觀，認為升官意味著有權，有權就可以發財。三是自律意識不強，利益上傷害了群眾。一些同志沒有職務千方百計謀職務，謀了職務想方設法為自己謀利益，平時不能嚴格要求自己，一見好處就上，一有機會就鉆，一遇難題就讓。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四是服務觀念淡泊，感情上偏離了群眾。一些同志認為職務是自己奮斗來的，是上級給予的，與群眾無關，因而感情上、態度上偏離了群眾。出現了群眾呼聲充耳不聞，群眾困難視而不見。五是方法簡單，意識上渺視群眾。少數同志認為自己是個干部，群眾就得服從，不讓群眾講話，不顧群眾感受，不了解群眾實際，武斷下結論，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群眾，導致干群關系緊張。

2、基層組織軟弱渙散，工作凝聚力不強。基層組織是干群關系的橋梁和紐帶，其戰斗力凝聚力高低間接影響著干群關系。目前在一些地方存在的突出問題：一是率先垂范做得不夠。首先是怕接觸矛盾，個別基層組織的“一把手”，遇到一些較復雜的矛盾總是在回避，給其他同志做出了不好的樣子。其次是怕到一線接觸群眾，尤其是怕接觸對自己工作有意見的群眾，其他同志跟著效仿。再次是要求身邊同志做到的，自己卻未做到。二是駕馭全局能力不強。主要是駕馭不住一班人，一班人不僅是工作精力分散，思想精力也分散，無心做群眾工作，卻無辦法和對策去改變。駕馭不住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抓凸現不出來，顯得平平淡淡。駕馭不住復雜的矛盾。針對一些較復雜的矛盾，顯得束手無策。三是責任、考核不夠明確。分工雖明確，但責任不夠明確，存在著做好做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不追究任何責任，年終考核你好我好大家好，長此以往埋頭苦干的同志也就喪失了工作信心。四是班子成員合力不夠。成員之間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協調不夠，核心合力形不成。五是工資收入較低。一些同志由于工資不高，往往通過其他途徑來增加自己收入，沒有精力考慮群眾利益；一些同志千方百計通過不正當手段來增加自己收入，經濟上損害了群眾利益；還有一些村由于債務重，年終不能及時兌現一年的工資，干部積極性受到了嚴重挫傷。

3、任用、教育、監管缺位，制度約束力不夠。一是選拔任用時，未能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由于基層后備干部匱乏，在選人時往往只注重某些方面的工作能力，而忽視了德的因素。二是教育培訓引導得不夠。從宏觀上講，目前還沒有針對基層干部系統全面的教育培訓計劃、內容和方案，從微觀上講，上級組織對新上任的基層干部用談話代替教育培訓，一些同志能將談話銘記在心，不斷用來警示自己，而一些同志根本就未聽進去，談話一結束，腦子里空空如也，開展工作時，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維方式去進行，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工作缺乏針對性、實效性。三是監督管理不夠。隨著農村形勢的發展，原有的監管機制遠遠不能適應，目前存在著監管主體不明朗，責任不明確，監管內容不全面，時效不及時的現象，以至于讓一些同志鉆了空子，做出了一些違紀違規的事來。

二、進一步改善干群關系的對策和建議

1、堅持群眾公認，在選人上下功夫。首先是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基層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是可以通過培訓、實踐鍛煉提高起來，而品行品德不是完全可以通過教育培訓就能改變的，改變一個人的品德品行的成本往往要大于一個人的能力提高的成本，所以在選人用人時，既要注重能力，更要注重品德品行。其次是到群眾中去聽。選撥任用干部不能只局限在現任干部范圍內，要到廣大黨員、群眾中聽取意見。擴大視野來選人。三是讓群眾來選。把選拔干部要求、標準交給廣大黨員和群眾，讓他來參加推薦、測評，要充分相信并依靠群眾的力量來選拔任用干部。

2、圍繞群眾滿意，在育人上下功夫。基層干部服務群眾的意識、廉潔自律的意識不是與身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教育、培訓和引導。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打牢思想基礎。在教育的內容上重點強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思想的學習，用先進科學的理論來武裝大家頭腦。在教育的形式上做到集中教育與專題教育相結合；突出問題剖析與誡勉談話教育相結合；典型引路與后進整頓相結合。要加強廉潔自律的教育，筑牢思想防線。要讓基層干部深刻認識并處理好得與失的關系，不該拿的拿了，得到了不該屬于自己的錢物，失去的卻是群眾信任；不該做的做了，得到了不該屬于自己的所得，失去的卻是群眾支持；不該去的去了，得到不該屬于自己的享樂，失去的卻是群眾威望。要加強服務群眾的教育，樹牢群眾觀念。要大力提倡和引導干部努力為群眾多辦實事，辦好事。

3、緊貼群眾期盼，在考核上下功夫。群眾期盼的是辦事實在的干部，處理矛盾公道正派的干部，期盼的是不占不貪的干部。期盼是能帶領群眾致富的干部。政績考核也應緊緊圍繞群眾期盼來進行，做到三個明確，干部分工明確、責任明確，獎懲明確。政績考核采取三掛鉤：即與工資報酬掛鉤，與獎懲掛鉤，與任用掛鉤。通過科學合理的考核，讓那些群眾信任支持的干部得到應得的回報，讓那些不撿點自己，群眾不信任、不支持的同志退出干部隊伍。

4、關注群眾心聲，在監管上下功夫。群眾對基層干部的要求和期盼是能干事、不出事。為此在監管上，要抓住主要方面，實行全方位立體式監督管理。監督重點要突出。首先是突出工作作風的監督。作風好才能發展好，重點是圍繞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解決群眾矛盾和困難，主動接受群眾批評和建議等方面進行跟蹤監督。其次是突出工作成效的監督。工作成效既是監督的重要方面，也是群眾最關心的內容。工作成效如何，不是自己說了算，而是讓群眾來評判，目前就是要認真組織開展好“述、詢、評”活動。再次是突出重大事項的監督。對一些村辦重大事項，如修橋、鋪路、增設泵站、資產出售、資源發包、惠農政策落實等，事前邀請群眾共同決策，事中聘請群眾跟蹤監督，事后懇請群眾視察評價，全過程接受群眾監督。監督主體要明確。重點抓好上中下立體監督。所謂上：就是上級主管部門抓好監督管理，鎮民政科重點負責村務的規范操作和公開監督管理，鎮農經站重點負責財務規范公開的監督管理，鎮財政所負責惠農政策公開、執行情況的監督管理。明確各自職責，防止推諉扯皮。所謂中：就是班子成員相互監督，重大問題集體研究決定，不個人說了算。所謂下：就是發揮好村民監督委員會以及民主理財小組的作用搞好監督。監督形式要互補。重點抓好公開欄監督與專題會議專項審計監督結合起來，力求達到互補的效果。同時要不斷完善各項規章制度，為有效監督提供依據。

5、維護群眾利益，在懲處上下功夫。黨員干部違紀違規問題直接損害了群眾利益，也影響了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形象，是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要從維護群眾利益出發，把案件查處與解決基層干部作風，改善干群關系結合起來，重點對上訪村、后進村，問題較多的村認真剖析，嚴肅查處存在的問題。要加強對重大項目的監督，嚴肅查處大事小辦，多籌少辦，巧立名目，偷梁換柱等違規行為。要堅持“有案必查，有案必查好”的原則，堅持以事實為依據，認真把握辦案的各個環節，將每個案件辦成鐵案。要加大對辦案成果的運用，通過典型案件的剖析，分析原因，完善制度。同時用發生本身邊的案例來，教育廣大基層干部，以達到查處一人、教育一批的目的。

作者單位：江蘇省寶應縣涇河鎮人民政府

第五篇：群眾集體上訪的現狀、成因及對策調研報告

群眾集體上訪的現狀、成因及對策調

研報告

群眾集體上訪的現狀、成因及對策調研報告

根據《市委辦公廳關于開展群眾集訪問題專題調研的通知》精神，結合實際，現對我市群眾集訪的現狀、成因及對策匯報如下：

一、群眾集訪的基本情況

群眾集訪的主要數據情況

今年以來，我市群眾集訪的頻率急劇上升，重復集訪增加，異常集訪時有發生，信訪穩定形勢嚴峻。—月，群眾集體上訪批、人次，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了%，%。其中，到市集訪批、人次，到集訪17批、人次，到京集訪批、人次，分別占集訪總批次的90.，7.，1.，占集

訪總人次的94.，5.，0.。與去年同期相比，到市集訪批次、人次分別上升了134.，345.;到集訪批次上升了41.，人次下降了8.;到京集訪去年同期為0批、次。在這些群眾集訪中，重復集訪79批、378次，批次、人次分別占集訪總批次和總人次的36.，46.;異常上訪19批、66次，批次、人次分別占集訪總批次、總人次的8.，8.。與去年同期相比，重復集訪批次、人次分別上升了393.，858.，異常集訪批次、人次分別上升了137.，633.。

集訪反映的主要問題 我市群眾集訪反映的問題涉及企業改制、土地征用補償、人事勞動及社會保障、房屋拆遷安置補償、“三農”、商貿、市政、環保、糾紛等方面。其中，企業改制問題70批、388次，占集訪總量的32.，47.;人事勞動及社會保障問題42批次、37次，占集訪總量的17.，2.;土地征用補償問題34批、64次，占集訪總量的15.，7.;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問題17批、57次，占集訪總量的7.，7.;“三農”、糾紛等其它問題52批、277次，占集訪總量的24.，33.。與去年同期相比，企業問題批次、人次各上升了250.，439.;人事勞動問題批次和人次分別上升了425.，380.;土地征用問題批次、人次各上升了277.，483.;房屋拆遷問題批次、人次各下降了29.，23.;“三農”、糾紛等其它問題批次、人次分別上升了52.，446.。

群眾集訪的主要特點

一是集體上訪數量增多、規模增大。我市今年集體上訪增多，其批次和人次較去年同期均有大幅上升，且發生時間較為集中，有時一天到市集訪多達7、8批。集體上訪規模增大，特別是在涉及企業改制、土地征用安置補償等方面表現突出，在—月的群眾到市集訪中，50—10的集訪65批，占到市集訪總批次的33.;10以上的集訪30批，占到市集訪總批次的15.。

二是重復訪、到進京訪和異常訪增多。重復集訪占集訪總量的比重大，且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如在群眾到市集

訪中，重復集訪批次幾乎占市集訪總批次的5。到集訪批次與去年同期相比明顯上升，到京集訪的批次和人次驟增。異常上訪的批次、人次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有的圍堵糾纏領導，有的阻攔領導車輛，有的在市機關大院高聲喧鬧，甚至損毀機關辦公設施等，無序上訪現象較為突出。

三是集體上訪反映的問題較為集中。集訪問題集中反映在企業改制、人事勞動保障、征地補償三方面。特別是在到市集訪反映中尤其突出，反映這三方面問題的集訪約占到市集訪總量的6，其中企業改制問題約占4左右。

四是上訪呈現組織化趨勢。群眾集訪的組織化程度日漸提高，同一上訪批次內出現精心策劃組織、籌集上訪經費、尋求外援擴大影響等行為，不同批次集訪之間相互串聯現象有所顯現。

五是勸返處置和矛盾化解難度大。少數集訪群眾行為極端，不聽勸解，長時間滯留不歸;也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為

達一己之私，通過組織、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集體上訪，給市委、市政府施加壓力，勸返處置難。當前群眾信訪反映的熱難點問題涉及面大、矛盾復雜、尖銳，有的是已積壓多年的老問題，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化解難度大。

六是消極影響較為嚴重。集訪、重復訪、異常訪不斷增多，影響到了黨委、政府及各部門的正常辦公，分散了黨委、政府集中抓發展的精力，影響到了黨委、政府的形象和在群眾中的威信。

二、群眾集訪問題的原因分析

當前，隨著我市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問題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增多、復雜化，導致群眾集訪增多。總的來看，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部分因改革引發的矛盾和問題未得到及時妥善解決。一是企事業單位改制逐年積累和沉淀下來的矛盾和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部分職工在心理上無法接受“國營待遇”、“下崗失業”這個現

實，提出許多超越政策性的無理要求，因無法滿足便群起而鬧事。二是為加快經濟建設速度，高速公路、快速鐵路、電站和舊城改造等一批重點工程項目相繼開工，這些項目都因占用地多，涉及到城鄉居民和農民要離開祖輩世代生活的家園，心里上部分群眾本身就有抵觸情緒，加之對征地撤遷政策不理解，盡管政府完全按有關政策進行征地、拆遷補償，但仍不能滿足群眾的需要，這又產生新的矛盾，導致不斷圍攻政府，甚至阻擋施工的大規模群體性集訪鬧事。三是少數干部因為群眾反映的問題處理難度大，接待群眾存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不文明行政行為，或者采取躲、拖的辦法，致使小問題拖成了大問題，引發集體上訪。

信訪工作機制不健全。一是信訪工作責任制未完全落實。個別鎮街和部門對信訪穩定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深，重視不夠，信訪工作責任心不強，處理問題責任不明，使得相當部分的信訪問題

得不到及時解決，致使矛盾積壓，群眾集訪增多。二是信訪問題處置機制不健全。信訪信息的獲取、掌握、報送和信訪問題的處置脫節，工作較為被動。在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方面，普遍存在“重排查、輕調處”、“重匯報、少措施”的現象。排查出問題后相應的處置預案不充分，出現群眾集訪或群體性事件仍有盲目應付的;有少數單位對排查出問題置之不理，使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辦法不多，力度不大，這是造成群眾集訪、重訪、越級上訪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信訪工作的監督制約和責任追究機制尚不夠健全。對因工作不力、處置不及時、不妥當而造成矛盾激化引發群眾集訪、群體性事件、越級上訪、重復上訪的責任單位、責任人沒有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

信訪工作開展不夠扎實。一些基層干部遇事不愿管、無力管，矛盾糾紛出現后未予有效的疏導化解;有的問題涉及需由多個部門聯合處理的，相關責任單

位主動性差，不牽頭解決，甚至“踢皮球”，使矛盾積存、惡化，造成越級集訪。

信訪部門自身建設不夠。信訪部門人力、物力、財力保障不足，未能很好的發揮其統籌、協調、參謀職能。信訪部門的人員綜合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工作方式方法有待進一步改善。

宣傳、疏導工作未做到位。部分群眾不能很好地看待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足部利益與整體利益，不能正確理解政策，自私心太重，行為偏激，存在“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思想。也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專門組織、煽動群眾集體上訪給市委、市政府施加壓力，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現行信訪法規還不完善。對少數上訪人違反《信訪條例》的一些行為還缺乏剛性較強的處罰規定。

三、解決群眾集訪的對策及建議

群眾集訪事件的產生是當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種社會矛盾，其性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應采取教育、解決實際問題為主，站在穩定大局的高度，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標本兼治，遏制當前群眾集訪增多的勢頭。

進一步提高做好集訪工作的思想認識。從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從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高度，從維護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的高度，充分認識做好集訪工作的重要性，切實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積極穩妥地解決集訪問題，為改革、發展和穩定創造良好的大環境。

進一步做好群眾集訪處置工作。嚴格按照“分級負責，歸口辦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高度重視、妥善處置群眾問題。對已出現的群眾集訪問題，一要避免與其發生正面沖突。應要求其推選出代表，再與接待人員或領導直接對話，對他們提出的合理要求，應予以當場答復，對他們提出的無理要求要態度鮮明，講清法律和政策規定，打消其幻想。二要不懼怕群訪集訪。積極爭取

大多數，孤立少數，可以面對面開展宣傳攻勢，講明依法解決的方法和鬧事的危害。爭取大多數群眾的支持，對少數不法分子也絕不手軟，堅決繩之以法。三要分類處置。對于反復性的集訪事件，應采取分門別類、歸口負責，做好問題產生的專題調查研究，制定出徹底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使其盡快息訪。四要齊心協力，共同化解矛盾。處置群體性集訪事件涉及多個部門，有關部門必須步調一致，研究處置方案，明確部門分工，并按照分工各司其職，齊心協力做好集訪工作，爭取在短時間內達到明顯的效果。

進一步完善和落實信訪工作機制。一是強化信訪工作責任制度，完善“一把手”擔負信訪穩定工作第一責任人、分管領導具體負責、相關人員直接負責、相關單位協調配合的責任體系。二是完善辦信制度。糾正“重訪輕信”的認識偏差。及時妥善處理群眾來信反映的問題，重視群眾初信初訪的處理，努力提高一次

性辦結率，減少重復信訪。特別是對聯名來信反映的一些群體性問題，要明確責任，落實措施，限時解決，避免“信”轉為“訪。三是強化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制。立足抓小、抓早、抓苗頭，及時準確捕捉可能引發群眾集訪的信息，把工作做在前頭。特別是對群眾思想上的問題，要耐心細致地做好疏導工作，不能激化矛盾，努力將矛盾在基層得到依法、及時、妥善地解決。同時，嚴格依法行政，按程序辦事，減少因行政執法行為不當而引發的各種信訪問題。四是強化督查督辦。對一些重點突出信訪問題，信訪部門和黨委政府督查室要聯合督查督辦，確保問題得到及時處理。特別是對承諾解決的問題，應加大協調力度，加快督辦進度，盡快予以落實和解決，取信于民。五是強化責任制度。把信訪工作納入綜合目標考核，并實行單項考核和“一票否決制”，以強化責任，并更好地調動信訪工作積極性。對工作不力、激化矛盾等的相關單位和人員，要嚴格責任追究。

進一步加強基層信訪工作。基層工作既是群眾信訪的源頭，又是解決信訪問題、減少群眾集訪的關鍵環節。一是要樹立群眾觀點，牢記“群眾1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