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情理之中，意料之內,—— 對 李 慧 娟 現 象 的 思 考（模版）

資興市政府法制辦 郭 昌 明

近來全國部分媒體報道了洛陽市中級法院一起種子糾紛案。在這起普通的民事糾紛案背后隱藏著不“尋常”，引發不“尋常”的是洛陽市中級法院對該其種子糾紛一審判決中書（[2003]洛民初字第26號,以下簡稱該民事判決書）中的一句話。這句話就是“……《種子法》實施后，玉米種子的價格已由市場調節，《河南省種子條例》作為法律階位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自然無效……”，正是這句話，該案不僅遭到了河南省人大的質疑，而且主審該案的女法官法學碩士李慧娟面臨撤銷審判長和調離審判崗位的處分。社會各界對此也褒貶不一，從而引發了法學界對國內法律沖突適用的再思考。這我們稱之為“李慧娟現象”

2003年11月26日，《法制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種子官司的意外綻放》的文章報道此事。該文指出“……這起種子官司，給了人們豐富的討論空間，從下位法和上位法沖突到司法審查，到法制的統一性……，這起種子官司‘綻放’太多的意外。”對此，筆者認為，該起種子官司綻放太多的“意外”均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內。

一 該民事判決書，確有錯誤

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其審判工作的實質，就是一個法律適用過程，即在現行有效法律框架內，將法律意圖最大限度的貫徹落實。其特征有三：一是法院的審判工作是一個法律適用程序；二是法院審判工作的準繩是現行有效的法律框架內的法律；三是法院審判工作不能改變法律意圖。就這起種子官司而言，洛陽市中級法院錯誤有三：

1、審判工作越權

法院的審判工作是一個適用法律的程序，也就是說法院工作的職責是在程序上保障法律意圖的貫徹落實，而非在實體上對法律意圖的進行裁判。如果法院對法律意圖進行評判的話，則法院審判工作有越權之嫌。

就本案而言，洛陽市中級法院就案件所涉《種子法》和《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種子條例》）的適用上，只能依法作出適用選擇，而不能該民事判決書中作出實體裁判：“……《河南省種子條例》……與《種子法》向沖突的條自然無效……”。這樣的裁判無疑是以判決書的形式在實體上向社會宣告——《種子條例》的相關法律條款無效。這顯然是一種越權行為。嚴重背離了法院審判工作的職責。

2、法理司法化

法理與法律是兩個不同概念。法理是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法律具有法律約束力。也正因為如此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條才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也就是說法院的審判工作必須限定在現行有效法律框架內，法理不得作為民事案件審理的依據，不得司法化。

從該民事判決書中我們不難發現，洛陽市中級法院裁判《種子條例》相關條款自然失效的理由是“作為法律階位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沖突”。這一理由顯然是是法理中的國內法律沖突的適用理論，而不是法律規定。因此洛陽市中級法院的這一裁判行為明顯違反了《民事訴訟法》第七條規定，是“法理司法化”。

3、推不出

《立法法》在第五章適用和備案中，第七十八條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七十九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第八十條規定“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于本級和下級地方政府規章。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區域內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這一系列的法律的適用條款，僅僅只說明——在國內法律沖突的適用上，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優先適用。我們無法從中推出——與上位法相沖突的下位法就得失效，這一判斷。質言之，與上位法相沖突的下位法并非一定失效。

再回到本案中來，在現行有效法律框架內，洛陽市中級法院根據法律意圖，根本推不出《種子條例》“……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自然無效……”這一判斷，只能得出《種子條例》相關條不適用的結論。

因此，洛陽市中級法院該民事判決書，遭到河南省人大的質疑，是在情理之中，毫不意外。

二 國內法律沖突，能依法解決

在我國現行有效的法律框架內，法律為我們解決此類問題，提過了兩種途徑。

1、治標法

法院僅在法律適用的程序上，依據《立法法》對法律適用的規定，直接對沖突的國內法律規范的適用作出選擇。雖然這種方法不能從實體上糾正下位法的違反上位法現象，但是極為經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基于此，洛陽市中級法院對此案涉及國內法律沖突部分的裁判可以作出如下處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法律，《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是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地方性法規。由于在價格方面《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規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的規定不相吻合（也可以寫明具體的沖突條款序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十九條規定，被告提出在種子的價格方面適用《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這樣處理，洛陽市中級法院既避免了“法理司法化”也避免了從實體上裁判《種子條例》“相關條當然失效”，且又又將自己的審判行為切實置于現行有效法律框架之內。

2、治本法

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中止本案審理，依照《立法法》的有關規定將沖突的法律提請有關部門作出實體處理。這種方法能夠徹底解決下位法和上位法的沖突問題，但訴訟成本高，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基于此，洛陽市中級法院可以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對本案作出中止審理的裁定，同時依據《立法法》第八十七條、八十八條規

定將《種子法》和《種子條例》轉送有關機關處理。待處理完結后，再恢復本案的審理。

由于洛陽市中級法院繞過現行有效法律框架，而應用“法理司法化”的手段，來解決國內法律沖突問題，所以難免會產生“今后對下位法和上位法沖突作類似處理僅在法理之中”的意外。

透過本案，我們所注重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內法律沖突問題，更重要的是，法院審判工作突破現行有效法律框架的“法理司法化”給法律秩序所帶來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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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對李慧娟事件的憲法思考范文

張小玲

引子：

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女法官李慧娟在判決書上宣布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法《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某一條款與上位法沖突而自然無效，省人大主任會議作出要求地方人大對李慧娟法官免職的嚴肅處理的宣告。這一案件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強烈反響。有四律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審查《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效力，賀衛方，蔡定劍，董皞等著名教授在各大報紙上發表評論。作為一個有著一定法律信仰，追求公正，公平法律的本科大學生，這起事件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對李慧娟事件的憲法思考

李慧娟事件首先讓我想起了我國的法治狀況，它折射出了我國整個法治建設中的很多問題。目前，我國的法治建設可謂是轟轟烈烈，鑼鼓震天。可究竟法治是什么，我們離法治還有多遠？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

（一）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

（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現實生活中它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其它任何法律，法令不得與之抵觸，一切機關，組織和個人人都必須以之為根本的活動準則。

（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得到保障。

（四）國家機關的權力必須受法律的制約。

（五）司法獨立。

下面我將針對李慧娟事件，從法治的幾個基本內容分析一下其所反映出來的憲法問題和提出我的建議。

一.從人大行為上分析

根據憲法第99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的遵守和執行.《立法法》規定，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生效后，地方性法規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相抵觸的規定無效，制定機關應當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

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在《種子法》于2000年12月1日施行后，依照法律和《種子法》相沖突的條款應屬無效，省人大應當及時的予以修改或者廢止。在這點上省人大不作為，當法官提出法律沖突后省人大依然不作為，沒有對自己的法律合法性進行審查，事后卻分別向省高級法院和洛陽市人大常委會發出上述“通報”，要求省高院對洛陽中院的“嚴重違法行為作出認真、嚴肅的處理”，請洛陽市人大常委會“糾正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違法行為，對直接責任人員和主管領導依法作出處理，通報洛陽市有關單位”。這是否太專制，太霸道不合情理呢？對人大的不作為是否也應給予處分呢？我國憲法第5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為什么人大有如此特權？

其次，河南省人大常委會第24次主任會議認為，洛陽中院的行為，“其實質是對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的違法審查，違背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侵犯了權力機關的職權……是嚴重違法行為”。而要求對洛陽中院進行嚴肅處理，對李慧娟法官進行嚴肅處理。是否也越權了呢？第一，從資格和程序上看，根據法律精神，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不是人大的一個權力機構，它無權對外發出任何有法律意義的文件指令。而且，要作出決定也需要一定的程序。洛陽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王卓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證實，對趙、李二人的處分需要提請人大常委會討論，現在尚未履行這一法定程序。第二，從人大監督的內容上看，根據憲法，人民法院由人大選舉產生，對人大負責，受其監督。人大對法院有當然的監督權，但同時，憲法也規定了法官有獨立審判權，不受任何其他機關，組織和個人的干涉。也就是說，人大對司法的監督應保持在對審判權監督的范圍之外，如法官的貪污受賄，怠工瀆職等行為。否則，法官的獨立審判權會形同虛設，更別談司法獨立，法治建設了。

二.從李慧娟法官的行為分析

這個事件發生后，有很多人指責李慧娟法官越權，也有很多人從我國的現行體制和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方面為她辯護同情她。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她錯了越權了。我個人認為李慧娟法官是對的，理由如下：

（一）根據我國 《立法法》規定，下位法不能與上位法抵觸，否則無效。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強調要在民商事審判活動中加強裁決文書的說理，以保證判決的公正，公平，合理，提高審判的質量。法官對其所依據的 法律應做公開解釋。憲法第5條規定（在上文已提到）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1.要維護憲法的權威和法制的統一。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統一又是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要條件。只有法律統一，人們才能真正生活在同一法律準則下，法官在選擇法律時才不會有分歧，造成不平等。李慧娟法官不過是在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做了。就這個案件雙方爭執的焦點，也就是《種子法》和《條例》到底該用哪一個，這直接涉及到當事人的權利，在判決書中充分闡述適用法律的理由。即根據《立法法》的規定說明《條例》的有關條款因為與上位法相抵觸而自然無效。她這樣做不僅充分說明了判決的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家法律的統一。何錯之有呢？她積極的根據立法精神判案，違反了什么法？

（二）很多學者教授都在呼喚違憲制度的建立。其實我國早已有了這個制度，只是不夠完善，審查范圍窄，又缺乏程序保障，在現實生活中，權力主體又不作為，因而影響不大。依據1982年憲法和《行政訴訟法》以及《國家賠償法》，我國建立了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相結合，事先審查與事后審查相統一的違憲審查模式：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監督憲法的實

人大常委會討論，現在尚未履行這一法定程序。第二，從人大監督的內容上看，根據憲法，人民法院由人大選舉產生，對人大負責，受其監督。人大對法院有當然的監督權，但同時，憲法也規定了法官有獨立審判權，不受任何其他機關，組織和個人的干涉。也就是說，人大對司法的監督應保持在對審判權監督的范圍之外，如法官的貪污受賄，怠工瀆職等行為。否則，法官的獨立審判權會形同虛設，更別談司法獨立，法治建設了。

二 從李慧娟法官的行為分析

這個事件發生后，有很多人指責李慧娟法官越權，也有很多人從我國的現行體制和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方面為她辯護同情她。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她錯了越權了。我個人認為李慧娟法官是對的，理由如下：

（一）根據我國 《立法法》規定，下位法不能與上位法抵觸，否則無效。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強調要在民商事審判活動中加強裁決文書的說理，以保證判決的公正，公平，合理，提高審判的質量。法官對其所依據的 法律應做公開解釋。憲法第5條規定（在上文已提到）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1.要維護憲法的權威和法制的統一。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統一又是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要條件。只有法律統一，人們才能真正生活在同一法律準則下，法官在選擇法律時才不會有分歧，造成不平等。李慧娟法官不過是在按照法律的要求在做了。就這個案件雙方爭執的焦點，也就是《種子法》和《條例》到底該用哪一個，這直接涉及到當事人的權利，在判決書中充分闡述適用法律的理由。即根據《立法法》的規定說明《條例》的有關條款因為與上位法相抵觸而自然無效。她這樣做不僅充分說明了判決的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國家法律的統一。何錯之有呢？她積極的根據立法精神判案，違反了什么法？

（二）很多學者教授都在呼喚違憲制度的建立。其實我國早已有了這個制度，只是不夠完善，審查范圍窄，又缺乏程序保障，在現實生活中，權力主體又不作為，因而影響不大。依據1982年憲法和《行政訴訟法》以及《國家賠償法》，我國建立了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相結合，事先審查與事后審查相統一的違憲審查模式：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監督憲法的實施，對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的合憲性進行監督審查。２.司法機關有權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公務行為的合憲性，合法性問題進行審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由于沒有嚴格的程序保障，它本身又擔負著沉重的立法任務，且違憲審查的專業性很強，工作量又大，人大沒有能力，精力和時間去對所有的法律進行監督審查。也就是說人大在這方面只能無作為。那為什么不讓司法機關來有所作為，來填補這個空白呢？而且我們只要做一個小小的擴大解釋，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司法機關對國家機關的行為有違憲審查權，在這里我們可以把“對國家機關的行為的合法性與合憲性”擴大解釋為“包括國家機關的行為及其行為的內容的合法與合憲性”。權力機關也是國家機關，司法機關當然可以對其立法行為及其內容進行監督審查了。李慧娟法官宣布與國家法相沖突的某個地方法條無效，并沒有越權。何況完全可以理解為是法官基于自己對法條的理解進行的判斷。這是法官的一項權力，錯在哪里呢？

（三）面對法律沖突，在省人大又不審查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法官又不能拒絕受理的情況下，法官只有三種選擇：第一，繞道而行對法律沖突視而不見，對雙方當事人爭論的焦點充耳不聞，也不對適用的法律進行任何解釋，隨便揀一個用。這時她又有兩個選擇，（1）適用地方法規。這樣對法官也許還可以帶來某些利益（地方法官與地方人大有千絲萬縷的關系）；（2）適用國家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第二，裁決案件中止審理，在裁決中闡述理由，依照法定程序送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裁決。第三，像李慧娟法官一樣大膽的在判決書上公開闡述適用法律的理由。

第一種方法要么忽視了當事人的權利，要么不利于維護法律的統一；第二種方法無疑損害了當事人的權利和辦案的效率。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2個月才開一次會，一次會5-7天，有大量的問題要討論解決。等到裁決下來案卷上的灰塵不知有多厚了，對當事人已毫無意義了。不過這是大多數學者認同的，他們認為犧牲效率來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嚴肅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光是這樣成效有多大？即使是孫志剛事件這么嚴重的案子反映出的明顯法律沖突，法院都不敢說話，最后還是幾位學者提出要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有關條款進行審查。其影響仍是如此的有限。現在，法律沖突的案子的嚴重性和普遍性已到了只要對法律有所接觸的人都能列舉一二的程度。李慧娟法官的做法首先是在形式上維護了法律的統一，在客觀上引起了社會反響，使更多的人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必將推動立法，她的強烈也沒有錯。

最后，我想談一下的進步。所以從客觀影響來看從這個事件中所想到的一些需要通過立法來完善和規范的地方。

第一，完善違憲審查制度。在前面我已經講到我國現行的違憲審查制度的缺陷，使得其名存實亡。對于這一點，很多學者專家提出了很多的建議。我個人比較同意把違憲審查權給司法機關。在司法機關內部設立專門進行違憲審查的法院，因為法院的專業化水平比較高，專事專辦且有程序保證，可以有效的保障審查的質量。其次，又可避免監督者自己監督自己的尷尬。因為法院必須依法律辦事。

第二，調整人大的權力。一方面，對那些對其權力機關性質影響不大，而通過一定的改革后仍很難或無能行使的權力應下放給司法和行政機關，特別是司法機關，因為我國目前司法機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權力最弱小，而這將直接影響我國的法治建設。另一方面，對于它的性質和保障其權力有效行使的權力，如立法權，監督權等要切實有效的行使。對過去不能行使而被其他機關行使，現在或將來通過一定的改革后有能力行使的，要收回，如財政權等。

第三，改革法官任免體制。法官任免的地方化必然導致法官的地方化，這不利于法制的統一和法官獨立的實現。既然法官和檢察官都是司法人員，法官的任免制度完全可以仿效檢察官的任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法官由院長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一陣優同級人大任免，并須報

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請該級人大常委會批準。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其他組成人員由院長提請本級人大常委會任免。這樣既可以照顧人大的監督權，又使得人大對法院法官的影響有限，有利于司法獨立的實現。

張小玲

2003年11月22日于中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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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李慧娟案

河南種子案——李慧娟事件再調查

一年前，因在判決書中“自然無效”的表述，被地方人大定性為涉嫌“違法審查”，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年輕的女法官李慧娟面臨被撤職的命運。

五一黃金周后的第一天，李慧娟如常回到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上班。李慧娟事件似乎輕輕劃上了一個句號。然而事件所涉及到的不僅僅是一個法官的命運問題，更折射出建設法治中國的許多新老問題。法官面對法律沖突的抉擇時怎么辦，人民法院是否應享有有限司法審查權？

李慧娟事件再調查

第一次聽說李慧娟是在去年11月，當時清華大學法學院邀請記者參加一場關于“法院與司法審查”的研討會，此成為記者關注此起也被稱為“河南種子案”的開始，然后就陸陸續續知道，李慧娟事件成為了各大媒體的焦點，并成為“2003年末最熱點法治事件”。第一次正式與李慧娟接觸，已是在今年5月8日。今年1月初，因為身體原因，李慧娟休假回到北京。4月初，洛陽中院打來電話催促她盡快回來上班。所以五一黃金周剛過，她就乘坐火車回洛陽。返豫前，記者與李慧娟約定了采訪的時間。

李慧娟，女，刑法學碩士，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就是外表文靜柔弱的她，在去年5月27號對一宗代繁種子糾紛的案件進行審理的判決書說――“《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階位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自然無效??”，此判決一出，開始在河南、繼而在全國引發軒然大波。

惹“禍”的判決

事情的起因是一宗代繁種子糾紛的“小”官司，李慧娟是此案的審判長。一份認定《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與《種子法》沖突而“自然無效”的判決，為這位年輕的女法官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2003年5月27日，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一起種子賠償糾紛案時，遭遇法律沖突問題。在庭審中，就賠償損失的計算辦法原、被告爭議激烈，原告主張適用《種子法》，以“市場價”計算賠償數額；被告則要求適用《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以“政府指導價”計算。面對擺在眼前的法律抵觸問題，承辦該案的女法官李慧娟在院審委會的同意下，支持了原告的主張，并在判決書中做了“《種子法》實施后，玉米種子的價格已由市場調節，《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位階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抵觸的條（款）自然無效”的表述。

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強烈反響，河南省人大認為這樣的表述“其實質是對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的違法審查，違背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嚴重違法行為。” 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發了《關于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民事審判中違法宣告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有關內容無效問題的通報》，要求河南省高院對洛陽市中院的“嚴重違法行為作出認真、嚴肅的處理，對直接責任人和主管領導依法作出處理”。洛陽市中院黨組根據要求作出決定，撤銷判決書簽發人民事庭趙廣云的副庭長職務和李慧娟的審判長職務，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審判員。該決定只是尚未履行提請洛陽市人大常委會討論的法定程序。

“李慧娟事件”由此拉開序幕。

而由于事件在輿論和專家、學者、法律界人士的關注下逐漸發生戲劇性的轉折和趨向明朗化，提請洛陽市人大常委會討論的法定程序就一直沒有進行。李慧娟也一直沒有收到法院送達的任何書面處理意見。4月初，院里電告她如果身體允許，希望她盡快回來上班。置身繁華的北京街頭，呼吸雨后清新的空氣，漸漸恢復了往日的平靜，李慧娟感慨良多，心里甚至漾起不真實的感覺，事情真的就這樣過去了嗎？

法官面對法律沖突的抉擇

回首往事，李慧娟告訴記者，她自始至終在盡自己作為一個人民法官的責任。但是分析事件的原委，我們不難理解當時的她面對法律沖突的慎重與判決后面臨的尷尬境地。農業部種植業管理司負責種子管理的隋司長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種子法》出臺的精神就是市場化，現在種子沒有政府指導價，都由市場定價。各地有關和《種子法》沖突的規章的條款都應修改、廢止。”在這一點上，下位法與上位法的沖突無疑存在。

在我國，由法院直接宣告地方性法規某些條款無效并不多見。但近年來，由于下位法即地方條例、規定與上位法即國家法律發生抵觸較多，法官該如何選擇適用法律的問題卻逐漸增加。法院有權拒絕適用地方性法規嗎？法官有權宣布地方性法規條款無效嗎？面對地方條例與國家法律有抵觸的時候，法官該怎么辦？“河南種子案”，一樁普通的合同糾紛演變為一場法律“地震”就緣于此。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曾經不止一次的法律沖突擺在眾多的法官面前，但他們中大多數不得不選擇小心翼翼地繞道而行。在此案中，李法官沒有停止審理，她無意中直面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法律沖突問題，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法官的做法。

李慧娟法官惹“禍”，卻帶來了一場關于司法實踐的務實的大討論。來自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國家行政學院等高校及研究機構的知名學者、專家，以及長期從事法律實務的律師、法官們，紛紛予以極大的關注。國家行政學院杜鋼建教授認為，李慧娟事件是我們促進統一法治秩序和統一市場秩序進程中的標志性事件之一。入世前中央已經在對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包括地方法規進行了清理，而且從2000年至去年的清理力度更大，很有成效。但問題依然很多，具體表現在：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是一種缺少統一市場秩序的市場經濟，沒有一個在一個主權國家中應有的以憲法法律尊嚴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記者最新獲悉，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3月30日《關于河南省汝陽縣種子公司與河南省伊川縣種子公司玉米種子代繁合同糾紛一案請示的答復》上是這樣說的，《立法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性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規章”。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解釋：

（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為依據”根據上述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認為地方性法規與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不一致，應當適用法律、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這個批復所傳達的信息，無疑是比較明確的。

李慧娟事件似乎就這樣輕輕劃上了一個句號。

一個法官的命運在中國的法治進程中也許算不得什么，但卻頗具意味。

鏈接: 人民法院應享有有限司法審查權

2003年11月19日，肖太福、涂紅兵、陳占軍、朱嘉寧四位律師依據立法法規定，向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遞交了“關于審查《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建議書”。建議有兩條：一是依法審查《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的法律效力，并向河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書面審查意見。二是盡快審查和清理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和各地的地方法規，責令制定機關廢止或修改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

2000年3月通過的《立法法》為法律沖突提供了解決的途徑和機制，即允許有關國家機關或者公民、組織在認為法規和憲法、法律相抵觸時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申請處理。但《立法法》實施至今，公民直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提出審查法律、法規是否違憲、違法的申請并不常見。

一直參與并關注事件發展的清華大學憲法與公民權利中心副主任、北京中孚律師事務所肖太福律師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在目前我國憲法框架和司法體制下，人民法院沒有合憲性審查權是毫無疑問的，但人民法院有無合法性審查權卻是值得深思的。當下位法與上位法相抵觸時，司法審判實踐中人民法院可以選擇三種方式：其一，中止審理，逐級上報，等候裁決。其二，直接使用上位法，避開下位法。其三就是行使“有限司法審查權”，審查下位法的效力，適用上位法。即在判決中明確審查下位法，指出下位法與上位法相抵觸的地方，并根據憲法的精神和立法法的依據宣稱與上位法相抵觸的條款無效。這種方式是對雙方當事人的一種同等對待，通過解釋法理和法律，明確告訴當事人判決的理由，使當事人心服口服。對于“有限司法審查權”，肖太福是這么定義的：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人民法院應當享有的對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的權力。由于合憲性審查權在我國法律中明確賦予給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因而，各級人民法院沒有合憲性審查權，只有合法性審查權，即對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是否符合法律的審查權力。這種只有法規合法性審查權的司法審查權就是有限司法審查權。“與完整的司法審查權相比，有限司法審查權有以下特點：

1、沒有合憲性審查權，只有合法性審查權；

2、限于對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以及各種規章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沒有對法律和憲法進行評判的權力；

3、對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以及各種規章的合法性所作的審查和評判，效力只限于具體個案，對其他法院和案件沒有必然的效力；

4、限于對與法律相抵觸條款的效力作出評判，對整部行政法規、地方法規或規章的效力不做評判；

5、所作評判不是最終的，當事人和制定機關有異議，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申請對爭議中的法律條款做出最終裁決。”

第四篇：周慧娟：對生命許一個承諾

周慧娟：對生命許一個承諾

周慧娟總是默默地和隊員們一起加班，直到把最后一名患者送走。圖為周慧娟在納米比亞為當地患者進行拔罐治療。

小小的個子，忙碌的身影，甜甜的笑靨??剛剛獲得2015年“浙江省優秀護士”稱號的周慧娟，不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單位，都是最努力的那一個。

“我是護士長，這事我做最合適”

在周慧娟眼中，翻看科室里患者的病歷就猶如在看一本本“沉甸甸的血淚史”。因為這里的住院患者幾乎都是腫瘤晚期，無法手術，只能保守治療。在我們的想象中，腫瘤患者大抵是悲觀甚至絕望的群體，但在周慧娟26年的護理生涯中，她遇到的哪怕是癌癥晚期多發轉移的患者，都對“活著”抱有莫大的渴望。

15年前，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收治了一名卵巢癌晚期的患者，患者已到了最后的癌痛階段，連喝水也只能一小口一小口吞，且每一小口都要間隔一段時間。即使是這樣，患者的求生欲望一直很強，每天只在實在疼得受不了的時候才讓護士打一針嗎啡。臨近歲末，監護室里情況稍好的病人都陸續回家過年了，只剩下她一個。盡管大家都知道她的病已然沒有任何好轉的可能，但就為著一句“醫生，我想多活幾天”，周慧娟還是留了下來，帶領整個科室為了這僅有的一位患者輪流值班，直到過了正月十五，這位患者帶著對人世間的無限眷戀安詳地離開。

當時，為了患者，周慧娟和她的團隊連續工作了72小時。病人走了，家屬們悲慟欲絕，病房里亂作一團。周慧娟讓幾個護士姐妹在一旁安慰家屬，自己則默默地做起了尸體護理。她先將搶救儀器從病人身體上移除，再用溫熱的毛巾把病人的污血擦拭干凈，小心翼翼地縫合好傷口，將壽衣一件件整整齊齊地替病人穿上??憶及當時的情景，周慧娟說：“病人走了我很難過，但家屬更難過。如果此時讓家屬親手去護理病人，肯定會造成心理的二次傷害。而且護士們年紀都很小，害怕或有顧忌也是正常的，我是護士長，這事我做最合適。”

“戴上口罩和燕尾帽一定很好看”

周慧娟踏進臨床護理這個門檻的機緣，其實頗為偶然。那時的她還在上初中，老師看她眼睛大大的，還有兩個小酒窩，猜想著“戴上口罩和燕尾帽一定很好看”。就是因為這無心插柳的一句話，周慧娟帶著對白衣天使的崇敬和向往，懵懵懂懂走上了學醫的道路。

1990年，19歲的周慧娟從杭州衛校畢業，被分配到了浙江省腫瘤醫院。“愛學”是大家對她的一致評價。雖然畢業了，但周慧娟一踏上護理崗位，就又參加業余學校的英語學習，從護理大專一路讀到護理本科。和她搭夜班的護士都知道，周慧娟永遠是上兩個后夜班的。當時，醫院位于城市的偏僻角落，往返市區只有兩趟公交車，周慧娟每天都要等上半個多小時才能等來一輛，車程一個多小時，再步行半個小時才能到學校上課。不僅如此，對于每一次外出學習的機會，周慧娟也都異常珍惜。在邵逸夫醫院進修的時候，為了不影響學習和工作，她趁休息日就把婚匆匆結了，晚上還穿著新娘裝去夜大讀書，最終圓滿地完成了進修任務。

多年臨床一線的工作經歷，使周慧娟在肺癌護理、食管癌護理、老年患者術后監護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20多年來，她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多篇相關文章，成了護理部名副其實的“女秀才”。她堅持認為必須以充分止痛為前提，強調有效的呼吸道護理才是科學可行的方法，提出針對術后并發癥排查的逆向思維法，為臨床醫生取得了第一手資料，為患者贏得了寶貴的亞危重可逆期。

1997年年底，還在家中休產假的周慧娟被高票提名為科護士長。當時，她年僅26歲，也因此成為了省腫瘤醫院里最年輕的護士長。

“信賴往往創造出美好的境界”

如今雖已年過不惑，但周慧娟依然保持著一份孩子般的純真與美好。對于曾經的一段參加援非醫療隊的經歷，她舉重若輕地說起了最初的原因：“就像那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樣。而且自己也能順便學習一些中醫中藥方面的知識，多好啊！”

經過層層篩選和考核，周慧娟終于如愿踏上了那片土地。納米比亞是一個艾滋病、瘧疾肆虐的地方，周慧娟的病人有30％是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攜帶者，針灸治療過程中針刺傷很容易發生，即使防范再嚴密也有很大風險，周慧娟就曾無意中發現自己手指有破損的情況。“當時我想如果感染上了艾滋病我就不回國了，永遠留在這里當護士算了。”周慧娟云淡風輕地笑了。

面對可能被傳染的危險，隊員們沒有退縮，反而在納米比亞首都的公立醫院開設了一間中醫診室，為當地患者進行針灸拔罐治療，也為華人華僑和中資機構提供綜合醫療服務。在四人醫療隊里，周慧娟除了負責診室的日常工作外，還充當著“老大姐”和“兼職會計”的角色，她的手機 24小時開機，任何時間都處于“一級戰備”狀態。她曾多次參與集體食物中毒的搶救直到深夜，雙休日時則背著醫藥箱為行動不便的老人上門服務。

一傳十、十傳百，來診室求醫的患者絡繹不絕，許多人甚至不遠千里。在納米比亞，車是稀缺資源，大部分人出行僅僅依靠雙腿，有的甚至是走了幾天幾夜才勉強趕到，卻早已錯過了診療時間。每當這時，周慧娟總是不忍心拒絕，而是默默地和隊員們一起加班，直到把最后一名患者送走。

周慧娟在援外期間的突出表現受到了當地政府和我國大使館的高度贊揚。納米比亞國父努喬馬總統盛情邀請周慧娟參加家宴，大使館和中資機構向她頒發了中納友誼特別貢獻獎，我國駐納米比亞大使還特地發函贊美周慧娟的仁心仁術。

當鮮花和榮譽如潮水般涌來，周慧娟卻認為，收獲了當地老百姓對中國醫生和中醫中藥的信任才是最寶貴的財富。納米比亞物質匱乏，土著居民雖然沒有什么文化，但他們每次來看醫生都坐在狹窄的走廊里默默等待著，安靜而虔誠。甚至有時，護士稍有一些小差錯，病人也能夠體諒。有一次，一位中年婦女穿著“層巒疊嶂”的民族服飾來扎針灸，底下是一件蓬蓬的襯裙，護士忙碌中竟然將一根針落在了她身上沒有拔出。第二天，這位淳樸的婦女居然將這枚針用手帕一層一層包好，特地送還到醫療隊，絲毫都沒有責怪的意思。這件事對周慧娟觸動很大，盡管不是她犯的錯，但之后卻時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仔細仔細再仔細，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紕漏。“這位病人讓我想起了一句話：信賴往往創造出美好的境界。”

“能救那孩子就好啊”

2014年6月5日，周慧娟結束援外任務回到了祖國，在新一輪競聘中擔任醫院綜合病區護士長。一邊身體狀態還未恢復，一邊新的工作環境需要適應，她病倒了，瘦了6斤，卻依然沒有休息。

9月的一天，周慧娟忽然接到中華骨髓庫打來的電話。原來，多年前她曾填寫過一張自愿捐獻造血干細胞的表格，而今天一位白血病患者竟然與她配型成功了。電話那頭有些遲疑，因為他們不知道時隔多年后周慧娟是否依然愿意履行當年的諾言。

聽到這個消息，周慧娟毫不猶豫答應了。但家人卻都因為擔心她的身體狀況而不贊同，七旬老母甚至老淚縱橫。為此，周慧娟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慢慢說動了老母親。可老人家此時還不知道，女兒早在杭州護校時還填寫過一份遺體捐贈書，自愿捐獻眼角膜。

經過高分辨檢測和全面體檢，周慧娟和患者的配型非常成功。12月19日，周慧娟住進了浙江省中醫院，由于她的血管細、流速慢，而受捐方體重偏重，整個采集過程長達4小時之久。當愛人為她讀著患者家屬寫來的感謝信時，周慧娟露出了笑容：“能救那孩子就好啊。”腫瘤醫院的領導送來了慰問金，沒想到周慧娟一轉手又贈給了患者家屬。周慧娟說，這么多年她一直沒有換過手機號，就是因為怕需要配型的患者找不到她。

“作為省腫瘤醫院的一名醫務人員，我見到過太多的生離死別，知道配型成功對腫瘤患者而言意味著什么。曾經說過的話，就是對生命許下的承諾。”

第五篇：對城管現象的思考

對城管執法亂象的思考

在城市管理執法中，執法人員與被執法者的沖突屢屢發生，城市管理執法陷入了城管暴力執法與百姓暴力抗法的怪圈中。隨著城管執法中沖突的升級這一現象已經嚴重的影響了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所以改善城管與被執法者的關系，推行文明執法對于構建和諧文明的城市環境有著重要的意義。

城管執法即城市管理綜合執法起源于199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關于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規定。該法第十六條規定：“國務院或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它把原來分屬于環保、環衛規劃、工商等職能部門的行政處罰權全部或部分集中于一個機構，即把一些職能部門所擁有的管理權、審批權和處罰權中的處罰權分割出來，以履行城市管理中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職責，完成對違反城市管理法規的當事人實施行政處罰，維護城市管理秩序的任務。

城管執法以來對于城市的綜合管理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也獲得了一定的好評，但是由于我國城市管理綜合執法起步晚，相關法律不健全，城管執法人員素質普遍不高，隊伍建設不成熟，缺乏相關的工作經驗導致在執法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加上目前在城市管理綜合執法中濫用職權、執法違法、隨意收費、任意罰款、以權謀私、作風粗暴、態度蠻橫等現象屢見不鮮導致民眾對城管群體不滿。

城管的暴力執法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危害，表現在：

1、加重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暴力執法，會帶來暴力抗法。由于城管執法的對象主要是下崗工人、無業市民和農民等為生計而從事“違法”經營的攤點商販，這些人一般素質較低，且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所以暴力執法的直接邏輯結果便是暴力抗法，以及社會大眾出于對弱勢群體的同情而對城管執法工作的不滿甚至憤懣。這種以暴制暴的執法方式，一方面會導致執法對象的暴力抗法，引發一系列執法者與被執法者之間的暴力沖突事件；另一方面，會引起全社會對城管部門執法工作的不支持，給執法工作帶來巨大的阻力，這將嚴重威脅一個城市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發展。

2、削弱法律權威，損害政府形象。城管本是相關法規的捍衛者，是國家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執法者，然而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執法犯法，野蠻執法偏離正常軌道，有悖于國家相關的法律精神，這會削弱城管在執法中的法律權威。同時城管是代表政府進行城市管理的執法，在執法中的不當行為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形象，影響政府與群眾的關系。城管執法出現如此多問題的原因在于：

城管執法制度上的缺失是根源首先城管執法制度使城管處于不利的地位。城管執法行使的是一種相對集中的行政處罰權，由城管局統一行使若干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有關行政機關則不再行駛相關職權按照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和國務院的要求，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后，對城管執法機關履行職責的活動，原來的有關行政執法部門要積極支持、配合。但是在實際的城管執法過程中，有關行政執法機關對原歸屬其管轄的違法現象不聞不問，市城管執法得不到其他相關部門的支持。另一方面，城管執法制度使城管執法既處于城市管理的末端，又是城市管理的第一線。使得執法者既要直接面對被執法對象并行使自由裁量權，又成為裁量結果的直接實施者。既開罰單又當面索要罰款的執法方式在程序上存在不合理性，不利于執法工作的順利進行。

其次，城管執法制度的相關法規不健全，雖然城管隊伍經歷了13年的發展，但是到目前為止全國仍然沒有一部專門針對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的獨立的法律文件產生。除法律缺失外，城管執法更沒有規范的執法程序可以遵循，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隨意性，自主性很大，執法過程難以做到公平、公開、公正。此外針對城管執法的相關監督機制沒有建立，使得執法過程中超越法律范圍的事時有發生。

執法主體不文明是主觀原因，由于城管執法隊伍建設起步較晚，執法隊伍在構成上比較復雜，其中一些人沒有受過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基本素質培訓，少數執法人員的個體素質與執法要求差距較大。另外，部分執法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公仆意識差，執法觀念不強，作風紀律松懈，甚至作風霸道。不文明的執法現象在城管執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許多城管執法人員在對違法行為進行糾正、制止時往往采取過激行為，導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屢屢發生。城管執法主體的不文明執法是激化城管執法主體與執法相對人間的矛盾，導致暴力執法的主觀原因。

執法的工作性質和環境是可觀原因由于城管執法隊伍建設起步較晚，執法隊伍在構成上比較復雜，其中一些人沒有受過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基本素質培訓，少數執法人員的個體素質與執法要求差距較大。另外，部分執法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公仆意識差，執法觀念不強，作風紀律松懈，甚至作風霸道。不文明的執法現象在城管執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許多城管執法人員在對違法行為進行糾正、制止時往往采取過激行為，導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屢屢發生。城管執法主體的不文明執法是激化城管執法主體與執法相對人間的矛盾，導致暴力執法的主觀原因。

分析上述原因，要解決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過程中的這些問題，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

1、轉變城管執法理念現代城市管理的目標是提高市民的生活質量，當人們的需求與城市管理的要求想矛盾時“人的需求”應放在第一位，實現“人性化”管理。城市管理既要體現對強者的肯定，又要對弱者進行有效的照顧和關懷，既要滿足城市管理秩序的要求，也要滿足城市弱勢群體的生存需求，體現和諧社會的寬容精神，以人為本，樹立市民主體的觀念。城管部門要從原有的不文明執法中吸取經驗，轉變城管執法的理念，成為為人民服務，為弱勢群體解決實際困難的好公仆。在具體的實踐操作中就體現為從“只堵不疏”到“堵疏結合”，為城管相對人謀出路。提供公共物品，滿足百姓需求是政府的責任，而照顧社會弱勢群體，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更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只有政策引導得當，城管執法相對人才會選擇合作守法的生活方式。以在個城市普遍出現的夜排檔為例，一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區可以根據市民需要，指定時間、地點經營，為流動商販向坐商轉化提供條件。而在一些小城鎮，可以在城郊威震寫分散在城市中心商販建立集中經營的場所，既可以減少與流動商販“打游擊”，美化市容，又可以是商販們的生計問題得到解決，并滿足市民的需求，融洽市民與政府的關系。

2、完善城管執法相關法規，針對城管執法部門法律地位不明確和在執法過程中缺乏執法依據的現狀，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制定出一部專門的有關城市管理的綜合執法的法律，使城管執法部門能夠得到城管相對人更大的認同。同時加快建立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使城管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有具體的處罰標準，壓縮自由裁量權彈性，避免出現隨意收費、任意罰款、濫用職權的“城管現象”，不斷提高依法行政和嚴格執法的質量和水平。另外，城管執法行使執法權，不僅要嚴格遵守實體法，而且要有一套嚴格的程序法。程序合法是實體合法的保障，在實體合法的基礎上重視程序，才能保證行政執法行為的公正、合理，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機關應有一套切實合理的程序可循。如調查取證制度、公開制度、公正制度、回避制度、時效制度、聽證制度、辯論制度、審查決定制度、處罰決定備案制度等，并用有關監督力量保障各項制度規范化運行。城管執法機關要確定一套具體且有操作性的行政執法決定程序和執行程序，如行政處罰決定程序中的易程序應遵循的實施步驟表明身份、指出違法事實，說明處罰理由和依據；告知當事人權利；聽取當事人陳述和申辯；制作筆錄，填寫處罰決定書，交付處罰決定書，備案。

3、加強城管執法隊伍建設，城市管理部門必須高度重視隊伍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的道德素質和專業技能，錄用管理人員必須要嚴格要求，讓高素質的人員進入城管隊伍，把不合格的人員及時清理，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加強執法人員的自制通過思想教育糾正工作中的不正之風

4、加強城管執法的宣傳，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識是實現城市管理制度化的文化基礎，因此必須重視市民的法制教育，增強城管法制意識，開展豐富多彩的宣傳活動，讓群眾了解城管執法，支持城管執法。

通過采取轉變城管執法理念、在具體政策上更多地體現執法相對人和公眾的權益、加強非政府組織在城管執法中的運用、完善城管執法相應的法律法規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設等對策,可以有效地使城管執法走出困境。